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成语范文（精选11篇）

外交辞令成语 第1篇

【拼音】：wài  jiāo  cí  lìng

【简拼】：wjcl

【解释】：辞令：应酬、对答的言词。指外交上应对得体的`言词。也指一般场合中得体、中听的敷衍应付性的言语。

【出处】：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

外交辞令成语 第2篇

试论《国语》的外交辞令

外交辞令是<国语>语言艺术的重要体现.它的文化内涵主要是崇文尚礼,主要表现在其多称引先王礼制和先王之命,多具有委婉谦恭、言辞从容、庄重典雅、精练深刻、张弛有度的`风格特色.<国语>外交辞令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达到了严密的说理性和文采粲然的形象性的统一.

作 者：陈鹏程 CHEN Peng-cheng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4 刊 名：新余高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U COLLEGE 年，卷(期)： 13(3) 分类号：H141 关键词：《国语》   外交辞令   说理   春秋   修辞  

外交辞令成语 第3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讲究辞令, 一段好的外交辞令往往能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国家实力的大小和出使目的不同, 外交使节的辞令在风格、技巧上往往不同。小国的使者出使大国必须不卑不亢, 大国之间的出使和盟会更注重把握分寸, 无论弱势一方, 还是强势一方都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小国使节出使大国, 倘若盛气凌人、霸气十足, 便会激怒大国、招致灾祸, 倘若唯唯诺诺、屈于权势, 则会使本国蒙羞。因而, 小国外交辞令的一种策略是先以谦逊之礼来消除大国的戒心, 再借机讽喻, 婉转规劝。《左传》中《展喜犒师》 (僖公二十六年) 记叙的就是小国使节以三寸之舌, 退百万雄兵, 救国于危亡的故事。鲁僖公二十六年春, 齐孝公进攻鲁国的北部边邑, 鲁僖公深知在军事上不是齐国的对手, 便派出展喜前去犒劳齐国的军队。大兵压境, 面对齐孝公, 展喜第一句就是“寡君闻君亲举玉趾, 将辱于敝邑, 使下臣犒执事”, “亲举玉趾, 将辱于敝邑”, 短短八字, 极尽恭敬谦逊之礼, 成功冲破齐孝公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紧接着展喜通过重温先王之命、回顾先君功业, “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 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 昭旧职也”, 赞颂齐桓公联络诸侯、协调诸侯和帮助诸侯的善举, 以桓公为孝公的榜样, 借此讽喻孝公, 令其善待诸侯, 停止干戈。话语委婉, 却掷地有声。面对齐孝公明目张胆的侵略, 展喜正话反说, “岂其嗣世九年, 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故意颂扬齐孝公不会抛弃先王之遗命、废弃旧有之职责。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 令齐孝公无从置喙, 只好败兴而返。这样展喜既避免了直面的批评, 又成功劝退了齐军, 保全了国家的颜面。

小国外交辞令的另一策略是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春秋时期, 大国为了在军事上、政治上、道义上形成优势, 往往拉拢小国结成联盟。此时小国虽小, 却有机可乘。因此, 揭敌方之短、求盟方之援、解围城之困也就常常成为小国对大国的一种策略。兵临城下之时, 小国往往通过对同盟者晓之厉害关系, 说服盟国派兵援助。《左传》中此类策略运用颇多, 《烛之武退秦师》 (僖公三十年) 便是一例。鲁僖公三十年, 晋秦联军包围了郑国, 花甲之年的烛之武临危受命, 力图通过外交来求得秦军的支援。烛之武先从亡郑于秦无益、不亡郑对秦有利两方面, 说明了保全郑国的重要性。接着指出晋的忘恩负义和贪得无厌, 指出“夫晋, 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 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 唯君图之”, 声情并茂、以理服人, 揭示了秦晋以后的争夺的必然性。烛之武的一番说辞透彻在理, 给秦穆公当头一棒, 冲破了秦穆公心中的道道防线, 说服其与郑为盟, 出兵援郑。

春秋时期, 小国外交辞令惯用的手法是颂先王之功业、赞先帝之仁爱, 借古讽今, 以得大国之善待。同时, 晓之厉害关系, 辨明利弊权衡, 令大国与其结盟并对其援助。与小国辞令不同, 大国辞令更讲究策略。

大国之间, 兵戎相见并非良计, 以“和”制胜是为上策。这种背景下的外交一方面须不失大国之威严, 另一方面又要竭力避免战争, 所以谈判时掌握分寸、留足余地、争取舆论的支持就成了大国间外交的策略。《齐楚盟召陵》 (僖公四年) 中所展现的外交辞令是春秋时期大国外交辞令的典型。齐桓公继位后“尊王攘夷”, 势力渐强, 鲁僖公四年, 齐侯率诸侯之师伐楚, 直抵楚国北境。楚虽实力稍逊于齐, 但亦为大国, 若两军交战, 则死伤不可数计也。管仲代齐桓公问罪于楚, 理由是“尔 (楚) 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 责怪楚国不向周王进贡祭祀品菁茅草和三百年前周昭王南征溺于汉水。然细观这两条理由, 前则为罪甚微, 后则与楚无干。正如《古文观止》所述, “管仲问罪之词, 原开一条生路。”[2]管仲的此番言论给楚国留了十足的回旋余地, 表明其并非想将楚国逼到绝路。这种辞令常常是这个时期强国之间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策略。面对强势一方的“木棒与萝卜”, 弱势一方也是两面下注, 随机而动。仍以《齐楚盟召陵》为例, 面对齐桓公“以此众战, 谁能御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的威胁, 楚国代表屈完提出“德绥诸侯, 谁敢不服”、“君若以力, 无所用之”, 表明了若齐以德服人则楚愿与齐盟、若以力制人则抗争到底的决心, 争锋相对, 但又掌握分寸, 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出于时代教化的考虑, 大国外交辞令的另一特点是通过讲述“先王之制、仁义道德”来取得道义上的优势。以《解扬不负君命》 (宣公十五年) 为例。鲁宣公十四年, 宋国危亡, 晋国派解扬传达晋援将至的消息, 不料途中被楚国生擒。晋楚皆属大国, 然而“天方授楚, 未可与争”。楚军对他威胁利诱, 让其传达相反信息, 使宋国放弃抵抗。解扬却将计就计, 借机传达了晋国援军将至的消息。楚庄王以解扬不守信用、出尔反尔为借口要杀掉解扬。解扬则顺着楚庄王的思路指其不符礼制。解扬说“义无二信, 信无二命”, 守义的人不能守两种相反的信用, 守信的人不能执行两种相反的命令。按照这个规则, 解扬只能守晋国国君的义, 只能执晋国国君的信。同时解扬认为“君之赂臣, 不知命也”, 指出是楚庄王不懂“信无二命”的道理, 从而将罪责转嫁到楚庄王身上。解扬“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一方面摆出了强硬的大国气度, 另一方面又留足了余地, 保证了危机的化解。

综上, 在弱肉强食, 豪强争霸的春秋时期, 大国之间, 大国与小国之间, 强国与弱国之间, 对立国之间, 同盟国之间都存在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而正是这样千丝万缕相互纠缠的关系, 才使得春秋的外交辞令异彩纷呈。看春秋的外交辞令, 看到不仅是外交使节龥萃雅》卷首《题辞二》有这样一番描述:

时曲者, 无是事, 有是情, 而词人曲摩之者也;戏曲者, 有是情, 曲有是事, 而词人曲肖之者也。有是情, 则不论生旦净丑, 须各按情, 情到而一折尽其情矣;有是事, 则不论悲欢离合, 须各按事, 事合而一折便了事矣。[3]

可见明中后期曲家对戏曲认识之深刻。这必然影响到文人创作中的叙事艺术, “时至明中后期, 叙事兴趣的增长已成时代潮流, 与抒情趣味一争高下, 并强有力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4]37。平民文化的皴染业对文人叙事兴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使文人创作向着更加充满平民原生气息和更符合大众口味的方向迈进, 为文人曲家创作打开方便之门。

孔尚任自诩为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剧作家[1]73, 但《桃花扇》毕竟不同于历史书, 剧中有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是合理的。另一方面, 它是有一定寄托的, 这一点是通过“老赞礼”这个角色来实现的。“老赞礼”与《长生殿》中的李龟年从论事和论史职能来看, 可以说是作者借其口传己声。

真实与虚构并存现象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创作中比较常见的, 所的的机智勇敢, 看到的还有无比旷大的社会画卷。而其中表现出的外交辞令的策略, 更是其中的精华, 值得工作在当代外交战线上的人借鉴。

参考文献

[1]李梦生.左传译注 (全二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

[2] (清) 吴楚材 (清) 吴调侯选编.古文观止[M].北京:中华书局, 1959.9:21.

听听这些外交辞令 第4篇

外交辞令与真话之间的微妙距离，用高等数学都无法精确计算。这其中不乏自嘲——有国外外交官说他即使不说话，也要考虑三件事。一是时刻准备着连续参加一周宴会，不干任何工作；二是记得宴会上偶遇的女士生日，但永远记不起她的年龄；三是时刻保持多疑状态。所以假使想欺骗外交官，最好的办法是对他说真话。

但这一定有偏颇之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活在一套自己熟知的语言体系里，用一个个不起眼的词语，去传递一条条有深意的信息。

优雅表达不同意见

会谈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这是暗示双方对所讨论的问题存在分歧。对某事表示“遗憾”，这是对他人表达不满情绪——在有些场合，它也有含蓄表达抱歉的意思。

双方经过会谈，对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分歧依然如故，这种情况不好直说，便用以下一些方式表达——“会谈增进了双方的了解”。这是避开分歧，而有分寸地强调会谈积极面。“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友好的”，暗示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但突出的是双方的态度，会谈的气氛，强调双方有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

“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充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这是暗示双方分歧较大，会谈仅止于自说自话。

说某人进行“不符合他身份的活动”，指的是此人可能被认为是间谍。宣布某人为“不受欢迎的人”，其实是要将他驱逐出境。“无可奉告”就是拒绝回答。

对于对方的某种立场、主张或做法需要表示态度，可是却既不能轻率地表示同意，也不能贸然反对，而是要持慎重态度，有某种保留。这时往往说“可以理解”或“表示理解”。

“注意到”也是一种留有余地的表达方式。它比“可以理解”这样的表述更轻，只是表示对方的某种立场、看法或做法已经引起我方很大重视，但是我方却不愿或不能、至少是暂时不能表示赞成与否。这是一种避免明确表态的用语。

赞赏≠赞同，相信≠确信

“赞赏”用在对某件事的赞扬上，有欣赏意味，但用于评价某种主张时，情况就比较复杂——它并不表示赞同，事实上还可能暗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有时也可以对对方持这种观点而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但这话后面隐藏的意思，则是对这种观点本身有保留，是很客气地暗示存在不同意见的一种办法。

比如围绕台湾问题，我们既能看到“中方重视x方的立场，对xx就台湾问题所作的完整表态表示赞赏”，也能看到“中方感谢加蓬在台湾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这样有细微变化的表述。

同样的，有的词语在某些外交场合会有特殊含义，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如“希望”、“相信”这类词，有时候会起到婉转发出某种信号的作用，但有时候却是与字面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相信，这一协议将会得到尊重。我们双方对此都有义务。”这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4年12月赴北京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在伦敦接受BBc采访时的谈话。这里说的是“相信”，但她是在婉转地发出有疑虑信号。直到中国领导人一再说明，撒切尔才在香港表示“香港人可以抱有绝对信心去面对将来”。

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有一些婉转的说法。比如，双方的经济交往水平较低，技术合作不多，对这种情况，往往从积极的方面提，说成双方在经济贸易、技术合作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潜力”。如果对方的产品价格高，技术转让条件严，我方希望能够降低价格，放宽条件，往往会表述为希望对方在产品价格、技术转让条件等方面“提高竞争能力”。

该傲娇时就傲娇

也并不是任何外交官，在任何时候都遵循这样的说话方式。适时表露自己的强烈情绪，也是外交的一部分。

比如，你可以像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那样，当北京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遭遇不愉快时，在报纸上写出这样的段落——“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他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也有像前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沙祖康那样的——他在2006年告诉美国人，“在军费问题上美国最好闭嘴。”

分析秦晋肴之战外交辞令的描写 第5篇

善于写外交辞令是《左传》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刘知几《史通·言语》称之为“语委婉而多切”。《秦晋殽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非常出色。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爱国商人，他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战。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行不进，领师而回。

皇武子是郑国的大夫，他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说得是那么抱歉客气，但又代表了国家，严峻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孟明是秦国的猛将，他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所以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孟明拜赐的一段话是绵里藏针。果然，三年后，秦穆公用孟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至茅津济，封殽尸而还”（《左传》鲁文公三年），验证了孟明三年报仇的誓言。可见，孟明拜赐这段外交辞令对刻划人物性格，表现秦晋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的作用。

外交语言和外交文书礼仪 第6篇

外交活动中，谈话首先要寻找共同语言。中国有句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在外交场合也如此。通常在重要的外交接触中，要根据两国的具体情况和彼此关系的深浅，找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这样才能谈行融洽，取得良好效果。

外交中的共同语言，既用于外交言谈，也用于外交文书。其实外交谈判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坚持基本原则下，缩小或消除分歧，尽可能地找到共同点，并用彼此都能接受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

2.外交语言要委婉含蓄

外交语言一般要求比较委婉、含蓄。

委婉：就是把不愿、不便或不能直说的话，用委婉而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又不失本意，能为对方领悟。

例如：说会谈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或者双方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其实这意味着会谈双方分歧较多;对某事表示“遗憾”，这里的遗憾有两种意思，一是对别人表示不满，一是为自己含蓄地表示歉意，或委婉地承认自己不对;说某个外交官进行了“不符合身份的活动”，这就是指他干了间谍活动或其他危及驻在国安全的活动;宣布某人为“不受欢迎的人”就是把他驱逐出境或拒绝入境的一种外交辞令;“无可奉告”，就是拒绝回答。

又例如，会谈双方未能取得实际成果，分歧依然如故，而又不愿否定会谈的意义，影响各方解决问题的愿望或现存的关系，只好在会谈公报中避实就虚地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如：这次会谈“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双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气氛是友好的”，“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等等。

3.外交会谈中澄清与纠错

在外交场合，若说错了话，或者把话说过了头，一般采用由别人或本人出面“解释”或“澄清”的方式加以补救。

4.外交语言注意留有余地

外交是很复杂的，对某些问题，既要考虑它的复杂性，又要考虑它的各种可能性。总之，要避免把话说绝，说死，说满，应留有余地。

5.外交语言一般指事而不点名

外交辞令成语 第7篇

【外交学院排名】外交学院特色专业-外交学院录取分数线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济、法律复合型人才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外交学院创建于1955年, 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 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是我院的校训。1961-1969 年陈毅副总理兼任我院院长。现任院长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建民大使，党委书记为秦亚青教授。我院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为我院所作“立足祖国, 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 培育英才”的题词精神和钱其琛同志对我院提出的“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面向社会, 面向实际”的办学方针, 认真执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加大教学改革力度, 改革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 拓宽专业方向, 实行学分制和辅修制,积极推进双学位制，调整课程设置, 更新教学内容, 加强德育课程, 努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质量及办学效益。我院一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刻苦严谨的学风, 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 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国情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以及国内国际形势教育。由国内外政要及各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主讲的外交学院论坛和系列讲座，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学院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语言、调研、办案、交流、协作等五种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上, 既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 又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既重视外语水平的提高, 又重视汉语、外交业务和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的掌握, 培养政治与业务、外语与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多年来，我院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外交外事干部，他们活跃于中国外交外事的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外交外事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有200多人担任驻外大使职务。我院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我院现设有外交学系、英语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系、研究生部、国际交流中心、成人教育学院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部门。近几年来, 我院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进一步优化, 图书资料日益丰富, 教学设备不断更新。按照教育部最新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要求，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中，我院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生师比、生均图书

等办学指标均名列前茅。目前教授和副教授约占全院教师总数的51.1%，讲师约占41.8%。此外, 我院还聘请了多位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任兼职教授, 并聘有30多名相关专业的外国专家和教师。学院拥有较完备的教学设备，设有专门的电教中心、语言实验室、视听教室、同声翻译训练系统、电子阅览室、视听阅览室、卫星接收传送、计算机校园网等现代化电教设备。学院环境幽雅，设施齐全，是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和北京市教工委、教委命名的“文明校园”。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外事及涉外工作对各种人才的需要, 我院采取“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本科生。我院除了根据国家任务招收学生外, 还举办非洲、拉美、亚非、欧亚、东盟等外国外交官培训班、在职干部外交业务进修班、两年制的外语进修班和外交干部英语提高班等。外交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招收本、专科外语、法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院受中组部、外交部委托，分期分批举办了公开选拔的高级外交官培训班，经过培训学员们已陆续赴我驻外使领馆担任领导职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院同国外院校的校际交流也日益扩大。目前我院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埃及、阿曼、蒙古等近50个国家的80余所大学或基金会建立了友好关系, 通过交流、考察、讲学、进修等方式先后向许多国家派遣了访问学者、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及进修的教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迅速扩大, 外交学院作为培养外交、外事和涉外人才的重要基地必将进一步发展。我们热忱欢迎有志从事外交、外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经

济、法律工作的广大青年报考我院。

外交学院,外交学概论考研资料 第8篇

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外交的基本原则。

主权这一概念是16世纪末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在《论共和国》中提出的。从国际法的实践看，主权是一国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权力。主权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主权平等原则是主权原则的自然延长。《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平等原则做了较完整的说明：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各国拥有对内的主权权力；国家的人格和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均应受到尊重；国家必须在国际法方面忠实的履行其国际义务。以上四条是相辅相成的。一国有权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时也必须尊重别国主权，不应将自己的主权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否则就是违背了主权平等原则。

2.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互不使用武力 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之一。

这一原则分别列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中的第3和第4款。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宗旨，这一原则就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其包含着互不侵犯及和平相处的思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法有谈判、斡旋、调停和仲裁四种。前三者是外交方法或政治解决，后者为法律方法即司法解决，但须通过外交途径经当事国同意。安理会对争端的和平解决负有特殊任务。

3.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

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之一。

这一原则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是指联合国虽是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世界组织，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但无权干涉会员国内部事务。当然各会员国之间更不能相互干涉内政。仍是主权原则的自然延伸。不干涉原则最早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后来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4..外交承认：

外交承认也叫国际承认。有两种含义：1.指一个主权国家承认另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指新建立的国家，也包括更改政体或国名的国家）2.指承认一个主权国家的新政权（一般是指政权更迭后的新政权）为该国的合法政府。两国互不承认，或只有单方面承认，是无从建立外交关系的。所以互相承认是两个主权国家建交的前提。

具体方式：有关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互相承认，或单方面由一国领导人、外交部或外交代表发电报、发表声明或谈话等宣布承认。也存在“事实上的承认”即不经过特别宣布承认的形式，双方建立起某种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联系，如签订有特殊目的的贸易合同等。这是导向正式承认的过渡形式。

承认问题是非常尖锐和微妙的，常体现一国对一国的政策和态度。

5.外交团：

外交团是各国驻同一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馆长及其外交人员的总称。简言之，是由同驻一国的所有外国外交官组成。有的国家仅把馆长作为外交团成员，有的把外交官的配偶和子女也算在内。外交团制度并非国际法的明文规定，而是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传统做法；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不具有法律性质的职能。主要是为了调整各国派驻同一国家的外交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同驻在国政府之间的日常关系。其作用主要是调整礼仪和礼宾等方面所发生的关系。不应利用外交团干涉接受国内政。

外交团长是从各国派驻接受国使馆馆长中按国际惯例自然产生，一般是由级别最高又就任最早的馆长担任。团长仅在礼仪上享有优先地位，并不享有额外的特权，其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大使。团长和成员间的关系可以仅当作外交团内部的关系，而不涉及国家间。

6.使节权

使节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和特性，即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向另一国派遣常驻外交代表，以执行本国所赋予的外交使命。按照主权平等原则，一国也有权决定愿否接受他国外交代表常驻本国。使节权的主要表现就是向他国或国际组织派遣外交代表，建馆等。但国家的使节权不同于国际组织的使节权，前者要求对等，体现两国间关系，而后者不要求，体现某国与某一国际组织间关系。

7.位次

位次，即在先权的次序，“谁先谁后”的问题。以主权平等原则来确定，任何国家不享有位次上的特权。安排不当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执和交涉。

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1.各国派出的外交代表在不同场合下的席次先后。如联大开会时根据各国英文名拼法顺序同抽签轮流相结合来安排各国代表位次。各国驻同一国使节的位次，一般由其等级来决定，即大使>公使>代办>临时代办，同等级使节按其到任先后次序。2.缔结国际条约时各方在文件中的次序先后。双边条约是一式两份，各方保留一份签字的原件，在各自保留的原件中每方享有在先权。多边条约按照国名英文字母次序确定。如今，因位次引发的纠纷已不多见。

1.多边外交 151（含义--特点--作用--比较）

战后由于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许多当代问题的多边性要求有关国家共同参与，因此多边外交应运而生。

含义

多边外交是同双边外交相对而言。指有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及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这种外交形式在二战前就曾出现，最初是高度政治性的，往往是战争结束后交战各方举行和会，依据新的实力对比重建国际秩序时采用。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1815年维也纳会议。但都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形成一种常设机构和制度。其实质是战胜国进行权力再分配，是强权政治的体现。

当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是二战以来的新发展。它已演化为一种普遍性，经常性和日益制度化的外交方式。有两重含义：1通过国际组织及其常设机构，由国家派出常驻代表，乃至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按共同遵循的规章和民主表决的程序，通过定期国际会议或多边谈判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2通过多边渠道，利用多边场合或集体的第三方的力量，在不同层次上处理某一特定的紧张局势，促进和完成双边的对话。

特点

1.以国际会议、国际协商为主要工作方式。一般都设有具有法律权力的常设机构，如秘书处和各种专门委员会，都是独立的、国际性工作班子。各国派外交代表参加定期或特别召开的会议，依照主权平等原则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组织本身的问题进行磋商。

2.组织工作是多边性的，达成协议进程较缓慢。讨论之初，往往各方意见分散，需要采取灵活的联合形式，提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方案。在求同存异和妥协的精神下，通过讨论不断修正，缩小分歧，形成较为笼统的、可接受的协议或某种法律规范。因此要兼顾各方利益，不能急于求成。

3.议程较为确定，讨论有较大公开性。多边组织有公开的宗旨和规章，就确定的议程所进行谈判和磋商是公开的，并通过新闻媒体迅速、直接地公诸于世。各方可公开申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谴责一方，或为其辩护。4.通过投票表决程序和协商机制来决定多边外交的结果。一般采取简单多数或2|3多数通过原则，各成员国均有投票权。某些组织中成员国投票权依据其责任能力或财政贡献而有所区别。实践中，鉴于主权平等和主权免受外部施压考虑，实行一致同意的表决原则；或为寻求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决方案，实行协商一致规则。5.不过分拘泥外交位次、礼仪。多边外交参与者层次不同，尽管按照国际惯例首脑和外交官应受到应有礼遇，但较之正式的双边外交场合，多边外交不过分拘泥位次和礼仪。实际中，非正式的协调、私下交往、会晤和彼此之间沟通信息十分频繁。

作用

多边外交是在当代外交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尽管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作用是明显的：

1.多边外交是国家间广泛交往的重要渠道。为发展中国家走向世界，申明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维护民族权益和了解国际事务发展趋势提供场合。如某些新独立国家未能在各国都设有使馆和常驻代表，但可通过加入联合国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与世界各国往来，利用联合国讲坛申明本国政府政策，阐明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立场。

2.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消除地区热点，缓和紧张局势方面，有着特殊的促进作用。联合国安理会的242号决议、338号决议、598号决议，分别对解决阿以冲突、结束两伊战争提供原则指导。区域性的多边外交对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控制和排除外来干涉方面，作用更直接和明显。如孔塔多拉集团对中美洲各国间矛盾冲突的缓和、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取得实际效果。

3.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国际援助，促进全球谈判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造，推动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开展集体外交，概括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

4.在冷战后国际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特殊作用。多种多样的多边外交方式有助于增加国家间信任和理解，形成共识，促进着眼于长期、稳定和有效的国际制度建设。

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

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或相辅相成的：多边外交涉及议题更广泛，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是双边外交无法达到的。但没有国家会完全以多边外交取代双边外交，更多情况是在多边外交场合下，为双边接触提供更有利、更灵活多样的机会与选择。一句话，没有扎实的双边接触，多边外交很难取得成果。以联合国为例，各国外长或首脑出席每年的联大，除利用大会讲坛宣讲本国政策主张和对国际形势看法外，相当精力是用在会外与各国首脑或外长进行高层接触，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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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考研招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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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跨考，特别是那些由理转文，跨度大的同学，在看了几遍书后仍然没有头绪，脑子里没有印象，分不清楚那些是重点，不了解考试内容、形式，答题标准，不知道名词解释、论述题具体该怎么做，怎么做读书笔记，什么时候该开始背书，希望少走弯路的 如果你本科学校一般，本科成绩一般，英语水平一般，没有什么突出优秀的表现，希望能够一次就成功考上外交学院，希望能够在专业课上有所表现，取得较好成绩 如果你是二战、三战的同学，希望能够圆梦外院，不再浪费时间，少走弯路！

每年都有很多同学因为不熟悉考试形式，不熟悉课本，分不清重难点，不知道答题技巧，不会作名词解释，论述题缺乏条例，最终失败的。报考外院的，包括应届生、二战的，已经工作的，外院非常优秀，一次考上外院的同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是掌握了方法，付出巨大努力的，很多同学因为一战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看书，做笔记，答题，白白浪费一年时间，所以掌握方法，避免少走弯路很关键。

外交辞令成语 第9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28次踏出国门，飞行里程约57万公里，累计时长193天，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的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

世界上很少会有如此繁忙的元首专机;接待数百人次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主持或出席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一次又一次的出访和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无不彰显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国梦的逐步实现，中国的外交从大国到周边，从发展中国家到多边舞台。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更加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只有世界的环境整体和谐，中国的发展才会更顺利，取得更长远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独自向前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经济体，她的发展壮大和政治态度对世界的整体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发展稳步向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谐稳定，世界整体环境才会更加稳定，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简报 第10篇

“中国外交：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简报

2102年12月1日，由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和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外交：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1103会议室召开，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幕由系主任王春英教授主持，朱立群副院长致辞。朱院长介绍了外交学院外交学学科建设情况。朱院长提出，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国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外交扮演着新的角色，这给外交学学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外交学院的外交学研究将围绕以下特色领域展开，即外交理论、外交史、制度决策、外交案例和外交政治哲学。朱院长鼓励大家做好外交学的研究工作，为国家外交的大发展做出贡献。

会议的研讨部分围绕着四个议题展开，即“中国外交回顾和总体评价”、“中国外交的创新与发展”、“周边形势与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热点问题”。

第一阶段的讨论由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高飞主持，议题是“中国外交回顾和总体评价”。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从国家实力的角度对外交进行了分类，论证了外交能力与国家实力不并正相关，突出了外交在维护国家权益方面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的赵可金副教授认为当前外交地位下降，外交学面临危机，提出“立体外交”的概念和研究思路。外交学院熊炜副教授谈了中国外交中的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从多层次对存在问题进行了解剖、分析，指出中国处在特殊发展阶段，对外交学需求较大，外交学面临机遇。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李志永博士从首脑外交层面运用数据分析法，论证了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情况。外交学院的李潜虞博士主要从1958～1962年间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关系角 1

度阐述了当时的援助外交。

会议第二阶段由外交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熊炜主持，议题为“中国外交的创新与发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董秀丽教授提出，外交的核心围绕“能源”，使我们失去了更多的东西，能源困境和外交解决的思路要转移到国内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志洲教授表示，外宣工作首先是思想创新，过去十年产生了“以人为本”、“和谐世界”等外交理念，但是总体上我们的软实力、文化说服力有待提高，话语权的需求增大决定了我们要创新思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崔洪建研究员提出了几个问题，即外交的顶层设计、改革攻关期的观念创新、问题的优先顺序排列等，论证了中国外交权能低、任务重，认为我国目前缺乏外交战略理论，反思了“利”字当头思想，提出外交是弱性的。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认为，话语权包括权力规则制定、参与知识创新、外交结盟、传播与形象塑造等，是一条龙的有机体，而最重要的话语权在于实践，只有广泛参加国际事务才能提高；话语权是灵活可塑的，可以“借船出海”；政策的正确性要符合人类的利益。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不能失去全球视野，偏安一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曲博副教授主要谈了“中等收入国家陷井”问题和中国外交发展面临的挑战。

会议第三部分由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主持，议题是“周边形势与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大慧教授提出，1949年以后的中日关系“三个20年”的划分方法，分析了2010年8月以后中国GDP超过日本以来中日关系现状和今后走向，认为未来十年日本对华将主要采取对抗政策，但中日合作的趋势也不可抗拒。中国社科院的周方银副研究员认为，当前在东亚，中国越来越明显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军事存在加强，这样就形成了亚太局势的二元格局。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安全伙伴是美国。二元格局走向不会几年就过去，这是中美比较优势的结果。国际关系学院的林宏宇教授介绍了中美两国在G20平台上合作的优势，认为 C2即中美平等协商新型协商关系，可以解决“一山不容二虎”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的肖欢容教授提出了他对东亚形势和地区合作前景的思考。他认为，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地缘战略竞争开始，东亚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应该相结合。日中二者都要回归亚洲。我们需要推动地区公共产品建构，公共产品要制度化，从双边到多边机制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要学会使用价值理性，拥有普世价值心态。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兴教授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与中国的“陆权”还是“海权”国家的定位紧密相连，中美俄战略三角，可以双向灵活。我们需要反思三个问题：不结盟问题；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国内的声音一致性问题。

会议第四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系主任黄大慧教授主持，议题是“中国外交的热点问题”。外交学院苏浩教授提出了“东亚失去自我”、西方逻辑支配东亚的“东亚悲剧”概念。美国的“再平衡”政策的目的是要终止东亚整合。他分析了东盟对于美国具有的矛盾心理，预言东亚发展模式将是中国“平轴模式”取代日本“雁行模式”。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唐晓教授认为中非外交战略层面需要实践支撑，文化交流互建，而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接受了更多的西方观念，提出了如何和他们打交道、价值观不同，信仰各异，如何支撑战略合作、我们的经济等援助模式是不是可持续、贸易模式是否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贾烈英教授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对于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增进中外沟通理解，发展软实力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解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的夏莉萍教授着重谈了2012年以来中国在海外公共安全保护方面遇到的新问题和保护方式所出现的新趋势。

会议在每个部分的最后都留出了比较充裕的自由讨论时间，议题发言人就问题进行了回应，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会场气氛热烈、思维活跃，思想的交锋不时碰撞出智慧的花火，大家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坦诚相见，学术研讨会取得了预期效果。来自外交部政策司的邹群同志也开诚布公地回答了学者的提问，并从外交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外交研究的重点课题。

最后，郑启荣副院长进行了总结性发言，高度评价了这次研讨会，认为中国外交传承不易，创新更难。指出我们是将强未强的国家，战略定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有战略自信，我们遇到的是大国成长的烦恼，我们要坦然面对各种声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过早地被推向世界舞台中心，因此我们更要加强战略自觉，提高创新能力。

外交辞令成语 第11篇

核心提示：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本文部分摘自：

《国与国的交往 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 作者：陈向阳

《儒家思想与王道政治：关于外王学现代性发展问题的对话》作者：张新民 蒋庆

《未来的中国，选择王道还是霸道？》作者：白雪 《北京晚报》作者：佚名

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思想古已有之 当前社会上有一怪现象：课堂上讲授外交，往往是言必引西方理论。难道作为五千年古国的中国就从无外交理论了？实在是匪夷所思。翻开历史，其实中国的外交思想早在公元前1060年时的周朝即已诞生，当时世上的有些地方可能仍处于混沌之时。

应该说，中国的外交思想，不仅是源远流长，且还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传统。中国的外交思想大异于西方的外交思想。西方的外交，基本上可归属于“霸道”外交。而中国的外交，虽在历史上也有过短暂的从事“霸道”外交之时，如在元朝，然而就总体而言，实施的是“王道”外交。

“王道”乃儒家学说。“王道”外交的核心是“仁”。“仁”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孟子的名言是“仁人无敌于天下”。

论中国的“王道”外交，该自三千余年前的周朝说起。周朝是中国外交真正开端的时代。唐朝前期，中国鼎盛，当时位列世界的中心之一。唐太宗的外交是开辟“丝绸之路”，与邻国通婚和亲，国际上广结良缘（与唐通使往来的多达70余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昌盛。尽管实力超强，但唐太宗的外交思想却是：对外“绥之以德”；“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反对“贵中华、贱夷独”观点。这些均为“王道”外交的表面。

及至明朝，“王道”更甚，有学者甚至称明朝外交为“纯粹王道”外交。明朝外交，首先是实施“外抚四夷”的怀柔睦邻政策。明成祖提出“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怀柔”政策，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其次是实施“厚往薄来”政策，鼓励“锐意通四夷”。《礼记·中庸》有言：“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第三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创明朝“王道”外交之顶峰。中国的“王道”外交一直延续至今。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无私援助落后而困难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重要内涵，甚至在我们自身经济拮据财政困难之时，毛主席、周总理仍指示，即使勒紧我们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拿出数百亿美元，去援助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与中国的“王道”外交理念恰正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则是崇尚“霸道”外交。西方外交史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一部争霸史。已故的美国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强权。”英国曾霸占地跨五大洲、比本土大100多倍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17世纪时与荷兰争霸，18世纪时与法国争霸，19世纪时与俄国争霸，20世纪时与德国争霸。二战后，英国衰败，美国兴起，美迄已称霸世界几十年。西方的霸主变了，但“霸道”外交的理念未变，延续至今。

尊重历史延续性 纯正儒家守王道反霸道

在礼乐典章制度方面，历史上的中国更是成就辉煌。这正是儒家以主体性的姿态进入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始终以王道理念及选贤任能的价值取向来经营制度架构，尽管难免不碰到权力异化的问题，但整体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不可低估，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十分高明，远非中世纪的欧洲所能比拟。如何重新寻找更合理的政治形式和政治原则，如何建构更有合法性意义基础的政治架构，这从来都是历代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

现在看来，仅仅求助于西方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不但会导致各种具体性问题的错置或颠倒，而且也会伤害中国文化的精神元气。历史的延续性往往就意味着现实的可能性，尽管损益乃是既应然又必然的事，但任何未来的发展仍不能不有历史文化充沛资源的奠基。就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而言，或许儒家的王道政治才是最合理的潜在源泉。王道政治至今仍未丧失价值上的正当性，代表了国人的政治理想，也开出了合理的政治秩序。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可见纯正的儒家，都是坚守王道而反对霸道的。这也是春秋诸侯纷争为什么总是被儒家视为“无义战”的原因。用这样的眼光来分析今天的世界，必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崭新启示。

中国传统中的务实王道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划分只有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与霸道两种，而事实上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纯粹王道及霸道三分法才更为合理，其中由荀子开创并以汉、唐、清三朝为代表的务实王道才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与主流。新中国三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展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务实王道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辉煌的发展前景，对其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服务于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分为三及其主流 美国学者江忆恩把中国的战略文化（注：即军事政治与外交思想，本文侧重指外交思想。）一分为二，即：“一种源自孔子—孟子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两分法。另外他还声称“传统上中国所运用的战略文化明显表现出强硬实力政治的倾向。”[1](P.219-220)而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则将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一分为三，即：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材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其中第一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居于中间。[2](P.54-55,78-79,169-171)笔者认为，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其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则是：不管邻国对已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2](P.72,154,158)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3]；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单纯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元三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注：其中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其并非只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如“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72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睦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流。

二、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务实王道的传承光大

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它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特色与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

（一）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再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儒家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政王道，追求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对外则推行王道睦邻外交。墨家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道家则属于消极的复古主义，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与知足常乐。墨家与道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其相关合理成分则被儒家所吸收。进而言之，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两类主张或两种思想倾向，即以孟子为首的绝对理想主义和以荀子为首的相对理想主义。前者重义而轻利，尚德而黜力，贵和而贱战，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追求所谓的纯粹王道政治外交；后者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主张务实王道政治外交。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于政治领域，兵家专注于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于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的政治外交。

儒家理想主义与法家现实主义两大体系之间冲突对抗的结果是，由荀子所开创的务实王道外交兼收法家等现实派若干合理成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占据了首位。可以说，荀子一派的务实王道既是儒家又不全是儒家，因为它在儒家基础之上还有效地吸收了以法家为首的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合理成分，并由此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一分为三的格局：融合众家之长、理想与现实并重、占居首位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汉、唐及清前期）；耽于道德理想、鄙视实力与利益、占居次席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宋、明）；根本否定道义、一味强调实力且唯利是图、仅居末位的霸道强权外交（秦、隋及元）。

（二）中国现当代外交哲学的守成与革新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一代表，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马列主义，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外交哲学充满了马列主义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法思想，例如其矛盾论、阶级斗争学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力量对比的方法等等，而其过失则是有时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分歧，过于强调对外斗争。周恩来的外交哲学与毛泽东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周恩来的外交哲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智慧与世界潮流、国际惯例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更具开放性、适应性与可行性。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二代表，邓小平外交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灵活务实，例如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感觉、对国际格局的深入洞察、对中国总的发展战略的心中有数，以及后来及时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等，显示了他敏锐的时代感、深刻的使命感与长远而清晰的战略眼光。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三代表，江泽民外交哲学主要是对邓小平的继承与发展，包括进一步明确中国崛起与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等等，其根本特点则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中国外交哲学前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哲学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真正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外交哲学进行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把中国优秀的睦邻外交传统发扬光大，将中国古代睦邻外交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三、对当今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哲学思考

历史哲学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的本质）与历史认识论（如何认识与研究历史）两大部分，其目的则是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如果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睦邻外交，将其放在广义国际关系史与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来看待，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出中国睦邻外交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启示，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本身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国际体系是由不同国际行为体（含国家）彼此互动所共同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和总的国际系统，它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并进行相互交往之时开始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根本有别于国家内部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还是逐步演变的？对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拘泥于狭义的国际关系史，认为以无政府性（其特征是混乱无序及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为本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悲观地认定这种无政府性是一成不变的。[4](P.73-76)与此相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一分为三，并抱持体系进化的乐观看法。例如亚历山大·温特就指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5](P.41)温特还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作为洛克文化形成的标志，他认为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是沿着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洛克无政府状态→康德无政府状态的发展线索而演变进化的[6](P.143)，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是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而在局部地区则已经产生了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他并说：“霍布斯文化时期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而康德文化则会是将来国际社会的主导特征。”[7](P.9)笔者认为，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具体区分与进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只是其以观念与文化决定一切的看法太过偏颇，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巧合的是，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三大流派刚好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霍布斯文化对韩非子的法家霸道思想、洛克文化对荀子的务实王道思想、康德文化对孟子的纯粹王道思想，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外交与政治思想（尤其是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早熟与历史超前性。

笔者还认为，应该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国际关系来逐步超越主权国家本位的国际关系，以整体全局的思维方式逐步取代基于个体国家的思维定势，以和平合作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用宇宙的宏观眼光来看待地球上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从而逐步超越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摆脱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应该努力培养“地球村”意识，宣传各国同舟共济、同“球”共济的合作精神，并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向公平健康的轨道。对此，中国睦邻外交传统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只有将其与西方所倡的主权平等观念、以及着眼于世界全局的全球治理等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逐步克服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