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视角范文（精选8篇）

外部性视角 第1篇

一、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特征

引进FDI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这往往伴随着环境上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除了对发达国家自身存在影响以外,还跨越边界给“真正进行生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在极端的纯外部性的情况下,即发达国家将全部污染转移到国外,在过渡期时,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之间会呈现单调上升的关系(Ansuategi和Perrings,2000)。而污染产业转移则是形成这种跨边界影响的重要途径。从环境污染是否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角度来看,当一国(或地区)人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对国外居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则这种环境污染是跨国界的,其造成的外部性就是跨国环境外部性(林必越,2010)。如果环境污染在本国境内,但是跨越境内的相关区域,其造成的外部性就是跨区域外部性。跨国环境外部性与跨区域环境外部性都属于跨界外部性的范畴。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转移污染产业,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外部性,具有空间扩散和外溢的特征,本质上就是一种跨界外部性。具体而言至少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污染产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直接给引资当地造成环境影响;比如发达国家将本国限制或淘汰的技术和产业转移进来,大量集结在东部沿海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二是FDI参与我国产业区域转移,导致FDI环境外部性的区域扩散;比如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十分严重,以及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外资企业从当地开始撤离,部分转移到中西部,加快污染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导致环境污染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石卫星,2011)。三是污染产业转移到一定区域后,由跨界污染导致环境外部性的区域外溢;比如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面积空气污染和流域水污染越来越突出,并且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当地的污染严重影响外地的环境质量,而外资重污染企业在这当中往往起到加剧和恶化的作用。这三种情形中,前两种是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而最后一种则是自然因素(如流水、风向等)所造成的原先人为环境损害的空间转移。

可见,污染产业跨国转移所带来的跨界环境外部性实际上就是,外国投资者或是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生产经营,或是将其在东道国一区域的污染企业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给生态环境造成外部不经济,使“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差异就是环境损害成本,即人们在利用和损害自然环境时所造成的机会成本。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环境风险在空间上的转移、扩散,恰恰是FDI环境外部性跨界特征的重要体现。

二、FDI的空间流动及其环境外部性的跨界转移

污染产业的转移通常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分布梯度层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使得两类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产业级差,而这种级差则是国际或者区际产业转移的基础(张孝锋,2006)。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还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明显的产业级差。通过FDI途径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以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主体的污染产业当前阶段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还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产业级差的重要体现,这就为污染产业通过FDI方式转移到我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样,在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和调整过程中,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等污染产业成为FDI流入的重要领域。

况且,与早期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一些国家不同的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除了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梯次分布不同以外,在国内各个区域之间也存在着产业结构的梯次分布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东部地区较为发达,但在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区域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都受到严重制约。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污染程度的日益加深,污染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部分FDI将会撤离。在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和调整的背景下,其中相当部分将会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一些FDI还会从国外直接进入到中西部地区。

由表1数据可知,近年来外资在我国污染产业的规模有增无减,自2005年至今除个别年份外,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如2010年工业销售产值达6万多亿元,较上一年增长近1/4。2011年仅前10个月的工业销售产值就已突破6.1万亿元,与2010年全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国外污染产业向我国转移的趋势仍在增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集中了FDI的大部分,同时也集中了污染产业中外资的大部分,尽管总量上在不断增加,但是近年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且下降速度较快,相对于2005年来说,其工业销售产值占全国比重已下降6.5个百分点,而且增长速度也明显慢于中部和西部,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虽然总量占比重不大,但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其工业销售产值占全国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中部地区上升速度较快,相对于2005年来说目前已上升近5个百分点。这说明,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FDI越来越多地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产业。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驱动了污染产业转移,这在对引资地区国民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把污染转嫁到了该地区,FDI的环境外部性也随之跨越国界发生转移。原先进入东部沿海地区而后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产业外资企业,和被东部沿海地区拒绝而直接进入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产业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将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负外部性,FDI环境外部性将在我国境内再次发生跨界转移,从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产生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国研网(http://www.drcnet.com.cn)数据计算得出。注:(1)2011年数据为1~10月份数据。(2)这里的外资企业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3)西藏地区缺乏统计资料,故未列入考查范围。(4)这里选择了工业门类中污染较重的17个产业作为污染产业,即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三、FDI环境外部性跨界转移的福利效应

从引资当地来看,承接污染产业的区域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如果将环境成本考虑进去,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大量福利损失将会非常明显。

如图1所示,横轴P表示价格,纵轴Q表示数量。MPC表示边际生产成本,即某污染产业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增加量。MEC表示边际环境成本,即该污染产业多生产一单位产品而转嫁给外界自然环境的成本;MSC表示边际社会成本,是MPC与MEC之和,反映了生产活动的真实成本;AB是生产的边际收益曲线,即MR曲线。(1)C点是MR曲线与MSC曲线的交点,由C点所对应的产量Q0时社会最优的产量,此时生产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超出Q0这一产量水平将会使社会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效率。产量水平为Q0时,总收益是四边形AOQ0C的面积,总成本是三角形OQ0C的面积,创造的社会净福利,即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之和,为三角形AOC的面积。

如果环境成本没有得到内部化,在Q0的产量水平上从事污染产业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边际生产成本,整个产业的生产水平必然高于Q0水平。假定在没有外资进入之前,引资地区原有的企业在该污染产业的生产水平为E点所对应的Q1水平(Q1>Q0)。在Q1产量水平上,总收益是四边形AOQ1E的面积,总成本为三角形OQ1D的面积。相对于Q0的产量水平,总收益增加量为四边形CEQ1Q0的面积,但总成本增加量为四边形CDQ1Q0的面积。相比之下,总成本多增加的面积为三角形CDE的面积,这就是当地企业扩大生产,并且没有对自身造成的污染进行治理,而给居民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在Q1产量水平上,边际收益依旧大于边际生产成本,这说明该区域在污染产业上仍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相对低廉,使MPC曲线处于较低的位置,另一方面环境成本MEC没有内部化。所以形成较大的利润空间,吸引着外资进入当地的污染产业。随着外资进入,污染产业的产量逐渐增大,直到MPC=MR。此时,生产水平由均衡点G决定,G点所对应的产量是Q2水平(Q2>Q1)。较大的产量,使社会的资源配置水平,偏离最优产量水平Q0更远,社会为污染产业生产所承担的环境成本大大增加。在Q2产量水平上,总收益是四边形AOQ2G的面积,总成本为三角形OQ2F的面积。相对于Q1的产量水平,总收益增加量为四边形EGQ2Q1的面积,但总成本增加量为四边形DFQ2Q1的面积。相比之下,总成本多增加的面积为四边形DFGE的面积,这个增加的面积就是外资进入污染产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整体福利净损失。

另外,还要看到,由于风向、流水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一个区域进行工业生产,常常会污染其他区域的环境。FDI带来的环境污染,往往也会因为这些自然因素的作用而形成外溢,使其环境外部性在空间上得到扩散,这样FDI环境外部性跨界转移造成的福利损失,就会因为污染的扩散而进一步增加。

四、区域间环境竞争的放大效应

相对于自然因素引发的污染区域外溢,区域间的环境竞争则会给FDI的环境外部性带来一种人为因素引发的放大效应。有研究表明,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王芳芳和郝前进,2010)。FDI进入世界各国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企业利润动机的。在严格的制度监督下,企业会进行污染治理、承担环保责任,但因此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厂商的“经济人”行为动机,决定了FDI更倾向于环境政策相对宽松的区域。

但是在我国,引资数量一直都是考核地方政府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各地区对FDI的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地方政府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和当地民生利益,并许以过度的优惠措施(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2006)。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了两头在外、污染在内的畸形产业结构。许多资金雄厚且拥有领先的技术和防治污染经验的外企到我国开办企业后,却把环保治理束之高阁。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为招商引资竞相降低环保要求,环境监察和执法力度相对较弱,甚至迁就、庇护那些高污染外企(邱林,2007)。可以说,产业转移的背后牵涉着区域间的利益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势所难免,从税收到人力、从土地到区位,各种手段几乎无所不用,在这种严酷的竞争条件下,生态环境往往成为牺牲品,在环境政策和环保标准上展开的区域竞争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成为争夺FDI的必要筹码。毫无疑问,这为污染产业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样的区域间环境竞争,加剧了FDI环境外部性的负效应,而且近些年来还有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

为实现经济增长、升级产业结构、提升企业技术含量,吸引FDI成为中西部各区域竞争的重要内容,许多中西部的地方政府纷纷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争夺产业转移。环境竞争同样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为吸引外资,不惜降低环境标准盲目引入污染产业,对外资企业给以极为优惠的环境政策,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干脆不履行环境规制,从而导致许多落后工艺和高污染产业得不到有力约束。因而,相当一部分被东部地区淘汰的污染产业外资企业,也同时被转移到了中西部,造成当地居民环境福利的下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由于中西部地区往往处于一些重要水系的上游,被认为是中国天然的生态屏障,一旦遭受污染,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甚至将超过局部流域的污染(徐琦,2011)。特别是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格外脆弱,破坏环境与经济落后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承接FDI的环境风险大大增加。

可见,各区域地方政府的环境竞争增加了引进FDI的环境风险。中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自然因素和区域环境竞争这种人为因素共同对FDI的环境外部性形成叠加效应,令其环境负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使我国原本就已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雪上加霜。FDI的环境外部性从空间意义上说是其环境影响跨界效应的反映。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当地的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形成跨界污染,导致环境外部性的区域外溢。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以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和放松环境监管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竞争,对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而在许多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或者地理位置处于水系上游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放大效应尤其突出,环境风险更大。因此,治理这种跨界外部性刻不容缓。

除了通常的强化国民环保意识、建立完善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鼓励外资进入服务业和“洁净产业”等方法之外,针对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特征,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思考治理的途径。首先,地方政府是外资引进的主推力量,故而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指标考核体系,以此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同时需要改变过去单纯地考察引资数量的做法,将引资的质量和环境效益纳入考评体系当中。其次,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会降低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王芳芳和郝前进,2010)。因而要建立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的机制,将区域间环境竞争的内容由竞相降低环境标准和放松管制,转变为竞相改善生态环境,以满足外方人员较高的环保需求,并以低环境治理成本吸引外资企业。再者,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发挥区域特色、引导外资进入区域优势产业,区域产业布局和规划不但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对外区域的影响,而且还应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针对四类主体功能区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2)例如:在优化开发区域,坚持环境保护优先,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注重外资的质量。对于重点开发区域,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积极引入FDI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加快建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严格限制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污染排放量。在限制开发区域,合理选择外资,鼓励外资进入特色优势产业,尝试利用外资加快建设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在禁止开发区域,严禁不合理的引资开发行为,禁绝污染产业的进入,力保生态环境系统不受招商引资这种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后,还要同时加强跨区域合作与协调,共同采取措施限制FDI项目中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并针对外资企业已有的跨界污染问题,实行联合治理。

摘要：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外部性视角 第2篇

其一，假设提出。企业内部控制是反映企业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商业银行由于内部控制的缺陷导致不良贷款时有发生，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是规避风险的关键。

假设1：银行能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获得银行长期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

假设2：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显著地高于其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

其二，数据选取。本文数据包括：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源于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参考国内外内部控制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评价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公司治理”或“重要事项”一节或者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披露的信息。该评价指标由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检查，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是否发表意见等七部分。通过对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0年年报的查询，一旦上市公司建立或从事了与某一指标相关的制度或行为，即赋予1分，最后对分值进行加总，即可得该评价指标。该指标建立，利用了2009年1497家A股上市公司和2010年1602家A股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删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剩余2009年1464家上市公司、2010年1522家上市公司，共2986家公司为本文研究样本。

其三，模型构建。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1：BANK＝ α +?茁1IC+?茁2State+?茁3EM+?茁4Market+?茁5ROA+?茁6Grow+?茁7Lever+?茁8Size+?着，其中BANK为被解释变量，包括BANK1、BANK2和BANK3等三个指标（如表1所示）。参考陆正飞（2008）的研究，以BANK1反映上市公司长期借款，BANK2反映上市公司当年新增长期借款；参考孙铮等（2005）、肖作平和廖理（2008）的研究，以BANK3反映上市公司债务期限。IC为解释变量，表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该指标越大，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原因包括：一是由于我国针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尚不完善，有关制度也并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披露或少披露内控信息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上市公司自然愿意披露更多更充分的内控信息，以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反之，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低，考虑到披露虚假信息，谎称公司内控制度完善会承担一定的风险，选择不披露或少披露应当是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二是根据Gong et al.的分析，如果公司内部人具有很强的动机侵占投资者利益，一个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将有助于内部人隐瞒其利益侵占行为，公司内部人也有动机不披露关于内控的信息，因为一旦披露内控不健全的信息，管理层将有义务去完善内控系统，这显然会对内部人利益侵占行为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健全的内控系统往往与不充分的披露存在必然的联系。

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了陆正飞（2008）的研究。其研究认为，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盈余管理、识别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故本文采用EM衡量盈余管理、采用ROA（资产收益率）、Grow（销售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参考孙铮（2005）的研究，以地区市场化程度衡量外部治理。本文还选择Lever（反映财务风险）和Size（反映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中还包括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其中EM的计算方法如下：在盈余管理的计量方面，基于Jones模型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得到了广泛使用。在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时，需要考虑公司业绩的影响。为计算该变量，首先以各年所有的A股公司为样本，计算各公司各年的总应计额ACCAt，ACCAt=（t年营业利润－t年经营现金流量）/At-1，然后分年度、分行业对如下模型进行回归：ACCAt／At-1＝α0+α1（1/At-1）+α2（?驻REVt/At-1）+α3（?驻PPEt/At-1）+α4ROAt+?着t。其中，At-1为公司 t-1年末总资产，?驻REVt为t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改变量，PPEt为t年末固定资产价值，ROAt为t年的总资产收益率， ?着t为误差项。通过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再以其残差作为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衡量，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对其取绝对值，即得EM。

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IC的回归系数?茁1应当显著为正。假设2的检验，主要通过分组（按终极控制人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样本）检验，以及在上述模的基础上增加IC与State的交叉项来完成相关检验。

回归方法：考虑到研究中有大量极端值存在，本文回归均采用分位回归。根据张维迎等（2005）的研究，分位回归应能很好地控制极端值问题。

二、实证检验

表2提供了假设1和假设2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即IC越大），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表现为在第（1）和第（2）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其中在第（1）回归系数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长，表现为第（3）组回归中，IC的系数均为正，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因此IC越高的公司，越容易获得长期贷款，贷款期限也明显更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从表2第（4）、第（5）和第（6）组回归来看，IC和State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分别通过了0.05、0.05和0.01的顯著性水平。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银行业监管程度的加强，以及对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的扶持性信贷政策有关。

表3按照终极控制人性质，提供了分组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1的第（1）和第（4）组回归来说，I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和2.08E-05，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和0.844。显然，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要明显高于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的样本；在终极控制人为国有的样本中，IC的回归系数也更为显著。对于被解释变量为BANK2和BANK3的其他几组回归，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说明银行识别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识别非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程度，故而假设2得到了验证。

三、结论

研究表明，银行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银行在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成立；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银行无法有效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并不严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信贷资金盲目地流入高风险企业的情况更为严重。长期以来，由于预算软约束与信贷歧视问题，银行给国有上市公司贷款往往会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在金融监管更为严格地环境下，各家商业银行都会努力控制贷款风险。这就要求银行在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应更加谨慎，更多地去考虑国有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与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与内部控制质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尤其鼓励银行为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往往配套制度建设（包括内控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即使能观察到这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不高，迫于政策压力，银行也可能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尤其是成长性较高的中小上市公司提供贷款。因此，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此类企业风险，避免信贷资金过度地流入高风险的民营企业。

参考文献：

［1］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编辑杜 昌）

外部性视角 第3篇

非营利组织最近几年在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各界的关注, 非营利组织作为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倡“重塑政府”, 以第三部门来代替强势的政府在微观经济方面的管理, 从此受其理论的影响, 政府部门开始逐步放权, 支持第三部门的发展。这样就构成了政府, 第三部门, 市场的三元结构, 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分法。所谓第三部门学术界对其概念含义并不明确, 甚至许多学者并不同意这个提法, 政治学家Hugh Heclo (1971) 评论到, 这个概念“与其说是错误的, 不如说是支离破碎的”。但是从现实中我们发现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确实存在着例如行业协会这一类的第三部门在调节政府和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近几年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也得到方兴未艾的发展, 这说明了非营利组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市场原则和组织原则能够同时存在, 而中间性组织就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互之间的“握手” (RikondLarsson1993) 。本文将以行业协会为例来说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问题。

关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是威斯布罗德 (1983) 指出非营利组织出现是因为企业对现存公共部门的产出或甚至没有提供这类产出感到不满, 非营利组织作为满足公民企业需求的一条途径而出现。其二是Hansman (1986) 认为非营利组织倾向于生产具有合约失灵特征的某些服务, 因为企业在购买这些服务时愿与非营利组织打交道, 这种偏好建立在某种信任的基础上, 即非营利组织不会利用由于合约失灵而出现的对消费者的优势, 以上是从市场失灵方面来说非营利组织产生的根源。我们知道政府由于其具有内生性, 而且根据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表明政府作为一个具有个人私利的集体可能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产生低效率的甚至无法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外部性, 政府作为一个集体利益的代表, 它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候具有成本与受益相分离的特点。政府的成本投入是来自于税收收入, 同时其产出是公共物品具有收益不可测量性。这样会导致政府在决策时造成很大的外部性, 如果是正外部性那么全社会都将享受到, 但政府是具有个人利益的集体, 如果在没有很好的外部监督情况下相比于提供正外部性而言它提供负外部性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在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情况下, 看来会产生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的真空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也即第三部门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

二、政府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理论概念的定义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可以被普遍承认的说法, 很多经济学家把外部性概念看成是经济学中最难捉摸的一个概念。许多享誉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刻意的回避了外部性这个概念, 例如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就是这样处理的。但是用外部性来分析一个问题, 不把外部性定义清楚可以说是很难把问题说明清楚, 基于这个理由, 本文把政府外部性定义为: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或者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 实行的政策造成社会上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的情况。外部性之所以具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政府在进行政策决策的时候不会把自己政策造成的结果考虑到其成本中去, 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是相分离的。查尔斯沃尔夫在其著作中认为政府行为外部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它都是源于试图弥补一种现存市场缺陷的公共政策”而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 政府干预可能“在远离公共政策运行的那些领域”产生“无法预料的副作用”。

(一) 政府信息不对称和管制效率低下

政府在对市场的了解中会和市场中实际产生的信息具有不对称问题, 这造成政府制定的政策与市场实际需要的政策并不相符合, 尤其在近几年我国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和政府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样带有问题的政策会导致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是不理想的。同时, 从管制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还可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虏, 而一旦政府被俘虏, 其将会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 这样造成以社会成员极大的成本来满足少数利益集团的需要, 造成资源不能得到合理配置, 社会分配不公平等外部性问题。

(二) 政府内在性的存在

史普博 (1989) 将内部性定义为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成本或效益。具体到政府方面来说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具有“经济人总体”的特征, 会考虑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行政的过程中, 不能排除行政机构及官员利用其手中掌握的自由裁量权, 使政策的实施结果有利于自身, 但产生的成本却有社会大众共同承担, 由此也可产生外部性。

(三) 政府对经济管理能力的滞后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 出现了许多新的产业和部门, 甚至许多概念性的企业。为了对这些新型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有效的扶持与引导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和方式, 而这就要求政府不断扩大政府规模, 组建新的管理部门来适应这一新要求, 同时对这些新型产业政府部门对其了解不深入, 甚至不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给予其支持, 一旦错误的政策出台必将对这些新型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 使其不能得以顺利成长。

以上综述的三点说明了政府在提供市场需要的公共产品方面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并不能很好的符合市场的需要。

三、市场外部性理论

市场是由大量微观经济主体构成的, 市场经济主张的是以市场为中心, 通过价格体系, 供求体系来达到市场经济的顺畅运行。我们知道市场在其自身运行过程中会产生诸如滞后性、盲目性、投机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外部性在这里定义为:市场运行过程中造成资源不能合理分配而导致市场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市场外部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 市场主体分散, 投资决策分散化, 易于形成恶性竞争

在市场经济中, 各个利益主体是分散决策, 拥有自己独立的企业决策权,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竞争, 以此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同一个行业内, 在退出壁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 一旦形成恶性竞争的结果将是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等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必将带来巨大的外部性, 使其造成其他产业发展资源不足, 给各个企业造成生不如死的感觉, 只要有市场经济, 企业之间只要有竞争,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

(二) 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中, 各企业将会走向世界, 在这过程中企业将会面对国际市场, 国际金融风险以及各个国家政策规定等各个方面的不确定, 而单个企业在处理这些不确定性方面的力量是单薄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 在对外贸易中必将损失严重。同时许多信息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如果由单个企业去获得这些知识必将造成外部性, 许多企业将会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提供这些信息产品将趋向于不可能。

(三) 技术开发研究的外部性

西方宏观经济的理论多次证明技术开发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传统的三要素, 土地、资本、劳动。已经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在的经济发展现象了, 这个时候技术因素的作用显现出来。在市场中知识的获得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自己研发。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会很高。二是模仿, 即是从别人已经研发出来的知识技术获得, 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些。同时, 技术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这时在市场中充分竞争的单个企业将没有巨大的动力来投入经费进行研究, 尤其在各个企业联系比较紧密, 知识外溢性比较大的行业企业。这时市场对技术研发就会具有阻碍作用, 因为知识创造后可以很方便的被其他企业所获得, 而自己却承担了成本, 收益并没有全部进入自己的收益函数。

四、解决方法:非营利组织的产生

通过以上的论述, 可以发现在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中, 政府和市场都会产生外部性, 而这些外部性要想通过其自身来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和市场本身都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这就要求必须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一个主体承担政府和市场中产生的外部性, 调节政府和市场外部性对经济的冲击和阻碍作用。在这种背景下, 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本文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来说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问题。

(一) 非营利组织对政府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1. 非营利组织对政府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非营利组织是由众多微观经济主体联合起来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 它可以较好的解决政府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一是因为它和各个微观经济主体联系紧密, 这一组织就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个体联合组织起来的, 他们对于自身的需求具有明确的目标, 这样可以降低各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联系的成本以及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谈判成本。其二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产生的第三种组织, 它可以减少政府对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 减少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单个企业所俘虏的机会, 从而创造一个对整个行业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2. 非营利组织可以部分解决政府的内在性问题。

威斯布罗德 (1986) 认为市场微观主体对现存公共部门的产出或甚至没有提供这类产出感到不满, 非营利组织作为满足他们需求的一条途径而出现的。政府由于其具有“经济人”的利益需求以及它的内在性特征会导致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无效甚至无法提供。非营利组织具有收入的不可分配性和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自发成立等优势, 作为一种提供市场需要而政府不能提供公共产品的渠道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同时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政府必须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中寻求民营化以及竞争机制,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它性和某些项目回收期长以及收益的不可测量等特点使得完全由单个企业来承担几乎不可能, 这时由一些企业共同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就具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可行性。

(二) 非营利组织对市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1. 非营利组织对企业恶性竞争和投资分散化问题的解决。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由本行业中各个企业成立的组织, 在它们加入到这一组织中就得服从组织的领导, 这时非营利组织在此也即行业协会可以制定一定的行规行约来限制各个企业的不良行动。当然这可能会出现合谋问题, 这时就需要政府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从而使其能够规范有序的运行, 这是政府在下放职能到非营利组织中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非营利组织在管理行业中应该定位于在行业中搜集信息并定期公布, 使得各个企业都能完全及时的了解行业信息, 根据充分的信息能够做出明智和正确的投入以及生产计划, 有效的遏制行业内部甚至产业之间的不良竞争而导致的资源浪费。

2. 非营利组织对市场不完全性问题的解决。

在许多的中小企业中, 他们具有创新的意识, 但一旦知识产权不能很好的得到保证, 创新的积极性将会下降。同时因为许多中小企业的一些专利技术不能达到国家的标准, 所以不能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得到注册,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行业中有个组织可以对这些尚不能达到国家标准, 但对企业生存具有重要作用的专利给予保护。这个组织必须具有公正性、权威性并得到绝大部分同类企业的认可, 而这个组织只有行业协会也即非营利组织可以给予提供。同时行业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在提供这些对创新的私有产权的保护时候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这减少由于单个企业研发技术易于被人模仿而带来的研发积极性降低问题。

3. 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对外交往贸易中由于对别国的法律法规不熟悉, 同时个别国家可能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对中国某些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个法律应诉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法律主体来承担应诉, 维护本行业的权益。由于这种行为具有外部性, 由单个企业来应诉并不现实, 而通过官方来解决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主体, 这时行业协会由于在相关行业中具有领导力同时也具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可以召集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共同应对, 解决纠纷, 维护自身利益。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 可以发现政府由于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管制俘虏理论的存在使得它与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问题, 同时政府具有的“总体经济人”特征使得它具有内在性, 政府内在性的存在就会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并不能保证资源得到合理充分的配置。另外, 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市场信息不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也具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问题。考虑到政府和市场的外部性存在, 政府直接对市场进行干预会产生许多无法预料的副作用, 同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样背景下, 必须从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找一个第三部门来对政府和市场的外部性进行综合调节。非营利组织是民间自发自愿成立的组织, 具有政府和市场所无法具有的优点, 非营利组织可以在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外部性方面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这也就要求政府在衡量自身能力的同时尽量下放一些可能会产生外部性的产品让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同时市场中的各个微观主体也尽量加入到某些非营利组织中来把一些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上放给非营利组织来提供, 可以很好的解决重复供给或供给不足等问题。在近年来的许多案例中也看到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尤其以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更淋漓尽致, 浙江温州市的行业协会发展相当充分, 行业协会在调节竞争、信息服务、交流发展、沟通政府等许多方面发挥了优势, 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摘要：对于非营利组织, 从外部性视角来看, 这一类组织是从制度上解决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一个有效创新, 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组织功能。政府由于管制俘虏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导致其无法有效的提供公共产品, 而市场会由于公共产品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产生市场失灵, 但非营利组织尤其行业协会在调节竞争、信息服务、交流发展、沟通政府等许多方面发挥了优势。在政府提供和市场提供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中, 应该把这种权利“下放”和“上放”给政府和市场的纽带——行业协会。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外部性,政府,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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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伯雄.浅析政府行为外部性及其经济职能[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8 (1) :117-125

[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武锡申.正式和非正式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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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尔斯.沃尔夫著, 谢旭译.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

外部性视角 第4篇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马歇尔 (Marshall) 在分析“公共物品”时提出的。随后由经济学家庇古进行了扩展和完善。他从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延伸出部性”的另外一个内涵“外部不经济”。

在图1中大家可以看出, 企业出于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把产量设在Q点。

但从社会的整体效率来考虑, 考虑成本后, 最优产量应该在Q1点, 倘若最终的产量在Q点水平上, 会造成整体社会产生福利损失为△ABC。庇古认为, 为纠正这种外部性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政府应该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或补贴, 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 这种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称为“庇古税”。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要求在润最大化约束下的生产者也会使得其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 即P=MPC同时, 其消费的边际收益MB等于该产品的市场价格P, 即MB=P。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 社会成本和私人边际成本一致, 即MSC=MPC, 相应, 市场均衡意味着MB=MSC, 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至于环境税的经济后果, 庇古认为, 当政府对污染品征税时, 一方面当污染品的消费减少时, 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 可以称之为“污染矫正收益”。另一方面, 造成效率损失, 这部分社会成本被大家称为“基本福利损失”。“污染矫正收益”与“基本福利损失”之差代表了课税所带来的环境净收益部分, 界定为“基本福利效应”。则环境税经济效应的表达式可以表述为:

环境税经济效应=污染矫正收益-基本福利损失=基本福利效应

环境质量的提升也将造福劳动供给, 环境质量的提升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 也将相应地提高人们的劳动时间, 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重红利”效应, 除此之外, 环境税还有一定的“经济结构优化效应”, “技术革新效应”。

二、基于博弈论考虑征收环境税 (水污染方向) 分别对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紧缺问题, 资源的有限性就涉及了公共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公共环境保护等问题, 而在这些问题中, 也包含了众多的博弈方的博弈行为。我们主要以企业, 居民, 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从而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即纳税是污水排放者的最优选择, 政府的组织, 协调和制约是非常必要的。

对企业开展环境税 (水污染方向) :

(1) 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悲剧, 也就是大家说的囚徒困境:在总体上加大资源利用效率, 自己加大而他人不加大利用则自己得利, 自己加大并且他人也加以利用自己也不吃亏, 最终所有人都加大利用直至加大只会减少利益的纳什均衡水平。

我们借鉴公共牧场放牧的例子, 延伸到企业排污问题上。在此博弈中, 博弈方就是n个企业, 他们各自的策略空间就是他们可能的排污量的范围q i (I=1, 2, 3..n) 它包含了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的所有可能选择。当各户排污量为q1, q2, q3, q n时, 在公共区域排污的数量为Q=q1+q2+q3+q4+K+qn, 假设每个企业从公共水域获得的好处是关于排污总量的减函数V=V (Q) =V (q1+q2+q3++qn) , 设企业进行污水处理, 已经治理水污染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变的常数c, 我们将排污治理企业获得是收益量化, (如政府的奖励性措施, 如补助) 则居民i排污qi的得益函数为:

为了使讨论更简单直观, 我们进一步设定:n=3, 即只有三个企业进行排污, 每户的收益函数为V=100-Q=100- (q1+q2+q3) , 而减排成本即代价c=4, 这时, 三企业民的得益函数为:

求三企业各自对其他两个企业排污量的反应函数得:

三个反应函数的交点就是博弈的纳什均衡。回到我们的例子中, 我们将分别带入三个反应函数, 解方程得。再将代入三户企业的得益函数, 则得

我们也可以分析总体利益最大的最大排污量, 设在公共水域排污的总量为Q, 则总得益为:

要使得总收益函数U最大, 则需要使其一阶导数为0, 即Q′=48, 将Q′=48代入总得益函数, 得U'=2304., 该结果比该三户企业独自决定自己排污数量时三户的得益总和大, 而且排污数量也比居民任意排放时的数量少。因此, 企业的过度排放, 即浪费污染了水资源, 自己也没获得最好的收益。因此, 政府的组织和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 我们觉得, 鉴于税收各方面优良的属性, 又是最理想的一种调控方式。

由此可见, 我们应研究并采用更实用的法律手段来防治水污染。税收不仅是一种经济手段, 更是一种法律手段。它能筹集国家所需治污资金, 又能通过增加排污者的税收压力,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因此, 如果把排污费制度中更适宜征税的部分调整为税收, 让之具备一般税收的性质, 这样就可以将造成外部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均纳入征税范围, 依照税收法定、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统一征收标准、征收范围和征收程序, 强化征收的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效率性和公平性, 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 也更好地维护国家、企业和社会成员的利益。

摘要：本文通过环境经济学, 博弈论等理论知识论证环境税 (水污染方向) 的微观经济效应, 分析政府征收环境税税负会对民众增加额外负担, 纳税又税负是民众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水污染,外部性,博弈

参考文献

[1]张燕霞.环境污染治理的博弈分析.中国知网, 2010 (5) .

外部性视角 第5篇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地价的急剧攀升,高密度住区已经成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紧张问题的首选。住区公共空间与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联系密切,承担着居民休憩、娱乐、交流的重要职责,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准,改善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室外公共活动空间原本可以补偿居住面积内活动空间狭小的状况,但许多住区公共空间的设计却因片面强调图纸或想象中的秩序与美学,遮蔽了人真实生活中的微观体验,导致住区公共空间与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疏离。

香港作为东南亚乃至世界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拥有世界第三的人口密度1),却成功的解决了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香港的公屋2)也因为居民提供了人性化的住区公共空间而广受赞誉。笔者希望跳出形式研究的常规视角,以一种贴近“日常生活”的视角研究香港公屋的室外公共空间,并借在香港中文大学交流期间,对一些公屋的室外公共空间进行了实地考察,以期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细节的体察,找到香港公屋的室外公共空间设计对我国高密度住区公共空间设计的可资借鉴之处。

2 香港经验

2.1 城市:在城市中居住

(1)混合开发带来便利生活

自1997年开始,香港住区的开发逐渐转为多种功能混合开发的模式,一个住区通常会集住宅、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休闲中心等功能于一体,住宅楼大多30层以上,坐落于具有商业或交通枢纽功能、同时兼具休闲娱乐功能的裙房之上,2~3层的裙房常常紧邻用地边界以获得最大化的商业价值,住宅则满足退线要求并能够保障住户隐私(图1)。这种多功能混合的开发模式,一方面使在此生活的居民就近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还可为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与香港多数公屋住区一样,葵涌邨的底层裙房设有商场,兼具餐饮、休闲功能(图2),步行天桥直通地铁站,生活十分方便。

但是,这种自成一方天地的开发模式也难以避免的将住区公共空间与周边的城市公共空间隔离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丰富的市坊生活和行为方式。

(2)土地、空间的高效利用创造新的公共活动场地

香港属山地岛屿型地形,再加上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强有力的规划管控,导致香港的可建设用地十分有限。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高密度聚居是无奈之举,土地与空间高效利用也是唯一出路。香港公屋庇护了香港一半以上的人口,但是公屋的高密度却没有导致室外公共空间的匮乏与缺失。

香港公屋常常采用屋顶花园和底层架空的方式争取公共空间。3或4层裙房的屋顶成为公屋的入户层,被处理为屋顶花园的形式,在垂直方向争取了活动场地。屋顶平台经过精心的环境设计,设计交通路线、种植屋面绿化并布置休憩、运动设施,为社交和群体活动创造了空间(图3)。在公屋建筑的底层常常采用局部架空的形式,有围合的部分设置超市、幼儿园、养老院、社区会堂等辅助用房(图4);架空部分则成为交通或活动空间(图5),有着很高的使用效率。

2.2 场所:有归属感的场所

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住区公共空间应该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既能为处于高压力状态下工作的人士提供放松精神的优美环境,又能为不同年龄层次的居民提供满足不同活动需要的场所,更要能够为居住条件狭小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具有平等使用权力的室外活动场地。香港住区的公共空间肩负着多重功能,使各类人群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并收获归属感。

(1)安全便捷的步行环境

由于屋顶花园与地面公园实际上是分别对步行和车行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进行了分离,并限制机动车和自行车的进入,香港居民的步行环境故而十分安全。在香港,残疾人士和长期病患者分别占全港人口的6.3%和16.7%3),故而香港政府十分重视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盲道、残疾人坡道、升降机、图标和语音提示等设施为残障人士的出行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图6)。香港政府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拓展小区复康项目及另类服务模式,适切响应残障人士及其家人的需要,以有效支持他们在小区的生活和参与。

香港高温潮湿和随时会有强降雨的天气并未对人们的步行交通造成困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重要交通枢纽通向住区各建筑入口的道路上方都覆有遮阳雨篷,包括过街天桥、风雨连廊等。这些设施配合建筑底层架空、步行交通转换大堂等构成了完善的步行系统,不仅满足了提高出行效率和便捷性的要求,而且对住区外环境进行了领域空间划分,不同住区各具特色的设计还会带来丰富的空间与视觉体验(图7)。

(2)多样均好的生态景观

香港公民的居住面积因收入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对于室外公共空间却有着公平的使用权。由于公屋室内面积狭小,因此公屋的居民更愿意到附近的公共空间活动,公共空间也因此成为狭小住宅面积的补偿和延伸。与中国内地小区常见的集中绿地相比,香港住区并没有大片的集中公共绿地,常见的是在楼与楼之间围合的空地上种植绿化,形态变化多样并更接近人的尺度,即使是在屋顶,绿化的比例也很高(图8)。每个居民楼都能分享到品质接近的景观,并能就近参加室外活动。建筑底层架空也为高密度的建筑布局创造了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的可能,改善了建筑周边的小气候。

(3)重视功能性而非观赏性

对于住区公共空间来说,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满足居民活动、休憩、交往以及欣赏景观并兼具生态效应的要求,而内地许多小区的公共空间起到的仅仅是“小区美化”的功能,限制居民的接近、使用,退而成为一种“仪式景观”,与公共空间原本的意义背道而驰,成为一种大而无当的浪费。由于缺少活动空间,居民常常不得不聚集于商业广场或路边的广场进行活动,这也是内地夜晚市民活动常常见到的景象。而在用地紧张的香港住区,公共空间并不是以量取胜,而是特别注重使用品质和功能实用性。根据场地所允许的面积,尽最大可能的提供基本的休憩空间和服务设施,并通过精巧的环境设计,使住区公共空间物尽其用,增加其吸引力和趣味性(图9)。

2.3 设施：完备的设施支持

（1）社区公共设施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HKPSG)在第三节《社区设施》中指出,“多元化的社区设施乃是必须的,以便市民的生活可维持在适当的水平”。文中还列举了各类具体的社区设施:敏感社区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及保健设施、警署、裁判法院、惩教设施、消防设施、救护车服务设施、文娱设施、社区会堂及社会福利设施、邮政局以及公众殓房及殡仪设施共计12类公共设施,并对具体的设施及其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最大化的方便了居民的生活,并且收获了居民的归属感与满意度。

(2)社区活动场地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还专门对康乐、休憩用地作出了规定,以保证满足居民对动态和静态康乐活动的需要。在香港住区中,体育活动场所及设施的设置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几乎在每个公屋的公共场所中,都设有羽毛球场、篮球场以及儿童活动场地,并配有滑梯、秋千等活动设施,并在需要的位置设置塑胶铺地,于细微处体现对居民的关怀。在活动场地附近,通常设有廊架、凉亭等,结合座椅设置,家长可以在附近休息并照看孩子(图10~12)。

香港住区公共空间所具有的多种类型和功能,使其能够为各种群体提供丰富多样的使用空间。在居住人数较多的住区,裙房部分会设有多功能厅,室外常设有广场,成为居民聚会、演出或交流的场地(图13、14),居民的交往受到激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鼓舞大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

3 理论研究

公共空间在西方学者眼中之所有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是公共空间中的城市生活促使人们结合成了社会。而住区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是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见面的机会并容纳日常生活,更加具备着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才能够激发更好的使用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建筑理论家对城市日常空间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从与整个城市的关系以及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如何营造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展开了探索。

杨盖尔(J.Gehl)在其主要著作《交往与空间》中总结了社区内居民的三类日常活动: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1],这三类活动共同使城市和居住区的公共空间变得富于生气。他曾明确提出,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是生活,其次是空间,最后才是建筑。”[2]并认为公共空间的设计应强调空间的联系性而不是造成空间隔离,提倡紧凑宜人的空间尺度和开放与相互联通的空间关系;简雅各布斯(A.J.Jacobs)在其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批判了现代主义规划思想与城市生活的隔离,提出了“Street Eye”这一概念,家中的主妇可以看到街上玩耍的孩子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多种交流交换活动的机会,更因随时会有来自周边的目光监视而大大提高社区的安全性。在雅各布斯眼中,城市生活的本质在于它向居民提供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她提出应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希勒(B.Hiller)在其创立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体系中,指出良好的街道网络能够创造更好的步行条件,并能激发人们的选择性和社交性活动。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她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则系统地阐述了她对日常生活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日常交往提供场所的日常空间’”。[3]

尽管关注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学者们都意识到了复杂、无序的社会和城市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积极的社会意义要远远超出物理空间形式的意义,而这正是我国目前住区建设实践中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

4 结论:走向营造“日常生活”的住区公共空间设计

通过对香港部分公屋公共空间的调研以及对公共空间相关理论的研习,可以大致找出能为人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良好物质基础的公共空间所具备的一些共性,笔者总结了六个方面以供讨论。

(1)回归生活

设计者不应该是住区公共空间设计的独裁者,而应以使用者的身份积极介入住区生活,体察住区居民的切身需要,摆脱单纯从平面图形出发的设计思路,从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才能使住区公共空间伴随生活本身不断更新、完善,使住区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具有无限生长力的场所。

(2)激发交往

住区公共空间是人们交往活动的载体,因此住区的公共空间应该与居民的生活行为相契合,并且成为激发人们进行更好的交往和交流的容器。住区公共空间设计要能吸引人接近、停留、进而展开交往,就要以人们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一方面,设计者应该为居民提供开放的、具有一定适应性和发展余地的活动场所,以应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设计者应为居民的活动提供活动所需的设施,如座椅、绿篱、游玩设施等,让人在公共空间中可坐、可靠、可观、可谈,进而激发和扩大居民交往的内容,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提供更多的可能。

(3)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居民应该具有其所在住区公共空间设计的话语权。设计者在了解弱势群体的真实需要以后,其所做的设计才有可能体现居民多样化的要求。通过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设计,能够保证公共空间的公平、民主和平等,使住区公共空间真正为使用者服务。另一方面,只有当居民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住区公共空间的活动中去时,公共空间才会产生意义,因此,住区公共空间需要具备吸引居民前往并参与的特质,例如,提供一些座椅、表演场地等,可以吸引人们以观望的方式被动参与到其他人的活动之中;还可以通过提供一些活动设施,如羽毛球、兵乓球场地、健身器械等,使人主动参与到公共空间的活动之中。

(4)安全便利

安全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要求。步行环境为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停留、接触创造了条件,并能保证公共空间的安全与活力。对住区公共空间进行恰当的设计、对物质环境进行合理利用如合适的步行距离、小尺度和连续的空间序列能够确保公共活动的安全并有效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

便利是住区公共空间活力的保障。住区公共空间设计应该使居民,尤其是残障人士能够就近方便的获取生活所需、便捷的到达公共空间。因此,公共服务功能的合理布局、步行距离的科学计算、无障碍设施的人性化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

(5)场所认同

人们总要生活在一定的场所中,场所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的背景,反映出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处的环境特征。人在与场所长期的相处中,无意识的积累形成了与场地的情感联系。如果能在设计中体现记忆的痕迹并将其延续下去,创造具有深度感染力和地区特色的公共空间,便能增加人们对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使人和住区公共空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6)生态调节

住区公共空间对于调节住区微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呈现自然景观具有重要作用。住区公共空间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并应与城市的公共空间及其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住区公共空间的环境设计不仅仅是绿色植物配置的问题,还应考虑建筑总体布局、建筑与场地的关系等问题,并应尽量将其与城市公共空间连成网络,从而帮助我们建立与自然的亲密联系。

“日常生活”的视角是以一种自下而上观察住区公共空间的视角,从“日常生活”出发的设计不是一种标准化的设计方法,它可以作为住区公共空间设计的起点。透过在这一视角下对香港公屋公共空间的考察,会给我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高密度住区的公共空间设计带来一些启示,促使设计者关怀住区公共空间的真正使用者的需要,也使住区公共空间呈现出复杂而又生动有序的生活面貌。

摘要：以“日常生活”的视角对香港公屋的室外公共空间进行亲身观察和体验,从城市、场所与设施三个层面分析了香港住区公共空间的特征及其与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对“日常生活”相关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强调住区公共空间设计应注意营造“日常生活”,总结并讨论了营造“日常生活”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回归生活、激发交往、公众参与、安全便利、场所认同、生态调节,以期在今后的住区建设中能够高效利用国家土地资源、提高低收入者的室外空间环境质量。

关键词：日常生活,香港公屋,住区外部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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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缪朴编著.司玲,司然译.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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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菂.经济适用房小区户外环境的强调功能设计——以香港公屋、新加坡组屋为鉴[J].中国园林,2008(07):56-60.

[7]张杰,吕杰.从大尺度城市设计到“日常生活空间”[J].城市设计,2003,27(9):40-43.

外部性视角 第6篇

1 危机预警系统的研究现状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认为，“预防是解决危机的最好方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先识别出危机并将危机“扼杀”于无形是成本最低的危机管理方式。通过建立企业危机预警系统，并让危机预警系统发挥真正的功效，已被国内外企业普遍认同。现实中，危机的发生具有多种前兆，几乎所有的危机都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化解的。因此，企业要从危机征兆中透视企业存在的危机，企业越早认识到存在的威胁，越早采取适当的行动，越可能控制住危机的发展。

按照影响危机生成的一般诱因，学界把危机分成外生型危机和内生型危机。外生型危机是指以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变动为主要原因而导致的企业危机。内生型危机主要指的是由于企业日常的管理不善和管理失误未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改善而造成的企业危机。企业常见的内生型危机主要表现为内部制度危机、领导行为危机、决策失误危机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危机虽然通常是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和内部管理不善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往往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仍是企业内部的原因。基于这个认识，我国企业危机管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管理，更关注企业内部的职能危机，诸如产品危机、财务危机、营销危机、创新危机和人才危机等。在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中，预警指标的选取和关注的重点领域也都大量集中在内部诱因层面。另外，由于内部数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及可靠性要强于外部信息，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操作层面更容易一些，很多企业的危机预警系统主要是基于内部诱因的危机预警系统。

2 关注外部诱因引发危机的必要性

2.1 我国经济与外部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网络的兴起，中国经济更加广泛地融入到全球经济运行当中，我国许多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新一轮国际分工构建的新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受到外界影响的几率和程度也越来越大。出口额占本国GDP的比例，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由2000年的4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70%，表明我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这意味着国外市场的变动会直接或间接对我国企业的运行产生影响，甚至是致命的伤害。如温州打火机企业在欧盟出台关于儿童安全锁的规定之后，迫使上千家生产制造企业破产或转型。这类事件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深，频频出现。

2.2 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期，政策变动影响巨大

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国家政策、行业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长期处于调整之中。从宏观政策层面看，我国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贸政策在调节经济运行方面，运用理念和方法日趋娴熟，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明显，不可避免的会对企业的外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另外，随着国内外通货膨胀紧缩的交替出现、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的频频出现，使得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不确定性越强，国家宏观调控相应越多，要求我们的企业在经营上需要有更快的适应性和应变性，否则，由政策变动给企业造成的压力，可能使企业面临的危机增加。在2008年上半年，国家对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和利率的多次上调，后来就演变成诸多企业的财务危机和出口危机。

2.3 对外部环境的监测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由于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运输速度的大幅度提高，企业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对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危机在爆发前都有一定的征兆，借鉴SWOT分析方法的思路，加强对基于外部诱因引发的外部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不仅可以及早辨别出可能对企业运营产生威胁的各种要素，企业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好充分的准备，控制住危机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加强对外部环境的监测和管理，还有利于企业从中发现潜在的机会，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力的竞争地位，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最终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 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原则

基于外部视角来构建危机预警管理系统，相较于基于内部诱因构建危机预警管理系统而言，从指标的可量化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来讲，难度远远大于后者。因此，在构建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时，应重点遵循以下原则：

(1) 先导性原则

预警系统构建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危机，最大可能的降低危机成本。因此，在预警指标的选取上要求比实际状况变化超前，保证指标的先导性。如某企业主要业务以出口为主，一般而言这类企业受主要贸易国及本国政策影响较明显，在预警系统中需监测的是某项提案，或某种动向，并根据提案分析通过的可能性，据此制定应对方案。

(2) 近因原则

外部环境要素众多，看似都有关联，但我们受客观条件限制，指标的选取，应围绕形成危机的原因，即危机诱因来设置。基于外部诱因所引发的危机，与该诱因相关的指标可能不止一个，因此在设计或选取指标时，就必须选取与该诱因联系最密切和最直接的指标作为预警指标。如政策影响的评价中，通常应选取与企业相关的产业政策、产品政策作为评价指标。

(3)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

外部诱因引发的危机，很多较难用定量的指标来衡量，定性指标占的比重往往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外部预警指标主观性较强，操作难度较大，不易监测和评价，最终致使预警系统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结合定量指标进行分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不易量化的方面，如果勉强采用客观性的定量指标，可能致使预警评价结果更不客观，因此在基于外部诱因构建的预警指标系统中，应根据不同评价内容的特点采用不同性质的评价指标，从而更全面地反映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现状和趋势。

4 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指标系统的构建

传统的危机预警管理指标体系中，由外部诱因引发的危机通常仅用政策、法律、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几个指标进行概略性评价，缺乏针对性，在监控中也因范围过于宽泛，不能引起管理者的足够重视而丧失了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机。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指标体系。

宏观维度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基于宏观环境构建，包含政策、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人文地理和全球化6个层次。在每个层次下，还需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按照先导性原则和近因原则，进一步选取预警指标展开评价分析。如对政策的评价，需把政策指标具体细化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基于一定时间段对这些政策的走势做出研判，并评价其对企业运行可能产生的冲击，据此制定应对方案。

中观维度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基于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构建，可借鉴波特的五力模型，分别从新进入者、客户、供应商、替代品及行业内的竞争态势几方面来测度。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可以视之为直接影响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行动及反应的一组因素，这些因素又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对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进行分析，可以帮助企业鉴别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如对客户进行分析时，并不是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和销售的角度单一的看问题，还需要从客户的其他主要供应商，客户的客户这些角度进行研究。

微观维度主要从研究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出发，分析对比竞争对手的中长期目标、战略、评估竞争对手能力这几方面来评价竞争对手可能对企业造成的冲击。外部环境中给企业运营带来最大挑战的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前面中观环境里面提到的行业竞争态势，是基于整个行业对竞争态势作出的评价，因此对外部环境监测中，还需针对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变化进行监测。竞争对手目标的变动、战略的调整以及优劣势的变化，可能对企业是机会，又有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5 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的前景展望

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在构建中，很多指标的选取受管理认知水平的主观影响较大，再加上很多指标要求具有先导性，受主观臆测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使得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在企业的危机管理系统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常常被忽略。但我们也看到，由外部诱因引发的危机在全球化深化、竞争加剧的今天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面也越来越大。我们部分企业家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加强了对外部的关注。政府也正在建立健全各种预警信息机制，为我国企业的健康运行提供政府层面的支持和帮助，我国更多法律政策的制定和颁布越来越趋向于透明化和制度化，对于企业把握政策走向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而我国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也比以前发挥了更多积极的作用，在行业政策的导向、行业信息统计方面以及信息发布上都为企业提供了参考。这些变化，使得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会更趋向于科学性、客观性。我们的企业在意识上高度重视外部诱因引发的危机，并能充分利用外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分析，相信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管理系统将会为企业的危机管理更好的发挥作用，有效的降低企业的危机管理成本。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与外部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企业有必要基于外部视角构建危机预警管理系统。该系统的构建应主要遵循先导性原则、近因原则和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构建基于外部视角的危机预警管理指标体系。每个维度由多个层次多个预警指标构成, 以期对由于外部诱因引发的危机构建有效的预警体系。

关键词：外部视角,危机预警管理,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善轩编著.企业风险管理[M].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

[2]朱延智.企业危机管理 (经理人智典) [M].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3.

外部性视角 第7篇

公立医院作为我国财政预算支持的医疗服务主体,承担着全国主要卫生医疗服务,为推动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在我国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保障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远远小于需求、政府保障性投入有限等背景下,公立医院合理择决外部融资模式,满足医院经济运行资金需求,对保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社会性,防范和化解融资风险,推进我国卫生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公立医院不同融资模式,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交易成本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1937)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的基本思路是:以节约交易费用为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需要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通过组织产生稳定的、半永久性的上下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的投入成本。这种稳定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机制、契约以及政策等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交易成本涵义宽泛,很难进行明确的分类与界定。Williamson(1975),把交易成本分为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他在1985 年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加以整理区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与事后的交易成本。张五常也认为交易成本可分为契约签订前的成本与契约签订后的成本,事前交易费用的增加通常会使事后交易费用减少,产权制度是否合理可通过交易费用高低来反应。

三、公立医院外部融资模式

公立医院虽作为服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但因其公益性和社会性,其融资具有政府和市场双重制约。与企业相比,公立医院的外部融资方式、融资规模不仅要符合金融市场要求还须获得政府相关机构的审批并定期接受债务审计的监督。公立医院外部融资模式主要为:

(一)借款

本文借款主要为向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以及政府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并出具承诺书承担偿债责任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具体又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为偿还期在1 年以上(不含1 年)的借款,短期借款为1 年以内(含1 年)的借款。原则上政府不主张长期借款,若必须举债,需按照相关规定走特别申报审批流程。

因借款主体的特殊性,借款对象也相对较窄,主要为国内银行,少量融资对象为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公立医院具有财政政策支持保障、产品(医疗服务)不可替代性、偿债风险较小等特点,因此很容易获得国内银行贷款支持。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一般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进行项目领域规划的审批,重点用于具有建设性、可操作、创新性项目方案,例如医疗结合体建设项目,充分发挥国外贷款促投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经济作用。外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虽然具有额度大、期限长、利率低等优势,但其贷款使用范围固定,限制性条款较多、项目方案审批严格等,在公立医院融资模式中较为少见。

(二)票据融资

票据融资是指融资主体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票据贴现,其特点是风险低、流动性强,能有效降低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公立医院提供的商品为医疗服务,服务主体主要为患者个体,一般不会收到商业汇票,也不会涉及票据贴现。因此本文所指票据融资特指公立医院开具承兑汇票缓付供应商货款,最长付款期为6 个月,本质属于短期无息贷款。票据融资涉及主体为公立医院、供应商、银行三方,公立医院开具承兑汇票前,需在银行冻结一定比率的保证金,一般为票据票面总额10%,公立医院获得保证金定存利息,并支付银行手续费。因票据融资操作性简单,筹资速度快,无需特殊审批等优势,票据融资为公立医院主要短期融资方式。

(三)融资租赁

现代公立医院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高素质人力资源、先进的医疗技术、领先的管理水平、齐全的医疗专用设备。医院医疗设备一般具有价格高昂、专用性强、周转期较长等特点,在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医院成本节节攀升,收不抵支情况普遍存在的情况下,部分公立医院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获得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

医疗设备融资租赁一般涉及出租方(租赁公司)、供货方(设备供应商)、承租方(公立医院),承租方根据医院发展需要,与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出租方再根据医院的设备要求向供货方购买相应设备。公立医院通过融资租赁获得设备的使用权,并承担日常维护,分期支付租金,减少医院的财务压力。与其他融资模式相比,融资租赁模式审批流程较简单、融资额度不占用贷款额度、交易灵活、筹资速度快等优点。

(四)PPP模式

不同的学者对PPP模式有不同的定义,本文采用[英]达霖·格里姆赛,[澳]莫文·K·刘易斯观点,PPP(Public-Private_Partnerships) 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双方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型合作关系,目的是充分利用公共和市场资源实现公共产品投资、建设、经营和维护,并提供相关服务以满足公共需求。本文PPP模式根据具体运作模式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BOT(建造、运营、移交)、BOOT(建造、拥有、运营、移交)、BOO(建造、拥有、运营)、委托运营、股权合作、特许经营等模式。PPP融资模式涉及的项目周期长、融资规模大、受关注程度高,一般融资项目涉及水利、交通、公共服务、能源等基本建设领域。

自2010 年5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我国卫生领域,采用PPP融资的方式的建设项目也逐渐增多,通过多方参与,增加项目可行性、减少主体的融资压力,增强抗风险能力、优化配置社会资源。2014 年安徽省卫生领域采用PPP融资模式的项目共有8 个,涉及的资金都在2 亿以上,医院主体主要为公立医院,见前表1。

公立医院采用PPP模式融资虽然案例不是很多,但其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将融资与项目实施结合为一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通过项目的直接收益和政府支持转化的效益来偿还项目贷款和利息,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益,降低项目投资风险。

四、公立医院外部融资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立医院融资活动作为一种交易,其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参与方需遵守一定正式、非正式,暂时或永久的的制度安排,具体可表现为契约、协议、合同等。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建立和执行制度安排时,将因资产多维属性的专用性、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的有限理性产生资源耗费。公立医院融资交易为达成和实施某种契约,进行的一系列计划、起草、谈判、协调以及监督、管理等行为,都会引发交易费用产生。任何一项交易都存在两种交易费用:事前与事后的费用,两种费用此消彼长,增加事前交易费用可以减少事后交易费用,要想使整体交易费用降低就必须综合考虑这两种费用。本文根据交易成本定义以及产生的机理将公立医院外部融资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分为契约签订前成本和契约签订后成本。以上公立医院融资模式作为制度安排都体现了两个阶段的成本,具体又可分为信息披露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制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以及监督成本。

(一)信息披露成本

公立医院信息披露成本体现了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属于契约签订前交易成本。在金融和医疗公共服务市场中,公立医院和资金供给者作为不同利益的市场主体,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医院掌握医院运营中的所有信息,占有信息优势。不管公立医院选择借款、ppp还是租赁融资模式,为成功的获得资金融通,医院将发生信息披露成本,主动披露对方决策所需的信息,形成对资金供给者传递真实信息的动力机制,减低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概率。除主动披露必要信息外,还得通过公共宣传,向资金提供者公开部分经营机密等显示还款能力和诚信品质。信息披露成本因公立医院规模大小和盈利能力、政府保障力度,融资模式等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ppp融资模式,融通的资金规模大,期限长,审批流程甚为严格,医院为消除与政府、资金供给者信息不对称,促成契约实施,会发生远高于其他融资模式的信息披露成本。

(二)谈判和决策成本

谈判和决策是指公立医院在择决融资模式前,首先需收集自身融资项目特点、资金需求、政府融资规定和审批流程、资金供给者信息需求等自身、政府、资金供给者多方信息,与相关政府与资金供给者进行“谈判”,以此来权衡决定融资规模、资金供给者和采用何种融资模式等。这个谈判和决策过程的资源耗费是达成融资安排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谈判和决策属于契约前交易成本,它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密切相关。

因公立医院融资方式和规模、申请流程都受到政府相关文件明文规定和限制,医院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游说或谈判力度有限,其发生的谈判成本基本固定。因而这里的谈判成本更多的体现在与银行、出租方、票据融通供应商等资金供给者谈判沟通上。

不同的融资模式下,公立医院的谈判和决策成本有所不同。在借款融资模式下,可供选择的金融机构多,谈判空间大,发生的谈判和交易成本具有弹性;在票据融资模式下,因政府保障支持、服务产品的不可替代性、良好的商业信誉等特性,公立医院相比供应商具有谈判上的主体优势,发生的谈判和决策成本较少;而其他ppp、融资租赁等融资模式,因其融资要求和申请流程明确,供给方选择有限,谈判和决策成本固定且较高。

(三)实施契约的成本

实施契约的成本是指达成融资契约后,实施资金融通过程中,组织、协调而消耗的资源。要实施某种模式的融资,首先要有医院专门部门,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融资活动;其次医院需要进行部门沟通协调、人员专门培训等。实施契约的成本属于契约签订后成本,影响因素主要有医院人员专业素质、融资规模大小、融资连续性等。票据融资、借款相比ppp、融资租赁更具可操作性和连续性,为我国公立医院融资交易中主要融资模式。因此公立医院对实施票据、借款模式的融资流程更为娴熟,融资管理得到优化,并达成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实现了契约实施成本的节约。

(四)监督成本

监督成本是指达成契约后,公立医院对融资交易进行持续监督以及防止出现违约和应对融资风险采取一列措施发生的成本。医院能否按照合约规定使用贷款,经营状况是否良好,会不会产生违约,都是院方、资金供给者和上级主管部门事后关注的。一般公立医院会有专门部门对融交易进行事后自查监督,定期接受其他方的审查,防止发生违约损失以及及时应对外部经济坏境、政策法规的的不确定性因素。监督成本的发生与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和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为保证融资活动持续符合政府相关规定以及资金融通的有效供给,公立医院合理确定监督方式,完善监督机制,降低监督环节的资源耗费,节约监督成本。

特别是对医院融资项目的各项指标要求非常严格的PPP融资模式,需强化监督,保证融资项目符合融资要求;而票据融资模式下,公立医院与供应商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沟通,很大程度降低了后期监督成本。

五、讨论与建议

(一)综合考虑交易费用,合理选择适合公立医院融资的制度安排

由于公立医院融资交易中交易成本突出了制度安排(融资模式)的重要性,而制度的功能是用来减少交易成本的,因此交易成本应该被看作是在融资模式选择中被决定的变量。从公立医院融资交易内容上看,医院融资交易费用包前期信息搜集成本、融资合理的税费安排、政府对医院融资项目审批中的交易费用和后期达成融资契约后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成本。两阶段费用此消彼长,增加契约前交易费用可以减少契约后交易费用。不同融资模式不同阶段下发生的交易成本各不相同,公立医院要想合理选择控制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需综合考虑这两阶段的交易费用。

(二)加强信息披露力度,降低交易成本

不管何种融资模式下,政府和资金供给者将根据公立医院显示的信息,决定是否审批通过以及提供资金安排。公立医院作为信息优势方,应构建适当的信息披露方式,传递医院真实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于政府,公立医院可以积极提供融资审批和后期实施与监督的详细资料,对任何存疑,需提出合理解释;对于资金提供者除提供书面材料外,可以加强公共宣传,提高医院对外透明度,满足对方的信息需求。

(三)创新融资模式,防范融资风险

公立医院与企业相比,融资模式可选范围较窄,除了充分考虑各融资安排的交易成本,选择最优的融资模式外,公立医院决策者还需改变思路,结合医院特点,在政策范围内,借鉴和创新的融资制度安排。新的融资制度安排,事前交易费用可能较高,若考虑可能形成的长期优势、融资模式不但完善优化,制度实施效率的不断提高,可实现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随着国家鼓励社会资本支持卫生医疗事业政策的实施,公立医院决策者应创新融资模式,合理使用社会资本,创造社会和经济效益。选择新的融资模式还需防范融资风险,加强事前风险预测预警,定期与融资相关方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采取有力措施减低风险损失。

摘要：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支柱服务主体,承担着全国主要医疗服务,其融资模式选择的是否合理,对公立医院资金能否满足发展需求至关重要。文章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分析公立医院外部不同融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立医院,外部融资模式,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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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坤,孟庆跃,胡少霞,张慧.公立医院的交易成本分析.中国卫生经济.2007.26(3)36-39

[6]谭利华.维护费用——一种不同于交易费用的范式.学术论坛,2006(1)113—116

[7]尹世全,杨燕绥.交易成本理论在医院治理中的应用啊.中国卫生经济.2007.26(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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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昕.全球性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模式变革——探寻国家监管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平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1)46-48

外部性视角 第8篇

一、财务重述的融资动因

股权融资历来是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公司的连续盈利能力是关系到企业能否采用这一渠道的关键因素, 所以如何保持连续的盈利增长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成为公司融资的压力。因而为了实现融资的目的, 许多盈利能力达不到要求的公司就会利用财务重述来进行盈余管理, 以使公司盈利能力达到进行融资的要求。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 融资需求显著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 当公司期望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时, 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较大。有学者则认为是公司期望以较低的成本吸引资金而促使公司违反会计准则最终导致了会计重述。有学者研究发现, 财务重述公司的股权融资的平均数都显著高于非财务重述公司, 这说明财务重述公司有着更强烈的股权融资需求。国内有学者以1999-2001年的年度财务报表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高报盈余会计差错的动因。研究表明, 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有着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盈余增长缓慢以及亏损的公司的经理人员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更多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 而配股变量对高报错误的产生没有显著的影响力。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国能够通过盈余管理达到配股资格的大多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与这些公司相比, 亏损公司可能没有能力采用操纵应计项目等比较隐蔽的管理盈余的方法, 其采用的是高报错误这种容易引起投资者不满和监管部门注意的会计手段。

债务融资是公司融资的另一重要渠道, 对公司治理效率及公司价值都具有重要影响, 但债务融资对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能力要求比较高, 而且债务契约是不完全协定, 违约成本较高, 国外有学者认为公司即将或实质上已经违约时, 管理者就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违约。因此, 相比较于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管理者面临着更大的改善财务状况的压力, 也就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Kinney和McDaniel (1989) 的研究最早得出了负债比例高的公司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这一结论。国外有学者分别采用短期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来度量资产负债率, 结果都一致发现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国内学者研究发现, 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经理人员会更多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国内也有学者以2003-2006年的5 21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他们的结论亦表明了高负债水平的公司其年报重述概率较高。

二、财务重述对外部融资的影响

(一) 财务重述对外部融资渠道的影响

Modigliani和Miller (1958) 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 企业的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可以完全替代, Myers和Majluf (1984) 和Gertler (1992) 分别将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引入到资本市场中进行研究, 他们认为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资金成本。Chen et al. (2009) 以1997-2002年宣告财务重述的564家公司为样本, 首次研究财务重述对融资约束和外部融资选择的影响。他认为, 公司财务重述后, 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更低, 外部投资者更加怀疑管理层提供的信息, 信息不对称增加;重述公告也作为存在潜在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差的信号。研究表明, 相比较于配对公司, 盈余重述后重述公司面临着更严格的融资约束条件;重述公司更少获得外部融资, 大约50%的重述公司在重述后两年没有获得任何外部资金;对于获得外部融资的重述公司而言, 他们依赖的更多的是私人债务融资 (增长大约30%) 和更少的权益融资 (下降大约20-30%) 。

(二) 财务重述对外部融资成本的影响

1. 财务重述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权益融资成本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股东对公司现金流量不确定性要求的风险溢价;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产生的委托代理成本;公司融资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财务重述的发生增加了股东对于管理层诚信和能力的盈余质量的不确定性, 导致股东增加了对资本回报的要求, 从而权益融资成本上升。

国外有学者采用财务重述是否属于欺诈、谁发现财务重述等与权益融资成本增加相关联的变量间接地研究财务重述对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有学者则以1997-2002年发生财务重述的292家公司为样本, 采用了三种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直接地研究财务重述对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显示, 平均而言, 财务重述导致了未来收益的减少和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重述后一个月内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平均上升7%-19%。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控制了分析师预测的偏差, 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趋势有所下降, 平均值保持在6%-15%之间。研究还发现由外部审计师引起的财务重述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最大范围的增长, 财务杠杆大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也有更大幅度的增长。也有学者认为, 采用事件研究捕捉财务重述公告前后的资本成本的改变, 其拓展了之前披露质量对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但未明确指出财务重述对公司风险特性的影响, 比如, 财务重述引起的对管理层能力和信用的重新考量在CAPM模型中是如何影响公司的不可分散风险的, 这可以作为以后研究的方向。

2. 财务重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是银行评价企业偿债能力的重要依据, 有助于降低债券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财务重述可能减少了某个会计科目的不确定性, 但是公司财务信息的整体不确定性却增加了。因为重述会使投资者质疑公司运作和业绩的其他方面, 导致重述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

由于银行贷款是公司融资的重要来源, 银行债务契约提供了关于债务的多维信息, 银行对于重述的反应可以直接通过贷款契约不同的特性观测出来, Graham et al. (2008) 以1997-2002年宣告财务重述的237家公司为样本, 首次对财务重述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相对于发生在财务重述前的贷款, 财务重述后的贷款具有利差更高、贷款期限更短, 担保要求 (安全性要求) 的可能性更高和契约限制更多等特点。财务欺诈的重述公司比其他类重述公司利差的增加幅度更大。研究也发现在重述后, 每个贷款的提供者数目减少以及公司需要支付更高的预付款和年费。这些结果同银行会使用更严格的贷款契约去克服来自财务重述的风险和信息问题一致。

公开债券市场和非公开债券市场是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 国外有学者以1997-2005年宣告财务重述的公司为样本, 分别研究财务重述对于公开债券市场和非公开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 财务重述后, 对于公开债券市场, 国库债务利率提高了, 这意味着财务重述增加了公开债务成本;对于非公开债券市场, 非公开债务的财务约束性条款的发生比率上升, 这和公司会尝试通过使用非公开债务重建声誉的财务理论相吻合;非公开债务相对于公开债务的比例上升, 这和非公开债券市场提供的声誉和监督效应的财务理论相吻合。

之前的文章主要研究了财务重述对同行业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Files和Gurun (2010) 将视角进一步拓宽, 以1997-2005年宣告财务重述的1 657家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财务重述对同行业公司的贷款利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如果同行业公司发布财务重述, 借款人贷款利率会平均增加15个基点;如果借款人在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 则贷款利率平均增加20个基点;如果同行业公司财务重述涉及会计确认问题, 贷款利率平均增加19个基点。在研究了行业内效应后, Files和Gurun (2010) 进一步对纵向相关的行业的财务重述信息是否影响借款人对利率的要求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如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所属行业发布财务重述, 则会导致借款公司贷款利率分别平均增加14.7个基点和14.6个基点。

二级贷款市场是具有创新意识的资本市场, 发达的证券化工具和评级系统吸引了一大批消息灵通的出借人和机构投资者, 也同时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 它兼具了公开市场 (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和非公开市场的特性。Park和Wu (2009) 以1997-2005年宣告财务重述的90家公司为样本, 研究财务重述对于二级贷款市场的影响。其成果是重述公告期间前后存在负的贷款异常收益率和正的买卖价差。进一步研究发现, 由SEC或者外部审计师引起的重述或者重述的主要原因与收益确认相关, 这种负向的贷款市场反应更为显著。研究同时表明, 二级贷款市场比股票市场更早收到重述信息, 这样的私人信息也迅速流入股票市场。对于有贷款交易的重述公司, 股票价格在重述公告发布的30天前开始下降;对于没有贷款交易的公司则没有发现这样的信息泄露。

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