中国湖湘文化范文（精选6篇）
中国湖湘文化 第1篇
从“新时期”湖南小说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摘要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系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湖湘文化名人对湖湘文化的塑造及定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时期”湖南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长期受湖湘文化影响和浸润的作者创作的作品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子”，“新时期”湖南小说从小说中的人物这个侧面反映出了湖湘文化的强烈的担当精神。
关键词“新时期”湖南小说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秉笔直书
文学的地域性，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区域的作家在题材、主题选择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特定的地域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随着源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湘军”的兴起，带有典型“湖湘文学”烙印的“新时期”湖南小说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土生土长或者长期生活在湖湘大地上的湖南作家创作的小说或多或少融入了以湖南人、湖湘地域及湖湘文化为创作背景的素材。这些小说题材、内容虽有不同之处，但源于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却一脉相承。
一、“新时期”湖南小说
从时间方面界定，“新时期文学”是指76年4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尤其是78年12月十一届山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还很短，作为一个独立时段的文学成就还有待历史的验证，但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文学是与这个时期的经济一样繁荣。这个时期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受到冲击的文化观念不断变化，不同时空的价值共同交汇，大众文化的兴盛、精英文化的转型、主流文化的分化使一些貌似对立的命题和谐地共生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之中。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化湘军”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界的一朵奇葩。这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深刻的变化，反映社会思潮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的呈现出来。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本文拟以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古华的《芙蓉镇》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为例，探讨一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二、湖湘文化的影响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文化作为中华大地上的一支地域性文化，自有其特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一种特定的“生态文化”，也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钱基博先生曾就湖南的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发表过独到的评述：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
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1]
湖南东西南三面环山，峰峦起伏，交通不便，所以主要靠发展小农经济。贫乏的土地资源促使人们不得不精耕细作，长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湖湘民众吃苦耐劳的品格，钟灵毓秀的山山水水，使得湖湘子弟的思维更加敏捷，周遭山水阻隔封闭的地理环境，培养了湖南人的独立意志，同时促进了湖南人如魏源“开眼看世界”敢为天下先的一种开拓进取精神的形成。作为最基本的土地不会增多，也不增值，即使从政经商也受制于资源贫乏的限制，使得湖湘子弟中有志者大都能走出家乡，走出湖南，也总是渴望外部世界，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显聪明才智，这与近代湖南大地上走出众多的革命家军事家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心系天下，关心民众，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湖湘文化担当精神的体现。
三、小说中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 小说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都是以生活中的某些人或者某些事为蓝本的，都是通过对现
实的描绘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尽管采用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作者也仅仅是通过艺术手法对某些人物形象进行了艺术的处理与加工，使其更加具有代表性，更加生动形象，但是其内在逻辑却是真实的，是一种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艺术作品。
“新时期”湖南小说的内在精神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一是心忧天下，敢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三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四是舍我其谁，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五是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六是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一）、心怀天下，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
心忧天下，敢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也就是一种忧国忧民意识。对这句话最恰当的注解大概
就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这就是湖湘文化所浸润下的湖湘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反映。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主人公苏冠兰、丁洁琼、叶玉涵就是科学报国的典型。留美物理
学家丁洁琼作为发明原子弹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目睹美国政府将原子弹投入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使日本遭受生灵涂炭之灾后历经千辛万苦毅然要求回国，放弃美国政府提供的优厚待遇，就是明证。而苏冠兰、叶玉涵这对中年夫妻更是精忠报国的代表，他们终生致力于中国的医疗研究事业而无怨无悔。在古华的《芙蓉镇》中，以“芙蓉姐”胡玉音的人生遭遇为主线，借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揭露了“左”倾思潮对人心灵的戕害，揭露了“文革”的反动本质。作者通过对文革期间的种种压制人的行为的控诉与反思，实际上就是作者心忧天下精神的体现。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涉世之初，四处碰壁，依然坚守着信念，内心充满了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和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身居高位后，池大为并未完全充斥庸人气息，游刃于官场的波诡云谲之间却时常告诫自己做个好官，尽力做好事。池大为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继承了父辈的[1]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套传统的价值理论，即使在后来的仕途中与父亲预设的轨道相脱离，仍心怀百姓，不得不说是湖湘文化的爱国爱家情怀的一种体现。
（二）、以天下为己任，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在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永远都要做道德的守护神，做丑恶的鞭挞者，做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健全的社会，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充当社会底线的捍卫者这么个角色。时代敬重那些奋笔疾书针砭时弊的鲁迅式“下笔见血”的英雄人物。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抱负，铺纸握笔则见世间冷暖。这种秉笔直书精神作者做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也做到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张扬写出了曾被列为“禁书”的《第二次握手》的首版，并
因此而入狱甚至险些丢掉性命。书中歌颂科学救国，赞美知识分子，讴歌了主人公为了理想和信念，勇于牺牲自我，报效国家和民族的优秀品质。另外，作品颂扬了“小资产阶级爱情”，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文艺作品以革命样板戏一枝独放的社会氛围里，刻意去描述和赞美所谓“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之类的小资故事，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背道而驰的。这便是张扬的那种秉笔直书的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阎真的《沧浪之水》写了年轻知识分子池大为在官场上的异化过程，道破了某种长期被
遮掩的用人潜规则。池大为兢兢业业、关心群众却处处受制，连孩子上个幼儿园也费尽周折，后来他学会了吹吹拍拍、弄虚作假，立即飞黄腾达，官至厅长。无论这些作家对生活是讴歌的，还是批判的，我们都不难看出他们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出自内心的热爱。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相承的，是湖南小说源于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的秉笔直书精神。池大为下乡调查全省的血吸虫病状况，坚持按照实际情况汇报调查状况，就是源于知识分子的一种秉笔直书精神。
（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中，留美女物理学家，在美国各学术权威的学术霸权的欺压下，毅然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学术水平，推翻了学界大师的理论，并在自己严密的思维逻辑的支撑下创立了鼎鼎有名的“丁氏理论”，便是湖湘文化敢为人先开拓精神的一种体现。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在官至厅长身处体制内中之后，在当下官场的混乱之中，仍然能够抵制住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诱惑，依然能够以一个“清官”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着实是一种对当代浑浊不堪的官场环境的一个“颠覆”，对体制的强烈碰撞，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的真实再现。
（四）、舍我其谁，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对这句话的生动阐述。《第二次握手》
中丁洁琼回国后得知自己一生的挚爱苏冠兰已经成家的事实后，下定决心放弃首都优厚的条件到遥远的云南边陲高寒山区为国效力，这种坚定地态度就是湖南担当精神的真实写照。《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不也可以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置自己的前途而不顾，勇敢地承担了社
会正义的重担吗？戴妙良这个形象的刻画不就是当代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一种典型吗？
（五）、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屈原在湖南的活动及其文化创造,以及他在湖南怀沙
自沉的壮烈举动，给湖湘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价值，即超越了巫傩文化过分关注现实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功利主义原则，而注入了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追求，对民族、对国事、对时局极度关心和重视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民族、为道义理想而九死不悔、不屈斗争的坚韧意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以及为真理、为道义而勇于探索、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这些都是屈原精神的实质所在，也是其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新的精神和新的价值。这些对后来湖湘文化的正式定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握手》作者借丁洁琼这一优秀的中国女科学家留美期间奋发图强取得巨大成就的描写，弱国子民在外国取得了超越众多学术权威的成果，科学救国的思想跃然纸上，这就是作者在新中国当时国内安定的环境下对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策的一种强烈担忧。《芙蓉镇》的作者无疑对文革的思考达到了一个高潮，反思文革的荒谬本质，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热忱在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沧浪之水》末尾池大为将父亲生前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池大为精神世界彻底坍塌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得到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池大为作为“庸俗的雅人与儒雅的俗人”的化身，不仅仅是个人的代表，而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是一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反映。作为知识分子，社会中流砥柱的池大为，甚至从事“社会良心”的媒体行业的胡一兵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发生了的“蜕变”，这就是令作者忧心的源头，寄寓了作者对当代年轻人的价值重构的一种期盼。池大为在父亲坟头的一股清风扑面而来，不正是一股社会主义新风的降临吗？
（六）、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
杨度“若到我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做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冰蹄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这三部小说都是催人向上的经典之作，以生动的形象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借主
人公命运的起伏把作者心中的那种对祖国最虔诚的热爱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不管是《芙蓉镇》似的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还是《第二次握手》、《沧浪之水》对主人公的精致刻画，都将作者心中的理想寄托在了主人公身上，以此相衬的便是作者对湖湘文化坚韧不磨的奋斗精神的推崇。
四、结语
小说里的人物就是现实中人的再现，“新时期"湖南小说在湖湘文化的根性上深入挖掘，作品深深了打上了“湖湘文化”精神的烙印，我们管窥蠡测，仅以少量的几本小说来解读拥
有深厚底蕴的湖湘文化，虽有有失偏颇之嫌，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湖湘文化的一点“影子”。言而总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种传统的强烈的出仕精神的表现。
参考文献：
（1）王驰、刘鸣泰、刘克利主编.湖湘文化大观[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0
（2）文选德著.湖湘文化古今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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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旭主编.湖湘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国湖湘文化 第2篇
新华网湖南频道 2001年3月9日14:
41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蛮”，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概念。
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作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出“我蛮夷也”的旗号，要挟对方。这种以蛮夷为标榜的事实，说明了楚人对蛮夷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楚人把自己推到了周人的对立面，使周人对他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象吴人那样去向周文化学习，反而使楚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蛮”的特质的方向上发展。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蛮，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推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蛮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薜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好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露蓝蒌”(《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蛮，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属于第三个层面的，还有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熊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作者：罗敏中，1944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船山学社理事，湖湘文化教育精神“蛮”的特质的观点最先提出者。）来源：
“两型”人文素养与湖湘文化 第3篇
所谓“素养”,其含义有二:一是指平素的修养;二是指经训练和实践而获得的技巧或能力。“素养”又被称之为“人文素养”。素养对于人,是指人的素质和品质,我们通俗地理解是指一个人的秉性与教养。我们深入理解:“素养”就是指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育修养”,“人文”是指“人文科学”。因此,广义的人文素养涵括人们的人文科学和知识水平的发掘能力,狭义的人文素养则是指以某种精神动力为轴心的人的内在品质的具体体现。
我们今天对“两型”人文素养的索源,可以追索到西方的“生态教养”和“生态文化教养”。美国学者大卫·奥尔1992年提出“生态教养”
结合当前我们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经过对以上对“素养”内涵的深入理解,我们便可以得出“两型”人文素养的真正含义。“两型”人文素养,是指人们在现实中所体现的节约资源和对环境爱护的行为习惯,是以“两型”理念为核心的人的内在品质的集中展现;指人们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两型性”的秉性与教养。“两型”人文素养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两型”的社会素养和“两型”的个人素养的综合表现,这二者的关系,“两型”社会素养是“两型”个人素养的集合体现,“两型”个人素养是两型社会素养的最坚实基础。从构成上看,“两型”人文素养是“两型”行为素养、“两型”制度素养、“两型”道德素养和“两型”技术素养的总称。其中,行为素养是“两型”素养具体体现,制度素养是保障,道德素养是“两型”素养的根基,技术素养是推动力。我们今天建设“两型”社会的魂魄与脉络走向,就是培育“两型”人文素养。同时,培育“两型”人文素养,其宗旨在于实现两型社会构建的全民自觉参与,是“两型”社会建设走向自动自发的人文坚磐基石。
笔者认为,“两型”人文素养包括三大块:即“两型”市场素养、“两型”政务素养和“两型”社会素养。其中,“两型”市场素养是指市场交易中,市场主体(包括工商业主和普通员工)所具备的以“两型”理念为主导的修养和素质。“两型”市场素养在“两型”人文素养体系中起着中间关键性支撑作用。其包括生产中“两型”产值理念的坚固树立,产业与产品中“两型”产品和产业相关的市场机制的确立,市场活动中的“两型”行为模式等等。其次,“两型”政务素养是指执政的党和政府在行政和服务中所表现的“两型”的政务素质和修养。“两型”政务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构建的先决因素。“两型”政务素养包括“两型”政务消费、“两型”政务服务、“两型”政务考核、“两型”政务行为模式等方面。其中,在行政和服务中防止和杜绝奢侈、浪费型公款消费,构建符合“两型”要求的政务行为,政府绿色与“两型”GDP的考核机制的建立,构建当前政府“两型”政务行为模式,是当前“两型”政务素养培育的重点。在湖南乃至我国,“两型”政务素养还包括政府在两型社会构建的过程中,所起的示范倡导和带头作用。最后,“两型”社会素养是指社会大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两型”理念的支撑下所应备的修养。“两型”社会素养是“两型”人文素养构建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的“两型”人文理念、社会的“两型”行为习惯、社会的“两型”法律与制度体系等方面。
二、湖湘文化与“两型”人文素养的交错
(一)传统湖湘文化崇奉理学、倚重道统,具有浓烈的忧国忧民的御外情结,加上湖南内陆省份的闭塞,人们易于产生顽固保守、排斥外来新兴事物的心理,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开放创新精神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坚守“守先正、倾保守”基本传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而取得中国近代革命成功的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少年和青年时期几乎没有走出过“以守旧知天下”的湖南,他那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坚韧、执着、质朴和独尊的人格与性格,熔铸了中国农民尤其是湖湘文化的长短优劣。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安国和胡宏等人,他们主张学以致用和经世致用,然而,对江浙的事功学派又多加指责、横加排斥;他们要求改革弊政,倡导抗金复国,同时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其次,湖湘文化产生于国家处于民族危亡之时的南宋,本身带有浓烈的御外情结。湖湘文化在随后的发展中,同样体现强烈的民族性和御外情结。在中国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犯,蕴含于传统湖湘文化中的民族情结率先对外来侵犯的反抗与反击,从而也从内心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抵制心理。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现代社会开始萌生,中国社会正处于“分崩离析”的时代,以至当时有一位国外的传教士曾惊叹:“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反击。”也正因为如此的种种原因,到1886年,一直没有一个国外传教士进入长沙传教。清朝时期黄庆澄曾在其《东游日记》中说:“中国之民之气,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虽可嫌,但实可嘉。”可以看出,这种排斥既是来自于对与儒家文化水火不相融的基督文化的排斥,也是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愤慨情结。他的“可嘉”在于其爱国主义与民族情绪和相互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抗金、抗元、抗清,特别是近代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中,这种“可嘉”精神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他的“可嫌”则表现为自18世纪、19世纪以来,随着发达的国际通道和海上贸易的通畅,世界发生了由分散到整合、由分块到一体化的重大变革,湖南这种浓郁的传统民族情怀,不能妥善地处理好国家与民族所面临“师之”与“制之”的二者关系,不能及时通过打开国门变革求新,顺应大时代发展的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国家走上民族富强的道路。
再次,地理环境也使湖湘文化保留着较多的“守先正”的古朴气质。湖南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加上长期的“农业文明”,也助长了湖湘文化的相对守旧和排斥外来事物。与东南沿海相比,湖南受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其接受海洋蓝色文明不甚便利;湖南地势整体是一个向北张开的马蹄形,地形是看三面环山,其曾被称为“四塞之国”而长期“与世隔绝”,沿长江浸袭而至的西方文化溯江而上,等到灌入洞庭湖的时候已经所剩不多了。
(二)传统湖湘文化注重军事与政治传统,强调躬行实践却多限于军政伦理领域,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讲求节约、依重科技的理念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强调从事政治与军队,对于生产和科技不太有利。近代以来,湖南有“惟楚有材”之美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美誉,湖湘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然而,仔细探析这些“楚材”,可以看出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搭构在军界、政界和文化界,而很少有实业家、自然科学家和金融家。郭嵩焘和曾纪泽曾是近代有名的外交大臣,他们与沙俄多次谈判,曾出任清朝驻英法的大使,后被湖湘故人视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以至于后业郭嵩焘离任后回到故乡长沙时,家乡的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拒不接待,家乡官员几乎“傲不为礼”。湖湘学人讲求春秋大义,强调从政和从军,这在一定程度制约了湖南上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在的追求与发展。以致开创洋务运动之先河的湖南人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近代民族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军工企业,而且没在湖南开设过一家工厂
其次,传统湖湘文化重义轻利,追求功名,对于商业和市场发展不太有利。我国近代,湖南人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担当,受传统文化“义利”理念的影响,他们重义轻利,将军功与功名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传统湖湘人耻于言利,也羞于从商,他们讲求气节,追求功名。在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渗入下,我国东南沿海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之地,重实而轻虚,讲求“实用”和“实际”,进而取得市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现代社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内陆传统文化,在发展中瑕瑜互见其中,其不足之处已日渐突出。倡导以诚信互利、“以儒术饰商贾”贯穿工商活动中的人际关系,抛却湖湘文化中“君子不言利”的古态,着力淡化“官本位”等固化守旧意识。我们今天要从传统湖湘文化中调适出“传统”与“现代”、营造出讲“义”与讲“利”“从政从军”与“七十二行出状元”,开创出更为先进的现代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审视传统湖湘文化的出发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更是我们今天树立“两型”人文素养,依重科技发展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佘正荣.生态文化教养: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9,(3):36-39.
[2]匡跃飞,等.“两型社会”生态文化体系构建[J].中国集体经济,2012,(2):48-50.
[3]康咏秋.封闭保守、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5-37.
博长文化誉湖湘 第4篇
○奋斗博长
○美丽博长
○幸福博长
○未来博长
撰文：
陈应斌 张包全 段云行 唐初旭
陈春玲 吴伟绩 肖少英 高守银
谢宏辉 陈丽华 邹 燕 彭晓萍
摄影：
高守银 宋培元 郭正豪 谢宏辉
用雷锋精神谱写传奇
——记湖南博长控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代富
2013年2月27日早晨6时30分，陈代富准时出现在湖南博长控股集团的主体生产企业——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5号高炉值班室。这是他做为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的一次例行检查。“除了出差，每天都要和职工在一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自担任集团董事长以来，这个习惯他已延续了14年。
1999年11月，陈代富接手原冷钢这家总资产仅5个亿、欠债却7个多亿、被诊断为“只有3个月生命”的钢铁企业，到现在，企业不仅奇迹般活下来了，而且6年进入全国大型企业500强，累计向国家纳税近50亿元。
这传奇故事，留给社会的绝不仅是妙手回春的经典案例，更是一部精神史诗。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雷锋
1971年，19岁的陈代富，从新化的大山中走出，来到冷水江铁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工。
陈代富的少年时期，是伴随着雷锋故事成长的，雷锋精神，深深浸入了少年陈代富的骨髓，成了他一生中潜移默化的精神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带来的建设大潮，让冷铁实现过短暂赢利。可好景不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钢铁行业抓大放小，当年与冷铁规模相近的省内地方钢铁企业，如长钢、株钢、邵钢等等，相继退出了钢铁舞台。
时间走到1999年，已经改名冷钢，但实际上仍有铁无钢的冷钢资不抵债。工人6个多月没发工资，欠电力部门电费几百万，电力部门拉闸停电，职工怨气如火山喷发，打砸电力局，堵塞市区交通，酿成了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
回天乏术，省里决定破产。谁去接这个烫手的破产摊子呢？主管部门原冶金厅想到了陈代富。此时，他刚从冷钢上调做湖南电梯厂负责人。在长沙还没坐热，又要回到那是非之地，谁也没想到，他毅然领命。为了让他放心去，厅领导许诺：“下去搞3个月，破产搞完回厅里，位子和房子为你留着。”
“厅长，组织上的关心我心领了，我去那里，不是去关门，冷钢不能死。我要了位子，冷钢还有谁愿意和我一起拼命干？”陈代富把自己推向了“悬崖”。
1999年11月8日，厅里下午开完党组会，晚上陈代富就到了厂里。此时的冷钢，已找不到矿石、焦炭和产品，成了地道的“三无”企业。5000多员工近一半下岗，许多人被迫南下打工谋生。
“我来就是为大家搞口饭呷，我来就要让高炉冒烟，就要保证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两天后，陈代富在就职演说中朴实而激昂，全场掌声雷动。
11月19日，离发工资只有一天了，冷钢的账户上还没有一分钱。负债累累的冷钢，连年被欠款单位追债，来一分钱都会被法院冻结。晚上，一辆吉普车趁着夜色开进了厂里，尾箱的麻袋里都是钱，陈代富在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当晚，钱放在保卫部由人轮流看守。第二天，工资如数发到工人手中。
这个月发了，下个月怎么办？ “开足马力，恢复生产，才能保证大家有工资发。”陈代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没有焦炭了，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焦炭了。”一位负责原料的中层干部给陈代富撂了担子。
这对冷钢来讲却是实情。恼怒的债主每天堵在厂里讨钱，再也不愿跟冷钢做生意。
眼看高炉就要断粮，不过陈代富心里并不慌，他告诉工人：“焦炭就在路上。”
为了让焦炭真的“在路上”，正患重感冒的他，从病床上提起吊着的盐水瓶，坐进了厂里那台破旧的小车，边打针边坐车到了武汉一家焦化厂。到达对方的办公楼下时，他已经走不动了，司机扶他上楼。由于喉咙肿得说不出话，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的请求：“冷钢要恢复生产，急需焦炭，没有钱，请求先支援，卖出产品后立即偿还。”
这位厂长被感动了。“像您这样的厂长，我们相信！”他做出了让冷钢人感恩至今的决定：“先发给你们50车皮焦炭！”
冷钢真的起死回生了！
从那一天起，冷钢不断地恢复元气，建高炉、建转炉，建轧线，14年间，从一个不产1吨钢的企业发展成年产300万吨铁、300万吨钢、455万吨材的大型企业，成为全省的纳税大户，成为全国钢铁企业位列前茅的效益明星。
陈代富用自己这滴水，和广大职工的辛勤汗水，滋润了曾经干涸的冷钢大地；用自己的一线阳光，和广大员工一起发光发热，把一个濒临绝境的企业，带入了一片丽日蓝天。
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雷锋
对冷钢员工而言，陈代富是一个精准的时钟，是企业的节拍。
14年来，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只要没出差，他就会像时钟一样，每天4次，准时出现在每一个生产现场，出现在上班的员工面前。
沿着主要生产线走一圈，全长2.5公里，4圈就是10公里，陈代富一年平均有320天以上在现场，14年算下来，陈代富已完成了3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走过的不仅是路程，更重要的是拉近了和员工的心理距离。“跟员工在一起，不仅工作上能落实，精神上也能得到满足。天天在一块沟通、交流，信任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感情就浓了。”陈代富说。
由于要走遍全厂，陈代富每天早上6时上班，晚上10时下班，冬天则后推半小时，14年如一日，每天保证1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在这种看似苦行僧式的行走中，陈代富对两平方公里厂区内，一点一滴的变化明察秋毫，对上百个一线岗位的工艺流程操作内容，全部了如指掌。
在这种行走和思考中，一个个技改方案逐步成型。
冷钢高线厂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代富都对着生产线出神，走到现场时，总要盯着风机看上好一阵。有一天，他告诉高线厂厂长吴克明：“是不是可以少开一台风机，看能不能够确保质量？”吴克明按他说的一试：“呵呵，还真行，完全能够达到技术标准。”就这样，全年省下了200多万元电费。
陈代富说：“牛不拉犁也要老，机器设备也一样，既要尊重理论，也要尽量挖掘设备的潜能，让它们出力到最大。”
“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里游走，我们这个企业随时有破产的危险。”陈代富时刻给自己和员工敲警钟。
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准确把握市场脉膊，陈代富每天晚上看完中央台新闻联播后，再研读半小时的时事和行业信息，这也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长期的学习、思考，使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解决问题很有效的“陈氏理论”。
“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是市场的需要，但并不代表只有这些产品才能创造效益，我们暂时没有实力搞高科技产品，但是我们可以搞市场需要的产品，只要适应市场，就有生命力。”
陈代富冷静分析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市场潜力巨大，需要大量的螺纹钢，冷钢要全力做好螺纹钢项目！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决策让冷钢经受住了几次危机的考验，成为中南地区重要的螺纹钢生产基地。
在当前钢企微利的大环境下，市场稍有波动都可能让企业陷入亏损。2005年初，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快马加鞭，这些信号又传递到铁矿石市场，铁矿石价格全面上涨。
面对一天两涨的原料燃料，经营部门负责人请示陈代富：“矿石价格又在猛涨，我们是不是借钱再储备一点？”
陈代富冷静地问：“我们码头上还有多少矿石？”
“还有5.5万吨进口矿。”
“先把它卖掉，适时再买进国内矿。”陈代富果断决策。
冷钢变现了这5万多吨矿石，半个月后，矿石价格急剧下跌。等矿价跌到谷底时，陈代富指示：“赶紧进矿！”
经过这轮涨跌，许多钢企负债累累，而冷钢仅原料一项，就赚了1500多万美元。
神奇的故事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再次上演。
2008年7月初，钢铁产品价格暴涨，各大钢厂储存原料，快马加鞭。陈代富却果断决定：“停炉检修，减产清库！”
半个月后，国际金融危机猛然来袭，每吨螺纹钢由6100元骤降到3100元。3个月后，一些兄弟钢厂再也扛不住，忙不迭地开始停炉减产，冷钢却早已厉兵秣马，设备全部检修完毕，并在低位购进了大批原料燃料。当其他钢厂停炉减产时，冷钢再次开足马力。
低迷了3个月的钢铁市场再次升温，冷钢巧妙抄底逃顶，仅铁矿石一项，就减少成本两亿多元。这一年，所有钢企遭受重创，冷钢却实现了丰厚的利润。
到底是什么给了陈代富以智慧和力量？陈代富说，“一想到身后有成千上万员工、家属要呷饭，我就一分一秒都不敢懈怠，每一个决策都如履薄冰、千倍小心。”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 ——雷锋
陈代富有一句让员工感动到心坎里的名言：“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始终要把员工放在手板心里。”
与通常的“减员增效”相反，陈代富提出：“我们决不能以降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而要以降低成本来增加员工的工资。”14年来，冷钢从没有因为停炉减产或效益下滑而降低工资，相反，职工工资每年都以15%左右的速度递增。
为了严格管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冷钢也实行岗位竞争和末位淘汰。第一轮机构调整，炉料处29个人换了22个，机关砍掉了三分之一。动力厂龙琦琳就被从二级厂副厂长调整到普通干事。
“是真金到哪儿都会发亮。”陈代富鼓励龙琦琳，并常常到生产一线看望他。半年后，凭着出色的工作业绩，龙琦琳调到烧结厂做副厂长，2003年再回到动力厂做厂长。这一上一下，龙琦琳做事的热情、观念和状态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对末位淘汰下来的员工，不能推向社会，而应对其进行培训，重新竞争上岗。”陈代富告诉各级管理人员：“对待员工要像训练运动员一样，让他们即使离开冷钢去了新的地方，也能技高一筹。”
14年来，没有一个职工从冷钢这艘大船上掉下来，真正实现了共同进步。
冷钢板带厂原来有130多人，板材市场不景气，员工没事可做。公司决定，将棒线厂划出一条线给板带厂生产。并从人员培训、设备投入方面予以支持。板材没有市场，但板带厂的员工仍然有饭碗。
对自己，陈代富却有点近于无情。
2011年9月25日，陈代富在娄底参加党代会，早起上卫生间时，由于地面湿滑，摔了一跤，左手腕摔伤。医院确诊粉碎性骨折，必须住院治疗。员工准备为他办住院手续时，陈代富制止了：“走，我不住院。”
“这么严重的伤，不住院怎么行啊？”
陈代富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骨头碎了，自己会长起来的。在医院是长，回去也是长。”他忍着伤痛，会后立马就回到了员工中间。
“我能行动一天，就要和大家一起奋斗一天。我活一天，就要像关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关爱大家一天！”这是陈代富的誓言。
14年如一日，他做到了！
今年2月，保卫部房管班杨传荣老家的房子被火烧了。陈代富知道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工会主席，要求迅速了解灾情。工会立即安排人员陪杨传荣回老家察看灾情，并通过互济会补助了1万元。
刘庄星是冷钢家属，身有残疾，丈夫去世得早，膝下又无儿无女，老年生活没有着落。陈代富看到后，把她安排到了厂青年公寓，房租水电费全免。公司志愿者定期上门打扫卫生，陪她聊天。
每个员工过生日，都能得到一张陈代富亲笔签名的贺卡。
“领导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什么。”陈代富充满深情地告诉记者：“职工想我呢，我一天没到车间去，职工就会问，他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出差了呢？是不是病了呢？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我。”
力量从团结来，智慧从劳动来，行动从思想来，荣誉从集体来。 ——雷锋
冷钢红了，博长火了！
然而，陈代富的路上，并不是一路鲜花。
2002年，刚刚活过来的冷钢遇到了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原主管部门曾有领导要求冷钢放弃搞了几十年的钢铁，转行做富锰渣。陈代富通过仔细调研后认为：“冷钢从来没有做过富锰渣项目，是地道的外行，肯定做不好。”
“你们必须搞富锰渣！”
“请领导批准我们搞轧材！”
陈代富暗暗下定决心，即使撤了我的职，也要回去和职工一起集资搞轧材。
他和一同“抗命”的8位班子成员陈述了做轧材的理由后，主管领导冷静下来，掂量许久，最后同意冷钢上轧材，但条件是不能动国有资产一分钱。
国有投资无望，银行贷款无门，9个公司领导带头集资入股，然后把过去欠发职工的工资全部转换成股金。最后筹齐了4180万，轧材建设资金迎刃而解。
仅172天，轧材生产线超速建成投产，两个月后实现赢利，3年时间，职工分红所得达到了股金的4倍。2006年，公司余热发电项目再内部募股，3天不到就募集了1.5亿，大大超过了原计划1亿元的上限。
2009年3月16日，全新的员工共有的股份制企业——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挂牌，冷钢成为博长控股集团的主体骨干生产企业。
这个全新的股份制企业，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今年以来，钢铁行业还在亏损，走进博长，大家却从容淡定，信心十足。在去年赢利2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博长控股集团更豪迈地提出，全年要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实现利税8亿元，利润2.3亿元。
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雷锋
弱不敌阵，慈不掌兵。
201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照例在厂区行走察看的陈代富看到两个农村老人，正想把一些废钢扛回家去。他一眼就看出那是炼钢厂昨天拆下来的一些小东西。他没有打电话叫保卫部的人，而是和善地说：“老人家，这个东西很重，您拿不动，别砸着脚了，我来帮您拿。”走了一段，快到废钢库了，他婉转地告诉两位老人：“老人家，这东西是公家的，不能给您拿回家去，我得放在这里了。”说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40元钱来塞给两位老人。老人后来知道这就是陈代富，连呼“哎呀，出丑！出丑！”
2007年开始改制后，一位原来的班子成员对改制想不通，点名状告陈代富。
告状信惊动了中纪委。严查之后，事情水落石出，有关部门做出结论：冷钢破产改制是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的；陈代富不但没有侵吞国有资产，反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员工谋了福祉。
去年春节期间，已回乡两年的那位原领导回来找陈代富交心：“回去后我没睡个好觉，为了以后睡个好觉，我想得到你的理解和宽容。”
陈代富真诚地说：“您来了更好，您没来我也要去接您回来的。这事不能怪您，是我跟您的交流少了点，要怪只能怪我。”
而对于当年冒险将燃料、矿石赊给冷钢启动生产的原来武昌、韶关的两位厂长，不管他们后来的位置怎么变化，生活如何起伏，陈代富14年来一个不变的规矩是，每年春节，都要在第一时间给这两位冷钢的恩人拜年。
“冷钢不能忘恩，冷钢不能忘记老朋友，冷钢不能没有新朋友！”这是陈代富的名言。
知恩图报，他回报的不仅是企业，是国家、是社会、是股东，也包括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向善的人。
湖湘文化判断题1 第5篇
（一）1，“文化”一词的意义和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对）
2，湖湘学派的奠基者是胡安国和朱熹。（错）
3，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或称之为“复合体”)，它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错）
4，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等，都属于文化现象。（对）
5，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文式、情感模式、等级
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对）
6，文化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地域性，但不具有民族性。（错）
7，湖湘文化就是湖湘大地居住的人们长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艺术观念的总和。（错）
8，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文化是变化的、迁移的和发展的，这也意味着各个
时代的文化都是完全不同的。（错）
9，在每个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中，都蕴含着人类性这一永恒的内容和共性。（对）
10，决定文化的地域性的主要因素是某一人群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
活，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渊源。（对）
11，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错）
12，湖湘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
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对）
13，湖南中北部在两汉时期才被称为“沅湘’’之地；由于湘江是贯通全省南北的最大河流，故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湖南已经被称为“湘”。（错）
14，“湖湘”作为湖南地域之名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对）
15，决定地域文化特点的是自然地理环境。（错）
16，湖湘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地域文化类型：其一为滨湖(洞庭湖)平原地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稻作农耕兼及渔业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其二为以湘江流域为中心兼及资江、沉江、谨水流域中下游部分地带的丘陵盆地相间地区，是一种稻作农耕与渔猎混杂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错）
17，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对）
18，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错）
19，最早出现“湖南”这一地域概念名称的时间是在宋代。（错）
20，周敦颐是理学学派闽学的代表人物。（错）
21，明代的“生苗区”是指湘西与黔、川交界之处的“红苗区”，又称苗疆。（对）22，1938年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是夏商周时期湖湘地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对）
23，文化包括两种形态类别：第一类文化包括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第二类文化包括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居于第二类的规范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错）
24，湖湘文化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对）25，夏、商、西周时期，湖南属于《禹贡》所称“九州”的“荆州”之地。（对）26，秦王朝在湖湘地区(包括与周边部分省区的接境地区)先后设置了黔中郡和长沙郡、武陵郡。（错）
27，“湖南”与“湖湘”作为行政地域概念与人文地域概念的专有名词，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对）
28，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对）
29，湖湘文化具有时间(历史发展)和空间(地域存在)双重内涵。（对）30，“朱张会讲”是湖湘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是指朱熹与张载。（错）31，“磨血教育家”是指徐特立，他于1903年创办了湖南最早的私立明德中学。（错）
32，先秦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屈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天文、地理的光辉诗篇《天问》；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第一次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问题写作了《天对》。（对）
33，杨昌济是最早将西方的“哲学”概念引进湖南的。他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对）
34，南宋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公利与私利区分开来，并且充分肯定谋公利的正当性。（错）
35，“茶陵诗派”的领袖，是当过宰相的著名湖湘诗人李东阳，他开了法盛唐、宗杜甫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先河。（对）
36，湖南现代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直率而又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传统女性的内心世界，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错）
37，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对）38，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沅湘一带就有了供娱神而用的“歌乐鼓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舞，通称傩，正是湖湘戏曲艺术的萌芽。（对）39，我国现代戏曲有四大声腔：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湖南最早形成的是高腔。（对）
40，早在20世纪初，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基础上，首创中国歌剧，其代表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一度风靡全国。（对）
湖湘文化代表作 第6篇
（战国?楚）屈原撰。屈原（前343—前278），名平。楚国贵族。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因遭谗诬，被疏远。顷襄王继位，将其流放江南沅湘间。秦破楚，悲愤万分，怀石投汨罗江死。是我国古代伟大爱国政冶家和诗人。著有《离骚》、《九歌》、等25篇，后人集为《楚辞》。司马迁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史记》）《离骚》之作，开创楚辞一派文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前承风雅后启汉赋之重要作用，对后世影响甚大。艺文类聚 100卷（唐）欧阳询编。欧阳询（557—641），唐朝著名学者，书法家。长沙人。此书为唐开国初高祖李渊诏欧阳询、令狐德棻等编修，历时3年，于武德七年（624）纂成。因询负责总成，故相传只署其名。全书百馀万言，分天地、人事、博物3大类46部。列子目727，以“事居于前，文列于后”方式编排。各条之“事”均摘自经史诸子等书，“文”则辑录诗赋作品，因之名《艺文类聚》。该书为我国古代编辑较早内容较完备之大型百科全书。其主要贡献是保存了大量唐以前文献资料，所引古籍1431种，90%以上为今不传之书，对研究古代文化，整理、校勘、集佚古籍，具有重要价值 周子全书 22卷（宋）周敦颐撰。周敦颐（1017—1073），宋明理学创始人。道州营道（今道县）人。其诗文集版本甚多。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濂溪集》7卷，似为最早刊本。久佚。此后，代有辑刊，或曰《濂溪集》，或曰《周元公集》，或曰《周濂溪先生全集》等。此书系清乾隆间董榕编，收录了周敦颐的全部著作以及后人关于周氏的记载与评论。内有《太极图说》2卷，《太极图说发明》4卷，《通书》4卷，《太极图说通书发明》6卷，《周子遗文并诗》1卷，《周子遗事》1卷，《附录》1卷，《年谱》1卷，《列代褒崇》1卷，《文录》1卷。清乾隆中刻本。此外，《四库全书》所载《周元公集》9卷本，清道光间新化邓显鹤所编《周子全书》9卷本，内容亦较完整，均为研究周敦颐及宋代理学之重要资料。春秋传 30卷（宋）胡安国撰。胡安国（1076—1138），南宋理学家、湖湘学派创始人。字康侯。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提举湖南学事。南宋建炎三年（1129）举家自湖北荆门迁居湘潭碧泉，后定居南岳。绍兴二年（1132）高宗命其为侍读，专讲《春秋》，安国乞在外编书，于绍兴六年（1136）撰成《春秋传》以进。《四库全书》提要谓：“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和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此书南宋时，定为经筵读本，元、明列为科举取士之经文定本，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影响较大。
圭斋文集 15卷，附录1卷（元）欧阳玄撰。欧阳玄（1283—1358），元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人。此本由其宗孙铭、镛编集。卷一为赋颂5篇；卷二至卷四收古近体诗148首、词12首；卷
五、卷六为记27篇；卷
七、卷八为序38篇；卷九至卷十为神道碑、碑文、碑铭、哀词、传等28篇；卷十二为经疑、书义、策等5篇；卷十三收诏、表、册、铭、说20篇；卷十四为题、跋20篇；卷十五录赞、疏、书启及祝告文38篇。共收录诗文341篇。卷十六附录，收入元张起岩奉旨为欧阳玄父欧阳龙生所撰神道碑及危素所撰欧阳玄行状。后附明成化本、《四部丛刊》本等。此外，清新化邓显鹤据浏阳绍文堂本，增辑有《圭斋集》16卷首1卷末1卷，凡收录诗文339篇，后又增补23篇，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邵州东山讲舍刻本。怀麓堂集
100卷，（明）李东阳撰。李东阳（1447—1516）。明诗人。茶陵人。《怀麓堂集》，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茶陵学正廖方达所校刊，凡诗稿20卷，文稿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又有杂稿10卷，包括《南行稿》、《北上录》、《经筵讲读》、《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7种。李氏不失为明代诗文之宗，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之风，影响颇广。尤以诗著称，风格典雅工丽，在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以其为首的茶陵诗派。廖氏刻本外，又有嘉庆八年（1803）茶陵重刻本，后附法式善、唐仲冕所辑《年谱》7卷。此外，李东阳还有《怀麓堂诗话》（一称《麓堂诗话》）1卷，论诗主性情，重格律。1983年岳麓书社将《怀麓堂集》改名《李东阳集》点校出版。
杨嗣昌集（明）杨嗣昌撰。2005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底本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旧钞本《杨文弱先生集》57卷，另补录未收稿一卷、《武陵竞渡略》一卷、《薛文清公年谱》一卷。有奏疏42卷，召对纪事2卷，书9卷，诗2卷，记、揭、论、解、说、碑铭、序、募书、题跋、铭2卷。另附目录1卷。明崇祯刻本。杨嗣昌（1588—1641），字子微，号文弱。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其著作为明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同时，他的诗词、散文反映了湖湘地方风土民情、山水风光，是研究明末文学史以及地方文化史、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楚宝
45卷，（明）周圣楷撰。周圣楷，明末史学家，湘潭人。该书记录自春秋战国至明代湖南、湖北的人物事迹与地理名胜。分大臣、名胜、大将、名将、智谋、谏诤、文苑、良史、命使、典故、真儒、诸子、孝友、忠义、独行、真隐、列女、方伎、异人、宦绩、迁寓、山水、名祀、列仙、名释、祖灯26门。明以前史事，悉录正史传记中的原文，明朝人物事迹则取材于当时的各家文集、谱谍、里巷传闻。各门均有论断，间有考证。清人邓显鹤依据正史，兼采方志、书传、笔记，进行史实考异增辑，分别附于每卷末尾，其中对地理废置沿革辨析甚多。为研究楚史的重要文献。
船山全书（清）王夫之撰。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学者。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船山全书》自1988年起由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全书共16册，约1000万字。是王夫之著作的新编全集。王夫之一生著作繁富，过去曾有过清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节署本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本两种《船山遗书》，但均收录不全，校勘不精，且二书均无标点句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些船山著作的标点本，但也很不全。《船山全书》共收船山存世著作73种，凡371卷，是迄今汇编其传世著述最全，点校较好，附录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船山全集。它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文库，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高峰，承前启后，对湖湘文化影响深远。九溪遗书（清）王文清撰。王文清（1688—1779），清经学家、教育家。字廷鉴，号九溪。宁乡人。清雍正二年（1724）进士。授九溪卫学正，故人称九溪先生，主岳麓书院14年。九溪经学，名重当时，为乾隆间湖南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凡五十馀种，其《读通鉴论》、《宋论》诸书，卓越千古，《考古源流考》、《典制大义》，则于古今典章制度考据甚悉。九溪著述大多星散，后进不知其名。尚有《周礼会要》、《读史纪略》、《九溪家训》、《锄经文略》、《锄经馀草》、《锄经续草》、《海内嘤鸣集》、《天禄拟草赋》等传世。沅湘耆旧集
240卷，（清）邓显鹤、邓琮编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新化邓氏小九华山楼刻本。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新化人，诗文名于当世，著有《南村草堂诗文钞》等40余种。是集前编为邓琮辑编，为40卷，收录湖南沅水、湘水流域地区自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历朝公卿、布衣、闺阁、释道等人著作330家，诗歌2230余首，于作者生平事迹、著作均有介绍。正编为邓显鹤辑编，收录沅湘一带明清诗人1699人，诗作15680首，体例同于前编，于作者生平事迹、著作亦有载。与《资江耆旧集》为姊妹篇，是重要地方文学著作之一，集湖南历代诗人诗歌之大成。陶文毅公全集
64卷，（清）陶澍撰。陶澍（1778—1839），清学者、官员。字子霖，号云汀。安化人。谥文毅。此书卷首有像、序、题词、目录等。卷一至卷三十为奏议，卷五十三至卷六十四为诗集，收录古近体诗600余首。卷末为陶氏行述、墓志铭、神道碑铭等。清道光间刻本。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有此书点校本，易名《陶澍集》，分上、下两册，增加其所著《蜀輶日记》。皇朝经世文编
120卷，（清）贺长龄等编。道光七年（1827）刊行。贺长龄（1785—1848），清代理学家。善化（今长沙）人。此系仿照明末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体例，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议论时政的官方文书、论著、奏疏、书札而成。640人，2236篇。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纲下再分子目。此书影响很大，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史料。随后有张鹏飞之《皇朝经世文编补》、葛士浚、盛康等《皇朝经世文续编》、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等10余种，纲目有所变化，增添了洋务等内容。浮邱子
12卷，（清）汤鹏撰，清同治四年（1856）刻本，4册。汤鹏（1801—1844），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幼工诗文。著有《明林》、《七经补疏》、《晚香室赋集》、《海秋诗集》等13种。是书约20万言，前有清同治四年熊少牧序，桐城姚莹《汤海秋传》，上元梅曾亮《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卷一：《则古》上、中、下等7篇；卷二：《白术》上下等6篇；卷三：《去壅》等9篇；卷四：《儒解》上中下等10篇；卷五：《尚安变》等7篇；卷六：《九材》等s篇；卷七：《 爱》等8卷；卷八：《训名》，上中下等5篇；卷九：《释和》上下等10篇；卷十：《训吏》上下等7篇；卷十一：《训厚》上、下等9篇；卷十二：《释优》等8篇，合计是书收录汤氏子部著作89篇。1987年岳麓书社据同治本点校铅印出版。
魏源全集
20册，（清）魏源撰。魏源（1794—1857）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名远达，字默深。邵阳人。此书岳麓书社自1989年起陆续整理出版，其中收入的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为序，计有：《诗古微》2卷本和20卷本，《书古微》附《禹贡说》、《古微堂四书》、《老子本义》、《蒙雅》、《圣武记》附《夷艘寇海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补录》、《皇朝经世文编》、《淮北票盐志略》、《净土四经》、《诗比兴笺》、魏源传记资料、大事年表、行踪图、魏源研究百年回眸。此外，经过广泛征集和寻访，编入许多未刊的散篇文章、诗词、楹联、读书笔记、私人信札等。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完整系统的魏源著作集。对于研究魏氏本人思想及清代学术、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均有参考价值。
自叙帖
（唐）怀素书。怀素（725-785），唐草书大师。长沙人。号藏真，俗姓钱。幼年出家，初习佛经、历律书，后经意于书法，以“狂草”名世。自叙帖，共702字。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帖大历十二年（777）书，讲述怀素学书的经验和当时人们的品评。该书首尾贯通，尽管给人迅疾骇人的感觉，但每字点画体势都准确地体现了草书法度，显示出作者精深的功力。自叙帖是他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贾长沙集（汉）贾谊撰。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人。年十八以能诗善文称誉于郡。后被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后为大臣周勃等人中伤，贬长沙王太傅。从文帝三年至六年（前177—前174），在长沙生活约4年，著有《吊屈原赋》、《鵩鸟赋》、《谏铸钱疏》等传世名篇。《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均载其有《贾谊集》。原书久佚。明代刊有《贾长沙集》10卷，内容即《新书》78篇。又有张溥辑《贾长沙集》，收赋5篇、文9篇，载入其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有点校本《贾谊集》，收入《新书》文56篇、疏7篇、赋5篇，附录佚文、传、大事年表及序跋等，内容较为完备。为西汉政论文与辞赋得杰出代表，其政论后来成为西汉的国策。
东洲草堂诗文钞 50卷，清何绍基撰，同治六年（1867年）长沙刻本。20册。何绍基（1799-1873）。清诗人、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晚蝯叟。道州（今道县）人。历任国史馆和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书法精妙，卓然自成一家。且学识广博，著述丰富。著有《东洲草堂诗文钞》等30余种。是书《诗钞》前有同治六年（1867年）何绍基自序。合计《诗钞》收录何氏诗词1560余首。《文钞》计有文章338篇。总计收录何氏诗文词赋1900余篇。2008年岳麓书社点校出版《何绍基诗文集》，并整理其书法作品汇编成《何绍基墨迹》。湖南文征
（清）罗汝怀主编，署“湖湘后学集编”。凡190卷，书首附姓氏传4卷。为元、明、清三朝796位湘人的作品汇编。共分元、明文、国朝文两门。元、明文54卷，国朝文135卷，补编1卷。国朝文收至同治初年止。所收之文自奏、议、论、说、考、辨、序、跋、记、传、箴、铭、赞、启、词、赋及词臣拟进之文、外吏公牍之稿，凡4000余篇，诸体皆备。主要收辑已经散落的旧帙，其中又以收辑发明经史、敷陈政术、考见风俗、能说山川、可备掌故之文为主。
（光绪）湖南通志
288卷，首8卷，末19卷，（清）李瀚章、卞宝第修，曾国荃、李元度等编纂。《（光绪）湖南通志》上承前修旧志，补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史事，纪事止于光绪九年（1883）。约1200万字。分地理、建置、赋役、食货、学校、典礼、武备、封建、名宦、职官、选举、人物、方外、祥异、艺文等15志，末附杂志。每志再分子目，以纲统目，以简御繁，条理尚称明晰。又为图90、表
2、目60。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明出处，颇为精详完善。卷中按语参考同异，均典赅可取。其武备、选举、人物诸志记载湘军史料甚多；人物志特设技术目、辑存湖南历代能工巧匠、名医国手事迹；祥异志载周代迄清日月星辰天文史料近千条；杂志中立辨讹一目，深符续志纠谬之宗旨；志中绘列之舆图大都出自新化邹氏舆地世家之手，详赅精审，独具特色。是志于同治七年（1868）开局采访，经六年编辑成稿，光绪五年（1879）付梓开雕，光绪十一年（1885）编成印行。是志为湖南方志的总结和典范，体例严谨，资料宏富，上自秦汉下迄近代，凡有关湖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无不博采文献，考证典籍，堪称湖南的百科全书。曾文正公全集 185卷，（清）曾国藩撰，李瀚章辑，清同治光绪间长沙传忠书局刻本；1932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36年上海国学整理社印本。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庶庶士，历任礼、兵、工、邢、吏部侍郎。赠太子太保，谥文正，因以名集。工书法，擅诗文，文秉铜城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奏稿、批禀，人颇称道。著有《曾文正公日记》、《奏章》等数十种。全集分卷首1卷、奏稿30卷、书札33卷、批禀6卷、十八家诗钞28卷、经史百家杂钞16卷、经史百家简编2卷、鸣原堂论文2卷、诗集4卷、文集4卷、杂著4卷、求阙斋读书录10卷、求阙斋日记类钞2卷、孟子要略5卷、年谱12卷等。自清光绪三年问世后，以后陆续刊入家书、家训、大事记、荣衰录等，始成今书。1974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今岳麓书社点校注释汇编的《曾国藩全集》较原著《曾文正公全集》大有增补，是集诸本之上乘，为一部完整的曾集，有裨于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研究。左文襄公全集
135卷，（清）左宗棠撰。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萃文堂刻本。128册。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湘阴人。清道光举人。卒谥文襄，因以名集。卷首有《国史本传》、《神道碑》、《墓志铭》等。依次为奏稿总目一卷，谢折2卷，奏疏64卷，文集5卷，诗集1卷，联语1卷，说帖1卷，书牍26卷，批札7卷，咨札1卷，告示1卷。后列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时代拟的《张大司马奏稿》4卷和《骆文忠公奏稿》10卷。附罗正钧撰《左文襄公年谱》10卷。嗣后收入沈云龙主编，1974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和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左宗棠全集》均是据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为底本。1986年岳麓书社以原刻《左文襄公全集》为基础，标点校勘注释出版了新的《左宗棠全集》。这是最完善的左宗棠集，是研究左氏一生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行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了解晚清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养知书屋诗文集
43卷，（清）郭嵩焘著。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16册。郭嵩焘（1818—1891），清学者、外交家。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湘阴人。此书分为文集和诗集两个部分。文集共28卷，7大类。卷1和卷2为考、释、论、辨；卷3至卷8为序、跋；卷9至卷13为书牍；卷14至眷16为赠序、寿序；卷17和卷18为行状、传略；卷19至卷24为墓志铭、神道碑；卷25至卷28为杂文；卷29至卷43为诗集。1984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标名为《郭嵩焘诗文集》，是书收录郭氏诗文词赋1130首（篇）。其文献反映了近代湖南和中国力主学习西方富强之策的特殊历程。是研究郭嵩焘生平和清末政治思想文化的参考资料。
胡文忠公遗集86卷，32册。（清）胡林翼撰，清曾国荃辑。同治三年（1864）武昌节署刻本，胡林翼（1812—1861），湘军首领。字贶生，号润芝。益阳县人。是书卷首为本传、行状、年谱、序跋、题词等，书前有清同治六年（1867）冬月湖广总督官文序和秋八月江苏巡抚署湖广总督李瀚章序等，卷一至五十二为奏疏，卷五十三至五十八为书牍，卷五十九至八十三为《抚鄂书牍》，卷八十四至八十六为批札，合计是集收录胡氏奏稿、书牍、批札940余篇。1999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胡林翼集》包括奏疏、书牍、批札、家书、诗文联语等，以及他主编并予以批注的《读史兵略》、《读史兵略续编》，共5册。此书为晚清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重要参考书。
彭玉麟集
（清）彭玉麟撰。彭玉麟（1816—1890），湘军将领。字雪琴，谥刚直。衡阳县人。早年投奔湘军，系湘军水师的主要将领。彭玉麟身后部分文字曾刻集刊布，但未见合集。此书包括奏稿、电稿、诗词、联语、文集、书信等部分。另收入同治十三年刻印的《衡阳县志》、《荣哀录》及彭氏年表及彭氏著述版本目录。《彭玉麟集》中奏稿部分的底本系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所编的《彭刚直公奏稿》。其电稿部分，主要移自《张之洞全集》。诗词部分亦以俞樾所编之《彭刚直公诗集》为基础。联语、文集、书信部分则据此次广为搜集所得而编次。该书2003年由岳麓书社整理出版。国朝先正事略 60卷，（清）李元度撰。清同治五年（1866）循陔草堂刻本，24册。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号天岳山樵，平江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历官浙江盐运使、云南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卒于任。著有《天岳山馆诗文钞》、《国朝先正文略》。纂修《（光绪）南岳志》、《（同治）平江县志》等20余种。是书择清廷表率人物事略撰成，此编成于清同治五年（1866）。书首有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曾国藩序，同治五年（1866）三月李元度自序。收入同治以前的清代人物1108人，分为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7类。1991年岳麓书社整理出版。是书是清人在清代撰写的唯一的综合性大型人物传记。湘绮楼全集
26种321卷，（清）王闿运著。清光绪、宣统间刻民国12年（1923）年年湘潭王氏汇印本。王闿运（1833—1916），清末文学家、诗人。字壬秋，晚号湘绮老人，湘潭人。清咸丰七年（1857）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先后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等。清宣统间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湘绮楼全集》，是书收录王氏著作《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补笺》、《春秋公羊何氏笺》、《论语集解训》、《尔雅集解训》、《庄子内篇注》、《楚辞释》附《唐诗选》《湘军志》《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集》等。是为《王闿运全集》的最足本。今岳麓书社整理出版了《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诗日记》、《湘军志》数种。是研究王氏思想及清末学术、思想文化的参考资料。
曾纪泽遗集
（清）曾纪泽著。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湘乡人，曾国藩长子。此书系根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版《曾惠敏公遗集》加以标点、分段整理而成。其中奏疏6卷，记述了曾氏出使英、法、俄时所撰有关中外商务、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问题谈判等奏折、信函内容。另文集5卷，诗集4卷，日记2卷。其文献反映出近代湖南与中国较早接触和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振兴中华地求索历程，是研究晚清政治、外交及思想文化的参考资料。
谭嗣同全集（清）谭嗣同撰。谭嗣同（1865—1898）。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著名维新思想家。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人。此书由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上、下册。上册分为《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卷第一》、《莽苍苍斋诗卷第二》、《莽苍苍斋诗补遗》、《远遗堂集外文初稿》、《远原堂集外文续编》、《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伟壹台段书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10个部分；下册分为《仁学》、《报章文辑》、《壮飞桉治事十篇》、《书简》、《拾遗》、《附录》6个部分。该书不仅在编辑上比以前所出谭氏文集进了一步，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一部分未刊手稿、手札等，是一部完备的谭氏著述结集。
杨度集
杨度撰。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哲子，后改名度，号虎公，湘潭人。是集为杨度诗文书札函电专集。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收录杨氏的论文、讲演、函电、公牍、诗词、联语、杂著（课卷、试卷、书序、公启、碑文）等200余篇（首）。计有《湘君赋》并序，《三国志赞》注、《圆明园图歌》、《致王闿运书》、《谈筹安会》、《新续高僧传》序、《挽孙中山联》、《唐诗选评》、《杜氏家祠落成颂》、《自挽联》、《岳阳楼联》、《学佛》、《自题小像》等代表作。有裨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经学历史
（清）皮锡瑞撰。为20世纪初作者给岳麓书院学生讲经学史所编之讲义。皮锡瑞（1850—1908）。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号鹿门，又号麓云。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此书10章，分经学发展为开辟时代、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变古时代、积衰时代、复盛时代等十个时期。系统叙述经学发展演变的诸阶段，既重实学考据，又主张通经致用，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李肖聃称：“其书明群籍之大义，述今学之家法，足裨始学。”（《湘学略》）周予同称此书“为经学史辟了一新途径”，“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南思贤书局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周予同注释本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编入《学生国学丛书》，1929年收入《万有文库》；1955年作者修订注释，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葵园四种
（清）王先谦撰。王先谦（1842—1917）。清末学者。字益吾，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中年归里，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一生潜心于学，整理古籍，尤著盛名。其《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庄子集解》等，向为学者推重。王氏还辑选了《皇朝经解续编》、《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大部头书，校刊了《郡斋读书志》、《合校水经注》《养知书屋集》等许多书籍。其一生所著、编、校、注、辑、刊的著作达五十种，计三千二百余卷以上。称之为我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通家大师。《葵园四种》，包括《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王先谦自定年谱》、《虚受堂书札》，是研究王氏学问和思想的重要资料。
黄兴集
黄兴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1874—1917），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轸，字厪午，后改名兴，字克强，善化（今长沙）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任武昌首义革命军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著作被中华书局1981年汇编为《黄兴集》出版。系搜集黄兴的政治论文、讲演、函电、公牍、诗词、联语等600篇汇编而成。书末附有黄兴的生平年表及逝世通告等。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编成的第一部黄兴文集，为研究黄兴的思想和生平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反映民国建立的重要理论和艰难实践，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宋教仁集
宋教仁撰，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分上下两册。宋教仁（1882—1913）。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民国初年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桃源人。此书辑入宋氏论文、函电、评论、公文、诗作、专著和日记，计247件。其中一部分是未刊稿。各件均按撰述时间顺序编排。该书不仅提供了有关宋教仁生平及思想的比较完整的资料，而且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思想和活动也有参考价值。
蔡锷集
蔡锷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出版。蔡锷（1882—1916）。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艮寅，字松坡。邵阳人。此书系据《蔡松坡先生遗集》、《护国军笔记》、《护国运动见闻杂忆》、《护国运动史资料选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及家藏手稿等整理而成。分为事略、年谱、重要军政文电、文选、家书五个部分依次编排。某些资料为他书所不及。其文献反映民国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
陈天华集（清）陈天华撰，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点校铅印本。1982年增订第二版。陈天华（1875—1905），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新化人。1903年获公费赴日留学，回国后策动反清起义。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主张反帝反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很大。是集收录陈氏《述志》、《敬告湖南人》、《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国民必读》、《中国革命史论》、《先考宝卿府君事略》、《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致湖南留学生书》、《绝命书》，附《陈星台先生〈绝命>跋》等20种（篇）。有裨于中国民主革命史研究。
帝王春秋 易白沙撰。民国十三年（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84岳麓书社重新整理印行。易白沙（1886—1921）新文化运动学者。字白沙，号越村、月村。长沙人。此书博采我国史载中有关帝王的史实，以揭露历代帝王荒淫腐朽、残暴害民的罪恶，并附加按语、评论，以作批判。书中摘引颇为详尽，从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等十二个方面将“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以追究中国贫穷落后之根源，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路。
齐白石全集 齐白石绘。1996年湖南美术出版社整理出版。齐白石（1864－1957），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20世纪中国书画艺术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字浜生，晚号白石老人。后改名璜。湘潭人。一生中创作了数以万计的绘画与篆刻作品，为世人瞩目。全集计收入其绘画与雕刻作品2206件，篆刻作品1850方，书法作品296件，诗文50万字，涵盖齐白石的画、书、印、诗词联语、文抄、题跋等，展现了齐白石各历史阶段代表性作品及各品类的精华之作，实现了集齐白石作品之大成。
毛泽东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