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细节范文（精选4篇）

香港的细节 第1篇

时至今日, 香港回归祖国已有12个年头。在媒介话语中, 香港是如何被呈现的, 又历经了何种变化?为了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 从两处关键的截点分析三家媒体 (《人民日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 对香港的报道, 一方面以求获得针对香港“媒介形象”的清晰图景;另一方面, 试图总结出新闻报道文本特征, 以求在更深层次上分析新闻话语的变化和趋势。

二、文献回顾

1997年香港回归曾引发学界对媒介活动的一次研究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的研究项目“世界传媒报道香港回归”, 参与者有潘忠党、陈韬文、李金铨和苏钥机教授。此项目的部分成果《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1) 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媒介报道进行了分析。

在《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一文中, 陈韬文等人使用访谈和量化的内容分析法, 探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将一个全球性事件“驯化”, 即如何强化事件与本国受众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各国传媒都有严重倚重本国的官方新闻源的预期。在新闻议题方面, “英国传媒突出的主题是大英帝国光荣的撤退和对往日光辉岁月的缅怀。美国的传媒大张旗鼓, 为香港的民主摇旗呐喊。中国大陆传媒标榜洗脱百年国耻和全国欢庆统一。” (2) 同时, 在各国传媒对香港前景的评价上, 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出现了明显分化:“中国媒体一律报道香港在每一方面都不会发生变化;要变化也只可能向好的方面变化。它们回避了一些实质性的报道, 着力于报道种种举国欢庆的场面。相反, 来自其他社会的传媒却都预言会发生变化。四个英语传媒体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比香港和台湾传媒更多提及变化, 并且更倾向于将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与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价值对立。香港与台湾的传媒似乎较现实, 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存两地的自主性, 而不是与北京共产主义政权展开原则之战。” (3) 传媒报道的这些特征正反映了“各国的外交路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而这些正式驯化基本的依据” (4) 。

潘忠党的《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一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媒介叙事的建构过程。他指出, “回归”报道是在党-国 (Party-s tate) 框架主导下建构的, 但是随着我国媒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 这种叙事又引进了党-国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某种契合。“市场资源的调动和民族自豪感的澎湃说明, 香港回归也是商机, 尤其对传媒以及那些依赖传媒而获取有利市场占位的商家来说是如此。” (5) 为何政党和文化商品生产者能同样青睐民族主义的叙事?他认为原因就在目前我国特殊的文化生产秩序。“民族主义的话语和利益调适的主导力量都在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这种契合使得国家与市场的力量能够携手、联姻, 而联姻的具体方式就是在党-国的基本框架内, 国家力量与基于市场的利益集团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 通过隐性协议, 实现利益的调适。” (6) 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我国传媒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也将继续具有政治资源的价值, 并同时具有市场销售的价值” (7) 。

1997年以后, 虽然仍有学者对媒介报道中的香港呈现进行研究, 但是数量上大为减少, 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损失。

三、研究方法

面对数量庞大的新闻报道, 本文选择了《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以及《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为样本。本文选择新闻报道是按时间进行的。划定时间的具体方法是, 以标志性事件发生的日期为中点, 前后对称延伸10天。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内容分析法用于揭示不同媒体是用何种方式来建构香港形象的, 主要涉及新闻议题、新闻信源、态度倾向构成、语气强度;文本细读的方法用于从历史的角度归纳香港媒介形象的变化。

四、“团结友好”议题框架和“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从上面两表格可以发现, 在对香港的报道上, 国内外媒体使用了明显不同的关注角度。总的来说, 《人民日报》呈现出“团结友好”议题框架;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呈现出“民主经济”议题框架。

1997年《人民日报》大量新闻的主要报道议题集中在“主权行使”和“文娱庆典”。实际上, 在《人民日报》的“主权行使”、“文娱庆典”、“民族认同”、“与中国内地关系”这几个议题中, 常出现多个议题共存于一篇报道的情况, 它们之间的结合程度非常高, 相互渗透。这些报道不断重复, 使得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两岸合作的不断增进成为这一热点事件的主要基调。2005年《人民日报》也有报道专门提及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在民主和经济两大领域。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 这两家媒体最为关注的是香港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是否维持。这两个议题直接关系到美英两国与香港的合作关系。同时, 作为西方完整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法律也是两家媒体关注的一个重点。

五、新闻信源分布情况

三者最重要的新闻信息获得方式都是“记者所见所闻”。新闻记者作为主要新闻信源在三家媒体报道中占据着如此高的比例, 更加提醒人们对记者自身因素的重视。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内在因素, 是在解读新闻作品时不可忽略考虑的部分。

除去香港的官方信源, 这三家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程度都远超过对国外官方信源的依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媒体的叙事与所在国官方叙事的趋同。进一步说, 香港不同的“媒介形象”是一种渗透了媒体所在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现, 而这种活动则或多或少地对他国的官方立场带有某种排斥的倾向。

2005年, 两份外国报纸对所在国官方信源的依赖有所减弱, 主要的官方信源来自香港官方。而《人民日报》仍保持相当比例的中国官方信源, 虽然应该考虑到中国官方与香港特首换届者一事件联系密切, 但是浓重的本国官方色彩始终是《人民日报》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由于偏重于对官方信源的选择, 因而对非官方信源的选择较少。这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在总体信源选择上较为狭窄的特点。

与官方信源相似, 除去香港的非官方信源, 三家媒体更倾向于选择所在国非官方信源, 尤其是在“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选择上。

总体来说, 同一国家的官方信源同质性通常较强, 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仍有相当的可信程度。而非官方信源所带的观点则差异颇大, 单纯使用定量的方法是不充分的。

六、报道态度倾向分析

“报道态度倾向”是从报道的数量 (篇幅) 上对语气的衡量。本研究测量态度倾向的量表是, 通过比较针对香港的报道中正面、中立、负面态度所占的篇幅, 并把它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1997年还是2005年的报道中, 《人民日报》对香港报道所持的态度倾向相对简单, 以趋于正面的语气为主, 还出现了单一的“正面”语气, 这在其余两份报纸中均没有出现。

《纽约时报》对香港的报道态度倾向较为多样, 以中立为主, 正面和负面的态度均有涉及, 但负面稍微居多。在2005年的报道中, 负面的态度有所增加。

《泰晤士报》报道中对香港所持的语气要比《纽约时报》更倾向于负面。在1997年的报道中, 类似地, 在2005年的报道中, 《泰晤士报》负面的语气也有增无减。

七、信源引语强度分析

《人民日报》1997年的报道更倾向于选择带有“一般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 对其重视程度超过带中立和否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同时, “极端肯定”语气强度的信源引语也为数不少, 这种倾向使《人民日报》在肯定语气的倾向上更为突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否定语气引语的极少量使用。而在2005年, 《人民日报》转为倾向选取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 但是对否定语气信源则没有涉及。大量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始终存在于《人民日报》的报道。因此, 《人民日报》在这两段时间里的信源选择上, 一边倒的情况十分明显。这种明显倾向诉诸感性的叙事方式与《人民日报》注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报道议题是相一致的。

《纽约时报》在1997年和2005年的报道中都更倾向选择带有中立语气的信源引语。而在选择带有态度倾向的引语的时候, 更多采用“一般肯定”和“一般否定”, 带有极端语气的信源出现得相对较少。同时, 《纽约时报》在1997年的报道比较平衡地选择带肯定和否定语气的信源;但在2005年否定倾向语气的引语却明显增多。

在两个时间段内, 《泰晤士报》对信源引语的选择上与《纽约时报》相类似中立为主, 倾向于“一般”强度的语气, 但偏向否定。总体而言, 《泰晤士报》报道对带肯定语气的信源引语的选择略少于对否定语气信源引语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正面=负面”的平衡的态度以及肯定、否定语气信源个数相当的情况, 仅仅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少数报道中出现。这与客观、公正的理想报道模式相去甚远, 不禁让人深思。

媒体再现环境的活动是带有主观的价值倾向的, 而且不同的媒体之间价值判断并不总是一致。对于香港而言, 各个议题都存在着从多个维度解读的可能。《人民日报》倾向于从与大陆团结、友好、合作的角度把香港诠释成为保持先进、稳定和繁荣的典型, 因而处处流露出乐观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则以西方的民主经济角度进行解读, 把香港描述成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退步者, 因而充满了悲观和失望之情。当然, 这样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 语气和态度的背后隐藏着更多深层的原因,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八、历史发展中香港“媒介形象”的比较

(一) 《人民日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对1841年以前的香港, 《人民日报》描绘的是香港与中国大陆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英国人说香港150年前只是一个石岛, 一个荒凉的渔村, 这是无稽之谈。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 既有新石器时代遗址, 又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文化基础 (10)

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香港人主要以被压迫、被打压的形象出现。

他说, 香港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从中国抢走的, 港英当局在100多年中一直用鸦片毒害香港人民 (11)

在与中国大陆关系上, 香港扮演受惠者的角色。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并不断扩大对香港供水规模的过程, 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自60年代中期起香港经济持续增长, 人口由300万增至631万。因此香港有识之士说, “没有东深供水工程, 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 (12)

而对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隔阂, 归因于英方的所作所为。

以前有一些香港同胞由于多年受港英当局的宣传, 认为大陆穷, 没有自由, 所以有时在大陆同胞面前总要表现出那种大英帝国臣民的傲气, 就是对我们机组成员也不例外 (13)

1997年到2005年, 香港经历了经济的动荡以及SARS等危机的考验, 《人民日报》对香港特首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这当然也是对香港的现局和前景的肯定:

董建华先生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面贯彻香港基本法, 依法施政, 团结香港广大同胞, 努力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维护了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 (14)

总体来说, 在《人民日报》的叙述中, 香港的形象是“过去不错, 将来更好”。

(二) 《纽约时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纽约时报》涉及香港形象的报道主要始于1841年后, 尤其集中在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任时期。香港的民主人权、政府行政都有了明显改进。

香港的优势在于, 它结合了中国的资本硬件中国人的商业才干、能力和资金, 以及英国的软件法治、独立审判及对契约和所有权的强调, 它们让香港变得富裕强大。 (15)

对于1997年英国离开香港, 《纽约时报》表现出对香港前景, 尤其是政治前景的担忧。《纽约时报》在提及香港新的城市标志时, 特别这样指出:

英国国旗即将降下, 中国国旗即将升起, 新的城市标志紫荆花 (相当不幸, 那是一种不结果的杂交植物) 和白海豚 (由于香港的过快发展而濒临灭亡) 都是商人打生财主意的对象。 (16)

这时, 香港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色, 而援助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今天清晨, 查理斯王子, 英国主权的标志, 在一片怀恋和恐惧的潮声中乘船离开了香港, 留下美国作为裁决中国在香港一举一动的最为可靠和最有影响力的仲裁者。 (17)

2005年, 《纽约时报》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能力批评有加, 显然, 对于回归中国以后, 《纽约时报》认为香港的现状大不如前。

50万人, 其中有许多是专家, 在2003年7月1日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在春季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时反映迟缓 (18)

《纽约时报》在2005年香港行政特首换届时某些报道对香港的政府行政有乐观的预测, 但实际上这种预测是基于1997至2005年香港形象的下滑而作出的, 对香港前景的展望仍不明朗。

(三)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媒介形象”的演变

《泰晤士报》在描述1841年以前的香港时, 常常用到“barren”一词, 在其叙述中, 1841年登上香港的殖民者才是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最早的开拓者。

他在经历10150英里精疲力竭的航海后来到的这片殖民地, 到处充满着令人不悦的气味, 鸡和猪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但是Albert Martin, 像许多在他之前之后到来的士兵一样, 对它着迷了。 (19)

1841年以后的《泰晤士报》对香港形象的塑造与《纽约时报》较为相似。在《泰晤士报》的叙述中, 香港民众更加认同的是英国的治理。在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上, 《泰晤士报》并没有《人民日报》报道的那样强烈, 甚至显得非常冷淡。

许多香港人并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甚至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说他们是“香港华人”, 仅仅是“香港人”。 (20)

在2005年香港特首换届的报道中, 《纽约时报》的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其对香港行政特区第一任特首的表现给予严厉批评。这无形中和1997年报道形成对比。这时反映出来的香港形象,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在一个急切要保持必不可少的自由的城市, 他对公众意见充耳不闻, 尤其是对由香港年轻的、坦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提出的要求其负起责任的请求。 (21)

总体来说, 《泰晤士报》中的香港形象起伏较为明显, 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贫瘠村庄, 到英国治理下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再到回归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 最后以对新一任行政长官的良好期望结尾。在最初的阶段, 它和《人民日报》差异甚大, 而在后两三个阶段与《纽约时报》基本一致。

九、结语

香港公司开户程序及细节 第2篇

一、开户需准备材料：

1、公司注册证书；

2、商业登记证；

3、公司组织大纲及章程；

4、董事申报的董事、股东证明书；

5、出任董事职位同意书表格D3；

6、文书等，详列各董事和股东的资料；

7、董事及授权签署人的身份证或护照；

8、最近一期的周年申报表表格AR1(或表格D1)连同随后的表格D2、股份分配申报表及转让文书等，详列各董事和股东的资料；

9、银行要求的其他文件，各银行规定的文件要求，起存金，收费标准，账户管理方式等等各有特色。

二、开户程序：

（1）开户公司董事须提前2至3个工作日通知我司预约银行职员，进行开户面谈。董事、主要股东、账户签字人必须要到场，我司可派员陪同。

（2）拟开户公司需提供其三个月内的业务证明原件(如：押汇信用状、发票、合约)；新公司则需提供由董事签署的业务发展计划书，并提供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证明。

（3）所有董事、主要股东及账户签字人必须提供其身份证明以及三个月内的住宅地址证明，如电费、水费、电话费单据或由当地政府出具的信函，银行月结单不能作为住址证明。住址证明上须列有股东、董事/签字人的全名，并与其护照上完全相符，中英均可。

香港的细节 第3篇

这半小时花在了排队上。

香港人喜欢排队，这在每年的香港书展上表现到极致。28号书展结束，收到主办方贸易发展局(以下简称“贸发局”)的资料，今年书展一个星期共有90万人次到场，创20年新高。90万人次是什么概念？从会展中心入口开始，排到行人天桥，然后在鹰君中心绕半圈——差不多是两条街的距离。

宣传手段首次采用“路演”

今年是香港书展20年，主办方下足了功夫作宣传和策划，传媒的吹风会、港台出版商的茶聚、英国文化协会的宣传资料，在开幕前就铺天盖地了，还请来饶宗颐先生为书展题词“多元与创新，香港书展二十年”，看得出各方都很重视这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平台。

但和往年相比，最能看出贸发局用心的是作为前期宣传手段的“路演”。“路演”是直接译自英文roadshow，本来是指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证券发行推广方式，指证券发行商发行证券前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推介活动，现在其它行业也开始采用这个说法。今年为香港书展担任“路演大使”的是梁文道和马家辉，推介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台北四地举行，由他们俩与当地著名作家对谈，开放给市民参加。马家辉后来说，不同城市对作家感兴趣的差异，反映出每个城市文化的区别：他们带了一套香港书展宣传片去播放，在北京，现场观众看到金庸时兴趣比较大，在上海是林夕，在广州是蔡澜。

为了招徕比较多的“读客”参加书展，香港甚至和广东合作，让广东的旅行社组织书展主题的旅行团来“团购”，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还率百人代表团来港参加书展。

雅俗共赏的香港特色

香港书展主要有三种功能：一、买书卖书；二、文化讲座；三、版权交易。文化讲座部分，由贸发局和其它文化机构合作推出不同系列的讲座，近两年合作对象主要是英国文化协会、《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

英国文化协会的讲座偏重英文亲子阅读，会邀请英国的知名少儿读物作家来香港，和家长孩子一起分享阅读；经济日报的讲座活动比较本土化，针对香港人最有兴趣的经济投资、职场管理、自我提升等话题，请本地人气高的专栏作家或企业精英和读者交流。

至于《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有种特别执着的“文艺中年”的热情和时事敏感，他们帮贸发局请来的人，是每年的话题作家。今年邀请来的作家比较多，大陆作家有《暗算》的麦家、《中国不高兴》的黄纪苏和宋强、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水浒传》的鲍鹏山，郭敬明、沙叶新等，台湾作家有杨照、朱天心等，还有香港和新加坡的作者。在一次访问中，我曾经开玩笑地问邱立本，《中国不高兴》里把香港文化骂得很厉害，不怕作者在现场和激动的香港观众起冲突？邱立本回答说：“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不会按照观点是左、中、右来决定请谁不请谁。”然后他开玩笑说：“大不了打一架，不打不相识嘛，哈哈。”从这些作家的背景来看，邱立本所言确非场面话。

有趣的是，今年香港书展，最热门的话题不是有多少人参加，也不是有什么著名作家讲座，而是“*模事件”，?，在广东话里有“年轻”的意思，?仔?女，不是帅哥美女的意思，而是近似少男少女的意思。?模，就是少女模特，和走秀的职业模特不同，她们主要拍摄一些非代言广告，是受日本流行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职业。这些少女模特平常拍摄的广告一般都偏重清新、轻快、年轻、性感，包括内衣广告，所以有一大帮电车男粉丝。最近经纪人为她们推出一系列的写真集，而且还要在书展现场作宣传。消息一放出，facebook上一片争议，很多人反对，认为她们借书展造势，会破坏书展的“阅读气氛”，facebook上一个专门小组共有一万多人联署要求?模“滚出书展”。后来媒体安排一位少女模特和facebook上反对者的代表谈判，那位反对者即刻被“美人计”轻松拿下，改变立场，一时成为笑谈。电视台记者在书展现场访问后得知，这些少女模特的写真集销路大大超过其它书籍。

书展现场掠影

近几年书展因为有暑假定期出版的《哈利波特》加持，出版社和书店都不愁销路；今年缺少类似的话题书，所以很多摊位都以《暮光之城》强打，另外，大家都策划了一些新书，其中香港三联的《香港弹起》比较成功。

香港三联主打两条路线，一是大陆的轻快类文化及学术书，像李零的《人往低处走》、易中天的《读城记》、鲍鹏山的《新说水浒》，还有《潮爆中国》、《大师级》等；二是香港本土文化精品，像《伪科学鉴证》、《香港弹起》等。《香港弹起》设计用心，以纸制3D模型制作了香港旧城区的建筑，一翻开，折纸就会弹出来成为一栋建筑，怀旧又有趣，所以很受欢迎。

另外，在商务印书馆的摊位上看到北京商务的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珍藏本，这套书从1982年出版第一辑起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这次整套出版，但价格很高，400多册卖19800人民币，恐在以零售为主的香港书展中很难获得一般读者的青睐。

书展的三楼是大陆和台湾的展位。书展才开始两天就有台湾出版商表示不满，因为路线安排导致三楼人气很冷清，业绩比往年差了很多。我去的那天可能已经有所改善，但人流还是比一楼香港展厅少。大陆参展的出版社有好几家，比较著名的有中信、第一财经、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第一财经算是大陆摊位里筹办得比较好的，制作了宣传海报，还有人在派发《第一财经周刊》，但总体来说大家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郝明义有一次说，相较起来，北京书展比较偏高端的版权交易，上海书展则开始向香港书展学习。他的观察当然是权威的，不过就我个人观察，香港书展的成熟表现在一些细节上，这些是大陆地区书展短期内未必能完善的。比如人流控制这个技术活，香港书展期间各个机构有全盘协调配合：会展中心场馆里人从哪儿进去，到哪一楼要怎么走，哪些地方是单行不能折返，会场外面三五步就有一个警察维持秩序，当等候的人多起来时应该疏导到哪条街；又如与哪些机构合作邀请作家来讲座，如何统一安排、协调媒体对作家的一对一访问……这些微小的地方，是香港办了这么多年书展、不断被批评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香港的细节 第4篇

关键词：施叔青小说,他者,香港殖民经验

《香港三部曲》是施叔青创作生涯的高潮, 也是施叔青一系列香港的故事的阶段性总结, 是香港波诡云谲的命运通过欢场男女获得寓意的登峰造极版本。本来是铆足了劲头来书写历史的, 有着树碑立传式的创作企图, 却让广东下女黄得云作为一段风云历史的开端。一个无根的飘零者, 以最堕落荒诞的舞步迎来一场庞大的世纪盛会。香港百年风云, 原是过眼云烟。黄得云的传奇就是香港的传奇。一反传统大河小说庞大家族式的叙述架构, 施叔青让一个妓女成为她的大河小说的叙述起点, 卖身为妓的女人要么是被家庭遗弃, 要么无家可归。与古中国的大家庭的游离状态是妓女基本的生存方式, 社会底层的女性流浪者是她们的社会角色。妓女黄得云, 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家庭的流浪儿, 却开启了香江百年恩怨。妓女黄得云飘零的身世与香港历史获得隐喻关系, 而施叔青之于香港的过客身份更是掺杂其中, 使得小说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联系有了更多解读性。作者将能够搜罗到和能够想象到的历史都一字儿排开, 来者不拒。从19世纪末的香港大瘟疫、大罢工等一系列真实可考的历史事件, 到还原的19世纪90年代, 街镇市集, 穿衣打扮, 桃红柳绿, 可吞纳的尽可能成为入幕之宾。施叔青自述:“我是用心良苦地还原那个时代的风情背景。” (1) 可是施叔青并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 她笔下的香港历史铺陈在妓女黄得云和与之有联系的男人所织就的细密网络上, 香港的华洋杂处带来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命运间的复杂关系, 都被施叔青以一种个人化的边缘叙述立场对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

一、“他者”影像———“粉蝶”

叶维廉认为, 一个地区的文学应该描写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 但很少有能真实的反省香港殖民经验的作品, 自由地表现香港的殖民性。在他看来, 唯有这样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香港文学, 深入香港内里, 感受和摹写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施叔青在《她名叫蝴蝶》的序里提出:“我把舞台搬到华洋杂处的殖民地, 任由殖民者现身说法, 斗胆地尝试国人作家未曾涉足的领域———深入白人统治者的内里, 审视殖民者的诸般心态。” (2) 毫无疑问, 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在真实地反省香港殖民经验、自由地表现香港殖民性上, 具有强烈的探索意义。“第一部《她名叫蝴蝶》, 突出蝴蝶的象征, 影射香港的形成。” (3) 精致娇弱如女人的黄翅粉蝶, 使得香港被赋予阴性特质, 蝴蝶美丽迷幻的外表下是曾经丑陋稚嫩的蛹, 每一只蝴蝶都承受了破茧再生的命运, 飞翔的姿态越炫目, 就可看出此前的痛楚越意义非凡。蝴蝶娇弱阴柔的外表, 却不代表她的柔弱。香港就是破茧的蝶, 蛮荒偏僻的岛屿经历百年沧桑历史巨变, 终于以目眩神迷的姿态重生, 施叔青将香港这座都市的孕育看成丑陋的毛毛虫破茧成蝶的传奇。奢华靡丽的都市香港从表面上看来精致又脆弱, 然而在这背后却闪烁着与殖民时代抗争黑暗里的亮光。

“对西方来说, 他者植根于东方之中;对于男人来说, 他者植根于女性之中, 对于西方男性来说, 女性和非欧洲是合一的。” (4) 将殖民地“他者化”, 是西方殖民者东方主义的一项策略, “他者”是殖民者的凝视对象, 凝视本来是大人惩罚小孩, 白人惩罚黑人的一种方式, 对对方的凝视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权威显现, 是一种赋予压迫感的注目。在殖民者那里, “凝视”是将被殖民者“他者化”的基本方式, 华人通译屈亚炳被召唤到警察司气氛森严的大办公室, “怀待上校斥退警卫, 亲自关上门, 回到橡木大写字台前, 不先坐下, 双手按住台桌, 居高临下俯看比起自己矮小如侏儒的屈亚炳。后者被看得双手紧贴裤缝, 垂眉低眼, 仍感觉到那对蓝眼珠冰冷的目光直剁得他两腿打颤, 很快要站不住” (5) 。在殖民地官员居高临下的凝视下, 屈亚炳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

香港正是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他者”, 为了满足被凝视, 施叔青的小说《她名叫蝴蝶》, 描述了在香港开埠之初, 妓院南塘馆就刻意营造这种“他者”给西方人看, 比如, 妓女们身着清朝旗装, 打扮成中国皇室公主的样子, 屋子里的摆设统统印满中国标志, 各种古玩器皿, 不一而足。把一个西方人最想看到的中国, 拙劣地拼贴出来, 这个中国停留在古老、神秘、梦幻的昨天, 是西方人冒险奇遇的目的地, 敞开温暖的怀抱, 任凭胜利的征服者随意攫取和肆意享受, 可是黄得云清楚, 这个捏造出来的中国和她毫不相干, 犹如戏剧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 华丽灿烂的背后是虚假空洞和装模作样。

王德威曾指出:“施将妓女的命运与殖民地的兴衰等同观之, 其政治寓意已呼之欲出。” (6) 殖民史与女性命运相交织:以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来解读的话, 似乎会使得小说的所谓殖民书写有着太多的观念性的植入。殖民/被殖民, 西方/东方, 男性/女性, 这样的一一对应结构, 把施叔青的香港书写更加明晰化。史密斯在风景如画的布莱敦向往冒险的奇遇, 童年时便有过离家出走加入吉普赛人队伍, 穿洋过海到处流浪的浪漫愿望, 他身上流着叔父浪迹天涯的血液。如果早生半个世纪, 那么亚当·史密斯想象自己会是香港割让给英国后, 第一批的登陆者。《东方主义》谈到, 在19世纪的欧洲, 性得到体制化, 没有“自由的”性爱, 这时候东方就成为欧洲人寻找性爱的地方。史密斯的香港之行某种层面上也是一次性冒险, 将远在英国的带着处女芬芳的初恋情人永远留存在记忆当中, 在黄得云这个黄翅粉蝶布下的中国阵里, 英国人史密斯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这不是爱情, 史密斯告诉自己, 这是一种征服” (7) , 即便史密斯被黄得云拥入怀中是因为一场香港史无前例的鼠疫, 香港妓女黄得云充当了他的救赎人和保护者, 可是史密斯仍然以殖民者、白种人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这样认为。“这个南唐馆的前妓是情欲的化身, 成合坊这座唐楼是他的后宫, ……他的女人长衫大袖垂眉低眼, 匍匐在地曲意奉承。” (8) “他是她的统治者”, 在这个女人面前, 他如同帝王那样权力无边。史密斯落脚香港以后, 发觉这里瘟疫肆虐, 灾难丛生, 连能否活着都难以保障, 与来之前完全控制这里的理想相去甚远。只有在黄得云身上, 史密斯找到了君临东方的感觉, 香港在殖民者的想象世界里就是永远臣服于他的“他者”。黄得云用女人的躯体在想象世界里为史密斯营造了一个被征服的理想国。“百年来香港的屈辱史, 也如黄得云一样是提供它的殖民宗主国海外冒险、享乐和发泄的一具‘娼妇般’的肉体。” (9) 瘟疫结束时, 黄得云似乎失去了那种拯救意义, 随即被史密斯抛弃, 她原来是拯救者, 现在变成了“黄色婊子”, 她是什么, 完全依赖于他说什么, 黄得云代表了史密斯这个殖民者的需要和厌恶。

二、“洋紫荆”———“杂交”与“模拟”

霍米巴巴指出:“在殖民统治下, 土著的反映往往不是单纯的抵制, 也不是单纯的接受。在多数情形下, 是接受与反抗并存。” (10) “杂交”是霍米巴巴理论构架的标志性术语之一, “杂交’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11) 区别于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 “杂交”重新审视殖民话语, 殖民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对立不一定是所有问题的前提。种族、性别、文化、甚至气候上的差异的力量扰乱了殖民话语的权威表现, 它以混乱和分裂的杂交文本出现于殖民话语之中。在殖民化过程中, 殖民者采取文化渗透的方式削弱或改变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 淡化殖民地本土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意识, 导致殖民地历史文化记忆的丧失。与此同时, 被殖民者有时候看起来接受了现实, 但这种接受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抵抗并仅仅是一种政治意图的对立行为, 也不是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一种简单否定或排斥。往往只是文化差异中的疑问或修改, 便会使其变得面目不一。

香港三部曲的第二部名为《遍山洋紫荆》, 这部小说呈现出这种后殖民语境中的“杂交”。“香港的花以洋紫荆为代表。它属不育的杂交种……” (12) 香港总督把它命名为洋紫荆, 将它当做香港的象征。洋紫荆作为一种杂交植物, 与作为殖民地的香港, 在某些方面构成了隐喻关系。香港复杂多元的文化气质呈现为文化上的多种变异与嫁接。华人通译屈亚炳是殖民地的土著, 但是他与殖民者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微妙驳杂。年幼时最富戏剧性的经历是头天还在屈氏书院随着秀才老师摇头晃脑背诵四书五经, 第二天早晨就在修女严厉地注视下捧着圣经跪在上帝面前。少年时曾经有过当传教士的梦想, 可是因为母亲离开收容母子的怀恩天主堂, 决定以九龙寺院为终老之处, 玛利亚修女指责她背叛天主断送了屈亚炳的少年理想。后来他刻苦学习英文, 志愿是当法院的通译。他自以为英文能说能写, 可以用双语来回翻译传达法官与被告、证人的所思所言。殖民者却认为华人缺乏法律常识, 对法律术语茫然尤知, 英文有许多微妙之涵义, 华人语文天赋再好, 限于文化上的隔阂, 还是体会不到它的精妙神髓。既然无从意会, 言传上不免有困难。屈亚炳一心向“洋”, 对西人本领膜拜嫉妒、又爱又恨。“他佩服洋人本事通天, 大至水上走的汽船、陆地上跑的火车、致人于死他的枪炮炸弹, 小到煤油灯、照相机、肥皂、钟表, 还有这望远镜, 样样透着新鲜巧思” (13) , 对待顶头上司史密斯, 他倾尽全力来讨好, “屈亚炳抱手坐在史密斯办公室外一把椅子上, 守护神似的严阵以待, 一听里面有些微动静, 弹起身, 恭立门边, 等候上司使唤。” (14) 殖民地官员史密斯在屈亚炳面前犹如帝王, 屈亚炳只有胆怯逢迎。

屈亚炳接手了被英国上司抛弃的女人黄得云, 可是每每想到“英国人留下的鼻息、唇渍、口沫无所不在”, 他就觉得异常屈辱。每次受用英国上司抛弃的女人之后, 他总是“重复地讲赤柱海盗头子杀死两英军的故事, 屈亚炳一味强调海盗头子徐亚保神出鬼没本领高强, 每次结尾总是略去圣约领教堂为英国军官立碑纪念不讲” (15) 。在对历史事实有选择地讲述中, 已经暴露了他内心的复杂情绪, 显然, 在无法与英国人抗衡的现实之下, 故意建立了想象世界里对殖民者的胜利, 在对海盗的义举念念不忘的同时, 他获得犹如发泄般的心理平衡。大浦乡民烧毁了英国人的临时警察局, 屈亚炳自觉站在击退敌人的山头, 与同胞举臂欢呼, 高大而又神气。他耻笑失败而逃的怀特上校, 恨不得从背后狠狠踢他一脚泄愤。当晚, “他饱涨胜利的酩酊, 他有足够的力气与自信;把他的上司、失败的英国人从他盘踞、受用过的女体驱逐出去。” (16) 屈亚炳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 唯一一次, 他再无须在床上给黄得云重复那个海盗头子杀死英军的故事。短暂的胜利之后, 乡民被镇压了, 屈亚炳那晚最初的激情成了最后的激情, 从此拒绝和黄得云的身体厮磨。当黄得云希望和他结婚时, 屈亚炳变得分外清醒和冷酷, 他心中的妻子是低眉顺眼、平胸小脚的古中国闺秀, 而眼前的黄得云在他看来完全像个外国女人。

贯穿整个作品的妓女黄得云“是一株嫁接过的妖娆的树, 已经变了种的异树。土壤是东莞的, 浇淋滋润她的却是泊来的风和雨” (17) 。东莞下女出身的黄得云却操着熟练的外语, 胸部丰满如西洋女人, 言行举止开放无拘, 和洋紫荆、香港一样, 带上了明显的“杂交”气质。在第一部《她名叫蝴蝶》里, 黄得云和英国人史密斯短暂的欢愉之后即被抛弃, 主因无疑是因为她的殖民地华人的“他者”身份。第二部《遍山洋紫荆》里, 黄得云被华人通译屈亚炳最终抛弃, 却因为她身上妖异的“杂交”气质, 有太多洋人的特征, 在华人眼里, 她再次成为“他者”。在第三部《寂寞云园》里, 黄得云却凭借着中西通吃的“杂交”优势, 在西方殖民者西恩·修洛那里获得了青睐。在经典的后殖民话语体系中, 性别间的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有着一一对应的互喻关系, 女人臣服于男人就如同东方受到西方的控制一般, 女性是柔顺的、被动的阴性特征, 男性是有攻击性的、主动的阳性特征。在《寂寞云园》里, 黄得云显然颠覆了这一点, 她虽然身份低贱, 沦落风尘, 但她靠着自己仅有的资源———身体, 为自己不断争取利益和生存空间。相对于来自殖民宗主国的性无能的男性对象, 殖民地女性黄得云却精明果敢、充满阳刚力量, 这一安排似乎影射了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势力上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