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重庆火锅（精选5篇）

西方人眼中的重庆火锅 第1篇

一、作为洋娃娃的中国妇女形象

洋娃娃象征着中国上层妇女的样子, 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吸引人, 让走路就走路, 让笑就笑, 实际上细小纤弱、任人摆布、没有内涵、交际狭隘。在西方人看来, 上层社会妇女是和三寸金莲、慢条斯理的步态连在一起的, 裹脚似乎象征着富有和身份, 因为缠足所以需要侍女搀扶, 走起路来优雅可爱, “第三类是扮演上流社会妇女形象的, 他们的扮相简直无懈可击, 从发式及模仿上层社会妇女金莲一样的裹足, 到裙子的下摆以及由于裹脚所致的女人那慢条斯理的步态,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生活化。”[5]187

对上层社会来说, 为了待嫁女儿的婚姻前途考虑, 需要对女性进行适当的培养, 穿针引线、烹饪炒菜, 或者学习一点传统典籍, 一方面扩大家族影响, 以与有权有势人家攀亲, 另一方面是培养坚定正直、受人爱戴的有学问的后代的需要。然而, 在西方人看来, 这种培养根本不是教育, “在中国, 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在整个大清帝国内, 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是向女子开放的”, “她对她那个年华的欢娱和幸福一无所知, 所受的全部教育只有学会穿针引线, 她既不读书也不写字, 对她来说, 既不存在学校也无家庭教育”[6]70, 因为“儒家信徒强调, 妇女受教育是危险的, 她们一旦受了教育, 地位就会提高, 社会就会大乱”。

婚姻仪式也是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西方人看来, 对于中国妇女来说, 婚姻就是生命, 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上层妇女接受培养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合适的婚姻, 堂而皇之的婚姻可以说是新娘的娘家告别礼, 这一仪式意味着新娘子将失去与自己生身父母的直接联系, 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员, 所以中国妇女在婚礼当日往往反应迟钝、麻木不仁, 富丽奢华的装扮更加映衬出妇女的无奈和顺从。清教徒美魏茶1853年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婚礼, 描绘了女人结婚的场景, 没有喜悦和幸福, 而是像只被审视的玩偶, “任何一位特殊的拜访者一进门, 新娘子就被领出来接受面见, 此间他可以自由地用他认为适当的话对新娘品头论足, 可以评论她的嘴唇、鼻子、眼睛、睫毛、脚、襟裙等等”[6]70。

不仅婚礼当日妇女要顺从, 婚后同样如此, 她们要恭顺所有的人, 伺候所有的人用餐, “静立在桌旁, 为他们斟酒, 为他们装点烟斗”, 更重要的是要听从家人的话, 尤其是婆婆, “从新娘踏进婆家的那一刻起, 她就要受到婆婆的管制”, “无论受到怎样的虐待和委屈, 她都不敢让丈夫去指责婆婆”[5]231。如果家里没有自由, 那么在外面找到交流的空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遗憾的是, 这离中国妇女很遥远, 上层贵族禁止女人在社会场合露面, 她们不认识除了亲属以外的人, 她们的圈子随着生活的流逝在不断缩小而不是扩大。春游、旅游和宴会与她们无缘, 社会娱乐是为男人们组织的。

如果据此认为洋娃娃仅仅是个摆设很不妥当的, 因为作为母亲, 她们对子女有绝对的权威, 要求子女从出生起就要顺从, 直到她们去世,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子女的生活, “清朝在30多年的时间里有两个女人即咸丰皇帝的两宫皇太后, 实际上控制了朝廷的内政外交事务”, “母性控制在中国是一种非常突出和异常重要的实际权力”。这与当时西方妇女的角色定位是不相符的, 对于女孩子来说, 首先要懂得如何围绕男人的需要组织家庭生活, 主要在促进高雅、幸福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方面发挥作用, 否则妇女会变得不男不女。正如赫尔德所说的, 她们缺乏内涵, 没有对真正自然关系的追求, 不能给人以一种内在宁静、美与尊严的感觉。

二、作为家庭苦役的中国妇女形象

与上层妇女的洋娃娃形象相比, 家庭苦役形象主要贬低的是下层劳动妇女。18世纪健康而有活力的劳动妇女在19世纪呈现为丑态、病态、失态和变态的家庭苦役形象。她们不仅相貌丑———宽大的脑门、塌塌的鼻子、细长的眼睛, 而且粗俗鄙陋、乱嚼舌根、不会理家、愚昧无知。在生活的重压下, 过量的体力劳动、破旧的衣服、蹭吃蹭喝让劳动妇女呈现出丑态和病态, 而骂街则呈现出丑态和病态的妇女在环境和心理上长期受到压抑, 自我释放和爆发之后的失态和变态行为, 彻底颠覆了对以往美好善良的中国妇女的认识和看法。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大量女孩和妇女承担了屋里屋外双重劳动责任, 未成年女子很小就学纺织和缝纫, 甚至还要到外面拾柴为做饭的燃料, “中国的女孩要想被未来的婆婆所接纳, 必须是缝纫能手, 她们也被训练做其他各种家务活, 甚至有些父亲承担的活也由她们干。”成年女子婚后除了正常烧饭、孝敬老人、铡猪草外, 还要纺麻织布, 与丈夫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 裹足的也不例外, “在甘肃的三个地区, 妇女们仍然紧贴着膝盖在室内四处爬行。在山西和陕西, 农妇们挥舞着镰刀收割庄稼, 但她们不是弯着腰, 因为弯腰会严重损害她们可怜的小脚, 而是坐着收割庄稼。”[7]260甚至连怀孕的时候也不得不劳动, “当有人请女船主送他到河对岸时, 她却让他等一刻钟或半小时。在如此短时间内, 她已将怀胎十月的孩子生下, 放在船角的破布中, 并准备将医生送到河的对岸。”[7]35

尽管西方学者和传教士对下层劳动妇女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但是这种同情是非常勉强的, 因为中国女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连最基本的妻子角色都没扮演好。“当你走进一个属于中下阶层的家庭, 屋里的东西肮脏而破旧, 被摆放得到处都是, 一点也没有整体感。地面上满是尘土, 虽然中间的空地好像时不时地被打扫过, 但桌椅尤其是床铺下面的积尘和头顶房梁上挂着蜘蛛网”, “在中国, 没有人会设法装饰, 没有一点白色或其他颜色, 任何事物没有一点经过女人之手的痕迹。甚至没有像样的家庭晚饭, 每人从饭锅里舀饭来装进自己碗里。而在美国, 妇女却能使那种即使是充满破旧的被子、地毯和箱子, 以及用剪纸装饰闹钟架或窗子的边缘的农民小木屋, 变得光彩起来。”[7]183中国妇女擅长的是嚼舌根, 每个人对其他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一个人每月赚多少钱, 欠多少债, 从事什么勾当, 西家请客花多少钱, 东家葬礼来了多少人, 对这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可以说, 女人的脑子就像电脑里的文件夹一样, 每当需要的时候, 只需要轻点鼠标, 东西就会全部蹦出来。

洋娃娃和苦役似乎是矛盾的, 但两者是有共同之处的, 即都要对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地位负责, 洋娃娃被认为过于温顺, 下层苦役被认为擅于骂街。受害者形象不仅反映了妇女生活空间的狭小和思想的封闭。一是受到婆婆的管制, 婆婆对媳妇有着绝对的权威, 媳妇完全变成了婆婆的奴隶, 家中的大小事物都由婆婆做主, 丈夫的发言权也很有限。二是受到丈夫的管制, 丈夫对妻子有着绝对的权威, 妻子没有交异性朋友、主动离婚和抚养孩子的权利。三是受到社会伦理道德制度和社会舆论的伤害。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缺陷和中国走向失败的必然性。女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权威是丈夫或儿子取得成功的必要保障, 然而中国妇女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方面她们不能出入社交场合, 不能享受教育, 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理论上永久性地是一个孩子, 另一方面, 她们对子女有着绝对的专制地位, 以至于子女不能阐述自己的主张或者自己做决定, 如何能教导出后代正确的价值观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生成之因

首先, 从中西权力关系互动的视角看, 欧洲已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19世纪欧洲是世界的主宰,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具有不可抗衡的力量。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 整个非洲都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已经被欧化, 亚洲的很多国家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世界工厂”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购买者和产品供应商, 控制着世界的贸易往来, 并通过鸦片扭转了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同样以鸦片为借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现代化竞争中胜出的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支配地位, 西方主要国家用自己的目标、想法和利益塑造着世界。

第二, 从西方社会文化的视角看, 西方的旅行者、传教士和学者用西方女性的标准观察中国妇女, 妇女的责任就是让丈夫生活舒适, 以享受家庭的快乐, 而自己则要在道德上保持贞洁, 并用高尚的道德影响社会。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动, 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了, 女权主义者致力于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 负面的中国妇女形象符合西方对外扩张的需要。意识形态形象的特点是对群体起整合作用。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了受害者女性形象的原因, 很多学者都把受害女性的罪魁祸首指为落后的社会制度, 几乎所有涉及“溺死女婴”、“强制裹脚”的文章都指责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愚昧的政府是造成这些女性痛苦的根源。妇女的解放总体上依靠于外国的影响而非个人的机会。在外来影响中, 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们非常熟悉中国国内妇女解放的巨大浪潮, 他们继续传播西方的观念思想。旧习惯在逐步消失, 童养媳和童婚不断地被抛弃”。应该说, 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来华人员大量塑造受害者形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中国受害者所遭受的不幸才给他们民族优越感更多的空间得以表达。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M].福建科技出版社, 1981.

[2]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M].大象出版社, 2001.

[3]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 [M].大象出版社, 2004.

[4]亨特.旧中国杂记[M].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5]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中华书局, 2006.

[6]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中华书局, 2006.

我眼中的西方音乐剧——期末小论文 第2篇

我眼中的西方音乐剧

记得第一次看音乐剧，是在高中的时候，同桌上课的时候抱着MP3抹泪，跟她聊起才发现她看的是《茶花女》，其实对于《茶花女》，直到现在我也只是看过剧本，只是知道一个故事梗概而已。后来在一些口耳相传的内容里听到了著名的音乐剧——《猫》仅此而已。对于西方音乐剧初步的认识，也就是我浅薄的猜测。西方的高雅艺术林立，也许音乐剧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每一个剧目也许阐述着一个故事，就像中国的戏曲一样，如果说“音乐无国界”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戏曲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同一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艺术形式来体现。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巴黎圣母院》这一经典剧目，这个剧目在西方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却依旧辉煌，为代代人所熟知。然而我第一次接触的《巴黎圣母院》却是京剧版的。这部京剧版的《巴黎圣母院》是著名京剧艺术家史依弘全力打造并且主演的，我很有幸的看到了她的现场演出，然而我去看这部戏的时候主要也是因为对京剧的喜爱，对《巴黎圣母院》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也通过京剧所呈现的内容去思考了一下原著，只是遗憾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歌剧版的经典。

我个人崇尚中国传统艺术多一点，对戏曲的喜爱更不是一点点，所以对于西方的艺术形式浅尝辄止，认为这与中国传统艺术大相径庭，并且确实是也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本学期才选择了这门音乐剧欣赏的课程。

然而真的上了这门课程以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是“音乐无国界”，整个艺术，都是没有国界的，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都万变不离其宗。本学期最享受的便是看了老师放的很多音乐剧，其中最喜欢的要数詹姆斯·拉派恩的《拜访森林》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 第3篇

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

展览中，一幅出自《中国国家地理》“浙江专辑”的图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图画中，大小船舶云集，钟楼、民居、教堂、码头、商铺等中西建筑鳞次栉比，卸货的码头工人、赶着马车的车夫、巡逻的警察、做买卖的生意人、挑担的挑夫等南来北往。再细看图画说明，这竟然是“极盛时期的双屿港：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

1524年至1548年（明嘉靖年间），六横岛、佛渡岛被葡萄牙人辟为“双屿港”，成为亚、非、欧各国商人云集的繁荣商港，常住外商3000余人，这比世界公认最早（1547）的自由港、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里南那港还要早20多年。

葡萄牙商人、冒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到过当时的双屿港。他在《远游记》一书中记载：“我们行驶了6天，来到了双屿门。谓门，实为两个相对的岛屿。距当时葡萄牙人的贸易点有三里格远（里格，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一种古老的长度名，通常在航海时运用，一里格相当于4.8公里）。那是葡萄牙人建立在陆地上的村落，房屋逾千。有市政官、巡回法官、镇长及其他六七级的法官和政府官员……该城充满自信和骄傲，有些房屋的造价已高达三四千克鲁札多（克鲁札多，当时葡萄牙的货币单位）。”平托的叙述说明了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起颇具规模的贸易基地，并且已初步具备城镇行政功能。

后来，葡萄牙商人纠集一批歹徒对附近岛屿的中国村庄抢劫骚扰，居民上报官府，明政府于1548年出兵，将双屿港夷为平地。

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

1792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的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舟山是英使团访华的第一站。

英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记录此次外交活动的“官方版本”。他这样描述：“这里的房子都只有二层。曲线优美的屋顶上，彩瓦宛如兽皮。屋脊顶端上有一些怪兽塑像。在欧洲的城市中，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商店里摆满了衣服、食品、器皿，甚至油漆得很漂亮的棺材，摊位上摆着活的家禽，水缸里放着各种鱼和鳝鱼，市场上还可买到供食用的狗，供寺庙里焚烧用的香则到处可见……”显然，英国使团眼里的乾隆年间定海城，生态优美，商业也是繁荣的。

英使团中一位名叫威廉·亚历山大的画家所画的定海城部分场景的素描更为直观。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亚历山大先后用笔描绘了《定海郊外》《舟山的士兵》《舟山港的南门》等当时定海的一些风景风俗，勾勒出了200多年前的定海面貌。比如，《定海郊外》描绘的是定海城郊一支送嫁妆的队伍，生动细致地反映了舟山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正是这种描写，使西方燃起了对舟山港的憧憬。183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中国的现状和展望》一书的封面，就采用了定海奎星阁的图片。“可见，当时在世界列强首领英国的眼中，他们是首先通过舟山看中国的，舟山是留给他们的‘中国第一印象’。”“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课题组负责人、舟山市委党校副教授王文洪说。

西方人眼中的舟山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舟山两次沦陷。英国水彩画家阿罗姆、随军医生霍奇斯、陆军中尉奥赛隆尼等，以西方人的笔触再现了当时舟山的风土人情。

在阿罗姆所描绘的《1841年底，驻扎在舟山镇鳌山下的英军营地》一图中，有搭在山坡上的英军营盘，以及镇鳌山下人们生活的场景。画中，有人在做小买卖，有人在开船。当不远出现一支英国军队时，人人纷纷侧目凝视。另外，周边的建筑基本都是临水而建。

与阿罗姆的画不同，霍奇斯更关注舟山居民的生活状况。他描绘的《定海的某条街道一景》，反映了当时定海的主要商业街的繁荣。据考证，这条街道就是定海南城门至龙须桥的街道，也就是后来的南大街。此外，他所绘制的《舟山人的各种习俗》主要表现了英军组团寻找食物，舟山当地农夫的播种、脱壳、筛选，舟山人的葬礼等4个场景。

在奥赛隆尼描绘的作品《1840年7月的舟山港湾》中，定海城的东、西、北三面群山环抱，南面临海，港内良田千亩，港外千帆竞发。英国图谋侵占舟山由来已久。鸦片战争中，英国将舟山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企图将定海宣布为自由贸易港。从陆地的眼光看，舟山地处海岛，是大陆的边缘；但是从海洋的视角看，舟山是中国大陆深入太平洋的桥头堡，地理位置绝佳。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宁波一时成了西方传教士云集之地。舟山作为宁波的外港，也就成了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前沿。许多传教士把舟山作为进入中国内陆的跳板和中转站。传教士们在舟山期间，对舟山当地的经济形态和民众的生产活动给予了不少关注。

雒魏林是一名英国传教士，也是一名医生。1840年至1843年间，他在定海开设了一家医院。据说，该医院是浙江省的第一所近代西式医院。《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课题组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中获得一组收藏于1928年的照片，给了我们这所医院的大致印象。

《定海圣若瑟医院内的诊疗室》一图中，一位一身白褂、身材修长的修女在药剂橱里取药剂。《定海圣若瑟医院内的病人》一图则展示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医院门口的长廊内，长木椅和竹椅上坐着十一位穿白衫的男性病人，除了一位病人裹着头，其余全部光头。另有一位男性病人、一位男性佣人和一位修女站着。从上述图片看，当时定海的圣若瑟医院已经具有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进入西方传教士的镜头的，不仅有医院，还有铜管乐队、普通舟山家庭、佛教圣地普陀山、教堂，以及城外的乡村风景。

出自《天主教传教使团通讯：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绘画周刊》（1896—1906）的《舟山群岛的一支铜管乐队》，描绘了一个由二十余人组成的铜管乐队。图中，舟山青年穿着当时的服饰，头戴瓜皮帽，手捧圆号、小号、大号，背着大鼓，站成了三排。这幅图片和另一张出自伯希和的《十九世纪的法国天主教传教使团》（1899）的照片，表现的应是同一支乐队。

20世纪初的影像舟山

20世纪初，以各种身份来到舟山的西方各国绘画师、摄影师，不论是来经商、传教或是旅行，他们回去后大多出书、出摄影集和画册。其中许多图片在向世界尤其是向欧美各国传递舟山的佛教文化和渔业习俗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普陀山、沈家门的历史面貌。

1911年德国柏林出版的《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普陀山》一书中，有一幅德国柏林工业技术大学教授柏石曼（1873—1949）拍摄的《沈家门港码头》照片，这个角尺形的渔港埠头，就是老沈家门人口中的小水埠头，位于会馆弄外首。从桅杆数来看，停泊着十数艘渔船，渔船内侧靠埠头的还有几只小舢板船，照片中间最左侧隐隐的是一个低平的小岛。照片右埠头上竖一大灯杆，上有灯罩，灯罩下沿的灯杆是一条可自由升降的拉线。灯杆下有近十人，光头，脑后留长辫，还有戴帽的小孩。

来源于1912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百年影像》的一张名为《佛教圣地普陀山的码头》照片中，数不清的滑竿整齐排列在码头两边，可见当时普陀山香火旺盛。

“这些图片再现了东西方文化接触、碰撞和交流的时代痕迹，对东西方世界分别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舟山来说，它是地方史研究中重要的图像文献，对展示舟山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西方而言，它记录了近代西方对遥远古老中国的印象，建立了西方人了解舟山的重要信息窗口。今天，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成立，开启了舟山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借助异邦人的眼光，透过群岛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全球视野下的舟山群岛国际形象。这与当前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的终极目标（建设自由港）极为相似。”王文洪说。□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西方人眼中的重庆火锅 第4篇

1 疍民简述

山上为“瑶”, 水上是“蛋”。疍民或称疍家、疍人、疍户、疍。疍通蛋或蜑, 又称为“水上人”。疍民是一个有着悠远历史的群体, 明代黄佐的嘉靖《广东通志》记叙疍民说:“蛋户者, 以舟楫为宅, 捕鱼为业, 或编篷濒水而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称:“诸蛋以艇为家, 是曰蛋家。”清中后期来到广州的西方人也注意到了疍民这一特殊的群体。美国的亨特在其《旧中国杂记》中记叙“疍家:原注, 一个非常有用的阶层, 他们的艇子常年提供搭载乘客过江、前往花地或到十三行的服务。疍家一词:意为`疍人家庭', 由上面提到的艇子组成, 舱顶的中央用厚席子覆盖, 它们用若干支桨和一支橹行驶。”

疍民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等的沿海、沿江地区, 其中广东珠江流域人数甚多。疍民与其他居民相比, 最大的特点是过着“浮家泛宅”、“世居水上”的生活。在珠江上布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船艇, “这些小艇中十有九只是整个家庭的唯一住所, 全家人从不在岸上落脚。”因此自古渔业也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经济来源。

明清时期随着高产的粮食作物红薯等的传入, 政治上随着雍正二年 (1724) “摊丁入亩”的施行, 中国的人口日繁。19世纪40年代, 疍民的人口日益繁盛。根据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人士的记录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当我醒来, 走出快艇的公共大厅, 我突然迷失在一片干木林中。周围环绕着密密麻麻聚在一起的桅杆。这些干木, 装饰得像法国日常节庆时一样。他们不是长着叶子, 而是挂着各色旗幡, 它们似乎是自然地长在贫瘠而变化的土地里。”众多的疍人为广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

2 西方人眼中的疍家妇女形象

2.1 积极的生意人

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到了明中叶以后, 伴随着我国国内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地处沿海的广东得天时地利之便率先进入了我国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在广东经济区域, 出现了广州、佛山、澳门等地方性市场中心地, 并逐步形成市场网络结构。商品经济产生的巨大效益, 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 经商求富已成为广东人的一种时尚, 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 不务农田'”。疍民也逐渐从事渔业之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建立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 即1686年。之后清政府又于1757年限定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细致化, 导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群的存在。”西方人陆续来到广州进行商业活动, 疍民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染, 很多的疍家妇女成为积极、精明的生意人。“她们的轻舟有时只是某种出租汽车性质的小船。有时女船夫也是出售橘子和香蕉的流动商贩她用力地划着桨, 靠向一艘载着六个到八个英国水手的小船。水手们招呼她, 等警觉的她匆匆划船过去, 他们又忽然离开了相同的把戏成功地重复了两三次。”

当时《广州城内》的作者伊凡刚到广州。一个疍家小女孩“突然对我说了几句难听懂的话, 并把她的早餐递给我”。当其“吃饱之后, 我把碗还给了小女孩, 同时给了半个比索译者注比索埃及西班牙墨西哥的硬币单位) ”。这个疍家小女孩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成功地做了一笔生意, 这可能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比较容易沟通的西方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疍家妇女有着强烈的做生意的意识, 更有想成功完成一笔买卖的意志力, 因此她们总是积极地寻找顾客。

2.2 视野开阔之人

除了会做生意之外, 疍家妇女的家人在通商口岸“忙着撑船沿河运送外国人, 或者用舢板装着货物登岸, 尽量满足广州巨大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家人较多的与西方人接触, 疍家妇女能够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疍家妇女并不藏于深闺, 她们也与西方人进行各种生意, 与西方人的接触使疍家妇女眼光不俗, 思想不落伍。一些疍家的妇女并不是没有文化的, 而是语言能力十分强。至少在珠江上生活的疍民不再是“不谙文字, 不自记年岁”。正如当时西方人目睹的一样, “生于江、长于江、死于江的人们不像想象的那样没有文化。珠江上什么职业都有, 甚至有私塾教师, 遇到会读会写的船家女并不是稀罕事”。这是作者伊凡的朋友向他保证的一件事, “然而, 他的保证并没有成功地使我信服。几天之后, 我们著名的商业代表来到我的寓所, 带着它的秘密代理人年老的阿春 (A-Tchoun) 他恭敬地向我致意, 并用葡萄牙语说道:`先生, 你不会相信, 我的主人已经向我保证, 有船家女会识字。我想证明给你看, 为此我们将去阿敏的船上。'”

下面是作者伊凡的描述:

阿春把他的书递给了这个船家女。她拿了书, 读了标题, 把它换了回来。这个试验并没有使我很信服。阿敏可能对她的同胞说:“多好的一天!”或“你好吗?”我立刻做了第二个实验。我递给这个漂亮的船家女一块迷人的石章, 这是我的好朋友、医学传教士马克格旺博士 (Dr.Macgowan) 送给我的一个友好的纪念品。小女孩几乎没有看它, 喊道:“伊凡 (Y-Van) !”

中文要比其他任何语言更能表达双关的意思。雕刻的字母代表我的名字, 也暗示了我的职业, 我表明我谦虚而未用重复的绰号。小女孩又笑着说道:“如果我病了, 你会照顾我, 是吗?”这个小细节使我极为震惊, 使我对这个博学的船家女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

从作者细致描述中能深深地感受到其对这女子的欣赏, 甚至情感也因她的博学而变得不一样了。之后当作者问到当时珠江上的疍民有多少时, 疍家女的回答更显示其具有非一般的哲学思辨能力。“她的手放开一支桨, 然后抓起脚下的一个石壶, 把它浸入水里, 又拿出来, 对我说:`你能告诉我这个瓶子里有多少滴水吗?'”

2.3 辛勤的劳动者

水上的艰辛生活使疍家女子加入到劳动行列, 因此疍家妇女都是天足。天足是她们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先决条件, 这是北方汉族女子做不到的。疍家人以艇为家, 培养了极好的驾驶艇的能力。“我们应该称赞那些男女船民高超的技巧和优良的品质他们划着桨扯着帆摇着橹要把船驶向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

疍家的妇女是极好的舵手, 这是她们生存的技能之一。她们除了卖东西也做运输客的生意。“现在我们将离开陆地, 在美丽的阿敏 (A-moun) 的舢板上, 穿过浮城和搅动不安的水道船妇坐在船的前面, 用高超的技术掌控着轻便的船桨。阿菲 (A-fay) , 她的妹妹, 站得靠后一点, 掌着方向舵。而巴纳德 (Bandot) 和我本人, 则躺在竹篷底下, 希望看到每样东西, 让那两个可爱的船家女随心所欲来引导我们。”“虎河上的很多船口都是由年轻女孩掌舵。她们穿着轻便的衣裳, 一眼就能看出是女孩。艰辛的工作使女孩们的肌肉过早地出现。”

疍家妇女不仅扮演着精明的生意人、优秀的舵手等社会角色, 她们无法回避的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你会看到一个女子在背上用布带缚着一个小孩, 怀中又喂着一个婴儿, 同时又在划桨或司舵。我好几次也观察到岸上的妇女们把婴儿缚在怀里而同时在干她们的很劳累的工作。”疍家妇女可以说是最勤劳的妇女, 她们从事着大量的劳作。她们的付出也获得相应的收获, “在疍民家庭中, 疍妇往往拥有较高的地位, 这与她们的工作特点及经济收入有关。调船渡客、运送货物以至为此而招揽顾客等都由疍妇承担。此外做小贩生意的, 如杂货艇、柴米艇、蔬菜艇等, 大都由疍妇管理。因劳作的缘故, 疍妇的经济收入较高。不少男子, 他们在外工作的收入, 仅够他们的花销, 回家后还要依赖妻子才能生活。这么一来, 在疍民的家庭结构中, 男子与妇女的权力并无高下, 女子在家庭财产的支配上还拥有一定的权力。这种家庭结构, 几乎就是`女主外'的模式, 这与其他汉族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模式刚好相反。”这是到了20世纪才真正达到的情况, 清中后期是这种现象的萌芽阶段。

3 结语

疍家妇女不用缠足的自身条件使她们有机会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由幕后走到幕前。她们积极地加入当时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中, 清代广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离不开广大疍家妇女的辛勤劳作。她们在当时的商品运输、商业市贸和服务行业中都承担着重要的劳动角色。在当时几乎能把整个珠江的江面都盖满了的船艇上, 疍家妇女在不息地劳作, 使她们船下的珠江水放出异彩。

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效应, 疍家妇女逐步摆脱当时女子作为男子附属品的命运;疍家妇女在清代就已开了妇女争取同男子拥有一样的经济地位, 一样的家庭地位和一样的社会地位的先河。

参考文献

[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440.

[2]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J].近代史研究.2001 (3) .

西方女性眼中的日本 第5篇

这些女作者们以女人的直觉，细致敏锐的洞察力研究介绍了日本文化，写作时间最早的是一八八○，最晚的是一九七五，使我们对日本百年来历史变化也能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八三一年伊莎贝拉诞生在英格兰约克夏地方的牧师家庭，父母都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一八五四年伊莎贝拉·巴特到美国、加拿大旅行，写下了《英国女性眼中的美国》(一八五六)。一八七二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落基山脉旅行，又写下了两本游记。一八七八年到日本、香港、马来半岛、埃及旅行，这次旅行之后写下了《日本内地记行》。一八九四年又到日本、朝鲜、中国旅行，写下了《朝鲜和它的邻国》、《长江与内地省份》等书。一九○四年逝世。

伊莎贝拉·巴特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是日本维新动乱的十年之后，西南内战后第二年，那时她已四十七岁。一八七八年五月到日本，六月至九月在北海道、日本东北地方旅行，同年十二月离开日本。

旅行的路线是从东京北部的日光出发，经福岛会津盆地，沿阿贺野川到达新泻县，从黑川小国到米泽盆地，经山形县、秋田县到青森县，又由津轻海峡轮渡到北海道函馆，在室兰、白老、苫小牧旅行。这样远的路程伊莎贝拉只有一位十八岁的导游相伴骑马，相伴或乘车、徒步旅行。

游记原名是《日本的未踏之路》，一八八○年在英国出版后一个月又再版了两次。十九世纪是旅行和游记的世纪，人们对旅行抱有极大兴趣。伊莎贝拉所描述的是刚刚开放的日本，而且是横滨东京开放港口以外的仅有少数外国人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没有铁路，连马车道都没有。旅行者从马背上摔下来或掉到坑里都已司空见惯，对英国读者来说，它就像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一样奇妙，更何况旅行家是位女性。

伊莎贝拉的游记以书信集的形式出版，收信人是她的妹妹。该书印刷的一八八○年六月，她的妹妹去世了，伊莎贝拉与她妹妹的主治医毕晓普博士结婚，博士五年后也去世。所以这本游记所描述的日本旅行对她来讲是难忘的旅行。

在日本东北各地伊莎贝拉感到不适的是蚊、虱、跳蚤，还有各种各样的噪音，如高声祈祷，三味线，说话的喋喋不休的声音与艺妓的歌声，滚烫洗澡水引起的惊叫声，更夫的梆子声等。特别是内地人从未见过洋人，在米泽盆地一次她出发之际，旅馆院内聚集六十人，门外竟达一千五百人。

她对日本农村的观感至佳，认为米泽盆地是伊甸园，这里的土地与其说是用锄耕出来的，不如说是拿画笔画出来的。这里的农产品丰富，米、棉、玉米、烟草、麻、甘兰、大豆、茄子、核桃、西瓜、黄瓜、柿、杏、石榴，是亚洲的桃源乡。

在本州北部青森县的碇关，她看到小学高年级学生在暑假期间每晚还学习一小时，高声朗读声飘荡在镇子上空。可见明治维新不久教育普及之快。

《日本内地记行》有关北海道的描述占全书的很大比重，在这里她记录了在阿伊努族人中间生活的经验，特别是日本人对阿伊努人的政策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她都敏感，而且写得很慎重，尽量做到客观的描述。

这本游记处处可见到作者的客观的、稳健的甚至是幽默的文笔。它使今天的日本青年人了解到近百年前的西方人对日本内地农村的观感。该书一九七三年由平凡社出版，高梨健吉译。

马丽·弗雷泽父母是美国人，一八五一年生于罗马，在英国寄宿学校读书，一八七四年与比他大十四岁的英国外交官弗雷泽结婚，随丈夫在维也纳、罗马、圣地亚哥等地生活。一八八九年到日本，在日本居住三年。以这三年的生活为素材，她写了书信集《作为外交官的妻子在日本》，此外还有《日本的习惯》、《日本的女仆》、《日本的艺妓》等。

她丈夫在日本任公使期间，日本的政局如何呢？可以说，日本人已不像明治维新后的头二十年那样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了。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不久主张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文部大臣森有礼被暗杀，明治二十三年外交部长大隈重信被炸弹炸伤，同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上产生了议会与政府的对立，招致被解散的结果，昭和二十五年第二回选举时政府镇压了群众的选举活动，其后内阁反复改组，议会几次解散，直至明治二十七年夏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日英关系中日本为改正日英间不平等条约做出很大努力，一八五○年结成的不平等条约在明治二十七年夏废除，这之前两个月，夫人的丈夫弗雷泽脑溢血死亡。

虽然马丽·弗雷泽的丈夫因公牺牲在日本，但丝毫没有损伤夫人对日本的感情。她从来到日本的第一天起就感到日本很使她感到亲切，虽然她丈夫的工作很紧张，而且日本对外国人不像明治初期那样亲切，国粹派又占上峰，但由于她随丈夫已经在许多国家工作过，所以并没有感到在日本的日子不好过。她把在日公使馆中遇到的事情，报纸上看到的一些讨论，休假时的度假地，日本的历史、文学作品及传说全收进了一八九九年在伦敦出版的466页的她的书信集。

她以女性细致的感受描写了明治天皇美子皇后无子的忧愁，大使馆内佣人及女佣人愉快的生活。特别是每年夏天外交官都要到伊香保，轻井泽，逗子海岸等地去避暑，书中不少地方介绍了日本的这些名胜，一九八二年新版的《外交官妻子在日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日本各地流传的古代的神话与传说。这本书可以说是外国女性眼中的明治时代东京的逸闻史。

该书处处使人感到作者总是从日本历史、日本文化史的背景来理解现代日本，无论到何处，她总是要探究历史的沿革。这与日本开国以来英国对日本学研究比其它国家更深入一些有关。在弗雷泽夫人来日本之前，她的前任们写下了许多日本历史、文化史、文学方面的专著对弗雷泽夫人的影响恐怕是不小的。

桑塞姆夫人生于英格兰约克夏郡，一九二七年与英国的外交官、日本研究家乔治·贝利·桑塞姆结婚，一九二八年五月赴日。她丈夫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年一直在日本担任商务参赞，乔治·贝利一九三一年写出日本文化小史，深知亚洲的文化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夫妻俩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一九六五年，乔治·桑塞姆在完成《日本史》两年后逝世，桑塞姆一九七二年完成了《乔治·桑塞姆与日本》这本回忆录。

这里，我们要介绍桑塞姆夫人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写的《东京生活》。它写的是夫人七年在东京生活的体验。在序言中作者指出本书的目的是回答亲戚朋友对她在东京的生活的状况的好奇心的。

从内容上讲，第一章是从英国出发途经美国到日本的桑塞姆夫妇乘船抵达东京湾的感受。第二章是日本食品与日本料理以及厨师。第三章日本人的性格、日本女性。第四章日本人的家庭观、婚姻观。第五章百货公司，第六章交通，第七章树，盆栽及园丁，第八章日本人的特殊性、对外开放的必要。第九章日本的过去与现状的比较，从西方引进的娱乐，第十章日本人封闭性的批判，第十一章日英的共同点(以谦虚做为美德，具有融合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的能力)，不同点(日本社会以家族为中心，英国社会以个人为中心，日本人在洗练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第十二章日本阿尔卑斯旅行记，第十三章孩子们、女性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浪潮与日本的未来。

桑塞姆夫人热爱日本人，认为他们是稳健优雅、亲切、开朗、爱好自然的优秀民族，她接触的是广大日本庶民，花匠，农民，佣人，街头背着孩子走路的妇女，在公共汽车站上极有礼貌地寒喧的妇人，穿皮鞋制服的女学生，对三十年代日本的城市的民俗，农村的庆祝活动做了细致而形象地描述，特别是她的朋友马约丽的四十二枚插图使该书更富于魅力。

桑塞姆夫人认为，西方人重视个人的自由，而日本则更加重视社会秩序和繁荣。日本女性不是为幸福而结婚，结婚听从父母之命，它是一种义务，只有完成这种义务才能得到幸福。桑塞姆夫人认为日本妇女的今天与英国妇女的昨天十分相似，所以她指出女性有必要走上社会工作。夫人认为日本是孩子们的天堂，母亲对孩子处处照顾，孩子们被娇惯，很少被斥责，令她奇怪的是即使如此，孩子们成长得照样很好。

该书的特点是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与建议。

夫人认为日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一个能够消化外来西方文明的国度，在新旧两种文明之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传统的日本文明有两大优点，第一是稳健、国民爱和平热爱自然，第二，日常生活文化环境十分洗练……

她对日本社会的批判是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她写道：“理解外国的人民唯一的方法是相互理解，由理解才会产生爱。”半个多世纪前作者的这番话对今天日本人的国际化依然有启发、促其反省。书的结尾夫人写道：“二十世纪东方人、西方人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对话，共同欢乐。就象明治初期那样对外开放，富于进取。对于先辈们取得的成绩我们应给予尊敬。”

卡门·布莱克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四七年伦敦大学毕业，其后到哈佛进修，一九五一年起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从师铃木大拙，一九五七年在伦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一直在剑桥大学教授日本史，信仰佛教，著书有《日本古代宇宙观》、《日本的精英》。

《梓木弓》写的是流行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萨满教在日本列岛的影响，包括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序文中讲，萨满教在日本的表现是人们常说的“他界”，能与他界进行沟通的往往是特殊的人物。而现代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这种古代文化现象已经不多见了，作者的愿望是企图将行将灭亡的宗教现象记录下来留给后世。

第一章简单地叙述了萨满的定义，给日本的萨满分类，大致可分为灵媒者与行者。该章还介绍了日本萨满教的起源。

第二章、三章讲的是萨满活动中灵的存在(神、死灵、怨灵)，第四章讲日本的他界论——水中的他界与山中的他界，后者最为普遍。第五章是人们的修行，通过水与火的修行的目的是与他界达到沟通，第六章考古资料与神话传说，从而还原日本古代巫女的形象，第七章现存的巫女与新宗教，第八章跳大神的“伊达阔”形式，第九章行者的分类(修行僧，修验者，女祈祷师等)，他们的守护神为明王及火轮、蛇王等。第十章、十一章讲的是幻视的旅行以及把人间的地形设想成他界，象征性地表现在他界旅行，以及作者本人在吉野的大峰山的修行。第十二章至十六章讲的是行者的神力。读了这本书对日本日代宗教的深层次的实质也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