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取向范文（精选8篇）

综合取向 第1篇

一、农村综合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

当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在农村，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在农村，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也在农村，而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城乡的二元制度, 这已成为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大全局问题的矛盾汇集点。农村综合改革，就是要抓住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从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出发，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职责定位，并以此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农村综合改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但农村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远没有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显薄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这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重要根源。因此，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化解乡村债务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其根本出发点是要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和上层建筑变革，使农村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

（二）农村综合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化和发展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中国沿袭2600年之久的“皇粮国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很多实惠，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种种不合理收费，为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 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理顺了农村的分配关系, 造成农民负担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税制改革之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些问题不解决, 我们可能面临两种严重情况：一种是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一种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央提出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从创新体制机制方面寻找途径，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因此，农村综合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继续、深化、延伸和发展。

（三）农村综合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现实紧迫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的社会风尚, 而且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公共服务、民主的基层政治。要达到这一目标, 面临的困难很多, 任务繁重，而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通过农村综合改革，消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性因素，从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调动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综合改革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二、推进以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为取向的农村综合改革

中央明确提出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任务是，按照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农民减负增收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笔者认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减人、减事、减支”的基础上，真正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使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切实得到加强。

基本公共服务是缩小城乡实际差距的重要因素，是新阶段农村反贫困的关键所在，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在农村主要靠农民积累的公益金来解决某些公共服务事项，这与城市形成极为明显的差距。由于农村公共服务制度的缺失，农民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公共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事实上，公共服务因素在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已高达30%～40%。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但是国家80%的公共卫生资源投放在城市;义务教育人口的60%在农村，却只有不到25%的资源用在农村。从短期来看，这使得农民“因病返贫”，因教育落后返贫的问题比较普遍。从长期看，公共服务供给的匮乏制约了农民素质的提高，不仅会影响农民未来收入的提高，还会形成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和服务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局面有着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体制背景，财政与金融资金难及农村地区是一个原因，但农村综合改革滞后则是造成现状的主要体制性原因。进入新阶段，随着农村潜在公共需求的逐步释放，农村居民日益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适应这个变化，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的重大任务。所以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应当抓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变革农村的上层建筑，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要强化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加快推进以乡镇机构为主的行政体制改革。当前，农村的上层建筑与农民基本公共服务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长期没有到位，并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当前乡镇政府要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乡镇政府无论是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要按照乡镇的基本职能定位，因地制宜确定乡镇工作重点和工作任务，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同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乡镇机构的去留，决定乡镇机构组织形式、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充分发挥好现有人员积极性、合理安排好富余人员。判断乡镇机构改革的效果，要看乡镇政府和事业站所是否已经把主要职能转变成主要为农民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是否在不断提高自己公共服务的能力。

其次要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保障农村公共服务需要有财力作基础，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多数县级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加之历史欠账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捉襟见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统筹中央地方关系的同时，加快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明确划分市、县、乡财政收入范围，合理界定市、县、乡政府支出责任，增强县乡政府履行职责和公共服务的能力。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把不应该由农民负担的公共支出列入财政支出范围，不断增加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财政支持和转移支付力度。按照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适当调整县乡的事权，赋予其必要的财权，提高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实行财政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乡用和“以奖代补”等体制和办法。我们判断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要看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是否大部分真正用在农村发展迫切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上。

第三要改进公共服务方式，使农村综合改革从义务教育拓展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一方面继续深化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办学、财政分级负担、经费稳定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水利等涉农部门管理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增强其为“三农”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效率。逐步推行和规范政府“花钱买服务”、“以钱养事”等可行办法，支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其他有利于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也都可以进行尝试。

三、农村综合改革的具体对策建议

农村综合改革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农村改革, 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面大。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目标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打破以二元结构为基本特征的城乡分治格局，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建立起城市和农村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而农村综合改革就应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其实质在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逐步消除影响城乡互通的政策障碍，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最终目标应指向“城乡和谐”和“新农村建设”，其根本要求就要让农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让每一个农民都有机会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果实，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从一定程度上说，判断农村综合改革的措施是否有成效，要看“三农”发展迫切需要的各种资源是否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要看是否在建立并不断完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和机制，要看是否在从制度上冲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实质性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为此，新阶段农村综合改革首先应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来考虑乡镇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农村债务负担、农村医疗卫生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等体制性问题;其次应当按照构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建立其长效机制，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破题，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有效机制。

（二）把以人为本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根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在农村综合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相信农民、尊重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尤其是要不断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在使每个农民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和政府整合社会的功能，营造农村改革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合法权益，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民，不断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村综合改革必须要促进农民减负增收长效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根除农民负担反弹隐患，为此，农村综合改革中要进一步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涉农收费价格公示制、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报刊订阅限额制和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责任追究制”，形成控减农民负担制度体系，将减轻负担置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党委、政府严格监督之中;以维护农民权益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确立农民在现代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始终要把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经营自主权、平等竞争权作为核心。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完善基层民主，健全乡村治理结构，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建设热情。

（三）把配套制度的改革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有效保障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涉及层次更深、关联度更强。不仅仅是其中某一单项的改革，而是一次综合性的配套改革，如乡镇政府改革不仅仅是乡镇政府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到县以及县以上政府的改革，涉及到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改革。在农村改革中，任何“单兵突进”的改革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很容易受到配套措施不完善的掣肘而陷入困境，这样，政策措施一经出台，又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发生各种各样的内耗现象。

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要避免就农村改革谈农村改革和下改上不改的倾向，形成城乡改革和上下改革联动的局面。一是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各自的内涵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从整体角度将三项重点改革结合起来配套推进。二是要将三项重点改革放到农村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同深化农村产权制度、农村融资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改革一起考虑，同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一起把握，将农村综合改革与基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合并乡镇(合村并组)结合起来统筹进行。继续协调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等其他相关改革，涉及农村的方方面面。三是将乡镇改革与县、村改革统盘考虑，上下联动推进，把“精县”作为“扩乡”的配套改革措施，及时跟进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要有县乃至省、市行政体制改革的跟进，下要着力推进与乡镇对接部门的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四是必须坚持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配套。通过以上各个方面的配套联动，才能有效巩固综合改革的成果。

（四）把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支撑

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要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也是一场攻坚战，同样离不开社会保障支撑。目前要坚持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新机制，把有限的财力优化配置，中央财政应该在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基础上，健全农村以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基本社会保障。

首先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应按照“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探索现阶段的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其次要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逐步增加投入比例，稳定广大农民对政府长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预期。出台优惠政策，免除农村五保户、特困家庭的参合费，提高参合率。尽快建立医疗救助运行机制，增加财政投入，合理确定救助对象，提高救助效果，进一步完善保障办法，逐步扩大定点医疗机构，使参保农民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规范保险基金的运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组织、参保者和医疗单位三方制约机制。第三，应全面落实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如果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用财政支出的0.12%就可以全面解决近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尽快制订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法规和条例。各地要根据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的来源应坚持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资金负担比例，大中央、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足额到位。加强财政、民政、教育、劳动保障、卫生、司法行政、农业、科技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整合各项惠农政策，实现由单项救助向综合救助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J].求是, 2006:18.

[2]党国英.农村综合改革的任务与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 (09) .

[3]张新光.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及其政策走向[J].河北学刊, 2007, (01) .

[5]郝志中.我国农村综合改革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 2007, (01) .

[6]丁一.农村综合改革: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10) .

[7]廖星成.乡镇体制改革的前途与选择[J].改革内参, 2006, (28) .

综合取向 第2篇

道德教育功利化倾向是当今高校德育缺乏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认真分析道德教育功利化取向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及危害,提出道德教育从功利取向到人本取向跨越的对策,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价值观的客观要求.

作 者：王全文 刘国强 WANG Quan-wen LIU Guo-qiang 作者单位：王全文,WANG Quan-wen(鲁东大学美术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刘国强,LIU Guo-qiang(烟台职业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综合取向 第3篇

综合实践活动作为一门国家规定、地方指导、学校开发的三级管理课程，要求学校根据相关自然、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开发活动主题，其运用学校个性化资源校本开发课程的属性，为创建学校特色课程提供了可能；该课程的发现域、方法域、活动域、社会域课程属性与其他学科课程的特征和属性形成了差异，这些特征符合学校特色课程的价值追求；学校开发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拓展更新、积累沉淀、形成成果，可以转化为有学校个性的特色课程。因此，综合实践活动为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技术路线。

一、学校特色课程的界定

1.学校特色课程的内涵及特征。学校特色课程内涵及特征的适当性界定，将为学校特色课程开发给予明确的指引，以有效避免盲目开发、失位开发。石鸥认为：“所谓特色课程，是指学校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根据本校的办学理念，以学生的需求与发展为核心，以地域、社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经过比较长期的课程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性的整体风格和出色的育人成效的课程、课程实施或课程方案。”[1]朱治国认为：“所谓学校特色课程，是指学校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在学校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学校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和实施的，能集中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课程优势的主导性校本课程。”[2]在这些界定中，均突出了在特色课程开发资源运用的特性、学校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地位及对学校特色发展的价值，阐明了学校特色课程的关键特征。依据上述学校特色课程开发取向的分析，本文对学校特色课程的规定性定义为：学校特色课程是学校依据课程开发的学生本位取向，运用个性化的课程资源自主开发实施的具有独特课程功能和价值的核心校本课程。其特征表现为：第一，课程资源的独特性。学校特色课程开发采用的课程资源具有鲜明的本土、本校特征，切合学校的特色发展定位。第二，课程组织的科学性。摒弃“文献式”与“拼盘式”的校本课程开发窠臼，力求课程组织的规范性、新颖性。第三，学习方式的综合性。学校特色课程在规划设计上预设与隐含了综合化的学习方式，强化研究性学习、服务性学习和操作性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第四，课程实施的持续性。学校特色课程能在学校长期、持续实施，经过课程评价检验，呈现出强大的课程生命力。第五，课程功能的发展性。学校特色课程具有良好的教学收益，能有效促进学生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的不断发展。

2.学校特色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关系

在学校特色课程开发的现实图景中，将国家课程的校本化视为学校特色课程，将学科延展型校本课程视为特色课程，将杂多的校本课程门类视为学校特色课程群等，均反映了对学校特色课程与校本课程二者关系认识层面的误差，需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校本课程是学校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与需要自主开发的供学生选择修习的课程，特色课程源于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可采用共通与普适性的课程资源，特色课程运用的课程资源具有独特性、个性化；学校的校本课程门类多种，特色课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是学校的核心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可因由学生兴趣与需要的改变而存亡更替，特色课程则能持续实施，不断释放出良好的课程功能，通过修订在学校滚动使用；特色课程本质上是学生本位取向的课程，教师是课程实施的组织者、指导者与咨询者，是与学生一起学习的学习者。

二、以生为本的学校特色课程开发取向

学校课程版图历来以教师本位取向的课程开发为主导，其典型特征为专家编制，教师执行；以人类文明的经典成果作为课程核心内容；教材呈现具有严谨的体系化；课程学习以传授、记诵、理解、练习为主要方式。学校特色课程开发需由教师本位取向转向为学生本位取向。

学生本位的特色课程开发以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为指向，在课程目标设计、课程内容选择、课程编制技术、课程实施方式、课程实施成果等方面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以“问题解决”作为课程核心目标。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发展在教育目标设计上“必须以诸如‘问题解决能力’之类的‘21世纪生存能力’直接挂钩的形式，把教育目标加以结构化”。[3]学校特色课程开发的理念与追求需紧紧围绕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进行课程设计与建构。综合实践活动以主题探究活动与研究性学习课题为主要内容，直接作用于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第二，运用生活资源作为课程素材。学生本位的学校特色课程开发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运用学生周遭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及学生主体的兴趣、爱好遴选、生成课程内容。第三，非知识体系为中心组织课程。学生本位取向的特色课程开发不以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严谨性为主张，强调以探究性学习活动、实践性学习活动、体验性学习活动为中心组织课程，探究实践行为、探究实践的成果和结论由学生完成。第四、形成学生个人成果。教师本位取向课程的学生成果在考试竞争与功利主义教育的挤压下往往凝结为分数与排名。在学生本位取向的特色课程中，学生的个人成果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学生完成的活动总结报告、结题报告、研究小论文、创意设计与制作的作品等，成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真实反映与客观证据。

三、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校特色课程类型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内容、实施方式及课程功能为开发建构不同类型的学校特色课程提供了依据，不同类型的特色课程均能在不同侧面、不同维度体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属性和特征。基于综合实践活动开发的学校特色课程类型主要包括主题统合型课程、科技创新型课程、服务学习型课程、心理建构型课程和社团驱动型课程五大类，每类课程均有自身的目标指向、内容结构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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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统合型课程。主题统合型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运用学校独特的课程资源开发主题领域，分解具有逻辑关联的系列小主题，形成课程结构，学生通过主题探究与实践活动形成课程。如，广州市海珠区瑞宝小学以社区瑞狮活动与习俗为资源，构建“灵动瑞狮”主题领域，开发“爱狮、颂狮、寻狮、悟狮、秀狮”等系列小主题，形成《灵动瑞狮》特色校本课程。主题统合型课程遵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题实施的环节和阶段，以课程实施的常规课型、变式课型和创新课型为载体，开展课程教学。

2.科技创新型课程。科技创新型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为核心目标。中小学经常性开展的学校科技创新活动内容包括：科技研究论文写作、科技项目设计与制作、科技实践活动、科技体育、科技创意思维训练等，这些内容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有着内在的联系，成为建构学校科技创新型课程的主要来源。学校科技创新活动与综合实践活动在育人目标、活动内容、活动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学校科技创新活动成果可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成果中遴选、加工和提炼，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国家课程实施的计划性、正规性和持续性，为学校基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坚实的课程基础和持续发展的源泉。[4]

3.服务学习型课程。服务学习型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核心目标。服务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走向社会，开展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获取直接经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服务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活动。服务学习型课程具有课程内容的实践性、活动过程的体验性、活动参与的社会性及人格培养的有效性等特征。服务学习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要求学校在活动项目、活动时间、活动方式、活动保障等方面做出整体规划；注重与学校德育整合及与社会实践基地联合实施；强调活动过程的完整性，让学生参与活动项目选择、活动方案设计、亲历活动过程、形成活动成果，开展活动反思、交流与评价。

4.心理建构型课程。心理建构型课程以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为核心目标。当前，学校的心理健康活动存在以咨询为主体、以教学为主体、以活动为主体三种取向。心理建构型课程主张克服片面与单一化的倾向，整合三种取向，充分发挥综合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课程功能，形成学校心理建构型课程的四大领域：心理健康的基础性知识教学活动；常见心理问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心理疏导与调节的社会实践性活动；心理障碍的专业性咨询与矫治活动。其中，研究性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性活动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主要学习方式，对于深化学生心理认知与评估、促进学生心理的主动建构有重要作用。如，中小学生学习压力与焦虑情况的调查，中学生早恋现象的研究，中小学生与父母沟通状况的探究，中小学生网络交友现状的调查等研究性学习课题；走进养老院的慰问活动，走进特殊学校的交流活动，走进社区的宣传、演出与劳动活动，春秋游研学旅行活动的等实践性活动，都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有效方式与途径。

5.社团驱动型课程。所谓社团驱动型课程，即以学生社团为平台，规划、设计活动内容，通过社团组织内在驱动实施的课程学习活动。学生社团具有同质性、自治性与拓展性特征。同质性表现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与理想追求是组成社团的基础；自治性即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设计活动项目，自主开展活动，自我管理组织；拓展性表现为社团活动内容与方式具有可拓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其中，自治性是学生社团的根本特征。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社团驱动型课程的核心目标。社团驱动型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策略为：体系化、多样化的社团类型及活动内容规划设计；社团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与有效性；在社团活动中融合主题探究活动和服务学习活动；通过社团平台形成优秀的学生作品。

四、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校特色课程教材编制策略

教材是课程的实体呈现，是学生修习的主要工具与材料。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编制的特色课程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依据，达成教学的基本规范，利于学校系统持续实施课程，不断积淀、彰显学校特色。同时，相对稳定的教材，也有助于学生基于教材设计的主题与活动方式形成丰富的系列个人成果。

1.以主题扩展建构课程框架。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校特色课程教材的编制运用主题扩展型式，将知识集点、能力发展、活动方式、学生成果形成融合在主题实施中，通过主题扩展为子课题，各子课题的渐进实施推演学生活动，形成课程实施过程。

2.以环节推进展开学习过程。教材体系依照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五环节模式“主题确立——方案设计——活动实施——交流展示——总结评价”展开学生学习过程。各环节设计与主题关联的探究与实践活动、设计与制作活动、展示与交流活动等，并隐含相关的常规课型。在环节推进范式教材体系中，学生成为环节推进的主体，教学由教师传授转型为学生生成性的自主活动，学生在不同环节带来的多样化课程履历中，促进跨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3.以单元组合串联课程内容。根据主题实施的不同环节设计教材单元，使不同单元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不同单元的教学目标差异，教学课型差异，教学成果差异形成不同单元的教学个性。单元结构的一致性与耦合性，形成课程的整体性。

4.以方法指引强化课程特色。方法体系知识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体性知识体系，包括思维方法知识、研究方法知识、设计制作知识和成果表达的方法知识。[5]活动方法的掌握是学生能力形成的要件，强化方法指引及学生对方法的掌握是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校特色课程的鲜明特色。在教材编制中，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在不同年级分布、铺设不同的主要活动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及如何撰写小论文与研究报告等多种方法的学习、运用。在教材设计中，注重融合案例指导方法，从而提升学生方法掌握的成功率。

5.以学习资源拓展学习空间。基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校特色课程教材不以系统的知识呈现为教材主体，主张在教材中以“资料袋”的形式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及文献索引，使学生获得再活动的材料，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由教材设计者主动供给的学习资源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资源探寻的盲目性，保证学习资源的前沿性与真实性。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J].全球教育展望，2016（1）： 3-25.

[2]石鸥.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2（12）1-5.

[3]朱治国.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深度思考[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3（5）：14-16.

[4]邹立波.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的课程基础[J].中小学德育，2015（11）：8-10.

[5]邹立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知识分类[J].教育导刊，2013（1）：74-76.

责任编辑 徐向阳

综合取向 第4篇

一、学以致用数学知识价值的基本立场

无论从数学的产生还是从数学的发展来看, 数学与现实生活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将数学与生活联系起来, 让学生意识到数学存在于生活之中, 并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世界, 才能使他们切实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

如人教版“制作年历”, 教材在学生学习完“年、月、日”这一单元之后, 安排了制作年历的活动, 一方面能使学生巩固对年、月、日的认识, 另一方面, 可以加强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体验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不难看出, 教材强调数学知识的致用价值, 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为主要目的, 注重在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体会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需要强调的是, 数学的致用价值不仅直接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更多的是以“模型”的方式呈现。如:制作年历就可以建立以下的程序性模型:第一步, 先确定制作年份的1月1日是星期几;第二步, 把年历分解成月历, 明确大小月;第三步, 填写月历, 并圈出重要的日期;第四步, 进行美化。通过解决如何制作年历的程序, 引导学生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 建立解决生活中类似问题的“模型”, 彰显数学知识的“模型意义”。这样, 通过“数学建模”的活动和教学, 把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落到实处。让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 能够主动尝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 这是数学应用意识的重要体现, 也是能否将所学的知识和方法运用于实际的关键。

二、思考辨析学生思维发展的必然途径

数学思辨是指用数学的方法从数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辨析。在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 更多的是反映学生思维的结果, 是学生想象力、推理能力、创新能力等素养的体现, 即思辨的价值。

以人教版“掷一掷”教学为例, 其显性目标是通过综合运用“组合”“可能性”的有关知识解决问题, 隐性目标是让学生经历“猜想实验验证概括运用”的思维过程。整个过程始终贯穿“谁有可能赢?为什么能赢”这个具有进行探索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的大问题。同时, 引导学生思考:“和可能是多少”“谁能赢”“为什么选择5、6、7、8、9会赢”“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经历这样的思维周期, 促使学生去想象, 去推理, 去验证, 从而让学生的思维更趋严密, 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最后离开操作和实验, 用数学的方法即运用“组合”的知识进行理论的解释、得出结论的过程, 并能从中学会一些探索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目的性和批判性都会得到强化。其价值和意义取向就在于, 学生通过亲身经历, 体会数学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 是人们交流信息的一种有效、便捷的工具, 他们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提升了思维的品质。

思辨是发展学生思维的必然途径, 它是一种数学素养, 一种综合的数学思维能力。教学中学生能否主动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善于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结果有无反思的意识和习惯?都是思辨的价值体现。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地思考、假设、辨析、验证, 长此以往, 他们的想象力、推理能力、抽象能力以及创新意识都会得到提升。

三、有效融合综合实践教学的必然选择

尽管在教学实际中可能由于教学的需求而在两种价值之间有所侧重, 如“制作年历”侧重于致用价值, “掷一掷”则强调思辨价值, 但都无法掩盖数学知识“致用”与“思辨”双重价值相融的客观事实。如“制作年历”和“掷一掷”都是归属于“综合与实践”, 其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 具有实践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既然是解决问题的活动, 就可以按照解决问题的程序分以下四个阶段展开:1.进入问题情境;2.实践体验;3.解决问题;4.表达和交流。我们不难看出其致用价值的客观体现即数学知识的“模型”意义, 而掌握和应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是实现数学致用价值的前提。

当然, 数学应用不仅仅是“数学知识”的应用, 还包括数学思想方法的应用。与显性的数学知识应用相比, 那些“隐藏于数学知识背后用以发现和整理数学事实”的数学思想方法, 其应用更为广泛, 影响也更为深远。如前文“掷一掷”教学所述, 学生对“哪几个数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究, 并验证结论的过程, 其实质就是“数学知识应用”与“数学思想应用”的有效结合, 从中学生真正体会的不是“掷一掷”的结论, 而是数学思想方法的运用。同样, “制作年历”也并非单纯让学生体验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思考辨析“要制作一份完整的年历, 需要经过几个步骤?” (想象力) “最重要的是确定哪个日期?” (推理能力) “年历还可以做什么?” (创新意识) “你能找出年历中的一些规律吗?” (抽象概括能力) 。这样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通过亲身经历知识应用与数学思考的相互作用后才能真正理解数学, 思维能力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 “制作年历”教学内容虽侧重于致用价值, 却融合思辨于其中。而“掷一掷”虽强调思辨, 但也彰显其致用价值。

综合取向 第5篇

一

毋庸置疑, “综合性学习”的提出, 对于语文教育乃至课程改革来说, 其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 将“综合性学习”纳入语文课程, 与当今国际上中小学课程改革中重视以体验、活动为基础的综合学习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它不仅有利于课程内涵的丰富, 而且可以说是我国语文课程观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其次, “综合性学习”注重学生多方面的语文实际能力的培养, 有助于克服传统的偏重书本知识学习、轻视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重书本轻实践的弊端。第三, “综合性学习”重视学习过程所具有的教育意义, 因此它有助于克服语文教育重结果轻过程、对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不够的缺点, 推动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不难看出, “育人为本”应该说是设置“综合性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所依据的是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 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倡导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二

“综合性学习”具有哪些特点呢?

“综合性学习”是一种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 其要素大致有四:一是培养对事物的好奇心, 强烈的探究兴趣和问题意识, 这是前提;二是强调观察周围事物, 亲身体验, 包括自然、生活、社会等各方面, 做到有所感受, 有所发现, 这是基础;三是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 要求学生人人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 善于与他人合作, 这是保证;四是能在多学科的交叉中体现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实际运用, 促进学生素养的全面提高, 这是目的。总之, 就是要求根据语文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特点, 注意沟通课堂内外, 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等教育资源, 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 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 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

“综合性学习”是以综合性信息和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 以学生主体的学习活动及体验学习为主要形式, 以促进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的统一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学习方式及教学组织形态。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实践性。“综合性学习”是以探究体验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 重视直接体验和经验学习, 重视知 (识) 行 (为) 统一, 努力扩大学生的认识范围, 丰富其认识方式, 克服传统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 重知识、轻能力的偏向。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可以获得经验并提高能力, 完成自主构建。

二是综合性。“综合性学习”的内容虽然以语文学科知识为主, 但也可以打破学科界限, 涉及多学科的综合信息和直接经验。因此, 它有利于学生在更为深广的层面和背景上完成语文知识的整合运用和能力的均衡发展。

三是过程性。“综合性学习”强调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但其学习的目标不仅限于活动的直接结果, 如, 一件手工制品、一张手抄报、一场课本剧演出。因为受学生总体水平的限制, 这些“产品”的绝对价值通常不高, 但学生在完成“产品”的过程中所体验、经历的一切, 对其自身的发展而言可能是极其重要的, 这也是“综合性学习”最为关注的。学生怎样遇到困难、克服困难, 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此过程中, 其认知、能力、态度情感有无提高, 这才是其所要真正追求的。

四是主体性。“综合性学习”强调发挥学生自身的主动探索和创造精神, 注重学生的自我组织和互相启发。由于活动式的学习不拘泥于统一的方法和同一答案, 因而也就给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为他们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三

“综合性学习”是个新课题,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做”。下面即从操作的层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 充分用好教材这个凭借。一方面, 要组织好教材设计的活动;另一方面, 教师若能积极引导, 精心组织, 创造性使用教材, 教材中的课文就是很好的可供探究的平台。

人教版、北师大版小语教材都对“课标”中有关“综合性学习”的要求进行了物化和落实, 编排了许多综合性学习的内容。比如, 北师大版教材“语文天地”中的练习:表演《小母鸡种稻子》的故事, 和爸爸妈妈订一个《家庭劳动公约》等。我们要组织好这些活动, 把教材内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活动, 让学生自己去动眼、动手、动口、动脑,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素养。此外, 在学习教材中文质兼美的课文时, 常常会产生一些可资利用和挖掘的资源, 教师要善于捕捉契机, 及时引导, 让“综合性学习”水到渠成。

其次, 注意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跨学科的学习是综合性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加上语文本身就具有综合的优势, 所以以语文学习为切入口, 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曾经发现不少乡村小学, 那里虽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 但老师们积极参与课程改革, 以学习古诗文为切入口, 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相继开展一系列跨学科综合性学习。比如:课内外语文学习相结合 (以课堂上古诗文学习为切入口,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优秀诗文的篇目, 分学段组织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和背诵) ;语文学科与劳动、艺术、历史学科相结合 (搜集中国历代著名诗人的相关资料、为自己能够读懂的古代诗文配上意境图、布置校园内中国历代诗人石刻长廊等) 。通过以上的介绍, 不难发现:只要找准了突破口, 并根据自身的条件, 开展跨学科综合性学习并不难做到。

再次, 努力挖掘丰富而又独特的地方资源。中国地域辽阔, 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具特色的资源, 教师注意引导学生去关注、去研究, 开发和利用地方课程资源也是一种很好的综合性学习的方式。

有一个班的同学, 受我市“绿色食品博览会”的启发, 举行了一次“马铃薯博览会”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活动分三个层次进行。

1. 融入生活, 搜集素材。

学生自由组合, 马铃薯与种植组、马铃薯与市场组、马铃薯与科技组、马铃薯与产品组等若干个小组, 以马铃薯为主题, 从不同角度去了解马铃薯的有关知识。

2. 深入采访, 做好调查。

要求学生对自己收集的素材与资料, 发现一些问题, 做一些采访与调查, 做好记录。有的同学去马铃薯种植基地, 采访农民;有的同学进入市场, 做销售调查;还有一些同学参观了马铃薯加工场

3. 交流心得, 展示成果。

各小组分别介绍有关主题, 交流活动过程中的得失, 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有的是采访录音, 有的是图片, 有的是建议书, 有的是创作的广告词。内容丰富, 形式活泼。

还有, 要让学生不随意放过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老师能珍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并能积极引导他们去关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这无疑是组织学生有效进行综合性学习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直陪伴他们的就是一个个问题, “白天为什么能看见月亮?”“天气预报是怎样预测天气变化的?”对于这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学生当然愿意主动去探究。通过一次次的综合活动, 孩子收获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问题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活动本身激发了孩子无穷的求知欲和进取心, 组织、协调、合作等能力和经验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更是令他们终身受益的。

除了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外, 其实还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也是一个视角。比如说“北京奥运会”“生态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 学生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获得了许多信息, 在他们平时的言谈中, 也经常涉及。教师若加以引导, 也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综合取向 第6篇

一、归纳—描述取向

归纳—描述取向最初应用于社会指标的确立中,20世纪30年代,奥格本的统计报告《美国最近社会趋势》采用该取向建构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百科全书式的指标体系。其特点是注重描述事实、收集统计资料,操作理念是通过“测度某些事物,然后将测度标准化,使之达到可接受的信赖水平。”[1]该取向在得出概念框架之前,会对教育系统进行全面的了解,收集大量的统计数据,对其归类整理,形成统计项目,凝练为教育指标的不同领域,据此而形成有关评价主题的多个评价维度。该取向主要采用量化方法收集与分析数据,通过归纳法得出评价维度,需要大量的事实数据的支撑,往往有相对规范的程序与方法保证其科学性与规范性,更能得出契合于实际发展状况的评价维度,是一种自下而上,依靠数据驱动的分析模式。如下图所示:

采取这种方式制定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往往是国际的一些大型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指标体系。以OECD为例,它成立专门处理数据的组织称之为OSS(OECD Statistics Strategy),该组织主要在于:提供用以鉴定和解决数据问题的系统机制,增强数据获取的透明性,以及加强信息化背景下OECD的行政角色。[3]显示着OECD信息与数据获取的专门化、规范化与科学化。该组织并开发了一套提升数据质量的策略框架,包括4个要素:数据质量的界定及涉及的方面, 高质量的数据呈现相关性、准确性、可信度、时效性、 可达性、可阐释性以及连贯性7个特点;获取未知数据的规范程序,基于基本原理评估已有数据的程序,涵盖所有方面统计操作与指导的系列原则。[4]而且OECD成立的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自1991年开始每隔一年更新教育数据,不断修正教育发展评价标准,在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形成权威的教育评价指标分析模式,CIPP分析模式(context—input—Pro- cess—Product)。

归纳—描述取向所形成的评价分析框架需要建立在事实描述、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而收集信息、处理数据的方法的科学与专业的程度则会影响评价框架的权威与推广的程度。OECD在处理数据时的科学标准、方法与程序给我们在区域教育现代化指标本土化的过程中以莫大的启示。但这一取向却遭到了诸多方面的质疑,首先是统计数据转化成可理解、有意义的信息的困难;其次,以统计数据所形成的评价维度对于解释一些社会问题非常有限, 定量的测度没有办法进行恰当的意义解释。正如约翰斯顿所说的:“如果为了避免耽于理论的臆测而无所获,就转向对事实进行实证分析,迟早会回到同一问题上,那就是我们所设法观察与测度的事情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关心理论的问题…… 否则就会沦为任意的实证主义”。[5]再则,归纳—描述取向所确立的评价维度凸显的是指标的描述、反应功能,而弱化了评价指标的促进、引领作用,更适合应用于教育现代化水平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地区或国家。

二、演绎—分析取向

演绎—分析取向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或抽象模型而建构指标框架,立足点不是某种症状的事实描述,而是对这种症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寻,形成关于 “何以此”的理论框架。这种取向的关键在于约翰斯通所说的对某一相关现象的概念辨析,因此也称为概念驱动,或理论框架模式,即从概念到测量维度到指标再到数据。概念框架的形成是指标体系构建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以此来论证测量维度。[6]在采用方法方面,演绎—分析取向则更为灵活和多元,主要以质性方法为主,有聚类方法,灰色系统的方法、得怀术以及年鉴学派方法的借鉴等。该种取向反对以现有的资料和数据作为建构指标的基础,而以核心概念作为上位指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如下图:

此种取向的落脚点就在对核心概念的阐述上,还可以对核心概念拆分,形成子概念集。概念演绎是欧洲指标建构的方法论传统,以欧洲社会指标中的教育指标为例,应用的主要是此种取向,其指标体系的建构以“福利为基本分析概念,然后拆分为生活质量、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三个子概念,又分下属为不同的目标维度,而教育指标则隶属于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力资本维度,包含教育投入与教育参与两个测量维度。[7]指标设计沿着这样的思路:核心概念— 子概念—目标维度—测量维度—具体指标确立,使得指标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支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教育指标体系,以三个理论基础为根基:一是教育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人口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文化与传统等也是反映教育的重要指标;二是教育需求与供给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因素,以经费和人力资源指标来反映教育供给的情况;三是教育质量与公平是教育走向现代化必然要解决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8]该种取向建立在这样一个教育现代化的观念之上,即认为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持续不断增长的过程,国内学者如褚宏启、朱旭东、周稽裘等持有这样的观点。进一步分析教育现代性的概念及来源,岳龙通过考察中国近代教育现代性的产生过程,把中国的教育现代性界定为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取代传统“圣德精神”的过程。[9]西方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殖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期,现代性扩充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与物质的权力,促使现代性向非西方国家的移植。框就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之下,对教育现代化核心概念的阐述带有很大的西方色彩。对现代性、教育现代性概念的阐释,以此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维度。[10]

演绎—分析取向避免了归纳—描述取向没有理论基础的缺陷,但却衍生出了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 通过概念或理论而演绎的评价维度如何转化成可操作的、可测量的具体指标,一些评价维度没有办法一一转化成可测的指标,获得不了数据支撑,这样的评价维度难以反映现实问题。我国在应用这一取向的很大弊病是对教育现代性的阐述,带有很浓的西方色彩,概念的内化不足,以此演绎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很难真正的反映中国教育现代化水平。

三、系统—整体取向

教育系统是由各种要素及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系统,系统—整体取向模式是通过对教育系统进行分解并形成教育系统评价的分析框架。系统取向具有输入—输出模式、输入—过程—输出模式、背景—输入—输出模式、背景—输入—过程—输出模式、输入—过程—输出—结果模式、背景—输入—过程—输出—结果模式6种形态。[11]教育现代化评价领域采用CIPP分析框架居多,也有将教育系统分为不同的领域来构建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1.CIPP模式

CIPP模式最初产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课程改革运动,由斯塔弗尔比姆及其团队提出。教育评价从目标提出的论证,目标的达成度,如何达到入手,整个评价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超越了泰勒的目标模式。之后CIPP模式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应用到教育中多个领域:课程评价领域的CIPP模式, OECD教育指标的CIPP模式,约翰斯通的教育指标的系统模式以及教育现代化评价领域的CIPP模式等等。CIPP评价模式是由背景(Context-evaluation)、 输入(Input-evaluation)、过程(Process-evaluation)、 成果(Product-evaluation)四种评价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语,是对教育中各个环节多种因素的系统评价。

我国部分省市参照这一体系,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本省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如广东省的指标设计最接近“投入—过程—产出”模式,包含 “教育现代化保障”“教育现代化实践”“教育现代化成就”3个一级指标。上海市指标体系从内容上更偏重于“投入”和“产出”,9个一级指标“教育布局、结构的合理程度”“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程度”“教育信息化水平”4个可归为 “投入”,教育国际化水平、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两个一级指标可归为“过程”,教育发展水平、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社会满意度从其内容上讲可视为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外部贡献,可归为“产出”。国内学者杨小微以上述省份的指标体系为基础,以CIPP为分析框架,优化了现存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强调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教育的产能和产出指标。

2.教育领域系统

该种思路在确立指标之前首先要明确教育系统中包含着什么,教育的现代化意味着各个系统领域的现代化。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现代化不是某一部分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12]那么,教育现代化也是对教育各个系统发展状况的概览。国内倾向于把教育现代化分解为教育思想、教育发展水平、教学体系、 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管理的现代化,[13]教育系统的领域划分分歧不大,还有其他类似的领域划分, 在此不一一列举。而国外的这种模式往往会与CIPP模式相结合起来,形成系统结构。如沙伍森的教育系统评价模式,教育输入包括:财政和其他资源、教师素质、学生背景;教育过程包含:学校品质、课程品质、教学品质与教导品质;教育输入包括:学生成就、 态度与参与、抱负。[14]各部分并非平行式的列表关系,而是通过直接与间接、单向与双向、前后联系、互为因果的关系加以构成。如下图所示:

这个框架包含了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在输入部分,强调教育中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过程部分关注的是教了什么和如何教的,因此把教育系统划分为四个具体的领域,在输出部分落实到了个人的成就水平上,便于测量科学教育和数学教育学生的学习情况。系统—整体取向模式首先在于划分教育系统的关键要素,确立要素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特色是强调因果关系,呈现教育输入、输出以及过程的关系。但教育领域系统全面层次划分并不等于教育现代化评价维度,如若不融入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特征,这样的框架同样可以作为教育发展水平,教育质量状况评估的框架。正如有学者提到的“漂亮人脸”理论,在特定“漂亮人脸”理论下, 某些特征及其指标要比其他指标更为关键。[15]教育现代化评价维度的构建中,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对指标具有删选和判定的功能,能够断定哪些指标是核心指标,是比教育领域系统更为上位的支撑。

四、三种取向综合模型的构建

上述三个板块分别呈现了教育现代化评价维度确立的取向、方法以及具体维度方面的一些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三大板块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即不同的取向和方法得出的教育现代化的评价维度有什么不一样?承接上面提出的问题:三种不同的取向是否可以整合,又可以实现何种程度上的整合?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方法等。以下对这些问题做些简单的回应。

上图显示了取向、方法与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归纳—描述取向以数据测量为基础,从现实状况的描述中归纳出评价维度,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模式,往往以量化的方法为主。对测量的规范和科学有严密的要求,所以一般只有国际大型组织较能够采取此种取向,得出的评价维度更能全貌的反映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演绎—分析取向是强调概念演绎和思辨推理,往往通过对概念或理论的阐释形成评价维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一般会结合质性的方法。欧洲在建构指标方面采用该取向,遗憾的是没有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典型例子。前两种取向在方法层面上,是两种完全不同、对立的模式。第三种是从分析框架进行的论述,最为流行的是CIPP模式, 国内区域指标大多采用该种模式,以国际教育指标为参照标准,少有用及前两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取向。 以江苏省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例,分析框架沿用的是CIPP模式,评价维度中也有一些诸如公平、 质量、开放之类的表示现代化价值的词汇,但却没有对这些子概念进一步的解释。三种取向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有的在方法上采取前两种取向中的一种,在分析框架上使用CIPP模式,如OCED的指标体系。

综合取向 第7篇

在我国,以杨凌国家级农业高科园区为代表的国家级现代农业特区,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技术创新和农村人口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世界食品安全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级农业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发展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探索试验区发展的政策体系设计和采取的措施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1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支持政策框架

1.1 优化政府职能定位和行为

中央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派生主体,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试验区的基本建设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试验区内应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政策。例如,为了促进试验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强化水利基础地位,建立稳定的农村水利投入体系。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50号)的要求,要切实增加中央政府投入,形成农村水利投入的长效机制。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必须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夕,农业、农民和农村对于国家的贡献很大。1952-1978年,通过“剪刀差”,农业向工业转移几千亿的积累[1]。新时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国家对历史负责、和谐发展国策的重要选择。

目前,在有条件的省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中央政府可以调整投资方向,把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大型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列为支持重点之一。地方政府主要是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强小流域防汛抗灾和减灾体系建设;建设试验区内基础设施。通过以上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使试验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能够满足试验区综合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千方百计优化农村人口结构,不断为产业振兴储备人才。

1.2 不断创新投融资机制

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公益性很强。政府依赖型的投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软件”环境的优化。为了保证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依靠财政资金的同时,必须积极拓宽其它融资渠道。可以探索以下投融资方法:一是试验区制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综合试验区经营基础设施项目暂行办法》,推出一批项目。试验区通过竞标方式与社会资金所有者签署利用社会资金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合同。二是试验区制定《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土地开发管理暂行办法》。试验区土地管理部门与国家开发银行广泛开展合作,拓宽农业综合实验区的融资渠道。三是国家发改委将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建设列为国债专项资金项目,不断增强农业综合试验区的金融实力。

1.3 要制定和实施农业综合试验区特殊信贷政策

具体政策可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部门应立足于服务试验区内农户和企业,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支持试验区的项目发展;二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业务,加速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化。通过准许相关市场主体兴办小额贷款公司来支持农业综合试验区的发展。小额信贷作为一种见效快、风险小的信贷模式,发端于1976年的孟加拉,创始人是迈哈麦德尤努斯。他一直致力于贷款给“穷人中的穷人”的扶贫活动。由孟加拉乡村银行改组而来的孟加拉格拉珉银行的扶贫模式在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很好的借鉴和普及。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尽管取得了一定成就,使2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但是由于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内部监管能力较低等问题的存在,使这一扶贫模式的扩散效果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具体的政策中,各级政府需要为其开展相关业务创造良好的环境。农村民间小额信贷组织也要加快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扶贫经验,将贷款贷给农村最穷的人和有生产能力的穷人,避免农村民间小额信贷出现“嫌贫爱富”的商业贷款理念。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要严格程序管理,落实以妇女等弱势群体为贷款对象、直接到户、小组联保、整贷零还等信贷措施,充分发挥农村小额信贷覆盖面广泛、到户率高、坏账率低、扶贫效果好的优势,使其成为试验区内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模式与途径。在支持重点上,要选择关乎国计民生的项目来支持,如要选择政府支持的农业循环经济,要求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创新性运用[2]。

1.4 加快农业综合试验区税收支持政策创新步伐

对试验区内企业经营的农业项目在5年经营期内免收土地使用费。对试验区内企业以及农户在经营期5年内减免所得税,对试验区内企业免征增值税,对试验区内农户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的自产自销业务在整个经营期间内免征营业税。

2建立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采取的重大措施

2.1 创新体制机制

本着“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建立起农业综合试验区管理体系,可以分设行政事务和市场经营两大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定位于试验区管委会,市场经营开发职能由投资开发公司承担。之所以要市场化运作,其原因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依靠经济杠杆引导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在试验区规划建设管理、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性探索,构造依法治区的法制基础。加大农业执法力度,营造“公开、公正、公平、透明”规范化的农业市场竞争环境。

2.2 充分运用人力资本

素质高、业务精的试验区建设队伍是提高试验区服务质量、工作效率的可靠保证。试验区全面实施人才战略,着力改善人力资源结构。在专业、年龄、学历等方面优化结构,面向全国招聘短缺急需人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一大批新型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培育需要长期的努力。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的发展离不开新型农民,政府应对于这项“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提供支持。在操作层面,调动农业大学、水利科学院、农业职业学院、政府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等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技能教育与培训。

为保证培训效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设立新型农民培训基金以保证资金的投入。在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过程中,针对不同对象确定教育、培训内容和方法。例如,对于农业技术经济合作组织的管理人员应向他们重点传授合作社理论和运作方法,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规范的合作制原则约束下得以成长,更好地带领农民社员闯入更大的市场参与竞争,获得较高的组织收益。以农业生产有序化与组织化推动农业现代化[3]。对于广大农村妇女,应该通过各级妇女联合会等组织加大力度开展农村家政方面的科普教育和其他专业技术培训。对于农村专业户、示范户,应该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等组织向其扩散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增强农业科技示范的功能。对于准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应利用各级社会保障机构、劳务输出公司等组织向其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转移的速度与效益。要采取重点投入的方式,发挥高层次人才科研、技术推广的作用,同时,积极利用好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生、职业学院毕业生各自长处,为试验区储备充足而有效的人力资本。

2.3 落实科技兴区战略

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并已发展成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过程。我国农业科技人才资源丰富。有关农业的科研机构应逐步实行联合,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科研协作中心。要重点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更好地为农业试验区服务。

2.4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

一方面要从保护耕地特别是种粮耕地出发,制定非农用地规划。根据土地的不同性质和用途,分别采取公开竞投、招标与行政划拨3种方式划拨土地。对于试验区公共事业用地,可继续采取行政划拨的方式。综合试验区发展时要尽量少占耕地,并且对于农地使用权拥有者依法补偿。严厉禁止借建设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之名非法侵占农民和村集体土地。

2.5 大力发展试验区内各项社会事业

各级政府还应该帮助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与地方整合社会事业相关资源。主要通过“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等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保证全省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资源配置到农业综合试验区内。地方政府可以将部分文化事业建设专项资金用于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

2.6 加快产业布局调整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们对于服务业提供的产品有了更多的需求。在试验区内,要促进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第三产业发展,发挥其对农村劳动人口就业的吸纳作用。其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重点促进流通业、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各个行业部门和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行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改变片面发展第三产业中某些行业的不合理状态。二是推动第三产业的组织创新和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3 结束语

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食品安全。各试验区点要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创新,制定产业在试验区与周边区域的合理布局和规划,实现以试验区发展带动周边区域就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周边区域发展服务试验区发展,为试验区拓宽发展空间和为入区企业提供产业和生活配套。特别是中央政府、省(区)政府要建立协调机制,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倾斜,促进试验区发挥带动周边农村的协调机制。试验区要在产业发展及试验区建设中协调解决好社会保障、就业、农民安置等问题。试验区要帮助周边欠发达地区,主动做好技术扩散和产业辐射,带动其共同发展。试验区间要建立信息沟通网络,加强横向交流,特别鼓励发展较快、较好的试验区点与资源、条件相对较少、较弱的试验区间建立互补、互助性友好合作机制,共同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19.

[2]徐文燕.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分析与对策[J].学习与探索,2007(2):147.

综合取向 第8篇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以山东省菏泽市某医学专科学校二年级 (已见习) 、三年级 (已实习) 的1 065名医学生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331人, 占31.1%, 女生734人, 占68.9%;共涉及4个专业:护理专业占27.8%, 口腔专业占32.7%, 临床专业占26.7%, 麻醉专业占12.8%。

研究工具 (1) 一般情况自编问卷。包括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专业性质、是否学生干部、家庭经济情况、人际关系状况、是否获得过奖学金等。 (2) 大学生职业适应量表。该量表共34个条目, 5个维度 (职业选择适应、职业心态适应、职业环境适应、学习及技能适应、人际适应) , 采用5级计分法, 得分越高说明职业适应性越强。该量表Crobachα系数为0.877,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3) 综合幸福感问卷 (MHQ) 。该问卷由苗元江博士编制, 包括一个幸福指数, 两个模块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 9个维度 (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 , 共50个条目, 9个维度采用7级计分, 幸福指数采用9级记分。该问卷Cronbachα系数在0.6742~0.9056之间, 各分量表分半系数在0.6603~0.8835之间, 具有较满意的信度和效度。 (4) 中国民众价值取向问卷 (QVOC) 。该问卷是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民众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问题研究》课题组统一编制的。辛志勇对其进行了修订, 将问卷定为43个条目, 包括品格追求、工作成就、家庭家族、金钱权力、从众认同、法律规范、人伦前提、公共利益等8个维度, 该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874, 信度和效度较好。

研究实施以班为单位, 用统一指导语阐释研究目的、填表方法及注意事项, 本着自愿、保密的原则进行调查。当场发放, 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1 200份, 回收1 172份, 有效问卷1065份, 有效回收率为88.75%。

数据处理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共有1 065名高职高专医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 其中二年级学生586人, 占55.0%, 三年级学生479人, 占45.0%;城镇学生281人, 占26.4%, 农村学生784人, 占73.6%, 具体如表1所示。

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相关矩阵为了探讨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 按照测试顺序计算出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幸福感各维度、幸福指数的相关系数 (如表2所示) 。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幸福感各维度 (除与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外) 、幸福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相关强度依次为:生活活力、人格成长、自我价值、利他行为、生活满意度、健康关注等。在各维度相关分析中, 职业选择适应、职业心态适应、学习及技能适应与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 职业环境适应、人际适应与负性情感无相关性,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职业心态适应与综合幸福感、幸福指数相关性最强。

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价值取向相关矩阵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各维度 (除与从众认同不相关、与金钱权利呈弱正相关性外) 呈显著正相关, 其中相关强度依次为:公共利益、工作成就、人伦前提等。在各维度相关分析中, 职业适应各维度与工作成就、法律法规、人伦前提、公共利益呈显著正相关;除职业环境适应与品格追求呈弱正相关外,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职业选择适应与家庭家族呈显著负相关,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仅职业环境适应、人际适应与金钱权利呈显著正相关,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无相关性;职业环境适应与从众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而职业心态适应与之呈弱负相关,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无相关性 (如表3所示) 。

综合幸福感、价值取向各维度对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逐步回归分析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研究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以职业适应为因变量, 以综合幸福感、价值取向各维度为自变量, 建立回归模型 (如表4所示) 加以分析。综合幸福感中的生活活力、人格成长、利他行为、正性情感、自我价值与价值取向中的公共利益、工作成就、人伦前提进入回归方程, 分别对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产生正向预测作用。

注:*P<0.05, **P<0.01, ***P<0.001, 下同。LS:生活满意度;PA:正性情感;NA:负性情感;SV:生活活力;HC:健康关注;AC:利他行为;SW:自我价值;PR:友好关系;PG:人格成长;CH:综合幸福感;HI:幸福指数。

注:CP:品格追求;WA:工作成就;FF:家庭家族;MR:金钱权利;FI:从众认同;LN:法律法规;THC:人伦前提;PI:公共利益;VO:价值取向。

讨论

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综合幸福感的关系幸福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不仅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人生价值及自我潜能的实现, 还包括个体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关系质量的评估, 以及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融合程度。因此, 幸福感越强, 人生价值及自我潜能越易实现, 与自我、他人、社会的融合度越高, 对高职高专医学生而言, 就越容易适应职业需求, 这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密苏里州立大学和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三所高校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学习和工作中拥有幸福感的人比心情压抑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 可能因为负性情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体验,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调节, 很容易发展成情绪障碍, 严重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进而会影响其职业适应。在各维度相关分析中, 仅职业环境适应、人际适应与负性情感无相关性, 其他各维度之间均有相关性, 这可能与近几年高职高专医学院校重视医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人际交流沟通的重要性有关。健全的人格可使个体具有高度效能和创造性, 在个体职业适应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以人格成长对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生活活力和利他行为也对职业适应产生很强的正向预测作用, 可能是因为医务工作者不仅长期受到不良情境的刺激, 还肩负着“生命相托、性命相系”的重任, 容易产生身心疲惫, 而积极的生命情感却可以引人振奋、达观、昂扬向上、富于爱心, 成为人生的动力和光明之源。因此, 旺盛的生活活力、强烈的利他行为可以使高职高专医学生为自己的事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爱心, 利于职业适应。

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与价值取向的关系价值取向是保证人职匹配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出现, 一些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开始发生扭曲, 导致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阻碍了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正确的价值取向可以端正个人行为, 平衡医患关系, 有利于职业的适应和发展。职业选择适应、职业心态适应、学习及技能适应与金钱权利不相关, 说明高职高专医学生对当今社会“一切向钱看”、“权力至上”的不良世俗不再简单地认同, 而是能摆正自己的心态, 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做人、做事。职业选择适应、学习及技能适应、人际适应与从众认同不相关, 意味着高职高专医学生已经构建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 个性鲜明, 特立独行, 不再消极地人云亦云。医疗是一个高责任、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 容易使人产生职业倦怠, 甚至出现离职倾向。高职高专医学生作为医疗事业未来的接班人, 如果比较看重公共利益和工作成就, 就会在将来的医疗卫生服务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不畏困难和挫折, 使自己更好地融入治病救人的队伍中去。人伦前提得分较高, 表明高职高专医学生比较看重感情, 富有爱心, 这正是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必需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 公共利益、工作成就、人伦前提对高职高专医学生职业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 三者得分越高, 职业适应性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