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对联范文（精选14篇）

书院的对联 第1篇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千古；

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讲堂）

圣域修文，前有朱张讲坛，宋清宸翰；

名山汲古，上藏三坟五典，诸子百家（御书楼）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书生（御书楼）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讲堂侧门）

惟楚有才，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半学斋）

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

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大成殿）

觉世庸民，诗书意象春秋，永垂道法；

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大成殿）

书院的对联 第2篇

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讲堂)

圣域修文，前有朱张讲坛，宋清宸翰;

名山汲古，上藏三坟五典，诸子百家(御书楼)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

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书生(御书楼)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讲堂侧门)

惟楚有才，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半学斋)

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

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大成殿)

觉世庸民，诗书意象春秋，永垂道法;

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大成殿)

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

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大成殿)

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

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大成门)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文庙庑廊)

业精于勤，漫贪嬉戏思鸿锆;

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教学斋)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

拜兹堂上，仰贤关圣域，无非心地严师(讲堂)

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汩汩来(百泉轩)

学忆宋张绵圣脉，书传虞夏刻螭虬(百泉轩)

金声玉振，虎跃龙腾(成德堂)

胸怀子美千间厦，气压元龙百尺楼(时务轩)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吹香亭)

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前门)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大门)

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

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大门门厅)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二门门厅)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门厅)

三湘隽士讲研地，四海学人向往中(赫曦台)

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赫曦台)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讲堂)

一水长流池不涸，两贤互磋道终同(讲堂)

岳麓学府传千载，书院育才有良规(讲堂)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白鹿洞书院的秘密 第3篇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ISBN:9787210052678

字数:120000

开本:16开

定价:36.00元

内容和作者简介

东林书院对联的作者、年代及范品 第4篇

这副对联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为人所知，是邓拓（马南邨）于1961年写的一篇《事事关心》，文中点明它的作者：“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时间已经过去了三百六十多年，到现在，当人们走进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的时候，还可以寻见这副对联的遗迹。”平心而论，文章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这副对联之名声大振，是在“文革”初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首先向“三家村”挥起屠刀，《事事关心》被归于“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而发布全国（《解放军报》、《光明日报》1966年5月8日《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新华社通稿）。这么一下子，全国都知道这副对联了。“文革”结束后，它的知名度更高了。这是因为：一，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册收有《事事关心》；二，“三家村”中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重新书写了这副对联，上款书“明代东林先贤顾宪政撰联”；三，一度有些人对某些社会现象有抵触情绪，模仿这副对联道：“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声；国事、大事、不问事，平安无事。”胡耀邦同志知道后，认为太消极，建议改成“风声、雨声、悲叹声，枉此一声；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许多报刊对胡耀邦同志此举作了报道。无庸置疑，在此三者的基础上，高中历史课本又言及对联及作者，更为“顾宪成撰联”增加了一块超重砝码。

近些年来，探讨这副对联的专文，笔者所见有两篇：赵承中《一副名联的作者及其他》（《文史知识》1983年1期）、苏迅《与其他错么还不如你错》（《读书》2002年5期）。两文相同的是，均指出对联来源于无锡顾氏族人中流传的一则故事：少年顾宪成勤学苦读，有官员当面考察他的学识，出上联“风声……”求对，顾敏捷地答曰“家事……”。故事中略异的是，赵文说官员为布政使陈云浦，苏文则说是无锡孝廉陈以忠。另外，对对联文字的认可也有不同，苏文说，1921年版《无锡大观》一书刊出对联时，“关心”为“在心”；还说，“曾目睹东林旧联的无锡耆硕也绝大多数坚称当为‘在心’”，“是邓拓的文章错成了‘关心’”。两文最大的不同，是对流传的故事的态度，苏文认为可信，故顾宪成有对联的一半著作权；赵文则认为不能视故事为信史，早期并无此联，因为雍正十一年（1733）编纂的《东林书院志》（光绪重刻本）中，记录了自建院以来一百三十年间的题联和匾额，无“风声”一联。赵文的结论是：对联是不明时代、未留姓名的顾氏后人所撰。

这副对联的履历，综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锡有关人士的回忆，可概括为：对联原为木质抱对（抱对是书写或镌刻在木板上，楹联是悬挂或镌刻在楹柱上），最先出现在无锡惠山寺左侧的顾宪成祠。出现的年代，由于无记载，已不可知；至于先有故事流传后有抱对抑或先有抱对后有故事流传，也无法说清。联语由惠山顾宪成祠进入东林书院的过程，当地老人则有明晰记忆：1947年2月，吴敬恒、唐文治等三十人发起的重修东林书院的工程竣工之时，东林小学校长顾希炯坚称，祠内联语是其先人顾宪成撰写。工程收尾，遂复制了一副悬于东林书院，复制的对联上，注明作者为顾宪成。邓拓当年见到的，就是这副1947年复制的对联。当然，联语由惠山寺进入东林书院的过程，邓拓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1966年夏天，这副复制的对联，因受“三家村”冤案的株连，被扔在无锡吟春书社前，与大批“封资修黑货”一起被当众烧毁。那副抱对母联，“文革”初期仍在顾宪成祠内，后因社会混乱而不知所终。

在厘清对联的大概情况后，我们可以对它的产生时代和作者作点推断。

对联作为内证，透露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重要信息。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者并列，下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三者递进，作为上下联宽对完全可以。在联语中，对“天下”含义的理解至为关键。古人有从小至大的“修齐治平”之说，那时所治之“国”，是周天子所辖的诸侯国；而“天下”，则是周天子的“国”，亦即我们今天语境中的“中国”；“国”与“天下”，有大小、尊卑之分。秦汉以还，天下大一统，朕即国家，亦即天下，“国”也就是“天下”。夷夏有别，这个“天下”，是不包括如今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天下”概念的变化，大体说来，是在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前后，林则徐等人被誉为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国人这才知道，除了中国（大清），天下还有不少其他国家。因此，要“家事、国事、天下事”构成递进，当出自近代人们的思维、理念和常识。也就是说，这副对联的作者，应是近代之人。

我们再从文献的角度来检测上述推断是否合理。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四载有无锡惠山顾宪成祠内顾晴芬（皋）所撰的称颂顾宪成的对联：“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谋，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惟至善性体，小心工夫”（梁章钜等撰，白化文、李如鸾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第47页）。如真有“风声”这样精彩的联语，无论有无“顾宪成撰”的字样，毕生勤于搜集对联且影响到儿子梁恭辰的梁章钜，断不会遗漏的。该书最后部分为清末朱应镐撰的《楹联新话》。其中，涉及无锡惠山的对联凡两处：一是丁植卿撰张睢阳庙联（该书四百二十页），一是新建的五中丞祠联（应敏斋撰，祀海瑞、周忱、周孔教、汤斌、李星沅，该书四百四十二页），亦无顾祠“风声”联。朱应镐撰《楹联新话》的大致年代，可以据该书第五百六十四页引《瀛壖杂志》来推定。王韬所著《瀛壖杂志》，据郑祖安为该书写的《题记》，是1875年在广州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页）。故朱应镐之著，不会早于1875年。综合《丛话》、《新话》均不载“风声”联及1921年版《无锡大观》首次刊出此联，我们可以认为：对联产生的年代是1875—1921年；撰联人处在风雨如晦、列强交侵、国破家危之时，撰联语以激励顾氏后人继承和光大先贤的节操，勤奋读书，以天下为己任，矢忠不息。显然，这是一位国家与民族艰危之时的忧国忧民之士。

下面再对这副对联的来历作点推测。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六载有南京“燕子矶永济寺柱联”：“松声、竹声、钟磬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且言“忘却何人之欤”（八十页）。大约在顾氏族人中很早就流传着达官贵人嘉许少年顾宪成苦读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内容不断丰富，情节不断添加。在清朝晚期，有人在流传的内容中套用了永济寺的这副对联并制成抱对置于顾宪成祠内。《楹联丛话》初刊于1840年，“风声”联的撰者套用永济寺联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能的。尽管“风声”联可能脱胎于“松声”联，但化禅意为济世，俾脱俗为参与，无论格调或情韵，都比原联语厚重、豁达、清俊。

最后说一下联语中下联究竟是“关心”还是“在心”的问题。可以认为，“关心”比“在心”更具合理性：一，“文革”前东林书院的对联，邓拓为亲见，除《事事关心》一文，邓拓还写有一首诗《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诗初刊于1960年9月7日《光明日报》，题为《歌唱太湖》；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邓拓诗词选》，题为《过东林书院》）。很难相信，以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邓拓，会把三番两次强调的“事事关心”看错。二，“入耳”的“入”是当然仄声，而“在”属怀来辙仄声；“关”属言前辙，平声。故“在心”违犯了对联的格律要求。三，从词语内涵看，“关心”表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动精神，“在心”则似被动接受，张力较弱。

岳麓书院对联 第5篇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拜兹堂上，仰贤关圣域，无非心地严师(悬于讲堂侧门)

教同化雨绵绵远;泉似文澜汩汩来(悬于百泉轩)

学忆宋张绵圣脉;书传虞夏刻螭虬(悬于百泉轩)

金声玉振;虎跃龙腾(悬于成德堂)

胸怀子美千间厦;气压元龙百尺楼(悬于时务轩)

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悬于吹香亭)

此次，还收集到一些上面没有收集到的几幅对联：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江阔天高试此心之分量;鸾飞鱼跃见斯道之流行。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悬于大门)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悬于前门)

三湘隽士讲研地,四海学人向往中(悬于赫曦台)

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悬于赫曦台)

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悬于大门门厅)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悬于二门门厅)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悬于讲堂)

一水长流池不涸,两贤互磋道终同(悬于讲堂)

岳麓学府传千载,书院育材有良规(悬于讲堂)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涉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悬于讲堂)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千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悬于讲堂)

圣域修文，前有朱张讲坛，宋清宸翰;名山汲古，上藏三坟五典，诸子百家(悬于御书楼)

训诂笺注，六经周易尤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悬于御书楼)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秀冠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悬于讲堂侧门)

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悬于半学斋)

德冠生民，溯地辟天开，咸尊首出;道隆群圣，统金声玉振，共仰大成(悬于大成殿)

觉世庸民，诗书易象春秋，永垂道法;出类拔萃，河海泰山麟凤，莫喻圣人(悬于大成殿)

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悬于大成殿)

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悬于大成门)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悬于文庙庑廊)

白鹿洞书院对联 第6篇

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

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

此联旧题白鹿洞书院明伦堂，今人姚公骞补书。

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

紫阳道在，对贤师友同归。

此联为明代张寰题书院正学之门(二门)。今由李铎补嵌入朱子祠。

白鹿无踪与，唐文宋理都出陈迹;

青山常在世，民生国运大壁新图。

此联旧题书院报功祠，今人姚公骞撰书。

列嶂成垣，永护考亭之遗迹;

环溪作泮，遥通泗水之真源。

此联为明代高贲亨撰，今人李铎补书嵌于朱子祠。

诏有格言，求真才于正学;

教无异术，休至理于常行。

此联为明代邵宝题书院文会堂，今由陈尚秋补书嵌于礼圣门外柱。

古往今来，前对后贤同脉络;

天地高下，四时百物共流行。

此联为明代胡松撰，今人刘俭补书嵌于礼圣门内柱。

书院中你讲一场我讲一场，众言淆乱折诸

圣，庙貌赫临;

庐山上释家几处道家几处，二氏逃归斯受

之，宗门大启。

此联为明代周相题书院礼圣殿，今人石如灿补书，但上下联均删去后七字。

千里余波流圣泽;

四围深翠获儒关。

此联为明代林俊题书院大门，今人夏桐郁补书嵌于报功祠前厢房，上下联“千里”“四围”原作“千古”“四周”。

十步之内有芳草;

广厦所育皆英才。

此联为今人姚公骞撰书，并嵌于朱子祠前厢房。

一帘风雨王雄画;

半壁云山杜甫诗。

此联署款为：“辛酉年赣北汪开颜书。”

五老此间惟独对;

孤亭之外有朋来。

此联为清代星子举人曹龙树旧题书院独对亭。

诸峰已惬意;

更有最高亭。

此联为明代徐岱题书院高美亭。

泉清堪洗墨;

山秀可藏书。

此联为旧题书院御书阁。

鹿逐嘅中原，叹戎马仓皇，忍令棫朴菁

莪，百代作人沦雅化;

洞深迷古道，喜森林阴翳，从此梗楠杞

梓，十年树木长良材。

此联为民初萍乡人刘洪闢题白鹿洞书院。

空中楼阁;

静里乾坤。

关于岳麓书院对联 第7篇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

横批：千年学府

注：当代虞愚题外门。虞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赫曦台对联

合安利勉而为学

通天地人之谓才

注：清代左辅题赫曦台

3、赫曦台对联

三湘隽士讲研地

四海学人向往中

注：当代商鸿逵题赫曦台

4、岳麓书院大门对联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横批：岳麓书院

注：清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明经张中阶题。

4、岳麓书院大门门厅对联

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

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

注：马积高、曾晓浒题岳麓书院大门 。

5、岳麓书院二门对联

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

横批：名山坛席

注： 程颂万题岳麓书院二门

6、岳麓书院二门过厅对联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注：清代山长罗典撰

7、岳麓书院三门对联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横批：实事求是

注：近代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集联

试析清代开封的书院教育 第8篇

一、清代开封书院的资金来源

清代开封的书院大都由官府创建, 由士绅个人创办的很少。这些书院, 除彝山书院归开封府管外, 其余均由河南省管辖, 官学化很明显。但是这些官办书院的经费来源则是多渠道的。

1. 政府拨款。

据《清会典》卷十九记载:每年拨给“河南大梁书院二千九百七十三两”银子作为办院经费。“其余各府州县书院, 或绅士捐资倡立, 或由地方官拨给公款经理。”[1]雍正十一年 (1733年) , 总督王士俊、市政史习承祖对大梁书院又加重修, “改建为省城书院, 赐帑金”[2]1040。《彝山书院经费章程》载:清道光十年 (1830年) , “议十五属捐款每年共银五百一十八两, 由各属经解府库”[3];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开封府十五属每年应解经费银五百一十八两”, “书院每年裱糊一次及天棚铺垫、岁修房间, 由祥符县捐发”[3]。《明道书院续章程》载:“书院归开封府兼管, 所有奏明每岁由大梁书院节省饭银项, 下拨给经费银六百两, 即由开封府按季向粮道署支领。”[4]10可见, 官府拨款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 有利于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行, 不过政府通过拨款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书院官学化的特征比较明显。

2. 个人捐款。

个人捐款也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 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巡抚李鹤年捐给彝山书院“银5000两, 为学生膏火费;又捐银1000两, 增修山长居宅”[5]164。《明道书院续章程》规定:“大学士、尚书每任捐银一千两, 总宪、侍郎每任捐银五百两, 卿寺、御史、给事中捐银二百两, 翰林、郎中、员外主事每任捐银一百两。督抚每任捐银一千两, 学政每任捐银五百两, 藩司捐银八百两, ……以上各款, 到任限六个月内送院, 如迟, 由提调专差走取, 此示。”还规定:“凡由书院肄业诸生出仕者, 通知续捐, 以备扩充添修及后来之用。”[4]10可见明道书院扩大了资金来源, 捐款者主要是在任官员,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捐款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它保证了书院经费来源的稳定。

3. 学田租款。

书院的学田和本金利息也是书院的经费来源之一, 清初的大梁书院拥有学田17顷, 游梁书院拥有学田5顷。《冯泌改建游梁书院碑记》云:“知县张淑载又拨给河滩地亩五顷以供公费, ……又查给河岸马家庄地方成字二区地四顷十三亩, 成字三区余地八十六亩, 将所应入谷麦分为十股, 三股为修葺祠宇之费, 府学教授存贮关县备用七股, 给奉祀生为岁时朔望焚香供祭诸费及奉祀生养瞻之资。”[6]道光十年 (1830年) 《彝山书院经费章程》中载道:“议发当生息本银二千两, 不加闰, 每年应得息二百八十八两, 由各属催商, 按季批解府库。”[3]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重定彝山书院经费云:“当商量缴息银五百五十两, 又二十四年发当本银一千六百两, 缴息银二百九十二两, 三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两”[3]。

通过官府拨款、个人捐款和学田租款, 清代的开封书院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书院资金单一、易中断的风险, 强制性的规定使资金来源稳定、及时, 这有利于书院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

从管理模式上来看, 清代开封书院作为与中国古代官办教育并行的教育系统, 有自己的特点。

1. 招生范围扩大, 取消阶层和地域限制。

首先, 清代开封的书院打破了官办学校多向上层贵族子弟开放的藩篱, 民间“子弟之能读书者, 必加意优恤”[7], 这就使广大下层人民子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次, 书院在招生上打破了只限本地生徒的限制。“道光五年 (1825年) , 巡抚程祖洛迁建, 课全省举贡生童, 八年 (1828年) , 童生月课移彝山书院。”[2]1040招生阶层、地域限制上的取消使得书院的人数大增, 规模也相当可观。彝山书院“生徒年终县试者少则20多人, 多则30-40人”[3], “每值漕试之期, 多士云集, 斋舍不能容”[6]。“课全省举贡生意”的大梁书院书院“光绪末年肄业诸生二百名”[8]96。明道书院规定:除自有膏火者外, 得两人介绍, 皆可入院。“遂至肄业者常数百人, 庠舍至不能容, 因辟名抚祠, 皆为学生住宿之室”[9]。文化重心的下移, 有利于教育的普及, 有利于河南特别是开封广大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2. 管理严格, 注重真才实学。

虽然招生在阶层和地域上的限制取消, 但书院仍有严格要求。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 , 彝山书院重定章程明确规定:“开印后, 监院禀请本府发给各州县示谕。祥府童生, 取同考五人在结, 外州县童生各带本处科岁考原保廪生结为凭, 方准在书院肄业。”“未过本州县考者, 不准在书院肄业”。同时还“派斋长专司稽查假冒……倘若录取后, 有人指出某人系冒名者, 将互结之人一并扣除, 斋长失察, 罚一月薪水。”[3]明道书院更是要求“凡肄业举贡生员, 均由学政采访学行, 酌量调取, 宁缺毋滥”[4]10。这些规定较有力地保证了生源质量以及招生和毕业时的公正。

此外, 书院还对生徒的日常行为、思想品行甚至请假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彝山书院志》中载“住斋肄业, 不准饮酒、歌唱、喧嚣、违者, 准斋长禀明监院, 立即逐出。”这些规定对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极有帮助。

3. 规范教学组织, 完善管理队伍。

清代书院在管理上日臻完善, 书院管理人员一般由院长 (也称为山长) 、主持 (也称为主讲) 、监院、斋长、司书吏等组成。院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兼行政首脑, 主讲是传道授业解惑者, 但一般情况下院长往往就是主讲。他们必须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 由地方官礼聘或由地方公众聘任。清末山东进士丁守仁、中牟翰林仓景愉、祥符翰林顾琳、顾璜都曾任大梁书院院长。监院是仅次于院长的职事, 实际上往往处于行政首脑的地位, 他是官方在书院的代表;斋长多由优秀生徒担任, 管理学生工作并领取服务津贴。清代开封书院形成了以院长为总负责, 以监院为监督, 以斋长、司书吏等为成员的一套完善的管理队伍, 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道光八年 (1828年) , 彝山书院对本院人员的薪水作出明确的规定:“院长脩金二百两, 膳金八十两, 三节礼共银十八两。临院薪水银三十五两, 童生内正课十名, 每名一月一两五钱, 童生副课二十名, 每名每月五钱。每月府官课一次, 奖银二两, 每月县官课一次, 奖赏二两。”[3]由此可以看出, 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日益规范, 要求严格, 奖罚分明。这对书院组织的正常运作, 生徒的公平竞争、积极投身学习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三、清代开封书院的教学特点

1. 因材施教, 教研结合。

历代书院均是大批文人学士聚集的地方, 其创始人或主讲人大多是地方著名学者、仕途失意的归隐者或学问渊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退休官员, 因此在教学和办学理念与官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书院亦尊崇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教材仍以四书五经为主, 但是书院更讲究实用, 因材施教, 注重人才培养, 学术思想更自由, 允许不同学派的人来书院讲学, 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主讲者一边讲学教授生徒, 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 教研相彰, 研究成果就是讲学的内容, 充分发挥了师生的特长, 为学术创新、生徒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书院由于主讲个人的思想不同, 其学风也各异。清代著名学者张沐、耿介等曾任大梁书院主讲, 大梁书院先是热衷宋明理学, 到清中叶, 著名的汉学家钱仪吉主讲先后达15年, 逐渐扭转学风, 注重汉学、考据、金石之学, 书院藏书也开始偏重于汉学、金石。明道书院规定“学文先忌分别门户, 诸生各有师承, 学术不必悉合”, “心术能正取古人之长, 略古人之短, 求其是, 皆属学文。”[4]10书院讲学亦不拘一格, 凡有志于学者, 均可来院求学, 在院生徒少则几十人, 多则几百上千。张沐、耿介在大梁书院讲学时, “两河之士, 蠢然归之, 为所成就”[10]。上述这些办学特色对今也有重大启示。

2. 传播西学, 开启民风。

书院作为开封的主要教育基地和传播思想文化中心, 对开封城市的社会风气、教育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同治以降, 书院藏书开始变化, 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为主, 变为传统经典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大梁书院由拒收医、卜、星、相及一切技艺之书到收藏包括数学、地理、外国军事、商务、物理、工程化学、天文、植物、英语、法语、日语等书。《大梁书院藏书续目·时务部》中就录有美国人谢卫楼著的《万国通鉴》, 英国麦丁富得力编的《列国岁计政要》, 普鲁士希理哈德的《防海新论》等, 数十种外国专著。这不仅仅丰富了书院藏书内容, 更重要的是, 由于书院藏书利用率高, 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在近代学堂没有开设之前, 书院实际上扮演了在开封城市传播西学的角色, 这是开封书院最明显的办学特点。对于闭塞落后、民众愚昧的开封来说, 起到了开启民风, 促进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 清代的书院资金来源多样化, 且具有强制性, 经费比较稳定;管理规范而且严格;藏书规模宏大, 利用率较高;教学上因材施教, 教研结合, 学术相对官学比较自由。书院传播了西学, 开启了民风, 推动了开封城市文化的普及和近代化。当然, 由于清代文化上的专制, 开封社会经济的衰落, 对清代开封书院的作用不能过高的评价。但书院在清代城市文化教育中的作用却是功不可没, 书院的教学特色, 运作模式对我们现今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历史启迪和思想凭借, 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亦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崐冈.清会典.卷二十三[M].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2]郭双林.中华文化劫难录[M].同心出版社, 2001.

[3][清]史致昌.彝山书院志[M].道光二十六年增补本.

[4]明道书院志·卷六章程[M].转引自河南省教育志编纂室.河南教育资料汇编 (清代) , 1983.

[5]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6][清]沈传义修.黄舒昺纂.祥府县志[M].卷十一.学校志·书院.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7]范文正集补编[M].卷五.

[8]陈谷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9][清]荆文甫.明道书院始末记[M].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书院的对联 第9篇

书院的前部建筑是一个开放式的四合院，主体是个很气派的三层小楼，院子里共有19个包间，书院的后一部分是由曲折的回廊连接两处共有6个房间的2层小楼，更是延伸到湖面中，一年四时都有风光：春天是“春回小筑庭园绿，柳眼随风续”地享受温暖的和风吹动岸边的垂柳：夏天可以赏园中的花草以及铺满整个水面的荷花；秋天对着水中月小酌；冬天则是“冰铺湖水银为面，好上高楼望一回”，临水的露台上还有一座巨大的海南黄花梨雕刻件，而每个包间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宽大的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书院还可以提供新疆和田墨玉雕刻的餐具，总之在书院并仅仅是吃饭，还可以做一回文人雅士。

书院的菜式走的是新派鲁菜的路子，以胶东家常菜为主。家常菜的好吃之处在于活泼泼的浓烈味道，但却会流于粗糙，于是书院进行各种试验和改革，做出了即使精致地料理但仍旧保留了浓郁的家常味道，甚至你可以品尝到过日子时烈火烹油的实在。

那一天的菜式是这样上的，冷盘是雨露芹黄，取芹菜最嫩的部分加以调味，爽脆清口的开始味觉之旅。

热菜的头盘是海参花炒土鸡蛋，聚集了海参精华和能量的海参花，是提高免疫力、抗疲劳、抗衰老、美容养颜的食材，每120多斤鲜海参才能采集到1斤的海参花。拿昂贵的食材搭配家常的食材也算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创意，而且土鸡蛋很嫩，很有鸡蛋味(在速养成的现在，菜有菜味也是美食的一个重点)，做为配菜的韭菜也很嫩，于是价质、口感完全不同的三种材料配合在一起整体就是鲜美，轻松的把味觉调动起来。

接下来上了一个汤——绿茄炖文蛤，汤很浓，这样才能在之前海参的鲜滑味道后又异军突起。蛤蜊虽是海鲜，因为山东临海也是特产之一，但做法肯定和广东的海鲜路数不一样，是通过重味来把海鲜的鲜美扩大。汤中还有晶莹的粉条，让人觉得很家常，很踏实。

家常白菜，大白菜和粉条一起炒，加了些微的辣，很适合冬天吃。

然后是一道风格完全不同的蔬菜，清炒芥兰，新鲜的芥菜用油炒，只加盐，简单清爽，在前面两道浓味菜式之后，会觉得这味蔬菜的甜美。

结尾的主食配搭是招牌手工擀的胶东家常面，用葱花炝锅做的浓汤头，面条筋道爽滑，简直可以一口吞下，面上撒了新鲜的葱花，合着炝锅的葱花，一口尝尽这大葱前世今生的味道。

家常菜和淮扬菜的越吃越淡却越鲜的不同在于，居家过日子就是要浓浓烈烈的，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就像这样开始的平实，到了高潮怎么也不肯收尾，一定要让人吃的鲜掉眉毛，每一口都实在到位，最后在把浓烈提到更高处再结束。十分豪爽。

书院的食材绝对都是靠得住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团队在各地收购新鲜有机的食材，还有一个设计新菜的团队根据四季的变化不断地更新菜单，还有一个大约四十多个厨师的厨房，保证快速而优质的菜品。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础，真正在书院享受的还是闲情逸致而满怀诗情画意的聚会，在主人和管家商量上哪些菜式的时候，客人们可以在备着文房四宝的书桌上挥毫泼墨，或者品茗闲谈，或者赏景悦目，还可以请人演奏丝弦，试试笙歌未散音犹在的意境。

关于岳麓书院对联 第10篇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横批：岳麓书院

注：此联大意是：楚地有人才，且在此地会聚。上联是清代嘉庆年间任岳麓书院院长的袁名曜(岘冈)所出，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惟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是当时书院的一位学生张中阶所对，语出《论语•泰伯》：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联四言，简约有力，气势非凡。袁名曜(?一1833)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任岳麓书院山长。张中阶(生卒未详)岳麓书院生徒。袁任山长时之某日，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对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这幅名联就此撰成，书就悬大门。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毁。现联是1984年据历史照片复制的。

2、岳麓书院大门门厅楹联：

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 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

丙寅秋月曾晓浒书

注：马积高、曾晓浒题岳麓书院大门 。马积高(1925--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曾晓浒(1938--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因革：因，继承。革，革新。毛蔡：即毛泽东、蔡和森。

3、岳麓书院二门楹联：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知府王秉始改建二门，后屡修缮。1868年(清同治七年)大修。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毁，夷为平地。1985年根据日本友人提供之照片资料复原重建。中三间开三门，石料门框，左右各一间过道，通往左有斋舍。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

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横批：名山坛席

注： 程颂万题岳麓书院二门。程颂万(1865--1932)湖南宁乡人，字子大、鹿川，号十发居士。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善书法，长于篆、隶、楷。著有《程典》等。纳于大麓：语出《尚书•尧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藏之名山：语出《史记•泰史公自序》：“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此联语集句自然，贴切生动。是岳麓书院名家云集、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4、岳麓书院二门过厅楹联：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注：清代山长罗典撰。罗典(1719--1808)清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三年

(1782--1808)，连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七年。此联原挂大门前方石柱上，原件早失，1985年集欧阳询字重刻，改挂二门门厅。大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虎”。比喻此地多生非常之物。“邹鲁”是孟子、孔子的出生地，指文教兴盛之地。“礼门之路”见于《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夫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5、岳麓书院三门楹联：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横批：实事求是

岳麓书院对联精选 第11篇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横批：岳麓书院

据说上联乃由清代嘉庆年间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所出，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惟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则是当时书院学生张中阶所对，语出《论语?泰伯》：“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横批则起自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颁书赐额，“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

湖南人是以霸蛮气质为骄傲的，这个楹联可谓相当之霸蛮。天下之大，唯楚国有大材;而楚国之中，大材又以此地最为鼎盛。不过，如果细究岳麓书院的历史之后，或许我们也会觉得这不仅是一种霸蛮的宣示，而是某种历史实然之一种表达。岳麓书院创办于公元976年，自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目前唯一一所成功转型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传统书院。在历史上，就有闻名于世的朱张会讲(公元1137年)，至今已经881年，王阳明也曾到过岳麓书院讲学。在这里更是走出了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蔡锷、唐才常、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陈天华、毛泽东等经世治国之大材。湖湘学派推崇经世致用，现在的岳麓书院就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据说此匾最早由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后面深刻影响了毛泽东。

岳麓书院中二门过厅的一对楹联也颇值称道：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此联乃清代山长罗典(1719-1808)所撰。上联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虎”，《尚书尧典》也说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岳麓山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喻岳麓书院多龙虎之气质和大材;下联则指明岳麓书院的学统来自山东邹鲁，即孔孟儒家之道。“礼门之路”见于《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夫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也就是昭示学子不但要有龙虎之活气，而且这种气质更要受到礼义之节制，方能成为有道之君子。不过，对大泽深山龙虎气的强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湖南人霸蛮的性格气质。

岳麓书院这一副楹联我也甚是喜欢：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此联为旷敏本(1782)山长所撰。上联认为岳麓学子不能被是非、毁誉、得失所动、所转，即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孔子自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学子当立于道、立于礼，修身以俟命，无入而不自得。“太极”也就是理，“朗月清风”也是一个人修养所达到的境界的一种描述。黄庭坚曾称赞周敦颐：“人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宋代邓迪曾经对朱子的父亲朱松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愿中指的就是朱子的老师李侗。张载认为“为学大益，在于变化气质”，邓迪认为李侗由气质所带来的杂质已经冰解冻释，达到了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的程度，也是形容一种有道之气象。

“太极悠然可会”则出自朱张会讲中，朱子和张栻的酬唱诗，张栻作《诗送元晦尊兄》以为别。其诗曰：

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

顷登文石陛，忠言动宸旒。

坐令声利场，缩颈仍包羞。

却来卧衡门，无愧知日休。

尽收湖海气，仰希洙泗游。

不远关山阻，为我再月留。

遗经得紬绎，心事两绸缪。

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

惟兹断金友，出处宁殊谋。

南山对床语，匪为林壑幽。

白云政在望，归袂风飕飀。

朝来出别语，已抱离索忧。

妙质贵强矫，精微更穷搜。

毫厘有弗察，体用岂周流。

驱车万里道，中途可停辀。

勉哉共无覈，此语期相敦。

朱子作诗以为酬对：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

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

辞家仲秋旦，税驾九月初。

问此为何时，严冬岁云徂。

劳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

南山高不极，雪深路漫漫。

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州，

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

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

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

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

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

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

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

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

旷然远莫御，惕若初不烦。

云何学力微，未胜物欲昏。

涓涓始欲达，已被横流吞。

岂知一寸胶，救此千丈浑，

勉哉共无覈，此语期相敦。

岳麓书院讲堂八副对联 第12篇

其一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其二

岳麓学府传千载;

书院育材有良规。

其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其四

一水长流池不涸;

两贤互磋道终同。

其五

院以山名，山以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

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其六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鸣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其七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

秀贯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

其八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问题研究 第13篇

(一)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来源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 政府拨款。清代, 随着贵州书院的发展, 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对书院的办学经费进行控制是政府控制书院的措施之一, 所以清代贵州书院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政府拨款, 即政府通过拨给银两或田土, 设置学田或直接作为办学经费。如贵阳府的贵山书院, “雍正六年巡抚祖秉圭修葺, 十一年巡抚元展成奉旨发银一千两增修学舍, 又置田以资士子膏火”, 并且每年政府还拨给七百二十两白银的办学经费。思南府风冈书院, “雍正九年知府史瑗校勘沙都、熊坪、穿岩、大木树、青树湾、江村等处无主荒田七十七亩六分, 岁收谷二十四石, 充入书院”。以上只是其中的两例, 清代很多地方书院的办学经费也是靠政府拨给的, 如贵阳府正本书院、正习书院, 思州府的思旸书院, 黎平府的黎阳书院, 遵义府湘川书院等。政府拨款可以说是清代贵州书院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政府拨给书院一定的办学经费, 客观上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但对于政府来说, 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有利于其对书院的控制。

第二, 各种渠道的捐资。清代,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各级地方官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 贵州各地形成了捐资助学的良好风气, 众多士绅都积极捐资开展书院教育。在贵州各地方志中, 关于地方各级人士捐资建书院、设膏火的记载非常多。遵义府味经书院、黎平府龙标书院、小段书舍、小蓬莱馆、清平县龙江书院等众多书院, 都是由郡绅捐资修建的;贵山书院的膏火产业中, 有贵阳贡生苏湛捐的本银五百五十一两和中曹司田一分, 岁收租米六十五石一斗五升, 连粮储道德隆也称赞说“苏生急公好义, 向者捐治学宫不遗余力, 为当事所褒”。据《贵阳府志》记载, 贵阳府罗斛厅仰山书院的三十一分学田, 有十三分是由当地的士绅蒋世治等捐置的, 另外十八分则是由当地士绅周乐善等捐银二百六十两, 加上历年租入稗谷变卖购置的。

各类人士捐赠书院的经费, 有很多形式。其中有银两, 如大定府平书院建立的过程中, 士民共捐银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九两;也有田地, 如万松书院的学田, 就是由士绅捐置的;还有店铺, 如魁山书院就有何文明捐的“旧县城内佃房四间、沿山场店房三间”。

清代, 贵州各地很多书院的经费都是靠各级士绅捐赠的, 其数量远远超过政府拨款, 即使在很多依靠政府拨款作为主要办学经费的书院, 经费中也有一部分是靠捐赠得来的。可以说, 各种渠道的捐资是清代贵州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

第三种是各种产业产生的收益, 如利息、地租等。如思南府风冈书院, “嘉庆十二年 (1807) 知府项应莲, 当捐俸银一千两, 偕郡绅安纯仁捐银一千两设典, 每月取息银二十两, 以八两作束修, 余银十二两作膏火”, 贵山书院“道光八年, 四川盐茶道花杰捐银一千两, 生息以为书院馆课笔资”, 兰皋书院“史廷献捐资购许家田一分, 每年收租米八石, 捐资购市廛一分, 每年收租银八两”, 清代贵州大多数书院的产业比较少, 有些书院甚至没有自己固定的产业, 所以这一项经费来源相对就很少。

(二)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管理

清政府为了达到控制书院的目的, 加强了对书院经费的控制。清政府规定, 各府、州、县书院, 不管是绅士捐资倡立的, 还是依靠政府拨公款经营的, 都要向地方官进行申报查核, 因此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 都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毕节松山书院, 乾隆二十年, 知县董朱英捐银扩建, “又捐银200两交邑庠盖天章等七人收款生息, 以佐每年师生修脯膏火之资”;清平炉峰书院, “学田除按规定纳粮外, 其余收入交给有关人员自己管理经营”;铜仁府卓山书院, “以寺基改创卓山书院, 寺产充公, 以为书院膏火, 归斋长谭云锦经理”;黎阳书院“凡肄业士子堂课花红可取之于是也择绅士中之朴诚而干练者为首事经理之”。适应经费管理的需要, 很多书院还有专门的经费管理制度, 如镇远府凤 (下转第200页) (上接第218页) 山书院的《凤山书院条议章程》, 是由知县余汝本亲自参与制定的, 其中就有十款是关于书院的经费管理的。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 主要用来供给师生教学、生活等各项开支。以遵义府鸣凤书院为例, 每年的经费开支情况是这样的:“掌教修膳银一百贰拾两;生员十五名, 膏火钱月八百文, 自二月至十一月;童生十五名, 膏火钱月六百文, 自二月至十一月。每月初二官课奖资钱:超等生员五名, 第一伍百, 余各三百;上取童生五名, 第一肆百, 月各贰百。每月十六堂课奖资钱:超等生员第一伍百, 二至三名各四百;特等前七名各三百;上取童生第一肆百, 二至三名各叁百;次取前七名各贰百。课卷钱岁壹拾贰千;看院工食岁伍千。以上经费岁余积存, 待乡试年均作生监宾兴之费”。其实, 大多数书院的经费开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修金。包括山长的聘金、束修、礼节银、膳食钱车马钱, 以及主讲、监院等人的月俸和膳食费等。膏火。膏火有谷和银两种, 按照开课时间的长短按月给发, 一般每年十个月, 根据学生的考课成绩按等级发放。花红钱。这是奖励学生的一种名目, 也称奖资钱。根据生徒类别以及在考课中的成绩发给, 书院一般都定有相关的章程。宾兴。资助应试生徒或设宴招待应举之士的费用, 一般逢科考之年才有此项开支。工食费。书院发给书办、门役、膳夫等人的工资, 以及临时雇请杂役人等的费用。卷资。书院考课所用的笔墨纸张等的费用。其他费用。包括书院日常修理费、日常杂用开支、火烛费、祭祀费用等。书院的经费开支当中, 最主要的是修金和膏火, 也是书院中开支较大的两项。各书院的规模不一样, 修金和膏火的数额也不一样。

(三)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状况

清代贵州书院的经费, 多靠士绅捐助或政府拨给, 较之明代数量已经大增, 但仍然十分有限, 再加上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 很多书院都常常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如铜江书院“其地租谷有名无实, 加以经理非人, 徒滋冗费, 近年来竟致修脯、膏火之不济”。万松书院“自嘉庆元年以来, 其本年束修膏火之费, 必俟下年租入始给, 或不及待则称贷以应之, 是以费无赢余”。

书院经费的困难使书院发展艰难, 启秀书院“旧有田一百九十七亩, 岁收租息百金有奇, 除长教束修外, 不敷肄业生膏火资, 远方负笈来者, 往往僦屋寄餐于旅次”, 书院残破不堪也无力修缮, 因此“然经其堂者, 未尝不惴惴焉, 惧其崩压而越过也”, 莫庭芝在题启秀书院的诗中也说:“可怜精舍三区旧, 空有灵光一柱擎”, 书院的残破可想而知。黎平府黎阳书院“每岁所收田谷仅三百余挑, 除束修馆谷及完粮运脚看司工食各费外, 只余田谷九十余挑, 变卖不敷膏火, 以至每月之间二课或缺, 考校之日一饭或虚”, 陶履诚《马狮山碑记》中也说“黎阳书院延师课士设有膏火, 由来久也, 惟每月有官课而无堂课者, 经费不足, 奖赏乏资故也”。曾统一主讲书院时, “曾为束修的菲薄而感慨”。黎阳书院这种规模较大的官办书院尚且如此, 其它一些规模较小的书院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 经费问题是制约贵州书院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石阡府书院“聚散无常, 至间其故, 非窘于日用之不继, 即苦于膏火之无赀”。清代贵州书院时兴时废的现象相当严重, 很多书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 其中重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经费短缺。

总之, 清代贵州书院与明代相比, 虽然经费来源更广, 经费管理也更加完善, 但经费短缺仍然是制约贵州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7:327.

[2]何仁仲.贵州通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716.

书院的对联 第14篇

幽幽古建，斗拱雕梁。四合小院内，门额上悬着一块古色古香的匾额——治贝子园。茵茵菩提，一洒清凉。清幽僻静让人难以相信，这里便是新中国建国后内地成立的第一座中国传统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诞生地。

32年前，北大燕园，一代中国哲学名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先生，以及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几位教授，在北京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并立下如此宗旨初衷——

“以培养从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的中外青年学者为主要目标。使他们通过书院所组织的各种教学与研究活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内在的感受能力；同时，在熟悉中国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精神内涵，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西方文化走进中国。”

自此，这座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及台、港地区和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创建的国家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举办了“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

书院以“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加强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学者的往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宗旨，目标是一致的，但思想却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是中国文化书院创始人并出任首任院长。在他亲力亲为的组织下，书院每位导师的学术观点可以不盡相同，个人的兴趣和偏好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大家都合作共事，相处融洽，心情愉快，这在一般的机构中是少有的。季羡林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文化书院建院成立以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开展过多种研讨和教学活动。这些都由书院导师或书院邀请的国内外著名学者亲自讲课，或编写函授教材。书院的教学活动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1985年3月开始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四期系列讲座，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等著名学者亲自上课，开创1949年后中国大型民间学术讲学的先河。

据一位北大中文系校友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一次“中外文化比较”暑期讲习班期间，授课老师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为主，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杨周翰先生、庞朴先生、李泽厚先生等等，皆为一时之选。他们睿智而隽永的言谈，令人百闻不餍。

除几位老先生之外，当时在深圳大学工作、才名藉甚的刘小枫，北大西语系的王宁也给讲习班上课。其时中国文化书院和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所分别由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执掌，这对“学术伉俪”除了亲自上课，还坚持旁听每一堂课。刘小枫在台上讲“中西文化精神比较”，已是白发侵鬓的乐黛云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很认真地记笔记，不时颔首微笑，场面甚是动人。此后，“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分布于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书院导师曾几次分别到全国十多个中心城市去对各地学员进行面授，在全国约有1.2万名学生接受培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书院将学术重点转到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学术创新上来。由书院编辑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中国文化研究年鉴》、《梁漱溟全集》、《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等200多种，同时，中国文化书院也承担了很多学术活动的主办承办，并联合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蔡元培讲座”、“汤用彤讲座”等学术讲座以及多种学术讨论会。对于新时期“文化热”、“国学热”以及思想启蒙起到一定作用。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