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过剩人口范文（精选4篇）

相对过剩人口 第1篇

(一) 理论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集中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 从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提高的趋势出发, 说明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结果、本质和形式。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揭示了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主要有三种:流动的过剩人口, 这是指在城市时而被解雇, 时而被雇佣的那些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 主要是指农村的失业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 主要是指那些职业极不稳定, 从事家内劳务和打短工的劳动者。

(二) 失业的主要分类

基于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结合西方经济学对失业问题的研究, 失业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造成的失业。摩擦性失业, 这种失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摩擦而造成的短期、局部性失业。周期性失业, 是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 因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 这种失业是由整个经济的支出和产出下降造成的。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失业的一种分类。前者指工人不愿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形成的失业, 后者指愿意接受现行工资但仍找不到工作的失业。

二、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看我国的就业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以来, 经济的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当前, 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共有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随着技术进步, 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展, 科技已经广泛的应用于生产、管理、服务等各个行业, 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 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相对过剩人口。

(二) 计划经济的惯性

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劳动者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因此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造成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

(三) 产业结构的调整

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 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

(四) 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

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 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本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下降, 劳动力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 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五)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在经济扩张阶段, 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 反之, 则会下降, 引起大量失业。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 我国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三、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对我国就业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 扩大劳动力需求

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 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全力搭建人才服务中介这个平台, 着力强化就业服务功能。以扩大就业为导向, 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二)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来开拓就业新领域,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型企业, 扩大就业和创业规模。开拓就业新领域,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拓宽就业空间。健全创业培训体系, 增强创业的理念, 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业能力。完善自主创业政策, 为创业者提供咨询服务、融资、人力资源等服务。

(三)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适当调整人口政策

政府应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就业信息引导, 使信息能及时有效地传递。进行职业培训, 努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促进城镇化过程, 消除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四) 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障制度

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 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 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加快建立覆盖劳动者的普惠公共服务制度, 健全涉及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政策, 完善劳动者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切实解决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突出问题。

(五) 积极创新思路、创新模式

要拓展思维, 抓好创业培训。积极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做好宣传,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 改变就业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宏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董克用.我国就业问题的特点与“十二五”就业规划[J].中国就业, 2010 (09) .

[4]李朝林.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我国失业问题[J].经济与管理, 2004 (01)

相对过剩人口 第2篇

作者：何练麻彦春

人口学刊 03期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01-0015-11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5.01.002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通常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对应地，由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的增量经济价值，即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又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原因是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测算至今缺乏一种有效的量化分析方法，以致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也悬而未决。例如，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中国是否有效把握住人口机会窗口期而获得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预计在什么时候关闭?蔡P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工资普遍上涨等现象的出现，标志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1]但这些重要观点由于缺乏人口红利这一直接证据，导致学者们对类似现象的判断产生巨大分歧。可见，解决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的问题，对于合理解释由人口引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测算人口红利的难点之一是参照系的选择。原因是，缺少参照系的人口红利模型通常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但过于理论化的参照系又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测算结果失去参考价值。作为测算人口红利的基础，本文建立的潜在人口红利测算模型首先尝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参照系问题，即既符合现实又可作参照标准的相对静止人口。为此重点研究了相对静止人口的若干特征，并与静止人口进行了比较。其次，在确立相对静止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参照系的基础上，建立潜在人口红利的测算公式，能够估算由人口年龄结构或人均产出变动或二者同时变动而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最后利用算式对相对静止人口样本国家进行相互印证。

二、文献研究

如上文所述，参照系的选择对于测算人口红利至关重要。本文提出相对静止人口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确立一个既有可比度又贴近现实的参照系。如果按照有无参照系划分，关于人口红利的文献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另一类则是通过其他经济指标间接研究人口红利。总的来说，无论是否引入参照系，都能得到一些受启发的重要结论，但同时也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1.以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的人口红利研究

以往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主要采用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人口红利。首先，选择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是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稳定人口是总人数每年按固定比例增加(或减少)的人口。查瑞传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对外迁移的封闭人口中，形成稳定人口的必要条件有三个：各年龄死亡率长期固定不变，每年出生率也固定不变，而且新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固定不变，长期发展下去便形成稳定人口。[2]其次，稳定人口分为三种情况：自然增长率为固定正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增、自然增长率为固定负值从而总人口单调递减以及自然增长率为零从而总人口保持不变。[3]当自然增长率为零时，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抵，稳定人口就演变成静止人口。[2]再次，将静止人口锁定为参照系，可以测算出理论人口红利。但这种方法会存在以下问题：

(1)静止人口考察的是理论人口红利。静止人口是经过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因而利用静止人口测算出来的人口红利仅仅是理论人口红利。这个理论值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参考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实现静止人口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存在理论人口红利。那么，在这个测算出来的理论值当中，理论部分与现实部分之间的差距是多少，是难以把握的。

(2)静止人口的选择缺乏依据。由于静止人口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在一些横向比较的文献当中，就会碰到静止人口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哪个国家或什么样的生命表人口近似看作静止人口。陈友华将抚养比低于或高于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视作“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期。关于静止人口的确定，他选择表征世界平均水平的瑞典生命表人口作为参照系，进而比较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情况。[4]但为什么确定5%这一指标，为什么选择瑞典而非其他国家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关于参照系本身的研究，目前仅有少数文献做过探讨。

由于参照系的确存在较大分歧，大部分学者选择另辟蹊径，在参照系缺失的背景下，对人口红利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

放弃参照系意味着不考察人口红利并假设人口红利存在。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即选择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入手，通过有关经济变量的变化解释人口红利。例如比较经典的是，Bloom等人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其生产性较强，储蓄率也较高，形成人口红利。[5]他们尝试以此揭示“东亚奇迹”之谜，虽然其实证分析没有获得多大的支持，但为人口红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利用实证分析验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尹银和周俊山就尝试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结合多省份动态面板数据，证明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6]在这类文献研究当中，经常出现两个严重的错误：

(1)将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从而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7]但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正如刘元春等强调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人口机会窗口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8]如果仅凭实际人口结构与静止人口的比较结果，就武断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时代，是完全错误的。

(2)将潜在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红利。在大多数测算人口红利的算法中，有学者采用理论抚养比，即15～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考察人口红利。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测算出来的仅仅是潜在人口红利。正如穆光宗指出，测算人口红利的指标应该是实际抚养比，即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9]只有考察了一个国家在人口机会窗口时期是否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做出其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判断。

有关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国内外学者做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但多数文献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仍然处于定性分析阶段，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严谨的测算结果。由于缺乏建立在参照系基础上的严谨的推导和充分的证据支持，所以这类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往往也存在较大分歧。

3.无参照系的人口红利间接效应研究――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凸显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红利测算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人口质量。不少文献指出，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实质上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带来的。例如，Lee和Mason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使得消费支出逐步减少，另一方面使得储蓄率增加，从而转化为社会财富。同时劳动人口的减少使得人均资本得以提高，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期。[10]蔡P进一步指出，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手段是延长退休年龄，但需要保证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充足的劳动力需求。这就要求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维持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促进中国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顺利过渡到第二次人口红利。[11]梁颖和陈佳鹏指出，日本的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人力资本的极大提高为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12]

因此，这类文献给出了一个重要启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对人口红利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不仅受到反映数量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反映质量的人均产出的影响。因此，人口红利公式必须包含上述两个方面。

4.纯粹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研究

这类研究既撇开参照系，又抛弃人口数据，尝试通过构建复杂且抽象的人口红利模型得出一些结论。笔者认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再完美的数学证明也必须经过实证的检验。另一方面，任何企图将所有经济因素都纳入考察范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一个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大多只会带来不稳定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合理的假设、简约的论证及数据的验证是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关键。

综上所述，部分缺少参照系的文献虽然得到一些重要结论，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而受到质疑，包括人口红利这一前提。为了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引入参照系是必需的，但这一参照系需要重新确立，以克服静止人口因过于理论化而失去实际参考价值的缺陷。与此同时，一个合理的人口红利算法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结合人口数据基本面，二是包含反映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因素。

三、研究方法

学术界寻找参照系的探索并没有停止。首先，从世界人口发展历程看来，不难发现，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总人口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变化并不大，其特征比较接近于自然增长率为零的稳定人口状态，可谓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人口”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筛选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

其次，相对静止人口能否取代静止人口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参照系，还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比较二者在出生率、死亡率及男女比例等有关特性方面的趋同性，从而判断二者的相互替代性;另一方面，在上述条件满足的前提下，重点考察相对静止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从而为研究潜在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再次，建立潜在人口红利模型。该模型以相对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综合考察人口数量和质量变化两方面，进而测算潜在人口红利。

最后，利用该模型算法，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一方面需要验证相对静止人口的特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证明其潜在人口红利很小。

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源自世界银行集团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选取总人口、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女性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覆盖范围包括251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最长达到52年。

四、相对静止人口及其特性

1.相对静止人口判断指标――总人口变异系数

倘若一个国家总人口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小，那么我们认为其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我们通过考察1960～251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的变异系数，从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样本。考察变异系数的公式如下：

其中，N为样本数量;为第i个样本值;μ为总体样本平均值;σ为总体样本标准差;cν为变异系数。计算结果显示，在扣除无相关数据后的2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个样本(约占总体样本数量的4%)的变异系数小于5%，表明这些样本国家各年度的总人口与其总人口平均值之间的距离(差异)的整体平均值，在总人口平均值中所占的比例均不到5%，反映了1960～20，各年份总人口数据的离散程度很小。也就是说，这10个国家总人口的变化幅度是很小的，总人口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变异系数小于10%的国家和地区有43个，约占总体样本数量的17%(见表1)。

我们认为，这43个国家和地区比较接近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下面以这些样本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

2.相对静止人口与性别结构

女性人口比重是人口增长趋势的重要先行性指标之一。当一个国家人口趋于静止时，其男女比例也将趋于稳定不变。不仅如此，女性人口更替数量趋于固定不变，出生女婴人数等于死亡女性人数，从而保证总人口更替比例不变。这一结论得到上述43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的印证。扣除无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异系数非常小，整体均值只有0.81，表明接近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各样本，52年来女性人口比重的变化甚微(见表2)。

然而，女性人口的比重却不能揭示人口变动的趋势。38个样本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51.72%，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51.37，52.08)。在所有208个样本当中，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有26个样本，其中只有13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9个国家，其女性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51.55%，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51.14，51.96)。而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31个样本中，只有5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只有16个小于10%。不仅如此，208个样本的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其女性人口比重均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3，表明二者的线性相关性较小(见图1)。

图1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女性人口比重均值散点图

可见，女性人口比重相对稳定仅是总人口相对静止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国家总人口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其女性人口比重相对稳定。但倘若后者变化很小时，却不能保证该国家总人口变化不大。

3.相对静止人口与自然增长率

按照稳定人口理论，当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保持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为零。如此类推，若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其自然增长率接近为零。通过考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推论成立。

38个样本1980～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2.66‰，除个别国家外，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9个国家，其自然增长率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仅有1.94‰。

但值得说明的几点是：第一，自然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变化较大，原因可能是正负相抵而使平均值接近零，导致各年份自然增长率与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较大。第二，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粗出生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二战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给人类的繁育生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粗死亡率也较高可能是资源和自然承载能力短期内的相对不足导致的。但除个别国家外，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均比较接近，这与通常认为的“当生育水平处于死亡水平时，人口稳定下来保持不变”[3]相吻合。第三，粗出生率的变动相对较大而粗死亡率的变动则相对较小。粗出生率变动较大可能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影响到生养育成本，导致粗出生率变化较大，从而使自然增长率也起伏较大。而变动较小的粗死亡率，尤其是变异系数小于5%，可看作是基本服从人口更替的自然规律。

反过来，自然增长率的低速增长能否保证人口的相对稳定?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然增长率均值小于5‰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样本有31个，占比79.49%。与此同时，考察211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增长率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后发现，其相关系数为0.89，表明二者之间以较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0，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总人口变异系数(TP.cν)与自然增长率均值(NG.μ)之间存在较强的同方向变动关系(见图2)。

图2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自然增长率均值线性关系图

综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相对静止人口与低速自然增长率互为充要条件。一个自然增长率保持接近于零的国家，其总人口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状态。

4.相对静止人口与年龄结构

出生率、死亡率、新生婴儿性别比例均固定不变所形成的稳定人口，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各年龄人口都在以相同的比率增加、减少或不变，因而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保持不变。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当人口保持相对静止时，各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应变化不大，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根据国际惯例，我们选取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各样本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见表3)。

观察表3发现，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31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占比的变异系数也很小(表3第四、八列)，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为2.43%。其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样本，其变异系数的整体平均值只有2.25%。这证明上述推断成立。

另一方面，31个样本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表3第三、七列)的整体平均值为65.96%，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52，66.40)。在有统计数据的101个样本中，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有11个样本，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10%的有9个。同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其整体平均值为66.04%，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66.79)。落在这一置信区间的17个样本中，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有5个，小于10%的有12个。

进一步，我们集中考察这101个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之间以较高的概率存在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94，表明二者呈反方向变动的关系。经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8，反映整体模型显著，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AS.μ)与总人口变异系数(TP.cν)之间存在较强的反方向变动关系(见图3)。

图3 总人口变异系数与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值线性关系图

综上可得：相对静止人口与相对稳定年龄结构互为充要条件。一个总人口保持相对静止的国家，其年龄结构也相对稳定。同时，值得强调的是，15～64岁年龄段通常被视为适龄劳动年龄段，是区分抚养人口和劳动人口的重要指标。通过考察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可以为进一步考察潜在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五、潜在人口红利

如上文所述，潜在人口红利形成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在非静止人口状态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引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使得潜在经济产出增加，形成潜在人口红利。

首先，确立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经过上面分析，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8个国家样本，其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52年均值的整体平均值为66.04%，其置信水平为95%的置信区间是(65.28，66.79)。在这一区间内的年龄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又因为相对稳定人口年龄结构与相对静止人口互为充要条件，所以我们将这一整体平均值及其置信区间界定为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任一国家和地区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判断劳动力资源的禀赋程度。

其次，影响潜在人口红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均经济产出。随着教育等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加大，人口素质得到逐步提高，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也在不断增加，使得衡量人均经济产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因此，即便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有着相同的人口机会①，其测算出来的潜在人口红利也不相等。

归纳起来，一个国家某一年份的潜在人口红利的公式可表示为：

潜在人口红利=(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静止人口参照系)总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

其中，实际人口年龄结构用15～64岁年龄段人口实际比重表示。

六、算法检验

根据公式(6)，我们逆向考察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结合上文分析，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样本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应该很小。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加以判断(见表4)：

表4反映的是1990～年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2%(表4第二、六列)的13个国家，其相对静止人口的置信区间上限65.28和下限66.79，分别对应的潜在人口红利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4第三、四、七、八列)。比重越小，说明潜在人口红利也越小。不难发现，13个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都很小。相反，总人口变异系数大于10%的89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潜在人口红利或负债，以置信区间上限(α.UP.μ%)有关数据为例(见图4)。

图4 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2%和大于10%的国家和地区潜在人口红利比较

值得指出的是，部分总人口波动较大的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却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察期内，这些国家正在经历从潜在人口负债向潜在人口红利转变的阶段，因此正负相抵后所得到的比重均值便较小(见图5)。

图5 总人口变异系数大于10%的4个国家潜在人口红利变化图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其潜在人口红利相对较小。

七、总结

利用变异系数确定的相对静止人口，其特性与静止人口具有高度相似性，包括了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性别结构相对固定、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且趋于一个合理的水平，等等。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对静止人口代替静止人口测算潜在人口红利是可行的。测算结果显示，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和地区，其潜在人口红利也很小。这进一步证明，相对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是有效的，可以衡量非稳定人口国家和地区的潜在人口红利，尤其是测算中国的潜在人口红利。借此参照系，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的贡献。

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为进一步研究人口红利打下基础。潜在人口红利是人口红利的最大值，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就业。我们可以引入有效反映就业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而从潜在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口红利的研究。与此同时，通过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既不会否定其存在，也不会过分夸大其作用。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的确会引起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充足和抚养压力的减轻，潜在人口红利的增加有助于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测算这种直接效应对我们研究间接效应有重要指导作用。无论人口机会窗口怎样有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从而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间接效应，都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是，间接效应不会超过直接效应，否则人口超生的激励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研究人口机会窗口对投资、消费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

[收稿日期]-06-27

注释：

①人口机会指用相对静止人口作参照系计算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与实际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之间形成的差额。

相对过剩人口 第3篇

【摘 要】失业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在宏观调控中也把充分就业做为四大目标之一。本文从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出发,对我国目前失业问题中的三个热点话题进行了思考分析。

【关键词】相对人口过剩;失业;知识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99-02

1 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篇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对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有系统的阐述。所谓相对过剩人口是指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直接推导出相对过剩人口理论。马克思认为,随着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使得资本家投入的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来说,不断减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较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减的速度减少”,虽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最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由此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

马克思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家不断地增加积累。并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使得“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它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相对过剩人口形形色色,通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它形成了一支隶属于资本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在新兴生产部门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节约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对我国失业问题的思考

2.1 为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会出现失业问题

马克思为失业是资本主義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形成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生产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出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自己却成为过剩人口,即“失业者”。而社会主义生产具有计划性,通过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失业也会消失。实际上,马克思把是否存在失业作为衡量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坚信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失业为耻,也确实达到了表面上的“充分就业”,然而这个目标并没有坚持太久,在随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失业问题在我国显现出来。袁志刚博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失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由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能所造成的,后者是代表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支配权的国家对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选择。”我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我国的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设想有许多隐形条件:1、假定劳动决策人事高度民主和科学,不受计划领导人的个人私利和身外权力意志的影响。2、假定劳动者的供给和需求完全一致3、假定劳动者的择职愿望可以完全由计划者来满足,或者劳动者个人都没有职业偏好,全部把国家的愿望当成个人的第一志愿4、假定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传递极为迅速,决策者所掌握的劳动力供求资料绝对可靠。可见,马克思的设想与我国现实国情相差很远。因此,需要从我国社会制度以外的因素中找我国失业问题的原因,而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经济体制转轨,城乡二元化,收入分配的调整,国企经营体制的转换,结构性失业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失业问题严峻。再回过头来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充分就业”,其实我国当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并没有解决劳动力供求矛盾,只不过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大多数企业人浮于事,原本三个人就可以做的事让五个人来做。那时所谓的“充分就业”实际上是以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劳动效率的普遍降低做代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走向国际化,“充分就业”开始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短期、表面的均衡过后便是长期、普遍的过剩。

2.2 如何看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

马克思在阐述相对剩余人口理论时,提到剩余人口的三种形式,其中潜在的剩余人口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相对农村经常具有更良好的就业和生活条件,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段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以实现向城市的转移。

我国是劳动力大国,失业问题严重,不仅存在显性失业,还存在隐性失业,其中隐性失业主要表现为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严重的“人地矛盾”,我国农村在很久前便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然而,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人口分治制度,这种城乡二元化体系造成了绝大多数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松了对城乡流动和户籍制度的管制,使得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在现阶段,随着国家保护农民工的倾向,特别是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关注,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我认为利弊皆有。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路,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填补了城市人不愿做工作岗位的空缺;此外,农民工通常对工资、福利等要求较城市人低,能够为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农民工的存在也形成了对城市劳动者的竞争威胁,迫使他们提高工作努力程度。然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客观上挤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岗位,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负担,也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因此,在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要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进入,注意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城市的压力。当然,对于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本人觉得城市人或是农村人都是中华名族的一份子,将两者对立起来也势必会影响我国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农民工应被给予公平的国民待遇。

2.3 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我国失ひ滴侍庥只岵生什么影响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然而它又会产生新的生产部分,吸纳失业人口。马克思说过,“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社会阶级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反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三大产业中,体力劳动的中心地位已经或正在被脑力劳动所取代,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出现了劳动者的知识化、脑力化、技能化发展倾向。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在知识创新密集的行业,由于创新劳动作用的日益加强,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的份额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非创新劳动密集的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则成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就演变为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下降并存的态势。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我国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知识经济时代所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有消灭传统岗位的效应,比如企业中先进设备的使用能够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又具有间接补偿效应,它开辟了许多新的岗位,比如以信息产业的崛起,使新的就业岗位涌现出来。此外,伴随经济时代而来的是生产条件的改善,新产品的出现,第三产业的发展等,这些效应加总起来可以大大超过它的负面效应。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知识工人的需求激增,而对一般体力工人的需求减少;具有职业的现有工人也会因为知识经济所带来的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而随时面临裁员、淘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劳动力都会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备受亲睐。

3 结论

本文运用马克思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这一工具,结合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实际,得出了三个结论:1、我国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联系。2、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利弊皆有,应客观对待,谨慎处理。3、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资本有机构成演变为提高和下降并存的态势,对我国失业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传统岗位的消失和新岗位的出现,然而对知识的“追求”,成为企业和劳动者的共同行为。

げ慰嘉南: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冯煜.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 乔榛.中国失业引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 蒋莉.马克思的劳动就业理论与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D]吉林大学,2002

[5] 从松日.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现实思考[J]青海师专学报,1999(02)

从生产相对过剩到生产绝对过剩 第4篇

关键词：资本增值,新需要,相对生产过剩,绝对生产过剩

1 使用价值总量的有限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 在社会总需要水平不变的条件下, 一定时期全社会使用价值总量只能是一个有限的量。换句话说, 全社会所需要的物资总和与服务总和两者合在一起, 肯定存在一个有限的界定。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 这里所说的物品概念, 其范畴体系统一界定为物品和服务两大类别。科技的发展, 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无限发展, 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物品的潜力有着无尽的发展态势, 似乎只有资源枯竭才是这种生产力唯一的限制。不过,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 资本生产的物品数量成为一个社会的使用价值是有一些条件和背景的。资本生产物品的数量完全可以无限无穷地增长和扩大, 但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其使用价值的总量是一个有上线的固定值。也就是说, 一个社会的使用价值总量不可能随着资本生产的物品的增长而无限度地扩大。

通常情况下, 除了发生一定特殊情况外, 一个社会所有使用价值的量是由其所有的需求来确定的。马克思说:“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作为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 资本的数量在一定限度内是可多可少的, 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因为它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就不再为消费所需要了。作为特定的、片面的、具有某种质的使用价值, 例如, 谷物, 它的数量本身只是在一定程度内才是可多可少的, 它只在一定数量上, 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 产品的特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 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数。这种限度决定于消费者的人数乘以他们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 才是需要的对象。例如, 只能吃掉一定数量的谷物等等。因此, 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 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 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 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 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一旦产品不再有使用价值, 它也就不再是流通对象 (因为它不是货币) ”。

一个社会资本生产的物品体系并不是越丰富就会导致越好的结果, 不管从哪个角度思考, 从人类个体来看是一样,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一个物品再有用, 一旦超出了人类需求体系的限度, 其超出部分就不会被人类使用。所以, 一个物品使用价值的总量不是由资本生产决定的, 而是由人类的需求体系来确定的。具体说来, 从个体的需求视角来分系, 由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需求系统在一定时期是有一上线和下线的;从全社会来看, 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对各种物品的需要也是有一个上线和下线的问题。也就是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整体来看, 一定时期的需求系统是一个容纳的范围的, 不可能无限的、任意的扩大和增长。

人类目前的需求系统的水平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新的使用需求体系的出现和产生, 也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一个区域的人类社会使用价值总量是会固定在一个相对不变的层次上的。人类社会使用价值总量在一定时期内不变, 这个不变理念对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一个区域的社会价值总量的上线边界。衡量一个人劳动的价值大小, 不是按照个人实际生产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而是按照全社会来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管个体劳动花费的时间多长多少。不过, 人类个体的个人行为的劳动要能够成为全体社会所承认接受的社会型劳动, 其前提条件是劳动产品必须作为使用价值得到他人的接受。如果产品不具有使用价值, 那就不能作为商品卖出去。无论这个产品的生产者支出了多少个人劳动, 也不能转化为任何社会劳动, 不能实现任何价值。

2 资本扩张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以外资本生产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 即对该商品的需要。这是剔除了支付能力因素、直接面对人类一般需要的消费。接着, 马克思指出, 价值的流通必须有等价物存在, “可是, 因为流通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 是有一定限度的量, 而另一方面,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 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 事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这个“等价物”, 实际上就是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新需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马克思分析了这个“等价物”出现的3个层次的限制:作为使用价值受到一般需要的限制;作为价值受到他人生产的限制;交换以货币为媒介, 流通受到货币的限制。马克思对这个“等价物”或者需求来源的分析, 比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们, 都要深刻得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过于重视价值层次的限制而忽视货币的分析;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出发赞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浅薄性自不待言;主张通过国家开支创造需求实际上是夸大了货币在需求构成中的作用, 3种经济学家所共同忽视的, 是马克思3个层次分析中最基本、也是决定性的分析, 这就是从资本与人类一般需要的动态关系出发, 来揭示需求的发展空间和限度, 从而从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这个制高点上, 说明资本的历史使命和极限。

3 资本极大拓展了人类新需要

资本开拓新需要的冲动内在化于资本的本性之中。政治经济学一般用资本的概念本身 (资本就是带来更多价值的价值) 、资本家发财的贪欲、资本竞争的压力来解释资本增值的冲动, 这是正确的, 但是还不够。资本增殖的本性, 来自于前述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总量不断减少的绝对压力。如果资本不能开拓出新的需要空间, 不但不能增值, 连原有的价值都难以保存。在这里, 为了能够形象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例举了一个案例来生动的阐释, “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 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 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 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 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如果创造这个新的生产部门的企图失败, 游离出来的50资本就会发生价值丧失。这就是说, 没有新的需要, 资本随时面临被消灭的命运。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创造人类有用性的体系, 大胆预言了人和整个自然世界发展的辩证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 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 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 还是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恰恰由于资本对整个人类需要系统的深度开发, 才真正促使人类克服了对自然的神秘感, 把自然作为利用对象来征服;同时, 这里己经揭示了在资本主义高峰阶段人类对自然的傲慢的根源。“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 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 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态势,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萌芽状态的开始。另外, 马克思还强调了资本这种东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资本破坏着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 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4 需要的有限性和绝对生产过剩

在上文所引用的关于资本和人的需要之间动态关系的一大段论述之后, 马克思接着指出, “但是, 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 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 所以就得出结论说, 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 并且, 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 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 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 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 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 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这段引语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们广泛地用来说明资本积累的矛盾和限制。但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界限”的真实含义并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在这一段之前, 马克思指出, “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 即对该商品的需要”。马克思特别在括号中加以说明, “根据迄今我们所依据的前提, 还根本谈不到无支付能力的需要, 即需要某种商品而自己又拿不出商品或货币去交换”。马克思又指出, 剩余等价物表现为第二个限制, 包括货币的限制。这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对价值的限制;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限制。或者说, 资本的限制表现为:超过需要界限的绝对生产过剩;超过价值界限的相对生产过剩 (缺乏等价物或作为等价物代表的货币) 。

人的需要不是一个可以由资本永无止境开发的范畴。相对于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来说, 人类的需要体系是一个有上线的系统。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和其他动物一样, 它的一切生理发展和需求是有限的, 它的活动范围和发展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弹性理论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有限性。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理论来说, 物品消费量在无限增长, 其产生的边际效用效能必然在逐渐地缩小和减少, 资本生产的物品总量一旦大大超出了人类使用可以容纳包容的界限, 这种边际效用就会变成一种负效用负效应, 人类的欢乐就会因为这个物品的使用变成一种痛苦, 从而导致人类对这样的物品就不再怎么需要, 反而产生一种厌恶的感受。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西方经济学“欲望无穷”这个前提的一个批判。弹性理论告诉我们, 奢侈品的需求弹性高, 必需品的需求弹性低。在《草稿》中, 马克思己经指出, 先前表现为人类奢侈型的物品, 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人类的必需物品了。当众多的奢侈型物品纷纷变成为人类日常的必需品体系的部分, 那就在相当程度上, 导致人类对这些物品的需求可能和空间容纳范围逐渐缩小和减少, 不可能随着价格的降低而迅速提高需求量, 也不可能随着收入的增加大幅度增加这些物品的消费。这是绝对生产过剩的表现, 是生产力发展对需要的充分满足造成的需求不足。面对这种需求不足, 资本必须扬弃奢侈品, 在原来奢侈的物品变成普通的物品的同时, 制造出更多的新的奢侈品来。这是资本的长期出路, 比凯恩斯创造短期需求的手段74/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更为高明。

实际上, 在大量无产阶级的基本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 局部绝对生产过剩就己经发生了。一边是绝对的生产过剩, 一边是相对的生产过剩, 这两者并存正是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 所谓的“穷人没钱花, 有钱人有钱没处花”。如果认为由于许多穷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存在绝对的生产过剩, 就只能片面地强调贫困化的作用, 全然看不到富裕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即使很多人挨饿受冻, 绝对生产过剩还是照样存在, 因为资本从来就不会为这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们而生产;对于具有充裕的支付能力的人, 资本也从来不管这些人是否会在需要的过度满足中窒息。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不但受到购买力不足的障碍, 还受到需要不足的障碍, 一种存在于富裕阶层的社会的“绝对消费力”的绝对障碍。对于危机理论来说, 这种局部绝对生产过剩的意义就是, 对于生产超过需要的领域来说, 新资本的投入是没有意义的。在面临绝对生产过剩的领域, 资本的命运取决于资本能否开辟出人的新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