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管生长范文（精选8篇）
血管生长 第1篇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2010 年6 月~2013 年6 月本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36 例为观察组, 在本院健康查体的人群34 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36 例, 女34 例, 年龄50~80 岁, 中位年龄73.8 岁。两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患者急性期、恢复期时各抽取晨起空腹静脉血5 ml, 以3000 r/min离心15 min, 分离出血清。VEGF和Ang-2均采用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 (ELISA) 法, 所有操作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对照组检测方法同观察组。
1. 3 评价标准[2]以梗死面积为标准进行划分:①梗死面积>5 cm2或有两个以上梗死灶定义为大面积梗死;②梗死面积在3~5 cm2定义为中梗死灶;③梗死面积<3 cm2定义为小梗死灶。1. 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法进行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VEGF、Ang-2 比较观察组血清VEGF和Ang-2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观察组恢复期血清VEGF (271.1±45.4) ng/L、Ang-2 (30.3±1.19) ng/L较急性期VEGF (312.2±34.6) ng/L、Ang-2 (34.2±1.75) ng/L显著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两组比较, P<0.05
2. 2 VEGF、Ang-2 浓度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关系Ang-2浓度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P<0.05) ;VEGF水平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没有明显相关 (P>0.05) 。
2. 3 观察组不同面积梗死灶患者血清VEGF、Ang-2 对比大、中、小面积患者血清VEGF分别为 (461.4±65.1) 、 (354.3±66.4) 、 (292.1±51.3) ng/L;Ang-2 分别为 (36.2±1.71) 、 (32.6±1.31) 、 (28.7±2.6) ng/L, 大、 中、 小面积梗死灶患者血清VEGF、Ang-2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VEGF是最早从牛垂体滤泡星状细胞的条件培养基中纯化出来的一种具有肝素结合活性的生长因子, 参与血管形成, 有保护中枢神经功能作用[3]。血管生成素 (Ang) 是一种特异性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子, Ang-1 有保持血管内皮稳定性作用, 使血管成熟;Ang-2 能拮抗Ang-1, 对血管的稳态有破坏力, 与内皮细胞增殖有关联[4]。
VEGF是具有高度特异性的促进血管内皮生长的因子, 其水平在脑梗死急性期明显升高, 直到恢复期时水平逐渐下降。研究发现, 患者病情的严重性与脑梗死面积有着显著关联, 梗死的面积越大, 表达水平就越高[5]。Ang-2 是一种分泌型细胞因子, 作用于内皮细胞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受体2 (Tie-2) , 在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当VEGF等促血管生成因子存在时, Ang-2 竞争抑制Ang-1 效应, 对于血管结构起松解作用, 从而消除血管基底膜和周围细胞对血管形成的限制, 增加内皮细胞对VEGF等的敏感性, 促使新毛细血管形成。而VEGF可显著上调Ang-2 在宿主基质细胞的表达, Ang-2 在VEGF协同下, 起到促进血管增生作用。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中, 二者均有动态变化, 急性期显著上升至恢复期后明显下降, 且二者均与脑梗死面积大小呈正相关。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患者血清VEGF、Ang-2 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恢复期血清VEGF、Ang-2 较急性期显著降低 (P<0.05) 。大、中、小面积梗死灶患者血清VEGF、Ang-2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综上所述, 急性脑梗死与VEGF、Ang-2 均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动态监测二者血清水平的变化对于指导患者治疗和评价患者预后在临床工作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过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会开辟对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与预防的新途径。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血管生长素-2 (Ang-2) 水平在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急性脑梗死患者36例为观察组, 健康查体者34例为对照组。对两组血清VEGF、Ang-2进行测定, 并对神经功能缺损进行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VEGF、Ang-2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恢复期血清VEGF、Ang-2较急性期显著降低 (P<0.05) 。大、中、小面积梗死灶患者血清VEGF、Ang-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血清VEGF、Ang-2水平与急性脑梗死面积和近期预后密切相关, 动态监测二者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生成素-2,急性脑梗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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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长 第2篇
【关键词】 乌龙丹；关节炎，类风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中药复方；动物实验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的关节滑膜组织是一种具有很强侵蚀作用的病变组织，其生长及病理学行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肿瘤组织。滑膜组织表现为增生性侵蚀性生长、滑膜组织肥厚、血管翳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参与RA滑膜病变中的重要细胞因子，促进了炎症的发展和滑膜新生血管的形成，通过一定的方式阻断滑膜中VEGF表达，有望成为治疗RA的一项新手段[1]。我们应用乌龙丹治疗RA，获得了良好的疗效。为了探讨其治疗机制，我们设计了如下实验。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清洁级雄性Wistar大鼠（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40只，体重为（l90±20）g，适应性饲养1周后进行实验。
1.2 主要试剂及药品 雷公藤多甙片（由三九黄石制药厂生产）；鸡Ⅱ型胶原（CⅡ）（由上海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生产），临用时，于无菌条件下用0.1 ml·L-l冰醋酸充分溶解，当CⅡ的浓度为
0.4 mg·ml-l时，置于4 ℃冰箱过夜后，与弗氏完全佐剂等体积混合，振荡乳化，制成CⅡ乳剂（每
0.5 ml含CⅡ1 mg）。VEGF测定所用Elisa试剂由上海生物医学公司提供。乌龙丹（乌骨藤、穿山龙、秦艽、杜仲、白芍、川断、木瓜、威灵仙组成）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国家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及质量标准实验室制备，每克浸膏相当于生药5.3 g，以生理盐水配制混悬液灌胃。
2 实验方法
2.1 胶原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制备及分组 Wistar雄性大鼠适应性喂养1周后，随机选出8只为正常组。其余大鼠于颈、背部5个部位皮内注射CⅡ乳剂总量0.5 ml（含1 mgCⅡ）。第21天同法0.3 ml加强注射。将造模成功的40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阳性对照组，乌龙丹高、中、低剂量组，每组8只。
2.2 给 药 正常组与模型组给予1 ml蒸馏水灌胃；乌龙丹高、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14 g·kg-1、
7 g·kg-1、3.5 g·kg-1乌龙丹灌胃；阳性对照组给予9 g·kg-1雷公藤多甙片。各组均于造模第10天开始给药，共给药28天。
2.3 取 材 给药第28天，脱颈法处死大鼠，由眼眶取血，离心分离血清，同时以镊子拉开造模鼠足-踝关节，使关节腔增大，以装有1 ml蒸馏水的注射器反复冲洗关节腔，吸取关节滑液。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中VEGF含量，具体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4 实验数据采集与测定
2.4.1 大鼠一般状况 包括大鼠体重、毛色、反应、活动情况。
2.4.2 关节炎指数积分 采用Wood氏关节炎评估标准，4只足爪中每只足爪的损害都分为0～4级，计算四肢的总积分，最高分数为16分，给药后每7天评估积分1次，并进行记录。具体评分标准为0分：正常；1分：红肿涉及1个指关节；2分：红肿涉及2个及以上指关节或整个足爪轻度红肿；3分：足爪红肿较重；4分：足爪重度红肿，缺乏弹性。
2.4.3 关节肿胀率测定 造模后用水溶积置换法测定大鼠致炎侧，即左踝关节毛际以下容积。以第1天测得的值为基值，给药28天后测得的值与之相比所得比值为关节肿胀率。
2.4.4 血清与滑膜液VEGF含量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2.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3.0软件处理，结果用
表示，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釆用q检验、LSD检验、t检验方法，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P<0.01为差异有高度显著性；P>0.05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大鼠一般情况 正常组大鼠体重不断增加，活动自如，皮毛有光泽，无明显异常出现；第2次免疫加强后，造模组大鼠出现体重增长缓慢，活动受限，毛发干枯；乌龙丹高、中、低剂量组均比模型组一般情况好，相比较而言，乌龙丹中剂量组一般情况最好。
3.2 各组大鼠关节炎指数积分 给药后第7天、14天、21天、28天，与模型组相比，乌龙丹各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的关节炎指数积分均降低，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或P<0.05）；与阳性对照组比较，乌龙丹各剂量组的关节炎指数积分均有所提高，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乌龙丹组高、中、低剂量组之间比较，中剂量组对关节炎指数积分降低效果最好，且与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低剂量组相比，高剂量组关节炎指数积分降低的效果比低剂量组偏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3.3 关节肿胀率变化比较 各治疗组与模型组比较，关节肿胀率均有明显降低，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乌龙丹各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无统计学意义（P>0.05）；乌龙丹各剂量组间比较，高、中剂量组优于低剂量组，不过只有中剂量与低剂量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组与中剂量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nlc202309020811
3.4 血清与滑液VEGF含量 模型组大鼠血清及滑液VEGF检测结果见表3，可见大鼠血清及滑液中VEGF均有明显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乌龙丹各剂量组与模型组相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乌龙丹中剂量组改善最为显著，与乌龙丹低、高剂量组相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或P<0.05）。
4 讨 论
RA是一种常见的以慢性滑膜增生为特点，进而导致关节软骨和骨进行性、不可逆性破坏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滑膜炎和关节破坏是RA发病机制中两个最重要的病理环节。RA发病早期就以血管密度改变和新生血管形成为特征性表现。因为增生的滑膜需要血管代偿性增加[1]。RA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步骤就是新生血管生成，促血管形成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8（IL-8）和VEGF等[2]。
特别是VEGF，多项研究证明多种因素可上调VEGF[3]，促进血管生成，并导致持久性滑膜炎[3]，并且已证实VEGF与关节炎的严重程度正相关[1]。抑制VEGF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目标、新的治疗策略[1，3-6]。
RA属于中医学的尪痹、历节、鹤膝风等范畴，其病因病机主要是正气亏虚，风寒湿热之邪外袭，痹阻经络，气机失调，痰瘀内生，郁久化毒，损害筋骨关节，导致骨质侵蚀和骨质疏松。我院经临床实践总结认为，在RA病程中寒湿多、湿热少，肾阳虚多、肾阴虚少，痰瘀毒贯穿整个病程。我院以此理论开发出的乌龙丹制剂，由乌骨藤、穿山龙、秦艽、杜仲、白芍、川续断、木瓜、威灵仙组成。方中乌骨藤味微辛、涩，性温，归肝经，祛风湿、活血；穿山龙性平、味苦，归肝肺经，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两药相合共奏祛风湿、活血通络之功效，为君药。臣以杜仲味甘、性温，归肝、肾经，补肝肾，强筋骨；川续断苦辛、微温，入肝、肾经，补肝肾，续筋骨，调血脉，共奏补肝肾、强筋骨之功效，助君药强筋骨除痹痛。佐以白芍养血、止痛、敛阴；木瓜舒筋活络、和胃化湿；秦艽祛风除湿、和血舒筋、清热；威灵仙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纵观全方散中有收、寓通于补、寒温得宜，共奏祛风除湿、补肾、通络止痛之功效。通过本实验我们发现，给予胶原诱导关节炎模型大鼠各剂量乌龙丹后，实验大鼠一般状况、关节炎指数积分及关节肿胀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关节滑液及血清中VEGF，阻断了滑膜血管新生、血管翳形成，从而抑制RA滑膜增生和关节破坏，这也可能是其取得临床疗效的机制之一。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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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长 第3篇
1血管再生治疗
血管再生治疗是指医源性地为缺血部位提供促血管再生的微环境,从而使缺血组织新生毛细血管网。 生理学状态下,抑制血管再生的因素多于促进血管再生的因素,使得血管再生无法实现,可以靶向导入促血管再生的因子来打乱这种平衡。血管再生包括两种机制: 血管发生( vasculogenesis) 和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2]。血管发生是指在胚胎期,来源于中胚层的干细胞增殖和分化,形成内皮细胞,进而与其他细胞形成原始的心血管系统; 而血管新生出现在血管发生之后, 是指自体血管以出芽或分支的方式生长出新血管的过程。血管舒张及血管通透性的改变可以引起血管新生。分子、细胞、体液和机械因素等共同导致血管壁自身稳态的破坏,导致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大量的刺激因子和抑制因子,包括细胞因子、蛋白酶、细胞外基质蛋白质和黏附分子共同参与了这一过程[3]。最初,人们认为血管发生和血管新生是各自独立发生的事件, 血管发生仅发生在胚胎发育期,而血管新生可发生于成年人。然而现在认为这两种血管再生机制在同一微环境下共同参与血管再生过程[4,5],据报道血管发生完成了成人3.5% ~25% 的血管再生过程。与血管发生及血管新生相比,动脉生成更有临床意义,动脉生成并不是一支全新的血管生成,而是动脉自身形成分支[6]。这说明动脉的结构发生了重塑,部分是由于血管壁剪切力发生了变化,并不完全是由于血管扩张引起的[7]。而这种剪切力的变化导致内皮细胞释放某种因子,这种因子可以趋化单核细胞到该血管分支处,这些单核细胞产生了大量介导动脉发生的因子[7]。重要部位的缺血性改变,如心肌缺血、肢体缺血,可以通过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达到治疗性血管再生的目的。
诱导缺血部位长期产生生长因子将会有更加稳定的生物学效应[8,9],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已转向基因疗法。基于血管生长因子的基因治疗,是将编码血管生长因子的基因传递到细胞的c DNA中,然后再将其转录到细胞核( 转染) 。在临床试验中,使用的方法包括直接冠脉内注射、心脏搭桥手术中直接心肌内注射和更为无创的经皮注射,后两种方法可以减少非缺血性组织生长因子水平升高引起的副反应。已使用的有三种不同的基因转染制剂,即裸质粒DNA、脂质体质粒DNA、不同的病毒载体( 逆转录病毒、腺相关的病毒或腺病毒) 。以质粒DNA或脂质体复合物转染比较简单,但疗效较差,质粒DNA仅有不到1% 进入细胞,逆转录病毒是通过细胞表面上的特异性受体进入细胞。 逆转录病毒只能转染增殖的细胞,用于缺血性心脏疾病的治疗作用,因为心肌中只有少数细胞处于增殖阶段。此外,逆转录病毒RNA基因组可以整合到宿主DNA中,在随后的细胞增殖所产生的子细胞仍然存在。如果目的是短期启动基因的表达,那么这种整合将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使用逆转录病毒引起的插入突变也受到普遍关注。腺病毒也是通过特定的细胞表面受体进入细胞,但该基因活化的细胞是独立的增殖细胞,并不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然而,腺病毒可以诱导免疫和炎性反应,从而可降低基因的活性。腺相关病毒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载体,因为它诱导的免疫反应更轻,然而,与其他病毒相比,它可以携带的基因长度有限。
2VEGF基因治疗
VEGF是用于缺血性心脏病血管再生中研究最多的生长因子,VEGF的亚型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在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10]。哺乳动物基因组 编码VEGF家族的五 种亚型,VEGF-A、 VEGF-B、VEGF-C、VEGFD和胎盘生 长因子[11]。 VEGF - A和VEGF - B信号通过VEFGR - 1和VEFGR-2来调节血管生理变化[12,13,14,15]。VEGF-A[11]在心脏的血管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缺氧和营养匮乏的情况下[16,17]。在大多数表达VEGF基因的细胞和组织中可以检测到其亚型VEGF-121和VEGF165。VEGF-121缺乏VEGF基因外显子7编码的氨基酸,而VEGF-165含有该氨基酸,使得VEGF-165能够结合肝素和硫酸肝素。研究发现VEGF-165的基因治疗用于促进血管生成是非常有效的[18]。小鼠体内质粒介导的或在兔体内通过非病毒传递方式介导的VEGF-165基因治疗 可以显著 地诱导新 生血管形 成[18,19,20,21]。在心肌梗死的猪模型中,VEGF-165能增加心肌血流 量,提高壁增 厚和应变[22],改善室壁 运动[23],增加射血分数[24],增加心肌活性[25],从而显著改善心脏整体功能。此外,VEGF-121基因治疗增强小鼠心肌梗死后和猪慢性心肌缺血的侧支循环[23,26]。
VEGF- B在富含线粒体的组织中高度表达,如心脏、骨骼肌和棕色脂肪组织[27]以及在缺血心肌的血运重建中起着重要作用[28]。在猪和兔心肌缺血后VEGFB186的高表达可以改善心肌灌注和射血分数[29]。同样VEGF-C基因治疗增加仔猪心肌缺血后侧支循环形成,减少心室壁增厚[30]。经导管心肌内VEGF-D基因转移治疗可以改善正常猪心肌血流灌注时[31]。总之, 这些研究表明,在动物模型中通过基因治疗使VEGF表达的方法能够显著促进血管生成和改善心肌损伤后的心功能。然而血管生成疗法也不是没有缺点,无法调节其表达限制了VEGF基因治疗 的疗效和安 全性[32,33,34]。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已开发了新的基因结构, 其表达可以视细胞环境开启或关闭。这些基因在缺血心肌中表达更多的VEGF[35,36],改善梗死部位[37],诱导血管生成[38]。
3临床研究
1997年,Laitinen等[39,40]进行了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将VEGF-A以输液灌注导管注入心肌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评估。使用导管的方法是可行的。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Ⅱ期的临床研究发现,通过SPECT扫描发现,基于VEGF的基因治疗可显著改善心肌的代谢功能。然而,自行车测试发现心血管病病死率和运动耐量没有发生改变。在这个试验中基因转移是和血管成形术和支架置入术同时进行的,很有可能已经分散到全身,在心肌浓度很低。经冠状动脉内转移携带VEGF腺病毒的方法安全性比较好[41,42]。最近的一些临床研究使用NOGA导管的方法,在缺血心肌部位经心肌输送携带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基因的病毒,这样有针对性的导管输送,可以明显减少病毒使用剂量, 同时仍然可以显著覆盖缺血心肌。
基于VEGF血管生成的第一轮研究中并未取得与临床相关的成功结果,对治疗方法、基因转染、生长因子等各方面的改进十分必要。目前,腺病毒载体的生产相对容易,而且GMP级别的基因药物可以大量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靶向导管使用,尽量使用VEGF家族中副反应少、疗效更长久的成员。对治疗后1周心脏功能和血流的短期评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转染载体是否有效。正在进行的研究将确定是否这些改进会产生与临床相关的有利结果。
4问题与展望
血管生长 第4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与分组
24只SHR,13周龄、雄性,体重(272±20)g, 购自中科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两组:SHR组和阿托伐他汀组[30 mg/(kgd)]。上述2组根据给药时间再分为4周组和8周组,每组6只。同周龄雄性WKY大鼠12只作为正常血压对照组。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ELISA法试剂盒、生物素化山羊抗兔IgG、链霉亲和素-生物素(SABC)和DAB显色剂(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AngⅡ放射免疫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1.3 颈动脉标本制备
分离一侧颈动脉，用丝线结扎其近远心端，并将其离断，处理如下：(1)剪取约5 mm，冰生理盐水中漂洗净残血，滤纸吸干后，准确称取主动脉0.05 g按重量体积比1:99加0.86%冰生理盐水，制成1%的颈动脉组织匀浆。制备匀浆全过程在4℃条件下进行，并在15 min内完成。将匀浆放入4℃冰箱静置1小时后以3 000 r/min、4℃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迅速冷冻保存，用于AngⅡ浓度测定。(2)余动脉段用4%多聚甲醛固定24 h后行梯度酒精脱水，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切片厚度为0.5μm。做VEGF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双染色。
1.4 血样采集
经腹主动脉取血2 m L，采用ELISA法测定血浆VEGF浓度。以3 000 r/min离心10 min(4℃条件下)，分离血浆，保存于-70℃冰箱待测。
1.5 颈动脉血管紧张素II浓度测定
放射免疫法测定颈动脉AngⅡ含量，操作步骤严格按试剂盒(灵敏度10 ng/mL，批间变异系数<15%，批内变异系数<10%)说明进行。
1.6 颈动脉形态学指标
观察血管结构采用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双染色，使用病理图象管理系统测定颈动脉管腔横截面积(lumen cross area,LA)、内弹力层围绕面积(intraelastic layer area,IELA)、外弹力层围绕面积(extraelastic layer area,EELA)，并计算内膜增生面积和中膜面积及其比值。
1.7 免疫组化法检测颈动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
切片常规脱蜡至脱水，双蒸水冲洗，3%过氧化氢处理后，加正常山羊血清封闭液，37℃20 min，加适度稀释的单克隆抗大鼠VEGF蛋白抗体，4℃过夜，加生物素化山羊抗兔的二抗，37℃20 min，加SABC,37℃20 min,DAB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程度，自来水冲洗终止反应。常规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血管细胞胞质内出现黄至棕黄色颗粒或匀质样结构为阳性。半定量分析运用显微计算机图象分析系统对颈动脉VEGF蛋白染色进行灰度值分析。
1.8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加减标准差(x±s)表示。SPSS11.0软件对各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均数间两两比较用SNK-q检验。显著性水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阿托伐他汀对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影响
注：1)与WKY比较P<0.01;2)与 SHR 比较 P <0.01; 3)与 4 周比较 P <0.01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SHR组血浆VEGF浓度显著降低(P<0.01);与SHR组相比，阿托伐他汀组血浆VEGF浓度明显升高(P<0.01)。与4周末相比，8周末SHR组血浆VEGF浓度显著降低(P<0.01)，阿托伐他汀组却明显升高(P<0.01)，见表1。
2.2 阿托伐他汀对颈动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实验动物标本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见图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SHR组颈动脉VEGF表达明显减弱;与SHR组相比，阿托伐他汀组颈动脉VEGF表达明显增强;与4周末相比，8周末SHR组颈动脉VEGF表达进一步减弱，阿托伐他汀组却进一步增强，见表2、图1。
注：1)与WKY比较P<0.01;2)与 SHR 比较 P <0.01; 3)与 4 周比较 P <0.01
2.3 阿托伐他汀对颈动脉内膜增生和中膜面积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SHR组内膜增生程度明显上升(P<0.01);与SHR组相比，阿托伐他汀组内膜增生程度明显下降(P<0.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SHR组颈动脉中膜面积明显增大(P<0.01);与SHR组相比，阿托伐他汀组颈动脉中膜面积明显减小(P<0.01)。8周末，SHR组内膜增生程度和中膜面积明显增高(P<0.01)，见表3、图2。
注：1)与WKY比较P<0.01;2)与 SHR 比较 P <0.01; 3)与 4 周比较 P <0.01
2.4 阿托伐他汀对颈动脉血管紧张素II浓度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SHR组AngII浓度明显上升(P<0.01);与SHR组相比，阿托伐他汀组AngII浓度明显下降(P<0.01);8周末，SHR组AngII浓度显著增高(P<0.01)，见表4。
注：1)与WKY比较P<0.01;2)与 SHR 比较 P <0.01; 3)与 4 周比较 P <0.01
3 讨论
血管重构(vascular remodeling,VR)是指血管直径的慢性变化或血管壁的结构改变，包括血管横截面积的增大或缩小、血管壁厚度的改变以及因此表现出的血管腔/壁比例和几何形状的改变。高血压过程中VR最典型的特征包括中层增厚、腔径缩小和基质增多等。相关研究显示[2]，高血压患者颈动脉VR是临床上预测其靶器官损伤的一项重要指标。故本课题选择SHR颈动脉为研究对象，探讨阿托伐他汀逆转高血压VR的可能机制。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近年发现的特异性促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原，具有修复和改善受损内皮细胞功能，抑制损伤内膜的增生，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增加血管通透性等多种生物学活性[3,4,5]。在病理因素的刺激下，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巨噬细胞可分泌VEGF，并在血管壁中表达。目前认为VEGF在缺血、炎症及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生理和病理作用。有报道，心绞痛时，血浆VEGF表达并不升高，认为VEGF可能与亚急性心肌梗死时左室心肌重塑有关[6]。那么，VEGF与VR有无关系呢?本实验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SHR颈动脉VEGF表达，结果发现血管壁中有VEGF蛋白表达，提示VEGF与VR有关。在VR过程中VEGF水平是否发生改变，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发现，随着实验的进展，VR病变逐渐加重，表现为血管内膜、中膜增厚，管腔逐渐狭窄，血管阻力增大。而VEGF在血管壁中表达却逐渐减弱，至8周末，SHR血管壁仅有微量VEGF表达，且血浆VEGF浓度亦显著下降，表明VEGF可能与VR的发生发展有关。
正常内皮细胞在维持血管壁的稳定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内皮细胞功能紊乱被认为是VR发生发展的重要始动原因。高血压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兴奋，Ang II分泌增加，内皮功能紊乱，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合成减少。AngII可通过降解缓激肽减少NO生成，促进氧化应激诱导的自由基产生，加速NO的分解[7]。NO是调节内皮细胞功能的重要体液因子，是精氨酸经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 NOS)作用而生成。体外研究证实，NO能使VEGFmRNA上调，而VEGF通过上调e NOSm RNA促进NO的产生，形成正反馈[8]，进一步引起VEGF合成增加，有利于修复受损的内皮细胞，抑制损伤内膜增厚，改善VR。有学者报道[9]，辛伐他汀可促进体外培养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分泌大量的VEGF。本研究亦发现，阿托伐他汀干预后，SHR血浆VEGF水平上升、血管壁中VEGF表达增强，而血压、AngII水平下降。已证实阿托伐他汀可诱导内皮细胞凋亡，减少内皮素-1合成，上调e NOSm RNA表达，增加NO合成[10,11]。表明阿托伐他汀可通过降低局部AngII水平，增加内皮NO合成，减轻内皮功能受损;与此同时，二者之间又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使VEGF合成进一步增加，且呈时间依赖性。本研究观察到，阿托伐他汀可逆转高血压VR，其机制可能与促进VEGF生成及其在血管壁中的表达有关。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血管重构的关系及阿托伐他汀干预作用。方法24只13周龄雄性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随机分为SHR组和阿托伐他汀组,每组12只;12只同周龄雄性WKY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每组根据给药时间(4周、8周)分为两组,每组6只。4周和8周后,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放射免疫法测定颈动脉血管紧张素Ⅱ浓度;病理图象管理系统测定颈动脉管腔横截面积、内弹力层围绕面积、外弹力层围绕面积,评价内膜和中膜增生程度;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颈动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结果与SHR组比较,阿托伐他汀组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浓度明显升高,颈动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蛋白表达明显增强,颈动脉血管紧张素Ⅱ浓度却显著降低(P<0.01),8周末这一作用更加显著(P<0.01);SHR组内膜增生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中膜面积显著增大(P<0.01);阿托伐他汀组内膜增生和中膜面积较SHR组显著下降(P<0.01)。结论血管重构过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下降;阿托伐他汀可逆转自发性高血压大鼠颈动脉血管重构,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而实现的。
关键词：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重构,阿托伐他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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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生长 第5篇
1 冠心病的中医理论基础
中医认为“气血互根、脉为血之府”,“脉”可理解成解剖学中较大的血管,脉络则与中小血管、微循环基本相同。冠心病的发生为心之络脉瘀阻亦或心之络脉绌急所致[2],心气虚乏,络脉瘀阻可致心络瘀塞引起真心痛发作,即急性心肌梗死(AMI)。冠心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气虚血瘀贯穿疾病的不同病理阶段[3],因此,益气活血、去瘀生新是中药治疗冠心病的方法。“生新”代表新的血液,同时也可以解释为血管的再生[4]。血管新生是指在缺血心肌已有的血管床上,促进内皮细胞发芽长出新支,形成血管网[5]。血管新生与中医学“生脉”理论相关联,中医“生脉”理论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血管管腔增粗,血流量增加;二是处于关闭状态的血管出现再通现象;三是生成新的血管[6]。医学文献中关于“生脉”、“生血”、“生肌”等方面的论述,为中药促进血管新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中药与血管新生
目前在中药促血管新生作用研究中,中药及中药单体包括丹参、白藜芦醇、人参皂苷、西洋参茎叶总皂苷、葛根素、川芎嗪等,方剂与中成药包括当归补血汤、保心汤、温养益心方、芪参益气浸膏、芪丹通脉片等。血管新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化的级联事件[7],包括活化内皮细胞,使内皮细胞释放蛋白酶,蛋白酶溶解血管基底膜,从而使内皮细胞侵入周围组织,形成血管萌芽,萌芽增殖与内皮细胞分化形成管腔,而在此过程中细胞因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证实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 F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转化生长因子(TGF-β1)、表皮生长因子(EGF)等20多种细胞因子参与了血管新生的调控。
3 细胞因子在血管新生中的作用
有实验证实中药能够通过调控VEGF、b FGF水平而影响血管新生,另有学者发现PDGF-B能通过诱导血管周细胞聚集,促进血管成熟,对维持有功能的血管有重要的意义[8]。在体外研究中发现TGF-β1具有促血管生成的作用,同时还可调节内皮细胞基因表达,增加纤维蛋白等细胞外基质形成,是体内血管生成的重要因素之一[9]。目前研究认为VEGF和b FGF是体内发现的最为有效的促血管因子[10]。
4 中药治疗与VEGF
4.1 VEGF
VEGF又称血管通透性因子(vascular permeability factor,VPF)或血管调理素(vasculotropin),是一组功能强大且能产生多种效应的细胞因子[11]。VEGF活性为组胺的5 000倍[7],能够增强血管的通透性从而诱导新血管的形成。VEGF家族包括VEGF-A、VEGF-B、VEGF-C、VEGF-D以及胎盘生长因子(PIGF)等,具有调解大量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存活、分化和细胞间通讯等作用。有文献报道,缺氧是刺激VEGF过度表达的作用因素之一[7]。
4.2 中药对VEGF的影响
人参皂苷Rg1(Ginsenoside-Rg1)作为人参提取物中的一种重要皂苷成分,在体内能够诱导血管新生[12]。尹慧秋等[12]通过建立大鼠心肌梗死模型及模拟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低氧状态方法,证实人参皂苷Rg1诱导血管新生与较高的VEGF表达水平有关,并且是通过激活PI3K/AKT和抑制p38MAP途径发挥作用的。
丹酚酸B(Bsalvianolic acid B)为丹参有效成分之一,He等[13]证实丹酚酸B能够增加梗死周边区以及左心室非梗死区VEGF相对高表达,从而促进血管新生实现心肌保护作用。
动物实验提示川芎嗪(Tetramethylpyrazine)注射液可提高大鼠梗死心肌VEGF、PDGF-β等细胞因子水平,梗死周边区毛细血管数(MVC)及毛细血管密度(MVD)较对照组出现明显增加趋势,推测其促进或诱导缺血心肌血管新生作用可能通过促进VEGF等相关细胞因子而发挥效用[14]。
巴戟天糖链(MOO)是巴戟天醇的主要有效成分,杨景柯等[15]研究发现MOO具有促进AMI后大鼠缺血心肌血管新生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加梗死周边区VEGF表达实现的。
葛根素(puerarin)为传统中药葛根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张淑娟等[16]证实其能够促进缺血心肌血管新生,且血管的新生程度与VEGF m RNA表达水平大体上保持一致,提示其促进血管新生的作用与增加VEGF m RNA表达相关。
舒脉汤含由黄芪、三七、水蛭、丹参等七种组成成分,是治疗缺血性心肌病传统中药之一,已证实该药能使AMI大鼠梗死周边区MVD增加,心肌VEGF蛋白表达量增高,并证实该药促进血管新生作用是通过PI3K/AKT信号通路产生作用的[17]。
5 中药治疗与b FGF
5.1 b FGF
b FGF是目前研究最多、生物效应最强、作用最广泛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之一[18],在体内和体外均能明显促进新生血管形成[19]。b FGF与FGF受体(FGFR)结合发挥效应,激活信号转导途径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Ras/Raf/MEK/ERK、蛋白酪氨酸激酶(Janus kinase,JAK)/信号转导子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等通路[19]。b FGF能够趋化血管内膜的各类细胞[19],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20],促进外溶酶原激活物和胶原酶分泌,加速损伤部位的细胞外基质部分溶解,使毛细血管长入细胞外基质,拮抗心肌损伤,并且可促进一氧化氮(NO)产生。NO能促进内皮细胞增殖、迁移、抑制凋亡,为血管新生早期一种重要的血管生成介质[13]。
5.2 中药对b FGF的影响
芪丹液由黄芪、丹参等六味益气活血药物组成,已证实丹参能促进一些器官黏膜的细胞再生和组织修复,同时可以消除陈旧性的瘢痕疙瘩,对缺氧所致的心肌损伤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1]。殷惠军等[22]发现芪丹液能够上调心肌梗死大鼠促血管新生因子VEGF、b FGF基因及蛋白的表达,14 d MVD较7 d时显著增高,表明芪丹液可以将VEGF、b FGF水平维持较长时间,有易于侧支循环形成。
西洋参茎叶总皂苷(PQS)由西洋参茎叶中提取,王承龙等[23]通过观察不同PQS剂量组VEGF和b FGF表达的情况得出结论:PQS可促进大鼠AMI后缺血心肌内源性VEGF和b FGF合成和分泌,从而促进心肌血管新生,血管密度增加,改善心肌微循环。
双龙丸为蜈蚣和全蝎等虫类按比例组成的中药配方,具有破瘀散结的作用。杨祖福等[24]观察到大剂量和小剂量组较同时期心肌梗死组新生血管数显著增加,表明双龙丸具有促进血管新生的作用,并推测大剂量双龙丸对VEGF、b FGF的分泌及其基因转录水平都有一定的上调作用。
侯仙明等[25]通过给予AMI大鼠和血生络方3周治疗,发现该药物能够使血清及心肌组织中b FGF和b FGF m R-NA表达增加,有利于大鼠心肌缺血区血管新生。
6 展望
心肌梗死后心肌缺血,损伤的心肌细胞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随时间推移导致心室重塑,加重心肌纤维化,促血管新生治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减小梗死面积,从而改善心功能。细胞因子在中药促血管新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尤其中药对VEGF、b FGF表达可产生一定的影响,已知某些中药能够激活PI3K/AKT通路,但中药对VEGF、b FGF与相应受体结合后,下游转导途径机制的影响研究仍在进行中,已有学者证实可能存在其他信号通路和下游介质参与纤维化损伤[13]。
中药方剂与中成药的成分较为复杂,主要为大分子化合物的混合物,其促进细胞因子表达的确切成分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如何将有效成分进行提纯并深入研究中药单体作用及其机制尚在进一步的探索中。
摘要：中药对缺血心肌血管新生的促进作用已成为心肌梗死治疗的又一途径。血管新生为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其机制的探讨,发现在促进缺血心肌血管新生过程中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血管生长 第6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间我院各科室收治且经病理学及细胞学确诊,临床能明确分期的肺癌患者78例,男51例,女27例,年龄(63.7±13.8)岁,所有入选者均经CT、M R I、超声影像学检查确定无远处转移,近一个月无肺部感染,无其他严重心、肺、血液、内分泌系统疾病。同期收集来我院体检中心经常规检查体检正常者80例血清标本,作为健康对照组,男50例,女30例,年龄(64.8±15.2)岁。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入选者年龄、性别、平均体重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基线值一致,具有可比性(P>0.05)。
1.2 标本采集
所有入选者均采用外周静脉采血5m L,置一次性使用ED TA真空生化采血管内,血清析出后于3000r/m in离心机分离血清,于-20℃冰箱内冻存待检,一次性使用ED TA真空生化采血管由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1.3 血清V EG F检测
采用美国G B公司提供人V EG F检测试剂盒,可识别可溶性V EG F121及V EFG 165,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ELISD)按说明书操作,结果用M R 580酶标仪测量波长450m m读光密度值,取双对数求得直线回归方程,绘测标准曲线,求血清V EG F相对含量。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5.0软件数据包,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肺癌患者血清V EG F水平
肺癌组患者血清V EG F水平为(357.7±97.3)n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1.3±30.2)ng/L(P<0.01)。
注:与鳞状细胞癌和肺腺癌比较P>0.05
2.2 血清V EG F含量与肺癌患者病理特征关系
不同性别、年龄、组织学类型V EG F含量值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1。
3 讨论
V EG F又称为血管通透因子(V PF),是一种同源二聚体糖蛋白,V EG F通过m R N A的差异性剪接并表达,形成多种异构体,氨基酸长度分别为121、145、148、165、189和206,其中V EG F 165是体内的主要存在形式[3]。由于V EG F121和V EG F 165以可溶性方式分泌[3],从而可存在于血液中而被检测到,肺癌患者血清V EG F含量增加的机制可能和外周血白细胞数、中性白细胞数、单核细胞数及血小板数密切相关,并受氧分压及凝血系统的影响[4]。本研究检测78例肺癌患者血清V EG F含量平均为(357.9±97.3)ng/L,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91.3±30.2)ng/L,提示癌细胞可分泌产生大量的V EG F以促进其持续增长,这与其他许多实体瘤表达高水平V EG F的现象相符,其机制可能与肿瘤组织中的乏氧、各种细胞因子及原癌基因、抑癌基因的缺失或变异等均可诱导肿瘤细胞产生V EG F有关;本研究还通过比较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肺癌患者血清V EG F的含量。发现不同性别、年龄、组织学类型、其V EG F含量无显著性差异,提示V EG F在肿瘤病理组织学类型上分泌多少无关。但本研究入选病例时以排除转移因素,所以V EG F含量是否与肺癌的转移是否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以上表明,血清V EG F水平能反映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检测V EG F在肿瘤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变化,不仅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而且对临床治疗亦有重要意义,如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抗肿瘤血管生成策略,就是通过抑制V EG F表达或激活血管生成抑制因子的方式抑制肿瘤血管形成,达到抗肿瘤增殖和转移的治疗目的[5],相信随着临床对V EG F不断的深入研究,会给肿瘤患者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带来新的希望。
摘要：目的探讨肺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及其临床关系。方法选择我院2007年1月～12月间我院各科室收治经病理学及细胞学检查确诊肺癌患者135例,及我院体检中心经常规检查体检正常者的血清标本8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所有入选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测定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含量,并加以临床分析。结果肺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含量(357.9±97.3)ng/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91.3±30.2)ng/L(P<0.01),且不同性别、年龄、组织学类型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含量无差异(P>0.05)。结论肺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肿瘤生长、发展,对肺癌的预后判断可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关键词：肺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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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抗肿瘤研究进展 第7篇
1 VEGF家族成员及其受体
1983年Senger等[2]在豚鼠肿瘤性腹腔渗液中以及多种肿瘤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发现可使豚鼠血管通透性升高的因子,最初称之为血管通透性因子(Vascular permeability factor,VPF)。1989年Gospodarwia、Ferrara等[2]从垂体滤泡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分离出一种可特异性地促进血管内皮细胞有丝分裂的因子,取名为VEGF。其家族成员包括VEGF、VEGF2B、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IGF)、VEGF2C及VEGF2D和它们的受体VEGFR21、22与23[3]。VEGF是血管发育、成熟的病理生理中最重要的血管生成因子,是一种主要由缺氧诱导的血管生成因子,已用于癌症的临床治疗。PIGF 通过已经存在的细小动脉介导新的血管生成,在诸如动脉粥样硬化性阻塞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VEGF2C和VEGF2D是主要的淋巴管生成因子,在人体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中诱导淋巴管生成;二者的信号转导抑制剂在抑制癌症的淋巴转移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VEGF通过与自身受体结合,诱发一系列信号转导机制,从而发挥生物学效应。VEGFR均为酪氨酸激酶受体,有7个免疫球蛋白样胞外结构域,一个单一短链跨膜序列和一个含酪氨酸激酶的胞内区,其信号转导与酪氨酸激酶的级联反应有关。目前发现的主要受体有VEGFR-1(Fms-like tyrosine kinase 1,Flt-1)、VEGFR-2(Kinase insertdomain-containing receptor,KDR)和VEGFR-3(Flt-4)3种。Flt-1和KDR均能与VEGF高亲和力的结合。其中KDR有趋化和促分裂的作用。缺乏此类受体的小鼠主要表现为内皮细胞成熟障碍,造血干细胞严重减少,VEGF使血管内皮细胞分裂、增殖、通透性增加可能是通过KDR介导的[4]。Flt-1受体缺乏的小鼠主要表现为血管内皮细胞损害,但其分化正常,Flt-1的表达主要与小鼠胚胎早期血管形成和伤口愈合有关[5]。Flt-4在胚胎发育早期血管中有广泛的表达,但在胚胎发育后期和出生后仅局限于发育中的淋巴管内皮细胞中有表达[6]。有学者[7]认为Flt-4阳性淋巴管数量与VEGFmRNA表达水平、淋巴侵袭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
2 VEGF在恶性肿瘤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
2.1 VEGF与基质金属蛋白酶系统(Matrix metalloprateinase,MMP)的关系[8]
美国加州大学Bissell教授近年来报告MMP在肿瘤发生早期起促进作用[9]。蒋扬富等[8]采用RT-PCR技术检测了39例原发性肝癌标本中的VEGF及MMP-9基因表达水平,结果表明:VEGF与肝癌生长关系密切;MMP-9基因表达与肝癌侵袭、转移有关,可作为反映肝癌复发、转移潜能的生物学指标。
2.2 VEGF与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的关系[10]
DC是体内的专职抗原递呈细胞,能诱导初次免疫应答,并以表达CD83为特征。近年来,国际上在认识了VEGF在肿瘤生长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又发现其显著影响免疫细胞功能的效应。江晓丰等[9]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研究表明:VEGF表达强度与CD83阳性细胞密度具有很好的负相关性,并发现随着肿瘤临床期次的提高,NSCLC肺组织中VEGF的表达明显升高,而DC密度显著降低,DC含量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DC含量较高者预后较好。
2.3 通过使肿瘤内部血液凝固治疗肿瘤[11]
将肿瘤特异的血管内皮细胞标志的抗体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与组织因子的细胞外结构相交联,采用这种交联抗体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大鼠模型,可以在肿瘤血管中出现血凝栓,使肿瘤组织坏死并缩小
2.4 血管形成抑制因子HIAF-1的抗肿瘤作用[9]
郭文忠等[10]采用RT-PCR技术,从人胎儿肝脏组织中克隆到一种新的血管形成抑制因子HIAF-1,体外实验表明,它能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该重组蛋白能显著抑制肿瘤血管形成,在肿瘤的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3 以VEGF及VEGFR为靶向的研究进展
从理论上讲,抗肿瘤新生血管治疗有许多优于传统治疗的优点。抗新生血管治疗的靶点是新生的肿瘤血管,其内皮细胞基因相对稳定[12],不易突变,因而不像基因极不稳定的癌细胞那样容易诱导出耐药株[13]。正因为这些原因,以VEGF及VEGFR为靶向的血管新生抑制药物的研发,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抑制VEGF与其配体的结合,通常包括VEGF的单克隆抗体如Bevacizumab[14]、HuMV833[15]。可溶性的VEGF 受体如VEGFTRAP[16],VEGFR抗体如IMC-IC11[17];(2)抑制VEGF与其配体的结合后相应的信号转导机制,如干预酪氨酸激酶受体的胞内活性区如SU11248[18]、PTK-787[19]、ZD6474[20];(3)直接杀伤血管内皮细胞,如将细胞毒素与VEGF结合,构建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的靶向性药物;(4)基因疗法,如构建由VEGFR基因启动子驱动的自杀基因序列,转导可溶性的VEGFR基因,以及运用反义核酸抑制VEGF过度表达。其中,Bevacizumab是第一个获FDA批准上市。以VEGF为靶向的单克隆抗体,在一项Hurwitz等[14]主持针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三期临床试验中证实,Bevacizumab联合化疗药物对比安慰剂联合化疗药物,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其中位生存时问从15.6个月延长到20.3个月,病情稳定中位时间从6.2个月延长到14.6个月,针对药物产生有效反应的中位时间从7.1个月延长到10.4个月,两者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近些年来为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抗血管新生作用,有学者应用了转基因治疗,通过转导可溶性的VEGFR 基因在肿瘤细胞内稳定表达而发挥长期、稳定及靶向性的治疗作用。Mahendra等[21]采用编码人可溶性VEGFR-1(silt-1)基因的重组腺相关病毒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技术证实转基因的存在和可溶性因子稳定的表达,发现腺相关病毒转导的silt-1基因,不仅在试管中能抑制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增殖,而且在体内可以抑制移植的新生血管依赖性的卵巢癌SKOV3.ipl细胞系的生长。糜军等[22]用含反义VEGF基因的重组腺病毒感染MM45T.Li细胞后,能明显减少VEGF的分泌(P<0.01);经可溶性VEGF受体基因(silt-1)、反义VEGF治疗的荷瘤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较对照组明显减慢(P<0.01),肿瘤体积明显变小(P<0.01),肿瘤转移率减少(P<0.05),13周生存率明显延长(P<0.01);而且反义VEGF与sfh-1联合具有正叠加效应。这提示通过转导可溶性的VEGFR基因对于抑制肿瘤新生血管是一种可行的治疗策略。除此之外,人工合成VEGF突变体,一方面运用受体竞争抑制的原理,抑制VEGF与其配体的结合。另一方面又可以在VEGF突变体上连接细胞毒素,构建针对血管内皮细胞的靶向性药物。白向阳等[23]从白喉杆菌中提取DNA,扩增出白喉杆菌的穿膜区和催化反应区,并应用点突变技术,制成可以和VEGFR-1特异性结合的VEGF突变体。利用这个可以和肿瘤血管上特异性受体相结合的VEGF的突变体,代替白喉毒素上的受体结合区,制成针对VEGFR-1的靶向融合毒素,竞争性的结合VEGFR-1,试验表明融合毒素对VEGFR-1阳性的肿瘤细胞有特异性的杀伤作用。
总之,VEGF家族以及VEGFR在肿瘤血管系统的发育和形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后期的生命中,这些分子参与相关的组织修复,如创伤愈合及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再生。在病理生理学中,异常的脉管新生是疾病发生的主要机制,例如,动脉粥样硬化及肿瘤的生长;血管新生和淋巴管新生都可能促进肿瘤的转移。因而,用靶分子治疗控制这些过程的发生是研究疾病治疗的核心。随着对VEGF家族及其受体分子生物学功能及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基础研究、临床试验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抗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将会取得更好的疗效,给肿瘤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摘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实体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且是实体瘤预后的一项独立指标。恶性肿瘤细胞亦高水平表达VEGF,且与肿瘤血管新生密切相关,VEGF还作用于肿瘤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促进肿瘤细胞增殖,阻止肿瘤细胞凋亡,也是恶性肿瘤独立的预后指标。抗新生血管治疗的靶点是新生的肿瘤血管,以VEGF及其受体(VEGFR)为靶向的血管新生抑制药物的研发,得到了广泛的重视。随着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基础研究、临床试验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的药物开发和临床应用会达到更成熟的阶段。
血管生长 第8篇
1VEGF及其受体的特征
自1989年Ferrare等在牛垂体滤泡细胞体外培养液中首先纯化出VEGF以来, 人们逐渐在鼠和人肾脏、肾上腺等多种细胞培养液中纯化出VEGF蛋白。VEGF也称血管渗透因子 (VPF) , 是内皮细胞特异的有丝分裂原, 能够特异地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 诱导体内血管形成[2]。纯化后的VEGF为一种具有肝素活性的同源二聚体多肽, 相对分子量为34 000～47 000。VEGF的mRNA具有5种形式:VEGF121, VEGF165, VEGF189, VEGF206和VEGF145。它们都具有诱导内皮细胞增生的相对活性, 其中多数组织表达VEGF165。VEGF家族中, 还有VEGF-B、VEGF-C、VEGF-D三大成员。Salven等[3]认为:VEGF-B与VEGF-C均与血管形成有关。Achen等认为VEGF-D在成人的心、肺、结肠中有高表达, 是内皮细胞的有丝分裂剂。
目前已经克隆的VEGF受体有:VEGFR-1/flt-1, VEGFR-2/KDR/flt-4。flt-1是VEGF的特异性受体, 也是VEGF发挥生物学活性的介导物质, 对内皮细胞之间及内皮细胞与间质之间起调控作用, 影响内皮细胞的生长与分化。KDR与内皮细胞的发生与生长有关;flt-4基因表达产物与flt-1相似, 但VEGF对其特异性不高[4]。
VEGF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后, 能诱发Ca2+快速内流入血管内皮细胞, 并能诱发V因子的释放;它还能通过磷酸肌醇特异性磷酸酶C使细胞内IP3浓度升高, 这可能与VEGF促分裂作用与血管形成信号有关。
2VEGF的表达调控
一般认为:缺氧是导致肿瘤细胞增加VEGF mRNA表达的重要原因[5]。在缺氧的微环境中, 增强的VEGF与其受体结合后, 发生一系列级联反应, 引起肿瘤血管反应。目前还发现:缺氧时, VEGF基因转录速率的增加并不能解释全部观察到的稳态VEGF mRNA的增加, 推测可能存在转录后调控。原癌基因及抑癌基因的表达产物调控VEGF的表达。Muldlopadhyay等[6]发现野生型p53能下调内源性的VEGF mRNA水平, 以及降低VEGF启动子的活性, 而突变型p53无此功能;此外, V-Src 的过度表达能够上调VEGF的表达, 激活VEGF启动子, 但在野生型p53存在时V-Src不能激活VEGF启动子的转录。VHL基因对VEGF表达的调控作用与p53基本相似[7]。V-Ha-ras 或V-raf能使VEGF的基础表达量明显升高。有研究发现, 在内皮细胞培养液中加入TGF-β、IL-6、前列腺素E等, 内皮细胞VEGF mRNA含量明显上升, 说明VEGF的表达还受一系列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激素等的调节。
3VEGF的生物学功能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
3.1 肿瘤的发生发展
肿瘤的生长与转移依赖于血管生成过程。当肿瘤较小时 (直径≤2 mm) , 肿瘤细胞通过弥散作用吸取氧分, 此时不诱生血管因子, 且很少发生转移;当肿瘤不断增大时, 必须新生毛细血管提供充足的血液, 此时肿瘤细胞产生可溶性的血管生长因子如VEGF, 从而使内皮细胞分裂加快, 血管增生, 肿瘤得以长大。肿瘤血管生成过程是源于微血管内皮细胞的一系列连锁过程, 包括血管内皮细胞激活、细胞基质的降解、内皮细胞的移行增殖、管腔结构形成以及血管外膜形成。在此过程中, 有一系列正负反馈的调节, 其中VEGF起相当大的作用。
3.2 VEGF的生物学功能及其与肿瘤的关系
3.2.1 促进内皮细胞增殖
VEGF作为一种特异性的有丝分裂原, 在体外可促进内皮细胞生长, 在体内诱导血管生成, 可能与VEGF对血管内皮细胞具有生长刺激与趋化作用有关。Zcuker等[8]发现, 在肿瘤血管形成早期, VEGF诱导内皮细胞产生金属蛋白酶及组织因子, 促进凝血酶原转变为凝血酶, 从而激活明胶酶原A, 降解原来的基膜, 使细胞增殖, 促进血管形成。
3.2.2 增强血管的通透性
VEGF作为最强的血管渗透剂, 可以增加许多血管床的渗透性。其机制为VEGF增加内皮细胞内囊泡的功能, 囊泡之间及其与胞膜之间的相互作用, 形成有利于大分子物质通过的小窗, 这对于血管形成前的肿瘤营养极为有利[9]。Banks发现在肿瘤转移过程中, 血小板与循环系统中的肿瘤细胞黏附时释放VEGF, VEGF与内皮粘连促进血管渗透性增高, 细胞外渗, 肿瘤细胞转向临近组织器官。
3.2.3 改变细胞外基质及基因的表达
VEGF能刺激内皮细胞产生蛋白酶, 引发基质崩解, 使基质中VEGF释放, 有利于血管形成。一般认为, VEGF能改变内皮细胞基因的活化形式;上调uPA和Pal-1的表达, 诱导内皮细胞表达蛋白水解酶和组织因子, 从而诱导了血管形成。
3.2.4 影响免疫功能
Oyama[10]发现肿瘤细胞分泌的VEGF能抑制造血祖细胞内核转录因子NF-κB的活化, 诱导树突状细胞 (DC) 的前体细胞发生凋亡, 从而阻止DC的成熟。目前认为DC是体内最主要的抗原递呈细胞 (APC) , 它能够有效地对抗原进行摄取, 加工并表达MHC-Ⅰ、Ⅱ类抗原和CD80、B7等共刺激分子, 有效地向T淋巴细胞递呈抗原, 诱导初次免疫应答。DC不能被诱导成熟和缺乏抗原递呈功能, 使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肿瘤细胞逃避机体肿瘤免疫监视, 引起肿瘤细胞扩散和转移。
4VEGF与膀胱癌
4.1 膀胱癌的生物学行为与VEGF的关系
作为肿瘤血管形成的重要调节因子, VEGF必然与膀胱癌有密切关系。O’Brien[11]采用核糖核酸酶保护分析法对45例膀胱癌和8例正常膀胱标本进行检测, 发现膀胱癌中的VEGF的表达是正常组织的3倍多;表浅性膀胱癌标本中的VEGF是浸润性膀胱癌的4倍多;而浸润性膀胱癌中血小板源性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表达是表浅性膀胱癌的33倍之多, 提示表浅性和浸润性膀胱癌有不同的血管形成通路, 而VEGF和表浅性膀胱癌的生物学行为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VEGF可以作为表浅性膀胱癌的相对特异的生物学指标。在浸润黏膜固有层的分化相对良好的膀胱癌中, VEGF在3个月内复发者中的表达是未复发者的4倍, 证实了VEGF高表达者易在早期复发, 且预后不良。Crew[12]也证实在表浅性膀胱癌中, VEGF高表达者易复发和向浸润性进展, 患者在VEGF高表达且p53阳性时预后最差;即使p53阴性, VEGF的高表达也能预示早期复发和向浸润性进展的不良预后。肿瘤能释放蛋白和细胞外基质至尿液, 因此, Crew利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定量检测了3 261例膀胱癌患者尿中的VEGF的含量, 发现患者的VEGF含量均升高, 而复发者的VEGF含量更高, 尿中的VEGF含量升高预示着表浅性膀胱癌的早期复发和不良预后。因此, 尿中VEGF的定量检测可作为一种早期无创伤性的诊断和检测复发的指标。Jone A[13]甚至认为利用尿中VEGF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诊断原发性或复发性膀胱癌比经典的尿脱落细胞学检查更具有价值, 因而尿液VEGF的定量检测可作为膀胱癌早期无创伤性的诊断和检测的指标。
4.2 膀胱癌中VEGF的来源
关于肿瘤的VEGF的来源尚有争议。有人认为VEGF可由肿瘤血管内皮细胞表达, 而正常组织的内皮细胞不表达;Brown则认为正常内皮细胞中也有表达;Wizigmann等证明肿瘤组织中的VEGF主要存在于肿瘤细胞, 并以旁分泌的方式与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上相应受体结合, 促进血管形成。而Freemam[14]则认为VEGF由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达。Crew也证实了尿中的VEGF由肿瘤细胞和正常尿路上皮细胞产生。如果明确了膀胱癌中VEGF的来源, 则可从细胞、基因水平阻断VEGF的表达, 从而抑制膀胱癌的发生。
4.3 膀胱癌治疗的新策略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在泌尿系统肿瘤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膀胱癌的发病难以预测, 且易复发。目前尽管有化疗、免疫治疗、手术治疗等各种措施, 但还没有一种办法能从根本上治疗膀胱癌。
近来在肿瘤治疗理论中, 提出了肿瘤休眠疗法, 即通过阻断肿瘤血管形成以阻断癌细胞营养补充的途径, 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 导致肿瘤的最终消退。由于VEGF是血管形成的关键因子, 因此, 我们可以设想膀胱癌的抗血管形成治疗可以和其它实体瘤一样, 将VEGF及其受体作为靶位, 通过抑制VEGF的释放、中和释放的VEGF、阻断VFGF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VEGFR结合来达到治疗膀胱癌的目的。目前, 针对VEGF及其受体的肿瘤治疗已做了深入的研究。
药物方面研究较多的是苏拉明[15], 它是一种嘌呤受体拮抗剂, 可与VEGF结合, 抑制促血管形成因子的激活, 从而抑制VEGF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与迁移。经尿道膀胱灌注苏拉明, 发现它有明显的抑制膀胱癌增生的作用, 且不良反应小。Tanaka Y发现在膀胱癌早期, 利用抗血管形成药TNP-470, 可阻止膀胱癌的发展, TNP-470在阻止肿瘤的生长和复发方面有效。但国内有学者做了研究, 认为TNP-470抗肿瘤作用与VEGF无关。其它与VEGF有关的抗肿瘤药物有INF-α, 它通过抑制VEGF mRNA的表达, 下调VEGF而达到抑制肿瘤的目的。
抗VEGF单克隆抗体也是目前研究较为肯定的药物。动物实验表明, 体内注射VEGF单克隆抗体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生长, 而且改变了肿瘤细胞的生物学活性, 使其从恶性期转变为静止期;抗VEGF单克隆抗体还能抑制肿瘤的转移。目前抗VEGF单克隆抗体已进入肿瘤的2～3期临床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