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精选11篇）
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 第1篇
鉴于此, 如何给韩国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吸引更多的韩国人来华学习,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接下来, 笔者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一、韩国人的宗教信仰
对于很多外国留学生, 宗教信仰对他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韩国人也不例外。韩国的宪法充分保障国民的信仰自由, 因而宗教活动很活跃。据统计, 1999年韩国总人口为4686万人, 而宗教信徒达76542839人, 是总人口的1.63倍, 表明有些公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由此看出, 宗教信仰是韩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韩国人的生活习惯
在漫长的历史中, 韩国人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生活习惯, 这是我们高校必须尊重的。
1、韩国人的礼节
韩国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很深, 所以在生活上非常注重礼仪。礼仪方面的特点是重视地位、辈分、老幼、男女之别;对地位、辈分高的, 对年长者和男性都要表示尊重等。
2、饮食习惯
韩国人对饮食很讲究, 有“食为五福之一”的说法。韩国菜的特点是“五味五色”, 即由甜、酸、苦、辣、咸五昧和红、白、黑、绿、黄五色调和而成。
3、韩国人的禁忌
韩国人禁忌比较多。比如, 逢年过节相互见面时,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更不能生气、吵架。与年长者同坐时, 坐姿要端正。
三、韩国人的性格特征
另外, 了解了韩国人的民族性格, 也有利于对韩国留学生的组织和管理。以下, 笔者将简要分析一下韩国人的性格特征。
1、民族主义、爱国精神和团结
韩国国土面积小, 资源少, 并长期以来受到中国、日本等强国的威胁, 所以, “韩国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 甚至有一定的民族优越感。”
2、坚韧、顽强、争强好胜
韩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用了极大的意志力克服掉几千年养成的惰性。养成了坚持不懈, 雷厉风行的作风。
3、严守规则、纪律和法规
韩国人深受佛教、基督教和儒学的影响, 有诸多的礼节和禁忌。另外, 他们又比较完整的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 有很强的法治精神。
4、重情重义
韩国人对血缘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其他朋友关系非常看重。一旦和他们有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 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管理和教育。
四、浅谈对韩国留学生的管理
以上剖析了韩国人的部分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鉴于韩国人的这些特征, 笔者对韩国留学生的管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入学登记时尽量了解韩国学生的宗教信仰。
上文论述过, 多数韩国人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所以, 有必要在入学时了解韩国人的信仰情况。由于各个宗教都有一些禁忌, 所以, 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要尊重他们的信仰, 不要触犯他们的禁忌。
2、在学校食堂设置韩国人窗口
由于韩国人有非常独特的饮食习惯, 所以, 有必要考虑在学校的食堂或者学校内部开设韩国人专口, 为他们提供韩国独特的辣椒、泡菜、大酱汤等饮食。
3、对韩国人设置明确的规章纪律
由于韩国人非常遵守规则, 所以在对韩国留学生的管理中, 要制定严格而明确法规。
4、要与学生真诚相处
由于韩国人注重情义, 所以, 只要管理人员和他们真诚相处, 并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 帮助他们的困难, 与他们建立友谊关系。这大大有利于对他们的管理。
5、为韩国人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由于韩国人的竞争意识很强, 所以, 在失败的时候他们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据统计, 韩国的自杀率居世界首位。近年来, 也频频有韩国留学生自杀的消息, 所以为韩国留学生配备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只要认真负责, 并且制定比较好的管理模式, 对韩国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一定会让韩国留学生满意。
结语
韩国留学生作为在华留学生队伍中最庞大的群体, 值得特殊关注。只有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性格特点, 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韩国学生来华了解中国文化, 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往来。
摘要：一直以来, 韩国留学生都在外国来华留学生中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有相对独特的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性格特点, 如何能根据这些特点更好地管理韩国留学生, 这是当今很多高校面临的问题。本文中, 将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对高校中韩国留学生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留学生,宗教,文化,教育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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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考作文真题：文化的性格 第2篇
一直向往只身前往大西北，在朔风呼啸中追逐那消失千载的驼铃声;一直向往着能独自下江南，在月光盈盈风拂芭蕉的夜晚，漫步在退思园中的小径上，贪婪地呼吸着晚风送来的檀木清香。旅游胜地、名山大川不可胜数，我之所以选择朔风呼啸的大西北和草长莺飞的江南，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苍凉悲壮的西北文化与轻盈灵动的江南文化才能代表中国文化，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性格。
我谓江南文化以灵动，水的灵动;我谓西北文化以沉稳，山的沉稳。求之于诗，若江南文化是轻盈明快的七绝，西北文化则是古朴厚拙的五古;若江南文化是李白的清新俊逸，西北文化则是杜甫的.沉郁顿挫。求之于词，若江南文化是柳永的缠绵悱恻，西北文化则是东坡的超旷豪放;若江南文化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西北文化则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求之于乐器，若江南文化是幽咽欲泣的二胡，西北文化则是悠扬嘹亮的唢呐。求之于人物，若江南文化是溪边濯足的浣纱女，西北文化则是鬓发染霜的牧羊人;若江南文化是活泼伶俐的黄蓉，西北文化则是端凝厚重的郭靖。求之于时序，若江南文化是朵花生树群莺乱飞的阳春三月，西北文化则是秋风萧萧雨雪霏霏的深秋严冬。江南文化若是温飞卿的鲜艳浓丽，西北文化则是王安石的朗肃内敛;江南文化如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西北文化则如烽烟滚滚的战场杀伐;江南文化若西北文化则上天以水的灵动和山的沉稳分别滋润着江南文化和西北文化，使得中国文化不致于太单调，太寂寞。
我终于明白了。
文化的性格既有水的灵动又有山的沉稳。二者如鱼戏水，恰合无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
水的灵动
山的沉稳
硬汉性格的文化解读 第3篇
关键词:海明威老人与海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1899-1961),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其塑造的硬汉形象也对欧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晚年杰作《老人与海》更是经典。一生亲历数次战争和意外事故的海明威認为“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在《老人与海》中他通过讲述一个老人与大鱼搏斗的故事表达了其勇于面对磨难而热爱、珍惜生命的人生信条!
一“海明威与海”
桑提亚哥是运气不好的老渔人!贫穷而不走运的命运更使他成了一个“打不败的失败者”!二者也恰恰是作者人格的真实写照:桑提亚哥“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作品一开始时,他就赶上了“背运”,悲惨的命运与海明威如出一辙:在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的阴云下社会凋敝,这些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身体饱受创伤。从1940 年之后的10 年里,他没有再发表什么重要作品,而1950 年出版的《过河入林》又遭到众多评论家的批评!更有人甚至断言海明威的再也无法创作了。而这与那个一连84 天打不到鱼的可怜老渔人的经历如出一辙!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波涛中,海明威却没有屈服。他“想证明自己的坚强勇气与毅力以及重新赢得光荣与他人的尊严,就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而这条“大鱼”将让“别的优秀而成熟的作品与它相比大为逊色”,一如小说中桑提亚哥意识到“85”是个吉利的日子一样。老人捕到未见到过的最大的鱼后伤痕累累、筋疲力尽而无法满载而归,就如海明威完成了此作品后再没有任何作品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悲剧超越了失败的同时却丰富了过程的意义,桑提亚哥失败后的言行也折射出作者的人生观:独自一人驾一条小船在波涛中航行就已经是勇气的体现,而其后无论是“高爽的九月的天空衬托着一缕缕羽毛般的卷云”的白天还是在波涛汹涌的黑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信念则都令所有读者为之仰首!面对成群的鲨鱼“我要跟它们斗到死”是唯一的信念!
海明威就像《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正当人们预言他的写作生命已到尽头之时,53 岁的海明威却在1952 年9月号《生活》杂志上刊发了《老人与海》并捧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这只是海明威性格中的一面。《海明威传》的作者曾这样描述“海明威外表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具男子气概,但在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因此尽管作品中桑提亚哥的形象中带有某种朦胧气息,却不可否认“他”是“海明威”硬汉精神的代表人。
此外,作品中的马洛林对“硬汉”的形象亦是额外的补充。在谈及小说的成功时,海明威曾得意地将小男孩与老人相提并论。可见马洛林在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孩子的个性从侧面反映了老人的性格——孩子虽小但全无稚气。他不仅学到了捕鱼本领,还还从老人那里懂得了自尊自强与男人的责任:“这算什么,男子汉就得这样!”从而勾勒出了一个“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
这个孩子出现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孩子是人类的未来,他们也是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的拥有者,就连桑提亚哥也清醒地意识到:“要不是孩子,我早完了,这一点不承认可不行”!甚至在与命运搏斗中,“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的想法几次占据了他的头脑!在作品里孩子就是希望的象征!而让孩子离开桑提亚哥不仅仅是因为老人“倒霉”,也是在将读者引入一种失去了希望的绝境!
现实中的海明威虽然自信且坚毅,但他感觉自己就像失去了小男孩的桑提亚哥一样感到苦闷、疲倦,希望渺茫,认为眼前的现实已然无法改变!
渐渐地精神和意志上的胜利变成了一种渴望!海明威和桑提亚哥都希望以精神的胜利获得解脱。在这种心态下的海明威在作品中充分表达出了同情弱者、蔑视权贵的态度!最后孩子的回归同之前老人的孤立奋斗形成鲜明对比,以告诉人们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无论如何英勇都注定会失败!而孩子的一句:“去他的什么运气,我要运气跟我走……家里人说起来,我才不管呢。”这给了读者一种不断成长的未来,让人们在失败中却又感到了因“看到光明希望”的愉悦!
二宝贵的社会激励价值
《老人与海》情节十分简单却蕴义丰富,被评论家认为是“多层次的寓言”。全书的迷人之处是“无处不象征”! 其中对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的称赞更是讴歌了人类灵魂的尊严!“这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一点都不为过!
海明威没有用繁琐赘述的言语去教育人们要怎样奋斗,而是通过简洁干练的描写,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精神内涵包容其中!每个读者就好像是行走在富饶的海边沙滩一般,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和心灵去挖掘和搜寻!珍宝无处不在,只看你找到的是那一种!
这部作品通过捕捉人物的精神世界而赢得了感动,也恰恰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传统——以情感为基础,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作者用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到了悲壮的作品命运中,令读者在感受到“硬汉”形象的同时,又向往那种热爱生命、绝不妥协的激情人生!那种“打不败”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向前!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老人与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2] 曹廷华:《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3] 李胜利:《美学哲学层次上的〈老人与海〉》,《社科纵横》,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宏毅,男,1980—,河北保定市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大
浅析潮汕民系的文化性格 第4篇
一、海纳百川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
(一) 经商传统
自中唐以来, 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倾向, 尤其是到了宋代, 政治经济重心向南移, 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外贸易的兴盛, 使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迅速增长, 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在此种向外扩展形势的推动下, 地处东南一角的潮汕地区也不甘落后,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潮汕地区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优良的港口, 具备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先天条件, 形成了潮汕文化有别于其它内地文化的经商传统。据记载, 当时有不少的番商来到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而市”, “番商满载潮州陶瓷, 乘槎浮海而去”。
除此之外, 潮汕经商传统的形成还得益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据史载, 仅汕头开埠后几年时间里, 潮汕地区的商业发展与日俱增。有商号4万余家, 从商人员数十万。抽纱业成为潮汕新的支柱产业, 形成了40余万的抽纱大军。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 潮汕向海外移民经营工商业者多达140万人, 而到1949年, 全潮汕地区总人口也不过400万人。至20世纪30年代, 汕头新建4000余栋楼房, 形成以小公园为中心, 拥有3500家商号的南中国繁华商城。汕头, “商业之盛, 居全国第七位”, “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 是国内外著名的商埠, 以至于恩格斯曾盛赞汕头是远东地区“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二) 探海意识
黑格尔曾经指出, 航海是一项极具冒险性的活动, 而东方的海洋更是时有台风肆虐的暴风之海, 航行十分危险。但是, 中国闽粤沿海一带的居民, 就善于勇敢地探索东亚与南亚海域。隗芾先生在《潮人与市场》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海洋文化在潮汕。虽明清时期有海禁政策限制, 但迫于当时人多地少的社会现实, 还是有大批潮汕人走出国门漂洋过海寻求生计。
拿妈祖庙在东方的分布来说, 东南亚与日本、韩国都有妈祖庙的建筑, 无不反映了潮汕人勇敢的冒险精神及其在征服海洋方面的努力。实际上, 潮汕人勇敢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与其精神信仰妈祖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探海意识也是环境使然, 与生俱来。
面朝大海, 潮起潮落, 从古到今, 潮汕人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潮汕地区地狭人稠, 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 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 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谋生, 而这也逐渐形成潮汕民系的特有风气“见世面”。滔滔的大海总是激起潮汕人的心理冲动, 大海就是他们的梦想, 向大海“讨生活”、“求馈赠”是出于生存的本能。由于长期与风浪搏击, 潮汕人逐步形成了崇尚流动的灵活性和富于冒险的开拓精神。他们相信“爱拼才会赢”。从昔年一只竹篮、一条水布“去过番”, 到现代社会的“赤手空拳打天下”, 潮汕人以艰苦创业、自强不息闻名遐迩, 而这种海洋文化的特征和意识也一直延续到现代。
(三) 敬畏海神
潮汕人信神意识浓厚, 神明众多。究其原因, 还要追溯到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 靠打鱼和狩猎为生的潮汕先民, 外出的危险性和偶然性都很大, 在海上漂流, 九死一生, 家里的父母妻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明的保佑上, 企求海神妈祖能保佑他们平平安安。每逢年节, 妇女们便会挑着祭品到附近的神庙拜祭, 目的是得到神明保佑, 发财、去疾、平安, 在他们眼里, 多拜一个神多一份保佑, 就等于多了一份保险。只要能换来平安健康, 多叩一下头, 多念念求神拜佛的吉祥话, 没什么损失。于是城市乡村, 寺庙林立, 香火不断, 而最受人尊敬的, 莫过于妈祖了。
妈祖不是神, 历史上确有其人。妈祖本姓林名默, 人称默娘。宋建隆元年 (公元960年) 三月廿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贤良港渔村。传说她自出生至满月都不啼哭, 父母便给她取名默。她自小聪慧, 曾从师读书, 过目成诵, 晓天文、熟水性;懂卦爻、知医理;心地善良, 且有神力, 曾多次搭救遇难船只。于是, 她成为船民趋利避恶、逢凶化吉的希望而倍受爱戴。28岁时身亡, 因多行善事被尊为神。此后便传诵她在狂涛中乘席渡海拯救海难和神灯引航等感人故事, 被视为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榜样而千古传颂。后来, 人们对妈祖的信仰已远远地超出了消灾祈福的意义, 而是对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诸如“行善助人”等品质的追求与膜拜。
二、自强不息自力更生与团结互助
(一) 靠自己骨头生肉
汕头“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一个历史演进过程, 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清代中叶, 汕头开埠之前, 澄海的樟林港被誉为粤东地区对外贸易的“通洋总汇”, 对外通商的红头船云集, 潮汕的先民一批又一批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 经商谋生。据考查, 从乾隆至咸丰期间, 单从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发到泰国的, 就达到150万人。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 先民乘红头船走出潮汕谋生, 对这个族群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他们面对海洋, 开阔了视野, 舒张了心胸, 眼光放得更远。先民们乘红头船出海, 首先面对的是海上航行的艰辛, 他们临危不惧, 顶风而上, 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战胜滔天巨浪, 抵达希望的彼岸。来到异国他乡, 举目无亲, 什么都是陌生的, 必须从零开始。潮汕先民们在严峻的考验面前, 必须艰苦奋斗, 才能站稳脚跟,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这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
著名潮商李嘉诚先生14岁丧父, 独自挑起家庭重担。他当过学徒, 做过推销, 为了学艺甚至在意大利做非法劳工。据其员工所说, 他不论几点睡觉, 一定在清晨5点59分闹铃响后起床。他总有危机感, 而能让他平衡危机感和内心平和的方式就是, 提前在心里头创造出公司的逆境, 等他做好准备, 逆境来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机会。可见正是由于他本人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的精神, 为他赢回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才会有一代潮商的传奇人生。
(二) 一世人是潮汕人
潮汕人创业奋斗, 首先是从祖宗认同、群体认同开始的。潮人每到一地, 往往借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 成立组织, 相互照顾支持, 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和事业的发展。潮汕人这种注重团结、注重协作的精神在近代潮商中得到充分体现。随着潮人奔走外地, 尤其是往来海外, 这种认识更进一步得到强化。凡潮人所到之地, 均有同乡会、联谊会、宗亲会、商会等组织, 形成了强大的“潮汕帮”。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潮商。潮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潮人的足迹遍及全国以至世界各地, 成为当地拥有巨大产业的商帮。
这种寻根问祖的意识, 来源于潮汕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历史传统。历史上, 潮汕地区自唐代开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从南宋以后, 比之中原其它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的宗法观念, 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潮汕人心中根深蒂固, 潮人“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更是与儒家所倡导“男耕女织”的思想不谋而合。究其原因, 首先, 潮汕地区绝大多数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原移民, 尤其在北宋时, 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 这就加深了儒家文化对潮汕地区的影响。其次, 在历史上, 潮汕地区的历任官员, 有意识利用“韩文公 (韩愈) ”这面大旗, 大力倡导儒家学说, 大兴儒家教育, 以儒家思想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再次, 潮汕地区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又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 地处岭外, 交通方便, 思想上“传不进来, 飞不出去”。最后, 本身厚重的儒家文化对新思想的排斥, 造成潮汕人接受新思想举步维艰。在必须寻找信仰依托的情况下, 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选择。
儒家思想对潮汕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首先, 潮汕人重亲情重家庭。有“侨批”为证。潮汕“侨批”, 俗称“番批”, 是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 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 由专人带回家乡的汇款凭证。侨批的目的, 是养家糊口。尽管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却人人一样地存着一种发自内心、难以自制的冲动, 这就是初抵目的地即想寄款回家。除此之外, 潮汕男人的“顾家”, 潮汕女子的温恭贤淑、相夫教子的品质也为外地人交口称赞。其次, 潮汕人乐善好施, 办学建堂的事例不胜枚举。漂洋过海的潮汕人衣锦还乡后总不忘回故地寻找旧亲古祠, 认祖归宗的同时慷慨解囊, 捐资助学。最后, 潮汕人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也是有口皆碑的。一句“胶己人”, 一壶功夫茶, 总能找到一大帮“兄弟姐妹”。
三、精益求精精细文化与精明潮人
(一) 地理环境赋予了潮汕社会生产的精细性
潮汕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受到人多地少的制约。这就迫使潮汕人思考着如何因地制宜,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从而把潮汕人逼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为了更高产量的农产品, 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投放了更多的劳动力, 甚至不惜用绣花的工夫来种田, 把传统的精耕细作推向极致”。于是, “种田如绣花”成了潮汕农业生产方式的最突出特点。在绣花式农业的陶冶下, 潮汕商人从实际出发, 寻求并实行“人尽其才, 地尽其利, 物尽其用”之道, 向“精”字发展。由于缺乏丰富的矿产资源, 没有大工业作背景, 潮汕传统的商贸大多是小字辈、小商小贩。但是, 他们从小做起, 点滴积累,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 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因此, 长期的商贸活动, 使潮汕人精打细算, 苦心经营, 锤炼出精明能干的素质。
(二) 精细的社会生产培育了精明的潮汕人
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造就了潮汕人的务实精神, 陶冶了潮汕人精明的文化心态;而商贸活动中的精打细算, 也培育了潮汕人精明的商业文化性格。手工业生产的发达, 陶冶了潮汕人精益求精、刻苦钻研、推陈出新、不断创造的积极向上精神。曾有人作比较后认为, 上海人精于算计, 但他们是越算越小, 潮汕人是越算越大;客家人也精于算计, 但客家人长于从政, 多高官政要, 潮汕人长于经商, 多工商巨子。这种精细和精明的个性也正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数字管理”风格。潮汕人有时非常慷慨, 有时又精于计算。他们为了赢得顾客的好感, 常常让小利, 吃小亏, 这样回头客自然就多了。但是有时在谈判过程或讨价还价过程中, 他们却非常仔细, 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 都计算得极其清楚。精细和精明并举是潮汕人善于做生意的诀窍之一。
(三) 精细的社会生产造就了潮汕传统文化的精细性
潮汕民系文化性格中, 最能区别于其他文化且最具深刻内涵的, 可用“精细”二字概括。农业的精耕细作, 手工业的精雕细琢, 商贸的精心经营, 饮食的精工制作, 艺术的精益求精, 无不与“精细”相关。
说起精雕细琢的建筑, 不得不提陈慈黉故居。它以潮汕典型的驷马拖车为主体, 其建筑风格独特, 糅合中国与西方的建筑特色。其基本结构, 屋内的木雕及石雕均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 宅内四周配以双屋的楼房, 并点缀有亭台阁、通廊天桥, 而且故居内除了雕梁画栋外, 更贴着绘有东南亚各国风情图案花纹的墙砖和地板砖, 使整个建筑物显得既古朴典雅, 又无不精雕细琢。
提到精美绝伦的工艺, 潮汕木雕以其鲜明的风格享有盛名。在潮汕地区, 不管是“居庙堂之高”, 还是“处民居之陋”, 人们随处都可以见到精美的木雕。所以, 潮汕又有“木雕城”之誉称。
再说到潮菜, 更是一绝。潮菜起源于汉代, 发展于盛唐。唐代韩愈曾对潮菜赞叹曰:“章举马甲柱, 所以怪目呈。其余数十种, 莫不可叹。”至明末清初, 潮菜进入鼎盛时期。近代, 由于潮籍华侨的往来, 潮菜博采海内外名食之精华, 菜式丰富多彩, 质量精益求精。时至今日, 潮菜已经发展成为独具岭东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的名菜之一。
总之, 精细的社会生产培育精明的潮汕人, 而精明的潮汕人在精细的社会生产中创造了精细的文化。
四、焕发新生放眼全球与扬长补短
发展新时期的潮汕文化, 必须有放眼全球与扬长补短的意识:首先, 潮汕人要有全球化的视角和更开放的心态。儒家思想给了潮汕人过多的血肉相连的血缘、地缘的认同感, 也导致潮汕地区较浓的排外意识。在文化上又表现为过于保守, 重经验重传承。如潮汕人习惯张口就说潮汕话, 单纯语言就构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门槛。只有摒弃保守排外的观念,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外来的文化, 树立合作共赢的思想, 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 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 才能取长补短、共生共赢。
其次, 潮汕人更要有扬长补短的决心, 海纳百川, 自强不息, 精益求精, 要继续发扬, 但是, 不可否认, 潮汕地区有很多过时的礼教与习俗要摒弃和淘汰, 如重男轻女的观念、浓厚的家族观念等。只有摒弃文化上的一些老套路旧思想, 才能吸纳更多更好的新思想, 弥补文化的落后性和封闭性, 使潮汕文化在新世纪里发出新的光彩。
摘要：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支独特的地域文化。潮汕人以“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和“精益求精”的精神闻名于世。本文从潮汕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因素入手, 分析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性格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
关键词：潮汕民系,潮汕人,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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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范文化的性格缺失与重建 第5篇
学校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功能在于传授知识，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使个体社会化。在其运作过程中。学校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正是这种相对封闭性，确保了学校内部的各项事情得以有序进行，并高度同质化。为了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内部发展出了一整套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涵盖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对学生和教师的规范化管理。
不可否认，学校的这种规范化管理促进了教学秩序的稳定和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其正面功效不可低估。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科教兴国和素质教育的提出，创新教育的实施，以及一轮轮的新课程改革，对学生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规范日益显示出学校规范的局限性，学校已日益成为一种“总体性制度”，一种“规训性机构”。在这种规范化的管理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学校规范的文化性格，只有“刚性”的管理而缺乏“刚柔并济”的管理，从而在这种强大的控制力面前，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都切实感受到了它的压力，而没有合适的应对措施。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自觉地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缺少人文性规范化管理对学校教育而言是必须的吗?如果是必须的，那么，它的限度在哪里?以及随着环境的变化其规范形式有何相应的变化?
二、学校规范和文化内涵的解读
“规范”就其通常含义来说，是指人们行动的“模式”与“法度”，是群体或社会对个体行动方式的统一要求。具体到学校中的规范，其基本作用就是强调标准与统一，学生和老师对学校的规范认同与遵守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校规范的制定与贯彻落实是学校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正是老师和学生两个方面都遵循着共同的学校规范，学校作为社会组织才得以有效运作。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明确提出：“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的日趋堕落的社会，不论它有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物质生活和技术标准来衡量。”衡量的标准“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一词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几乎每天都在使用、评论、感受着“文化”，但若要给“文化”一个科学、全面且得到共识的定义却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至今，对文化的定义就有300多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的是1871年，泰勒在其论著《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从更深层次来说。学校规范是教育制度文化的具体表现。教育制度文化是指社会(统治阶级)或者说国家期待学校(包括其各类成员)具有的文化，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等。它体现着国家对学校在文化方面的正式要求，并通常以国家正式文件的形式被明确下来。
三、现存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在现实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学校的这种规范秩序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其中的“行动者”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量。作为一种特殊的微观的社会制度，学校规范遵循着自身内在的建构逻辑(诸如方便、高效、科学合理等)，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发展形成，并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的学校中获得具体的形式。
规范体系本身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过多的缺少文化性的规范和不适当的规范会压抑学生的个性与生命活力，限制了学生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打击教师的工作热情，从而在本质上违背了教育的根本宗旨。目前学校规范的制定缺失教育制度文化功能。学校的规范体系已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教育制度文化的需求，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规范的强制性色彩严重。规范的强制性主要特征就是执行的坚决性，学校规范一旦制定，学生和老师就要坚定不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谁违反谁就要受到制度规定的相应的惩处和纠正。正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和现实中潜在的权威价值取向，刻板、划一的规章制度在现今许多学校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校规范要求：遵守公共秩序，观看演出时不随便走动，保持安静，演出结束时鼓掌致谢。在观看演出时必须保持安静吗?难道不可小声交流一下感受吗?观看演出时必须要鼓掌吗?如果是一场自己不喜欢或非常糟糕的演出呢?同时，在我国应试教育制度大背景下，从事高中教育阶段的教师更是背负着巨大的学生升学压力。为了提高升学率，很多学校给教师规定了一些硬性升学指标，这些指标就像一座无形大山压在老师的肩上，一旦达不到这些指标时，老师的工资可能会被学校克扣。正是这种外在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规范更多强调的是“应该”和“必须”，而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个性特征和主观能动性。我们制定规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规训，而是将其外在的规范变为其成员遵从、认同的内在规范。
其次，学校规范的工具性倾向严重。学校总是在不断寻求制定更科学、更完整的学校规范。不可否认一套科学的规范能够更好地校正和约束师生的行为，具有很好的导向功能。然而我们在一味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价值理性。即强调了科学性却忽视了人文性。例如学校规范要求中小学生下课不准追逐打闹，说话要轻声细语。尽管从表面上看，学校对于学生安全的负责可谓用心良苦，无可厚非，但若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其存在不合理之处。对于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天真活泼，爱动、爱玩的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要求课上正襟危坐，课下循规蹈矩，学生的生命活力在这样的规范中必然会遭到压抑和遏制，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在很多中小学校内部老师有着严格考勤制度，老师事假、病假一律要按照平时课时费双倍的扣钱，家庭比较困难的老师甚至都“不敢”生病。有的学校甚至在教师办公室安上摄像头，并美其名曰“只有这样，才能监控教师专心搞好教学。”在这样没有人文性的学校规范体系下，把教师和学生当作听话的“工具人”，对其谈不到根本的尊重和爱护。如果学校一味地强调规章制度的统一，关注的是制度而非人，那么人由制度的创造者沦落为制度的奴仆就不可避免。
最后，学校规范的时效性不足。规范的时效性特征在制度文化中表现为完善制度的修复性和创新性。制度文化是一定时空环境下与现实的契合，与时空环境是互为依存的，而时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世界上哪怕曾经是最优秀、最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永远有效，它需要不断地修复和创新。而目前的学校规范却没能很好地遵守这一规律，在我们轰轰烈烈进行课程改革的同时，学校规范却仍然固守自己的阵地，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出相应的调整。学校规范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应先举手，这是出于对教师权威的尊重，有利于教师对课堂秩序的维护。但当我们进行一轮轮的课程改革，强调把课堂还给学
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成为平等共同探讨问题的朋友时，这种限制也不能改变吗?学校规范的滞后性使规范的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使规范的执行期过长并将之固化导致缺乏演进与完善，从而自身无法拥有应有的活力，无法实现作为资源的效应。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校的规范体系实质上就是学校一整套制度体系的体现。一些学校管理者由于缺乏对教育制度文化深刻理解，就会认为学校制度就是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并使之能严格的落实和贯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学校规范体系就是由各种规章制度、条令、程序组成的条文及其执行系统。但是这种规范体系产生了诸多的局限性，无法对学生和教师产生激励机制，从而影响了教学质量，违背了学校的初衷。
我们所倡导的制度文化性格注重的是制度本身所蕴藏的价值观念，体现的是学校特有的管理理念、人文精神和运行效度，而并非是学校针对师生而制定的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治理学校要依靠合理的制度文化，不仅能保证大家能做正确的事，并且还保证会正确地做事。由于对制度文化价值取向认识的偏差，部分学校管理者在制度文化建设过程中会采取这样一种较为极端化的运作方式，即片面强调制度的约束功能，以严格监督、严格控制、有效惩罚为具体手段，将师生个体生命的能动性、丰富性、潜在性禁锢于“命令服从”的枷锁之中，从而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果。一旦当“人陷入了由制度之网构筑的增笼”之时，也就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被边缘化之时，失落了精神的制度只会徒有制度的“躯壳”而无制度的精髓，强制性的学校氛围必将使学校文化日趋离散。
四、新规范体系的构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涂尔干认为：纪律精神是道德的首要要素。正是由于纪律的存在，形成了对人类欲望与绝对自由的有效限制，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正常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但是，学校规范必须有一定的范围，体现规范制度的文化性格。通过上述对现存学校规范的分析，可以知道，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需要构建新的规范体系。具体构建途径如下。
首先，强调儿童和教师的参与建构、体现民主平等关系的磋商。传统规范的制定由上到下推演，被认为是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而作为真正当事人的教师和儿童的权益则被忽略。新规范的制定应将老师和学生吸纳进来，强调从下到上的过程，儿童和教师应该成为自身规范的真正主体。对于儿童方面，从小培养他们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控制、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能力。在教师规范制定方面，应积极的让教师参与学校规范的制定，共同协商和讨论。新规范要调动教师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教学潜力，营造和谐的学校文化氛围，更能体现学校对老师的人性关怀。
其次，采用引导性的而非限制性的语言和视角。新学校规范的目的在于导向积极的行动，引导老师和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对规范是自觉的遵守和内化而不是被迫地接受和服从。因此新规范要尽量采用正面鼓励、肯定的语言来代替生硬、带有命令强制性的语言。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上有“一条简单而明智的真理，这就是：你向学生提出一条禁律，那就应当同时提出十条鼓励他们从事积极的活动，对于任何一条规定，都应当让学生看不出是对他们的禁止，而应当让他们理解为是行动的号召，是在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善良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例如，不许在校园里践踏草坪，可以换成：“请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小草的生命”。这或许对于我们制定对学生和教师新的规范不无启发。
再次，注重发展个性、培养教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新课改强调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老师要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但这样的能力在我国教育一直以来注重共性的培养，而忽视个性的背景下，又怎能仅仅只通过课堂的教与学就让老师和学生具备这些能力呢。大大小小的各种规范强调共性，而轰轰烈烈教学改革又强调个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所以新的规范就要适应这样的变革，积极地作出调整和改变，否则就和教育改革的浪潮格格不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每个人的个性是不同的。因此对规范的理解与执行中必定会存在着个体的差异，老师对学生不应强求他们的一致，同样，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也不应绝对的一致。只要在不违背一些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的予以理解和宽容。
五、结论
新教育的实施，需要构建新的规范体系。新规范体系的建立涉及到教育观念的切实转变，在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创造精神，构建人文主义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积极地转变观念，系统探究新规范体系的建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对于当前整个基础教育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总而言之，学校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从“人”的角度来管理学校，尊重人：理解人；约束人，激励人；规范人，发展人。只有用这种文化拨动师生的心弦，用这种文化激荡师生的热情，用这种文化鼓舞师生的斗志，才能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团队利益做出贡献，在学校的规范中逐步实现“由他律为自律”的境界。
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 第6篇
作品不仅仅会受到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还会受到它们的制约。当早期动画作品还在受到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制约时, 所呈现出来的动画作品多以传统方式实现,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 动画作品的实现方式也多样起来, 甚至分门别类。
一、民族特色的角色性格
一提到民族特色, 我们更容易联想它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情。我们切身可以感受到的和直观看到的区别, 被贴上了民族特色的标签, 以此来区分民族与民族间的不同。
然而每个在民族中生活的人, 在性格上也会有它独特的民族特色的。就好比我们一说到美国人, 我们就会觉得他们身上普遍具有冒险的因素;而一说到日本人, 我们就会想到他们严谨的做事风格。这就是每个民族的人们避免不了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性格。再比如说在中国, 不同民族之间也有着细微的性格差别。一提到蒙古族, 我们脑海中会出现一个豪放粗犷的铮铮汉子, 而提到苗族, 我们眼前会浮现一个能歌善舞的曼妙女子。而这些民族特色中往往隐藏着民族性格。
可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国外文化的渗透下, 民族特色的东西当成是拿来主义、虚无主义, 摒弃本土特色一味地迎合外来主义, 这样的作品即使能得到短时间的关注, 可最终还是会成为无花之果。这说明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土地上, 想要成为受众群能接受的艺术作品, 是不能忽视它的民族特色的。
早期 (20世纪50~70年代) 的动画作品可谓是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民族文化。这些动画作品不但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 而且把民族特色转换成一种文化符号植入到视觉语言艺术上。光从实现手法和风格上就不难看出蕴含着浓浓的民族特色:剪纸、年画、皮影、水墨等。
一个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角色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最典型的莫过于《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形象, 它的造型上, 有很多元素是在我国的戏剧中才可以找得到的:花脸, 颜色是中国的国色, 也就是代表色:红和黄的搭配;动作的艺术处理更是舞台戏剧中的独有的形体艺术。孙悟空这个角色性格上也反映出民族性格中锄强扶弱, 打抱不平的部分。再加上孙悟空这个角色具有神话特色, 而神话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虽然这个角色是来自于我国四大名著其中之一《西游记》中孙悟空为原型的, 但《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在艺术处理上有它独特的手法, 它的形象不仅贴合原著中的形象。还融入了戏曲艺术在其中, 使得孙悟空这个动画形象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具有时代特色的角色性格
时代特色字面上理解就是一个时期中所独有的特色, 包括文化, 生活, 艺术等各个领域, 是区别于别的时期的标志。在历史长河中, 人类繁衍的更替和社会发展被分为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时代。而政权的兴衰是历史长河最直接的划分参考。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才会有不同的时代特色。而时代特色更直接地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必须传达人类对于理想的渴望, 必须表达人类朝向理想的历程;艺术必须给予人希望和信心。[1]每个艺术作品都有其创作目的, 符合时代产物。动画作品也不例外。
现如今社会是我们最了解也不用去花太多时间推敲的时代, 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最为显著的是高科技的日新月异, 这直接使我们的动画作品在实现方式上更加多样化, 也更具有科技含量。在动画实现上告别了旧时代的传统制作工艺, 更多的是通过多媒体来实现, 这样就催生出了更绚丽的视觉语言, 丰富了动画作品的艺术手法。例如, 《变形金刚》中的角色完全是依赖于3D模型来完成它的动作的。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 《玩具总动员》《阿凡达》等等。
而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类的负面影响, 最突出的是环境问题, 它反应在动画作品中更多的是动画的题材和情感倾诉上。随着这一问题的日益凸显, 我们的动画作品更多的是去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是展望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 以此来警醒世人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动画中的代表作有《幽灵公主》《机器人瓦力》等。在试图展望这一问题的后果时, 动画无疑是最好的艺术表达, 在动画的世界里可以充分地发挥天马行空和夸张的思维模式, 使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艺术形式所带来的超前感受。
这一时期的动画角色无疑也有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时代印记, 角色的性格中往往包含:冷漠、冒进、救世、抑郁等等。这个时代下所特有的性格。在对《机器人瓦力》角色性格剖析中发现, 这些时代性格展现得更为全面。故事中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更多地表现出无奈和冷漠, 想依赖于高科技的手段去解决, 却掩饰不了人们对待这一问题的恐慌, 冰冷的机器人是这一时代科技的产物, 瓦力承载着救世的任务, 在去完成人类留下的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却拥有了人类才有的情感, 侧面更好地反映出人类的冷漠。虽然呈现出的未来生存环境更令人过目不忘和难以接受, 但给观众留下的更多的是希望。
在情感表达上也注重反映它所处时代关心的或者说是时代下最急迫的情感倾诉, 这样的动画作品才能和观众的情感上达到共鸣。一个赋予时代意味的动画作品才更富含底蕴, 一个能传递文化讯息和反映文化背景的动画作品才能更加有内涵。
摘要：对于塑造动画角色性格的创作者来说, 都会受到所处的时代及文化背景的影响, 甚至制约。因此, 在塑造动画角色的性格时, 会留下时代及文化背景的烙印。
关键词：角色性格,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性格塑造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M].陈丽贵, 李泳泉,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贾否.动画创作基础[M].北京:清华出版社, 2008.
[3]刘平云, 杨小鹃.动画角色设计[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0.
[4]彭玲.动画创作与创意[Ml.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 第7篇
中国园林按其形成来源可分为修正开发的自然景致和人工园林2种。其中, 修正开发的自然景致, 以自然特性占比多的园林为主, 又称“自然风景区”, 典型代表有四川松潘县的九寨沟风景区、黄山风景区、泰山风景区等;而人工园林这是为满足人们休憩, 提升人们文化生活质量,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创造的人工环境。我国在人工园林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具典型的代表为著名的四大名园, 即“苏州拙政园与留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北京颐和园”。
中国园林有着深厚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特点, 这不但与中国园林植物丰富的种类有着重要联系, 而且与中国园林植物的独特植物栽种特点有着密切关联, 具体表现有: (1) 中国园林植物栽种重视植物的姿态、尺寸、寓意等相关内涵与环境的协调性; (2) 中国园林植物栽种在植物动态美感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桐雨蕉霏、柳廊闻莺、烟霞出岫、倦鸟归林等; (3) 传统中国文化中, 人们将自身的期许或人生理想等寄托在对植物的审美之中, 例如牡丹寓意富贵、野菊寓意隐士、槐竹寓意忠节等。
2中国园林的文化性格分析
2.1 中国园林强调了园林植物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性
自古以来, 我国在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中注重“和谐”的思想理念, 这在园林植物规划建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园林植物规划与栽种过程中, 强调了植物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性, 促进植物的生长、形态、规模等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性。例如, 我国北方地区林业植被以耐寒抗旱性植物为主, 如针叶林等;而南方地区由于属于亚热带气候, 其植被以阔叶林植物等为主。
2.2 中国园林与地域风情文化相互渗透
在园林植物的栽种与规划方面, 也反映出民族不同风俗文化和生活习俗。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 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特点。部分少数民族由于分布在边远山区地带, 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民族思想文化, 这也影响着其园林植物的景观特点, 渗透着当地风情文化。例如广西壮族生活区域, 以种植绣球花、茉莉花等作为其植物崇拜对象。
2.3 中国园林对于生态文明气息有着重要体现
当前, 世界范围的建设主题以生态环保建设为主, 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项重要组成。因此, 在园林植物建设方面, 应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始终紧密联系生态文化气息, 促进城市园林植物建设向着生态文明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城市, 园林植物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尤为突出。
2.4 中国园林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传承了近五千年, 这其中园林植物建设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园林植物建设具有展示民族文化的作用, 如人们常将松树比喻为坚强、坚韧、吉祥等精神象征。此外, 园林植物建设在展示中药文化气息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 如国内部分园林常用龙胆草、菊花、夏枯草等药用植物来装饰园林环境。
3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和多样性保护建议
尽管如此, 受社会、环境、植物种类等各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园林文化性格正在逐渐消失, 例如:造景植物的文化属性被忽略、园林文化的形式和功能改变、栽培技术相对落后致使植物品种更新缓慢、生态和文化保护意识缺失等。针对此情况, 可通过以下几方面建议措施, 保护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和多样性。
(1) 在全社会范围内, 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学习, 这是保护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根本基础。若在社会中缺乏文化, 中国园林植物将失去活力, 并且其文化性格也逐步消失。 (2) 加强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研究与宣传, 促进园林植物文化性格在社会公众中认知度的提高。中国园林植物文化性格可通过书刊杂志、网站、报纸、电视等传媒进行宣传。 (3) 坚持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与时俱进性, 通过提升园林植物的栽培、育种技术, 促进园林植物品种的更新, 以丰富园林植物种类, 进而确保园林植物文化性格与时代特征相适应。 (4) 在注重和保护地方生态物种多样性的基础上, 适当引种外来园林植物, 并充分了解其文化含义, 以促进其与中国园林植物的融合性, 进而形成新的园林植物文化性格。
4小结
总而言之, 我国园林植物既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息特征, 同时也彰显出了文化特色,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建设。一方面, 充分了解园林植物与文化风情特色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强化园林植物文化性格的多样性保护, 从而促进我国园林植物文化传承速度和范围的提高。
摘要：经过长期的园林植物栽培与应用, 我国园林植物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 使其在供人们观赏的同时, 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本文在介绍中国园林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国园林文化性格及消失表现, 着重提出了中国园林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国园林,园林植物,文化性格,植物多样性
参考文献
[1]郭秀芬.中国园林植物的文化性格与多样性保护[J].现代园艺, 2012 (18)
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 第8篇
南江流域地处粤西的广府亚文化区,属于岭南腹地,地形上多山地、丘陵、盆地, 历史上是百越先民的聚居区,经济上属于广东省落后地区,文化上属于广府文化圈与客家文化圈的交汇地,因此也是土客械斗的重灾区。这些因素促成了“南江文化”或“南江文化带”1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孕育了以地域技术特征、社会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为主要内容的南江流域传统村落和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研究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和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既可以丰富岭南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为该区域正在进行的南江文化创意基地规划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1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
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是建筑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受到传统社会、科技、经济等因素的限制,传统村落和建筑的营造技术是以地域特征为基础。既强调建筑营造技术对地域环境的依赖,又说明了地域环境对村落风貌、建筑形制的塑造。“地域技术特征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具体表征为基于当地的气候、地形、材料等环境要素,通过村落的布局、建筑的营造、装饰装修、空间组织等来表现它的地域技术特征。
1.1气候适应性
气候是形成建筑地域差异性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对于传统村落与建筑而言。从地形看, 南江流域是一个封闭的山谷盆地,西北面是云开大山,东南面是云雾山,一定程度削弱了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力量,台风很难到达, 所以该地区的民居建筑比粤西南、潮汕、珠三角地区的民居要高敞,同时屋面檩条的密度相对降低,其间距在50~60cm之间,厅堂则可以达到70~80cm。屋顶瓦面为单层,板瓦直接置于桷板上,板瓦之间用筒瓦覆盖, 这样利于通风散热,不必担心被台风掀翻, 也节省材料,满足村民对高敞空间的热舒适需求。从祠堂拜亭2的数量看,远少于广府文化核心区。广府文化核心区的拜亭更多的是对“湿、热、风”气候的适应,而南江流域散点分布的拜亭则更多的是伴随着广府核心文化区移民迁移而形成的文化惯性的延续。
该流域河网纵横,雨水丰富,地势低洼, 对防洪排水要求较高,对建筑的地基、出檐、 墙体材料、装饰材料等的选用都有讲究。所有村落、围屋建筑群、单体建筑里都有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如大湾古建筑群的新兴昌大屋、兰寨的瑞昌大屋、西坝石桥头村的光二大屋。著名建筑学家吴庆洲先生曾经专门论述过光二大屋的防洪排水功能:“其大门有闸槽三道,可以拒洪水于墙外。大屋所在地势较低,每年洪水均可能淹至1~2米高。 这时下木闸,闸间塞以泥等,可以防水浸透。 更令人称奇的是其中一座房内设一水池,当天降暴雨,外边又有洪水袭来时,屋内雨水流向此池,池中设水车,用人力将水车至二楼池中,用管子排出屋外。”这样的排水系统在全国罕见,同时也是对低洼地形适应性的表征。此外在村落格局、空间组织、建筑构造等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对气候的适应性。
1.2地理适应性
该流域地理环境呈多样性特征,有山地、 盆地、丘陵、小平原等,并且多河流,因此也直接导致传统村落格局的多元化特征。从宏观层面看,大体有山地传统村落,如云城区富丰村等;丘陵村落,如郁南县大湾寨等; 平原村落,如罗定市古模村等;沿江村落, 如郁南县的兰寨村等。但从单个村落看,其村落风貌格局大都综合具有以上特征。以兰寨村为例,该村虽然从远处看群山环绕,但村落本身位于南江边上的一个冲积小平原带, 村落建筑群顺着南江的支流呈不规则的反L型分布,集中连片。从村落范畴看,不同的地理圈层影响村落的层级结构,以村落建筑群为核心,形成外围有风水林、水塘、农田、 群山的多层次的同心圆模式:在视线之内, 同心圆模型的外层被山体环绕,水从南江导入村落内部,连接人工挖掘的水塘,并穿过农田,同时在村落周边遍植林木(风水林), 形成山、田、水、林、建筑、人的有机统一的村落风貌格局。这样的村落从类型学看是值得研究的,从宏观视野看周围被群山环绕, 属山地村落;中观看又是平缓丘陵村落3;从微观看是微型平原村落,也是一个沿江邻水而居的村落。这样的村落综合了不同村落类型的特性,能代表南江流域传统村落格局的大多数特征,这主要是地理环境使然。
1.3营造技艺的独特性
南江流域早期是百越人的聚居区,现属广府文化的亚文化区,但有客家人分布。因此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营造技艺基于本地的实际情况,同时借鉴了各方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1)梁柱结构。早期的建筑梁架以无装饰的简单“层叠式”为主,这种梁架工艺简单,易加工,适合经济欠发达的南江流域。后来大富人家的民居建筑、祠堂建筑等有档次的营造吸收了官式建筑的做法,实现了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的沟通。这种梁架结构的特点类似于程建军对粤西南大木构架的总结:“梁头、驼橔、瓜柱混合承桁构架”。 梁架不再是建筑等级的标识,而是转化到了梁头、驼橔、瓜柱的装饰上。此外,仿石砖柱砌筑工艺得到了发展,用砖砌筑出方形、 圆形的柱子,从外形看,几乎可以假乱真, 这种做法既节省了大量的木材,牢固了房屋, 而且还能有效避免地下水的侵蚀。
(2)装饰工艺,主要表现为“三雕”: 灰雕、木雕、石雕。灰雕,即灰塑,是一种附着在建筑表面的建筑装饰,广泛用于建筑的门楼、屋顶脊饰、屋檐、墙身等处。其用料与制作极为考究,“主料采用纯正上靓(岭南地区的话语‘上好’之意)石灰,不同颜色的有机色料,配以黄糖等原材料拌合精制, 然后将原材料捏沾于青砖上,先粗雕成坯, 再细雕成各式的人物、虫鸟、花卉等”(见图1—3)4。大湾镇五星村“其波大屋”后墙的灰雕长8米多,高80余公分,雕刻技艺精湛,美轮美奂,是南江流域建筑灰雕艺术的经典之作;石雕主要用于建筑的门前石阶、牌坊、柱础、排水口等。由于受石材属性的限制,多平雕和浮雕,在风格上以平面钩雕和浅层削雕为主,技艺古朴大方又不失精致;木雕在明清时就已经遍布南江流域。 “明初,南江流域的木雕已初具规模,雕风拙朴粗狂,以平面淡浮雕为主。明中叶后, 随着南江流域商业的发达及人们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也逐渐向精雕细刻过渡,多层透雕取代平面浅雕成为主流。”5下文专论其精细实用的审美趣味, 如多座清朝建筑梁枋、屏风、门厅上面的琴棋书画、花香蝶恋、燕飞鸟追图,技艺之精, 令人惊叹。
(3)墙体砌筑工艺。在古百越人时代, 他们为了对付洪水的侵袭和强盗的骚扰,用黄泥、石灰、黄糖等物质夯筑土墙,如郁南县兰寨村遗存的百越古瑶墙。对于石块、烧砖、泥砖等的加工、砌筑技艺已经成熟,为了应对雨水对墙体的冲刷,出现了如被称为 “金包银”的青砖贴面的砌筑方法,显耀门面的清水磨砖对缝的砌筑工艺,为了隔热降暑的空斗墙。此外,墙体的垒砌技艺也已成熟,如隔墙的全顺,外墙的“一顺一丁”或“五至九顺一丁”的砌法等。
2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社会时代精神
建筑的社会时代精神是建筑社会适应性的集中表现。村落与建筑的发展演变是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为其动力的,具体表现为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背景、农商合一经济结构、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
2.1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
随着各中央王朝不断介入南江流域, 传统村落与建筑也必然烙下了不同时期的印迹。从公元前214年,秦王朝设桂林郡起, 经历了“羁縻”统治、屯军、屯田、清剿少数民族叛乱、改土归流、大礼仪、推恩令等政策。这些政策直接影响了该流域村落与建筑演变。明中期前这里生活着大量的百越族群,其村落与建筑也表现为百越文化的特征, 如村落沿水而居,善营干栏式建筑等。在明中晚期,朝廷对当地原住民的清剿和外来移民的迁入而出现了明显的村落革新,该地区的村落也大多由客居的家族兴建于明清之际。随着少数民族被清剿或异地迁移,大量粤中广府人迁移至此,带来了先进的营造技术和新的建筑形制,成为广府亚文化区,同时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南下迁至粤西,因此该流域也受到客家山区文化的影响。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土客杂居的聚居格局。
由于土客杂居,矛盾时有发生,甚至发生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在营建聚居的空间时, 村落与建筑的防卫性被凸显。客家建筑的堂横屋能满足大家族的居住需求,同时具有较强的防御性,因此成了该流域的首选,同时融入广府建筑中三间两廊、双开间、单开间的内部空间组织形式,结合实际地形、经济, 对围屋的长,横屋的数量做相应调整。比如西坝村的光二大屋、五星村的祺波大屋等在平面形质、立面特征、空间组合、装饰细部都体现了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的融合,因此从村落和建筑组群的外形看边界清晰、呈封闭状、向心性强(见图4—6)。
此外,该流域传统村落中的宗祠、庙宇建筑的发展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明代初中期前,对于民间的祭祀行为是被官方禁止的,导致宗教祭祀建筑发展缓慢,直到明“大礼仪”和“推恩令”的事件后,于嘉靖十五年皇帝下诏将民间的建祠祭祀合法化后,宗祠建筑才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该区域保留的原始宗教信仰,如龙母信仰、邓公信仰、雷王信仰、盘古信仰等都营建了相应的祠庙进行奉祀。这对促进该流域的建筑发展是很有裨益的。
2.2农商合一的经济结构
南江流域的社会时代精神还表现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南江流域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表现为农商合一。即亦农亦商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结构使得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与建筑变化不多,呈现一种稳定的纵向演变。该地区商业并未普及,普通民居从结构到形制变化不多。他们的民居建筑表现出深刻的农耕适应性,如有宽敞的坪,用作粮食的晾晒,仓库的设计考虑干燥防潮等, 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考虑。至于社会时代精神和人文艺术品格主要通过富商的宅院和公共的祠堂建筑来彰显。
商业的发展对村落、建筑的规模、形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存留至今的传统村落如兰寨的瑞昌大屋、福和大屋、福生大屋及大湾镇的古建筑群等,都是在经商致富后建盖的。比如大湾镇地处南江流域,曾是历史上的商贾之地,舟楫频繁,商业鼎盛, 同时世家大族文化底蕴深厚。明末清初,村中富户大兴土木,争相兴建大屋,其中宗祠与民居建筑别具一格。这些建筑规模宏大, 施工精巧,装饰精雕细刻,极尽人之能事。 这也符合商人发展家业、彰显富贵、光耀祖宗的炫富心理需求,同时也能够反映当时的商业经济的状况,代表当地建筑的最高水平。
2.3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
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先民聚居地之一, 也是中原文化向粤西传播的较早地区。南江文化彰显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与古百越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融,显示了多元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一特征也深刻的影响到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和建筑,并体现为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特征。自从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 在南江地区设立直隶州,各地的移民迁移至此,先进的建筑营造技艺被带到这里,并结合地方特色,自成一体。
根据现存的传统村落和建筑来看,能反应百越先民文化特征的印迹已不多,一些学者认为牛角风火山墙、凤尾风火山墙属于百越先民的图腾崇拜的遗存,这有待进一步考证。龙母信仰、盘古信仰等祠庙反映的是百越民族信仰的遗存则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至于龙舟脊、龙蛇脊、博古脊、鳌鱼脊、 鱼形纹和置于正脊两端的倒悬鳌鱼等,这些则是水文化的特征,下文关于水文化有进一步论析。从文化圈看,该区域为广府和客家两大文化圈的交接地带,从建筑的空间组织、 使用材料、营造技术、外形特征等多方面都呈现出这两种文化交融混杂的特征。该流域的民居建筑诸多是由广府地区的三间两廊、 明字屋、单开间三种民居类型衍生而来,但部分民居建筑又与客家的围屋很相似,也有一部分是二者的组合,如西坝光二大屋,具有明显的客家民居特征6,大湾镇五星村的古建筑群,其建筑形制与典型的客家围屋类似, 但由于其祖先有的来源于广府地区,故建筑的空间组织、平面布局、装饰细节等方面体现广府文化的特征。总之,该流域分布的围屋是由客家的堂横屋演变而来,并融入了广府文化的元素,具有明显的文化交融性,体现了客家山地文化与广府“水文化”的交融。
3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
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是建筑发展和追求的目标、理想,“主要是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也可作如是观。这里主要通过村落格局、建筑空间、装饰装修、题名题对等方面来反映。可以说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精细世俗的审美趣味、崇尚水文化的审美心理是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人文艺术品格的三个重要方面。
3.1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在选址的时候重视靠山邻水,以自然为宗,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环境,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作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坝石桥头村的光二大屋,在大门上有副对联:“天教龙虎山双枕,地界东西水一衿”,描述了这座大屋的风水布局。意思是此大屋后有龙岩山、虎岩山,处于东西两岸的南江之滨。风水师称其为“鳌鱼上海”,认为既有吞尽南江水之气势,得南江财之雄心,又有龙虎二山守住财富,必将大富大贵,飞黄腾达,是块风水宝地。《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实际上光二大屋的选址也是符合 《阳宅十书》中五位四灵的环境模式的:后有龙虎靠山,前面平地为名堂,左边有南江流过, 右边有352省道穿过。
上面从村落的地理格局分析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这里从水系论析村落、建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关系。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大都与南江有密切的关系。水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们对水的运用除了防洪泄流外, 还使得村落灵动富有生气,使建筑充满了艺术魅力。水将南江、农田、村落、建筑、人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各家各户根据自家房屋的格局,人为的修建水渠,控制水的流向,寻求风水上的心灵契合,有道是“山管人丁水管财”。 这样既有大环境的风水格局,又有小环境的风水形式,表达了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3.2精细实用的审美趣味
在历史上南江流域除了发展商业外,也非常重视“读书取士”,把考取功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之一。由于有经济的支撑,使建筑精细化成为现实,在审美趣味上强调实用理性,如祈求学业有成、发家致富等吉祥美好的意愿。
南江流域腹地的郁南县兰寨村的建筑群装饰就表现出这种精细实用的审美趣味。在兰寨村民居建筑的内部装饰上,力求精美别致。在梁枋、封檐板、山墙、脊部、屏风、 照壁等显眼的位置,无不绘彩描金,在这些部位充分运用各种雕刻技艺精雕细镂,主题高雅富有情调,如山水云台、日月云涛、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等自然景物,还有神话传说、民风习俗、历史典故及仕学孝悌、耕织渔樵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但雕刻技艺精湛,而且极富生活气息,彰显了精细实用的审美趣味。
此外建筑实用的审美趣味不仅表现在装饰上,而且也通过题名题对,吟诗作赋来彰显。这里以正巳祠堂建筑的对联为例。正巳祠堂门口的石柱上的对联为“门外青山添秀色,檐前好鸟报佳音”,这样的描述使得祠堂前的景物富有诗情画意,符合小农社会的审美情趣。正巳祠堂正门有“祠建百家绳祖武,派兮九牧衍箕裘”,描述的是家族历史, 告诫子孙要像祖先一样光耀家门。二厅石柱上有“书田椒栗绕真味,心底兰芝有异香”, 用生活中常见的植物比喻做人的道理。二厅的顶梁上写到“诵诗读书当念九龙世业,继志述事无忘十德家修”,这讲的则是读书取士,追求功名……像这样的对联在正巳祠堂、 村里其他建筑还有很多,表达的是实用的审美趣味,扩大到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里,则更多。但正是这些使得南江流域的村落与建筑充满了精细实用的审美趣味。
3.3崇尚水文化的审美心理
建造于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与建筑在适应特定的水环境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水文化,并主要表现在建筑的屋面装饰艺术中。在对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进行审美鉴赏时,易引起人的审美注意的是造型夸张的镬耳山墙和龙船脊和博古脊等(见图7)。
这些屋面脊饰都是与水文化息息相关的。镬耳又称“鳌耳”,用鳌鱼装饰山墙与南江流域水文化中的图腾崇拜有关。生活于南江流域的百越先民把具有吞火降雨的鳌鱼作为自己的图腾。后来民族迁徙融合与其他部族的龙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该流域的龙母信仰。这种山墙在潮汕地区结合五行理论形成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山墙。在南江流域目前发现的主要是“水式”和“土式” 山墙。这可能与“亲水”“崇水”,同时也要“压水”“防水”(五行中土克水)有关。 这种水文化经过时间的沉淀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审美心理,并通过建筑的装饰表现出来。 在山墙的檐边还有水草及草龙的纹饰,这一文化现象分布于珠江流域。而且这种草龙纹饰很接近“博古”。这可能也是在南江流域多博古纹装饰建筑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南江流域,屋面多博古脊、鳌鱼脊、龙舟脊、龙蛇脊、鱼形纹和置于正脊两端的倒悬鳌鱼等,这些装饰所反映的皆是海洋文化或者水文化中图腾崇拜在建筑中的反映。 比如博古脊,其实博古脊严格上说是夔龙7纹饰,因为与博古架的形象相似而得名。这种脊饰既是南江流域的民居建筑敬水的物质表现,也是龙图腾崇拜的一种表征。
4结语
在南江流域的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地域技术特征、社会时代精神、 人文艺术品格三者有机联系。既是传统村落与建筑审美的三个维度,也符合传统村落与建筑审美心理过程的一个递进关系。一方面, 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是形成其审美属性的物质层面,彰显的是村落风貌、建筑形制等方面的特点;社会时代精神是形成其审美属性的社会层面,揭示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性;人文艺术品格是形成其审美属性的人文层面,表达的是其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心理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时代精神是其变化和发展的动力; 人文艺术品格是其发展和追求的目标。三者互为补充,层层递进,形成了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文化地域性格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深刻内涵,对目前进行的南江文化创意基地规划、传统村落的修缮与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化地域性格是建筑美学的重要概念,“建筑美的最高标准即在于文化地域性格的三个层面的统一”。 因此本文基于“文化地域性格”概念对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探究也是对建筑审美文化理论深化与拓展的一个表现。
摘要：南江流域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孕育了该区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文章基于建筑美学理论对典型传统村落与建筑的选址布局、空间组织、装饰技艺等进行审美文化层面的研究,总结出南江流域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社会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的建筑美学三维度。这对于该区域正在进行的南江文化创意基地规划、传统村落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北文化与东北农民性格研究 第9篇
一、东北文化特征表现
东北文化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 东北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其他类型的文化, 这其中包括中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有次序的加以吸收和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辽金文化当中的最主要部分是汉族文化。随后进入明清阶段, 中原文化逐渐成为了东北文化的主体, 这个过程中其他的少数民族文化业不断的与东北地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融合。
其次, 东北地区文化当中冲上武功, 这是造成东北文化当中重武轻文的重要原因。建国初期, 周恩来总理曾经总结说, 东北地区的文风不畅, 人文素质相对低下, 思想和观念相对低下, 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十分普遍。
再次, 东北地区接受异域文化影响深远。东北接临俄罗斯, 深受俄、犹太文化等的影响。
另外, 东北地域文化同样受到了来自关内各地区人们的影响, 形成了多种文化环境与氛围。
除此之外, 东北地区往往并不重视经商, 文化品格当中存在弱商文化的特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当地人民具有强烈的农民乡上意识。这种情况下, 相关商业得不到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形成规模性的手工业市场。
最后, 体制机制文化特征。新中国的成立之后,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进入到了计划经济环境, 东北地域更加处在了计划经济的核心位置上。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从而形成了一种相对并不能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体制文化。
二、东北农民分析
根据社会学观点进行分析, 认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过程, 就是不断接受、创造以及传递文化的过程。由此可见, 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东北地区文化发展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以及多种因素影响, 形成东北地区农民别具一格的文化性格。具体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一) 包容
多种文化共同发展体现了东北农民的辽阔胸襟。关内外来移民的涌入, 令东北农民与不同的社会人群共同生活在相同的环境当中, 接收不同的文化。东北人向蒙古族学习放牧, 向满族人学习狩猎, 向中原地区人们学习种植等等。
(二) 豪爽
东北人的性格当中最终的一种性格特征就是豪爽。这种特征形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位东北地区环境造成的;二为移民环境造成。地域环境和尚武精神使得东北农民具有豪爽性格, 另外就是外来移民当中的性格特征也存在豪爽特征, 多种性格相互影响行程了东北农民性格。
(三) 奴性
虽然东北农民文化性格当中具有豪爽、包容的特征, 但是同样具有奴性特征。造成这种性格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末期, 东北地区往往封建制度统治最严厉的地区, 因而形成了这种奴性特点。
(四) 轻商轻功
随着近代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生产方式逐步发生变化, 但是东北地区仍然存在轻商轻功的性格特征。造成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
(五) 安土重迁
纵观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 该地区有大量的外来移民, 也就是大量的移民。从根本上看, 这些人群的心理有一种灾民性格。这种灾民性格又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心态和性格特征。这样也就相对促成了东北农民更加安于现状、小富即满的生活态度。
(六) 惰性
东北地区进入到计划经济时期, 许多农民的心态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农民性格当中的惰性因素变得更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在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并不能与时代发展需要相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东北农民性格当中缺少风险意识和创新性意识, 造成了农民的思想僵化。增强了惰性的效果。
三、东北文化对东北农民性格的影响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新农民建设步伐较快, 需要在统筹城县建设的过程中振兴东北农业发展。因此, 需要首先对东北农民进行文化心态以及性格方面的转变, 使其能够在新的环境当中适应社会发展。
(一) 理性主义转变
东北农民性格当中存在非理性主义特征, 这种特征往往影响东北农民缺乏计算精神。现代社会当中为了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需要农民具备计算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理性主义当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 理性主义同样能够基于人们对生活当中的基本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解想, 形成新的计算精神。这种计算景深会模糊东北农民性格当中的一些重情感以及讲义气等性格, 是农民性格逐渐被转变为理性主义性格特征。
(二) 生存动机转变
在西方国家当中,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往往用一个人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作为主要的标准。这种标准前提下, 个人价值也就等同于其能够达到的商业或者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或者是成就了。可以说, 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源自于民族的文化心态特征。一个民族具有进取型精神, 才能更有动力不断发展。
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儒家、道家等文化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中庸大德的生活理念, 使得农民恪守安分守己, 安于现状。很少有创新的思想和行为。也就不可能促使社会经济出现质的抓便。因此, 影响刺激东北农民性格当中安于现状的心理特点, 令其摒弃惰性思想, 形成敢于创新和冒险的高成就生存动机。
(三) 重商重功转变
转变重礼仪、轻功利的文化行为向重实际、讲实利方向发展。求实效、讲功利的经济行为转变到现代化进程中, 这种蜕变也即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商业精神, 它已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大趋势。
(四) 由乡上观念向国际观念转变。
振兴东北, 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政策的扶持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东北农民观念的转变。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必须竭力尽快转变农民们固守田园, 安于现状, 缺乏冒险, 不思进取, 小富即安, 重人情、轻法规、讲面子等乡上观念, 努力向四海为家、敢于冒险、求异思变、勤于流动、不断上升、平等相待、按章办事、讲究减信、互惠互利、环球贸易、网络沟通等现代的国际化观念转变。
综上所述, 东北地区文化特征对东北农民性格形成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和意义。新时期发展东北地区经济, 振兴东北新农村, 加快东北农业发展步伐需要深入研究东北地域的文化特征。以此作为主要手段, 转变东北农民性格特征当中与经济社会发展向左的问题。实现我国经济文化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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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门文化的视角透视陈独秀的性格 第10篇
陈独秀产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最直白的表述是安庆陈独秀生平陈列馆的首栏标题：安庆出了个陈独秀。然而略作深究，就不难发现安庆文化在“独秀性格”中所产生的效应多来自于反作用力。就乡俗而言，曾国藩曾说安庆人俗而傲，陈独秀对此更有切肤之痛。他晚年仍念念不忘安庆乡俗，叙说起当年他们兄弟中秀才时的情景：
“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按，当时安庆与怀宁同治为首府首县，称怀宁人亦即安庆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独秀《实庵自传》）
其实早在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就有专文批判安庆诸如不合乎情理的婚姻规矩、专喜欢烧香敬菩萨、愚昧的妇女装扮等恶俗，广而言之“中国希奇古怪的坏风俗实在多的很”，“顶有关系国家强弱的”。他说经他分析批判后，“不说全改了，就是能改去一半，那怕把我的嘴说歪了，手写断了，我都是心服情愿的”。（陈独秀《恶俗篇》，《安徽俗话报》1904年5月15日）其用心良苦，天人共鉴。他正是痛感家乡的闭塞，民众愚昧，“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纸都看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因而不辞劳苦办起《安徽俗话报》，“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陈独秀正是在反思安庆恶俗之后，毅然走出闭塞的安庆。他1904年6月说：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愤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的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自懂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1904年6月14日）
人不能生而知之，所谓先知先觉，无非在于他能当国人尚睡之际率先解剖自己，使自己先行走出困境，走出梦境。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从故乡狭小天地里走出来的先知先觉。与其说是安庆出了个陈独秀，还不如说从安庆走出来个陈独秀。章士钊甚至认为陈独秀的出现在安徽是个奇迹，他说：“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得。”“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章士钊《致代总理龚心湛》）
从安庆走出来的陈独秀，首先是求新声于异乡。陈氏在安庆办成的事业有限，他的事业与声誉主要产生于异乡，先是芜湖（办《安徽俗话报》与成立岳王会），继而上海（创办《新青年》与建党）与北京（任北大文科学长与发起新文化运动）……再就是求新声于异邦。陈独秀所醉心的法兰西文明、欧美文化主要是以日本为桥梁获得的，日本堪称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祥地，陈独秀青年时代或留学或避难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有这两个求新声的途径，才使这个独秀山民有着世界眼光与领袖风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纵览世界风云，粪土古今“圣贤”。
就主流文化而言，那是波及全国的，与清政府几乎同运的桐城派古文，陈独秀少年时代不免也会耳濡之目染之。陈独秀文章之简洁或许就来自桐城派的影响，但陈氏自幼如同鄙薄八股般鄙薄之，以至他在叙述自己人生第一次大转折时云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而不是说“由桐城谬种转变到康梁派”，仿佛桐城派从来就未进入他的视野。
陈独秀却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曾经是“选学妖孽”。他说：“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不大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桐城派的先驱本是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来改造时文，而其末代塾师往往鼓吹以时文为古文，想要寻找作古文之捷径，其结果是让古文与时文同归于尽，这大概就是陈独秀少年不满意塾师的内在原因。而到五四时期，又因桐城派中方苞自许“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大阻力的恰为桐城派之殿军，因而陈独秀将其远祖近宗绑在一起，视为“十八妖魔”，统统视为扫荡之列，钱玄同则称之为“桐城谬种”。而“选学”虽也被称之为“妖孽”，实与康梁派又有某些相通之处，诚如胡适所谓，康梁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陈独秀脱离“选学妖孽”时，还从它那里吸取了“扪虱而谈”的魏晋风度与“非汤武而薄周武”的反传统精神。这或许正是五四时期“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同命不同运的秘密所在。
胡适晚年回忆陈独秀当年批判“桐城谬种”的情景，大有大义灭亲的味道。他说：“‘十八妖魔’是哪些人呢？他们是领导明代文风的‘前七子’和‘后七子’。另外四人则是明代的古文大家归有光和清代的方苞、刘大和姚鼐。这四位中的后三人（方、刘、姚），皆是陈独秀和我的安徽同乡。现在我们安徽又出了个陈独秀，居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之列。独秀把中古以后直到现在所有的仿古作品，一概唾弃；而对那些俗文学里的小说、故事、戏曲等等作家则大加赞赏。”（吴福辉编《胡适自传》）这赞赏的当然包括从怀宁走向全国的徽班戏曲。
说到宗族文化，则首先应感谢安庆图书馆的有心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陈独秀的老家寻得一套完整的怀宁《义门陈氏宗谱》。诸多学者以此为依据，理清了陈氏从远古到陈独秀下一代的家世，功不可没。但我关注的则是这部宗谱所承载的文化，即义门文化。“义门”，是历代王朝为推行封建礼教，维护秩序而刻意树立的社会典范。所谓“义门”即累世同居而遵孝义的大户。中国累世同居之风，始于东汉；朝廷表彰义门，则始于南北朝。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北朝至清代，进入正史的义门不到两百户。自宋以降，义门规模最大者为宋代江州德安义门陈氏与明代婺州浦江义门郑氏。从怀宁《义门陈氏宗谱》可知，这江州义门陈氏即陈独秀其家之中古源头（远古可追溯到虞舜，则似无此必要；如同研究曹雪芹追溯到曹操，未必有意义）。江州陈氏义门，历经唐、南唐、宋三朝，十三世，鼎盛时代“萃族三千七百余口”。至宋仁宗嘉七年七月奉旨分家，众官监护，依照昭穆世次分别大小，派定291庄拈阄。阔公系下第十三世之汝心，拈到安徽省怀宁县怀宁庄，此即陈独秀其家之近古源头，即怀宁义门陈氏之一世祖，这一支脉传到陈独秀一辈为十九世。
试想当初那么庞大的累世同居家庭，该如何管理才能正常运转？当然只得乞之于家法。陈氏其家有家法33条，对家庭结构、生产活动、生活秩序、教育设置、物资分配、婚丧礼仪、惩罚规则等方方面面皆有严格规定，以求达到“既无妄为之费，又无日用不给之虞；且长长幼幼各安己业，无尔我间隔之心，即千万人如一人一心，千百世同一世一日矣”。这部家规细微到养狗之规范：“蓄犬求吠，赖以守家。养犬一百，于馈饭堂，内设一大槽长三丈，以便百犬同食。碑载每日饲犬，鼓动群犬悉至，若有一犬不至，群犬昂首顾立不食；即犬俱至，必俟大犬导食，然后众犬随食。此亦义气之所化，非同俗犬争斗，不令有不义之象。”由此不难想像所谓义门的秩序森严。没有惩罚就没有义门家规，陈氏家规第33条云：“立荆杖室一所，凡子侄冒过，或以贵凌贱，或以势加人，更有越礼犯分者，禀明长家，痛责羞惩，不必扰乱公庭，以玷家声，以颓义风也。”家法中子侄不轨依情节轻重有杖五十、七十、一百，服役三年乃至“不可复生”——这无异将公堂移到私堂，说是：“家秉三尺法，官省五刑条。”（怀宁《义门陈氏宗谱》）
陈氏家法产生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按说离陈独秀够遥远了，其实不然。陈氏家法先由宋真宗诏令“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早已风传天下；陈氏族内自宋嘉分户以后，各房宗谱中都转载此家法。怀宁陈氏自清至民国，至少修了三次宗谱，分别为嘉庆三年（1798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民国35年（1946年）。一次于陈独秀出生前81年，一次于其出生后9年，一次于其死后4年。这些版本中，皆原原本本过录怀宁陈氏种种史料包括家法33条。
而将以33条家法为代表的义门文化，形象而现实地推到陈独秀面前的是严厉的祖父。祖父有四儿一女。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1846～1881年），排行第三。据说他“生有异姿，束发爱书”，可惜陈独秀仅两岁时父亲就逝世。他对父亲的印象极为模糊，以至在《实庵自传》中第一章就自称“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因而他的童年教育，就由祖父来承担。
这位祖父严厉得可怕。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写道：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除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道利害，为了走路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父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像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他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哪里去了呢？
在这里，我们见识了一个活生生的义门族长形象，他一方面严厉得令全族老小窒息，另一方面他又自行过着与“义门”家法似不相称的另类生活。所不同的是，全家老小都怕他，而陈独秀从小就在怀疑这形象化的义门文化。待到这位祖父以毒打的方式，向童年陈独秀传递义门文化时，他就不由分说地对义门文化由怀疑走向了反抗。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生动地记载着他童年时代如何以“一声不哭”的无言顽强反抗着祖父发狂而可怕的毒打，气得祖父愤怒而伤感地哀叹：“真是家门不幸！”
这场面与《红楼梦》中“宝玉挨打”的情节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胡爹爹”从他“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中，看到的是“家门不幸”——此话不幸言中，陈独秀一生为陈氏家门带来的不幸是够多的了。陈独秀则从祖父的毒打与发狂中，闻到了“义门文化”的血腥味，从而在灵魂深处升腾起强烈的逆反心理，也即仇父情结（当然这里的祖父是代父形象），以及宁死不屈的性格。这就是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逻辑起点。
语文教育的文化性格 第11篇
众所周知, 作为一部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风貌的代表作, 《京华烟云》描写了民国时期北平三个大户人家 (曾家、牛家、姚家) 的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 把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真实地展现给大家。小说本身在历史内容、结构形式、主体意识、人物塑造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 同时也传达出作者独具匠心的女性审美特质。同时, 林语堂向西方社会传播了那个时代的东方文化与价值观念, 在20世纪享有世界盛誉。《京华烟云》中有大量的人物角色, 尤其是女性角色, 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极富有历史色彩的背景, 即20世纪初至中叶的中国。当时中国民众正在遭受政权、神权、族权等多重迫害, 而对于女性来说, 同时还遭受着夫权、婆权和家族旧观念的压迫。
在《京华烟云》中, 林语堂绞尽脑汁打造出了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姚木兰, 为了达到小说的矛盾效果, 也塑造出其他几位性格与命运不同的女性。通过这这些女性的人生坎坷经历, 林语堂表达出了自己特有而完美的女性观点。本文从女性人物性格分析入手, 深入并全面地进行梳理, 同时对其主要女性人物进行深入读解, 将相关分析放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 多角度考察。对于《京华烟云》在读者群的广泛传播效果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揭示其对文化传播的深刻意义和独特价值。
一、《京华烟云》中女性主要人物性格分析
在我国, 随着时代的变迁, 女性的社会定位不断变化, 同时又自身维持并构建着。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价值, 传统文化对其也是逐步了解并加深的。然而, 经过林语堂的倾尽心血创作, 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瑕地融合在一起。林语堂非常赞同女性自身的包容之德, 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也契合了社会对女性所起到的价值的肯定。在多元思潮的影响中, 特别是现代与传统文化的交汇下, 林语堂创作的女性形象更能体现出现代与传统融合、道家与儒家相容的独特效果。概况来说, 在那个时代, 林语堂认为完美的女性应该具有“东方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 儒家思想为表、道家思想为里”1。接下来对小说中具有特色的主要女性人物性格进行分析:
(一) 姚木兰
林语堂先生塑造的姚木兰是一个完美女神的形象, 她高贵而美丽, 宽容而伟大。在《京华烟云》里, 对姚木兰相貌描写的段落虽然不多, 但是小说里曾有过在她出嫁时的外貌描述, 读到这里还是能让读者脑中浮现出女神形象。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木兰的眼睛比莫愁的长, 比起莫愁, 木兰的眼睛多情而富有智慧, 脸上五官较为瘦削, 轮廓线条较为清楚, 眉清而目秀, 比莫愁活泼愉快, 生气充沛……”2木兰的人格修养, 即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爱”为本的儒家道德观念, 更与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观念相融合。
林语堂笔下的木兰对长辈尊敬, 对下人礼貌, 知书达理, 温文尔雅, 饱读诗文却从不炫耀, 生活富庶却从不张扬。在充满智慧和知识的环境下熏陶长大的木兰, 有着比如像勤劳、知礼、谦卑、克制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同时还有着父母亲的宠爱, 自由健康的成长坏境, 使她在裹脚的年代里长了一双大脚;会吹口哨、会唱戏;同时在先进的文化教育下, 形成了男女平等, 自由独立的意识观念。再者, 她既有曼娘这个贴心的闺蜜, 又有立夫这样真诚的蓝颜。更或者, 在婚后, 有疼爱她的丈夫, 有明事理的公婆, 更有聪明伶俐的孩子。总体而言, 木兰是一个勇敢的、洒脱的、富有天赋的、充满热情的、心胸宽广的有福气的女性。为了达到林语堂心中完美女性具有道家与儒家相容的独特效果, 他塑造的木兰结合了道儒两家的文化精髓, 同时具有现代精神, 这一思想是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这部作品中, 社会新的教育、思想与现代文化赋予给了女主人公, 同时对于爱情能够冲破世俗观念的枷锁, 这正是林语堂所希望的具有独立见解的人3。
林语堂将自己所有的完美人文思想注入到木兰的形象里, 当然里面也体现了他认为东方完美女性所应具有的价值观、爱情观、和婚姻观。木兰从一个小姑娘到成为人妻再到一个母亲的过程。她一方面是华丽优雅的大家闺秀, 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至情至性的性情中人。换句话说, 木兰的完美不止一个方面, 特别是她的内在包容美, 体现了那个时代多种文化影响下的多方面美感, 也展现出林语堂给予她的东西方人文之美。
(二) 孙曼娘
作为木兰最亲密的朋友, 孙曼娘也是林语堂主要打造的人物之一。虽出身寒微, 但孙曼娘有多重身份, 她不仅是曾家的长媳, 还是曾平亚的遗孀, 特别是木兰的妯娌。孙曼娘既不能左右身边的环境, 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仿若陷进沼泽里, 只能随顺命运旋转沉浮。在她命运的结尾几十年的守身如玉不近男色, 最终却没有逃过侵略者的残酷践踏和蹂躏, 她只能在绝望中自尽身亡。她的一生是被旧社会传统礼教逐渐浸染、腐蚀直至被毁灭的痛心历程。
孙曼娘从小是在一个学究家族成长的, 她所面对并接受的是当时传统的女性教育。封建旧社会的各种礼教都在她身上体现。孙曼娘在年轻的时候, 总是和平亚保持一定距离。曼娘不幸被和尚偷窥后, 平亚给了她最温暖的怀抱。在这之后, 曼娘却觉得自己违背了儒家礼教。她认为按照礼法, 如果被男人一抱, 那就必须以身相许。所以, 曼娘对平亚总保持着羞惭、矜持的态度。平亚离开后, 她心有所思, 但碍于恪守礼教, 写信中从未谈到自己的内心。平亚只是在木兰写给他的信中得知曼娘的真实内心, 知道曼娘心情会时好时坏, 兴奋几天后又变得寂寞了, 就这样一直保持着儒家礼教少女特有的庄重4。曼娘是一个固执的人, 对传统礼制有着不敢稍有懈怠的刻骨的爱, 对封建礼制的狂热追逐正是封建传统性教育下女性的生存心态。婚后的曼娘要用人生长路上的漫漫孤独时光换取一个礼拜一个女子应有的幸福快活。旧女性多把命运维系在婚姻中的男人身上, 男人没了, 女性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屏障, 这今后的岁月必然与凄凉、悲怆联系着。
旧制度培养下的女子, 多是一些软弱的“凡人”。曼娘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的碾压, 最后给予世人的是苍凉而凄哀的启示。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封建文化设置的怪圈里而不能自拔, 这是人的悲剧, 也是历史文化的悲剧。
(三) 姚莫愁
作为《京华烟云》中的二号女主角, 姚莫愁是女主角姚木兰的妹妹。根据《红楼梦》中薛宝钗的性格以及自己爱妻的真实生活场景, 林语堂描绘出了莫愁这个角色。莫愁本性善良、敦厚而且温柔, 同时内心思想和本身的价值观又符合当时儒家教义对传统女性的审美要求。相比于姐姐木兰, 虽然莫愁具有理性、沉稳的性格, 但她缺少了现代女性具有的情趣丰富和活泼率真的优点。同样, 在生活方面, 虽然她懂得照顾好丈夫, 把家里打理地井井有条, 但在心灵与精神高度, 因为缺少了姐姐的优点, 无法去理解丈夫真正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因此, 姚莫愁是立夫表面上相敬如宾的好妻子, 姚木兰却是立夫在精神上永远的知己。
(四) 牛素云
牛素云是一个张扬拔扈、极度嚣张的女子, 同时也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子。素云的人生旅途是一个不断失败以至于全部人生观彻底破坏的过程, 不仅是人生阅历、人格魅力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不断萎缩和人生信念的扭曲变形。
牛素云是林语堂笔下为了映射当时社会, 而设立的一个特殊反面角色, 她是目中无人、衣食无忧的大小姐, 自身又有着争强好胜、尖酸刻薄的性格。她结婚后又变成了恶毒凶狠的悍妇, 喜欢搬弄是非, 被丈夫抛弃后又竟然做起了毒品交易, 最后被沦落为枪决的下场。不管在任何时代, 牛素云都不是好的女性形象, 她只是在社会追求物质至上思潮的冲击之下, 走上了一条罪恶的不归路。林语堂笔下的素云, 绝非只是一个单一典型的反面形象, 在她的最后时刻, 也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同时, 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妖魔化的反面形象, 她的悲剧是由旧社会的生活环境和思想造成的, 林语堂对她同样也怀有无尽的惋惜和同情。
二、《京华烟云》中女性的性格塑造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京华烟云》对中国各种文化进行了详尽地描述。林语堂所采用的传播手法既符合了当时社会的读者需求, 又融合了自身的特殊经历, 当然里面也传达了他的写作意图和动机。当时的西方有一种极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 主要因为帝国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与长期殖民主义扩张, 发展明显超过东方, 骨子里流露出一种弱肉强食的本性。在它的文化上也相应地反映出对东方文化歧视和丑化的态度。当时的场景是这样, 在中国居住过很多年的外国人回国后往往著书立说, 描绘旧中国的各个方面, 但是这些作品严重地歪曲了中国文化, 常常将中国写成道德沦丧、欠缺理性、荒诞无稽、幼稚不堪的世界。然而常年居住在国外的林语堂最能体会到这种真实文化的扭曲学说, 于是他用地道娴熟的英文, 客观地向西方人介绍真正的东方文化内涵, 向西方读者展现一幅真实的中国文化全景图, 架起一座横跨东西方文化的桥梁5。
同时, 《京华烟云》中女性的性格塑造对我国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启示作用。首先, 能够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女人是好女人。这样的女人知书达理;比如木兰, 木兰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皆是书香的气味, 她有自己的生活, 她不会围绕着一人转圈, 闲暇的时候就读写诗集, 小说, 琢磨一下甲骨。这样的女人善解人意, 温柔含蓄;比如曼娘, 她理解自己的母亲, 理解自己的婆婆, 无论是言谈聊天、行动举止, 都显得恰到好处, 让人如沐春风, 同时她心思敏捷, 玲珑剔透。徐志摩的诗里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乘凉风的娇羞”6的句子, 想来这便是女性最温柔的体现。这样的女人高贵优雅;比如素云, 她的初见美丽而惊艳, 她身上散发的是官宦之家的小姐高雅而美丽的气质。
其次, 在当今时代做一个好女人, 更要独立自主, 而不是仅仅依靠男性, 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更不应该盲目追求金钱, 钱是身外之物, 真正能够提高我们修养魅力的是内在的品质。女人都喜欢控制男人, 但是不能把控制男人的心理在行为上表现的肆无忌惮;女人要清高, 但不能过于孤傲, 凡事适可而止就好。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男人都是很强大的, 男人占据着生活的半边天, 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留点面子, 留点让他们生活的空间, 留点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去从事他们喜欢的事情。一个好女人, 她懂得善待男人, 她懂得宽容男人, 她懂得做男人身后的助手。她懂得经营爱情, 经营生活。
注释
11.姜丹丹.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的完美女性观[J].晋中学院学报, 2013, 30 (4) :110.
22 .林语堂.京华烟云[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3 .崔广.浅析《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形象[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08, 6 (10) :106.
44 .张兵兵.浅析林语堂《京华烟云》中曼娘的形象[J].教育教学论坛, 2011 (11) :242.
55 .赵迎春.《京华烟云》的文化传输策略及其原因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6, 27 (10)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