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叙事范文（精选7篇）
爱情叙事 第1篇
叙事行为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实现的, 不同的环境制约着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敏感点。电视剧有不同的类型, 每一种类型都对应着一种心理原型, “当某种神圣的原型被反复讲述, 就会导致原型的类型化、故事化”。 (1)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的“革命小说”中就盛行过“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 只是那个时代文学中的“革命”虽然神圣, “恋爱”却更是春光旖旎, 因而“革命”在许多时候被置于“恋爱”的陪衬的位置。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文本中, 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学观念的制约, 爱情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 “恋爱的甜蜜固然能在‘十七年’文艺作品中露脸, 但必须服从于革命的需要。这就是说, 这个时期的革命者的恋爱描写, 革命主人公对爱情的态度, 多是非常的‘克制’, 革命者虽然对私人感情高度克制, 但最美好的爱情最终会属于革命者, 这几乎是一个公式化的修辞手段”。 (2) 在战争的岁月里, 在革命的浪潮中, 英雄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拯救将倾的世界, 同时又赢得革命的爱情。爱情与革命、正义与事业与太多的社会政治语义合拍, 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主旋律, 也是读者、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模式。
“革命+爱情”故事的浪漫和恢宏, 曾经是那样地感动过几代人, 其魅力至今不衰。曾几何时, 《刑场上的婚礼》 (1980) 这种革命的豪迈和血色浪漫让我们唏嘘不已, 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爱情故事, 流传了半个多世纪, 他们短暂的婚姻始于刑场也终于刑场, 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没有终止, 在革命理想的浇灌中升华、永生。《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2) 剧中硝烟弥漫的战场, 激情四溢的情场, 更衬托着凌空高蹈的理想, 这一战地浪漫曲像一团滚烫的火焰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于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向往。尽管硝烟炮火的革命战争岁月离我们渐行渐远, 尽管社会主义初期跑步建成共产主义的幻想证明不过是一个神话, 可在我们内心深处, 因为受到过这种文化的洗礼, 我们无法抛却红色的激情而选择更加理性的思考。时至今日, 这种叙事模式依旧成为红色文本创作中的金科玉律。
“革命+爱情”模式的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视剧创作开始了主旋律娱乐化、世俗化的过程, 出现了主流话语与商业话语的融合与渗透, 人物的类型化和叙事的模式化是其通用的法则。新世纪以来, 主旋律电视剧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不断开掘新的题材、不断丰富思想内涵、不断创新艺术表现手法,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新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更多“主流”观众的认可, 主流价值观的成功之处在于达成革命历史讲述与去政治、去革命化的都市年轻主体之间的和解。“这不仅在于革命历史故事找到了某种有效讲述的可能, 而且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出现的以革命历史故事为代表的左翼讲述和对左翼文化的否定而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叙述之间的矛盾、裂隙获得了某种整合或想象性的解决。” (3)
由当红明星邓超、殷桃联袂领衔主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延安爱情》, 以彭登科与苏贞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讲述了1938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古都北平, 出身封建家庭的大学生彭登科追随心仪的进步女青年苏贞奔赴延安, 在革命圣地, 这对年轻的革命新人在信仰与爱情之间曾犹豫彷徨但始终坚持理想, 历经生死考验、灵魂再造和情感升华, 逐渐走向成熟, 最终天各一方地守住了这份一生一世的爱恋。剧名“延安爱情”道出了这个剧的独特与丰富, 它既有革命的壮怀激烈, 又有爱情的缠绵悱恻, 在大革命时代下、残酷战争的炮火中, 爱情屡遭伤害却依然顽强坚守, 更显纯真和美丽。
《延安爱情》作为一部“革命+爱情”叙事模式的主旋律作品, 同样表现出革命者对私人情感生活的高度克制和延宕,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必要的“考验”。通过了重重“考验”, 美好的爱情才能作为胜利的“奖赏”, 最终呈献给革命信仰的最坚定分子。这样的叙事策略, 一方面, 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对革命事业与个人感情生活之关系的秩序要求, 另一方面, 也暗中呼应了革命者最终获得美好情感的浪漫想象。在红色文本中, 最优秀的女性最终接近谁, 将她的爱情献给谁, 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而是预示和代表着何种政治力量的胜利, 由此看来, 苏贞把她一生的炽热、勇猛、隐忍、无怨无悔的爱锁定在彭登科这个坚定的革命者身上, 就不足为奇了。
“从普罗普开始的叙事学研究发现:故事的数量虽然在理论上是无限多的, 任何一串事件都能连成一个故事, 各不相同, 相去甚远, 但仍能从中发现几个固定的格局。” (4) 人们在已知的期待中观赏完一部又一部大同小异的电视剧, 故事总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局, 无论是实体的完满还是精神的回归, 留给观众的都是一个完结。然而《延安爱情》的结局并不是观众所期待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而令观众扼腕叹息, 感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如此结局不合逻辑, 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所形成的阅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编剧俞白眉在解释这种处理时表示:作为一部主旋律剧, 更愿意把这个爱情定义成异常残酷的战争状态下的爱情, 所以这个爱情非常艰难, 天各一方、隔岸相望这种表达也比较客观, 也是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电视剧叙事, 必须尊重一个民族的欣赏习惯和精神需求, 挖掘观众的心理,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
“革命+爱情”模式的改写
一部影视作品中, 对于女性角色的安排和使用是意味深远的。“在常规的主旋律电视剧中, 女人也是视觉奇观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只不过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电视剧中显得更加隐晦而已, 甚至为了区别出作品的非情色意味, 对女性角色进行政治功能性的使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类使用女性形象的主旋律作品中, 使用漂亮的女性, 还是遵从了最普通的欲望:观众喜欢看美丽性感的女性。” (5) 《延安爱情》的女主演是身为军人、擅长演出军旅戏和主旋律作品的当红女星殷桃, 这无疑为该剧增加了许多看点。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是很少缺席的, 但影视剧作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表达真实自我的舞台, 只是一种以男性视角建构的女性形象, 是社会化了的女性期待。在之前层出不穷的红色文本中, 男性英雄形象通常作为革命的先驱者与引路人出现在作品中,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等经典作品无不如此。
《延安爱情》剧中的苏贞与以往主旋律作品中的女英雄、女家属和女群众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她作为该剧的女主角, 虽然她为了革命也割舍了很多女性化的东西, 比如情感、家庭、亲情、爱情, 但她并没有因此丧失女性的魅力, 也没有因此变得冷漠无情。苏贞不再是一位楚楚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拯救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知识女性, 她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清晰的判断, 她果敢、倔强、仗义、痴情, 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 在浪漫爱情分与合的考验中经历了成长, 并走向成熟。但在这里她不再依靠彭登科的引领, 不再依赖男性的拯救, 相反, 却是彭登科追随着她, 奔赴延安, 走上革命道路, 谱写革命爱情。他们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中走向成熟, 终于真正领悟了革命爱情的真谛。
《延安爱情》剧中的女主人公苏贞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女孩, 正是因为她的独特, 让富家子弟彭登科一路追随, 至死不渝;苏贞是个有智慧有胆量的女孩, 剧中苏贞的出场极具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 在日本入侵北平的特殊年代, 冒着生命的危险, 公开打出“抗日”的标语, 不是每个爱国学生都可以做到的。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 对第一次见面的彭登科灵机一动的“强吻”, 令人讶异;苏贞是个倔强的女孩, 她常常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 去做一些危险而伟大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她的倔强, 令她不断地犯下一些小的错误, 通过实践中的探索和磨炼, 也使苏贞逐渐走向成熟;苏贞还是一位行侠仗义的女孩, 不论是对同学, 还是对战友, 义气的苏贞都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个义气到有点“傻气”的女孩, 也令观众一次次地为她揪心、叹息。苏贞和彭登科的爱情, 是这部剧的主线, 两人从偶遇, 到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 再到迫不得已地分离, 令不少观众唏嘘不已。战争年代的爱情是奢侈的, 但是那种专一的感情却令观众向往至极。
“革命+爱情”模式是我国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 已经相对成熟, 但依据观众接受的“陌生化”原则, 需要对这一经典模式不断突破和创新, 电视连续剧《延安爱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完成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注释
1张兵娟:《电视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批评》, 《河南大学学报》, 2005 (6) 。
2余岱宗:《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 (3) 。
3赵实:《电视剧创作百花齐放主旋律电视剧产生广泛影响》, 《人民日报》, 2008年2月28日。
4潘若简:《电视剧的叙事神话》, 《电影艺术》, 1995 (2) 。
爸妈的爱情叙事作文 第2篇
我爸和我妈是老一辈的人，那时的婚姻，依靠媒妁之言，父母一手包办，他们直到结婚进入洞房那晚，才得以看清对方，并暗自衡量是否如意。
我爸和我妈是幸福的一对，原来他们未婚之前曾有过一段难忘的故事。直到进入洞房掀开那条遮盖头上的婚巾，相互惊讶道，“原来是你呀!”
我长大后，母亲说到婚姻话题时，就情不自禁地告诉我，她和我爸的爱情故事：
那时你爸十七岁时在县城念中学，你爸到县城要过一条家乡的卢溪大河，那大河没桥，靠摆船渡过河。
有一次我从亲戚家做客，听说你的外婆生病了，急着赶回家，渡船过河，远远见几个人站在岸边等船，我看着船快到岸边，我拼命跑，争取上这趟船，当我到河边时，船夫正用竹竿撑着离开岸，船离开岸有一米左右，我说，等一下，我要渡船。船夫停下手里的竹竿，准备往岸边靠拢，就在这时，我心一急，两脚飞快地往船上跨去，因船与岸的距离大，我前脚没踏上船头，踩空，掉到水里，而这里正是深水区，我双手在水里乱扒，猛力挣扎着，这时我发现背后有一人用手将我轻轻托起，往船上靠，船上的船夫和乘船的人，忙把我拉上船。接着救我的人也爬上了船。我只呛了几口水，没一点事。般夫和乘船的那几个人都对我说，妹子，你这条命是他救起，你应好好谢谢他。这时我看到那年轻小伙子站在那里，脸红着，全身湿淋淋。
到了对岸，我们下了船，一路上，我很害羞地看着他，心里对他很感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只看了我一眼，就没再看，我那时人瘦，两脸腭骨高，不好看，你爸长得英俊，我侧头偷偷看着你爸，不像做粗活的人，像书生，我大胆问你爸，“去县城走亲戚?”你爸态度不冷不热地说去县城念书。我到了彭家村，分手时，我鼓起勇气对你爸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爸淡淡地说，“没什么，以后注意点安全，一定要等船靠了岸才能上船。”我点了点头就和你爸分开了。
我和你爸分开后，我老想着你爸那张英俊的脸，那勇敢救我的情景。后来，有媒人来外公家说媒，对你外公说，要把我说给一户读书人家里，你外公外婆说是读书的，家里条件不错，就同意了。我心里默念着要是那个救我的年轻人多好，他是读书的`。几次你爸到我家送礼，你外婆不许我出闺房，理由是，我样子长得不好看，若见了面，人家退婚，就不好。要我非等到进洞房才能见面，到那时生米煮成熟饭，想退也退不了。入洞房那晚，当你爸掀开我头上的盖巾，认出我时，我见你爸眼里显出很惊讶的样子。
由于我对你爸的感激，嫁给你爸后，不管你爸遇着什么烦恼事，不高兴，我都会让着他，关心着他，因为我这条命是他给的。不管以后的日子里，你爸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
是啊，爸妈这一生，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就是那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他们就是为家里琐事争吵几句，也是一吵而过，从不会往心里记恨对方。
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叙事 第3篇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规训；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十七年的爱情叙事有意或无意地走进了模式化的陷阱，就像矛盾批评二三十年代的普罗文学一样：“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和脸谱主义的人物。”批评家黄秋耘在“百花”时期也颇为幽默地归纳了当时作家们表现出来的几种爱情类型：“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爱情等。黄秋耘敏锐地切中了当时爱情叙事的流弊，表示了对当时文学中爱情叙事的僵化趋势、对真情在作品中的日渐式微的担忧。甚至连毛泽东、周扬等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创作的弊端并对之多次提出了批评，要求作家们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倾向。可是在今天看来，如果文学不坚守文艺创作规律、不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 如果文学一味在政治生活的领域里徘徊，如果作家们仍然只抱着图解政治演绎政治的目的创作，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歌唱，文学就注定无法走出模式化创作的阴影。
一、逼仄的爱情叙事书写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当时重要的农村政策对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婚姻爱情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充当了“红娘”的角色，人们的择偶标准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合作化积极分子，择偶方式不再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情愫。婚恋失败的原因也不再是感情淡薄，而是对合作化运动态度的不一致。对于不符合规范的异向婚恋，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改造和规约的方式使其重归正确的轨道。在小说中，恋爱的成功、婚姻的结成与政治力量的介入息息相关。政治意识形态在左右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改变了社会对于两性关系的评价标准。以合作化运动这一政治生产组织空间来取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一大特征。小说中，追求进步的青年男女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合作化运动这个新型空间并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产生了爱情。为什么让处于恋爱年龄的男女主人公在合作化劳动中产生爱情这一安排暗含了何种政治意图，学者唐晓峰给出了答案“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承认一个场所等于接受一个意义框架。”这里透露出一种信息恋爱。婚姻不是个人性的事件，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社会事件，它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预设以巨大的威慑力来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私人生活。可见，合作化运动中的爱情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对于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政治意识形态将爱情作为一种“奖赏”奖给他们而对不符合规范的爱情观，政治意识形态也努力通过规约使其回归正确的方向。
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往往是因为对合作化事业的共同追求而走到一起。《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是东山坞党支部书记，是合作化事业的带头人。同样，焦淑红担任着团支部书记，是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两人的爱情和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在群众会上，受马之悦的挑唆，富农和部分中农叫嚣着提出要按田亩进行分配。面对敌人的公开挑衅，萧长春强忍怒火，以大局为重，摆事实、讲道理，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焦淑红在与其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地主马小辫将萧长春的儿子小石头推下山崖后，萧长春强忍悲痛号召大家放弃寻找，投入抢收。这使焦淑红进一步认识到萧长春“是我们时代最美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她终生学习的榜样。”对敌人的共同仇恨与坚决斗争使双方的心紧紧地贴近在一起，基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的爱情之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二、单一的爱情叙事结构模式
作为鲜明的政治文本，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有一条贯穿小说始终的主线，合作化过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各个阶层的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及表现。另外，在小说中还存在着一条以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为中心的副线这在中长篇小说中表现得犹为明显。在两者的关系中，合作化运动主线控制规约着爱情副线的进程和走向，借助爱情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以此说明合作化运动己经深入人的灵魂，爱情事件与政治事件合二为一。另外，小说较少运用第一人称，几乎都是第三人称，以全知全觉的视角作无所不能的剖析，作品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情节的发展，也规范着人物感情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体现着明显的内在规定性。
在《艳阳天》中，阶级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斗争一开始在党的基层干部萧长春、合作化积极分子焦淑红、焦克礼以及广大贫苦农民韩百仲、马小四等与中农弯弯绕、马大炮等之间展开，接着出现了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马之悦浑水摸鱼，煽风点火，支持弯弯绕、地主马小辫等人反对农业社。然后斗争越演越烈，甚至发生了地主马小辫害死萧长春儿子的事件。最后上升为反革命分子乡长李世丹和党委书记王国忠两派势力的斗争与较量。最终，经过土地分红、闹粮、分粮、收麦、抢麦等事件，以人民力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反革命分子失败的大团圆形式完成了政治使命。
建国以前的小说中，作家经常用第一人称来结构小说，通过内心体验来表现爱情的甜蜜、苦涩、猜疑、妒忌等各种特质，通过表现这种复杂性与多元化，揭示出爱情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较少运用第一人称，几乎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者总是和人物距离较远，有旁观的理性的意味，以全知全觉的视角做无所不能的剖析，一旦发现人物的爱情发展不再符合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时，便进行理性地规范，从而消解了爱情主人公情感表达的主体性。由于合作化题材小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政治价值取向，即要论证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来完成新的意义秩序的建构。因此，小说对所叙述的事件是有内在规定的，这种规定体现为合作化运动是历史的潮流和大趋势，是一定要胜利的。因而小说中人物的爱情必须要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范式和价值取向。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小说大多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叙述者俯视人物，一切在握，自信而坚定。
三、被规训的爱情叙事话语修辞
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的权威话语只有一个政治话语，它代表着国家意志或官方意识形态，体现了对合作化的政治理想设计。它的主体主要由代表党和国家意志的各级领导者和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带头人充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等都是典型的政治话语。政治话语通常采用的策略有三种。
爱情话语代表的是人们对婚爱幸福的渴望与追求，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无论是压抑还是遮蔽都无法使它们彻底退场。面对这种情况，政治话语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于是便想到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这些爱情话语加以改造和同化，使它们变成政治话语。《三里湾》中几对年轻人的婚恋故事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
采用躲避和冷淡即“无性化”操作的方式剥夺爱情话语的出场机会也是合作化题材小说通常采用的策略之一。一些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些令人瞠目的“新婚之夜”。《山乡巨变》结尾，刘雨生在新婚当夜不是陪妻子盛佳秀享受新婚的快乐，而是说“我要到社里看看，社里社外，到处堆起谷子和稻草，今天演了戏，人多手杂，怕火烛不慎。”
通过丑化与批判反动分子的淫乱行为来表明政治话语的严正立场，也是小说常用的一种策略。在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中，涉及性的情节大多与坏人的淫乱有关，小说常常着力描绘和刻画反动分子或落后人物的性心理和性行为，来揭露反动分子或落后人物的性丑行，并通过将其与合作化英雄人物对爱情的延宕和洁身自好相对比，来达到丑化批判敌人、美化英雄人物的意图。
50、6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新建而构造的这套“经典性”文本使得民族集体在这场盛大的自我庆典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光荣，当然另一方面也让“中心之外”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夹缝下成为了能超越而又不可超越的艺术难题。审视“红色经典”中对爱情的处理，从其具象表现到普泛意义，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其实质乃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争夺急迫之时，作者不悖乎政治需求而又力图保持读者审美趣味而采取的一种折中策略！时至今日，对“红色经典”中爱情的“解码”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意识形态对文化资源的操纵，同时，也作为“个案”警示我们： 只有淡化政治诉求，文学才能描绘出真实的人性！
参考文献：
[1]黄秋耘.谈谈爱情[A].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杂文集）[C].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4]浩然.艳阳天[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探析《父母爱情》的叙事艺术特征 第4篇
一、现实主义中的浪漫手法
与同类型年代剧相比, 《父母爱情》在保证真实反映历史的情况下, 抛开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激情, 更加关注个体的生活与情感, 更具浪漫风格。与同题材的家庭伦理剧相比, 《父母爱情》在表现个人命运、家庭情感的时候, 抛却激烈曲折的冲突和悬念故事的设置, 更加注重对日常生活与细节的表现, 更具现实风格。
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 《父母爱情》采用了年代剧常用的编年体线性叙事的形式来记录主人公的生活, 主线围绕江德福与安杰携手度过的五十年婚姻生活线性展开, 从主人公家庭生活的展现中表现社会历史背景, 从而突出剧中人物的生活与情感, 淡化了社会、政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剧中, 导演通过对演员服装的设置、环境的塑造等手法, 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场景;通过其真实的表现手法唤起了我们集体的回忆, 它唤起了不同年龄阶层的受众的兴趣。
在《父母爱情》中, 江德福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英雄, 但导演并没有在剧中凸显英雄主义或宣扬理想主义, 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述他的生活。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庭故事的电视剧, 大部分表现的是个体的悲惨遭遇, 或是宣扬群体价值在大环境大背景下的作用, 缺少对个体情感的关怀和人性的表现。《父母爱情》抛开这些以往的视角, 为年代剧披上了浪漫的外衣。把江德福与安杰的爱情揉进了生活的一茶一饭、一言一语中。
二、轻喜剧化与轻戏剧化的风格
当电视荧屏被抗日剧、谍战剧、爱情剧充斥时, 当观众被雷、被虐时, 《父母爱情》一改这些电视剧所走的路线, 既不去哗众取宠, 也不去虐待感情, 而是用一种朴素淡雅的创作心态, 创造出一种轻喜剧、轻戏剧的风格, 给观众以沁人心脾的感觉, 既不乏味, 也不单调。
与同题材类型的家庭伦理剧相比, 《父母爱情》更偏向轻喜剧感。无论是在台词对白的编写上, 还是情节冲突的设置上, 为平实温婉的剧情又增添了许多兴趣点。安杰和江德福悬殊的身份本就为这部电视剧的轻喜剧风格增添了很多文笔, 再加上江德华这一角色的设置, 带来了更多的笑料。《父母爱情》给人的整体感觉都是温暖、积极向上的, 充满正能量。每个人所遭遇的困苦都不一样, 但幸福是共通的, 这部电视剧选取了我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为我们在忙碌之中提供一份轻松的审美, 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正能量。
当前的伦理电视剧作品大都情节曲折, 主人公命运多喘, “虐心”戏份多。还有一些电视剧的情节编排太过于戏剧化, 出现“雷人”情节。《父母爱情》跳开这些太过戏剧的设置, 没有强烈的悬念设置, 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 而是用日常化叙事的方法, 将戏剧化程度降低, 突出浪漫爱情的主题, 用饱满的情节、细致的情感、温暖的细节打动观众、感染观众, 用真实的场景还原历史中的真实生活, 正如导演孔笙所说, “生活自有其力量”。
三、人伦之和的温情回归
“人性关怀、生命意识与道德理性都构成了家庭伦理剧的表现内容。”人伦之和是儒家的传统, 也是当今社会构建和谐所强调的伦理观。《父母爱情》以其积极的内容和思想为社会和观众展现人伦之和的价值观, 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父母爱情》用平实的手法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 讲述了一段朴实的爱情。通过历史情境、生活环境等的真实还原, 把我们带回了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现在经济发达, 物质生活丰富, 我们更加注重个人的人性解放和情感表达, 强调自我, 这导致了现代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 感情冷漠。在爱情方面, 婚姻掺杂了更多的物质要求, 爱情甚至有点变味。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的心理也变的浮躁不安, 爱情也更加快餐化, 人们很少坐下来进行情感交流。
《父母爱情》的价值观是积极向上的, 在当下生活压力大、节奏快、竞争激烈的社会中, 这部剧提供了很多正能量。它从平民意识角度出发, 掀开历史的遮盖, 让人性散发出光芒。时代在变, 但是人的感情不变。“再重大再残酷的历史事件落到这些血肉鲜活的人身上会留下印记, 却无法改变他们骨子里对家庭的爱与信仰”。
《父母爱情》用温婉的叙事手法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浪漫动人的爱情, 展现了父母一辈的感情生活。从平民意识的角度出发, 用最朴实、细致的艺术手法呼唤重塑社会价值观。
摘要：孔笙导演的《父母爱情》改编自作家刘静的同名小说, 其以温婉与平实的叙事手法, 细腻与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观众, 用对最真实的感情呼唤人伦之和的回归。本文从叙事艺术角度出发, 探究其温婉、浪漫的叙事艺术特征。
关键词：《父母爱情》,朴实,叙事
注释
1沈参, 《<父母爱情>导演孔笙:生活自有其力量》, 《潇湘晨报》, 2014年2月20日。
2焦素娥, 《从<金婚>看国产电视剧家庭化、伦理化的叙事策略》, 《中国电视》。
论《陆犯焉识》中的爱情与革命叙事 第5篇
一、“革命+恋爱”类型
(一) 文革书写
主人公陆焉识回国初期过了一段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 但随后便因为自己要自由、要清高、要独立, 而与社会格格不入。更因为他的不谙世事, 他的出身而成为“反革命”, 甚至被判为无期。
先看老几的狱中生活, 许是作者要把风流倜傥的博士陆焉识与狱中卑贱的犯人陆焉识相区别开, 便给了劳改营的陆焉识一个“老几”的称号。读到扑面而来的劳改营生活, 那种荒诞与严酷直教人胆战心寒。那样的时代, “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 是没有安全感的, 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 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 掴人一个耳光, 仅仅是图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 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2] (P68) 梁葫芦为老几偷欧米茄, 把死人刘胡子的土豆分给老几吃, 把老几当成有学识的老爷爷, 与其同榻而眠, 甚至在“加工队长”的酷刑下也没有招出老几欧米茄的事, 却在被处决前揭发了老几的假结巴。邓指对老几算是不错了, 却也贪图老几的欧米茄, 利用老几监视妻子, 差点要把老几枪毙。河北干事为泄私愤, 强迫老几去追兔子, 却又一口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为逃跑借口, 设计陷害并把老几塞进黑号子。连老几也为了生存而使尽了知识分子的小伎俩。
再看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凌教授看似正直、博学、大度, 却对陆焉识私怨甚深。在陆焉识有求之时, 以得病为由孤立陆焉识。大卫·韦是陆焉识的好友, 受过陆焉识不少款待, 却因其不肯借给自己论文, 而在报上暗骂陆焉识, 并为政治目的, 以陆焉识为棋子打击凌博士。“这个打倒一切、颠覆一切的年代, 人们的道德自律失控了, 对于自身无法企及的东西, 他们不能容忍。于是, 人们无所节制地释放着个人内心本来被压抑着的权力欲、窥视欲、破坏欲, 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践踏和毁灭。”[3] 这就是“文革”时代的荒谬, 人性的丑恶在意识形态的扭曲下充分地展现出来。
但是《陆犯焉识》中的文革苦难却并非小说的主题, 它只是为了主题而服务。“在那段灰暗沉重的日子里, 人性也是漂浮不定的, 但正是由于这种温情之姿, 使得面对现实而发生异变的人性具有了更复杂的情态 :即使人与人之间有着冷酷的利用关系, 但是真诚的情感也是真实存在的。”[4] 文革中的人, 包括陆焉识, 既非十恶不赦也非善良单纯, 只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打压而产生的扭曲异化, 只是为了在那个时代自保, 只是合乎自己身份与经历的真实的人。
(二) 爱情模式
本书延续了严歌苓以往小说中的爱情模式, 比如《陆犯焉识》, 再比如之前的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 都是两个人被迫捆绑在一起, 先是男人怎么都不爱自己的妻子, 而妻子却是把丈夫当偶像一样高不可攀地爱着。随后丈夫被时局扔至命运最低点, 而妻子则独立支撑起了整个家。于是在男人经历了命运的磨砺之后, 终于意识到, 自己最不可分离的便是那个曾经嫌弃的妻子。
另外在男女主人公外, 作者仍然惯常地安排了第三者。“娶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5] (P51) 严歌苓的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红白玫瑰, 一个能持家的女人, 一个能谈心的女人。男人最终爱的是谁?跟《穗子物语》第七章小顾艳传里的杨麦一样, 男人对爱情的认知太模糊, 模糊到需要用一辈子才搞得清他究竟爱的是谁。由此看来, 这样的爱情模式最终都是女人救赎了男人。无论是以往的中国还是现代的中国, 虽然女人都是被动的, 但最后她们却都以坚韧取得了胜利。
严歌苓在做客搜狐网站时谈到《一个女人的史诗》说 : “我们这时代人不会这样, 也不会拿一场爱情当性命, 小菲的爱情给那个时代的爱情, 那个红色的浪漫恋情打了一个句号。”我爱的人不爱我, 是应该坚守还是放弃, 显然严歌苓选择前者。如小菲般, 严歌苓塑造的女性形象冯婉喻也是这样一个爱情至上的女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其实恰恰是反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 只不过她不是以女权主义者激烈的姿态来反对男性话语, 而是展示作为女性自身的强大生命力, 她不需要依附于男性, 甚至在历史的风浪中还成为男性的庇护和保护神。
二、与其他作家的“文革”叙事相比较
许子东教授把文革小说分为四种基本叙事类型, 显然《陆犯焉识》属于第一种“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 : ‘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6] 类型。多数伤痕小说重在控诉和揭露“四人帮”所犯下的罪行, 控诉他们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愚弄和迫害。如《班主任》、《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今夜有暴风雪》等, 伤痕小说多停留在对人生与社会伤痕的表层描写上, 情感基调是激情的、愤怒的, 却忽视了反映特殊情境中的人性。严歌苓的作品既不是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 如《黄金时代》里的王二, 对政治偏见和陈规陋习展开饱含幽默而又极其尖锐的挑战。也不同于余华, 在冰冷中残酷地叙述, 将苦痛的东西撕裂给人看, 重在揭露文革中的暴力、冷漠及荒诞。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被诬陷为妓女而身败名裂的许玉兰。《活着》中被无辜痛打的村长, 再也熬不下去的县长春生。《兄弟》中把铁钉钉进头里自杀的孙伟父亲, 被殴打致死的铁汉子宋凡平。严歌苓并没有局限于这些政治事件中, 而是选取了从主流历史叙事的空隙中来关照鲜活的个体生命, 使人性在历史的嬗变中呈现出本真形态。
从相同点来看, 张贤亮的《绿化树》与《陆犯焉识》有异曲同工之妙, 描写都十分细腻, 如营业部主任舔起盆子来的特殊姿势, 章永璘对面壁、犹太人、资本论的种种联想, 以及对海喜喜和马缨花唱腔的陶醉, 都让人产生共鸣。这里的主人公如同陆焉识一般挖空心思弄吃食 :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多, 糊炉子时用钉子来换取稗子面偷吃, 坑骗老农用三斤土豆换来五斤黄萝卜。白天晚上完全是两个人, 白天为了活着而活着, 夜晚思想天马行空, 超越世俗。《绿化树》同样也描写了人性的丑恶, 营业部主任临回家还不忘陷害章永璘, 直接导致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 严歌苓的文革叙事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作品, 如《绿血》、《雌性的草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都属于“文革”叙事。多以亲历视角, 或抒情、或嘲讽、或感慨, 与大陆文革叙事作品风格相类似。而出国后, 因为空间的距离、文化的视野不同, 严歌苓的作品才显示出她的独特性, 更多采取情感疏离的态度来书写, 多用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历史、故事只是表层, 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展示和挖掘。她的书中都是那些人性张力下产生的扭曲和痛苦、人格的尊严和独立, 使人产生广泛的敬仰与同情。
摘要：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延续了她常用的文革书写, 爱情模式。描写了男性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现状, 而文中的女性依然与其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致, 并没有高喊反抗男权文化, 而是用她们自己的生存哲学应对外界的风雨变化, 而男人也终于在对命运的反刍中体会到了爱情的真谛。
关键词：严歌苓,文革书写,爱情模式
参考文献
[1]国昊方.历史洪流中的革命与爱情——简析《一个女人的史诗》[J].滨州职业学院学报, 2010 (1)
[2]严歌苓.严歌苓文集·人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3]奚志英.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J].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4]蔡玮.论严歌苓创作的悲剧审美特性[J].新余高专学报, 2009 (6)
[5]张爱玲.张爱玲全集02·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论冯至早期叙事诗中的爱情书写 第6篇
一、人生的荒诞和悖论
冯至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都执着地追求爱情, 但是追求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失败的, 都是爱情悲剧。但是, 在他笔下, 爱情悲剧的原因不像传统作品中是封建家庭或恶势力的阻扰。这些诗中有些主人公是得到或能得到爱情的, 但却由于自身或其它一些因素失去了爱情。作者透过这些爱情悲剧的表层, 着重要传达的是悲剧中内蕴的人生的荒诞和悖论情境。
《帷幔》中的少尼, 因误信未婚夫是个丑陋男子而逃入尼姑庵。之后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爱欲, 压抑着自己的正常人性。当她偶然看到自己的未婚夫是一个又俊秀又痴情的青年时, 并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而是深深地将悲哀埋在心里, 因此抑郁成疾。诗中少尼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 勇敢地逃出家庭, 主宰自己的命运, 但是命运却跟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她不惜抛弃家庭逃避的传说中“又丑陋, 又愚蠢的男子”原来竟是一个俊秀痴情的青年。这首诗中的人生荒诞意味很浓, 人生充满未知和变数, 人只是世间的一粒微尘, 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诗中的少尼努力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 最后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蚕马》悲剧爱情的背后, 是人生难以完满的永恒困境。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匹马, 通人性的, 有着人的情感的马。马深深地爱着少女, 为她不辞辛劳, 千里迢迢把她日夜思念的父亲接回来, 然而少女并不理解它的爱, 它便“跪在她的床边, /整夜地涕泪涟涟”。结果, 它被她的父亲杀了, 马皮悬挂在墙壁上。即使死了, 马依然深爱着这位少女。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 孤独的少女非常凄凉和恐惧, 马对她说, “亲爱的姑娘, /你不要凄凉, 不要恐惧!/我愿生生世世保护你, /保护你的身体!”就“在大地将要崩溃的一瞬, /马皮紧紧地裹住了她的全身”, 她在“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这也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尽管主人公一方只是一匹通人性的马。白马对少女的爱并不被少女所知, 它的爱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可能得到回应。世俗偏见、人物两隔, 注定了白马的努力是功亏一篑的。虽然白马最后与心爱的姑娘结合成了一体, 但是这种结合却是以伤害姑娘为前提的。白马的追求可以看做是人的追求异化的象征。人对目标的执着追求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局,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生的荒诞。
四首诗中, 只有《吹箫人》中男女主人公是得到爱情的。诗中表现的是“爱情实现了的悲剧, 即诗中所谓‘一个团圆的收场’的悲剧”。[3]男主人公善于吹箫, 后来一种“另样的情绪”、一个幻像——“银灰的云里烘托着一个吹箫的女郎”, 使他发狂般的奔往人间去寻找这位女郎。后来终于找到了她, “他俩日夜焦思, /为他俩的愿望努力——/夜夜吹箫的时节, /魂灵儿早合在了一起!”但是女郎的父母也是不允许的, 但这首诗并不像当时流行的爱情诗一样, 旨在控诉封建家庭对青年人自由恋爱的压制, 因为女郎的父母后来还是“有些活意”。只是“无奈她又病不能起”, 而且“药饵则都无效”。后来他在洞箫的指引下, “把洞箫劈成两半——/煮成了一碗药汤”, 将她的病治好了。结果“父母感戴他的厚意, /允许了他们的愿望。/明月如旧团圆, /照着并肩的人儿一双!”然而, 这位青年并没有得到预想的幸福, 他思念他的洞箫, 日夜伤心, 并因此病倒了。女郎便将她的洞箫也劈了用来治疗他的病。
传统的爱情书写中, 青年男女勇敢反抗封建家庭, 争取婚姻自由, 个性解放, 故事结尾都是以男女的最终走到一起, 结成家庭为反抗的胜利。就像童话故事中千篇一律的结尾, “王子和公主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很少有作品能够关注到男女主人公真正走到一起, 面临世俗生活的境遇。五四时期, 写男女爱情的作品, 只有鲁迅的《伤逝》敏锐地注意到了男女真正过日子后面临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的摩擦, 最终还是分开的悲剧。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总是比别人看问题深一层。冯至的这首诗显然在某一程度上, 达到了鲁迅那样的洞察世事的深度。他深刻体悟到, 人性是复杂的, 爱情也往往不是人追求的全部, 一旦得到了, 就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诗里表现的是男女主人公对洞箫的钟爱。诗中的“洞箫”可以看做是男女主人公对艺术的追求, 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他们为了爱情, 牺牲了艺术追求, 但是放弃的结果是爱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甜蜜。冯至在诗中显然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抽象的人生观点, 人生充满着悖论和不如意。
二、人性的挣扎和煎熬
在冯至笔下, 人世是荒诞的, 充满未知的变数和不可知的际遇, 生活在其间的人也是痛苦的。但是, 冯至不是表现现实生活中人民生活的贫穷和凄苦, 也不是表现个人多灾多难的人生境遇, 而是表现人内心的一种痛苦和煎熬。诗中的和尚、尼姑, 虽然他们已遁入空门, 但是仍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 压抑不了对爱的渴望, 对欲的渴求。但是他们受到特定身份的桎梏, 难以抑制的爱欲和强烈的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异常痛苦, 忍受的精神煎熬也是倍于常人的。冯至正是通过把人物赋予一定的身份, 放大他们的矛盾冲突, 从而将人性的挣扎表达得极为深刻。
《寺门之前》对于千古以来世俗对人自由本性的压抑, 在一个僧人漫长一生的经历中给予沉重的展示。诗中的老和尚, 少年时便出家了, 过着极度压抑的生活。当他还是少年时, “用力冲破了层层难关:/为了西蜀的少妇们/曾经整夜地失过眠”, 修行的日子是极度苦闷的, 仅仅为了所谓的“西天”, 为了所谓的“佛法”, 连正常的人性、最起码的欲望都得压抑住, “红色的花朵眼也不准看, /绿色的叶子手也不许攀”, 生命就在如此灰暗、艰难的压抑中度过, “挨过了十载的岁月, /好容易踱到了中年, /那时内心稍平定/才胆敢在路上流连!”然而由于他的欲望受到极度的压抑, 他的人性是扭曲的, 病态的。当他有一次夜行时, 发现了月光下一具女子的裸尸, 他难以自持, 颤抖地将她的全身抚遍, “枕在尸上边, 享受着异样的睡眠”。他的内心充满了“忏悔”, 但也对自己不幸的处境、对压抑人性的力量提出了控诉:“这是我日夜的功课!/我的悲哀, 我的欢乐!/什么是佛法的无边?/什么是彼岸的乐园?”
修行的老和尚在女尸身上睡觉, 这一情节对读者的传统审美体验造成很大的冲击。冯至正是在这两相极端的对比中, 展示人性的被扭曲和变异。这首诗涉及到宗教题材, 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对宗教的讽刺和控诉。但细读诗歌可以发现, 宗教题材只是诗人的切入口, 宗教只是一个虚化的远景, 冯至所着重表现的还是人的最原始欲望的觉醒, 一个本来健康的灵魂在道德和清规戒律的自我遏制中逐渐异化的过程。
《帷幔》中的少尼, 因误信未婚夫是个丑陋男子而逃入尼姑庵, “情愿消灭了, 一切热念”, 冰一般地凝冻自己的心肠。但是, 少尼并没有像她削去的烦恼丝一样, 彻底剪去对生活的热望。她一直压抑着自己的爱欲, 压抑着自己的人性, “她的心儿随着形骸消瘦”, 当她看到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又俊秀又痴情的青年时, 更加燃起了一直深压着的对生活、爱欲的渴望。但她并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而是深深地将悲哀埋在心里, 终于抑郁成疾。应该说, 冯至对少尼这个形象还是很钟爱的, 他不忍心看她无望挣扎, 而让她有了一个情感寄托, 就像《吹箫人》中最后安排男女主人公逃往深山一样。窗外牧童的笛声, 使少尼对生活有了一丝希望, 激发了她的艺术灵感, 她把心里所思都绣在了帷幔上, “把帷幔绣成了, 极乐的世界———/树叶相遮, 溪声相应, /只空剩下了, 左方的一角”。绣帷幔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少尼试图调节自身灵与肉的冲突, 帷幔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灵的升华, 她把对美好生活的设想都寄托在帷幔的创作上, 从而使自己的肉身能够归于平静, 在清净的尼姑庵生活下去。但是, 艺术美的创作最终并没能拯救她, 精神层面的寄托最终还是抵抗不了人最原始本性的力量。少尼的努力失败了, 最后悲惨地死去, 帷幔最终也没能全部完成。帷幔上空缺的一角是少尼悲惨人生的象征, 也是所有被命运所左右的人的悲惨处境的象征。
冯至叙事诗中对人性的探讨, 借用《寺门之前》的一句原话, 是根植于表现人们“内心里起了无限的风波”, 这里的风波是指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他选取和尚、尼姑这一特殊人物形象, 来展现他所体验到的正常人性被压抑的痛苦和挣扎, 显然用意是深刻的。冯至敏锐地感受到有些时候悲剧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客观环境, 而是人性的正常欲望和追求被压抑造成的。他将人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和以及由此造成的自我摧残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
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 (至1927年底) , 涌现出大量的叙事诗作品, 如闻一多《李白之死》、《渔阳曲》、郭沫落《凤凰涅槃》、白采《嬴疾者的爱》、朱湘《还乡》、《王娇》等。这些叙事诗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现代叙事诗初成格局, 但还不成熟。冯至这四首叙事诗, 一下子将当时并不成熟的叙事诗创作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早在三十年代, 朱自清先生就将冯至的前三首叙事诗收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称赞他的叙事诗“堪称独步”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此后,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和著名诗学家、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也对冯至的叙事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些高度的评价是不无理由的。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当时的文坛虽然普遍地流露出对于人的命运与生存处境的关怀, 但是这种关怀却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 这种关怀其实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然反应, 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担当意识的现代激活。他们的关注也往往是应对的、急躁的和表层意义上的, 至于对人生的、社会的深层的现代意义上的本质关注, 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触及到。”[4]而冯至的叙事诗却是对人生本质的关注和思考。他的叙事诗都以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为题材, 但是这里作者思考的旨归并没有流俗于主流的表现追求爱情而不得的苦闷, 或关于爱情自由的倡导, 或对于封建婚姻专制的反抗, 而是透过爱情悲剧的表层达到对荒诞的人生处境的揭示, 以及对正常人性被压抑的痛苦和挣扎过程的展示。他始终把着眼点对准人性, 对准人的本质生存。这一视角使他的叙事诗从同时期众多叙事诗作品中脱颖而出, 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2][3]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 1994:61, 63.
爱情叙事 第7篇
D.H.Lawrence (1885-1930) was an English novelist, poe and critic, most famous for his novels Sons and Lovers (1913and Lady Chatterley’s Lover (1928) .He is considered an influen tial figure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His novel, The Horse Deal er’s Daughter, is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Mabel and the love be tween heroine Mabel and young village doctor Jack Fergusson.
2 A Narrative Reading of the novel
2.1 Narrative
Narrative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or a series o event. (Abbott 2007:12) Briefly speaking, it is the telling of a sto ry or a sequence of events.By using the different ways of telling the same story can be extremely discrepancy.The story of The Horse Dealer’s Daughter is simple.But by the narrative of Law rence, such a simple story becomes complex and engrossing.The main characters become vividly.They have their own minds and no difference against a real human being.
The narrator in this story is an omniscient narrator which stands outside the events but has special privileges such as ac cess to characters'unspoken thoughts, and knowledge of events happening simultaneously in different places.The full story is de veloping through characters’psychological changing.
2.2 The hopeless beginning and its main characters
The novel begins with a question.“Mabe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yourself?”It is also asked by the author and making readers guess who is Mabel and what happened to her.Twenty seven-year-old Mabel belongs to a pretty wealthy family.She could have been beautiful and happy or even married and led a good life at such an age.For the sudden downfall of the family, all things have changed.This is the setting of this story.In such situation, she refuses to change and keeps silent.Even almost unseen in this family, Mabel has constantly been bullied by her brothers.Mabel’s image is highlighted chiefly from the comparison with her brothers and the discourses with Dr.Fergusson.
Dr.Fergusson is always busy with his work, which seems to be contrary to Mabel’s life.There is little direct description of Dr.Fergusson.The reason why Dr.Fergusson's image is`muffled up'by Lawrence is only because that Mabel’s image is totally shown from Dr.Fergusson's perspective while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observe Dr.Ferguson's image.
However, their lives are dead in some aspects.Unlike her three selfish and foolish brothers, Mabel is silent and oddball.She seems like a doll that has no response to the outside world.But this is only a feint.The fact is that her life is dead though she is still alive in this world.She always feels secure at the ows her suicide.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Mabel‘s suicide.First, she refuses to change.Her father’s death has brought a big change in her family.The hous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old life.Lawrence drops a hint that unchanged things will die.“The dreary dining-room itself...were waiting to be done away with”.Second, she has no bailment of the spirit.Because of the big change there is nothing for her to rely on.Her world is empty and her life is coming to the end.Third, she wants to escape from the real life.But the only thing she can escape is her real life.The only way to escape is death.This is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her flaccidity.
As for Dr.Fergusson, there is no direct description about his dead water life.But it shows in Dr.Fergusson’s feeling towards Mabel.With looking into Mabel’s eyes, “he felt delivered from his own fretted, daily self”.Mabel makes him conscious about his dead water life.He felt“it wore him ou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a craving for it”.These two people are lonely.In this case, the sudden love between them is not strange any more.Dr.Fergusson is the last straw of Mabel.Mabel is also the rescue of Dr.Fergusson.He will not feel lonely after marrying with Mabel.“The equally needy man falls in love with her.All sales are final, no refunds and no exchanges here, just as the horse deal.” (Wu2011:258)
2.3 The sudden love
Mabel’s awareness of love wakes suddenly.Finding herself naked and knowing it is made by Dr.Fergusson, she suddenly is aware of their sex differences.As for Dr.Fergusson, his love towards Mabel is not sudden, and has been emerged earlier than Mabel.His love has emerged from their first meet in this novel.“Mabel looked at him...made him uncomfortable, unsetting his superficial ease.”He feels uneasy about her gazing.“Some mystical element was touched in him.”The mystical element should be love.So he watches her“as if spellbound”.“He looked down at the tangled wet hair, the wild, bare, animal shoulders.He was amazed, bewildered, and afraid.”“And yet wonderful was the touch of her shoulders, beautiful the shinning of her face.”Lawrence repeats the sentence“he had never intended to love her”several times.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he just never“intended”to love her.Love cannot be controlled by one’s mind.He has already loved her only his mind isn’t aware of it.
2.4 The uncertain ending
Now the full story has all been told.Unlike the traditional love story that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always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in the end of this one there is still the question:“I want you, I want to marry you, we’re going to be married, quickly, quickly–tomorrow if I can”.Here“tomorrow”indicates the uncertainty of their love.Nobody knows how long the love will last.That’s why Mabel asks“you love me”for several times and doesn’t want Dr.Fergusson go.The uncertainty of love makes Mabel feel afraid.There are so many uncertainties that the only thing she can grasp is now.No one can predict what happens tomorrow.Mabel,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The question still exists.
3 Conclusion
Lawrence’s view towards love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topic.He saw sex and intuition as a key to undistorted perception of reality and a way unburden individual's frustrations and maladjustment to industrial culture.Lawrence claimed that“mankind must rediscover the lost instinctive, biological passionate self that has become sacrificed to democracy, imperialism, industrialism, and urbanization” (Bloom 1988:244) .His philosophy concerning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blood consciousness is shown in this novel. (Wang 2007)
This is Lawrence’s love story.Just as the first sentence he has written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参考文献
[1] Abbott H Potter.剑桥叙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 Lawrence D H.The Horse Dealer’s Daughter[M].England, My England.Maryland:Wildside Press, 2004.
[3] 吴静.马贩子的女儿:一个关于诱惑的故事[J].海外英语, 2011 (14) .
[4] Bloom, Harol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Rainbow[M].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
[5] 汪志勤.劳伦斯《马贩子的女儿》的解救主题[J].世界文学评 论, 2007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