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精选12篇）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1篇
一、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乘数作用直接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投资乘数=年国民收入增量/年投资支出增量=1/ (1-b+bt+m) , 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税率、m为边际进口倾向。这一乘数的经济含义是指增加一单位的投资, 可诱发产生的均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额。基础设施是投资建设, 一方面能创造就业机会, 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刺激居民消费。在城市中, 发达的交通、能源、通讯设施和良好的公共设施是促进居民消费的条件。比如, 有良好的供电设施, 居民会对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的消费增加。居民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增加, 投资乘数效应也就相应增大, 因此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得到增强。
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效应是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基础设施服务功能, 从而达到改善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条件, 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基础设施投资被认为是直接生产活动投资的先决条件, 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定的限度内, 基础设施投资愈不足, 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愈高;基础设施投资愈大, 供应充足, 直接生产活动成本愈低。另外, 它也同时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管理交易成本。例如, 如今供应商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国际商品交易活动, 较之于以前派出营销人员前往世界各地进行销售可以节省大量的支出。在管理方面, 增加社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并使被管理者用更多学习机会以提高自身素质, 从而使用于管理的交易成本减少。
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效应是指其投入的增加能促进基础设施产业本身的结构升级, 实现基础设施产业的高度化、高效化和合理化, 以此为基础可促进其他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整个产业结构效益,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 经济增长总是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连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扩大基础设施规模和更新基础设施技术, 必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例如, 城市的交通运输和电力设施的发展, 给市场带来了繁荣, 市场产生了新的需求, 像电器产品需求的出现, 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 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从而影响人们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 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促进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扩大需求, 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包括内需效应和外需效应。内需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投资引致其他产业投资需求的增加、国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政府支出的增加。例如城市的公路建设投资扩大, 必然带来水泥、钢铁、筑路机械设备的大量需求, 从而拉动生产大量的此类产业投资需求, 产业投资需求的扩大将进一步扩大其生产能力, 增加该类产业的产量, 增加国民收入。外需效应是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利于加速贸易发展, 提高贸易竞争力, 扩大对外贸易,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 畅通的交通网络, 方便的通信联络, 运输能力的增加超过生产总量的增加会奠定贸易发展的基础, 加速贸易增长, 而贸易的增长会带来相应地区经济增长。
二、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方面
一方面, 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结构偏好。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特别是交通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就离不开高速公路、机场及铁路的支持, 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能源水利方面的大力支持, 要保证企业经营的电力和水力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 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更不能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 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
特别重要的是,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大洪涝灾害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要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格局, 就可以通过加大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 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二)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机制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财税、金融、外汇体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以项目法人制度, 资本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融资方式更趋多样, 融资对象日益增多, 融资条件更加规范。从此,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依靠政府投资到银行贷款, 再到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 这种融资体制的质的变化, 较好的解决了大额资金来源困难的问题, 直接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机制方面
经营机制的变革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民营资本参与的方式包括合同承包、租赁、合资、合作、参股、BOT、TOT等十多种, 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 更多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仍不断被创新出来,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被进一步促进。
(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资金新来源
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开始, 逐步形成城市建设与土地经营良性互动的新模式。198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城市建设“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 配套建设, 综合开发”的20字方针, 各地实行了“以路带房”、“以房带路”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改建相结合模式, 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五) 西部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经济发展初期, 尤其应该集中精力, 扩大公共投资, 保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根据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 国家在西部地区实行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即在东部和中部实施基础设施“同步型”发展战略的同时, 在西部地区采取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 (王文利, 2012) 。[9]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强, 在西部地区必须优先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要充分认识到, 只有实现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 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近年来, 交通部门作为国家扩大内需加大投资的重要落实部门, 交通运输局必须切实履行职能, 紧紧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扩大内需的机遇, 全力加快在交通项目中的建设, 认真加强资金和项目质量管理, 才能拉动内需, 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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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2篇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热点：中央布局下半年经济工作 定向
调控夯实稳增长基础
现阶段，稳增长依然要靠兼具质量和效益的定向投资，加快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从而优化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从会议透露的信息看，稳增长和促改革将成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这主要是缘于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复杂形势，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国际方面，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增长普遍疲软甚至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距离年初制定的增长10%的目标存在不小差距。而一些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又在低端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产品的替代，外贸形势较为严峻。
“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复苏远低于预期，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节奏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很难不受影响。”他表示，中国对外资的利用、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汇率等都会发生变化。随着复苏进程的反复，贸易摩擦等也有反弹的迹象。
国内方面，一些产业过剩产能的化解仍需时日，在地方债务压力下，地方的投资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不如从前。
针对这一形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必须保持中国经济运行长期处于合理区间。他特别提到，要通过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格局，加快补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不仅可以改善民生、增加就业，也能有效优化发展硬环境，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
“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总体目标下，政府的政策工具实际上已在围绕稳增长发力。”采访中，有权威人士表示，未来的政策追求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找准“喷灌”和“滴灌”的方向，夯实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的基础。
万亿投资定向加码
“尽管有疑义，但不可否认，投资仍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再一次指出了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他谈到，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现实，决策层保持定力、综合施策，采取了“扩投资、稳外贸、强农业、推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有力保障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这其中，投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抓手之一。
而此次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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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关键作用，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着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为了稳增长，增加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是要把握好资金的投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对本刊表示，应当增加的是“调结构的投资”，即把资金投向符合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
外界注意到，今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6次部署直接与投资相关。其中，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金融服务三农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成为政策的主要发力点。
首先是加大棚改工作力度，并提出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便是应政策部署而设立。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批复了央行1万亿元再贷款，用于支持国开行的住宅金融事业部，以保证棚改任务的资金需要，并努力降低资金成本。这也成为目前首个投资过万亿的民生项目。
其次是铁路建设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来看，这两大领域的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2万亿元。
铁路投资方面，实现了三级跳，由年初确定的6300亿元提升到4月初的7200亿元，再到4月底确定的8000亿元，投资额仅次于2010年8400亿元的历史高点。
水利建设方面，今明两年和“十三五”期间将分步建设纳入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在2011年至2013年年均水利建设投资超过3600亿元的基础上，即使按年初确定的水利投资保守估算，2014年的水利投资最低也在4000亿元左右。
再者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两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6月30日，银监会又宣布对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进行调整。有机构测算认为，银行因此将释放贷款或达2万亿元，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农业、服务业发展。
“可以看出，与以往启动投资后的铺摊子不同，这一次的投资更加强调定向发力。政策目标也不只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投资的驱动，实现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和结构调整的多重效应，为中长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前述权威人士说。
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二季度7.5%、整个上半年7.4%的经济增速，相比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的表现可谓抢眼。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霍夫鲍尔日前就表达了羡慕之情。他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增长会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但是要比中国就差远了”。
为他所羡慕的还不限于此。由于美国各级政府在换届后难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所以与企业达成的协议往往最终难以履行。这使得美国企业虽有充裕的资金，却在基础设施投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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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极大的限制。与之相反，有观点认为，中国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美国100年搞的基础设施建设。
即便如此，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战略研究部部长陈文玲看来，未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依然空间巨大”。
“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约40万亿元，也就是说，8年时间里，中国每年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达5万亿元。”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以地铁快速公交和为代表的城市交通建设体系为例指出，中国大中城市交通系统建设相比城市经济和人口发展，已经明显滞后。根据各地公开资料统计，33个城市合计在“十二五”期间将新增轨道交通里程2467公里。估计从2013年到2020年将会有4万亿元的资金投入。
对此，向东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由于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东部地区需要的可能是升级改造，而中西部地区则是扩大建设实现覆盖的需求。”在他看来，即使是中央已加大投资的铁路建设，到2015年，中国铁路通车总里程也才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事实上，从中央目前选定的投资领域来看，多与经济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例如，让亿万居民早日“出棚进楼”，是改善民生的硬任务，也可以有力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加快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有助于加快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改善民生;加强水利建设投入既能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安全，又能改善水生态环境，还能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这实际上反映出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和投资方向，即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加快补上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在专家们看来，这正是从有效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的目标出发，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后盾。
改革仍是重中之重
“强调改革是因为稳增长、调结构等都离不开改革的支撑。”谈及此次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王军表示，在改革任务繁重以及一些地方改革动力并不强劲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工作时强调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意在坚决消除不作为、不担当的“懒政”，是对改革的又一次强力推动。
有专家表示，在国务院已就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后，不排除未来继续通过不同方式督促改革的可能。
在受访专家看来，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短期的稳增长，与调结构、控风险对政策方向的要求往往并不一致，因此必须要通过改革来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精准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
实际上，在上半年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之所以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运行，新增就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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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年同期，简政放权及相关改革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例，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企业168万户，同比增长57%。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58万户，从业人员达1009万人，同比增长43%。可以说，简政放权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直接推动了新注册企业“井喷式”的增长。
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依靠创新推动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升级，既要有合理的速度，更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而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也是重要的“资本”和红利。通过深化改革搞活体制机制，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对于下半年，改革无疑是重头戏，一些重要改革目前业已启程。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
“继续简政放权，创造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化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结合点。”王军说。
专家们强调，改革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者缺一不可。在简政放权之后，监管一定要跟上。要通过严格监管，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既强调“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又明确要求“放管结合，加强市场监管”的原因。
让档案成为保障经济增长的资源基础 第3篇
加强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没有档案资源，档案工作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全市档案工作者要把丰富档案资源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及时完整地做好档案的接收和管理工作。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资料是档案馆室藏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工作者要自觉地收集和积累这些档案。此外，对于散存于一些组织和个人手中有价值的档案，也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予以征集进馆。现在档案的内涵、范围和载体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市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资源建设时，既要重视传统载体、传统领域档案资源的建设，又要重视电子、网络等新型载体、新型领域档案资源的建设。
加强档案馆室建设。档案资源是國家的宝贵财富，一旦损毁，不可再生。要保护好这些财富，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3月3日，德国科隆城市档案馆的坍塌，再次提醒了人们档案安全保管是多么重要。该馆收藏的与科隆和莱茵河流域历史有关的大量珍贵档案，不少已超过千年，如今瞬间被毁于废墟中——以致被人们认为是一场文化灾难。北京市各级档案部门一定要有发展眼光和大局意识，从保护国家财富的高度，加强档案馆室建设。档案室建设要合乎标准，档案馆新馆建设要规划合理，科技含量要高，设施要先进。总之，要用一流的设计、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来保证档案馆室建设，以确保档案安全。
加强特色档案资源的整合开发。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是北京的特点。在这个特点下，北京各地区和各部门又各有特色，保障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措施也不一样。例如，按照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首都城市空间发展新格局，位于“东部发展带”的怀柔、密云、顺义、通州、亦庄等地区，同位于“西部生态带”的延庆、昌平、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必然有所差别。因此，各级档案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和行业的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密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有针对性地加强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4篇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作用问题, 对丰富和发展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投资政策具重要的意义。产业政策的核心, 是力图调节产业部门的均衡和发展。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保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 防止和纠正各部门的失衡状态, 以免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发展是硬道理”。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经济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往往需要确定重点产业部门, 做出产业发展重点的优先顺序选择。
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理论研究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投资的财富论。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中, 基础设施没有被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
2、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提高生产效率有促进作用。作为生产资本或成本, 在财富不是由贸易产生而是来自生产领域的观念形成以后, 基础设施便被人们看作了财富增长而进行的投入。
3、公共事业与公共工程等社会基础设施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基础设施按其是否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
(1)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表现为其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份, 其本身所创造的产出 (增加值) 的增加, 直接引起国民财富 (GDP) 的增加,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这种直接推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大。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的直接推动作用在加强。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在逐渐加强, 但推动力小。中国经济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 经济发展迅猛。在此期间,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 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一定提高, 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从基础设施产业创造的GDP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变化趋势看, 在2001年到2006年间,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创造的G D P占国家整个G D P的比重整体趋势在上升, 但上升的幅度较小, 其原因可能是:第一、中国在此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以前,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相对较低;第二、基础设施本身的特性决定基础设施投资的直接推动作用较小;第三、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直相对滞后, 加上投资的效率差, 因此也造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较小。
(2)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作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加速基础设施发展, 可以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良好的服务, 保障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程度。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乘数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第三、改善贸易环境, 促进贸易发展和生产专业化分工;第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结构效益。
2、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对经济增长的危害。目前, 基础设施投资普遍处于过热状态, 所以本文下面部分不讨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 而讨论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
(1) 在无财政支出和极少民间资本可利用的条件下,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地资金和留住本地资金, 通常会采取一些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手段。但这可能引发下面一些后果:第一、引发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第三、提高了投资方的垄断地位;第四、提供产生腐败的空间和土壤。
(2) 目前次债危机席卷全球, 我国公布了庞大的投资计划, 其中相当部分为基础设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一方面利于填补民营企业、个人投资不足和出口的减少, 另一方面也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一、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表现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 从而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 这表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果很低。第二、我国工程承包市场存在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都影响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第三、资金链紧张。近年来银行体系贷款增加有限, 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要求, 贷款不可能无限增加。即使政府项目主要是来自于社会资金, 社会资金也更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从短期来看, 由于市场需求萎缩, 似乎不存在挤压私人投资的问题。然而,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 政府动用的社会资金越多, 私人部门可使用资金就越少, 导致财政的“挤出效应”, 降低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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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5篇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基础支撑 第6篇
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一年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城市经济所受到的影响,而危机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金融危机中的农村经济发展是什么样的状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抵御金融危机和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9月12-13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2009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见解。
我们就读者关注的农村发展问题,将各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的重点内容整理出来,从中找出一些问题,理出一些头绪,提出一些建议。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会很有帮助。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今年上半年以来,农业与农村经济形势总体向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遏制和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经济形势怎么样?
去年下半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农村经济也深受影响,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及时调整宏观政策,果断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势头,宏观经济形势企稳。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部门坚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目标不动摇,努力克服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不利影响,农业与农村经济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夏季粮油再获丰收,夏粮总产量达到2467亿斤,比上年增产52亿斤,增长2.2%,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六年增长,早稻增收已成定局,有望创近八年最高水平。夏收油菜种植面积达到1.02亿亩,预计总产量也将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乡镇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4.3万亿元,与同期相比增长9%,农村劳动力外出人数同比增长1.6%,农民外出务工稳步回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1%,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为遏制和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仍然存在,农业效益下滑,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困难较多,农产品进口冲击严重,优势农产品出口受损,统筹农产品进出口,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挑战加大,家畜经济收入增速放缓,农民外出务工困难增多,农民持续增收放缓等等。
今年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困难最多、风险最大,不确定因素最多的一年:金融危机影响,自然灾害也比较重。春季小麦主产区严重干旱,伏天和夏秋之交东北玉米主产区发生严重干旱,这两个严重干旱暴露出我们农业基础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的薄弱,同时也说明我国农业既面临市场风险,也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国际上气候的变化,干旱的趋势在加重,农业面临的任务也非常繁重,所以,要在应对金融危机大的背景下,很好地做一些思考和研究,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来进一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大连达沃斯年会讲话中指出,虽然现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企稳回升,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影响,仍未见底,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受影响很大,农业当然首当其冲,不能独善其身,因为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会传递到农业方面来。
金融危机以后对农业问题关注度为什么会有点冷?
金融危机以后对农业问题关注度、热度慢慢下降,而且有点冷。从今年以来,在一些场合下,方方面面讲农业问题的情况少了。一些地方在研究金融危机对策的时候,开始也没有把这件事列上去。一谈起来,有的人就讲,农业形势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粮食不断丰收,农民收入虽然比去年降低了,但是还是保持比较好的收入增幅,其他情况也都挺好的,现在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把别的方面搞好。所以这段时间,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基本在自拉自唱、自娱自乐,自己说自己重要,别人也听不进去。所以有机会一起讨论一下,研究一下,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说法,能够让领导同志认识到金融危机对农业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人们表面上看得那么轻。
金融危机发生是从金融开始的,金融受到冲击,工业企业受到影响,外贸出口受到严重的下滑。在金融危机情况下,肯定是各个行业都受影响,但是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是受益者。如果说谁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政府指向、支持重点就应该放在哪个方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专家学者认为,农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不仅外伤很重,内伤更严重,但为什么又受到冷落呢?专家分析,有两个因素,其一,农业在危机方面遭受损失、受到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或者有些机构研究了,但是没有被社会上关注。其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改革开放每一次重大转折的时候,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都是最大的奉献者。在金融危机中,农业又是最大的奉献者。而这些奉献又都是在最基础层面上的,所以,往往越是发挥了保障作用,就越容易被忽视。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
1、在这次金融危机里,农业实际上生产能力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如振兴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很多都是重大项目,项目要落地,不能建在空中,要落地就要占地。所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之下,多占地,是必然的合理要求,但是一些地方借这个机会,超出了国家批准的占地利用计划。这从很多方面可以做一些印证,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群众围绕占地上访的案件急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在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村基本耕地经营制度,18亿耕地红线的保证受到极大的挑战。占地没有给农民进行足额的补偿,意味着农民土地权益的流失。同时,耕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财政投入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各方面需要花钱很多,另外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减谁?砍谁?一些地方自然就想到砍农业了。比如今年农业投入还在增长,但是增长幅度跟前两年比较,是下降的。不仅中央财政是这样,地方财政更是这样。从全国来讲,实际上农业,包括水利设施投入方面,跟过去计划比是减少的。
信贷投入方面,农业信贷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对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善。
2、农民工就业问题。金融危机一来,几千万农民回乡,在国际上讲我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制度,农业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繁荣的时候农民工出来了,危机的时候农民工回来了,因为还有一块地。换一个角度来讲,危机一出现,几千万农民回家,即使留下来的,工资报酬也相应会降低。
但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这些问题的结果综合在一起,既导致三农问题的长期性,也带来当前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当前问题就是农民收入的增速下降问题。跟往年历史相比,今年上半年农民收入增速已经跌至到2004年最低点。
大家都知道,农业上去不容易,下来很容易,恢复起来不容易。如果我们对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应对措施不能进一步有力,农业发展就可能会出现一种不乐观的前景。
城乡收入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有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人都在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收入差距是在不断地扩大,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收入差距。
假如按经济系数分析人均收入,收入差距指标都在不断地上涨,很多学者做了分析,把这个指数划分为城市内部的差距,所有城里人,个人、家庭之间有收入差距,肯定对全国的收入差距作出贡献。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肯定也作出了贡献。第三部分是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全国的收入差距来自三个组成部分,大部分研究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构成了总体收入的差距。我国是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也处在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阶段。也有专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很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
另有专家认为,这里有一定的误导。先看城乡收入差距大,相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确比较大,但是如果说这个差距一直在扩大,特别这几年还在继续扩大,真是这样的吗?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在其他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有,他们怎么缩小的呢?大部分人会说是因为政府搞了补贴政策,搞了收入转移等等,这些都起作用,但是一个历史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从高到低,不是政府再分配导致的,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迁移。因为哪个地方收入高,劳动力就会去哪里挣高的收入。如果哪个地方工资低了,这个地方劳动力就会转移走。从长远来看,收入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这就是我们说的劳动报酬均等化。我国经历着什么呢?有人形容说,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流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目前我们看到的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挣更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认为是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了。
除此以外,还可以看到统计系统中,对居民收入统计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没有把农民工及其家庭收入完全统计在内,这部分其实就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贡献者。在农村调查中,主要调查的是常住人口,那么如果它外出打工超过六个月,也就是我们说的1.5亿的农民工,很可能他们就没有被统计在收入住户问卷里面。那么到了城市,调查中都是选择城市里比较稳定的家庭。即使抽中了一个农民工家庭,统计员很可能是一定要放弃掉的。因为一记帐,至少就要记一年,居住都不稳定的人,怎么可能让农民工家庭来做记帐户呢?所以很显然,根本性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没有统计上来,因此,现在的农民收入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城乡收入差距就可能是一个夸大了的差距。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其实是在缩小的,整体上的收入差距,其实也应该是缩小的。
最近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人均GDP的收入差距在2003年以后已经明显下降了,这也是一个趋势。
扩大农村消费到底难在哪里?
扩大农村消费是我们追求已久的目标,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很难解决。
原因是多方面的,专家们提出了扩大农村消费的几大障碍。
第一,惠农工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给大家提供几个数字。国家很多种工业品下乡的工程,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等,在实施过程当中,纸面效果和实际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家电下乡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我们只完成任务量的一小部分。还有沼气问题,有报道讲,黑龙江省90%的沼气池是不合格的,在调查一项里面也看到沼气工程使用率很低。按农业部的统计,现在已经有3000多万个沼气池了,平均每个沼气池4000元。如果不使用可能就报废了。还有电影下乡工程。目前纸面上的统计效果都是很漂亮,但是如果经常直接面对农民,就会发现很多惠农政策还很不如人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不少下乡工程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选择权。比如城里的补贴,夏天热了发高温费,冬天冷了发供暖费,都是在工资里面发,但是农民呢,家电下乡,农民没有选择权,可能只有几个小品种买的时候可以拿到补贴,这就把农民选择权大幅度地剥夺了。
第三,农民一生中60%资金干什么了呢?实际上都是用来建房子娶媳妇,媳妇生了儿子就再盖房子娶媳妇。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农民宅基地建房是根本没有补贴的,农民本来收入不高,有一点钱就要攒,子子孙孙都是这样。
第四,农民主要收入来自种粮的收入,实际上,目前低粮价政策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农民一年种粮的收入赶不上出去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第五,农民收入一大块是打工收入,大家原来重点放在怎么提高打工收入上,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有位专家讲,农民打工就类似于菲律宾的“菲佣”经济,实际上农民为什么到外面打工?对这个国家长远发展有没有好处?要打一个问号。年轻劳动力跑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去,以后经济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另外,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工业发展最大的动力就是农民信贷资金来源容易,90年代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这几年,从理论上讲农村金融发展很快了,但是从农民个体角度,想得到金融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农民也面临各种各样的管制,这就好比把农村未来发展都给约束住了。
所以不能只讲农民工转移,还要想怎么样让农民留在自己的家乡,让他们进行乡村工业化,这才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最核心的问题。
有没有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好办法呢?专家们也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各种各样惠农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不应该直接替农民作主,而应该以现金或者购物券发给农民,也不要招标,更不要指定,减少过程中间的流失。现在农民都有卡了,直接划到卡上面去,由农民自己决定买什么,这个比各种各样的工程里面由局长决定、处长决定强很多,比专家决定更强,产品下乡,专家挑的跟农民挑的差距很大,应当把这个选择权直接交给农民。
第二,建议大幅度提高口粮补贴,因为农业补助是按土地面积补,这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应该按口粮,谁给国家交的口粮多,我们就补给谁。
第三,建议设立农民创业基金,放松各种管制,让创业农民获得各种支持,鼓励农民进行创业,比到东部打工强很多。
第四,6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直接给基础养老金,不要拖到2020年,也不要规定家里所有人参保才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第五,建议将部分水利建设补贴直接给农民,让农民把眼前的水利工程建起来,这个对农民是最有效益的。
农村金融机构怎样为农民创业服务?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特别是在目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更是需要“雪中送炭”。
农村金融服务中存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根据统计,2007年到2008年农户贷款覆盖面占到32.8%,到2008年底还有2827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的网点。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健全,同时服务面比较低,服务农户和中小企业是世界性的难题,但是在我们国家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比较关注农村金融体系服务机制的创新。
最近几年,从政府角度出发,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到农村金融服务机制的创新问题,包括服务手段、方式、方法的创新。对于农村需求者来讲,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小的机构、近距离的服务。
从目前来讲,国内关于农村金融机制的创新,远远滞后于其他领域的创新。我们在讨论改革和创新的方向,还在讨论体制怎么建,而不是讨论怎么做,这实际上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这种服务机制的创新还有这样一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哪里?农村领域不但缺机构,更缺服务,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从总体上来看,现在机构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四大银行,还有邮储,信用社,其他一些股份商业制银行、保险公司、担保,似乎机构很多,但是真正接近农民、接近微小企业的机构是很少的。如果到乡镇去一看,许多地方恐怕只有信用社,邮局有可能没有,同时他们开展的业务也很有限,这是比较突出的。
另外一个方面,不缺大机构,缺小机构,因为农村更多是小的资金需求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近距离的服务,需要更多小规模的机构。农村金融机构中小规模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是很有限的,不适应需求。
同时,金融机构的改革趋向不利于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很难满足,最主要表现在哪里?金融机构的改革,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系统,甚至是政策性的银行,在改革过程当中都有一种趋向叫做商业化,股份化。
股份制改造以后,这对于培育机构的自身能力是无可厚非的,对它自身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但是,与农村的需求是脱节的,纯粹商业化的方式在农村领域是不适应的,所以这种方式还需要思考。
另外,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能解决服务中低收入群体或者农村领域的弱势群体的问题。金融机构发展,在发达地方已经很好,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不一样,那些地方虽然有机构,总的来讲机构种类也比较多,所以特别是国有大型机构,可能仅仅是在县里面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很少,同时只针对企业放款,这是比较突出的。针对这种情况,2007年银监会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定,在2008年又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可以在国内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以及农村经济合作社,这样更接近农户的金融机构已经出现。但是总的来讲,现在有的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只发放贷款,不吸收存款,向农民提供的服务仍然是有限的。
那么,怎么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机制呢?这里面也需要从服务体系和业务机制这几个大的方面来做。从服务体系来讲,要有一个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存量改革要注意稳定县城,增量改革要完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
还有,培养农村本土的金融组织,建立在成员之间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区发展基金。
另外,还可以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主要是针对农户评级、授信、发放小额贷款,这个模式就是启动农户内在的信用意识,以及邻里压力,邻里之间的信用筛选机制。同时农村信用社在实践当中,有很多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构建信用共同体,其中包括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这样一些合作机制。
有些地方还在进行创新。比如,以合作社为基础的信用共同体这种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就是由公司入股合作社,并且享受技术经济服务,由若干农户成立联保小组,向合作社提出借款申请,合作社调查认可以后,提出担保,由银行给信用社发放贷款。这就引用了一个共同体的概念,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做,把所有农户,或者其他企业通过一定的协会、合作社、商会等等,囊括到信用共同体来。这都是一些创新的做法。
从明年开始,我国又将着手研究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在这样背景下,更需要我们研究并探讨今后一个时期应对危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研究面向“十二五”,面向2020,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大局中加强农业、发展农业面临的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明确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思路,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在协调推进中解决好农业现代化问题,解决好农民就业增收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7篇
一、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与GDP总量的相关性分析
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研究重点是经济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其他交通部门等三类。1996-2008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与GDP的变动,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6-200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及其年增长率为作者计算所得
根据表1中第二列及第四列数据,可以绘制图1。在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清我国的GDP总量与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之间存在着动态一致性。
运用计量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公式,测算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与GDP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根据相关系数的定义,设两个变量X、Y,考察其相关系数:
其中ρxy表示x、y的相关系数,σxσy分别表示x、y的标准差。根据表1的第二列及第四列数据,可以得出GDP与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ρ1=0.996886,可见19962008年间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与GDP总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仅从相关系数还不足以量化这一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同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1996-2008年间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与GDP总量之间的相关性,还要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由于GDP总量与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之间呈线性关系,从而有:
其中Y表示GDP总量,T表示基础设施投资总额;b表示T对Y的边际产出,a表示组成GDP的其他部分。对1996-2008年间我国GDP总量与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从F-检验值来看,回归方程是显著的;从R2的值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从而得到回归方程: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1996-2008年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与GDP总量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这一经验结论说明,我国今后2年4万亿元的投资对GDP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力,可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也称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它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经济增长率也称经济增长速度,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建国以来,我国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经过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结果明显加强,农业、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纵横交错,覆盖到全国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也得到显著加强,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建设都顺利完成或向前迈进。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持。
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做的最为典型的实证分析当属Canning(1992)等人,他们收集了152个国家1950年1985年间的有关数据并分类考察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定量的分析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马树才(2001)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分析中,利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对"九五"期间沈阳市的基础设施投入要素产出弹性进行了计算,提供了一种比较复杂的计算方法。郑思齐,刘洪玉(2004)使用中国1981-2001年的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其他投资和GDP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得到基础设施投资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其他投资,同时指出基础设施投资是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也有学者从因果检验、投入产出分析、回归分析等角度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从中借鉴部分研究方法,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1996-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
根据表1:19962008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与GDP的变动中的第三列和第五列数据,可以绘制图2。在图2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是并不一致的。当GDP增长率曲线上升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曲线反而下降;当GDP增长率曲线下降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曲线反而上升。
运用前文所述的相关系数公式,同样可以计算出1996-2008年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ρ2=0.566878,可见这一时期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性。
对这一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用Y表示GDP增长率,用T表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则计算结果如下:
从而得到回归方程:
以上计算结果表明:1996-2008年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决策到实施再到见效,会出现“时滞效应”,即投资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经济增长的变动相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时间约两年。图2明显地突现,基础设施投资波动幅度大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目前我国大中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这表明项目的投资高峰一般出现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这种规律决定了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是在项目实施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才会明显表现出来。
第二,“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经济增长是靠三方面共同拉动的结果。在我国至今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加非常迅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1996-2008年间,出口年均增长率达19.6%,净出口年均达843.9亿美元,且增长相对平稳。而2005-2008年的四年间,净出口急剧增长,分别为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2622亿美元和2955亿美元,增长率分别高达21.79%、74.0%、47.7%、12.7%。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拉动GDP增长的唯一因素。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远比预期严重,金融危机将在较长时期内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成为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迫切问题。在此背景下,当前中央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计划在2010年底前投资4万亿扩大内需,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这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近一半投资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将约为3700亿元。笔者认为,我国的2年4万亿元投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经济、实现中国式复苏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点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GDP增长率相对于投资增长率的滞后性、消费需求增速缓慢、出口需求锐减等因素,都会使4万亿元投资的实际效应面临种种变数。因此,采取与投资决策相配套的其他政策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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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8篇
一、以“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符合经济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 强调的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的变化”[2], 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只是一种手段, 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 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 才是目的, 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 但有了经济的增长却不一定有经济的发展, 甚至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 可见二者之间并不是作为必然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经济发展会对诸多领域产生影响, 那其就具有了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特征,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 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地增长, 因为“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 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 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2], 但事实却是这种主要依靠GDP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也并非对我们曾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指责, 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发展的方式, 而不能再一味地遵循以前的增长方式, 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 它 (经济增长) 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 “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 (Dennis L.Meadows) 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曾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 增长是有极限的。
不容否认, 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以满足内需、保证人们生活水平、摆脱短缺经济作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 并加以组合利用, 突出中国的资源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为现实方面, 发挥了巨大优势,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国富民不富, 消耗资源大、收益小, 价格低, 结构工艺落后, 污染严重”等等, 如果再不转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那我们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 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3]。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优化, 所以凡是“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重大失衡的国家 (像日本和德国) 因其居民享有不断上升的高生活水平而受人羡慕”[4], 增长速度快而又没有重大失衡的状态可以说当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 不过, 由于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 培养优秀产业结构需要一定周期, 所以建立起完全适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只有这样, 才能逐渐转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后代未来发展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环境不断改良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的发展轨道上来。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重心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 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而解决增长问题, 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是一种根本性转变, 是从根本上扭转“重外延、轻内涵, 重速度、轻效益”的原有发展理念, 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单是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认识, 而是标志着中国经济策略重心的改变, 标志着科学发展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 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 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重在发展的科学性, 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规律, 如当资源成为稀缺时, 人类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 所以提倡和鼓励“创新”也就成为实施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 在当代中国和世界, 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 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 如果“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 开发新的产品,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6], 从一定层面来说, 这就是一种实施科学发展的表现。从生产力理论看,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 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新跨越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终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来看, 确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 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 “因为现实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性、社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这种发展将使个人和人类社会达到内在统一”[7],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科学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来实施和推动, 如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 那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很可能就仅成为一种理论语言,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 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符合人本身要求的模式, 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我诉求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 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工夫, 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8], 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 如人口、资源、环境等, 所以即使有了良好起步, 有时也有可能猝然而止, “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 也不一定会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前进”[9], 其关键还是要看发展方式是不是科学的, 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 因为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 更追求数量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 不仅能够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 而且能够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 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如果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富有可持续的内涵, 那其科学性也就不容质疑。
三、小结
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 人类只要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约束过分的经济活动, “慎重选择、制定发展模式, 在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 在消费部门改变消费模式, 达到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废物”[2], 在发展中求增长, 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 就可以使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 就可以实现不仅有数量增加, 更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 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关系, 人与人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目标。
可以说, 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的进步,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 “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 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 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 又是持久战, 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探索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 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 而且还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 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等途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运行。
摘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工作思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时代赋予的主题, 是人们对经济活动深入认识的产物, 其不但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而且也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提供了思路和路径。
关键词：增长方式,发展方式,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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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9篇
近些年来,国内的医疗基础设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数量少,普及率低,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2009年,政府将“新医改”试点推向全国,“新医改”明确指出鼓励社会资本包括外资举办医疗基础设施,实施公平、公正的管理体系,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政府想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市场的竞争力度来提高医疗基础设施的服务和运行效率,进而提高人们的满意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多年的累积,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发展都存在显著差异。
医疗卫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医疗卫生实际上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Gonzalez-paramo指出卫生投资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医疗卫生投入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Barro指出指出生产力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妇女参与经济的机会的提高等因素能改善社会健康状况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构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后发现健康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关系比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关系明显。Rivera等学者研究得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Pueyo认为一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对该国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有正向影响,并能够提高一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延长该国人民的寿命,这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我国学者王远林认为政府卫生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苗俊峰也认为我国的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单向的促进作用。兰相洁指出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能够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增长,并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投资,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已有研究表明医疗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
二、医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80~2014年间京津冀三地区省级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分省份统计年鉴,具体变量设定如下所示。
1.经济增长变量(Y):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全部范围内,一定时期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及劳务全部价值的总和,它是反映某一地区经济规模的最常用和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2.医疗基础设施变量(M):床位数、医疗机构数量。医疗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的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障公共医疗活动正常运行的公共服务系统的物质条件。本文把床位数、和医疗卫生机构数作为医疗基础设施的代表指标变量。本文的床位数是指年底固定实有床位(非编制床位),包括正规床、简易床、监护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医疗卫生机构是指从卫生(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或从民政、工商行政、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书,为社会提供医疗保障、疾病控制、卫生监督服务或从事医学科研和医学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位。
3.控制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K)、年末就业人员数(L)、教育费用(E)。
(二)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我们将医疗基础设施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纳入系统分析框架。其中,医疗基础设施主要用床位数和医疗机构数量来衡量。构建医疗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i为地区,t为年份,Y为国内生产总值,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为年底就业人口数量,E为教育费用,M1为床位数,M2为医疗机构数,α0~α5为待估参数,εt为误差项。
(三)研究结果
1.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Kao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该检验方法的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关系,若Prob.值小于0.05则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协整关系。将因变量床位数和医疗机构分别代入上式,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得出的Prob.值为0.0213,小于0.05,那么拒绝Kao的原假设,模型存在协整关系。
2.本文采用似然比检验方法来对模型进行选择。似然比检验,原假设H0:模型为混合效应模型,备择假设H1: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将因变量床位数和医疗机构分别代入上式,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检验结果的Prob.为0.0000,小于0.05,故应拒绝模型为混合效应模型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将床位数和医疗机构数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后,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模型的F检验可以通过,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比较显著。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京津冀地区的病床数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床位数每增加1个单位,GDP增加0.0469个单位;在15%的显著水平下,医疗机构数量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正向影响,结果显示,医疗机构数量每变动1个单位,GDP变动0.02749个单位。该实证结果说明了病床数和医疗机构数量的增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病床数和医疗机构是医疗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这说明医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确实起到积极作用,即医疗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假设得证。
三、结论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上文研究可以得出,医疗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医疗基础设施的增加,使得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减少患病时间,降低死亡率,增强人们的体质,延长人们的寿命,进而增加劳动的供给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更好地发挥医疗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首先,政府应增加对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扩大其投资范围。其次,政府应合理地安排医疗基础设施的总量和结构。再次,政府应加大力度投资贫困落后地区的医疗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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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10篇
关键词：物流产业,经济增长,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物流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迅速发展, 相应地, 对于物流理论的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一直以来, 货运量或货运周转量经常作为统计指标被应用于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产业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中;物流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 被计入总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中。本文将物流基础设施投资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 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一、物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定性说明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必要的保证, 一国或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 主要用于交通运输、能源、通讯、金融和贸易流通体系等的建立, 其中物流体系的建立是其他体系建立的前提。伴随经济发展, 社会生产趋于多样化, 物流需求随之趋于多样化, 需要多样化的物流方式来满足多样化需求;保证各种生产流通的畅通需要水运干线、铁路干线、高等级公路干线等多种物流方式的交错连接, 同步延伸;经济区域的域外交流, 也离不开辐射八方的航空干线、航运干线支持, 因此完全有必要建设强大高效、强适应性的物流网络以支持经济发展的需求。
物流网络构建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 一方面引起社会对劳动力、建筑、原材料等要素需求的增多;另一方面, 这些社会间接资本在物流网络构建成型后将满足今后生产多样化、细分化的需要, 并通过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 刺激其扩大生产规模, 带动其他行业的产出增加,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物流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仅是为了扩大物流产业的规模和增加物流产业的产出, 其真正的意义“是一种对整个经济增长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活动增长的多样化投资”。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 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后, 一方面引起物流产业产出的增加, 另一方面会引发社会其他资本的投入增加, 扩大生产, 扩大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空间, 发挥物流资本投入的最大效用。同时, 社会直接资本增加, 生产扩大也会带来物流基础设施使用的压力, 进而迫使社会进一步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 两者相互推拉, 进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二、物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定量分析
本文选取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物流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量化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这里假定物流产业的发展仅仅以扩大自身规模, 扩大投入产出为影响途径, 而不具有外部经济性。在此, 将物流产业的基础建设投资作为独立的要素从全社会的固定资本投资中分离出来, 并且假设它只是单纯地扩大物流基础设施规模, 并不对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引入物流基础建设投入后的生产函数变为:
式中, Y为国内生产总值;Kw为物流基础建设投资;L为劳动力;Kq为除物流基础建设投资外的其他投资总和。A为技术对经济的影响, 这里假设它是一个常数, 即在分析期内技术水平不变。α、β、γ为3个参数, 分别用来描述劳动, 物流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投资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了便于处理, 对函数两端同取自然对数, 得到一个线性表达式:
然后依据天津地区以前年度的统计数据 (见表1) 进行分析, 计算得到A、α、β、γ的值。
由于模型两边同取对数后转化为一个多元线性方程, 可以对它进行回归分析来估计各参数值。用SPSS对 (2) 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 拟合优度判定系数:方差=0.993, 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从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来看, F<0.001, 方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线性关系。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2008》。
从回归系数来看, β=0.129为正数, 表明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增大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 β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在90%的水平下显著, 但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三、影响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变量回归显著性水平的原因
(1) 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存在滞后性。由于物流基础设施主要是道路、桥梁、港口设施、仓储设施等大型建筑, 建设周期长, 所以, 当年的投资并不能在当年完全转换成可用的物流设施, 也就不能发挥物流设施的作用, 当年的投资也就不能完全转换为对生产物流基础设施的相关企业的需求。这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有了相应的滞后性, 给回归结果带来不利影响。
(2) 物流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社会其他生产活动限制。物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大小依据其与社会其他生产活动的规模相适应程度而不同。在物流基础设施短缺时期, 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有效地缓解社会其他生产行业的物流瓶颈, 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而物流基础设施过剩时期, 则对物流基础设施的需求减少, 如果继续增加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 则会造成物流产业的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规模报酬递减, 无法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 物流基础设施特别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具有公益性的物品, 在使用上, 物流企业、生产企业等设施使用者都希望这一由使用者本人承担的私人费用越低越好, 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使用资源, 而并不考虑给这些设施造成的真实消耗。这样就形成了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成本与真实消耗成本之间的缺口。道路超载问题是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 企业为追求物流活动的低成本, 在每一次运输过程中装载尽可能多的货物, 造成车辆严重超载, 给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 使其寿命缩短, 维护费用大幅上升, 额外更新投资增加, 抵消了物流基础设施的产出效益, 进而削弱物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
五、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11篇
1-2月份相比去年年底上了一个台阶,车市大概增长了50万辆的水平,3-4月份又上了一个台阶,更是增长了60多万辆的水平,5月份尽管没有前两次攀升的明显,但依旧是向上增长的趋势。综合来看,1-5月累计产销开始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从增速的月同比来看是越来越高。
和去年全年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去年4个季度车市是呈阶梯状下降的趋势,而今年前5个月却是呈阶梯状上升的趋势,乘用车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在一定程度上出乎了业界的预料。车市这种快速增长趋势的出现,我们分析可以用“两个基础、一个助推剂”来加以解释。
刚性需求是车市增长的保障
所谓刚性需求我在以前的分析中也谈到过,而现在谈到前5个月车市之增长也必须再一次谈到刚性需求的问题。可
以说,刚性需求是我国车市增长的有力保障,也是保证车市增长的第一个基础。只有庞大的购买力市场的存在,国内车市才有快速发展的良好动力。
还是要说一说“千人保有量”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一旦涉及到汽车的发展普及都不能回避这个话题,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如此,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当然,美国、日本早已走过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但对我们的借鉴意义犹在。
美国现在基本已经达到了千人拥有汽车800辆的水平,而日本也已达到千人拥有汽车600辆的水平,他们均已告别了汽车市场刚性需求巨大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美国为例,美国二次购车者占到了全部购车者80%以上的比例,首次购车者所占比例甚小。
而中国,在2001-2008年经历了千人汽车保有量从5-20辆的发展阶段,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1%,从200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汽车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千人20-100辆的发展阶段,从理论上讲,这一阶段的发展速度也应该是比较快的。
首次购车者所占比例高达80%,而更新车辆或二次购车者所占比例仅为10%左右,所以在中国,一个庞大的汽车市场消费群体尚存,这巨大的刚性需求为中国车市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保障。一旦经济形势利好,这种刚性购买力就会爆发,必然会拉动车市的增长。
经济回暖营造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我们认为,经济回暖是保证车市增长的第二个基础。今年出台了诸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个政策实施后,使得今年的宏观经济开始逐步好转,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了环比正增长;股票市场从去年最低潮时的1600多点攀升到了目前的2800点左右,上涨幅度达到了75%;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逐步得到了回升,从1-2月份的3%左右上升至3月份的8%左右,4月份为7.3%,5月份则达到了8.9%;固定资产投资1-5月份增长30%多。这些数据都印证了国内经济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迹象,而这种迹象恰恰带动了消费者消费信心的回稳。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车市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出现了放缓的迹象,事实上,这并不是消费者的购买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下降,为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生活,很多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也暂时搁置了购车计划;随着经济的触底回暖迹象的出现,很多消费者又恢复了消费信心,国内车市的购买力开始得到了逐步的释放,这恰恰作用在了前5个月的车市上。
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助推车市
我想,很多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大家一定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去年12月份油价的下调、养路费的取消、年初的车购税减半、3月份的汽车下乡以及前不久的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恰是这些政策的集中出台,对今年前5个月的车市增长起到了不小的贡献作用。
我们认为,抛开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本身的内容暂且不论,仅仅是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的这个举动就对消费者信心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从没有出台过类似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而此次集中出台的政策让消费者看到了希望,加之具体政策内容的普及实施,更是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其对车市增长的拉动之功不容忽视。
但是,我认为类似的利好政策对车市的拉动效果固然明显,但是更多的优惠政策今年不应该再出台了,应该将其放到明年实施。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年的汽车市场得到了过快的发展,一旦明年的形势有变,那明年汽车企业将如何应对又将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如果将部分优惠政策平均分布到明年,就可以让车企循序渐进的发展、让市场保持平稳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第12篇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 引 言
交通基础设施是国家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是指铁路、公路、内河、航空、管道等运输设施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早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中就有所体现, 斯密论述了运输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所起的促进作用、政府在交通设施方面的开支问题, 并指出“一切改良中, 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阐述了铁路和航运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作用。到了现代, Ahmed (1976) 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重要瓶颈之一。
早期的研究或从直观感性的角度出发, 或从社会分工理论入手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拓展、计量经济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Aschauer (1989) 率先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变量进行考虑, 通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 得出两者关系的定量结论。
后续研究中, Banister和Berechman (2000) [1]在广泛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得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Cantos、Gumbau-Albert和Maudos (2003) [2]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西班牙全国及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港口、机场、铁路) 对于各产业 (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 的产出弹性, 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各产业增加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文献, 主要是通过三种研究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 分别是:生产函数法[3]、CES生产函数法[4]和向量自回归法 (VAR) [5], 研究范围包括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某一省或某一市。只有少量文献具体研究某一类交通基础设施, 如公路[6],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目前, 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 主要是从价值形态的角度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初期资本存量, 假设统一的资产使用期限和折旧率, 利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种类较多, 使用期限与折旧率也不尽相同, 因此永续盘存法估算的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实际值存在较大偏差。
同时, 这一领域内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 往往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经济增长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存在反馈作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影响?基于这两个问题, 本文拟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 利用1952～2006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分析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物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与数据选择
大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都以交通基础设施的价值形态投资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指标, 但这种指标存在缺陷 (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述) 。因而一些学者 (Sanchez-Robles, 1998;Fernald, 1999) 开始采用实物形态的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研究指标, 如公路密度等。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是由铁路、公路、内河、航空、管道等运输设施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所以本文选取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和管道5类运输线路长度的加权之和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存量指标 (TI) 。我国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和管道线路长度差异较大, 作用大小迥异, 直接进行加总, 不能体现出各种运输设施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用各种运输设施年度货运量占我国年度货运总量的比重作为权重, 然后分别用各种运输设施路线长度乘以权重, 加总后得到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和管道5类运输线路长度的加权之和, 以此加权之和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存量指标 (TI) 。经济增长指标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代表。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我国1952～2006年度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部分。其中, 为了克服通货膨胀的影响, 本文选取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消除原始数据存在的异方差性, 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对数变换后的数据分别用LnTI和LnGDP表示。
2.2 单位根检验
若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则该时间序列的均值与时间无关, 方差是有限的, 不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系统性变化, 该时间序列将趋于返回它的均值, 以一种相对不变的振幅围绕均值波动[7]。当两个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时, 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 这就需要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协整关系。而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是时间序列数据非平稳, 通过同阶差分处理 (同阶单整) 后, 各时间序列数据变成平稳的。因此, 我们首先对所研究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并根据结果进行差分处理 (单整) 。
本文利用Eviews5.1软件, 对LnTI和LnGDP两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方法采用ADF检验。单位根检验方程采用赤池信息准则 (AIC) 和施瓦泽信息准则 (SC) 选取最佳滞后期, 结果如表1所示:
注:Δ表示一阶差分, 检验形式中, C、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含有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 数字表示滞后期。
表1中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 LnTI和LnGDP均为非平稳序列, 也就是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 因此若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LnTI和LnGDP两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则说明序列LnTI和LnGDP均为一阶单整I (1) 。由于LnTI和LnGDP都是单整序列, 且单整阶数相同, 所以LnTI和LnGDP两序列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3 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两个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时间序列, 若存在协整关系, 则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根据对LnTI和LnGDP两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LnTI和LnGDP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说明二者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且同阶单整, 则对LnTI和LnGDP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因为是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所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首先建立LnGDP对LnTI的回归方程:
Ln (TIt) =α+βLn (GDPt) +ξt (1)
然后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方程 (1) 进行估计, 得到模型残差估计值:
对残差序列
本文利用Eviews5.1软件对回归方程 (1) 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Ln (TIt) =-0.0521+0.5816*Ln (GDPt) (-0.2896) (27.3285)
R2=0.9337, Adj-R2=0.9325, F-statistic=746.8453, Durbin-Watson stat=0.1395
可以看出回归方程 (1) 拟合优度较好, 回归方程总体通过F检验, 参数估计值
注:检验形式中, N、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不含常数项与时间趋势项, 数字表示滞后期。
表2中检验结果显示, 在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5%、1%的条件下, 残差序列
协整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 我国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短期波动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将借助误差修正模型, 建立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短期波动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由 (1, 1) 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 (1, 1)
Ln (TIt) =β0+β1Ln (GDPt) +β2Ln (TIt-1) +β3Ln (GDPt-1) +ξt (3)
移项, 整理后得
其中ΔLn (TIt) 、ΔLn (GDPt) 为LnTI和LnGDP的一阶差分值,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ΔLn (TIt) =0.0373+0.2582*ΔLn (GDPt) -0.1465*ECMt-1
(3.0156) (2.2193) (-3.1310)
R2=0.2629, Adj-R2=0.2340, F-statistic=9.0935, Durbin-Watson stat=1.1700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通过F检验, 模型参数估计值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显著性水平为5%) , 解释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 误差修正系数为负, 符合误差修正项的相反修正机制。 (在此处误差修正模型拟合优度较低, 为此我们对与误差修正模型等价[8]的回归方程 (3) 进行估计, 发现得到的误差修正系数以及解释变量系数与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相同, 且拟合优度和调整的拟合优度均达到0.99以上, 因此本文仍然接受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误差修正模型中包含了短期波动, 以及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修正作用。根据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短期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变动1个百分点, 将引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方向变动0.2582个百分点;误差修正系数反映了对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在t-1时期内, 如果LnGDP偏离了其长期均衡值, 那么误差修正项就会在t时期以0.1465%的比例关系对本年度的ΔLn (TIt) 进行反方向修正, 调整力度明显。通过误差修正模型,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存在明显的动态均衡关系。
2.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直观上说, 交通基础设施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物形态, 因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 反过来经济增长使社会分工更为细化、市场范围更加扩大, 也就增加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
本文前述分析表明, 我国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于我国交通基础建设具有拉动作用。同时, 大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文献表明,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
从直观感性的角度和单向关系的研究来看,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存在双向影响关系。为验证这一双向因果关系, 本文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求证。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从统计意义上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性, 对于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不明确的事物,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检验。首先建立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目的是, 判断在对TI (包括自身的过去值) 的回归时, 把TI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否显著地改进对GDP的预测, 如果可以显著地改进对GDP的预测, 则认为TI是GDP的Granger原因;类似地可以定义GDP是TI的Granger原因。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在显著水平为5%的条件下, 从1952～2006年, 当滞后期为4、5时,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而当滞后期小于4时, “T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均接受原假设, 说明当滞后期分别为1、2、3时交通基础设施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3 实证结果分析与启示
3.1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对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求证, 根据验证结果, 可以看出, 从建国初期到2006年, 55年间, 我国经济增长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反馈作用, 同时, 二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协整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 从1952～2006年, 我国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个百分点, 将拉动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增长0.5816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 我国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还说明:在短期内,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偏离这种均衡关系1个百分点, 将引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反方向变动0.1465个百分点。两者之间不仅保持长期均衡关系, 而且还有动态均衡的特点。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发现, 在1952～2006年之间, 当滞后期为4、5时,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 当滞后期小于4时, 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不是经济增长的的原因, 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滞后性, 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不是立刻就显现出来的。在短期内, 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超越了经济增长的需要, 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 则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但是从长期来看, 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必然会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速率, 改善运输条件, 吸引更多的生产者, 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状况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时, 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 交通基础设施会立刻得到改善。
3.2 启示
本文前述分析了我国自建国初期至2006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两者关系的剖析, 本文得到一些启示: (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保持适度的建设规模并适度超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为基本原则, 保持一定的建设规模, 以满足经济增长产生的各种客、货运输需求, 避免对经济增长产生瓶颈作用。同时, 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保持适当的超前性。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作用的显现具有滞后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度超前以满足未来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客、货运输需求。从实证分析的结果看, 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考虑到至少3年后经济增长的需要。 (2) 应审慎实行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实行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应保持审慎态度, 这是因为: (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存在滞后性, 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需要滞后一定的时期, 因此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需要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做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 保持合适的度, 否则过分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可能导致片面追求建设规模、交通基础设施过快增长、运输能力过剩的问题, 造成资源浪费, 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 经济增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 交通基础设施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其他生产性投入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并不是投资越大效用值越高, 而必须与其他生产性投入保持相应的比例, 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 要理性看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审慎实行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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