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感知范文（精选9篇）
形象感知 第1篇
一、利用多媒体课件导课,正确感知人物形象
在导入新课时,我用多媒体出示了贝多芬的画像,让学生谈谈对贝多芬的了解。学生通过课前查找有关贝多芬的资料,都能说出贝多芬的生平来。接着我出示了从贝多芬的名言中找出的与课文中心紧密相关的句子———“我们的艺术应当只为贫苦的人造福,做到这一点我将是多么幸福!”,让学生读句子并从句子中体会贝多芬的形象。通过看贝多芬的画像、说贝多芬的生平和读贝多芬名言,学生正确感知了贝多芬的形象:贝多芬是一位热爱人民的音乐家。
二、启发想象,进入意境
在教学第8自然段时,我这样启发学生的思维,让他们想象这样的画面:“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来,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在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后,我又利用多媒体出示了让学生想象的画面。这样化抽象为具体,能给学生以强烈的真实感,较快地把学生带入到“最近发展区”,使学生很快进入“沐浴在清幽的月光中”的意境里,在思想上与课文中的人物产生共鸣,这对于他们理解课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帮助。
三、感受曲境,领悟写法
课文的第9自然段并没有真正描写《月光曲》的琴声、节奏及旋律,这一内容是通过皮鞋匠听琴声时的联想表现出来的。怎样引导学生感受进而鉴赏这段文字? 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中,我引导学生采用朗读悟境、感悟写法的方式学习,使学生将《月光曲》中的意境内化为自己脑海中的画面,产生了自己的个性化体验,与文中的兄妹俩产生了共鸣。接着,我让学生反复读这一自然段,学生悟出了三幅画面:第一幅画面是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第二幅画面是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第三幅画面是海面上卷起了巨浪,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着岸边涌过来。然后,学生根据刚才的三个画面,又感受出了《月光曲》中乐曲的旋律变化:先是“轻柔—舒缓”,接着是“刚健—明快”,最后是“高昂—激荡”。我还让学生用横线画出实际看到或听到的语句,用波浪线画出联想的语句。学生说“好像”“仿佛”这两个词语前面的话是看到的或听到的事物,后面的话是联想到的事物。我紧接着引导学生思考:如果这段话中只有事物没有联想,那会怎样呢?学生领悟出没有了联想部分就不知道《月光曲》表现的内容了,去掉了联想部分就感受不到贝多芬的音乐有多美了;没有了联想就体会不到贝多芬是在用音乐为穷苦人造福……既然联想如此重要,以后我们在写文章时,不仅要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有时也要把联想到的写下来。在叙事中恰当地加进自己的联想,文章就会更加充实,表达的感情就会更加丰富、深刻。最后,我播放《牧童短笛》视频,让学生把对音乐的感受及联想到的画面写下来。一位学生写道:“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笛子,在田野里漫游,天真无邪的神情令人喜爱……”
鉴赏形象培养审美感知力 第2篇
一、品味
品味就是正确理解词句含义，把握词句的感情色彩，掌握不同的句型、语调及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落木”，既写出了秋天的特点，又描绘出落叶的色彩，渲染出一种悲凉气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的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一个“深”字，让人满目凄然。这些虽是写景，但实为抒情，寄情于物。对于这些词语，我们如不引导学生认真琢磨，反复推敲，就很难体会出诗歌所表达的美感。
学习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可以分析“雪天捕鸟”的动词运用，“支、撒、系、拉、罩”这些动词准确地写出捕鸟给孩子们带来的乐趣及所体现的情韵美、节奏美;学习吴功正的《阿里山纪行》一文，可以分析文中叠词的运用，那些叠字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阿里山的喜爱之情。
当然，在品味中，教师应把学生获得的感性认识及时上升到理性认识，深化学生的美感。
例如，阿累在《一面》中写得最深刻、最感人、最精彩的是对鲁迅先生的三次外貌描写，文章前后反复地使用一个“瘦”字，突出渲染一个“瘦”字，有何用意？教学中要紧紧抓住这个关键词，引导学生讨论思考，从外部形态直入本质意义。作者正是通过与鲁迅先生相见一面留下的印象，从“一面”的“瘦”中，传神地表现出鲁迅先生为革命、为人民、为民族奋不顾身、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真可谓一字见骨。
又如，鲁迅在《故乡》一文中写到“豆腐西施”和“圆规”，“小英雄”和“木偶人”，作者似乎信手拈来、不费力气，实则匠心独运、大有深意。经过分析、推敲，学生明白，从“豆腐西施”到“圆规”，形象地概括了杨二嫂饱经沧桑的悲惨历程，反映了中国城镇小市民的破产与衰败;而闰土从“小英雄”变为“木偶人”的巨大反差，则涵盖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受到的重重压迫。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前后变化，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文章的主题思想。
再如，讲授叶圣陶的《苏州园林》，教师要通过讲述，引导学生随作者的踪迹，神游园林胜景，领略那“隔而未隔，界而未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美景”的技术与艺术的浑然合一，让学生从中获得美的感受。此外，还要激发审美情趣。若仅让学生感知外露的、显而易见的美还不够，重要的是把学生带进作品所表现的意境中去，去感知形象蕴涵的更为动人细腻的美。在引导学生神游苏州园林获得美感后，教师应带领学生更进一步寻幽探胜，通过对“假山和池沼讲究配合”、“花草树木讲究高低和映衬”、“近景远景讲究层次”和“在空白处补种几株芭蕉或竹子”等词句的分析，再现苏州园林作为人间天堂的精美，从而揭示出我国古代人文景观的美妙之处。这样由感知形象外在的美到感知形象蕴涵的美，步步深入，诱导学生把身心沉浸于美的意境之中，使他们心有所感，情为所动，从而更加热爱美、追求美。
丰富多彩的语文内容寄寓着作者的审美情感。这就要求教师去启发、引导学生在语文学习中了解人的自身，了解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二、诵读
品味固然可以获得审美感受，诵读却是感知美的又一捷径。
当前，“重讲解轻美读”依然是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一大误区。俗话说：“三分文章七分读。”语文课中的文学作品属于语言艺术，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它不像美术、雕塑、舞蹈，直接由视觉了解其形象，语言只有经过感知才能再现形象。因此，在指导学生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首先要设法让学生在绘声绘色的诵读中进行语言的感知，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立体感觉，产生如见其人、如观其物、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审美感受。
文学作品所流露出的或婉约、或豪放、或悲怆的情思，往往是教师语言无法穷尽的，而学生却能通过反复朗读吟诵，体会其中的细腻难言之处，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大都是文质兼美、情文并茂的经典之作，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塑造了一系列美的形象和意境。如黄山的秀美、西湖的艳丽、三峡的奇峻，处处显示出大自然的迷人景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根据美的特点，捕捉形象进行分析，运用生动优美的语言向学生展开作品描绘的生动画面，帮助学生打开心灵的窗户，在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与学生思维之间用诵读架起一座桥梁，使他们感受美、热爱美。
例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400多字，作者锤字炼句，创造性地运用了21个“也”字构筑整篇文章，整齐而富有变化的21个“也”字使文章回环往复，形成一种咏叹情调，并富有节奏感，充分表现了语言艺术的魅力。在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在分析各分句之间的结构联系的基础上反复诵读，就能让学生充分回味其优美韵味，并在欣赏中得到美的熏陶。
再如，朗读《最后一课》的结尾“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一句时，指导学生音量应稍轻，语速要放慢，以表现下课钟声在韩麦尔的心头引起的巨大震颤与痛楚。“‘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两处破折号要求读出间断，以显示韩麦尔哽噎语塞、悲恸万状的感情。“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这一连串动作，读时速度要加快，力度要增强，“法兰西万岁”两词要一词一顿，铿锵呼喊，以表达韩麦尔激越高亢的爱国热忱。最后一小节，“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须读得轻缓，末句可按三个音步断开，每一音步有气无力地细声拖读，以传达韩麦尔先生力不能支、口不忍言的手势含义。学生在诵读中进入角色，就会从韩麦尔先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受到深刻陶冶，从小说结尾这种凄怆美、悲壮美中受到强烈感染。
旅游形象感知体系及其结构辨析 第3篇
为了取得竞争优势, 整合区域旅游要素, 建设、管理与营销旅游地已经成为各个旅游目的地适应新形势发展而采取的重点战略, 其中旅游地建设与管理侧重于打造独特性卖点 (Unique Selling Points, USP) , 基于差异化发展而提高其“不可替代性”, 目前国内不乏成功案例, 如大连主推“浪漫之都”品牌、厦门重点营造“海上花园”形象等。实践证明, 只有旅游地形象被完整、系统、良好地表现出来, 且顺利的传达到目标客源市场, 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 才能被外界有效认知、广泛认可, 形成旅游热点和消费品牌, 才有可能被旅游者选择为出游目的地, 实现旅游地长远发展战略目标。
一、旅游形象感知概念
自1971年J.D.Hunt在博士论文“Image:a factor o tourism”提出旅游形象以来, “旅游形象”概念被提出至今已有40余年, 但目前还缺乏相对统一的共识,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形象”概念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Hunt认为旅游形象是“人们对他们居住地以外的地方所持的印象”, Seyhmus Baloglu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种表示旅游者个体态度的概念, 是指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认识、情感和印象”;邓祝仁认为“旅游者对目的地总体的、抽象的、对目的地历史影响、现实感和未来信息的一种理性综合”;程金龙, 吴国清认为“公众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知和评价, 是旅游地现实的一种理性再现”。
研究文献普遍认为旅游形象源于心理活动, 但笔者旅游形象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狭义上是游客对旅游地的主观认识;广义上应该是游客、政府、专家、媒体、社区及企业等群体对旅游地整体客观存在的感觉、印象和认知, 是旅游地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4大内容的外部表征。即旅游感知形象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认知、评价和意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形象感知则是感知主体对感知客体进行认知、评价和意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结果。
据此可知, 如果把感知主体看作“人”要素, 旅游客体看作“地”要素, 则旅游形象感知是“人-地”之间的相互作用, 作用过程即感知过程, 作用结果即旅游形象。其中形象感知内容即“人-地”关系的“地”要素, 是形象感知的对象、客体、感知作用的被动者, 是旅游地的客观存在;形象感知主体即“人-地”关系的“人”要素, 是形象感知的主体、感知作用主动者, 其感知结果就是旅游地的主观印象和外在表象, 即旅游地形象;形象感知过程就是旅游形象形成的过程, 不同主体因不同目的、不同信息来源及不同“人地”关系而存在差异, 故而造成不同的旅游形象感知结果, 从而造成旅游形象感知偏差。
二、旅游形象感知主体
旅游地形象的建立与发展关系着社会的各个层面, 涉及旅游地内外一切与之有关联的人群, 既包括游客, 也包括居民、开发商、经营户、旅游从业人员等与旅游地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人群。基于“人-地”关系理论, 根据社会群体与旅游目的地的关系, 将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主体划分为四个类型:本地居民、服务介体、现实游客与潜在游客。
(一) 本地居民
常态下, 旅游地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社区, 本地居民与旅游地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既属于旅游地的市场范畴, 也可能成为旅游地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如民俗旅游) , 甚至居民好客度对服务环境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旅游形象研究中, 前人较少考虑本地居民因素;鉴于此, 本地居民是旅游形象感知主体之一, 主要包括居住在本地的公民、短期外出的本地公民和暂住本地的外埠人员, 他们长期生活、生存、生产于旅游目的地, 对旅游目的地基本情况或客观存在较为熟悉。
(二) 服务介体
旅游服务介体主要指为旅游主体提供各种服务的旅游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包括政府管理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传媒、旅游科研等机构以及旅游服务“六要素”的投资者、管理者、服务人员等社会群体, 是旅游地及其形象建设与发展的实践者。在很大程度上, 旅游地服务介体更多服务于旅游形象的营造和传播, 而非感知旅游形象;但旅游形象感知是旅游形象定位、建设、传播的基础, 只有准确、及时、全面的感知旅游现有形象, 才有可能塑造、传播出更有市场营销价值的旅游新形象。尽管服务介体形象感知具有重要意义, 且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这一现象普遍存在, 但在传统旅游形象研究中, 经常把服务介体归纳为旅游目的地形象要素而不被认同为感知主体, 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三) 现实游客
游客, 即旅游者, 是因某种原因而跨越一定空间距离且在旅游目的地逗留一定时间的“人群”总称, 不同学者或研究机构对旅游原因、旅行距离、停留时间做出了不同的界定。尽管“游客”概念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但为了更好区别本地居民 (为避免感知主体分类重复, 本地游客已经纳入本地居民范畴讨论) , 本文界定的现实游客特指旅游地以外的旅游人群, 包括现实游客和潜在游客。其中, 现实游客则是具有旅游目的地旅游经验的游客, 包括已经游览结束的游客和正在游览行程中的游客。其对旅游形象的感知是一个复合过程, 即在本底感知的基础上复合了现实感知, 并成为下次旅游的本底感知, 现实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上升”的过程。
(四) 潜在游客
相对于现实游客, 潜在游客是指没有旅游目的地游览经验的游客。对于一个确定的客源市场而言, 潜在游客即包括那些计划前往旅游地出游的人群, 也包括那些还没有此计划的人群。当然, 有出游计划的游客与无出游计划的游客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其旅游形象感知则存在一个新的复合过程, 即原生感知、引致感知和复合感知。
三、旅游形象感知客体
旅游形象感知客体则指主体感知的对象, 是本地居民、服务中介、现实游客、潜在游客所感知的内容, 即感知主体在认知、评价和意动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客观存在, 内容包罗万象, 既有自然的, 也有人文的;既有历史的, 也有现代的;既有有形的, 也有无形的。随着研究目的和视角范围的深入, 国内外文献所涉及的客体范畴也在不断拓宽, 从初期的旅游吸引物向设施、服务、文化、环境、影响等因素发展。鉴于本文对旅游主体的扩展, 将旅游形象感知客体划分为四个维度, 即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决定一个旅游地品质的关键要素。
(一) 旅游吸引物
旅游吸引物通常指促进人们前往某地旅游的所有因素的总和, 它包括了旅游资源、适宜的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 甚至还包括快速舒适的旅游交通条件。与旅游资源相比较, 旅游吸引物已纳入市场运作层面, 成为代表旅游目的地的象征符号, 具有显著的客观、社会、象征三重属性。正因为如此, 旅游吸引物一直是旅游形象感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在表述上略有不同, 主要区别于具体客观事物与总体印象符号两大类型。其中具体客观事物包括激发旅游动机的具体产品 (观光、休闲、度假、专项旅游等) 及服务要素 (食、住、行、游、购、娱等) ;总体印象符号既可以是抽象概念 (主题、形象、口号等) , 也可以是代表性事物 (标志景观、独特活动、最佳景区等核心吸引物) 。
(二) 旅游服务
旅游服务供需双方的商业行为是旅游业最根本经济活动, 旅游服务介体利用旅游地各种资源及条件, 将其开发为旅游产品并向市场推介, 依托旅游吸引物竞争优势刺激旅游动机, 吸引游客前往消费, 体验旅游服务, 形成旅游经济。据世界旅游组织界定, 旅游服务指一切由旅游企业提供的满足旅游者需要的服务内容, 包括旅游及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等12类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旅游服务主要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观念, 但旅游服务内容中应该还包括信息服务、旅行社服务等两大要素。旅游形象感知主体除了对旅游服务内容进行感知外, 还涉及旅游服务质量、旅游服务设施以及旅游服务价格等因素, 从而形成一个旅游服务总体感知结果。
(三)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 包括地理、地质、地貌、气候、气象、水文、土壤、生物等要素, 是旅游地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显而易见, 自然环境对旅游地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在旅游形象感知中这一重要部分经常被忽略, 或者被弱化为自然景观、自然旅游资源等单个要素而被纳入旅游吸引物感知体系。正如前文所述, 旅游吸引物是一个市场概念, 部分自然要素具备旅游开发潜力和条件, 属于旅游资源范畴, 而非旅游吸引物。所以, 旅游地自然环境被界定为一个独立的感知客体, 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地理特征等内容。
(四) 社会环境
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 社会环境更强调人类的能动作用, 是人类社会长期创造而积累的物质文化总和, 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法律、舆论、宗教、福利、民俗等要素, 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并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经常被看作文化-社会复合的整体环境。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环境基础, 社会环境中历史文化、社会秩序、发达程度、旅游氛围、风土人情等形态被主体所感知。
四、旅游形象感知过程
旅游形象感知主体与感知客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信息关联, 形成不同的信息流, 这种信息流被称之为旅游形象感知过程。根据“人-地”关系理论, 旅游形象感知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大类, 直接感知主要为实地直接感知, 而间接感知包含被动间接感知、主动间接感知两种形式;则实地直接感知、被动间接感知、主动间接感知构成整个信息流场。
(一) 实地直接感知
旅游目的地形象本质上是感知主体对旅游地客观存在的主观表达, 旅游形象的形成与发展均存在必要的物质基础, 即旅游形象四大感知客体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主体通过切身体验、近距离接触而获取感知形象的模式称为实地直接感知, 一般表现为实地调查、游览体验、生活生产等方式;实地直接感知活动可以发生在旅游目的地之内, 也可以发生在旅游以外, 如旅游交通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体验活动可能延伸到旅游目的地之外。
(二) 被动间接感知
间接感知是指没有进行实地直接感知的感知行为, 其所感知的对象多源于“第三方”信息资料。根据感知主体与感知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 间接感知可以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形式。被动间接感知是指感知主体处于无目的、无主观需求的情况下而接受信息, 从而感知旅游目的地形象。一般而言, 分布信息的“第三方”是施动者, 感知主体是受动者。被动间接感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既可能发生于旅游目的地之外, 如外地游客在家从电视、报纸等渠道了解目的地信息, 也可能发生在旅游目的地之内, 如本地居民从政府宣传中了解周边情况;既可能发生在旅游行为之前或之后, 如儿时课本读物获得的信息或者游览之后对旅游目的地信息的接受, 也可能发生在旅游行为之中, 在旅游中接受旅游服务企业的宣传材料。
(三) 主动间接感知
相对于被动间接感知, 主动间接感知是指感知主体在主观需求刺激下而有目的地、有选择的接受信息, 从而感知旅游目的地形象。与被动间接感知相反, 感知主体是施动者, 分布信息的“第三方”是受动者。同样, 主动间接感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有出游计划的潜在游客可以在区外了解旅游目的地信息, 而现实游客可以在游览过程中索求“第三方”分布的相关旅游资料。
四、结论
在大量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本文基于“人-地”关系理论, 构建了一个由感知主体、感知客体、感知过程三部分组成的旅游形象感知体系, 三者之间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如图1所示。其中感知主体包括本地居民、服务介体、现实游客与潜在游客四个方面;感知客体包括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四大内容, 感知过程则有实地直接感知、被动间接感知和主动间接感知三大类型。
通过对旅游形象感知体系的重新构建, 辨析旅游形象感知主体、客体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 不仅为后续旅游形象及形象感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也为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市场开发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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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感知 第4篇
关键词：网络文本；旅游形象；旅游认知形象；旅游情感形象；情感倾向；内容挖掘；丝绸之路（中国段）；敦煌；旅游线路
中图分类号：F590.1；F127；G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10108
一、引言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发展形成的独特文化区域“丝绸之路”由普鲁士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首次提出，随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开。经过百余年系统性的研究，如今学术界认为丝绸之路不单纯是地理学上的交通路线，而是一直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运河”作用的、历史时期一个独特人文区域的“文化系统”（李明伟，2005）。 ，也是中西文化、政治和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4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这一跨国线路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当前丝绸之路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地多以行政区域范围为界而各自为营，资源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旅游业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沿线各省区的客源流失比例高达40%～70%，而真正最后完成全线丝路产品的购买者不足总数的20%（林红 等，2005）。沿线各省区在资源互补的背景下缺少深层次的相互合作，游客所购买的产品是松散性的景点组合，而不是有机结合为整体的丝绸之路旅游线路产品。因此，对丝绸之路旅游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分别对丝绸之路青海段（李巧玲，2011）、甘肃段（李巧玲 等，2010a）、宁夏固原段（李巧玲 等，2010b）、陕西段西安旅游区（李巧玲，2012）、河南段洛阳旅游区（李巧玲 等，2011）等的旅游形象进行了分析和定位，阐述其形象推广策略。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学者更多地从供给方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的旅游形象，而从需求方视角来研究的较少；从资源赋存、单个城市或景区层面来研究丝绸之路旅游形象的较多，而对丝绸之路整体层面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针对游客旅游过程进行问卷调查，缺乏对游客游前和游后心理感知以及对丝绸之路旅游形象综合评价的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旅游业重要的宣传手段。“旅游博客”由于其表现性、创造性和虚拟性而使之获得了建构性的特征，进而影响着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及相应旅游体验的建构性理解（李淼 等，2012）；同时也作为一种网络口碑影响着游客的决策（Chen et al，2014）。旅游博客信息监测，作为一种经济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旅游目的地评估服务质量并改善游客体验（Pan et al，2007）。对网络文本内容（如博客网络日志、游记以及在线评论等）进行分析也成为国内外研究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新方向（宗圆圆，2012）。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通过网站搜集渠道进行信息获取，应用内容分析法和叙事分析法进行信息分析（陈静 等，2013）。此外，有学者还釆用图片关联（Picture Association）、语言关联（Word Association）、自由关联（Free Association）、抽象拼贴画技术（Collage as a Technique）等方法（Nina，2007）。目前学界通过网络信息内容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象维度构成、形象传播机制、形象感知差异等方面，如通过旅游博客对俄罗斯（Nina，2007）、伯利恒（Stepchenkova et al，2006）、澳门（Choi et al，2012）、中国台湾（Soojin et al，2007；肖亮 等，2009）、北京（冯捷蕴，2011）、西安（赵振斌 等，2012）、西藏（杨昆 等，2013）等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华山（张高军 等，2011）、太白山（赵振斌 等，2011）、鼓浪屿（付业勤 等，2012）等景区形象进行研究，还有的对网络旅游形象主题词的构成特征（胡幸福，2006）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网络传播模式（王劲松，2008）进行了研究。程圩，隋丽娜，程默：基于网络文本的丝绸之路旅游形象感知研究
基于网络文本的旅游形象分析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能够较为综合、全面地探究游客真实的形象感知。因此，本文将以丝绸之路中国段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文本分析了解当前游客对丝绸之路旅游形象的感知状况和情感倾向，以期为丝绸之路中国段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各地段旅游品牌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根据目前的研究，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绿洲道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形成于公元前后中国的两汉时期，由西汉的都城长安（西安）和东汉的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今新疆），新疆段从楼兰开始分为南北两道；二是草原道路，即北部草原丝绸之路；三是海洋道路，即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本文的“丝绸之路中国段”为大众一般意义理解的“绿洲道路中国段”。按《中国丝绸之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界定，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地域范围涉及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6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数据来源
“蚂蜂窝”为中国最大的旅行分享网站，提供全球旅游攻略、旅行点评等综合服务，近年在中国在线旅游企业流量排名中名列前茅。“蚂蜂窝”从2006年开始运营到现在积累了庞大的用户资源库，截至目前拥有超过4 000万的注册会员，该网站文本具有真实、客观、信息量大、资料集中等特点。本文以“丝绸之路”为关键词，对“蚂蜂窝”上的原创网络游记文章加以检索（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2月22日—3月7日），并运用“火车头采集器V8.0”软件采集文本内容，通过筛选（删除海上丝绸之路及丝绸之路国外段的游记、剔除未完成的游记），获得样本游记文章440篇，游记涵盖的时间段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8日。
3.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对游记文本进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CA）和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SNA）。词频分析时剔除冗乱词条，如“大”“的”“公里”“行程”等无明显指代或意义广泛的词。为增加中文分词的准确性当前中文分析技术中“歧义识别”和“新词识别”两个技术难点仍尚未完全突破，故本研究在分词处理上一方面依据前人对旅游形象的研究而建立了常见旅游形象关键词的保留词表，保留词表所列词条主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地名、旅游景点名等；另一方面对分词统计后出现的某些不完整词条通过Word替换功能进行统计，如“鸣沙”（实际为“鸣沙山”）、月牙（实际为“月牙泉”）；而对统计中出现的简化词组或同义词组进行归并处理，如“南疆”和“北疆”归并为“新疆”、“愉快”和“愉悦”归并为“愉悦”。 ，笔者构建了旅游形象保留词表和归并词表，随后提取文本的高频特征词，并按形象维度进行分类排序；通过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建立直观且形象的高频特征词“标签云”，并利用共现分析方法，根据高频词中的词语与其他词语同时出现的频率，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从而得到旅游形象主题内容的语义网络图，进而挖掘旅游者对丝绸之路形象感知的关键词。
三、研究结果
在所有旅游形象词条统计中，位居前十位的依次为“敦煌”“吃”“兰州”“莫高窟”“西安”“沙漠”“张掖”“嘉峪关”“师傅”“美”（见图1）。国内外研究学者关于旅游形象测量主要是基于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的视角而开展的，本研究也将从认知、情感和综合形象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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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对游记文本进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CA）和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SNA）。词频分析时剔除冗乱词条，如“大”“的”“公里”“行程”等无明显指代或意义广泛的词。为增加中文分词的准确性当前中文分析技术中“歧义识别”和“新词识别”两个技术难点仍尚未完全突破，故本研究在分词处理上一方面依据前人对旅游形象的研究而建立了常见旅游形象关键词的保留词表，保留词表所列词条主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地名、旅游景点名等；另一方面对分词统计后出现的某些不完整词条通过Word替换功能进行统计，如“鸣沙”（实际为“鸣沙山”）、月牙（实际为“月牙泉”）；而对统计中出现的简化词组或同义词组进行归并处理，如“南疆”和“北疆”归并为“新疆”、“愉快”和“愉悦”归并为“愉悦”。 ，笔者构建了旅游形象保留词表和归并词表，随后提取文本的高频特征词，并按形象维度进行分类排序；通过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建立直观且形象的高频特征词“标签云”，并利用共现分析方法，根据高频词中的词语与其他词语同时出现的频率，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从而得到旅游形象主题内容的语义网络图，进而挖掘旅游者对丝绸之路形象感知的关键词。
三、研究结果
在所有旅游形象词条统计中，位居前十位的依次为“敦煌”“吃”“兰州”“莫高窟”“西安”“沙漠”“张掖”“嘉峪关”“师傅”“美”（见图1）。国内外研究学者关于旅游形象测量主要是基于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的视角而开展的，本研究也将从认知、情感和综合形象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
“蚂蜂窝”为中国最大的旅行分享网站，提供全球旅游攻略、旅行点评等综合服务，近年在中国在线旅游企业流量排名中名列前茅。“蚂蜂窝”从2006年开始运营到现在积累了庞大的用户资源库，截至目前拥有超过4 000万的注册会员，该网站文本具有真实、客观、信息量大、资料集中等特点。本文以“丝绸之路”为关键词，对“蚂蜂窝”上的原创网络游记文章加以检索（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2月22日—3月7日），并运用“火车头采集器V8.0”软件采集文本内容，通过筛选（删除海上丝绸之路及丝绸之路国外段的游记、剔除未完成的游记），获得样本游记文章440篇，游记涵盖的时间段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8日。
3.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对游记文本进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CA）和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SNA）。词频分析时剔除冗乱词条，如“大”“的”“公里”“行程”等无明显指代或意义广泛的词。为增加中文分词的准确性当前中文分析技术中“歧义识别”和“新词识别”两个技术难点仍尚未完全突破，故本研究在分词处理上一方面依据前人对旅游形象的研究而建立了常见旅游形象关键词的保留词表，保留词表所列词条主要包括丝绸之路沿线地名、旅游景点名等；另一方面对分词统计后出现的某些不完整词条通过Word替换功能进行统计，如“鸣沙”（实际为“鸣沙山”）、月牙（实际为“月牙泉”）；而对统计中出现的简化词组或同义词组进行归并处理，如“南疆”和“北疆”归并为“新疆”、“愉快”和“愉悦”归并为“愉悦”。 ，笔者构建了旅游形象保留词表和归并词表，随后提取文本的高频特征词，并按形象维度进行分类排序；通过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建立直观且形象的高频特征词“标签云”，并利用共现分析方法，根据高频词中的词语与其他词语同时出现的频率，进行语义网络分析，从而得到旅游形象主题内容的语义网络图，进而挖掘旅游者对丝绸之路形象感知的关键词。
三、研究结果
形象感知 第5篇
对于“城市形象(City Identity)”的内涵的最早书面概述来自于《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作者是凯文·林奇(Kevin Lynch,1960),他提出城市形象是公众对城市的综合印象和感知,后美国城市学者吉伯德基于凯文·林奇的理论提出:“城市中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要素。”1城市形象就是是城市给人的一个整体的印象,影响这一印象的产生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城市的形象通过对于文化的沉淀的提炼来展现,而城市文化形象包涵的内容广泛而又丰富,它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从传统的视觉识别系统上来说,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的信息传递系统,是建立在企业形象CI识别系统(Corporation Identity)之上的,但不足之处在于,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遵循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的,针对城市这样的空间概念的识别有所欠缺,而且以往的城市文化形象识别系统的三大系统已无法支撑“城市”的大概念。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从城市文化形象识别系统和城市整体看待城市的功能和发展而言,对于城市的主体“人”,以及“人的感受”“人的需求”则显得不够重视,“情感”在城市的大概念中没有体现,陈建新、姜海认为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来源于城市本身,它是基于公众的心理需要。结构本身不严谨,对视觉识别系统有影响的并不只有视觉感官,还包含了体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
二、感知设计
感知源自感觉和知觉,从心理学讲感觉是某种感受系统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初级觉知,是感受系统对事物个别属相的反应。2如图形的形态、色彩、大小都是可以直接感觉的,这些事物的个别属性孤立的在大脑中的反映,就是所说的感觉。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并加以解释的过程,是对事物整体特性的反映。3如对于图形的外形、颜色等,经过大脑对这些表现的感觉、以及过往的记忆和知识结构等综合分析,感受图形的外形是圆滑还是锋利、颜色的温暖还是寒冷。
在科学研究领域已经证明五官感受的生理机理是紧密相连的,生理学家们实验发现,味觉与嗅觉是密切相关的。成语“闻香识味”,实际上嗅觉比味觉要灵敏l万倍左右,一旦嗅觉失灵,比如人们感冒时,舌头品味的能力会大大降低,这就是所谓的“食不知味”。反之只靠味觉,吃美味的梨就如同吃土豆,即使吃甜美的巧克力也尝不出味道。从理论与生理角度而言感官是无法独立存在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三、感知设计与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设计
在当今的信息化大时代背景下,图像强烈地冲击着人的视觉感官,随着互联网、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视觉感官的影响不断扩大,电视、电影、手机、使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城市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披上各种视觉华衣,视觉感官不只是停留在城市建筑、空间和城市生活,因此一个城市文化形象就不止停留在表面视觉。对于生活的城市,人们每日感受息息相关的城市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味觉的感知的综合体验。经科学实践证明:人类接受外界信息,视觉占83%、听觉占11%、嗅觉占3.5%、触觉占1.5%,感官是人类借以感知、认识环境的有效工具,它包括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味觉等感官评价。因此,人们对城市的观察和认知,绝不仅是单一的知觉感受,而是来自所有知觉的综合共鸣,同时是集合多重体验为一体的综合视觉印象。
而生理视觉中的听觉、触觉、嗅觉与味觉感知设计在城市视觉设计的应用于发展前景无限,它们对视觉呈现的体验的引导和增强,都为我们展现了感知设计在城市视觉设计的应用的独树一帜。不仅如此,我们提到的每个感知设计对于视觉体验的影响都不是独立作用的,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感官不能孤立此在,是应用中从一种感官出发或者以一种感官为主的设计思路,其作用和效果是各个感官的综合回响起到的,因此感知之间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
感知在城市文化形象设计中的应用是各感官的综合引用,不只是简单的听觉、触觉、嗅觉或味觉感知,他们共同作用形成了心理视觉感知,各感知通过相互移觉,结合心理美学的应用,对视觉感知起到引导与增强的影响。而我们在探讨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时也从感知设计的综合应用出发,是通过听觉感知设计、触觉感知设计、嗅觉与味觉感知设计来影响视觉感知,从而使得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的设计从以理性为基础,重视情感生态出发,探求一条别开生面的视觉形象设计之路。
四、感知设计在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设计中的前景
当科技的大量运用带来的跨界合作,是不是也为以后的全息投影带来了无限可能,或者运用其他方式得到感官的相互转化。科技可以概念我们传统的认知方式,为将来的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设计带来更多元化综合感知体验。我们有想过现在颜色已经可以听到了,一位西班牙艺术家因是全色盲而无法辨识任何色彩,他在头盖骨植入芯片,它通过电子眼将眼前的色彩频率转译成声波,他便“听到了”颜色。此时的感知设计在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设计中的应用因为科技的跨界介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转化的方式,是否在将来的城市文化形象设计中大家可以在图形的色彩中听到属于“城市文化形象”的“声音”?所以我们期待富有睿智的和想象力的感知设计在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中的创作,这种创作会吸引所有人去感知,去理解,牵动受众的情感与记忆,并因受众富有创意的想象而丰富完整,给受众带来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视觉系统设计的新体验。
注释
11.转引自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67.
22 .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109.
形象感知 第6篇
一、不同地区学生对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的感知
(一) “责任”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责任”的有1411人, 占9.2%, 而未选的有13928人, 占90.8%。这说明, 绝大多数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责任”意义。
其中, 2700名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学生人数有280人, 比例最多,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10.4%;6381名中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学生人数有576人, 比例次之,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9.1%;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人数有544人, 比例最少,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8.7%。
南部地区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中部地区的高1.3个百分点, 比北部地区的高1.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0.4。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责任”问题或意义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属于“较小”差异。
总体来看, 绝大多数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责任”意义。三个地区间的学生在感知网络“责任”的意义或问题方面的人数比例以南部地区为最多, 以北部地区为最少, 但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差异“较小”。
(二) “自律”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自律”的有6304人, 占41.1%, 而未选的有9035人, 占58.9%。这说明, 近3/5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自律”问题或意义。
其中, 2700名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学生人数有1150人, 比例最多,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42.6%;6381名中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学生人数有2654人, 比例次之,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41.6%;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人数有2484人, 比例最少,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39.7%。
南部地区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中部地区的高1个百分点, 比北部地区的高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1.9。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自律”问题或意义方面, 就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而言, 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之间差异“较小”, 而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则属于“一般”差异。
总的来看, 超过一半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自律”意义。在感知网络“自律”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的人数比例以南部地区为最多, 以北部地区为最少, 三个地区之间的人数比例有“较小”或“一般”差异, 但并无“明显”差异。
(三) “诚信”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诚信”的有3467人, 占22.6%, 而未选的有11872人, 占77.4%。这说明, 超过2/3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诚信”问题或意义。
其中, 2700名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学生人数有635人, 比例最多,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23.5%;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人数有1439人, 比例次之,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23.0%;6381名中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学生人数有1404人, 比例最少,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22.0%。
南部地区学生勾选“诚信”的比北部地区的高0.2个百分点, 比中部地区的高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1。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诚信”问题或意义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差异“较小”。
总的来看, 超过2/3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诚信”意义。在感知网络“诚信”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以南部地区为最多, 以中部地区为最少, 而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差异“较小”。
(四) “爱国”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爱国”的有890人, 占5.8%, 而未选的有14449人, 占94.2%。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可能包含的“爱国”意义。
其中, 6381名中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人数有415人, 比例最多,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6.5%;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人数有363人, 比例次之,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5.8%;2700名南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人数有113人, 比例最少,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4.2%。
中部地区学生勾选“爱国”的比北部地区的高0.7个百分点, 比南部地区的高2.3个百分点。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1.6。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爱国”意义方面, 就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而言, 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为“较小”差异, 而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之间为“一般”差异。
总的来看, 绝大多数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爱国”意义。在感知网络“爱国”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以中部地区为最多, 以南部地区为最少, 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有“较小”或“一般”差异, 但无“明显”差异。
(五) “合作”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合作”的有4280人, 占27.9%, 而未选的有11059人, 占72.1%。这说明, 多于2/3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合作意义。
其中, 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学生人数有1796人, 比例最多,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28.7%;6381名中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人数有1799人, 比例次之,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28.2%;2700名南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学生人数有680人, 比例最少,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25.2%。
北部地区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中部地区的高0.5个百分点, 比南部地区的高3.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3。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合作”问题或意义方面, 就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而言, 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为“一般”差异, 而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为“较小”差异。
总的来看, 超过2/3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合作意义。在感知网络“合作”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以北部地区为最多, 以南部地区为最少, 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有“较小”或“一般”差异, 但无“明显”差异。
(六) “尊重”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尊重”的有1442人, 占9.4%, 而未选的有13897人, 占90.6%。这说明, 绝大多数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尊重”意义。
其中, 2700名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学生人数有327人, 比例最多, 占南部地区总人数的12.1%;6381名中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学生人数有613人, 比例次之,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9.6%;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人数有494人, 比例最少,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7.9%。
南部地区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中部地区的高2.5个百分点, 比北部地区的高4.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1.7。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尊重”问题或意义方面, 就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而言, 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有“一般”差异, 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有“较小”差异, 而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则有“明显”差异。
总的来看, 绝大多数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尊重”意义。在感知网络“尊重”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以南部地区为最多, 以北部地区为最少, 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有的为“较小”差异、“一般”差异, 还有的有“明显”差异。
(七) “公正”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区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公正”的有3083人, 占20.1%, 而未选的有12256人, 占79.9%。这说明, 近4/5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可能包含的“公正”意义。
其中, 6258名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学生人数有1314人, 比例最多,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21.0%;2700名南部地区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人数有535人, 比例次之, 占北部地区总人数的19.8%;6381名中部地区的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学生人数有1232人, 比例最少, 占中部地区总人数的19.3%。
北部地区学生勾选“公正”的比南部地区的高1.2个百分点, 比中部地区的高1.7个百分点。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学生选择的点差为0.5。可见, 在认可或理解网络的“公正”问题或意义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差异“较小”。
总的来看, 将近4/5的学生不能感知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公正”意义。在感知网络利他的意义或问题方面, 三个地区间的学生人数比例以北部地区为最多, 以中部地区为最少, 三个地区间的人数比例差异“较小”。
二、关于不同地区学生感知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状况的思考
(一) 不同地区学生在感知“网络”这个词所联想的德目次序由高到低均为“自律”“合作”“诚信”“公正”“尊重”“责任”“爱国”
网络作为新媒体的代表, 有其自身的特点:低成本、无限时、无国界、交互性、多媒体、针对性、受众可视性、实时灵活依托互联网的优势, 远程办公也成为现实, 人们能更方便地进行交流、合作, 不再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 这可能是受访者普遍意识到网络“合作”这一德目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律”“诚信”等德目在调查中联想比率较高, 可能与网络的随意性、匿名性、网络信息的把关不严以及对网络的沉迷等有关, 促使学生对“自律”“诚信”等有较大的重视。然而, 在上述7个德目中, 比率最高的“自律”为41.1%、最低“爱国”为5.8%。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 人们并未把网络看作是一种体现道德的符号或事物。
(二) 不同地区学生对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的感知存在一定差异
不同地区的学生在感知网络的“爱国”“责任”“自律”等德目问题或意义方面有所差异。调查发现, 在感知网络的“责任”“自律”“诚信”和“尊重”的问题或意义方面, 皆以南部地区学生的人数比例为最多。三个地区的学生在感知网络的“合作”“公正”的问题或意义方面, 则以北部地区学生的人数比例为最多。三个地区的学生在感知网络的“爱国”的意义或问题方面以中部地区的人数比例为最多。
总之, 不同地区学生对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网民的地域分布存在不均衡。南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明显较高, 这对于网络的特性及其道德问题的认知会有较大影响。因此, 不难理解南部地区学生在感知网络的“责任”“自律”“尊重”“诚信”等德目方面人数比例最多。如何改变地区互联网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进一步规范和整治网络环境, 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 不同地区学生在感知同一德目意义方面呈现出差异
如上所述, 在关于“责任”“诚信”“公正”3个德目的调查中, 三个地区呈现出较小差异;在关于“自律”“爱国”“合作”3个德目的调查中, 三个地区有“较小”或者“一般”差异;在关于“尊重”这个德目的调查中, 三个地区之间分别呈现出“较小”“一般”和“明显”差异。由此可见, 三个地区学生在感知网络的“责任”“诚信”“公正”“自律”“爱国”和“合作”等道德形象方面, 差异不大, 但在对“尊重”这一德目道德形象的感知上有“较大”差异。这反映出在对网络的“尊重”这一德目道德价值的判断上存在着地域因素。换句话说, 不同地区学生持有的有关“尊重”的观念或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形象感知 第7篇
一、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对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的感知
(一) “爱国”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爱国”的有903人, 占5.9%, 即学生关于“网络”与“爱国”的联想率为5.9%, 而未选的有14436人, 占94.1%。这说明, 少有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可能包含的“爱国”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人数有32人, 占7.1%;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人数有149人, 占7.1%;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人数有287人, 占6.1%;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爱国”的学生有435人, 占5.3%,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大学”和“研究生”的学生勾选“爱国”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高中”及“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爱国”比例的点差分别为1.0和1.8;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勾选“爱国”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爱国”的比例的点差为0.8。可以看出, 不论母亲学历如何, 学生选择“爱国”德目的差异较小。
总的来看, 少有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可能包含的“爱国”意义。勾选“爱国”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大学”“研究生”的选择比例最高, 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比例最低, 但母亲学历对学生由“网络”联想到“爱国”的影响差异较小。
(二) “责任”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责任”的有1437人, 占9.4%, 即学生有关“网络”与“责任”的联想率为9.4%;而未选的有13902人, 占90.6%。这说明, 将近10%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责任”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学生人数有458人, 占9.8%, 比例最高;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学生人数有779人, 占9.6%, 比例次之;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人数168人, 占8.1%, 比例再次之;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责任”的学生有32人, 占7.1%,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0.2、1.7和2.7;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1.5和2.5;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责任”的比例高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和“大学”的学生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为“一般”差异。
总的来看, 将近10%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责任”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责任”的人数所占比例以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选择比例为最低。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在由网络联想到“责任”时表现出的差异, 有的为“较小”差异, 有的为“一般”差异。
(三) “自律”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自律”的有6302人, 占41.1%, 学生有关“网络”与“自律”的联想率为41.1%;而未选的有9037人, 占58.9%。这说明, 将近40%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自律”的含义。
其中, 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学生人数有3500人, 占43.0%, 比例最高;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学生人数有1867人, 占39.9%, 比例次之;在2080个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人数809人, 占38.9%;在445个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自律”的学生有126人, 占28.3%,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高中”“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3.1、4.1和14.7;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1.0和11.6;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自律”的比例高出10.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选择的比例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比例为“一般”差异;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明显”差异;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选择比例差异“非常明显”, 超过了10%。
总的来看, 近40%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自律”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自律”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为最低。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在理解网络的“自律”问题或意义方面的差异从1.0%到14.7%, 差异“非常明显”。
(四) “诚信”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诚信”的有3477人, 占22.7%, 学生有关“网络”与“诚信”的联想率为22.7%;而未选的有11862人, 占77.3%。这说明, 将近1/4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诚信”的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学生人数有1148人, 占24.5%, 比例最高;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学生人数有1853人, 占22.8%, 比例次之;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人数有413人, 占14.1%, 比例再次之;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诚信”的学生有63人, 占14.1%,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勾选“诚信”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诚信”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1.7、4.6和10.4;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诚信”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诚信”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2.9和8.7;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诚信”的比例高5.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选择的比例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为“一般”差异;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母亲学历为“大学”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为“明显”差异;母亲学历为“高中”和“初中以下”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比例差异“非常明显”。
总的来看, 将近1/4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诚信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诚信”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选择比例为最低。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在理解网络的“责任”意义或问题方面的差异从1.7%到10.4%, 差异“非常大”。
(五) “尊重”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尊重”的有1424人, 占9.3%, 学生关于“网络”与“尊重”的联想率为9.3%;而未选的有13915人, 占90.7%。这说明, 将近10%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尊重”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学生人数有45人, 占10.1%, 比例最高;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学生人数有200人, 占9.6%, 比例次之;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人数759人, 占9.3%, 比例再次之;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尊重”的学生有420人, 占9.0%,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初中以下”“高中”的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0.5、0.8和1.0;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高中”的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0.3和0.5;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勾选“尊重”的比例高0.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不论母亲学历怎样, 学生选择“尊重”的比例皆属于“较小”差异范围。
总的来看, 只有将近10%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尊重”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尊重”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高中”的选择比例为最低。但不论母亲学历怎样, 学生选择“尊重”的比例皆属于“较小”差异。
(六) “公正”的问题与意义
调查发现,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公正”的有3075人, 占20.0%, 学生关于“网络”与“公正”的联想率为20.0%;而未选的有12264人, 占80.0%。这说明, 有将近20%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公正”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学生人数有132人, 占29.8%, 比例最高;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学生人数有472人, 占22.7%, 比例次之;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人数912人, 占19.5%, 比例再次之;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公正”的学生有1559人, 占19.2%,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公正”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高中”“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公正”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7.1、10.3和10.6;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勾选“公正”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高中”“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公正”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3.2和3.5;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公正”的比例高出0.3个百分点。可以看出,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高中”和“初中以下”的学生选择的比例的差异为“一般”差异;母亲学历为“研究生”“大学”“高中”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选择的比例的差异“非常明显”。
总的来看, 将近1/5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可能包含的公正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公正”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选择比例为最低。但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幅度从0.3%到10.6%, 差异非常大。
(七) “合作”的问题与意义
在母亲学历不同的15339份有效问卷的回答者中, 一看到“网络”这个词就联想到“合作”的有4292人, 占28.0%, 学生关于“网络”与“合作”的联想率为28.0%;而未选的有11047人, 占72.0%。这说明, 将近30%的学生能够体会到“网络”中所包含的“合作”的问题或意义。
其中, 在445名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学生人数有155人, 占其总数的34.8%, 比例最高;在2080名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学生人数有642人, 占其总数的30.9%, 比例次之;在4679名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人数1413人, 占其总数的30.2%, 比例再次之;在8135名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中, 勾选“合作”的学生有2082人, 占总数的25.6%, 比例最低。
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大学”“高中”“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3.9、4.6和9.2;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例与母亲学历为“高中”“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例的点差分别为0.7和5.3;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比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勾选“合作”的比例高出4.6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 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为“较小”差异;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大学”的学生选择的比例的差异为“一般”差异;母亲学历为“大学”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母亲学历为“研究生”与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的比例的差异为“明显”差异;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与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为“非常明显”差异。
总的来看, 将近30%的学生能感受到“网络”这个词所可能包含的合作问题或意义。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勾选“合作”的人数比例以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选择比例为最高, 以母亲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学生的选择比例为最低。但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幅度从0.7%到9.2%, 差异非常大。
二、关于母亲学历不同学生感知网络媒体道德形象状况的思考
(一)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有关网络与不同德目联想率的趋势分析
除母亲学历为“研究生”的学生外, 其他类型的学生有关网络与7个德目的联想趋势与所有学生表现出的平均趋势一致, 他们的联想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自律”“合作”“诚信”“公正”“尊重”“责任”和“爱国”。选择“自律”的比例最高, 选择“爱国”的比例最低, 可能的一个原因是网络信息鱼龙混杂, 网络游戏容易导致网瘾, 因此, 要求学生必须拥有起码的自律。但网络的娱乐、多元化资讯功能强大, 而利用网络进行爱国、责任感宣传和教育的力度不足, 这可能是导致学生感知“爱国”和“责任”问题或意义的人数比例较低的原因之一。
(二)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在选择同一德目时的趋势比较
在对网络与“爱国”“尊重”“公正”和“合作”这4个德目进行联想时,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均表现出正向的趋势, 即母亲学历越高, 学生选择比例越高。在对网络与“责任”“自律”“诚信”这3个德目进行联想时, 母亲学历不同的学生表现出反向的趋势, 即母亲学历越高, 学生选择的比例越低。而在对网络与“尊重”“诚信”“网络”这3个德目进行联想时, 母亲学历为“高中”的学生选择的趋势与母亲学历为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所不同, 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
(三) 母亲学历与学生选择比例的差异度比较
形象感知 第8篇
关键词：中非关系,中国形象,感知,中国故事
中非关系在传统友谊基础上日益深化,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成效显著。特别是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双方宣布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非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中非经贸合作以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出发点,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自09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为100亿美元,2015年底中非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预计2020年中非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
一、中非合作过程中的“中国形象”课题
国家形象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即别国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包括非政府组织)印象[1]。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全球传播时代的来临,世界主要国家国际形象的全球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良好的全球性形象对大国软实力的提升越来越重要。国家形象与一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内关系着国人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影响着民族的尊严感、归属感以及凝聚力,对外关系着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本国的接受与认同度,影响着一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2]。国家形象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中国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国家形象,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融入世界的认可、接受乃至欢迎[3]。在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增强本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我国整体形象对非洲才就越具有吸引力和亲和力,非洲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供应石油,以及中国公司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这并不仅仅出于双方的经济考量,也同中国和谐文化的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很大的相关性。非洲现在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市场,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来源地,也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因此,在非洲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对增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影响意义重大。
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在非洲面临的挑战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伴随着中非关系中“中国形象”塑造这个重大课题建设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诸多困难和挑战。中非关系研究者们从西方媒体宣传、中非政治文化分歧和非洲媒体报道、我国企业行为规范和国民素质提升三方面对这些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方面,不断扩展的中非关系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震荡性影响,欧美认为中国等国家是非洲的新来者或局外人,将对西方在非洲的利益构成威胁。以互联网、卫星电视、移动通信等为主要代表的全球性传播手段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作用十分突出,但“西强我弱”是目前全球传播格局的真实写照,我国大多数媒体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全球影响力更无法和西方强势媒体相比。西方媒体在自身国家在非利益空间因为中非关系发展受到一定缩小的时候,放大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的一些负面问题开展宣传,使得不少海外民众尤其是非洲民众形成了对中国不利的国家形象。中国被认为是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破坏非洲环境、冲击非洲本土市场的“殖民国家”,是鼓励非洲“暴政”和忽视人权的“专制国家”,是单方面输出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傲慢国家”[4]。这种印象不但影响中国全球形象提升,影响这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和组织的开放政策,也影响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拓展。
另一方面,中非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政治文化的分歧明显;新一代非洲领导人大多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在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感上易受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非洲媒体对于中非关系的报道也不尽是正面报道,在分析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报道后发现,虽然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报道的数量和倾向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负面报道的内容却趋于一致,负面报道涉及民主价值观、社会责任、贸易和投资[5],这些负面报道也使得非洲国家民众形成了对中国负面认识的固有思维。
此外,中国少部分企业和个人在非洲也存在不当行为:2013年5月南京一学生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浮雕上刻上了“到此一游”;有些中国企业忽视了对当地民族特点、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企业行为中存在着与其相背离的情况[2];2010年10月,赞比亚南部一处民营中资煤矿企业发生劳资纠纷,中方管理人员对正在抗议恶劣工作条件的工人开枪,导致12人受伤,该事件被赞比亚当地视为无视劳工法律、侵害劳工权益的恶性事件,这些企业和个人行为也客观上增大了“中国形象”塑造工程的难度。
三、义乌非洲客商感知的中国形象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形象塑造在非洲面临西方媒体和非洲媒体负面宣传、政治文化差异、少数中国企业和个人行为不当等挑战。从微观上来说,中国形象塑造工作需要我们深入到非洲民众中去,了解非洲民众对中国的具体感知,认识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判断非洲民众心中的中国形象与我国的真实面貌是否一致,剖析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方法。
作为中非经贸往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华非洲客商感知的中国对于我国形象塑造尤为重要,因为他们不仅是中非合作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中非友谊的桥梁和传播者。珠三角的广州和长三角的义乌以其浓厚的商业氛围和丰富的商品种类吸引了大量非洲客商。据统计,广州有10万左右的非洲商人常驻,来自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非洲商人常驻义乌,每年临时入境义乌的非洲客商达8万多人次,本文选取在义乌的非洲客商作为调研对象,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他们感知的中国形象。
(一)来华前的中国印象
访谈发现多数在义乌的非洲客商来华前对于中国的认知较少,仅通过社交网站、功夫电影、朋友介绍等少数渠道获取了一些片面的、过时的中国信息,中国形象在他们心中是模糊和缺乏立体感的。
来自肯尼亚的瑶瑶(中文名)描述道:我经常访问我们国家的社交网站,肯尼亚的年轻人,他们跟以前的我一样,不了解中国,他们评论中国的言论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肯尼亚的年轻人在社交网站上评论:“我不想要去中国,因为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对于这位年轻人我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了解过真实的中国。由于语言障碍,大多数非洲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许多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都是中文配音,多数肯尼亚人理解不了。在肯尼亚,当你谈论中国时,多数人只知道成龙,中国老房子,朝代和寺庙,战争和功夫。这是他们仅知道的一点关于中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上海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他们也不知道像广州、深圳、天津等很多现代而有趣的城市,他们甚至不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来自几内亚的阿米娜说,来中国前他是通过看成龙的电影了解中国的,他觉得中国人穿衣服就像影片中的成龙一样,穿着古代的服装。苏丹的安特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来中国前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几张照片,一些旅游方面的图片和景点简介,他觉得中国应该满大街都是自行车,建筑应该都是红砖绿瓦,像故宫那种屋檐两边上翘的。几内亚的伊布来华前听朋友说广州和义乌商机多,便来华闯荡,其他的信息了解很少。
(二)来华后的中国感知
经过在中国的亲身体验及与中国人的相处,随着他们对中国了解的加深,中国形象在非洲客商心中渐渐丰满、立体起来,各类美妙的中国故事像友谊种子一样也在非洲客商心中生根发芽,为中非人民的友好交往结出了累累硕果。
中国人友好、善良,家庭观念强。肯尼亚的特瑞萨来中国一年后,对于中国人及其的生活,她的描述是:我学了很多,我认为中国人都很善良。在我住在中国的一年里,我去了河北、湖南,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方,他们都很欢迎我。中国人的生活非常有趣。晚上,我经常会去公园散步,我观察到中国的家庭观念很深,你可以看到整个家庭(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在公园跳舞、唱歌和聊天。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家庭观念,有一句谚语说,“慈善始于家庭”或“团结的家庭让一个民族更健康。”这让我很想把这种家庭理念传到非洲,非洲家庭并不是很重视这种理念。对比肯尼亚和中国文化,肯尼亚女士不喜欢结婚,因为肯尼亚的很多男人都没有责任心。大多数的肯尼亚女士们,尤其是住在城市地区的女士,她们更愿意有一个或两个孩子,靠自己抚养。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我觉得我们民族要向中国学习这些家庭理念。马里的劳拉说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中国的,有些不适应,但是周围的中国朋友很热心,很有人情味,帮她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遇到的问题,在她眼里,中国人也很勤劳,一大早街上就有人在干活,这让她越来越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适宜居住,充满商机。中国较之非洲更好的居住、治安环境,给在义乌的非洲客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尼亚的瑶瑶对于中国的交通和治安赞叹有加: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羡慕中国便利的交通、先进的医疗设施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去年第一次来到北京,北京的交通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么大的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却井井有条,地铁、公共汽车都非常方便,而且很便宜。在北京我是第一次乘搭地铁,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由政府管理公共交通的方式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肯尼亚的首都,堵车非常严重,那里的公共交通是由私人控制的,这使运输系统非常混乱,每一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会惹来许多麻烦和一肚子气。另外,中国的治安也很好,我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偷。当我乘火车时,我可以离开我的行李去购买食品,没有人会动我的东西。这在我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一步也不能离开你的孩子,因为你随时需要担心他是否会被人抢走。在中国的夜晚,你可以自由地去外面,没有人会碰你。在肯尼亚或博茨瓦纳,晚上8:00以后每个人都得守在家里,否则很有可能你会被抢走所有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博茨瓦纳的一次经历,那天我的车坏了,我从工作的地方独自走路回家,那是晚上九点左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被抢光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护照、我女儿的出生证和我的钱,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在肯尼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人们持枪是很常见的,杀害甚至是一件很常见的事,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如果非洲能从中国学得一点安全管理的经验,都会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此外,遍布城市的穆斯林餐厅,义乌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品类丰富的商品,也令在义乌的非洲客商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在义乌,我可以在稠州路和商贸区里吃到很多十分正宗的穆斯林饮食,见到许多非洲朋友,每周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到江滨路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这让我感觉在义乌的生活很便利。”布隆迪的拉雅说。希拉来自马里,2001年第一次到义乌,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为非洲多个国家客商采购义乌商品。希拉说明了自己来义乌的原因: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个柜就可以装六七种产品,几十种产品,那时候非洲客户刚刚发展,没有大笔的资金,每一个柜拿一部分货,所以他觉得在义乌做生意很方便。义乌小商品市场不仅为希拉的生意打开了方便之门,更是了他新一段的人生之。在过去14年里,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希拉让自己曾经的人生梦想变为了现实。希拉刚来的时候28岁,没有什么钱,刚刚开始做生意。他说要谢谢中国义乌,他这里开起了外贸公司,还有10来个员工,自己在这里买房子,他感觉自己现在是半个中国人。
服务周到,身份认同感强。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留学生杰西在调研在广州和义乌两地的非洲人商贸活动后指出,广州在人员管理、人性化服务等方面需要向义乌学习[6]。义乌给外商提供的服务确实受到了非洲客商的欢迎。2016年7月,义乌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服务有限公司对15名常驻义乌外商发放了首批外籍商友卡,他们将享受义乌市民的同等待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7]。“这张卡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义乌这座城市的包容。以前,我们每个外国人都需要随身带着护照,不仅容易掉,而且天气热,出了汗还容易损坏护照。有了这张卡,我们以后就不用随身带护照了,在义乌需要办什么事情,出示这张卡就可以。”塞内加尔商人苏拉拿到自己的商友卡后说到。义乌市第二届“商城友谊奖”获奖者艾哈迈德是来义创业、生活多年的苏丹客商,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艾哈迈德热心义乌社会事业,将这片助自己实现梦想的热土当成了第二故乡。但凡有苏丹商人在市场采购时遇到难题,都爱找艾哈迈德居中调解。2015年4月,艾哈迈德受邀加入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一名外籍调解员。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调解纠纷的特长,顺利帮市场经营户收回了300多万元的货款。艾哈迈德十分珍视外籍调解员这一身份,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苏丹商人来义乌做生意,并尽量减少纠纷,使双方继续保持诚信友好的贸易关系。”
结语
中国的亲身经历让非洲客商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从模糊、片面、陈旧变得清晰、立体和现代。在义乌的非洲客商感知的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热情的,在他们心中,中国是一个美丽、宜居、充满商机的国家,许多非洲客商把义乌、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这里有他们学习的故事,奋斗的故事,生活的故事。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在华非洲客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他们在中国的各类故事制作成短片、介绍册等材料,用非洲各国当地的语言把这些中国故事传播给广大非洲民众,让更多非洲民众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感;另一方面,针对在义非洲客商的调研过程中,也有部分非洲客商提出受到肤色歧视、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环境污染等不悦体验,今后也需加强非洲客商在华负面感知这一课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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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秋梅.中国在非跨国公司与国家形象[J].开放导报,2012(8):37-38
[3]罗建波.中国对非洲政策与国家形象塑造[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9):18
[4]肖丽丽.中国国家形象在非洲面临的挑战及舆论应对[J].对外传播,2011(8):47-48
[5]周玉渊.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影响与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2(11):86
[6]杰西.中非关系视野下的在华非洲人商贸活动研究——以广州和义乌为例[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32
形象感知 第9篇
关键词：乌鲁木齐,网络,城市发展,感知形象,要素
1 引言
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社会经济日益向“眼球时代” (Eyeball days) 转化的今天，从网络了解一个城市的信息已经成为民众对城市印象的感知和旅游者出游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也日渐进入城市政府和百姓的视野。通过查询检索互联网上某一信息的出现频数可以了解人们对该事物的关注程度，从而间接地了解该事物的形象。下面以著名的互联网检索网站Googlesearch上的检索结果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资料，分析乌鲁木齐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的一些特点。
2 网络感知度的空间分异级析
把网络查询结果按级差进行分级后绘制到地图上，可以发现：新疆的网络搜索结果达6 390多万项，这一结果虽然仅处于第五系列，但与其他西部省区相比，新疆的突出地位是十分明显的（见图1）。
类似地，作为自治区政府所在地，乌鲁木齐的网络查询结果达1300多万项，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也处于第五级系列，但是在西部，乌鲁木齐与新疆自治区一样，也有着显著的突出地位。
3 网络感知度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3.1 乌鲁木齐网络感知度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从全国来看，虽然乌鲁木齐在总体经济规模上不占优势。2006年GDP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26位，GDP仅相当于31个省会城市平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其发展速度并不低。（2006年GDP增速与31个省会城市平均增长水平持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第19位，甚至高于上海、北京，在西部各省区中居中（见表1）。进一步的相关分析表明：无论是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见表2），还是Kendall、Spearman非线性等级相关分析（见表3），城市的网络感知度均与其经济规模指标GDP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上述网络感知度空间分析的结果：乌鲁木齐在西部具有突出的网络感知度（见图1）。可以预见：在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支持下，乌鲁木齐的经济总量在将来会得到极大的扩张。
注：相关系数在0.01水平显著（双尾）.
注：相关系数在0.01水平显著（双尾）.
3.2 新疆网络感知度与经济发展相关分析
与首府乌鲁木齐的情况相类比，从全国来看，新疆全区在总体经济规模上不占优势，2006年GDP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排第26位，GDP仅相当于31个省会城市平均GDP的40%左右，但是其发展速度也暂不无优势可言（2006年GDP增速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最后一位，仅为全国平均增速的80%左右（见表4）。进一步的相关分析表明：在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中，2005年财政收入和2006年财政收入2个财政指标与网络感知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2006年GDP和2006年GDP增长与网络感知度不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5）；在Kendall、Spearman非线性等级相关分析中，2005年财政收入、2006年财政收入和2006年GDP等3个财政指标均与网络感知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2006年GDP增长与网络感知度也不呈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6）。考虑到上述网络感知度空间分析的结果：新疆全区在西部具有突出的网络感知度（见图1），可以预见：如若没有重大经济项目的支持，新疆全区的经济总量及其在省级区域经济中的位置将很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得到极大的扩张。
注： (1) 相关系数在0.01水平显著（双尾）； (2) 相关系数在0.05水平显著（双尾）。
4 结论与要素提炼
根据以上网络感知度的调查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关系乌鲁木齐未来城市发展的要素理念。
注： (1) 相关系数在0.01水平显著（双尾） (2) 相关系数在0.05水平显著（双尾）.
1）充分利用旅游西部大开发、欧亚大陆桥的优势资源，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的机遇等外部条件，创造和发挥后发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
2）充分利用乌鲁木齐作为新疆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优势，如哈密瓜和葡萄、天山、天池，优美的牧场等，打造“新新疆·新乌市”的城市品牌，塑造代表新疆形象的新乌市。
3）以沙漠上的绿洲、中国西部中心城市之一、面向中亚的国际城市、水果城市和多民族多样性文化为主题，塑造全新的旅游城市形象。
4）充分利用热点新闻事件，吸引外界关注，拓展新疆及乌市社会广域影响力，打造注意力经济。
5）利用现有的突出地位，加速发展经济总量，扩张经济规模，强化乌鲁木齐在新疆的代表性、龙头地位，努力争取重大经济项目的支持，提升乌市及新疆全区在全国的地位。
6）利用现有条件，创造各种介入机会，缩小和东部、中部的差距，融入中国西部经济带和中亚经济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