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诗范文（精选9篇）

咏怀诗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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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咏怀诗 三

作者：庾信  朝代：南北 俎豆非所习。

帷幄复无谋。

不言班定远。

应为万里侯。

燕客思辽水。

秦人望陇头。

倡家遭强娉。

质子值仍留。

自怜才智尽。

空伤年鬓秋。

咏怀诗 第2篇

拟咏怀诗 五

作者：庾信  朝代：南北 惟忠且惟孝。

为子复为臣。

一朝人事尽。

身名不足亲。

吴起常辞魏。

韩非遂入秦。

壮情已消歇。

雄图不复申。

移住华阴下。

谈《感遇》与《咏怀》诗 第3篇

但陈阮二人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子昂生活的大唐王朝, 自非魏晋时代可比, 因而, 唐人特有的张扬与自信是魏晋时人所难以比拟的。在魏晋易代之时, 统治者内部斗争比较严格地划分为两派, 一是与司马氏合作者, 一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者。在司马氏一手遮天之时, 不与合作, 自然难以免祸; 与其合作, 又无异助纣为虐。而司马氏又要逼使士人明确态度。于是, 嵇康最终因不合作而丧失性命, 七贤之中, 大多转变态度而附司马。因此, 在阮籍的时代, 难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不愿依附司马氏, 又要保全性命的阮籍, 就必然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进退失据, 上下无依。

在哲学思想上, 阮籍是把名教与自然严格对立起来的, 在《达庄论》中, 他主张崇尚自然, 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 都是由自然而生。在《大人先生传》中, 他严厉抨击礼法制度, 至于“君立而虐兴, 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 束缚下民, 欺愚诳拙, 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 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 内险外仁。”“汝君子之礼法, 诚天下助残贼, 乱危死亡之术耳。”因而, 身在司马朝的阮籍, 不可能像向秀、郭象那样因主张名教本于自然, 从而身处庙堂而心安理得。他内心总是充满忧苦, 不知路之所在。“率意独驾, 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 辄恸哭而反”, 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痛苦无处发泄, 无处诉说的表现。其咏怀诗之特点, 为人所共知的还是如钟嵘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及如李善所评: “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 而文多隐避, 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读阮籍咏怀诗, 总让人感觉其中有某种若有若无的情绪, 某种欲说还休的感慨。遮遮掩掩, 虚虚实实。情感复杂, 而底气不足, 缺少曹刘诗中的那种慷慨激昂之气。

处于大唐王朝的陈子昂, 与阮籍的生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当时政局动荡, 气氛恐怖, 但斗争的双方主要是武则天与唐氏宗族及朝廷勋旧。一般的朝臣, 对于忠李还是忠武并不特别在意。武后称帝, 又本是顺理成章, 自然过渡, 无须彻底换血, 大杀臣僚。因而臣下只要不让武后感到有反心, 一般都能免于祸害。武后信佛, 曾禁天下杀生, 但对吃了人家的羊肉又告密求媚的补阙杜肃, 仍是毫不客气, 竟当廷出示杜肃的上表, 加以讥讽。可见武后对于巩固自己统治没有价值的告密行为也是非常反感的。告密者欲得逞, 便“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 既深受太宗贞观之风的浸濡, 又受着大唐特殊环境的影响, 其气量也有非等闲人可比的一面。她也需要忠于她的骨鲠之臣以巩固天下, 因而对于真正的人才, 也是求之若渴。重用奸臣酷吏, 不过是她夺取和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而已。尽管有杀戮, 有恐怖, 但人心向上, 社会从未停止向前发展, 这与阮籍时代, 人人自危, 颓靡之风漫于天下是不可等同相观的。

陈子昂作为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 自然不大可能参与当时的政权之争。其相对宽容的思想意识和时人对于政局的一般态度也使他对于武后称帝不以为怪。加上武后对他有知遇之恩, 因而, 他忠于武后是很自然的。子昂入仕不久, 朝中即发生一系列大事, 武后为达到专权的目的, 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内, 废中宗、置睿宗于别殿、立武氏七庙、杀故太子贤。老臣裴炎以命力争, 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叛。裴炎被定罪后, “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 然多受牵连, 名将程务挺亦因此得罪, “即军中斩之, 籍没其家”, 朝野震动。子昂对裴程之冤应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但他在《谏刑书》《谏用刑书》中只提徐敬业等乃“凶乱之贼, 叛逆之臣”, 认为对他们的镇压是“顺天行诛”。对裴炎和程务挺之冤, 殊未提及。甚至有笼统地将他们与徐敬业等同之嫌。观子昂两次上书, 盛赞武后, 反对滥施刑罚, 态度不可谓不鲜明, 见解不可谓不深刻, 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同情, 对武后统治的忧虑。但他对阻挠武后称帝者, 即便其确有冤情, 也不加申诉。正反映了他忠于武后, 同时又希望武后能像真正的明君一样, 擢拔贤才, 慎用刑罚, 安抚百姓的心理。他拥戴武后, 是真心实意的, 少有违心的成分。

陈子昂的家庭, 有儒家传统而又杂有黄老、阴阳、豪侠等各家思想。其父曾考取功名最后却“山栖绝谷, 放息人事”。陈子昂也深受儒道侠诸家思想的影响, 曾结方外十友, “晚好黄老之言, 尤耽昧易象”。子昂时的道家, 已与阮籍时的道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向秀、郭象、葛洪、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之下, 道家思想转而成了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葛洪在其《抱朴子·明本篇》中就说: “道者, 儒之本也; 儒者, 道之末也”。并且曾说过“道家之言, 高则高矣; 用之则弊, 辽落迂阔。”晋时, 王康琚甚而有了“大隐隐朝市, 小隐隐江海”之语。道家思想的泛化和入世之论, 使士人在官和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子昂的隐逸思想, 也是以经世为核心。因而, 在能看到希望时, 他积极入世, 为则天出谋划策, 不遗余力。在对前途绝望时, 便欲退隐山林。因此, 他没有如阮籍那样尖锐的内心矛盾, 没有不敢说的话, 可以走一条不问政事的道路, 尽管走这条路有违他的本意, 常使他感到很痛苦。

表现在诗中, 子昂的感情常常是单纯的, 其诗句则大多质直, 不加掩饰。尤其是在仕途失意之时, 其诗常表现为一种大悲痛、大绝望。有时又直接拷问天人之际, 探索大化之道。将空前绝后的失落与悲伤融于对万物无穷循环的追问之中。其评议时局的诗, 则写得犹如奏议一般, 直奔主题, 没有多少婉曲和掩饰。因而他的诗, 有一种特有的刚直之气, 风骨骏朗。当然, 同时也往往使得他的诗缺少一些诗味, 过于直白, 甚至有说教之感。

参考文献

[1]马国军.论陈子昂《感遇》诗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革新.川北教育学院学报, 1997, (2) .

[2]吴在庆.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5, (4) .

谈《感遇》与《咏怀》诗 第4篇

陈子昂阮籍咏怀诗子昂感遇之作，历代论者多以之比于阮嗣宗咏怀诗。唐大历年间的赵儋在为陈子昂撰写的《旌德碑》小字注中，便说“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其后之僧皎然，更明确地指出“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明时胡应麟也说“四杰，梁、陈也；子昂，阮也”。陈子昂自己也曾有“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因而，阮陈的渊源关系自是不言而喻。陈诗学阮，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哲学思想有相似性。陈子昂生活于武后当政时期，政局混乱恐怖，斗争激烈。这与魏晋易代之时，臣僚名士动辄得咎，少有全者，多有忧生之嗟的境况是相类的。二人皆不得志，受道家思想影响，内心忧苦，又不免有怨时伤世之感和消极求仙的颓靡情绪。因而，在用词上，在思想情绪上，阮陈二人皆有许多相似之处。籍“本有济世志”，史载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语，其感情与阮籍之叹何其相似。

但陈阮二人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子昂生活的大唐王朝，自非魏晋时代可比，因而，唐人特有的张扬与自信是魏晋时人所难以比拟的。在魏晋易代之时，统治者内部斗争比较严格地划分为两派，一是与司马氏合作者，一是不与司马氏合作者。在司马氏一手遮天之时，不与合作，自然难以免祸；与其合作，又无异助纣为虐。而司马氏又要逼使士人明确态度。于是，嵇康最终因不合作而丧失性命，七贤之中，大多转变态度而附司马。因此，在阮籍的时代，难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既不愿依附司马氏，又要保全性命的阮籍，就必然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进退失据，上下无依。

在哲学思想上，阮籍是把名教与自然严格对立起来的，在《达庄论》中，他主张崇尚自然，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由自然而生。在《大人先生传》中，他严厉抨击礼法制度，至于“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外仁。”“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因而，身在司马朝的阮籍，不可能像向秀、郭象那样因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从而身处庙堂而心安理得。他内心总是充满忧苦，不知路之所在。“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正是他内心矛盾痛苦无处发泄，无处诉说的表现。其咏怀诗之特点，为人所共知的还是如钟嵘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及如李善所评：“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读阮籍咏怀诗，总让人感觉其中有某种若有若无的情绪，某种欲说还休的感慨。遮遮掩掩，虚虚实实。情感复杂，而底气不足，缺少曹刘诗中的那种慷慨激昂之气。

处于大唐王朝的陈子昂，与阮籍的生活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气氛恐怖，但斗争的双方主要是武则天与唐氏宗族及朝廷勋旧。一般的朝臣，对于忠李还是忠武并不特别在意。武后称帝，又本是顺理成章，自然过渡，无须彻底换血，大杀臣僚。因而臣下只要不让武后感到有反心，一般都能免于祸害。武后信佛，曾禁天下杀生，但对吃了人家的羊肉又告密求媚的补阙杜肃，仍是毫不客气，竟当廷出示杜肃的上表，加以讥讽。可见武后对于巩固自己统治没有价值的告密行为也是非常反感的。告密者欲得逞，便“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既深受太宗贞观之风的浸濡，又受着大唐特殊环境的影响，其气量也有非等闲人可比的一面。她也需要忠于她的骨鲠之臣以巩固天下，因而对于真正的人才，也是求之若渴。重用奸臣酷吏，不过是她夺取和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而已。尽管有杀戮，有恐怖，但人心向上，社会从未停止向前发展，这与阮籍时代，人人自危，颓靡之风漫于天下是不可等同相观的。

陈子昂作为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大可能参与当时的政权之争。其相对宽容的思想意识和时人对于政局的一般态度也使他对于武后称帝不以为怪。加上武后对他有知遇之恩，因而，他忠于武后是很自然的。子昂入仕不久，朝中即发生一系列大事，武后为达到专权的目的，在不到两月的时间内，废中宗、置睿宗于别殿、立武氏七庙、杀故太子贤。老臣裴炎以命力争，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叛。裴炎被定罪后，“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然多受牵连，名将程务挺亦因此得罪，“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朝野震动。子昂对裴程之冤应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他在《谏刑书》《谏用刑书》中只提徐敬业等乃“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认为对他们的镇压是“顺天行诛”。对裴炎和程务挺之冤，殊未提及。甚至有笼统地将他们与徐敬业等同之嫌。观子昂两次上书，盛赞武后，反对滥施刑罚，态度不可谓不鲜明，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同情，对武后统治的忧虑。但他对阻挠武后称帝者，即便其确有冤情，也不加申诉。正反映了他忠于武后，同时又希望武后能像真正的明君一样，擢拔贤才，慎用刑罚，安抚百姓的心理。他拥戴武后，是真心实意的，少有违心的成分。

陈子昂的家庭，有儒家传统而又杂有黄老、阴阳、豪侠等各家思想。其父曾考取功名最后却“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陈子昂也深受儒道侠诸家思想的影响，曾结方外十友，“晚好黄老之言，尤耽昧易象”。子昂时的道家，已与阮籍时的道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向秀、郭象、葛洪、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之下，道家思想转而成了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葛洪在其《抱朴子·明本篇》中就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并且曾说过“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晋时，王康琚甚而有了“大隐隐朝市，小隐隐江海”之语。道家思想的泛化和入世之论，使士人在官和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子昂的隐逸思想，也是以经世为核心。因而，在能看到希望时，他积极入世，为则天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在对前途绝望时，便欲退隐山林。因此，他没有如阮籍那样尖锐的内心矛盾，没有不敢说的话，可以走一条不问政事的道路，尽管走这条路有违他的本意，常使他感到很痛苦。

表现在诗中，子昂的感情常常是单纯的，其诗句则大多质直，不加掩饰。尤其是在仕途失意之时，其诗常表现为一种大悲痛、大绝望。有时又直接拷问天人之际，探索大化之道。将空前绝后的失落与悲伤融于对万物无穷循环的追问之中。其评议时局的诗，则写得犹如奏议一般，直奔主题，没有多少婉曲和掩饰。因而他的诗，有一种特有的刚直之气，风骨骏朗。当然，同时也往往使得他的诗缺少一些诗味，过于直白，甚至有說教之感。

参考文献：

[1]马国军.论陈子昂《感遇》诗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革新.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7，（2）.

[2]吴在庆.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4）.

咏怀诗 第5篇

拟咏怀诗 十

作者：庾信  朝代：南北 悲歌度燕水。

弭节出阳关。

李陵从此去。

荆卿不复还。

故人形影灭。

音书两俱绝。

遥看塞北云。

悬想关山雪。

游子河梁上。

咏怀诗 第6篇

拟咏怀诗 二

作者：庾信朝代：南北 赭衣居傅岩。

垂纶在渭川。

乘舟能上月。

飞矣扪天。

谁知志不就。

空有直如弦。

洛阳苏季子。

连衡遂不连。

既无六国印。

咏怀诗 第7篇

拟咏怀诗 二五

作者：庾信朝代：南北 怀抱独浮

平生何所论。

由来千种意。

并是桃花源。

b皮两书帙。

茁一酒樽。

自知费天下。

阮籍《咏怀诗》比兴艺术研究 第8篇

(一) 比兴手法的定义

比兴手法是诗歌中应用最广的表现手法。 “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喻, 将一种事物比喻成另一种特征相同、性质相近的事物。 “兴”就是起兴, 就是以某个事物作为发端, 通过这个事物来引出其他事物。 , 有时“兴”也会用来进行比喻, 所以“比兴”二字常连用。 风、雅、颂、赋、比、兴被称作《诗经》六义, 风、雅、颂是作品分类, 赋、比、兴则是表现手法。 比兴手法的运用, 可以使诗歌更加鲜明生动的刻画形象, 使诗歌内容曲折委婉, 不会给人以很直白的感觉, 使诗歌的表意更加含蓄, 更具有可读性, 更有利于诗人自由的表达自己的心境。 如果诗歌不运用比兴手法, 则会显得过于直白而索然无味。

(二) 《咏怀诗》比兴手法的运用

比兴手法自先秦以来就被广泛运用, 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 从魏晋以来, 文人开始尝试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五言诗的创作中, 而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葛晓音先生说:“《咏怀诗》几乎每首都用比兴。 ”[1]这正是对阮氏《咏怀诗》运用比兴手法的肯定。

1.“比”手法的运用

比, 就是比喻。 阮籍生活在魏晋时期,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 文人稍有不慎, 口出误言, 就会惨遭杀戮。 政治环境的压迫让他不能自如的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而司马氏的逆篡之心更让他看不下去。 所以, 阮籍只有将自己对时局、对社会的看法通过诗歌委婉的表达出来, 通过“比”的手法, 明言此物而寓于它事。

如《咏怀》其三:

嘉树下成蹊, 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 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 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 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 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 岁暮亦云已。

张铣曰:荆棘喻奸臣。 言因魏室陵迟, 奸臣是生, 奸臣, 则晋文王也[6]。 此诗用遍刺的荆棘来比喻奸臣, 用桃花李花来比喻贤才, 意思是说当曹魏政权全盛的时候, 贤良之士都愿意在朝廷为官。 就好像东园里的桃李花似得:春天欣赏其花开满枝, 夏天和秋天收获它的果实。 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树下面自然就形成了一条小路。 而等到奸臣权居朝政, 贤良之人就会隐退, 甚至以身殉国, 犹如东风吹过, 草木凋零, 之前的花开遍枝转眼间就成了老树枯藤, 甚至荆棘遍布。 这首诗明为写景, 其实是用来比喻当时朝政。 桃李花的盛开与凋落, 象征着曹魏政权的兴盛及衰落。 堂上生荆杞, 这形象的道出了司马氏的权奸本色。 而通过最后一句渲染的气氛, 更形象的写出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另《咏怀》其八:

灼灼西颓日, 余光照我衣。 回风吹四壁, 寒鸟相因依。 周周尚衔羽, 蛩蛩亦念饥。 如何当路子, 磬折忘所归。 岂为夸誉名, 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 中路将安归。

张铣曰:颓日, 喻魏也, 尚有馀德及人;回风喻晋武;四壁喻大臣;寒鸟喻小人也。[2]这首诗借颓日、回风、寒鸟、燕雀、黄鹄, 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诗人自己的立身于世的态度含蓄的体现了出来。 曹魏虽然已经如西颓的落日, 但对自己是有恩德的。 自己宁可和燕雀这样的小鸟一起游玩, 也不愿和黄鹄鸟一起飞翔, 黄鹄飞的太高了, 太远了, 自己没有那样的本领, 担心飞的太远回不来。 “所谓归者, 乃生人安身立命之处也”[3]。

还有《咏怀》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 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 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 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 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 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 沧忄良使心伤。

曾国藩曰:“凤凰, 本阮公自况也”[4]。 这首诗, 作者以林中的奇鸟凤凰自比, 借歌咏凤凰的高洁情操, “饮用醴泉的水, 栖宿在山岗上, 经受商风的摧残, 最后奋而飞到昆仑仙山”的故事, 愤怒地谴责了统治阶级对“贤才”的迫害, 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怀。 沈德潜曰:“凤凰本以鸣国家之盛, 今九州八荒无可施展, 而远至昆仑之西, 于洁身之道得矣, 其如处非其位何? 所以怆然心伤也! ”“字后言前, 眉端吻外, 有无尽藏之怀”[5]。

阮籍在《咏怀诗》中大量运用比的技巧, 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 让他无法直截了当的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 只好借由隐约曲折的修辞技巧, 让感情得以表现出来。

2.“兴”手法的运用

“兴”的手法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 故而又被称为起兴。之所以在诗首起兴, 是因为诗人心中的情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在与外界事物的接触中, 内心的情感被触动, 心中之情与眼前之景相互融合, 情与景交融, 故而在创作中先写眼前之景, 再引出心中之情。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及大量运用了兴的手法:

如《咏怀》其十一:

湛湛长江水, 上有枫树林。 皋兰被径路, 青骊逝骎骎。 远望令人悲, 春气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 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 高蔡相追寻。 一为黄雀哀, 泪下谁能禁。

这首诗是“兴”的技巧的最典型的应用。 诗人以“湛湛长江水”起兴, 由长江水, 枫树林, 皋兰披路, 青骊骎骎, 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春景。 诗人触景生情, 由此景而联想到到楚王之悲。 有学者认为阮籍这首诗是在哀齐王芳被废之事。 笔者认为此意比较准确。 诗人借江水起兴, 通过上述的景象进而想到了战国楚王之事。 宋玉之流虽为三楚之秀士, 却天天为楚王讲些巫山云雨之事。 没有能够匡扶楚国之人。 这样的情景正与当时的实事符合。 开篇起兴, 借物以抒情。 这正是兴手法的成功运用。 这正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曰:“状难写之景, 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 ”

又如《咏怀》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 蟋蟀鸣床帷。 感物怀殷忧, 悄悄令心悲。 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 微风吹罗袂, 明月耀清晖。 晨鸡鸣高树, 命驾起旋归。

此诗开篇感物起兴, 因秋气而起, 将自己的感情托兴于秋天的凉气和蟋蟀的鸣叫。 在触景生情的同时, 有由情到景写出了“风吹罗袂、月耀清辉、晨鸡高鸣”等景象, 将诗人心中对政治、现实的不满, 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上。 寄情于景, 从而使诗歌委婉含蓄, 可读性强。黄节引吴淇曰:“古之劳人, 多托兴于蟋蟀, 蟋蟀感时而鸣, 人又感蟋蟀之鸣而悲。 ”[7]从“多言焉所告, 繁辞将诉谁”, 可以看出诗人的孤独、落寞, 以及烦愁无处诉说的无奈。 故“触物以起情”, 其意在表明自己的心迹, 自己的高贵品质与世俗不相投。

还有《咏怀》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 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 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 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 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 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 乘流泛轻舟。

这首诗第一句以“朝阳”、“白日”起兴, 慨叹人生的短暂。“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惜逝忽若尘”, 三句更以形象的比喻, 写出了人间世事的无常反复, 比兴手法的运用, 使得这首诗在表意上更加含蓄深沉, 富有无穷韵味。 陈伯君引黄侃语曰:“人道之促, 自古所嗟, 唯有从赤松, 虽渔父, 庶几永脱世患也”[8]。 诗人通过这首诗, 向行将倾覆的曹魏政权寄予了自己的哀思。 正如王闿运说:言不为魏死, 耻与晋生。

总而言之, 阮籍在写这八十二首《咏怀诗》的时候, 内心还是非常沉重的, 自己心中的愤慨不能直接发泄, 于是阮籍就运用比兴的手法, 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客观化, 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使得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更加艰涩, 诗意更加难以通晓。 但其艺术感染力却更为强烈。 陈沆言阮氏《咏怀》:“寄托遥深, 立言有体, 比兴多于赋颂, 奥洁达其渺思。 ”[9]徐公持先生亦有同感, “在诸多艺术手法中, 比兴的运用最为突出, 《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 完全不涉比兴者极少, 有些诗几乎全篇皆比兴”[10]。阮籍的咏怀诗在诗体上属于政治抒情诗, 但在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读者却几乎不能在其中找到对现实进行直接描写的诗句, 哪怕是只言片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运用了比兴的手法, 将自己的本意隐藏于所写事物当中, 其言外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琢磨。

二、阮籍《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的原因

阮籍《咏怀诗》在比兴手法上有成功的运用。 但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阮籍会大量的运用比兴手法, 为什么会要隐晦含蓄的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外部的政治原因。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 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 是一段悲惨的时期。 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 作为这一时期著名的文人雅士, 多惨遭不测。 其他的如王弼、何晏等人也很少能保全。 阮籍诗其中极少能寿终的人。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 曾登广武城, 观楚、汉古战场, 慨叹“时无英雄, 使竖子成名”。政治的残酷使阮籍不能也不愿去过多的、直接的去品评当时的人物与事件。 况且在另一方面,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 是曹魏集团的大臣, 阮籍自然是忠心于曹魏的。 但作为曹魏政权的大臣之后, 阮籍心中不免对正统的曹魏政权有一些感情。 而对预谋行篡逆的司马氏这是嗤之以鼻。 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 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 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 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 或者闭门读书, 或者登山临水, 或者酣醉不醒, 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 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 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 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 试探他的政见, 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 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 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 籍竟大醉六十天, 使事情无法进行。 阮籍诗欣赏老庄思想的, 所以他为了保全自身, 只能“口不臧否人物”, 对自己喜欢的人青眼, 对自己讨厌的人白眼相待。 政治上的原因让阮籍倍感孤独, 寂寞, 彷徨而又无奈。 内心的郁结只能通过诗歌表达出来。 所以在《咏怀诗》中, 阮籍大量的运用比兴的手法将自己想要表达的、 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看法与不满含蓄委婉的表达出来。

二是比兴手法自身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讲述过阮籍不能直接的表达多当时时事的看法, 因而只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隐约的表达出来。 比兴手法正好符合阮籍的需要, 比兴手法的运用, 正好可以让诗人将自己想要点评的人物比喻成别的事物, 将自己想要点评的时件通过对历史上其它相似事件的记叙含蓄的表达出来。 因而比兴手法正好符合是人的需要, 托物寄兴, 借物抒情。 比兴手法正好迎合了阮籍的需求, 政治上不可以品评人物, 思想上又在进行着复杂的斗争, 因而只有运用比兴手法, 将心底的想法隐去, 换做对历史事件, 周边事物的叙述, 只有了解阮籍的人, 只有懂得阮籍心事的人, 才能明白阮诗的本意, 才能理解阮诗的真情。 这也这是阮籍大量应用比兴手法的另一个原因。

三、《咏怀诗》对《诗经》《楚辞》比兴意象的发展与继承

(一) 《诗经》、《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发展

比兴手法, 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最古老的, 运用最广泛的表现手法,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 《诗经》和《楚辞》都对“比兴”手法有着熟练地应用,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经》开创了比兴手法。 《诗经》中的很多作品运用了比兴手法。 《魏风·硕鼠》中将剥削者比喻成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卫风·氓》中则将桑叶由繁茂到凋落的过程比喻成夫妇爱情的变化。 而《楚辞》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在继承《诗经》比兴传统的同时, 也进一步发展了比兴手法。屈原的《离骚》也是“依《诗》起兴, 引类譬喻”[11]。 《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意象的抽象化

《诗经》的比兴意象比较具体, 而楚辞将其抽象化。 由于《诗经》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所以其用于比兴的物象, 大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客观事物。 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中的比兴既有客观的意象, 又有很多抽象的事物。 比种种这些, 都说明了《楚辞》将用于比兴的事物进一步抽象化。

2.意象系统的建立

《诗经》的比兴比较单一、变化较少, 《楚辞》将其向联系性发展, 并形成了丰富的意象系统。 《楚辞》的比兴由单一的向相互联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

3.“比”与“兴”的结合

《诗经》的比兴的应用是分开的, “比”与“兴”区分的很清楚, 而《楚辞》则将二者结合起来。 《楚辞》的是真正将比兴手法相互结合, 吸收了《诗经》比兴的特点。 这是《楚辞》对《诗经》比兴手法的一大发展。

(二) 《咏怀诗》对《诗经》、《楚辞》的发展与继承

到了汉魏时期, 无论是乐府民歌的《孔雀东南飞》, 还是后来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 都对《诗经》和《楚辞》的比兴手法进行了借鉴和继承。阮籍的《咏怀诗》自然也受到了《诗经》与《楚辞》的影响。 从古到今, 学术界多认为《咏怀诗》是成功继承了《诗》《骚》的比兴传统。清代王夫之评阮籍诗曰:“远绍《国风 》, 近出于 《十九首 》。 ”[12]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 《离骚》, 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 ” (《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13]黄节曰:“若阮公之诗, 则小雅之流也。 ” (《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 可见,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在成功的借鉴了《诗经》与《楚辞》, 尤其是《楚辞》的比兴手法, 并加以发展,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比兴艺术风格。 使“比兴”这种表现手法在不断向前演进的历史长河中, 变得更加高级, 更加复杂, 更加丰富。

阮籍的《咏怀诗》充分继承了《楚辞》所创造的意象系统。 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 我们不难看到《楚辞》的影子。 阮籍对《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是体现在几个意象上:

1.人事意象上

《诗经》和《楚辞》运用了大量的人事物比兴意象。 由于《诗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因而《诗经》中的人事意象多为单纯的写实, 如《郑风·有女同车》: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将翱将翔, 佩玉琼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这首诗就是写了一个姓姜的倾城美女, 但作者在文中只是只是称赞了她的美丽, 但并没有用它来比兴。

因而阮籍咏怀诗的人事意象主要是继承了《楚辞》, 《楚辞》中有丰富的人事意象, 其人物意象主要是神话人物和大量的美人意象, 而故事意象则主要是神话故事。 阮籍正是继承了《楚辞》的这种人事意象。 咏怀诗中有大量的人物构成的比兴意象。

如《咏怀》其三十二所涉及的人物就有齐景公、孔子、赤松子、渔父。 诗人艳羡渔父乘流泛舟, 无所牵挂, 希望登上太华山, 与赤松子一同遨游。 作品所表达的对神仙的追慕之情是十分强烈的, 赤松子这位神仙成为诗人寄托个人感情的载体。托情于神仙, 正是《楚辞》比兴艺术的特点, 而诗中的渔父, 更是源于《楚辞·渔父》篇。

另外, 还有《咏怀》其二:“二妃游江滨, 逍遥顺风翔”中的二妃形象;其五十:“乘风招松乔, 呼噏永矣哉”、其八十一:“昔有神仙者, 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 升遐叽云霄”中的松乔形象等。 这些人事意象都是对《楚辞》比兴意象的继承。 鲁迅先生指出:“ (阮籍) 诗里也说神仙, 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18]对神仙、神话的矛盾认识, 使得诗人内心矛盾、痛苦。 这构成了《咏怀诗》的基调之一。 这种将感情与心迹托付于神仙的手法, 阮籍与屈原是相通的。

阮籍对《楚辞》的人事意象最直接的继承应该是美人即佳人意象。 《楚辞》中运用的丰富的佳人意象, 无论是屈原离骚中以佳人比君主和自比 (上文已提及) , 还是宋玉笔下的美人, 阮籍都直接或间接的继承下来。

如《咏怀》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 皎若白日光。 被服纤罗衣, 左右佩双璜。 修容耀姿美, 顺风振微芳。 登高眺所思, 举袂当朝阳。 寄颜云霄间, 挥袖凌虚翔。飘摇恍惚中, 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 晤言用感伤。

黄节引刘履曰:“西方佳人, 托言圣贤, 如西周之王者, 犹《诗》言云谁之思。 西方美人之意”。 方东树曰:“此亦屈子《九歌》之意”。 由此可见, 其中佳人意象正是继承了《楚辞》。

另《咏怀》其八十:

出门望佳人, 佳人岂在兹。 三山招松乔, 万事谁与期。 存亡有长短, 慷慨将焉知。 忽忽朝日颓, 行行将何之。 不见季秋草, 摧折在今时。

《楚辞·九章》曰:“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统世而自况”。 这首诗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慨。 诗中的“佳人”是诗人的理想寄托。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评:“黄侃曰:‘佳人既不可见, 松乔复不可期, 唯有伊郁以殁, 悲伤之至也。’”黄节引蒋师沦语曰:“‘存亡有长短’本屈原《卜居》‘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之意。 ”可见屈原对阮籍影响之深。

阮籍对《诗经》、《楚辞》人事意象的发展主要在于历史神话故事上。 《楚辞》中以神话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做象征比兴的例子比较少, 而在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 这样的比兴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与《楚辞》不同的是, 阮籍咏怀中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多为真实的事例。 有的诗篇甚至整首诗都在叙述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看似平常, 其中却蕴藏着无尽的含义。 如上文所提及的其三十二诗中:“齐景升丘山, 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 惜逝忽若浮。 ”其中的齐景公、孔子的意象, 便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还有一首较为出名的:

《咏怀》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 南向望吹壹。 箫管有遗音, 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 贤者处篙莱。 歌舞曲未终, 秦兵己复来。 夹林非吾有, 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 身竟为土灰。

整诗以战国时魏国历史故事来寄寓曹氏的灭亡。 他不是像屈原那样借神话故事来寄兴, 而是直接叙述历史故事, 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讲述表达出来, 读史可与为鉴, 此诗正是有此意。 黄节引陈沆语曰:“此借古而寓今也。 明帝末年歌舞荒淫, 而不求贤讲武。 不亡于敌国, 则亡于权奸, 岂非百世之鉴哉。 ”正是点明了本诗的主旨。

2.动植物意象上

《诗经》与《楚辞》运用了大量的动植物意象, 《诗经》中用以比兴的动植物意象多是日常可见的普通事物, 多是诗人用来讽刺统治者的。 在这一方面, 阮籍并没有过多的借鉴。相对来说, 阮籍对《楚辞》中的动植物意象的借鉴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是动物意象方面。 《楚辞》中有大量的动物意象, 如凤凰、骐骥、燕雀、鹑鷃水凫, 鹈鴂等。 凤凰是楚人的图腾, 屈原就经常以凤凰自比, 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与品质。 而其它的凡鸟, 如燕雀、乌雀等则是世人所鄙视的, 同样也是用来比喻那些奸佞小人。 例如:《哀郢》“鸟飞返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抽思》“有鸟自南兮, 来集汉北”, 《离骚》的“挚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凤凰在鲅兮, 鸡鹜翔舞”等, 鸟类意象的比兴象征手法在《楚辞》中广泛运用。 阮籍在《咏怀诗》中, 也经常将自己比作凤凰, 如《咏怀》其七十八:“林中有奇鸟, 自言是凤凰。”曾国藩曾注曰:“凤凰, 本阮公自况也。”此外阮籍诗中还有孤鸿、黄鹄、雁、鹑鷃、凫、鸿鹄、鸠、焦明 (形似凤凰) 以及蟋蟀、蟪蛄等动物意象, 这些意象《楚辞》中也都有。例如阮籍《咏怀》其四十四:“岂与鹑鷃游, 连翩戏中庭?”其意象来源于《楚辞·怀沙》:“风凰不翔兮, 鹑鷃飞扬。”王逸注曰:“鹑鷃以喻小人。 ”《咏怀》其九:“鸣雁飞南征, 鹈鴂发哀音。 ”其意象来源于屈原《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 使乎百草为之不芳。”《咏怀》其四十一:“随波纷纶客, 汜汜若浮凫。”阮籍是化用的屈原《卜居》“将汜汜乎若水中之凫乎? 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等等。 阮籍用这些动物意象进行比兴, 有的时候是用来比喻自己, 来表达理想、志向;有时是学习《楚辞》, 用两种相互对比的意象来体现自己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迷茫的心境。

其次是植物意象上, 阮籍诗中的植物意象更多, 除了承袭《楚辞》中的植物意象以外, 还有自己的创新。 《楚辞》中有江蓠、辟芷、宿莽、杜衡等种类繁多的植物意象, 其中花草意象最为丰富。 由于比兴的需要, 《楚辞》的的花草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香草意象, 如木兰、荃蕙、芰荷、秋菊等; 这一类意象诗人常常用来比喻高洁的志向与美好的品质;另一类则为萧艾、椒菝、菜施等这些普通的的花草。 这些诗人常用来比喻奸佞的小人与伪君子。 阮籍《咏怀诗》继承了屈原所创造的香草意象, 如皋兰、芳草等。 另外, 《咏怀诗》中嘉树、下林、芳树、高树、庭树、桑榆、松柏、枫林、荆棘、桃李花, 飞藿、蒿莱, 甚至神话传说中的射干、修竹、三芝、冥灵木等, 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运用了《楚辞》中的比兴意象。 阮籍用这些意象进行比兴, 寄托自己的心情, 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阮籍对《诗经》《楚辞》的动植物意象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在于, 他把动物与植物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揉合在他所要表达的事物上, 而不具体的去区分动物还是植物, 比如说:同样是来比喻君子, 诗人有时既用凤凰来做比, 也用芳草来比兴。 这就打通了植物和动物的共性, 为后世文人开拓了比兴的范围。

3.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象

阮籍《咏怀诗》对《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的发展与创新还体现一个方面, 那就是他善于运用多种比兴来构成完整的意境。 将象征意象的多样性与其寓意的不确定性相结合, 从而使诗人所用于比兴的意象的象征意义大大扩展。 并且阮诗还将比兴意象的本意与寓意之间的单一确定的关系发展为复杂多样的的关系, 使作者用于比兴的意义更加含蓄委婉。 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的特点。

四、对《咏怀诗》比兴手法的评价

对阮籍的比兴手法, 历来评价颇高。 对其《咏怀诗》的解释与注解也是相当多的。 钟嵘的《诗品》, 很早的就将《咏怀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钟嵘《诗品》曾云“晋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 可以陶性灵, 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 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会於《风》、《雅》, 使人忘其鄙近, 自致远大, 颇多感慨之词。 厥旨渊放, 归趣难求”[14]。 之后的《昭明文选》, 以及其他的诸如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等都对阮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而且都对《咏怀诗》的比兴手法进行了分析与注解。 近代的黄节, 陈伯君以及现代的葛晓音等也对其含蓄委婉的比兴手法大加赞赏。

比兴手法的运用, 的确使《咏怀诗》的艺术价值大增, 而且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力, 蒋师伦、刘履, 陈沆等都对其部分诗歌进行过考据式的解释。 刘履曾言:“比也, 此嗣宗忧世道之昏乱, 无以自适, 故托言夜半之时起坐而弹琴也。所谓薄帷照月, 已见阴光之盛, 而清风吹衿, 则又寒气之渐也。 况贤者在外, 如孤鸿之哀号于野, 而群邪阿附权臣, 亦犹众鸟回翔, 而鸣于阴背之林焉。 是时魏室既衰, 司马氏专政, 故有是喻。 其气象如此, 我之徘徊不寐复将何见邪? 意谓昏乱愈久, 则所见殆有不可言者。 是以忧思独深, 而至于伤心也”。[15]而对于其中的有些诗歌, 至今仍是个谜, 学术界也没有准确的结论。 这正是比兴手法运用的结果。 这样也造成了一些对诗歌的偏颇的解释, 甚至是错误的解释。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容易被大家寄予其他的含义, 因而削弱了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

李贽抒发“童心”的咏怀诗 第9篇

关键词：李贽；童心说；咏怀诗

作者简介：郭庆如（1993.10-），女，籍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汉族，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词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一、咏怀诗分类及简析

李贽的诗存于《焚书》中147首、《续焚书》中145首，共292首，多为组诗，不受格律限制，以古体诗为多。其诗歌以咏怀诗为主，主题情感多样，但大都是直抒胸臆。虽然“童心说”是其晚年之作，但他的诗歌创作一直都未曾失其“童心”，可以看出“童心长存”这一理念应该早已存在于李贽的脑海之中。

其咏怀诗按其吐露之情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羁旅情怀

李贽一生奔波劳碌，自谓“尘世无根若卷蓬”，因此旅怀诗成为其诗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旅怀诗所述之怀颇为复杂，有漂泊之苦、隐逸之志、怀古之意以及忧患之思。

《卷蓬根》是其对于自己漂泊四方之生涯的写照，“南来北去称贫乞，四海为家一老翁”，前一句略露悲戚，后一句便显豁达。《客吟》四首其二“正是狎鸥老，又作塞上翁”，隐含隐逸之意，心慕出世之道，然其四又因“时有倭警”，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其矛盾性若此，却又都在情理之中。

李贽在流离四海之时，还创作了许多怀古诗，或歌咏历史人物以表现自己的爱恨，或借古讽今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谒关圣祠》“我心无所似，只是敬将军”，直白地表露对关羽的敬仰之情。《聊城怀古》则极言对鲁仲连这样的儒士的仰慕之情，也表达了对当时将士尸位素餐现象的批判，既是怀古诗，也是忧患诗。

（二）闲情逸致

此类诗以说理诗、咏物诗为主，主要讲述其生活中自适之乐，表达其人生追求。

《富莫富于常知足》，说理性近似散文，属七言古体，明白晓畅地表达了自己知足常乐的信条，以及不求荣华富贵，但求朋来四方、流芳百世的人生追求。说理诗还有《读书乐》，虽然“童心说”中主张“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读书乐》中却将读书作为“怡性养神”之事，说明他并非主张不读书，而是认为不能被书中“道理闻见”蒙蔽了初心，应当将书化为己用，“一与心会”则“其乐无穷”。

咏物诗像《同深有上人看梅》，“东阁观梅去，清尊怨未开。”带着诗兴同客人去观梅，梅花却没开，直接用一个心理动词——“怨”，表达了其失望之情。此行未尽兴，便待初春时节又来观梅，自称“特地看花来”的“金陵一逸客”，可见其雅致的生活情趣。

（三）亲情友情

所谓“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之本心，饱含真情，对妻子儿女的亲情、对知交好友的友情。

李贽辞官后，女婿庄纯夫曾到麻城探望他，临行前，李贽嘱咐他“夫妻共食啖，不得到麻城”、“三子皆聪明，必然早著声”。希望他与女儿相亲相守，不用牵挂他，也关心孙儿的培养，可见他对家人的关爱。次年，李贽夫人黄宜人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写下《哭黄宜人》六首、《忆黄宜人》二首，语词凄婉，可见他与夫人的恩爱，对夫人去世的深切哀悼。

李贽一生最重友情，他交友条件苛刻，但相交便倾其所有。黄安耿定理英年早逝，李贽作《哭耿子庸》四首，“君生良不虚，君死何曾死”表达了对他的缅怀与追思。李贽晚年还曾于武昌给友人刘晋川寄诗，“中夜闻人声，疑是见君子”，夜半恍惚间似是听到友人的声音，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二、语言风格及用典特点

李贽的诗，语言风格以质朴无华为主，近似口语，讲究格律者少，盖皆偶然神思契合所得。诗中多用心理动词直接表达心情，像“恨”、“怨”、“敬”、“亲”等，而不是按照传统诗歌审美，以赋比兴的手法，用形容词隐喻作者的感受。语言哲理性强，诗句中常带有佛理色彩。这种语言风格与李贽“疏狂”的个性不无关系，骨子里的孤高狂妄，发而为诗，则任意为之皆自以为妙绝。

李贽诗中用典多为事典，以前文所提到诗句中用典情况为例，分析如下：

“东阁观梅去”中“东阁梅”与“官阁梅”、“何逊赋梅”为同源典故，其本事为南朝梁何逊在扬州为官时，官府中有梅，常吟咏其下。

“正是狎鸥老”中“狎鸥”同“鸥鹭忘机”为同源典故，典出于《列子·黄帝》，心无巧诈、与世无争之人才能与鸥鸟亲近，喻指隐逸之志。

典故多出于其晚年诗作，应是其晚年读书愈多、人生阅历更为丰富、心智愈加通透之故。所用典故多为与其心境契合者，是诗人在阅读中积累的知识在合适的情境下自然联想到的，而不是“掉书袋”式的堆砌，可见他确实做到了“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

三、结语

总的来说，虽然李贽对孔子多有微词，但其诗作大体上还是符合孔子所提出的诗歌作用——兴观群怨。言志，则毫不保留地吐露情志；咏物，则清新自然地描绘事物；抒情，则热烈奔放地表达思慕；讽谏，则直言表露对于时事的忧虑。但手法上基本抛弃了“赋比兴”的传统，连平仄对偶都弃之不顾。这种创作方法于明中后期复古思潮之下确实打开了清新自然的新局面，但于诗体而言，这种创作的艺术欣赏性有所欠缺，虽出于“童心”，却算不得“至文”，可见“童心说”这一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应辩证地看待，既要保持“童心”，也不能将形式上的东西尽数抛却。

参考文献：

[1]李贽，焚书·续焚书.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贽，藏书（四册）续藏书（上、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