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几个孩子（精选8篇）

张艺谋几个孩子 第1篇

中国应该多几个张艺谋议论文1200字

众所周知，张艺谋是中国争论最多的导演。几乎他每拍一部戏都会引来骂声一片，以至于媒体中有拿“骂不到的张艺谋”头版头条。张艺谋的出现，是在谢晋电影时代结束的。过去的中国电影可以说都是参杂着太多的权利意志的。而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则突破了谢晋模式，按照制作人的愿来编导。因中国电影首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获奖，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为《红高粱》举行了庆功会，很多人都说张艺谋为国争光，为国产电影开了个好头，但《红高粱》之后却遭受了一系列的攻击和辱骂。影评人、文艺评论者的嘴堵都堵不住你说一句这里不好他说句那里不行。这就好比去餐馆吃饭，自己本没胃口，却专要挑剔，说这个菜放多了盐，那个菜太辣了，容易上火。似乎这菜成了他们之间唯一可以争论的话题，成了他们之间好高骛远的装饰品，到头来，不仅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电影人也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如果说这些人批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人，那便是中国电影的悲哀了。在我看来，这些人无疑是觉得没趣时可以随便拿一部电影来玩味一下，一直能在媒体上透透气。好像是闭关修炼成功的仙人要出山了。假若是今天看见看见谁批的电影怎么怎么不好，他却认为这个人的批评观点没到恰处，总想展示以下自己“独到的见解”，明天有在某某报纸上拿这部电影开刀了。

张艺谋的作品，大都是以反映中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说实话，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个骂不到的战士。《活着》可以说是张艺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可惜在国内被禁。这是一部题材厚重的作品，而他却能够举重若轻地拍出来，真是难能可贵。张艺谋说《一个都不能少》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退出了戛纳电影节，这是西方人以一种政治化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电影。但现在中国文化已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最好的佐证。《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揭露中国河岸一面的作品。当时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多项奖，无可置疑，国内优势骂声一片，这对于张艺谋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又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在那一刻他们心里是最痛快的，因为这一刻他们能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就像是久逢甘霖一样的要喝水，抓住了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了。殊不知，原来斯文的知识分子也会有峥嵘的一面。也许一些人会跟着他们的思想走，认为这些人是“正真的勇敢的武士”。

《活着》让张艺谋这个大师级的导演在大众心里站稳了脚，他的电影也在西方的国际电影节上屡屡获奖，国外是对他的一致好评，而国内却把他当靶子打。甚至有人说他是用中国阴暗的一面来取悦西方人。如果国内某部电影在国外的了某个奖，我们中国人就认为一定是西方人搞了什么鬼。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太敏感太警惕了，这根本上就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否定。北京奥运会张艺谋一直在以一种文艺表演的形式，将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展现给世界看，这本无可挑剔，但一些有话语权的人，先不管说的对不对，先磨磨嘴皮子再说。

中国的电影制度是成功的——多了这么一批人。与其说是在“批林批孔”，还不如说是在革故鼎新。也可以说是失败的——评论者和知识分子没有倾尽全力，也许，他们认识到你一句我一句是徒劳的了，如果在胡搅蛮缠，恐怕只能狼狈地退回来了。

我想中国多几个张艺谋是好的，一个是能够排除一些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电影。二是能够不让那些文艺评论者不丢饭碗。

对几个典型孩子的观察和思考 第2篇

以下是我平日里对一年级中一些个性、智力、行为习惯等方面比较典型的孩子的观察和思考。

“笨”小孩A———

上课时, A举手回答问题不超过两次;活动时, A没有坚持的毅力, 半途而废并且无创新意识;平时与A谈话问他:“你觉得哪位老师最喜欢你?”A低下头想了想, 摇摇头,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笨……”

我想, 这样的孩子真的是智商低吗?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智力有早发和迟慧现象, 暂时未露锋芒, 并不等于他不能成为“人才”。其实, 一个孩子能否成长,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非智力因素作用, 如情感、意志、性格、兴趣等。于是,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很注意A, 上课时多次鼓励他举手回答问题, 即使答错, 也表扬他的勇气:只要动了脑筋就可以了。在活动时, 我鼓励A与别的孩子一起玩, 并且担当一定的职务, 同伴的影响力是很强的, 就这样, 我不断引导激发A的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我相信“笨小孩”不会再笨了。

爱“保证”的孩子B———

上课时, B不注意听讲, 东张西望, 我提醒B, 课后, 他说下次保证认真上课了;活动时, B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跑去给别人捣乱, 我询问B, 他说以后保证不去影响别的同学了;平时我一直教育学生要注意安全, B偏偏喜欢跑来跑去, 有好几次都摔倒了, 我把B叫来问话, B告诉我, 下次保证不跑了……但时隔一日, 又会重犯以前的错误。

其实, 在许多情况下, 孩子的“保证”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这与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年龄特征有关。真的“保证”, 具体体现在孩子在保证之后, 确实能坚持一阵子。但由于孩子的坚持力不强, 以及外物强烈的或新异的刺激才会偏离“保证”, 重犯错误;有的是假“保证”, 是孩子处在某种威胁、压力下, 避免惩罚而保卫自己的暂时性行为:即“保证”之后, 是否会按内容去做, 他们就很少考虑了。所以说, 对孩子的这种“保证”不能轻易地将其定性为“说谎”, 这只是一种短期行为, 是一种只顾一时, 不顾长远的行为。对于这样的孩子, 我认为他爱保证可能主要是因为保证了能逃过惩罚, 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于是我便在他每次犯错误后加强正确引导, 从行为、情感等方面让他感到自己行为的利害性。

因此, 面对这种类型的孩子, 作为教师应积极引导和训练孩子向长期行为发展, 克服不良习惯, 避免外界干扰, 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和高度情感, 让他们体会到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让“假”的保证变成真的。

“小大人”C———

上课时, 老师正在认真、细心地讲述纸鹤的做法, C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插了一句:“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不就是这么做嘛!”活动时, C和另一个孩子不小心把学校的花盆打破了, 我问C是谁摔坏的, C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是他一个人, 他是不会出卖别人的;平时, C总是训斥别人, 虽然有时看起来很可爱, 但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来看都是很不利的。

我认为这样的孩子失去了应有的天真活泼的性格, 是过早地成为娴于事故的“小大人”。儿童一旦在心理上形成成人化趋势, 就会失去或缩短应得的欢乐, 这种对童真的“扼杀”是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成人心理行为直接影响造成的, 应当引起家长和教师的重视。究其原因, 孩子们好模仿, 这种现象往往是受电视、家长、教师等身边的人或事所影响的。

教师应对孩子采取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方法, 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 把住社会影响关, 纠正孩子过分的模仿。同时也要给予孩子应有的“自主权”, 对于他们的无知、顽皮、情感外露等表现要理解, 不要逼他们做不感兴趣的事, 从而使孩子享受到人生最幸福、最快乐、最无忧的童年。

犟孩子D———

艺术课上, 我正在教孩子做泥工杯, D没有按我教的那样做, 于是我告诉D他做的方法错了, 可D偏不听, 说:“这样也可以做的。”便自顾自做了下去……可做完后D才发现, 他做的杯子是实心的。六一节活动上, D没有能当小主持人, 便哭了起来, 我告诉D下次再当, 可他却很任性, 赌起气来。平时, D也经常做出一些不符要求的事, 教育D时, 他就会犟起来, 就是不愿听。

我想, 对于这些有逆反心理的孩子来说, 虽然有不利的一面, 但同时也是有一些自我意识强、好胜心重、有韧性、有闯劲的情感因素存在。作为教师, 应当抓住这些积极的因素, 创造教育的时机, 激发孩子心灵蕴藏的“闪光点”, 要善于根据具体的情况, 做到“启其蒙, 引其趣”。

这几个孩子…… 第3篇

邵某，一位胖嘟嘟的小男孩，脸上满是憨厚，一张较大点的嘴巴，嘴角习惯性地翘起，好像总在使劲，也好像什么活他都能干似的。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那双眼睛。你看，两眼总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好像总有对不起别人的样子。他和你说话，总会满口允诺，大有唯恐别人批评他的意思。

马某，个子不大，但脸黑黑的，留着一撮“刘海”，有时还会不自觉地一甩，显出一个小男人的潇洒和魅力。他和小邵不一样，总爱拿眼睛斜视别人，有看不起抑或是对什么不满的神态。他穿得脏兮兮的，两只手黑黑的，好像总在干脏活重活似的。他不爱说话，几天过去了，我没有和他说上一句话。

李某，个头稍大点，和小马一样，脸黑黑的，有一双敏感的眼睛。他喜欢穿一套“迷彩服”。看得出来，他想当解放军。他和小邵、小马一道，很默契地抬水、拖地、洗拖把。地面被拖了一遍又一遍，其实地面很干净了，但他还要仔细地检查一遍，对万一漏掉的地方还要补拖一遍，真是火焰金睛啊!这种检查，一直进行到他自己感到很满意了为止。最后又是洗拖把，收拾清扫工具，直到摆放得整整齐齐才肯罢休。

我很纳闷，为什么其他小朋友都坐着不动，就他们三个天天这么忙乎呢?后来，我问了几个小同学，才真相大白。

原来，在一二年级时，他们三个上课不好好听讲，违反纪律，作业也不能按时上交，考试成绩总是拉班级后腿，老师就让他们三个经常打扫卫生，以此作为惩罚。至于他们的学习，老师们关心的实在太少，后来，几乎被老师们淡忘了。

哦，原来如此。

我心头蓦地一震，可怜的孩子!我不禁这样想。难怪这几次作业他们都交不上，勉强交上来的也是“脏、乱、差”，书面不整洁，字迹很潦草，错题真不少!学习好像成了他们的“副业”。

基础教育改革的扎实推进，新课程教育理念的逐步深入，在有些教师的心目中还是没有泛起一丝的波浪。老师们为了追求高分数，培养好学生，不惜扼杀一些孩子的学习权利。扫扫垃圾拖拖地板这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都让这三位同学干了，其他同学就根本不能得到劳动技能的培养，只凭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种教育观念其实是在违背教育规律，有悖于教育的根本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其他同学人人都考100分，又能说明什么呢?

再看看那几个孩子的神态，看看那几个孩子干活的能力，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小邵酸溜溜的眼光，分明在告诉我们，他经常在受批评，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招架不住老师的白眼和歧视，好像他只有出力干活才能立足于这个班集体中；小马的眼光分明在告诉我们，我要反抗!虽然我现在年龄还很小，不能和老师抗衡，但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在鄙视我们，也是在警告我们，警告我们的教育不公平!相对来说，小李最幸运，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一习惯，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现。他只知道干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打扫卫生，天天如此。多可爱的几个孩子啊!但我们当教师的几乎根本还不知道这一切!

也就是在开学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全班表扬了这几位同学，把他们为我们其他同学所做的一切，也给全班同学和盘托出。经我这么一解释，同学们马上意识到这三个孩子为班级做了好多事情。我提议大家给他们送上最热烈的掌声。然后，我向全班同学宣布，从今天开始，这三位同学就是我们班的三位卫生委员，指导其他同学的值日工作。每天的值日生按合作小组来划分，两个小组为单位，搞好每天的值日工作，各项具体事宜由三位卫生委员负责安排。我还向大家提议，学校要召开开学典礼和颁奖大会，要求每班选出优秀班干部，我们就从这三位同学中选。

我话音未落，教室里面议论开了。有祝贺这三位同学的，也有对我的决定提出质疑的。但看看这三位同学，他们的脸顿时就像春天开放的花朵，异常地灿烂。

张艺谋几个孩子 第4篇

对艺术家来说,“寻根”的直接和最初意图,应是从世纪初以来“走向世界”的“西化”浪潮中抽身出来,转而从本土被压抑层面寻觅本民族的生存方式的原初根基,以及能述说这种根基的话语。可以说,张艺谋带着寻根冲动去拍片,但实际地向我们呈现的却是丰富和复杂的世界。

张艺谋的寻根方位是涉及广泛的和多变的,这需要首先追溯到他拍摄《黄土地》的经历。当他于1983年冬和《黄土地》剧组脚踏实地地走进偏僻而荒凉的陕北乡村时,他被黄土地的博大、雄伟和悲怆震撼了,获得了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验: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根不就深植在这片黄土地之中吗?“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要拍,“就拍这块土!”

由此,张艺谋算是正式走上了他的电影寻根之路。《黄土地》先是在海外、其次在海内的空前成功,更使他认定了中华民族的独特而深厚的“民族精神”是深潜在我们的过分理性和僵化的中心文化以外的,必须尽可能运用新的有效手段去寻觅和挖掘,让它在西方人、也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令人惊异的活力和魅力。同时,他也已充分意识到,这种寻根努力正是使自己在中国电影界立足的一条“捷径”。

在张艺谋首次任导演的《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野合、在十八里坡酿制高粱酒,以及用高粱酒痛歼日寇的壮举,似乎给人们亮出了民族精神所建立其上的真正原初根基——个人的潇洒而自由的活法。张艺谋自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中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里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我把《红高粱》搞成今天这副浓浓烈烈、张张扬扬的样子,充其量也就是说了人活一口气这么一个茁直浅显的意思。这里所大力铺陈和渲染的焦点,正是个人在世界上“做人的自在和快乐”。

然而,到了三年后拍成的《菊豆》中,这种“做人的自在和快乐”就令人惊诧地转向了反面:主人公菊豆处处感到了做人的不自在和深重痛苦。30年代的洪水峪山村,垂暮之年的杨金山为了传宗接代,买来年轻姑娘菊豆但对她百般凌辱和折磨;又收养了侄儿杨天青,让他当牛做马。菊豆与杨天青之间必然地发生了婶侄偷情,生下杨天白。这一乱伦恋情在杨金山和儿子杨天白的双重打击下,走向悲剧结局。在这里,“做人的自在和快乐”冲动遭到家族权力网络的成功遏制和摧毁。

随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沿袭了同样的悲剧性思路,故事叙述四姨太颂莲为争得家长陈佐千的宠幸,与其他妻妾丫环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最后失败发疯。这里,个人生命的毁灭力同样来自于以家长为代表的家族权力网络。

张艺谋以如上创作,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寻根潮的一员先锋,但他的寻根方式又打上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的烙印。

其实,这种寻根结果与初衷相违背的情况,在寻根潮中并不鲜见,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陈凯歌诚然可以说在《黄土地》里着力寻求过“民族精神”,当到了《孩子王》,他已经开始起来揭示“民族精神”的“负面”了,换言之,他已使观众“找不到这种民族精神了”。所以,他才会听到人们的“普遍”的“焦虑”和责怪:“倘若连民族精神都没有,影片的价值在哪里呢?”当我们民族的“根”已变得如此畸形而衰朽时,中华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这不正构成一种深刻的历史反讽吗?张艺谋在此应是与陈凯歌和韩少功约略近似的。他虽然对这“根”的热情并未完全泯灭,但更加热切地探究的毕竟是它染病或衰朽的状况本身及其深层缘由。

这缘由在哪里?对张艺谋来说,就在“根”所赖以具体地存在的现成传统秩序之中。这里的传统秩序是关于从过去沿袭下来的正统伦理规范、礼仪、习俗和家规等的通称。愈是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人们愈加体会到传统秩序的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传统倚仗血缘亲情所赋予的权力,组成无所不在的权威性统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新生的、具有活力的与“根”相连的力量——即当代自我,总是被压制和扼杀。这种压抑性传统权威,在当代自我的想象中,就逐渐凝聚为一种人格化形象,这就是:传统父亲。在张艺谋的影片中,传统父亲正是“根”染病或衰朽的罪魁。是当代自我向“根”认同的坚固障碍。张艺谋的大多数影片都展现了这类情形:既然传统父亲是压抑当代自我的罪魁,那就只能选择弑父这一条路。只有弑父,当代自我才能挣脱锁链,自由地成人。

现在让我们进入张艺谋影片之中,具体地看看他所构造的弑父的本文世界。

《红高粱》里的“我爷爷”,堪称当代中国电影中少见的令人昂奋的弑父英雄。传统父亲的形象在此是由蒙面盗、酒坊掌柜李大头、土匪司令秃三炮以及日本军队等具体承担的。他们构成“我爷爷”成人的障碍。因而,不弑父无以成人。首先,通过杀死蒙面盗,“我爷爷”赢得“我奶奶”的芳心,并完成了高粱地野合的神圣仪式。其次,凭借暗杀麻风病人李大头、与秃三炮对抗,“我爷爷”得以成为“我奶奶”的合法丈夫。最后,以高粱酒打日本鬼子,为罗汉报仇,“我爷爷”完成了一次象征性弑父使命。这样,通过上述弑父行动,“我爷爷”成功地完结了自己的个体成人仪式(赢得“我奶奶”)和社会成人仪式(打日本鬼子)。“我爷爷”的弑父行动显得如此充满豪气、令人兴奋和痴迷,以致观众不难感受到一种浓烈的狂欢节气氛——这是弑父的狂欢。

与“我爷爷”可以在荒无人烟的法外高粱地和十八里坡潇洒地弑父不同,《菊豆》里的弑父者杨天青却不幸被束缚在封闭的杨家四合院,以及由若干此类四合院组成的村子洪水峪中。这封闭的四合院正是严整的传统父亲秩序的象征。杨天青从第一次牵着驴子进入俯拍镜头中的铁屋似的四合院时起,便注定了永远也走不出这森严的父权之网。与杨天青的有限的弑父行动相对照,杨金山对他的压制和惩罚却是无限的——这是深厚的家族力量在起作用。杨金山不仅一次次设法置杨天青与菊豆于死地,而且在死后仍对他们具有无形而无所不在的震慑力。杨天青的命运确实够不幸的了,而他与菊豆偷生之子、他的名义上的弟弟杨天白的介入,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说,杨天白童年时在染花花草游戏中误杀无能的法律的和名义的父亲杨金山,尚属原始的隐性弑父举动的话,那么,他长大后在大染池里凶狠地将名义兄长和生身父亲杨天青打死,则是空前大胆的明确的弑父“壮举”。亦从父亦弑父的杨天青被儿子杀死,终于宣告了其弑父行动的悲剧性;而果敢弑父的杨天白通过先后除掉两位父亲,虽然使自己的生命力获得《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式的短暂的流溢喷射,然而,母亲的摧肝裂胆的哀叫“他是你的亲爹”,注定了会伴随并折磨他一生,从而仍然不能逃脱杨家长辈那种悲剧宿命。这样,《菊豆》等于是对《红高粱》的浪漫性弑父举动的一次有力瓦解。同时,对于以发掘被压抑的“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寻根”冲动。也构成自我颠覆的力量。

与前两部影片拥有“我爷爷”、杨天青和杨天白这样的弑父英雄不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弑父英雄是基本缺席的。当弑父英雄缺席时,在妻妾成群的陈家大院,就只得上演成群妻妾丫环向老爷陈佐千争宠的反讽性游戏了。如果说,以陈佐千为代表的传统父亲规范无疑地属于黑暗势力的话,那么,颂莲及其他妻妾丫环可以说是女巫的化身,他们共同创造反讽性神话。不过,反讽效果的最终出现或实现,还必须依赖于观众的主动参与。这个本文内部诚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弑父者,但其故事的进展却已为可能的弑父者准备了一个当然席位,即在“召唤”弑父者。这个被召唤的弑父者只能来自于本文之外,即来自于观众。也就是说,本文所陈述的颂莲等的悲惨遭遇,势必激发观众对于陈佐千及其所代表的家族权力网络的仇恨,迫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弑父欲望。从而当观众接受本文的召唤,以弑父者身份自本文外参加进本文中时,反讽效果就实现了。

弑父,构成了读解张艺谋影片本文的共通视角之一。《红高粱》虽然造就出激进而浪漫的弑父英雄,但最后又哀叹“一代不如一代”。在《菊豆》中,透过两代弑父者的悲剧命运的重复,不难看到传统父亲的结构化权力的无所不在的威势。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弑父英雄死灭了,剩下黑暗之神与女巫从事反讽性游戏。张艺谋最初可能有意识地幻想以“我爷爷”式浪漫弑父英雄去横扫传统父亲规范,但到头来不得不发现,这样的英雄是不现实的,他们属于遥远而不可企及的过去,早已毁灭了;而今,中国大地似乎还无力再度孕育出这样的弑父英雄。而另一方面,代理弑父者又无力担起弑父英雄这“天降之大任”。于是,张艺谋不得不否定或修正了自己先前的努力,而走向一种没有弑父的安平心态。

张艺谋从寻根始、经过弑父而奉献出原始情调,这是他给予当代中国观众的馈赠,也是他征服他们的成功的战略“诡计”。他顺应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中国的寻根热潮,不失时机地烹调出适合公众口味的原始情调。张艺谋在国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善于追随时髦的寻根潮流的流程,适时地以当代自我与传统父亲的关系为基点制作出一度令人神往的原始情调。

摘要：“寻根”是80年代中后期(1983~1989)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流行术语。张艺谋的寻根方位是涉及广泛的和多变的。张艺谋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善于追随时髦的寻根潮流的流程,适时地以当代自我与传统父亲的关系为基点制作出一度令人神往的原始情调。

关键词：寻根,张艺谋,早期影片,成功原因

参考文献

[1]张艺谋.我拍《黄土地》[J].当代电影,1987,1.

生几个孩子是问题吗 第5篇

计划生育政策，是上世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出台的一项国家性政策。这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中国执行得最为严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中国育龄夫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中国夫妻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简单地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放宽的地方，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再婚家庭、三代单传的家庭、生育出现障碍的家庭、从事特种行业的家庭都有照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于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78年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曾有力地控制人口规模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在于使得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四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少生了四亿人口。从总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来说，可谓居功至伟。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年轻人口负担较重的不利情势即将在数十年后到来。计划生育政策曾强有力地调控了中国人口出生数量，让改革开放的中国轻装上阵，得以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未来劳动力不足、老龄人口过多的可预见的社会现实就在眼前，现在的独生子女组成的夫妻供养四个老人和孩子已经很多中国都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家庭结构的典型结构。

学界和舆论界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歇。近年来，很多地区出于本地的人口和社会状况，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都有了一些新的改变。最为典型的就是很多省市出现了放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生育二胎的限制。自浙江省在2014年1月首先出台该项政策之后，多个省市开始尝试。如上海等发达省区，对于单独二孩采取鼓励政策。然而截止2014年底，全国仅有近100万对夫妇提出了单独二孩的申请。

从完善未来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角度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因时而化是必然之举。然而适龄夫妻因为对于制度形成的依赖和惰性，以及家庭负担等各方面考量，中国适龄夫妻对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响应并不积极。适龄夫妻生育二胎的意愿还受到自有思想观念、家庭经济状况及头胎子女的反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生育二孩的积极性并不高。这种倾向在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最为突出。

说到底，是否生育二胎，还是各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自己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同样的花瓣，中国的家庭家家有自己的经，情况都不太一样。只要制度松动，各个家庭肯定会根据自己的状况做出适合于自己的抉择，更多的讨论并无太大意义。本文开头出现的那则新闻只不过是特例而已，揭示了社会的一些状况，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性。

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限制生育

生育政策是国家根本大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竞争力。它一定要科学，并不是说，人越多越好，也不是说，人越少越好。马寅初教授与毛泽东的争论的胜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用极大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人多力量大，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的生育高潮，几乎将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如果不是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怎么会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将人口从1953年的6亿人，突破了10亿大关。

西方国家的人口政策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目前西方国家对于生育并没有限制，除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之外，西方的生育还受到宗教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并不存在二胎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在这个话题上，并不存在中西方对比的可能性。如果非要对比，可以这么说，中国较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与西方不限制子女数量的政策，可以进行对比。

先说西方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对于人口政策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西方国家不仅是不限制人口的生育，相反他们是鼓励人口的生育。西方国家工业发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生率低一直是困扰他们的重大问题。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不断地缓慢下降，如果刨去移民人口，这种情势让西方国家更为担忧。

联合国人口司统计了世界各国从2005年至2010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取了中值，得出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每千名的人口出生率为：美国，14.0，排名139位；法国12.2，排名151位；英国12.0，排名152位；加拿大10.3，排名169位；意大利9.2，排名183位；日本8.3，排名191位；德国8.2，排名192位。排名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分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几内亚比绍，他们的人口出生率是49.6。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以9.6的出生率，排名第194和195位。

从以上状况可以看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总体而言，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后列。对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最为担心的问题就是人口的低增长和负增长。在以上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状况稍好，主要原因这两个国家由于吸收的移民较多，而且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都比较喜欢生儿育女。

英法德日意等，情况大体类似，由于移民政策较为严格，移民对于增长率的贡献较为有限，而本国原有人口受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病的影响，生育的积极性较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子女，喜欢享受生活。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观念较为开放，单亲家庭较多，离婚率较高，这些国家的居民的婚姻状况对于人口的出生率也有很大的影响。加上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较小，所以人口出生率较低。目前在欧盟中，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人口负增长形势严峻，英国几乎保持停滞，形势也不容乐观。俄罗斯的人口负增长也很严重。日本的人口增长率，2011年是0.2%。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人口生育，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法国对于在职妇女给予生育补贴，法国的孕妇可以获得至少16周的带薪产假。只要法国妇女生育三个孩子，每个月就可以获得每月1000欧元的国家津贴。挪威的孕妇在怀孕期间，可以享受10个月的全额工资，或者领取全年工资的80%。西班牙政府对于已婚夫妇的补贴规则简单明了，只要生一个孩子，每个月给予300欧元的补贴，生得越多补贴越多。

中国父母没法像西方父母那样潇洒

之所以说生二胎无法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对比的一个话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因素。西方发達国家除日本外，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国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禁止堕胎的。而且这些国家都长期存在着势力极大的反堕胎组织，某些国家甚至出台了《反堕胎法》，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反堕胎法》以严厉著称。由于生育能够获得国家补贴，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水平较高，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妇女一旦怀孕，很多都把孩子生下来。这也是西方国家非婚生子女较多，单亲家庭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些国家，堕胎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

中国独生子女较多是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数十年之后的社会现实。所以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单独二胎会成为一个社会话题。西方国家由于人口增长率低，甚至陷入负增长，对于生育都采取鼓励政策，基本上都有配套的国家补贴。对于他们而言，二胎与三胎、四胎，乃至于N胎没有太多区别。他们也基本上不存在头胎反对父母生育二胎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是中国所独有。

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收入水平不是很高，生存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中国的育龄父母们没办法向西方国家的那些夫妻那样洒脱，生育多名子女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当然中国也没有发展到西方那样的阶段，很多夫妻不生育子女也不会受到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丁克，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收到双方父母的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中国的二胎政策即使彻底放开，中国的育龄夫妻们还是会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选择生育一个还是两个孩子。这种事情因家庭而异，生还是不生，还是父母们自己来决定。单独二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顺其自然。

张艺谋电影艺术风格探索 第6篇

张艺谋的作品中描写得女性大多是悲剧式的。他与第一代谋女郎巩俐合作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 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电影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类似于鲁迅的小说, 鞭挞封建社会的落后愚昧以及残酷制度下艰难生存的人们。《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进行了批判, 具有很强的象征寓意, 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某种心情, 对于封建势力灭杀人性和生命的行为, 都被他放到了黑森森笼罩着的封闭的院落里, 在这种无处可逃的空间中, 巧妙的展示着深层的寓意。

二.象征性的承载物贯穿全剧

张艺谋的电影中总会有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贯穿始终, 他代表着电影中人物命运的发展与兴衰。例如, 在《活着》中, 皮影戏的使用, 与主角福贵的人生起伏进行了有机的对位结合, 从而展现出更深刻的内涵和主题。皮影在电影一开始只是纨绔子弟福贵的娱乐消遣物, 到后来福贵家道中落, 皮影成为了福贵谋生的工具, 大炼钢铁时期, 福贵用之前学的皮影戏功夫为工人们加油打气, 到了文化大革命皮影又被统统销毁, 只留下了装皮影的箱子, 皮影的命运的一波三折也暗示福贵人生的跌宕起伏。《活着》被公认为是张艺谋电影水平最高的一部, 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对人生的表现和对电影本质的探索更为深刻和贴切。这种贴切, 就反映在“皮影戏”的使用上。此外, 在他的黑色幽默喜剧《三枪拍案惊奇》中, 张艺谋将“二人转”、“陕西油泼面”、“年画”以及“春晚”的小品式表演融在了一起, 套用一个具有悬念性的故事, 使得整部电影散发出了特立独行的特点。这种“文化道具”的表现方式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高能的颜色叙事

我们生活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 色彩, 是一种具有强烈暗示意味的符号。无论在影视还是现实生活中, 颜色经常都被有意识的运用着, 如医院以白色为主调, 肯德基以红色为招牌色调。然而这种单一颜色的大规模运用, 逼迫着接受者往信息发出者设定的方向思索, 一种压迫感, 疲劳感容易产生, 在电影这一视觉文化中, 导演故意使用这种手法, 让观众感受到画面的压抑感和扭曲感。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 颜色运用比比皆是, 仅以红色为例, 在《红高粱》中, 红色代表鲜血、野蛮的高原、初始的欲望。尤其在影片最后, 漫天遍野的超现实红色, 立于红色之中被染得鲜红的两个人, 红色的太阳, 红色的土壤, 红色的高粱, 所有的种种都让这部影片的主题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这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国国画中泼墨式的手段, 成为了其打开国际电影节大门的敲门砖, 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技术创新和艺术表现最为“浓墨”的一笔。

《菊豆》中对冷峻色彩的使用, 如染坊、瓦墙、服饰、灯笼、各色染布、红烛、棺材、白布、纸钱、火焰等纷纷出现, 环境以灰青色为主, 人物着装颜色对比突出, 以红黑白为主, 黄紫蓝等颜色为辅。在《秋菊打官司》里女主人秋菊穿着红衣服、绿头巾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人眼前一亮。推着一车红辣椒, 淳朴自然, 极具地方特色。

四.与小说的密切结合

张艺谋的大部分电影都根据中国现当代小说改编, 《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等等, 正是由于中国小说的繁荣, 才成就了张艺谋的电影。

五.电影商业化的转型

2002 年后张艺谋转型执导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金陵十三钗》、《归来》等影片都呈现出商业化的特质。影片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 比如启用当时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周杰伦演出等。这些影片多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电影商业化的转型是时代和市场的要求, 同时国家电影管理总局政策出台, 放宽制作水准, 加大对电影的扶持力度, 支持中国电影走出国门, 开拓国际市场, 在国际票房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商业化的转型符合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流, 《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及《金陵十三钗》的火热上映, 表现出张艺谋对电影商业化探索的日益成熟。张艺谋认为, 中国电影要发展, 是需要各种类型电影的, 确实也需要更大的市场, 要拍摄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去占领这个阵地。2017 年即将上映的《长城》, 故事核来自中国古代, 据报道影片处处充满中国元素。同时这也是张导从影生涯中投资最高的一部商业大片, 不管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 都采用国际顶尖技术和人才, 在演员阵容方面, 选用具有庞大粉丝数量的国际国内一线明星, 就粉丝来说, 这已使影片具有了庞大的观影群体, 再加上国际大腕儿与好莱坞制作的高水准, 势必本片将会取得一个更高的效益回报, 打破目前为止《美人鱼》保持的票房纪录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总的来说, 张艺谋导演的风格多样, 各种类型都有所尝试。我想他的成功来自于他独特的思考和创造性思维, 他的影片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传统, 让世界直观的了解中国。我想就是这种特质, 成就了他传奇导演的地位。

摘要：张艺谋, 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其作品风格迥异、题材多样, 深刻反映着中国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状态, 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多样的风格与不停歇的艺术探索, 使他的电影在国内外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进入二十世纪后他又开拓了商业电影的道路, 电影口碑与票房齐飞。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类型电影的背后, 窥探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艺术风格。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风格

参考文献

中国人未来生几个孩子？ 第7篇

但是，由于十多年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此，中国未来是继续实行计划生育还是提高生育水平？专家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最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

《百科知识》：生育水平是用什么来衡量的？中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很低吗？

乔晓春教授：我们用生育率来反映生育水平。我们常说的生育率其实指的是总和生育率，它是指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某年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形象地用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反映现在的生育水平，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到底中国的生育率有多低?这是从1990年以后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离我们时间最近、人们普遍认为比较可信的是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当时是2.31。从那以后，由于出生人口数据漏报，每次调查得到的生育率都很低，甚至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生育率是1.22，比上世纪90年代任何一次调查都低，甚至低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这使研究者产生了怀疑。也就是说，90年代以前生育率很高，但是我们知道多高；90年代以后生育率降低，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低。

由于人口普查和其他全国性调查提供的数据不太准确，学者们只能估计生育率是多少。学者的估计，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内部一致性原则，用人口调查和普查的数据估算2000年的生育率，结果是1.3～1.4，很低。我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信的，因为你所依据的数据就是不准确的。另一种是借助外部数据，即用非出生数据、非人口调查数据进行估计。主要是用教育部门的小学入学登记数据，虽然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很准确，但思路是对的。估计的2000年的生育率在1.8～2.0。两类估计结果差很大，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类。我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是1.8～2.0。

《百科知识》：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就是中国人太多。生育率低可以降低人口数量，难道不是好事吗？

乔教授：曾经的高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过多，长期以来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但是研究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就会发现人口少，生育率低也会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消费需求低下、老龄化程度严重导致社会保障压力巨大、劳动力成本高使其产品缺乏竞争力等。

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聚集了最有名的科学家，研究按照美国的体制，人多些好还是人少点好，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人多点好。因为他们有技术，有生产能力，经济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人要。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动力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如果有人买，什么不能生产？经济自然就发展迅速。美国之所以经济发展不快，原因是消费不旺，根本原因就是人口太少。

再比如说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生育率下降速度甚至比我们政府推动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还要快。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现在得出一个结论：日本这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太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现在日本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人多已经不是压力了，资源都可以从外面进口。人多对一个国家没有绝对的限制，只有相对的限制，只要经济发展好了，人多点没有问题。

《百科知识》：生几个孩子是比较理想的？中国需要如何进行调整以达到较理想的状态？

乔教授：从理论上来说，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是最合适的，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多一点，这样子女一代和父母一代的数量保持平衡，人口结构保持不变，社会结构不会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波动而产生相应的波动。比如说就业、高考，要是赶上人多的一代，就会竞争非常激烈。要忌讳这种人口结构的大起大落。因此从长期来看，2.0～2.1是最理想的。

1.22的生育率相当于一个人一生就生一个孩子，城市1.2差不多，但是在农村人们不可能平均只生了1.2个孩子。你的感觉和实际数据完全不一样。现在网上有人说生育政策要放开，但他们的依据都是生育率是1.2，如果真是1.2，严格来说不需要讨论了，就是要放开。但是没放开，意味着官方和学者都不认为生育率是1.2。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没有证据，感觉人们的生育率还是很高，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据感觉在做事。学者的研究、国家的决策都不能依据感觉，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没人知道真实的情况。因此，在生育率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都没有权力来改变现在的政策。

保持政策不变在短期是可行的，但是时间长了是不行的。欧洲的生育率很低，大家研究发现一个规律：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但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却不太可能。中国计划生育是努力把生育率从高降到低，这是可能的，也是有效果的，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能把生育率从低调到高。原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一旦已经很低了，则是无法逆转的。

《百科知识》：我们做过生育意愿的调查吗？结果怎么样？

乔教授：目前还没有比较好的调查。国家计生委在2002年曾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做过一个调查。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家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是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你希望生几个孩子，结果是2.0。同时也问了没有计划生育你想生几个孩子，但是结果好像没有公布。

根据那个调查，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现在的生育意愿还在2.0以上，我们还有机会。但是生育意愿永远是单向下降的，这是规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低生育意愿，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再放开政策，甚至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可能使生育率回升。

我们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如何权衡使生育率低一些同时又不至于低到出现严重问题的程度。从数量上来说，希望人少一点，但是又不能少到不生了，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甚至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估计在本世纪20年代会出现负增长，人口开始出现绝对减少。人口减少从数量上来说是好事，但是长期的负增长会给人口结构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老龄化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为了解决数量问题而不管结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准确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数据，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平衡了。

《百科知识》：您能否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状况做一个展望？

乔教授：假定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8，如果政策不变，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不断下降，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人口增长率也会持续下降。此时，人口达到零增长的时间是2024年，最高人口为13.93亿。从2024年以后中国人口开始减少，而且自然增长率会快速地持续地下降，到2085年甚至可以下降到-13.4‰。而总人口会持续下降到2100年的6.7亿。老龄化程度会非常严重，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10.1%上升到2100年的48.9%，即到2100年，中国会有一半的人口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如果在2020年以前，即在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没有下降到比较低的程度，将生育率向上调整到2.0。那么人口达到零增长的时间就可能会推迟到2038年，峰值人口为14.33亿，最低的人口增长率为-2.5‰，并在2088年重新返回到零增长，此时人口总数为13.20亿；到2100年人口总量会略微提高到13.32亿，那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为30.6%。

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50年内欧洲任何国家的负增长的千分比都不会超过两位数。尽管这样，欧洲国家已经面临着很严重的人口负增长带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口负增长真的达到-13.4‰，那么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绝对不会比欧洲国家差。

因此，中国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过10年，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时机取决于目前的生育率和没有政策限制的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所以，我们需要搞清目前真实的生育率，需要持续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我们现在面临着与当时决定是否实行计划生育一样的重大选择。

张艺谋超生罚款748万余元 第8篇

作为查处陈婷、张艺谋违法生育案件的责任部门, 滨湖区计生局相关负责人披露了案件的调查经过和细节。

调查取证难在哪?

调查发现, 陈婷户籍在无锡市滨湖区, 但长期不在无锡生活, 属于无锡市流动人口中的流出人口, 张艺谋及子女均长期不在无锡生活。按照法律规定, 多个相关地方对陈婷、张艺谋违法生育一案有管辖权。2013年7月, 经上级明确由无锡市滨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处理此案。从2013年7月开始, 滨湖区计生局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依法依规正式立案调查, 至今结案, 前后持续了半年多时间。

经查, 陈婷、张艺谋两人分别2001年、2004年、2006年生育三个子女, 均在北京出生。在生育三个子女时, 两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且均未取得人口计生部门批准生育的证件。据此, 两人的生育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七条的规定, 属非婚生育三个子女。

调查前期, 滨湖区计生局曾派工作小组赴京去找张艺谋, 并通过相关单位向陈、张二人发函十多次, 始终没得到有效回应, 这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因为计生部门作为行政部门只能采取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查, 缺乏强制措施, 而更多地需要当事人配合, 由于当事人流动性大, 异地取证难, 所以在调查进展方面上受到一定影响。

收入怎么查?

2013年11月底, 陈婷、张艺谋派代理人来无锡接受调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 滨湖区计生局先后组成九个调查组, 赶赴北京、广西、四川等多地实地调查取证。

三个子女出生前一年度, 即2000年、2003年、2005年陈婷、张艺谋的个人收入, 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依据, 因此滨湖区计生局重点围绕陈婷和张艺谋涉案三个年度的个人收入依法开展了全面核查。

在实地调查中, 调查组到当事人工作和合作单位及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 对当事人向滨湖区计生局上报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核实调查。通过履行法定核查程序, 滨湖区计生局认定:在2000年, 陈婷无收入, 张艺谋个人收入为2760元;在2003年, 陈婷无收入, 张艺谋个人收入为1062760元;在2005年, 陈婷无收入, 张艺谋个人收入为2518590元。两人在涉案三个年度的个人收入总计为358.41万余元。

陈婷、张艺谋对三个年度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作出了书面承诺。

面对“为何2000年的实际收入仅有区区2760元”的质疑, 张艺谋回答, 这的确是他当年的真实收入。“电影导演的收入并不固定, 有大年、有小年。对我来说, 我常用一年多的时间琢磨一个剧本, 在此期间, 还要请好多人来写、来讨论, 有时候还要倒贴钱。”

此外, 在这三年中, 张艺谋相继拍摄了《幸福时光》《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 为何没有导演酬金?对此, 张艺谋解释说:“由新画面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投资的《幸福时光》票房很差, 再加上两家投资方闹翻, 我没收到酬金;就《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和《满城尽带黄金甲》, 我的确签订导演合约, 但当年并没拿到酬金, 直到2010年才补发给我。”

张艺谋在受访时向记者出示了所有导演合同和个人银行账户明细。他说:“我愿意把所有合同、流水、缴税证明都向社会公开, 给大家一个交代。”

征收多少社会抚养费?

收入明确了, 那么, 张艺谋夫妇超生到底应缴纳多少社会抚养费?

对2001年陈婷、张艺谋生育第一个孩子的行为, 根据《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 《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 征收计划外生育费71928元。

对2004年陈婷、张艺谋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项规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2218696元。

对2006年陈婷、张艺谋生育第三个孩子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项规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5197230元。

滨湖区计生局人士表示, 因陈婷、张艺谋违法生育情节严重, 因此对其违法生育的第二、三个孩子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中, 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均按二倍予以了征收。

综上计算, 对陈婷、张艺谋违法生育行为的处理, 向两人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7487854元。

社会抚养费怎么用?

2013年12月28日, 滨湖区计生局向张艺谋夫妇寄送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根据规定, 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后有3个工作日的陈述、申辩期。2014年1月3日, 滨湖区计生局收到了张艺谋夫妇的书面申辩, 对其已申报的部分收入提出申辩。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申辩内容, 滨湖区计生局进行认真审核, 并及时作出了答复。

1月9日, 滨湖区计生局向当事人发送《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被征收人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如不服征收决定, 当事人可在接到征收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有关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抚养费上缴国库后, 由地方政府连同其他财政收入一起, 统筹用于本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