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编纂范文（精选8篇）
文献编纂 第1篇
1.孔子档案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 一方面推进了社会进步, 一方面也使大量的档案史料遭到破坏。一旦亡国, 不仅要“杀其民人, 取其牛马”, 而且要“毁其宗庙, 迁其重器”, 而宗庙正是集中保存档案的地方, “重器”本身就是流传后世永志纪念的档案。不难想象, 长期的战乱对档案的破坏是严重的。孔子之幸, 在于他诞生于鲁国。鲁国在建国之初, 即有周王朝特别赐予的许多典章, 春秋末期, 鲁国仍“保存了《誓命》、《象》、《白禽》、《周礼》、《鲁春秋》、《诗》、《周易》等文诰和书籍”, 所谓“周礼尽在鲁矣”, 国家藏书如此丰富, 而且, 私家尤其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贵族之家, 也有数量可观的藏书。孔子作为贵族子弟, 其身份允许查看并借阅公、私资料, 有这些典籍作为其认识档案史料的第一手材料, 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孔子在鲁国是有影响的文人, 且任过大司寇等高官, 他是可以看到鲁国官方保存的档案的。鲁国当时虽为小国, 但因鲁君为周公后人, 所以保存的档案典籍比较丰富。《左传·昭公二年》载, 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看到鲁太史所保存的档案, 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鲁国官方档案比较丰富, 为孔子利用档案编订“六经”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从“六经”的内容看, 仅仅依靠鲁国官方档案是不足以编订“六经”的。《诗》经中的《风》收有“十五国”民歌, 这十五国遍布北方各地, 且其中没有“鲁风”, 可见诗经大部分内容不可能取自鲁国的官方档案。《春秋》虽然纪年依据鲁国, 但所记述历史事件的范围也遍及当时整个中国, 包括被视为蛮夷的楚、越等南方诸国, 其内容也不可能仅仅依据鲁国的国史档案。
2.档案文献编纂在孔子一生中占了重要位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中说: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三, 而季氏强僭, 其臣阳虎作乱专政, 故孔子不仕, 而退修《诗》、《书》、《礼》、《乐》, 弟子弥众。……哀公十一年丁巳, 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 乃叙《书传》、《礼记》, 删《诗》正《乐》, 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在他的晚年, 孔子仍然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之中。孔子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在于他删诗书、订礼乐, 整理传播和保存了为后人所尊称的“六经”, 并依此而创立了儒家学说, 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因此, 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
3.孔子档案文献编纂的特征。
(1) 选定标准确立体例。孔子自己曾云三条关于六种典籍档案文献的编纂标准与体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正因为“述而不作”, 因此能保留很多的历史档案的原来面目。正因为“信而好古”, 因此他对于历史档案文献编纂有着深深的热忱与执著的追求。“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 因此他在档案文献编纂中不留有鬼神迷信一类的内容。“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因此孔子在编纂中也有意识地把与他的学说不相容的对立“异端”加以排斥。
(2) 孔子开创了私人利用档案修史的先例。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 他曾做过“委吏” (司会计) , 也做过“乘田” (管畜牧) , 后来由鲁国中都宰升为司空, 再为大司寇, 后行摄相事。在他73年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 生涯中, “求仕”成功, 就在仕途上发展, 仕途上失意或“求仕”不成, 就退而修书, 整理档案文献, “上无明君, 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断礼仪, 当一王之法。”显然, 他是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和满腔政治热情寄托于编纂文献古籍活动之中。作为《六经》之一的《春秋》, 即在这种历史背景成就的。《春秋》是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 此书仅仅16000余字, 却记载了242年的历史, 可谓文约义丰。通过把历史的原始记录改写成历史著作, 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 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
(3) 孔子创立了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形式, 是我国第一部史书的作者。我国上古记载人物、事件皆先记以时间, 但是对时间的表述却极不规范, 有的先日次月次年, 有的先月日后年代。孔子则把这一成例改了过来。他通过删定《春秋》, 最终确定了按年、月、日顺序编次档案的统一格式。这一改进更符合人们叙事的习惯。司马迁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 纪元年, 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晋人杜预则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记事者以事系日, 以日系月, 以月系时, 以时系年, 所以纪远近, 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 必表年以首事”。孔子的这一改进, 把档案文献的排列、研究置于一个比较开阔的时间坐标中, 使过去的死的记事变成活的档案文献。
(4) 重视档案教育功能的约辑思想。孔子选编《诗经》, 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去其重, 取其可施于礼义”,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删除档案中一些内容雷同的东西, 把有助于礼义教育的东西选进来, 据此编成教科书, 来教育弟子们。
地方文献在编纂方志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2篇
4.1收齐收全，为了力争把地方文献收得更齐、更全，在开展征集工作时，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步扩大范围。正如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所说的那样，做到“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把凡是反映有关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天文、气象、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自然资源的各种载体，各种体裁的文献资料统统征集起来。这样，就能为编纂方志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
4.2整理有序。在征集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有系统地进行整理，妥善收藏管理。这样不但可使原来杂乱纷繁的材料，组成了一个能反映本地各方面情况的有机整体，而且还能为编纂方志者参考，为利用地方文献提供查检之便。
4.3宣传报导。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文献的作用，还应做好宣传，报导地方文献的工作，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方法：
4.3.1展览。为配合特定需要，对馆藏文献作初步辑集、整理。发动组织本地区收藏有地方文献的单位，在适当时间举办1-2次地方文献展览。一则可以宣传地方文献，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二则可以扩大社会影响，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编纂方志工作。从而能为编纂方志者提供更多的资料。
4.3.2编制联合目录。就是联合本地藏有地方文献的单位，编制联合目录。这样能反映出本地区地方文献的收藏处所。有利于编纂方志者了解地方文献的分布状况，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广泛交流。我馆为配合编志者特殊需要专门编了一份《编志参考书目》为编纂方志者提供了检阅线索，效果很好，受到了称赞。
4.3.3开座谈会。经常与需要我们提供地方文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联系，及时召集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同时，还要经常与市志办、县志办、地名办等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参加他们的会议，随时掌握修志动态。
4.4方便服务。为了帮助编纂方志者更好地运用地方文献，在服务过程中，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采取相适应的服务方式，为他们提供检阅文献之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4.4. 1提供场地。提供专室借抄，配备专人负责。一则可以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二则可以满足编纂方志者对文献的需求。提供方便之地，使他们充分运用文献资料，尽早写出地方志。
4. 4.2目录指导。资料是编志的基础，而目录是查找资料的主要途径。为了解决编纂方志者对目录体系的不熟悉的问题。我们要主动为他们搞好查找目录的辅导和代查工作，使他们的工作做到巨细无遗，沙里淘金，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目录不致紊乱散失。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查找人员的时间，做到事半功倍。
4.4. 3专题服务。编制地方文献专题目录是开发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途径。而地方文献所收录的内容庞杂，学科众多。为配合编纂方志者对某一专题文献的需要，减少编纂方志者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主动提供剪、摘，并帮助复印专题文献，把零散的专题资料通过文献报导等形式，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样，可以有效地为他们节约时间，加速编纂方志的进程。
综上所述，地方文献是编纂方志中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它始终起着其它文献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若离开了地方文献资料的提供，便失去了志书的生命力。为此，收藏地方文献的单位，要从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编纂方志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程光雄. 浅谈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几个问题. 图书馆杂志,1984(3)
2. 陈玉秋. 地、县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开发的因惑与对策. 图书馆员，1990(3)
3. 陈欣欣. 地方文献的特殊价值. 温州市图书馆学会. 1990年学术论文集，1990.11
孟子文献编纂观考略 第3篇
1. 文献编纂宗旨:
政治性。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古代文献整理流传领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孟子·万章下》记载:“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 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 诸侯恶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3]可知, 一些诸侯国禁毁图书文献的情况。东周以后, 诸侯异政, “礼崩乐坏”, 于是诸子蜂起, 竞相争鸣, 各家都想以其学说统一天下。在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诸书立传, 不同的学派相互排斥、攻击, 极力推崇各自图书文献所载政治思想。其中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 (《中庸》) , 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仁政作为理想的政治。所以, 孔子对周朝的礼乐文明十分向往, 曾说:“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 儒家大力推崇《诗》、《书》、《礼》、《乐》, 而法家则把《诗》、《书》、《礼》、《乐》列入害民弱邦的“六虱”之中 (《商君书·勒令》) 孟轲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整理图书文献的政治目的, 把图书文献整理, 作为捍卫先王及孔子之道, 打击、排斥杨、墨、法等异端学派的一个重要阵地。“杨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说诬民, 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 则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吾为此惧, 闲先圣之道, 距杨墨, 放淫辞。……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藤文公下》, 以下只注篇名) , 以下只注篇名) 利用古代图书文献来卫道攻异。孟轲的这一主张对汉代经今文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关于《春秋》的说法, 成为阐发、附会“微言大义”的《春秋》今文学的始祖。
2. 知人论世:
还原历史。文献编纂需要紧密联系图书档案文献的原作者, 即“知人论世”。《诗》言志, 《书》言事, 这是自先秦以来人们对《诗》、《书》主旨的基本看法[4]。在解释学的意义上, “志”构成了《诗》的文本本义, “事”构成了《书》的文本本义。所谓“文本本义”, 反映的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 折射的是特定人物的主观体验。虽然“文本”之于“事件”而言还隔着一层, 但是, 时过境迁, 后人也只能依据“文本”来了解“事件”。孟子主张“法先王”, 又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 这使得他特别注重《诗》《书》文本, 力图通过《诗》《书》文本来了解尧舜、三代的先王之治。对此, 孟子指出:“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 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 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 以下只注篇名) 这是一种正确观点, 在学术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诗”与“书”, 当然不一定指的就是《诗》与《书》。赵岐的《孟子章句》、朱熹的《孟子集注》、李蛰的《孟子评》、焦循的《孟子正义》, 就没有将“诗”疏证为《诗》、将“书”疏证为《书》[4]。不过, 如果我们考虑到孟子时代典籍不多的历史特点, 考虑到《诗》《书》文化大传统与孟子思想体系之间多层面互动的思辨情形, 那么, 孟子在此所说的“诗”、“书”, 就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特指《诗》《书》, 一是概称一般图书文献。以“知人论世”作为孟子文献编纂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既与图书文献原作者所处的时代状况相关, 也跟原作者的人生体验有关, 以便正确了解诗书典籍及其衍生的丰富文化传统。为了知人而去读那人的书或是作品。要更清楚地知人就需要论世。“知人论世”是被后人引申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观。就是在理解作者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必须要结合作者的时代和生平加以分析, 并参考当时的环境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也就是说评论文章要有理有据, 而论文则要知人论世。也正如朱熹所言:“论其世, 论其当世行宇之迹也。言既观其言, 而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 是以又考其行也。” (《孟子集注》) 论世之“迹”, 知人之“行”, 这就是孟子图书编撰需要了解本意所在。孟子由解《诗》读《书》而知古人论上世, 实质上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经验, 正确认识到历史的本来面目[5]。这正是“知人论世”的主要目的。此外, “尚友古人”的“友”, 即“了解的同情”。陈寅恪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 应具了解之同情, 方可下笔。……必须具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 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古人, 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如果说“知人论世”重在“了解”, 那么“友”则是一种“同情”。了解的同情与同情地了解, 是我们真切地体认传统、创造性地转换传统应有的人文姿态。正是在此意义上, “知人论世”合乎逻辑地成为孟子文献编纂的起点。
3. 尽信不如无:
辨伪。孟轲曾经说过:“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尽心下》) , 这里所说的《书》, 具体是指《尚书》,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图书档案史料汇编之一, 但此话被赋予一般意义, 泛指一般的书籍, 在辨伪史上影响很大。所谈及的《武成》, 指《尚书》佚篇, 是写武王伐纣的, 当时诉诸武力, 发生流血, 皆为客观事实, 只是“血之流杵”用了夸张的手法而已。而孟轲从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出发认为对周武王的这种记载, 违背了他们心目中的“圣王”的标准, 所以极力加以否认, 怀疑《武成》的记载不可信,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孟轲的怀疑精神。全信其真实。后有学者考证, 《武成》篇中所叙述的“血之流杵”, 是谓商纣士兵倒戈后互相残杀所致。可见孟子对此真实性的思考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史料求真, 是图书编撰所重视的原则之一[6]。史料缺乏, 只是没有结论而已;如果用不真实的史料, 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误导后人, 危害严重。孔子就坚持宁可阙如, 不作穿凿附会。孟子同样如此, 一贯重视图书档案文献的真实性问题。因此, 孟轲提出了“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之名言。其中也含指文献编纂中史料鉴别真伪需要慎重。
4. 以意逆志:
灵活性。在文献编纂方面反对“以文害辞, 以辞害志”, 倡导“以意逆志”。孟轲曾说:“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也, 《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 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 是周无勉民也。” (《万章下》) 咸丘蒙所引的诗为《小雅·北山》, 《毛诗序》说到“大夫刺幽王也, 役使不均, 已劳于从事, 而不得养父母焉”。孟子的“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也”, “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 的确是把握住了该诗的主旨。而接下来, 孟子又引用《云汉》的例证, 极其具有说服力。说明孟子的以意逆志不是主观臆断或是凭空假想的, 还是根据《诗》本身而来的。这里虽然是在解释诗, 但提出了图书文献中文 (文字) 、辞 (语言) 、志 (思想) 三者相互关系, 以“以意逆志”方法解决三者的矛盾, 这也是孟子图书档案文献编纂方法论的重点与核心。文、辞、志三者既是矛盾的, 又是统一的, 要兼顾文、辞、志,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而不能偏废其一。如果一味“以意逆志”, 往往会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 就会主观臆断。孟轲片面强调“以意逆志”, 实际开了“六经注我”扭曲图书档案文献编纂的主观主义倾向的先河[7]。例如《尽心上》) 记载:公孙丑曰:“《诗》:‘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 其君用之, 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 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 孰大于是?”他解释《诗经·魏风·伐檀》中《伐檀》本是反唇相讥, 讽刺君子不劳而获的一首民歌。而孟轲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对原诗的意思作了根本的曲解, 结果把一首反对不劳而获的民歌变成了歌颂不劳而获的诗, 这就是“以意逆志”使用的具体体现。
另外, 孟子对于在他之前的图书档案文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与阐述。尤其对于一些史料的诠释每有新意发挥。如对齐宣所问“文王之囿”之说解很有见地。他说:文王之囿是与老百姓同享用, 所以百姓还以为小, 而齐宣王之囿虽小, 但独自享用, 对于百姓来说就像陷阱, 因为老百姓进去会受到伤害, 所以以为太大。史料由古及今, 因古讽今, 对今天文献编纂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商务印书馆, 2001.
[2]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82.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杨海文.试析孟子解《诗》读《书》方法论[J].孔子研究, 1997 (1) .
[5]方玉润.诗经原始[M].中华书局, 1986.
[6]朱瑞芬.孟子文献编纂理念的当代价值[J].档案时空, 2003 (8) .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性质及评析 第4篇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是档案文献编纂学基本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正确认识对指导档案文献编纂的具体工作有极大的意义。为此, 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利用关键词法收集1990年到2009年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性质的论文, 经过总结、分析, 以期更深入了解主流观点和把握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总结
通过归纳, 有三种主流观点:
(一) 第一种观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有政治性、研究性和服务性
徐绍敏在《档案文献编纂学》中论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其本身内容以及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而言, 是一项具有政治性、服务性和研究性的工作。”曹喜琛认为:“档案文献编纂看作是一种条件性的工作, 是提供客观材料为其他各项工作准备条件的, 是政治性和研究性较强的条件性工作, 这种条件性本质上是服务性。”
(二) 第二种观点:档案文献编纂是一种著作行为, 具有著作性
1997年, 张基娇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 档案文献编纂本身就是一种著作行为, 其产品档案文献汇编是我国《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中的一种。”1999年, 韩宝华提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以库藏档案信息为原料, 经过对档案信息的开发与研究, 创造能进行社会性文献交流的档案文献出版物的著作行为。简言之,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可判断为, 其是属于一种著作行为的工作。”2002年, 丁华东发表论文肯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著作性质, 同时全面地分析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著作行为的特点, 认为档案文献编纂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
(三) 第三种观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知识信息编纂工作, 具有整理性
2002年, 刘春弟提出整理性才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属性, 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根本性质。档案文献编纂就是对档案文献从内容上对知识信息进行的深层次整理和加工。所以,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属于知识信息整理工作。
二、分析
以上三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三者都有它的正确之处。它们分别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不同角度, 阐释档案文献工作的性质。
第一种观点是比较传统的观点, 在过去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在阶级社会里, 档案编纂工作都被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将档案文献出版物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作。档案文献产品的形成也是按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 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促进其意志的推行与贯彻。从而产生政治性、研究性和服务性。在特定背景下,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 该观点已不符合时代特征。其政治性逐渐减弱, 不再紧紧围绕政治, 而是面向社会大众, 为社会的需求而研究, 服务于社会大众, 服务性越来越重要。
第二种观点提出档案文献编纂是一种著作行为, 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从《著作权法》角度来看, 档案文献编纂作品属于汇编作品一类, 是应该享有著作权的。这种观点的提出, 反映了社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 越来越认同作者的应有权利。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该观点肯定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人员的劳动与创造, 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种观点提出了整理性。整理性确实说中了档案文献工作的实质内容, “对档案文献的整理不是从外在形式上进行实体整理, 而是从内容上对知识信息进行的深层次整理和加工”, 这是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深入而准确的表述。但是笔者认为, 整理性和著作性并不相冲突, 反过来, 著作行为包括了整理行为, 整理行为只是广义著作行为中的一种。两者的差别在于, 著作行为强调的是权利, 强调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应该享有著作权利;整理行为强调的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内容。
三、结论
以上四种观点都阐释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同的性质, 或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或不同的出发点或不同的层次等,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信息开发性。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无论是一种著作行为还是一种整理行为, 无论是在信息社会还是不在信息社会, 信息开发性都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为开发信息而进行, 为特定的编纂目的, 开发档案中满足目的需求的信息, 形成档案文献编纂出版物, 满足用户需求。
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 因为有价值才得以保存下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任务就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档案进行研究, 选择有价值的满足需求的同时又能够公开地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加工, 形成档案文献编纂作品。整个过程, 从本质来说就是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所以说信息开放性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属性, 其他都只是某个方面的性质而已。
摘要：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性质主流观点:政治性、研究性和服务性、著作性、整理性。同时, 笔者对各种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信息开发性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档案文献编纂,性质,评析
参考文献
[1]刘春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评析.档案学研究, 2002.3.
[2]丁华东.档案文献编纂的著作行为和著作权利探析.档案学通讯, 2002.6.
论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 第5篇
一、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的原因追问
1. 档案文献编纂是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的产生、认同和演变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字记载来依托, 档案文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记载体, 其以原始记录的形式“诉说”着人类文化、文明发展变迁史, 是捍卫人类文化真实性、完整性的“忠诚卫士”。档案文献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是人类文化、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文化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的见证者。反过来, 档案文献具有累积文化、传播文化的功效, 为人类文化、文明的进步拓展了文化的时间和空间, 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档案文献对文化的独特作用, 客观上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产生。更为深刻的是, 档案文献编纂与文化有着不可隔断的渊源。这点只要对档案文献编纂史略加梳理就可以获得佐证。如孔子编纂“六经”, 虽然其初衷是为了教育弟子而编书, 在后人理解看来, 更为有意义的是他主导了一项文化整理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 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 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自发微之日起, 其主要功能就是记载、传播和积累人类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观念、知识和信息, 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编纂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文化”的结果, 编纂的成果即汇编出版的是为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
2. 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功能体现了文化选择性。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系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编纂主体 (编纂者) 在自身文化价值观、档案观的基础上, 对编纂客体 (档案原件) 文化价值的认同或拒绝、吸取或排斥、筛选或强化的过程, 是编纂主体与客体之间文化价值的照应。档案文献编纂指编纂者根据对某一专题的客观需要及其档案状况, 将有关的档案原件内容转化成档案文献出版物信息的一项事业[1]。从其概念中可以得出, 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 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之间通过文化选择———编纂者对档案信息进行“择优录取”的筛选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若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实质进行更加细致的检视,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功能是文化选择。从编纂主体的角度来看, 编纂者在进行档案文献编纂, 实际上是在进行精神领域的生产。编纂者在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下, 根据个体认识和审美判断, 发挥其学识才学, 编纂出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编纂者在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自主性, 决定了档案文献出版物所表达的思想、观念知识及价值形态留下了选择的痕迹。从档案文献编纂成品的使用者角度来看, 社会用户作为档案文献信息的消费群体, 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具有自成体系的信息选择机制。社会用户并不会全盘接受或全面拒绝档案文献信息, 会根据自身的信息需求、知识结构、心理承受等对档案文献信息有所选择, 并且这种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多次选择相互“斗争”的结果。从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角度来看, 档案文献出版物, 唯有进入社会传播体系才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认同, 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为了使档案文献编纂出版物有效融入社会传播体系, 就必须对其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规范进行比较、鉴别, 从中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精品传播于社会。从档案文献编纂过程来看, 文化选择贯穿始终。编纂活动是编纂主体不断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如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需要广泛了解社会文化需求, 汇集文化要素, 鉴别文化信息, 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档案文献的考订、辨伪是对档案原件载体、内容的选择。档案文献的加工, 包括文字处理、标题的拟写等是对最终选择的档案文献的最后完善。而在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产生的编纂思想、理念、规则等, 则是对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的有效约束。
二、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的价值
档案文献这一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 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囊括了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内涵和精神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也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韵味。档案文献编纂进行文化选择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传承文化, 实现文化增值。
1. 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传承的是通过民族认同并加以选择的文化, 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 是在文化的横向传播基础之上的一种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 具有模式和“血型”的基本特质。这种世代传承, 镌刻着本民族印迹的文化, 即使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中也仍然表现出“根”的特质[2]。可以得知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 而是人的有意识的选择过程, 并且文化传承离不开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这种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离不开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的文化选择。 (1)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促进了文化积累的连续性。《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先生就曾说过:“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 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和积累, 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 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3]我国历代的档案文献编纂者们, 为我国浩瀚的文献典籍的流传、文化的连续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孔子编纂“六经”, 刘向、刘歆编纂具有档案文献性质的图书等, 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来进行, 无疑都留下了文化选择的迹象。因此, 可以说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是保持我国文化连续性和常态性的重要因素。 (2)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扩大了文化传播的领域。文化自身具有“扩散性”, 文化扩散的实质是指文化的纵向、横向传播, 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 能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起到引导其构架、促进其整合的作用。若没有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 则可能出现这样的可怕的景象———档案文献中记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文化成果无法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结果导致失传或断代, 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的档案文献不加以定期的整理, 信息随时可能失真, 文化的积累就可能偏离其主体构架。
2. 文化增值。
文化增值是文化价值在更高层上的升华和拓宽。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是文化价值增值的过程。档案文献既是“文化的子女”, 又是“文化的母亲”。档案文献记载了人类各历史时期的文化片段, 但这些文化片段所隐含的文化信息是分散、无序、支离破碎的。作为个体性、分散性的档案文献, 在改变人类观念时并不一定具有自觉性、系统性和高效性, 而档案文献信息用户需要的是质量上乘的文化产品。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 编纂主体需要对处在游离状态的档案文献进行系统性整理, 在编纂过程中不断对档案文献进行文化选择与导向, 甚至是再创造, 从而使档案原件里记载的原始文化价值加上编纂主体再创造的文化增值, 形成文化产品的最终文化价值。
三、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的路径构建
档案文献编纂通过哪些路径来进行文化选择?具体说来, 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进行文化选择, 应从以下三个路径来构建。
1. 科学的文化选择。
科学知识是人类对社会和自然客观的、正确的认识, 因而, 科学是档案文献编纂进行文化选择的重要尺度。为了进行科学的文化选择, 编纂主体要在现有的纷繁的文化因素中, 以科学知识为认知基础, 准确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认清社会大文化的发展趋势, 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 吸收档案文献中的积极文化成果, 优化、完善现有文化体系的内容和结构, 体现先进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引导社会公众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2. 道德的文化选择。
社会的道德准则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 体现着时代的、社会的利益。对个人来说,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具有约束性的力量, 以便实现理性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把握。同时, 道德准则不但约束某一行为, 也激励某一行为, 即具有导向性———不仅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 同时也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编纂人员和社会其他成员一样, 处在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机体中。在这个社会机体中, 道德准则约束着编纂人员选择符合社会群体的行为, 所从事的文化选择也不能超越社会的道德要求, 是在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下来进行的。一方面,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要选择符合现有社会普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道德要求, 摒弃和反对过时的、阻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的道德关系、道德观念;揭示新增的、适应现有生产力状况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的道德关系的本质, 并据此评判现实社会中主要的道德矛盾、冲突。另一方面, 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还要反映更新的、孕育于现有生产力发展中的、未来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要求, 对处于更高境界中的道德行为、理念予以审鉴, 继而传播, 从而把握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3. 审美的文化选择。
审美选择如同一般选择一样, 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认定。审美选择所要选择的对象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或伦理, 更不是实用价值, 而是在特定的审美关系中选择是否适应人的精神需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 继而形成特定的审美态度取向。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中审美的文化选择, 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认识活动, 是编纂主体在编纂活动中对档案文献在社会文化建构与文化传播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内在特色的鉴别与判定, 以及所作出的相应的取舍。编纂活动本身蕴含着审美选择:选题策划离不开审美选择, 离不开编纂主体对档案文献中具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信息的有效反应, 编纂主体从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蕴的东西。编辑加工是编纂主体对客体进行审美选择后的延伸, 其内涵仍是一种审美活动。编纂主体对审美选择掌握得越深刻越准确, 取舍就越精当, 而且还能实现对客体的审美超越, 从而增益新的文化内容及价值。
总之, 文化选择贯穿了档案文献编纂的整个过程, 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 有助于提高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文化自觉, 提升档案文献编纂对社会构建的能力。
摘要：文章主要围绕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的原因追问、价值及路径构建展开论述。
关键词：档案文献,文献编纂,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1]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赵世林.论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 2002 (3) .
浅论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功能 第6篇
一、档案文献编纂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
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种开发档案文化信息资源的活动, 是依赖既存的档案, 从事再创作的行为, 其著作行为已得到人们的认可。韩宝华教授认为:“档案文献出版物的特殊要求和难度, 决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一种特殊的高度严肃、极需功力的著作行为”。档案中所蕴含的文化内质, 很多情况下须借助于档案文献编纂这种文化手段才能得以继承和发扬。因此档案文献编纂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或生产精神产品的行为。档案文献出版物 (或称档案文献编纂成果) 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的产品,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档案部门投向社会文化市场的特殊精神产品, 通过文化传播网络而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人类缔造的文化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可以作为人们从事研究与决策、进行精神生产的资料, 同时也可以作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提高文化素质的消费品。因此, 无论从编纂过程还是从编纂成果看, 档案文献编纂在文化建设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直接性, 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独立地发挥着积累、缔构和传播人类文化的作用, 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而相形之下, 无论是档案工作整体, 还是作为其中环节之一的编纂工作, 在参与经济建设中, 则表现出较强的间接性。如陈永生教授所言:“档案工作具有服务性、公益性和非盈利性, 其效益只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来实现, 因此这种效益不可能直接体现于档案部门, 而是包含在广大利用者的收益当中”。档案文献编纂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 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档案部门在参与经济主战场建设中始终处于服务者地位, 而在参与文化主战场建设中, 则起着真正的建设者作用。
二、档案文献编纂文化功能的具体表现
1. 文化积淀功能。
文化是一种以符号为表征的积累, 它不是将来要发生的现象, 而是已经发生的现象的符号积累。文化的积淀需要人们创造人工的符号系统去不断地积累。积淀的时间越久, 文化越深厚。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种创造“人工物质系统”的工作, 其文化积淀功能源于档案又高于档案。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翔实地记载着人们社会实践中大量有知识价值的事实和数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技术成果和科学理论, 是文化的集合体、凝聚物。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档案原件难以永久存留, 我国古代的档案原件流传至今的为数寥寥, 但我国古代档案的原文信息内容却有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 使我国成为世界文化典籍十分丰富的文明国度,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历史上有着相当发达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 “档案文献编纂的这种存史’功能, 其深远意义还在于它是构成世界记忆’工程的重要因素”。
2. 文化缔构功能。
文化的缔构功能是指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特征的文化, 表现出文化的“圈层性”。如从社会的构成要素上, 可划分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宗教文化、家庭文化等。每个国家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 都会对该国的文化缔构产生重要影响, 而一个国家内各地档案馆 (室) 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 除了可对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外, 更在缔构地区文化、民族文化、社区文化、机关文化、军营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具体文化领域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
3. 文化传播增殖功能。
文化的增殖是一种文化的放大现象, 一方面表现在量的增大上, 即传播面的扩大;另一方面表现在质的增大上, 即信息在传播中价值意义的增加。档案文献编纂公布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档案文化信息资源的广泛利用的需要, 解决档案原件的寿命和副本的有限性同人们利用要求的长久性和广泛性之间的矛盾, 同时通过编纂加工, 对相关档案信息加以筛选、提炼、富集、增加信息的纯度, 改变档案信息的原始存在状态, 使其得到集中、整合, 从无序到有序, 从集中到分散, 既解决了人们阅读、利用档案原件的困难和不便, 也使人们可以获得某一方面集中、系统的信息, 这些正是文化增殖功能的体现。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为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手段和途径, 档案文献编纂的传播增殖功能将会进一步增强。
4. 文化宣传教育功能。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形成的社会沉淀和深厚的符号积累, 通过传播和扩散, 对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发生着作用, 这就是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 并通过多种文化形式开展教育、引导、启蒙、传道, 其中编纂公布档案文献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唐代礼部尚书权德舆编纂《陆宣公集》是要众官员效法其“为父为臣事君之道”;明代朱元璋亲纂《明大诰》, 作为推行政令、惩治犯罪、激励惩劝的标准, 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 每户有此一本”, 做到“家传人诵”。此类事实, 不胜枚举。
三、充分发挥文化功能, 积极参与文化市场建设
档案文献编纂部门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积极参与和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在继承以往编纂经验和成果形式的基础上, 积极从编纂形式、传播途径和用户心理等方面探寻档案编纂工作的发展规律, 坚持在特定的文化层面上, 对档案文化信息进行一种全新的整合, 增强利用大众传媒的力度, 充分调动和发挥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功能, 在文化市场建设中大显身手。
论班固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第7篇
一、从编纂《汉书》目的之处
班固的著书宗旨在《汉书·续传》中有明确的表述:“故探纂前记, 缀辑所闻, 以述《汉书》, 起元高祖, 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 综其行事, 旁贯《五经》, 上下洽通, 为春秋考记、表、志、传, 凡百篇。”[2]1267但这并没有完全表述他的编纂目的。通过研读《汉书》的篇目以及班固的生平, 考察其目的主要有三。
1. 继承父志, 成当世之业, 扬后世之名。
班固生在儒学世家, 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又天资聪颖, 熟读贯通各种经书典籍, 可谓才、学、识兼备。弱冠时其父逝世, 班固在《幽通赋》形象地写出自己处境艰难、前途渺茫的现状, 并且表达了要早日仕进, 或者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志向。最初仕进无望后, 班固选择子承父志, 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图书开始撰写《汉书》的生涯。著史事业是一项十分枯燥和寂寞的道路, 为了坚定学术的信念和抒发内心的苦闷, 他曾在《答宾戏》一文道:一些飞黄腾达之人“朝为荣华, 希尔憔悴”, 转眼之间就大祸临头。由此告诫自己“功不可以虚成, 名不可以伪立”。莫若坚持自己的节操和著史的志向, 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止, 成就司马迁编成《史记》那样一番丰功伟绩。
2. 沿袭传统, 编纂良史, 修订“续作”之鄙俗。
班固把编修《汉书》作为毕生事业, 受班彪影响至深。司马迁编著《史记》, 把我国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其所载内容止于武帝太初年间, 以后没有记载, 后世以后也将无从考证。人们对此很不满足, 于是很多学者被司马迁的巨大成就所吸引, 将续作《史记》作为个人的名山事业。从《史记》著成到班固撰成《汉书》之前, 相距百余年间就有十多位学者从事续作。但是班彪认为后续者不论是在内容、体例还是思想上都较粗鄙。于是他立志发扬司马迁著史的优良传统, 改鄙俗之言, 以续良史。后班固继承父亲的遗愿, 承担续作《史记》的大任, 父亲创作史记后续的目的和志向无疑是班固修成《汉书》的最初目的和作为事业奉献一生的动力。
3. 宣扬汉德, 统一思想, 树立大汉之威望。
班固对于司马迁把汉朝编于“败亡枝末, 厕于秦项之列”, 十分不满。他认为“汉绍尧运, 以建帝业”, 功德无量, 足以独当一史。应该专门为西汉立碑铭志, 使之显要于后世。同时受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影响, 班固认为应该用儒家思想而不是黄老或其他思想作为评价历史和人物是非的标准以及教化人民的工具。而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又进一步达到了宣扬汉德的目的。
二、从编纂方法之处
《汉书》的编修也体现了很多档案文献编纂的方法, 具体如下。
1. 翔实档案资料的占有。
东汉明帝年间, 班固为兰台令史, 受命编修国史。兰台是当时保存档案的机构, “有石室金匮”之书, 天下之书莫不毕集于兰台。班固除有前人著述、丰富的家藏外, 现在更是得到了极为丰富的档案史料。这些史料包括诏令、奏议、地图等,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书》得以“大量引用档案原文, 使其史著价值倍增”[3]31。在帝纪中增载了大量皇帝诏令, 在列传和十志中也收录了许多大臣的奏疏。援档入史使历史有了更加详细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始的档案因为编辑入书, 得以保存而长久流传开来。相反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档案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存途径, 而在传播的过程中轶失。
2. 借鉴和因袭《史记》的拿来主义。
自高祖至武帝这一段历史, 《汉书》和《史记》大部分地方是重合的。郑樵批判班固“尽窃迁书”, 殊不知这正是班固拿来主义方法的成功运用:其一, 《汉书》采用的是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 纪传体是把人物、事件和时间有机结合的体例。马班所作, 根据相同的事实, 采用相同的体例, 所以记述史实的内容和框架应该是一致的。况且著史的基本原则是还原当时的史实, 不必为了追求标新立异而放弃打好的基础。其二, 班固利用《史记》进行甄别和选择收录的材料。对于武帝以前的史事, 班固明确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 绝不随便添加, 必须确凿有据, 方予增补, 否则阙疑。”[4]179这是拿“信”来核对编纂的材料。其三, 班固并非全部照抄《史记》, 而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做了不少改写、删削、移植和增补的工作。例如, 班固修改了《史记》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司马迁在《晁错列传》中批评晁错“诸侯发难, 不急匡救, 欲报私仇, 反以亡躯”。但又记载了邓公称颂晁错建议削藩是万世之利的言语。《汉书》则明确评价“晁错锐于为国远虑, 而不见身害”, “错虽不终, 世哀其忠”。
3. 审慎求实的实录精神。
客观地记述历史, 是著史者最重要的原则。著作能否成为“实录”既要看是否如实地记载史实, 又要看著史者是否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班固很好地做到了这两点。其一, 对于《史记》不用的材料绝不随便添加, 必须确凿有据, 否则阙疑;同时班固严格审核和考证《汉书》收录的材料, 考证不通过者不予录入。其二, 虽然班固在《汉书》中目的是宣扬汉德, 但并不是无原则的褒扬。他依据历史事实, 实事求是地宣扬汉代的进步, 并且对汉朝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统治者的弊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汉书》叙述了汉朝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能够免于秦祸的战乱和残酷的刑罚, 小民得以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然而笔锋一转, 又讲述汉朝仍然继续秦朝当年土地兼并的严重局面, “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对于统治者的弊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一方面赞扬了“武帝之雄材大略, 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另一方面又如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之功, 内盛耳目之好, 征发频数, 百姓贫耗, 穷民犯法, 酷吏击断, 奸轨不胜”。至于与朝廷关系密切, 盘踞重要地位的外戚宗室, 班固在《汉书》里对于他们的奢侈纵欲、无法无天更是怀着十分愤恨的心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他批判外戚集团“穷富贵不以功”, 骄奢淫逸, 凶狠残忍;直接评价宗室诸王“率多骄淫失道”。
三、创新编纂之处
宋代郑樵曾说, 班固“全无学术, 专事剽窃”;“断汉为书”, “失会通之旨”, “是致周秦不相因, 古今成间隔”;“迁之于固, 尤龙之于猪”。然而让郑樵愤愤不平的是自《汉书》迄今, 史书的编纂“无改斯道”, 于是发出“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的慨叹。这也正表明了《汉书》编纂的精彩创新, 有被后人所取的独到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 开创断代史体例。
班固在《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基础上创造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体例。《汉书》记载上起高祖, 下迄王莽灭亡, 囊括了230年的事实。“本纪采用编年形式记述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 是全书的纲领。”[5]55表是沟通纪传的桥梁, 志叙述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沿革, 列传记述社会各方面人物的事迹。《汉书》包举西汉一朝历史, 内容简洁;体例、结构缜密合理, 涵盖范围清晰;易于把西汉一朝的材料填充改到整齐的体例中, 形成清晰的线索。对于编纂者来说, 断代史不像通史那样艰巨, 需要繁芜的材料并且能够纵横驰骋地驾驭这些材料, 有利于集中力量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合理的编纂;对于读者来说, 有利于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年代断限, 降低阅读难度, 提高阅读的兴趣。最根本的原因是“断代为史”的格局, 恰恰符合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
2. 首编全国性的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由班固所新创, 相当于现代的地方志, 属于档案文献的编纂成果之一。它详细叙述了汉代的地理区划和物产习俗, 并且溯源到汉代以前的地理沿革。不仅对于研究西汉史不可缺少, 而且对于研究先秦典籍, 了解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遗留也甚是珍贵。所以《汉书·地理志》成为后代正史地理志的典范, 同时也成为档案文献编纂服务于史学研究的一大先例。班固在文献编纂史和方志史上的这一伟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3. 正史中首编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 以备篇籍”而著成。“艺”指儒家经典, 当时称六经或者六艺;“文”则包括诸子诗赋和其他所有著作。二者合成即现有全部典籍的总著录。班固将西汉时期所能收集到的全部典籍整理为596家、13296卷。并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 每一大类又区分为若干种, 共38种, 奠定了我国学术分类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又对每一类和每一种著作, 都写有总论, 概述其学术源流、评级其优缺点, 实在是目录学的典范之作。这一做法后来被《隋书·经籍志》所继承, 并一直影响到清代学者的目录学著作, 是正史中编写国家藏书目录的先例。
综上, 《汉书》不仅是史学上的一大奇葩, “实命世之奇作”, 也是档案文献编纂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班固和他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亦给后代的文献编纂者以无限启迪, 激励着我们创新编纂之法, 坚守档案编纂之原则。
摘要：《汉书》既是一部史学著作, 也是一部档案文献汇编, 班固在编修《汉书》的过程中蕴含了丰富的档案编纂理论。借此分析班固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以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班固和《汉书》并且能为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班固,汉书,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参考文献
[1]王岚.从“策书”、“笔削”看先秦两汉的档案思想[J].档案学研究, 2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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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启泰、赵永春.电子文件管理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文献编纂 第8篇
关键词：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发展特点
纵观我国古代档案事业中的诸多成就, 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所无可比拟的成就, 甚至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成就决定了我国古代整体档案事业的水平和高度。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自孔子编订“六经”开始, 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与完善,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 本文中笔者将根据时代发展顺序, 总结其发展特点, 借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古代文献编纂思想的精髓与内涵。
一、我国古代代表人物的编纂思想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世代承袭, 不断进取, 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档案文献编纂的大家, 正是这些编纂大家依托于各自的时代背景总结和发展的文献编纂思想才构成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事业的基石。笔者将选取几位代表人物的编纂思想进行介绍, 借以总结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发展特点。
(一) 孔子的主要编纂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始祖”级人物, 其编纂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主张文献编纂服务于编者思想学说。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我国各种思想热潮相互碰撞的“百家争鸣”时期, 各家学派为了巩固和传播自己的思想, 都开始纷纷著书立说, 出于这样的目的, 此时的编纂思想也难免会局限于服务自身的视野中。2.坚持深度探究文献来源, 排斥荒诞的内容。孔子不仅在治学方面秉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在文献编纂方面也是如此, 孔子提出的要深入考究文献来源并保持其原貌的做法开创了我国文献编纂的科学原则。3.坚持中庸之道的议论, 对存有疑虑的地方坚持谨慎求证态度。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动荡时期, 出于不同的政治考虑, 各种学术观点相互攻击的现象时常发生, 因此在编纂过程中难免遇到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资料, 面对这样的情况, 孔子认为编者不可擅自修改原有文献的内容, 不可主观臆断, 而这正是编纂者应该持有的客观公正的原则。
(二) 刘向、刘歆的主要编纂思想。
到了西汉时期, 档案文献编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前有史学巨著《史记》的编修者司马迁, 后有编修了目录学鼻祖《七略》、《别录》的刘向、刘歆父子。相较于司马迁的编纂思想, 刘向、刘歆的编纂思想更具创新性和进步性, 因此笔者将其二人作为此时期编纂工作的代表人物。刘向、刘歆的编纂思想可以概括为:1.广收众本, 择优选取。校勘脱伪, 除去重复。相较于前人的编纂思想, 刘向、刘歆在选材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编纂理论。为了保证编纂成果的全面客观, 刘向提出要广罗各个版本, 然后斟酌选取, 由他首创的“校雠理论”也成我国文献编纂取材方面的基本准则。除此之外, 刘向、刘歆还提出在编纂之前, 认真校订材料中的脱字和伪字, 以免“流毒后人”。2.整理篇章, 条理次序, 确定书名。刘向、刘歆在编纂方面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们提出的系统的编纂方法。他们提出在校对同书各个版本时首要工作就是删除重复, 将同一性质一书、同一作者的著述合订为一书, 这与他们提出的广收众本思想也是相辅相成的。其次, 由他们首创提出要条理篇章结构和篇次章次, 并增设目录和逸文。最后其二人提出要将古书中无定名者重新修复, 统一书名, 如此一来不仅仅保证了文献编纂者的取材、选材更加准确合理, 也为后人利用古书提供了便利。
(三) 刘知几的主要编纂思想。
自刘向、刘歆以后,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虽继续向前进步, 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编纂思想却一直未取得新的发展, 直到唐代刘知几开始,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总结刘知几的编纂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首次提出区分史书和史料的分类思想。在刘知几之前, 面对浩繁的史籍, 无人提出具体的分类思想, 文献编纂过程中也自然是将二者一概而论, 混为一谈。刘知几所著的《史通》中说到“夫为史之道, 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 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 归于后来之笔”此处的“当时之简”即为具有档案性质的史料, “后来之笔”则为在史料基础上, 融合作者观点的的史学著作。史书和史料的区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2.倡立“制册章表书”, 指出编纂新途径。《左传》开启了我国言事兼记的传统, 在当时看来这无疑是史学编纂的一个进步, 但在叙事篇中夹杂大篇幅的议论, 不仅割裂了叙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也会造成读者的理解混乱。正是意识到该问题, 刘知几将制册诰令、章表移檄等档案文件从史书纪传中提出, 创立“书”体, 这不仅解决了叙事和议论的矛盾, 更为档案文献编纂提出了新途径, 后来的“通典”、“会要”等书的编纂, 也正是刘知几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3.注重史料的博采与善择。相较于前人对史料的博采与善择的认识, 笔者认为刘知几的认识更具针对性和关联性, 刘知几提出的该观点与其提出的注意区分史书史料的观点一脉相承。他认为在史料收集过程中, 由于来源、性质方面的差异, 必须善择慎取, 这也确保了编纂成果的可信性。
(四) 章学诚的主要编纂思想。
章学诚被称作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集大成者, 由其提出的“比次之法”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超过了我国古代任何一位编纂学家。章学诚的编纂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系统论证了档案史料的意义与作用。章学诚所著的《文汇通义》中写道“夫子述而不作, 而表章六艺, 以存周之旧典也, 不敢舍器而言道也”, 这里的“器”和“道”分别指代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材料, 以及事物规律。章学诚认为档案史料是认识事物、研究学问的基础和条件, 这也是对当时对于档案史料作用最客观、最理性的评价。2.将史籍区分为“著述”和“比次之书”。刘知几曾将史籍区分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 章学诚在此基础上, 将档案史料编纂成品定义为“比次之书”, 将历史著作定义为“著述”, 并论证了二者密不可分的联系。3.提出了“比次之书”的编纂原则与方法。纵观章学诚的编纂成就, 笔者认为他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由他提出的一系列的编纂原则和具体方法, 特别是这些编纂方法的提出, 既可以看做是编纂思想的进步, 更可以看做是文献编纂实践发展的必然。
二、我国古代编纂思想的发展特点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史悠久, 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 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推动, 我国档案编纂工作和档案编纂思想才能不断发展, 才能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笔者依托对上述代表人物编纂思想的总结, 按照纵向时间顺序, 梳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发展特点。
(一) 始终将文献来源的考证置于编纂工作的首位。
文献编纂工作最核心的内容就在于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 只有如此, 编纂成果才能真正地为利用者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和知识来源。如何考证文献来源的真伪也成为了历代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笔者在总结分析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代表人物的编纂思想时发现, 无论时代背景、编纂理论内容存在何种差异, 但都将对文献来源的考证置于编纂工作的首位, 都给予该问题足够的重视。孔子曾说“多闻阙疑, 慎言其余。”就是强调对文献来源真伪的考证, 确保得到的理论正确而全面。刘向提出的“校出脱简, 订证伪文”也是在强调编纂时要考证文献的真伪, 后来的刘知几、章学诚等虽有不同表述, 但无一例外都强调对文献真伪的考订, 这也成为了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的首要思想。
(二) 从文献真伪的考察发展到对史书史料的差异对待。
如果说对于文献来源真伪的考证是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基石”, 那自刘知几以后将史料与史学著作的差异对待则可以看做是对“基石”的进一步巩固。刘知几将史料与史学著作表述为“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首次提出要将二者加以区分。后来的章学诚进一步丰富该观点, 将史籍划分为“比次之书”和“著述”, 由此可以看出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越来越细化不同类型文献的利用。融合了作者观点的史学著作的利用也变得更加谨慎。相较于之前的无差异对待, 这次进步与其说是利用原则的改变, 不如说是编纂指导思想的进步。史学著作和史料的区别对待一方面确保所用文献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材料的客观性和原始性。
(三) 越来越关注编纂方法。
我国早期编纂思想更注重对编纂原则、编纂理念的阐述, 很少涉及具体的编纂方法和编纂步骤。但自刘向、刘歆开始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具体的编纂方法问世, 正是这些具体编纂方法的提出与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编纂工作的发展。刘向、刘歆提出要“彼此互参, 取其重复”、“校出脱简, 订证伪文”便是有关文献整理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到了清代的章学诚已经形成系统的编纂方法, 由他提出的“比次之书”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编纂方法的提出与应用既是当时编纂工作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得益于编纂工作者在具体编纂实践中的总结和创新。编纂方法的提出使得编纂思想和原则得以付诸于实际, 从此我国编纂的工作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四) 编纂体例越来越完善。
即便以当今的评判标准衡量我国古代的一些编纂成果也会为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 我国古代后期的编纂成果已经具备现代意义的各种特质, 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源, 谈到这些我们就不得不说, 我国古代文献的编纂质量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益完善的编纂体例, 自刘向、刘歆编修目录开始, 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体例开始正式纳入编纂研究的范畴中。例如:汉代刘向、刘歆一方面提出来为编纂成果增设目录, 另一方面还在确定书名、篇章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唐代刘知几创建的“书”体不仅解决了叙事和议论的矛盾, 也为编纂提供了新的编纂形式。宋代的赵汝愚提出要增加附录和附注, 又进一步丰富了编纂的体例和形式。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学思想的精髓都蕴含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思想当中, 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研究也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现今的编纂工作越来越关注先进技术的应用, 从而忽视了对传统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的关注, 正因如此系统的梳理古代的编纂思想, 深刻领悟其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才显得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