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范文（精选11篇）

文化变迁 第1篇

一、文章结构

本书分别由以下五部分构成:

(一) 人类学和变迁历史透视

本文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人类学对于变迁问题研究理论的总体情况, 并评价出这些理论的贡献和弊端, 为之后自己关于变迁研究做了铺垫, 也算是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综述。

变迁的理论主要涉及了人类学的三个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新进化论学派。在作者看来, 古典进化论学派把人类社会单线进化的理论建立在“人类心性的一致性”上的假设是不全面和不真实的, 严重忽略了民族间接触导致文化特质的借用和传播情况;传播学派则把他们宏大的理论建立在借用的基础上, 忽视了人类的创造性;新进化论中怀特的“普遍进化”将技术作为文化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过于简单化了, 斯图尔德的“特殊进化”把文化变迁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 探讨特殊事例的变迁规则。

(二) 变迁的发生

变迁是所有社会文化体系中永恒不变的现象。作者提出, 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 包括文化长期的变异、发现、发明和传播借用。即当一个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 人们就会做出一定的适应行动, 于是变迁接踵而至。当然, 反过来说, 社会中发生了创新活动, 也可以促使社会文化或自然环境的改变, 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三) 关于变迁的基本概念

借用 (传播) :它是社会文化变迁最基本的形式, 文化从某一时间某一地区的某一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中, 这一文化特质不会被完全复制, 而总是因为生态环境 (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 决定于这一文化特质与本地文化适应的程度、可鉴性、优越性、可行性等因素。例如:景教、基督教都曾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传播, 但由于当时中原已有发达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 相比起来它们输于优越性和可行性。

而涵化则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在两个先前独立存在的文化传统进入持续接触, 并且其接触的程度足以引起一个或两个文化产生广泛变迁的时候发生的”。这种涵化可以是个人的, 也可以是社区的。

在文化借用的过程中, 同时也发生了重新解释文化的现象。一种外来的文化特质不可能被按照原貌传递和接受, 总会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并纳入该民族的文化体系中。这一现象非常常见。

其次, 当不发达的民族开始接受较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时, 他们一般接受的是一系列技术方面的影响, 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要素即技术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连续变迁。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形成一种概念, 变迁是一个不断发生的社会过程, 它们被穿在时间的链条中一环扣一环, 连锁反应。就如现代计算机的发明, 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体现在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

(四) 方法论指导变迁与参与式发展

在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发生持续接触时, 一个较先进的民族会主动地和有目的地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技术、社会和思想习俗, 即指导变迁。作者也用了很多例子来强调, 指导变迁一定要适应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考虑引入的技术是否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 尊重被接受者的反应。那么, 如果促使当地居民参与这一变迁过程, 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新技术方法的优越性, 指导变迁的行为就更加事半功倍。

同时, 作者介绍了人类学在研究文化变迁中的四个基本方法:

1. 历史复原法:

依赖于文献记载的资料、考古的记录或当事人的回忆, 复原过去的历史。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做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和回忆者精准的记忆。

2. 剖面分析法:

通过观察在时间上的某一点, 社会中人们行为、信仰与态度的变化范围来推断变迁的进程。不过这属于个案研究, 只能代表该社区的特殊变迁, 而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3. 研究再研究:

回到一个先前被研究过的社区重新研究。这种研究的方法有严重的局限性, 不同的调查者由于其在理论方向、资料种类、偏向上的不同, 研究出的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

4. 纵向研究法:

用历时态的视角精确地记录某一地区变迁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变迁以及如何变迁, 但这种研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5. 应用概念、理论和方法描述危地马拉变迁

由本书作者发起的“危地马拉研究计划”应用了社会文化变迁的概念和理论方法对这里做了一个纵向的变迁研究。

二、评价

(一) 对变迁模式的评价

在《文化变迁》一书中, 作者运用了各种模型帮助我们理解。比如:变迁过程的一般化模式, 用于研究危地马拉高原的模型, 在以后的写作中都可以去尝试建立模型。尤其是用于研究危地马拉高原的模型图, 在介绍该模型图的意义之前, 我们先看它的背景情况:是针对危地马拉高原中西部的10个城镇, 这些城镇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 但城镇之间也呈现出很多重要的差异。那么, 在发生文化变迁时, 这些城镇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和变迁结果, 因此选择此地做研究。

模型的目的在于:针对这10个城镇 (社区) , 测验出在相似的时间间隔内, 社区中的接触、发展和墨守成规的程度, 同时使人们可以对不同时间上的个人和社区变迁测验, 从而将个人变迁与社区变迁进行比较。这种调查研究的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现代社区的对比发展研究, 包括社区间的、社区内部的异同和变迁过程。

作者在本文中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变迁是所有社会文化体系中永恒不变的现象”。要想做出一种变迁发展模式去适用于各种社会文化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连作者自己都说:“尽管有几代人的广泛研究, 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得到确立的经得起检验的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

但在本书中, 作者还是尽力描绘出社会文化变迁的轮廓, 用概念、研究方法先行, 后套用入危地马拉高原变迁的研究中, 用研究结果直观地告诉我们一整套变迁的过程, 这些都需要我们细心体会, 灵活运用。

(二) 变迁理论中的参与式发展

作者的指导变迁和参与式发展的理论, 在今天的民族社会学研究中仍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我们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记录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体验他们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生活和思想境界, 最终可以真实地了解到不同的文化类型是如何满足人们的经济、文化需求, 甚至是社会结构。

(三) 内容中的不足

作者虽然运用了各种图表和模型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但他依然采用的是经验研究法。大量的引文和事例虽具说明力, 但逃不开用特殊去解释普遍原理的嫌疑。文中提到6个湖区城镇发展与现代化程度以及沿湖10个城镇的发展水平中, 虽表达出了城镇变迁的情况, 但各城镇的“等级序列”是如何得出的, 却没有具体的数据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在作者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今天信息化、多元化的全球特点, 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生产力仍然很落后, 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 文化类型的界限也比较清楚, 并且更多的是受西方发达世界文化技术的影响。但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互动的社会, 从前那种变迁研究中, 一边是人口稠密、技术经济发达的社会, 一边是人口稀少、比较闭塞的社会的状况已经很少了。

三、结语

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的变迁不单单是新旧文化的杂糅、中西文化的机械调和与拼凑。中国社会所要创建的现代新文化, 是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积极地选择、融合、重组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特质, 形成与中国现代社会相得益彰的新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最后, 借用人类学家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的话语:“中华文化的崛起和重新振兴是有望的!我们应该奋起!”

摘要：克莱德伍兹在《文化变迁》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这对于正处在从传统社会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方式过渡的中国社会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文化,变迁,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克莱德·伍兹 (著) , 何瑞福 (译) .文化变迁[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1]克莱德·伍兹 (著) , 何瑞福 (译) .文化变迁[M].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春节的文化变迁 第2篇

作为一个节日，传统社会的春节包括年前岁后两个部分。与春节有关的民俗活动，可以向腊月（农历十二月）和正月这两个月前推和后延，时间长短，各地不一。至今流传的北京童谣：“二十三，糖瓜沾；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宰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满香斗；三十日，黑夜做一宵。”说的就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神开始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而实际上传统的年节从十二月初八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腊日在古代是祭百神的重要日子，汉代以后

成为岁末宗教性的驱疫行傩的节日。明清以后节日的宗教气氛被节日的娱乐气氛所代替，驱傩仪式则发展成为表演性的傩舞。腊日这天人们要吃“腊八粥”，制作“腊八蒜”。腊八过后，气氛也开始热闹起来，城市里很多商店开始张罗，供应春联、年画，人们纷纷到市场上置办年货，开始了过年的忙碌。腊月二十三日，俗称“小年”，民间有祀灶的习俗。祀灶，也称祭灶，或“醉司命”。这一天人们要置办各种祭品，祭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灶神，而灶神在享受了祭祀之后，就要回天宫报告所在的家庭一年中的情况。通常，人们都会很恭敬地对待灶神，好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但是，老百姓担心灶神无论好坏一 体报告，于是祈祷灶神，甚至用粘糖粘住灶神的嘴，目的就是希望灶神“好多说，不好的少说”。祭灶的时间各地不一，北方多在二十三，而南方多在二十四这天。在南方，腊月二十四还是百神上天“述职”，汇报世间一切情况的日子，因此家家户户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奉送各路神灵上天，直到正月初四才将神灵重新接回家里。腊月二十四这天还是扫尘的日子。人们清扫房屋，去掉旧年的尘埃，将房屋打扫一新，迎接新年的到来。接下来的几天显得更忙了——家家户户舂米磨面，蒸制各种过年食品。还有就是贴年画、门神和窗花。同时开始燃放鞭炮，增添节日气氛。正月初一，新的一年终于到来了。传统社会将初一至初七分别看成是各种家畜和人的诞辰，即初一为鸡，初二为狗，初三为猪，初四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初七为人。人们在这些日子里分别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专门纪念六畜和人的诞辰。此外，不同地方还有关于新年的安排，“初一早，初二无姿娘，初三目困到饱，初四神落地，初五隔开，初六舀肥，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地公暝，十一请女婿，十二到（回）来拜，十三吃稀粥配咸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至今流传在福建闽南地区的正月歌，基本上反映了正月初一到十五每天活动的安排。可见，传统社会的春节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节日。从喝过腊八粥、二十三过小年，到大年三

十、正月初一再到元宵节，总共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当代社会，人们过春节主要集中在除夕和正月初一这几天。春节民俗的变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节期数量的减少。传统社会的春节这一较长的时段与农业社会冬天农闲的时间基本一致，差不多两个月。当代工业社会，机械化的耕作大大缩短了农民劳作的时间，农民可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春节不再是唯一的农闲时刻。在城市里，单位一般到大年三十才放假，且国家规定春节的法定假期只有一周。因此春节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比周末稍长时间的假期而已，于是许多人选择春节到外地度假旅游。而像腊月二十四的“扫尘”活动完全可以雇请保洁工代劳。当然最主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缩短了“忙年”的时间。传统社会由于物质资源匮乏，人们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准备各种年货。但如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源的丰富，各种商品在商店都可以买到，各种年货只要上大型超市一天就可以置办完毕，人们无需那么多的时间来“忙年”了。如今能让人感受到过年气氛不是年前的“忙年”，而是年前数千万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和求学外地的学生回家过年形成如潮水般的春运高峰。年前忙碌的气氛被淹没 在工业生产的商品里，单一的时间生活方式，让人觉得时间的单调和乏味，感叹春节没有过年的气氛。

变迁的民俗

春节凝结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凝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凝结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意识与宗教情怀，所以，春节间的种种民俗活动，如祭祀、饮食、装饰、娱乐、游艺，以及春节间的种种禁忌（语言、行为、饮食）等，都是中国人情感的大展示。祭祀民俗。祭祀是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神关系的重要活动。从腊月开始，人们便纷纷祭祀各路神灵。除了前面提到祭接灶神和百神，除夕夜祭祀祖先

也是年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人在堂上悬挂先人的图像，用五色苇草与竹篾编成的罩子陈列狮仙斗糖、麻花馓子等祭品，家里长幼给祖先叩拜，然后各自拜，称为“辞岁”。清代北人仍沿袭明代的节俗，供“天地桌”，即在中庭设长案，供诸天神圣全图。此神图称为“百分”。神像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在子夜接神时，将神像焚化，仍然奉香，至灯节结束。江苏苏州家家要悬挂祖宗的遗像，具香果、茶果、年糕，整衣肃冠，率妻子

们依次瞻拜，这叫“拜喜神”。此外，人们还纷纷到寺庙、道观里烧香求神拜佛。祭祀中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烧松盆”燃旺火。燃旺火是明清南北年俗中祭祀与助兴交融的节俗。烧松盆来源于古代的庭燎、柴祭，其本原的意义是以烟火之气祭祀上天。明代北京人除夕夜，用松柏枝与柴杂烧于庭院中，称“烧松盆”。山西寿阳，元旦鸡鸣起，燔柴草，以当爆竹，谓之“接神”。除夕元旦之间的燃烧祭祀民俗，隐约地传承着原始柴祭的意义。在当代，农村除夕夜仍要在中庭设供桌摆祭品，祭祀各种天地神明及祖先的活动，但这一般都是老年人做的事儿，一般家里没有老人，也就没有这些祭祀了。工业时代城市理性精神排斥人与神的沟通，人们似乎不必靠祖先和神灵的保佑也能获得丰收，也能把握自己命运，祭祀仪式因此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团年、拜年习俗。春节讲究合家团圆，圆圆满满。因此，出门在外的家人都要赶在除夕之回家吃团年饭。为了这一顿团年饭，人们千里万里也要赶回家中，关起家门团年，共享天伦之乐。除夕之夜家人通宵不睡，迎候新年，俗称“守岁”，它是传统年节的重要习俗。吃过年夜饭，晚辈要给长辈拜年。家里人按辈份的大小依次向长辈磕头，长辈则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压岁钱，又称押岁钱、守岁钱等，也是年俗节物之一。压岁钱相传起源较早，最开始是特制的钱形，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 或方或长。明清以后通常用流通的银钱作压岁钱，使压岁钱由信仰性的压岁巫术活动演变为节日特别经济来源。如今人们仍保持着给压岁钱这一传统，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数目也与岁俱增，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给儿童带来了年节的欢喜之余，也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除夕过后，人们打开家门，四处拜年，说“恭喜发财”、“新年好”之类的话。晚辈见了长辈也要给长辈磕头拜年，而平辈一般只作揖。全国各地大年初二大都是出嫁了的女儿带着女婿回娘家的日子，可以算是回娘家“团年”了。

团年强调了家庭的伦理关系，是家庭情感的表达。拜年，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到了当代，团年和拜年的方式有所变化。除夕夜不再是围在“火炉”周围话家常，而是围在电 视前面看春节联欢晚会。在城市里，年前社区或单位组织“团拜”，开茶话会或新年庆祝会。除夕夜人们不再关门“守岁”，而是走出大门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拜年的方式也有所简化，传统拜年当面磕

头的习俗现在已不多见。随着电话、网络、手机的普及，人们给亲戚朋友拜年可以打电话、发e-mail和短信。方式不一，但都寄托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饮食习俗。经历了秋收冬藏的人们，到了岁末有所积余，毫不吝惜地将一年中最丰富的食品奉献出来，风风火火地过大年。这种饮食习俗，大体说来，北方以面食为主，做窝窝、馒头、饺子等食品；南方则以米食为主，做糯米年糕等等。最丰盛的饮食要数除夕夜的年夜饭。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年更饭、分岁筵等，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是人们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也是年节中的重要节俗。年夜饭中的菜品有一定的寓意。一般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如肉丸（圆）、鱼丸（圆）等，象征合家团圆。桌上一定要有鸡和鱼，象征吉祥如意，年年有余；“豆腐”谐音“斗富”，取丰裕富足之意；“荸荠”谐音“必齐”，取齐家团圆之意。《金陵岁时记》记载了南京人除夕的“十 景菜”——以酱姜、瓜、胡萝卜、金针菜、木耳、冬笋、白芹、酱油干、百叶、面筋十种，细切成成丝，以油炒之。北方年夜饭中最重要的食品还有饺子，饺子形状像元宝，有“财源滚滚”之意。福建闽南地区大年初一要吃面线，寓意生命像线一样长。此外，各种水果也有讲究，如桔子，与“吉”谐音，而甘蔗，有“节节高”的意思。总之，春节里的各种饮食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好情感。在当代，物质资源的丰富，人们不用等到春节就能享受到丰盛美食。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糕点小吃，因此原来自家炊糕蒸面的热闹场面不见了。人们担心身体的健康，不再吃大鱼大肉；考虑冬天的寒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年夜饭吃火锅；越来越多的家庭为省事，到饭店吃年夜饭，春节饮食民俗丰富的内涵也就逐渐被消解。

禁忌习俗。在传统社会，过年是一个时间转换的关口，人们为了顺利地度过关口，需要采取各种仪式从而达到顺利过关的目的。如贴门神、春联、放爆竹等，这些习俗起初都有巫术的意义，都是希望能驱赶“邪”的东西。无论是巫术或是禁忌，都是人们趋吉避祸情感的反映。娄子匡主编的《新年风俗志》记

载江苏淮安大年初一不可打破什物，不可骂人，不可扫地，否则破财；各种污水不能泼在地面。浙江宁波地区初一不拿针剪，不动刀称，不扫地；晚上不点灯，说夏天的蚊子会减少。福建厦门地区初一不能喝粥，怕出门下雨。当然，在当代条件下，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禁忌设下的局限，可以随意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百无禁忌”。

娱乐民俗。虽有各种禁忌，但实际上春节更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人们经历了一年的忙碌之后，终于可以放松身心了。于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排除一年的不快，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难得的狂欢中。旧时农村有戏班演戏、舞狮舞龙等活动，锣鼓声、鞭炮声、人声交织在一起，衬托春节的喜庆气氛。城里更是丰富多彩如北京城有“过桥走会”的习俗，还有已婚女子摸门钉的习俗，意为早添丁。此外，作为娱乐大展示的舞台就是庙会，而元宵节的灯火则是人们狂欢的集中体现。当代社会，人们的娱乐狂欢逐渐被休闲的气氛所取代。人们躲在家里玩牌、打麻将、上网，彻夜不眠。一到春节，城里到处听到的不是隆隆的鞭炮声，而是禁止燃放鞭炮的宣传声；求吉娱乐的庙会成为商业营利的场所；元宵的灯会上古老的油、腊灯被电灯、霓虹灯所取代，元宵节只被简化为“吃元宵”的单调食俗。农事占卜习俗。“一年之计在于春”，传统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因此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农民们往往进行农事占卜，以预测下一年收成的好坏。江苏苏州大年初一看风云：“农家岁朝起，看风和云卜测一年田事的丰欠。占说：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丰；岁朝西北风，大水害农功。”浙江宁波“乡民以初八、十八、廿八三天的晴雨，预测年成。占云：头八晴，好年成；二八晴，好蚕成；三八晴，好收成。”在当代社会，由于有了天气预报预测灾害，农事占卜的习俗逐渐成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无法改变的渴望

满族文化的变迁 第3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变迁,满族文化

文化变迁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通过研究, 我们对于现阶段满族文化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的保存、保护方面有了比较清楚的掌握和认识, 也有利于我们今后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途径也做出更新的判断和思考。

1 物质文化的变迁

1.1 满族传统服饰被现代服饰取代

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服饰文化是比较容易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变化的, 文化的整体变迁往往都是最先由服饰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历史上满族男子多穿带马蹄袖的袍褂, 腰束衣带, 或穿长袍外罩对襟马褂, 夏季头戴凉帽, 冬季戴皮制马虎帽。衣服喜用青、蓝、棕等色的棉、丝、绸、缎等各种质地的衣料制作, 裤腿扎青色腿带, 脚穿棉布靴或皮靴, 冬季穿皮制, 额前部的头发剃光, 顶上留辫子。女性多为扇形冠, 即俗称的“旗头”, 穿长到脚面的旗袍, 白袜子, 盆底绣花鞋或马蹄底儿鞋。男女都喜欢腰间扎各种坠饰。但在今天, 这些传统服饰已经很难觅得踪影了, 基本都是以汉族服饰为主。

1.2 日常饮食结构与汉族基本趋于一致, 民族特色食品地域化

饮食习惯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习俗之一, 也是体现民族特色和风情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满族世居东北, 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是满族形成了自己的饮食特点和习惯。偏好粘软甜酸、口味偏咸, 喜食野味。现在, 满族的主食多是都是以大米、白面等为主, 和汉族基本一致。传统满族饮食是忌食狗肉的, 但现在很多满族并不在乎这点, 甚至不了解。

1.3 满族传统房屋日趋现代、新潮

满族传统房屋特点有:口袋房、落地烟囱、蔓子炕 (万字炕) , 窗户纸糊在外, 现在这些古代民居已经很难再看到。另外, 传统满族房屋西炕不住人, 一般在西墙供奉祖宗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满族人民住进的楼房或者新式砖瓦平房, 内部装饰更加新潮, 东西炕也都住人, 供奉祖宗板的传统也少了。

2 制度文化的变迁

2.1 通婚范围扩大, 婚礼形式简化

历史上满族严禁家族内婚, 严禁童婚, 通婚范围仅限于满与满蒙等族之间, 禁止与汉族通婚。在今天, 满族对于通婚对象的选择多为自主, 民族成分已经不再是满族择偶的主要标准。另外, 满族传统的婚礼仪式繁琐细密, 包括迎亲、送亲、插车、抱轿、拜北斗、跨火盆、接盖头、看新娘子、搭帐篷、坐帐、拜席、喝交杯酒、吃子孙勃勃等。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 满族的婚礼仪式简化了许多, 除了基本的仪式如相亲、定日子、典礼等形式之外, 其他仪式已近很少见了。

2.2 核心家庭为主, 家族观念时代化

满族传统中族长在家族之中具有较高威信, 拥有很大权利, 他可以裁定族中有关修谱、祭祀、婚丧、分家、过继、纠纷等各种事情。当今, 满族这种族长和家族功能的职责不断衰退, 现在的家庭多是核心家庭, 他们对家族没有更多的需要。

3 精神文化的变迁

3.1 满文、满语不再是交流工具

满语满文是满族历史上使用过的语言文字, 清代历代君王都力图大力推行学习使用满语满文, 但满语文之于汉语文来说是在是太弱势, 尤其是满文, 自创制之日起, 它的推广就是在汉文的层层包围下开展的, 它的衰微也就是可以预见的。现在会说满语的人, 只有少量从事满语文满族研究的学者, 一些满族居民只会简单的词, 其余绝大部分满族是不会说满语的了。满语已经不再是满族的交流工具, 更多的是作为满族文化研究的工具而出现。

3.2 萨满和祭祀文化趋于模糊

满族萨满信仰表现在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满族的生产、婚丧嫁娶、生育居住甚至军事行动等方面都要进行萨满仪式, 萨满活动中的神歌、跳神等等动作对满族的说唱、歌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形成了属于满族特色的萨满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 纯正的满族萨满教信仰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风俗了, 只有个别满族风俗较浓郁地区的少数老人还信奉。祭祀是满族另一个重要的古老风俗, 无论宫廷和民间都十分重视。满族自皇帝至平民都重视祭祀, 满族祭祀种类繁多, 祭祀对象也很多。时至今日, 满族的祭祀对于大多数满族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范围缩小到家庭, 一般也不要求所有家人都参加。

3.3 传统民间艺术

满族传统民间艺术是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 它是满族先民的智慧在生活劳动中的结晶。和其它精神文化不同的是, 满族传统民间艺术在新的时期并没有完全没落,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 像满族秧歌、剪纸都表现出了这种发展生机。说部艺术是满族口碑文学艺术文化遗产, 堪称民族文化的精粹。但传承人极少, 因此国务院批准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对满族这种珍贵的民间文化的最有效保护。

3.4 民族节日的变化

满族是一勤劳勇敢的民族, 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它也有自己的民族节日, 如添仓节、太阳日、龙抬头、结缘日、民俗节、虫王节、马王节、颁金节、药香节、走百病、大祭等曾经是很隆重的节日,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些传统节日虽然与汉族相一致, 但满汉节日习俗不同, 春节, 元宵节成为最重要的节日。

3.5 姓氏的变化

满族姓氏同汉族姓氏一样, 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清族姓氏在《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了六百四十六姓, 又记谱外三十三姓, 加起来有六百七十九个姓氏之多。民国以后满族人大多数取了汉姓, 如满族八大姓: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罗氏、齐佳氏、富察氏、纳喇氏、钮祜禄氏, 分别冠以汉字姓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

结束语

可以这样认为, 满族传统文化由于大部分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不能很好的融入现代化价值体系, 因此已经随着社会演变而变成了历史, 即使有一部分物质文化如旗袍、饮食等随着文化的交流而成为地域文化, 仍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但从总体上说, 满族传统文化已经呈现出“历史化”的特点。

民族文化的交流是历史的必然, 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与时俱进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过多的失去自我的民族融合, 往往会带来民族特色的缺失, 甚至是民族的无声消融。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 了解了文化变迁的现状, 找到促使文化发生变化的原因, 保护和丰富我们多民族的文化特色, 延续民族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

[2]曾武, 杨丰陌.满族民俗万象[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第4篇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亚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争夺和活动的舞台；中亚处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等强大文明圈的夹缝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或控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中亚生存、发展、冲撞，逐渐形成了中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并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今天对中亚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

一 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的雏形（公元前529－19世纪后半叶）

1、文明的更替与交融

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侵入中亚并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希腊文明侵入，先后有亚历山大称帝和条支、大夏的建立。而希腊文明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62年，公元前3世纪，在中亚边缘地带建立了安息王朝，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文化，仍保存着波斯文化的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推翻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在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7世纪设安西都护府，汉文化就一直在影响着中亚，但是中央王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有限，经济联络和文化传播薄弱，所以最多是形式上的占领，中亚也只是成为中央朝贡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而一旦外在因素减弱或消失，中亚就将脱离中央的控制，重新回到独立的发展氛围之中。

7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事件，因为仅仅两个世纪的统治，却在中亚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经过12世纪的突厥系王朝、13－14世纪的蒙古风暴、14－15世纪的帖木尔帝国、15世纪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脆弱、分散、缺乏独立精神，从波斯、希腊到华夏，一个个文明的交替出现，闪耀在中亚广阔天地多则数世纪少则数十年，而留给今天中亚的只是些史书的记忆和考古上的印证。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原伊兰文化的主流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生命力。

2、专制主义与宗教的政治化

古代中亚是本土民族与非中亚外侵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常年的**与不安，中亚稳定的社会政治进程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亚还普遍保留着农奴制度，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封建主的私人财产，农民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部落的首领们可以随意剥削他们属下的任何牧民。中亚的三汗国时代，人民的一切生存权和财产权力也是受汗（艾米尔）的专制统治摆布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是专制的，既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社会准则，因此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汗国独裁统治者的意志。

中亚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具是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应该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同中亚本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亚政治体制的专制化，更加强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中亚各王朝的世俗君主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其信徒的精神导师，集政权、神权于一身。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宽容、包容和复合性的宗教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所以政教合一制在中亚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沙俄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沦落

沙俄政府为了控制中亚，使其更好地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在正式吞并中亚地区后，通过种种手段，利用宗教、制度和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统治，极大地摧毁和改变着原本脆弱的中亚政治文化，对当地民族的世界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宗教。沙俄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收买笼络宗教上层人士、委派毛拉借宣传伊斯兰教文化渗透、推行伊斯兰教“不干涉”政策，利用宗教工具将中亚各种族思想统一到沙皇俄国的意志上来。

2、制度。为了在政治上使中亚融入俄国社会，沙俄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文化归服中亚各民族。规定总督、省督军的军政领导权由俄国军人掌握，而允许“执政苏丹”管理一二百名哥萨克军队和其下军政事务，以此消弱汗权；重新划分原有部族间的分割，引入俄式军政合一制度，以此和消弱和基本瓦解部落制势力；建立骨干教育制度，以此培养中间亲俄势力，消弱伊斯兰势力。

3、移民。为了彻底占领中亚，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并为下一步地对外扩张做准备，沙俄大规模推行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从1871－1916年的46年间，俄国政府向中亚北部的移民就已经达到162.92万人。大量俄语居民的迁入改变了中亚很多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使中亚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和突厥文化受到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压制。

三 苏联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巨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苏联各个时期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取向，中亚各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政治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从烈度上来看，如果说沙俄时代中亚的俄罗斯化痕迹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苏联中后期，中亚旧有的伊斯兰化色彩的淡化就变得更加明显、而俄罗斯化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宗教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俄国的穆斯林，……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这样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下，宗教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事实是，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的打击，“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

其它的影响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世族政策各方面：

1、苏联成立前－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反对沙俄专制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民族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论。而因为列宁本人在世时间很短，所以这些有利于中亚民族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地贯彻。

2、苏联早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当政前期，基本遵循了列宁时期的对中亚政策。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绩和党内斗争激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开始取消民族工作，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中亚民族关系。

3、苏联中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人为地加速消灭民族差别，急于用“苏联人民”取代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苏联其它各族人民。在具体工作中忽视整合民族关系，强行各共和国经济按专业分工，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表明，沙俄时代遗留下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中亚并未得到清除，中亚各国的文化依然受到大俄罗斯化的压制和影响。

4、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的口号下，长时间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集中高强度爆发，从“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到“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再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邦”，最终解体。

四 独立后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1、复制的政治体制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找到一个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选择显现出若干特点，整体表现出局限性、借鉴性和整合性。中亚国家的独立没有经历长时期的探索与斗争，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一经独立即获国际社会认可与接受，中亚上层政治精英多是苏联时期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长期受到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和政治模式熏陶，在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取向上所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由于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脱离出来，在惯性选择作用下，中亚五国密切注意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举措，对于其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总统集权等重要内容都做了尽可能多的借鉴。在中亚政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俄罗斯因素。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亚地区在沙俄征服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雏形，沙俄的统治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唤醒这些沉睡了数十年的传统、文化和记忆，需要将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整合。

2、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苏联解体后，受到沙俄和苏联政权压制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迅速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组织、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数目迅速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面对如此大的信教群体，世俗政权也不得不在施政中制定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气氛日益浓重。

然而极端伊斯兰教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对极端伊斯兰教普遍保持戒心。所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很大弊病。特别是在近代，各国都出现了对这种弊病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了国家权利与宗教的分离。”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加速复兴和复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而慢慢趋于追求理性和秩序。中亚地区并没有出现其它伊斯兰教中心区那样的持续动荡和战乱，伊斯兰教是中亚政治文化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在中亚的复兴更多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回归、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和国家独立稳定的需要。

3、民族国家的强化

中亚五国各主体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从历史中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渴望从悠久的中亚政治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以此凝聚国民力量。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因为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近、民族跨界居住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各国对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力度非常之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对自身个性的确立、强调和弘扬是中亚整体政治文化中新的发展组分，必将对未来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主体民族，而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少得到重用。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教育，逐渐降低俄罗斯语的影

响力。号召世界各地的主体民族回归“祖国”等。

4、融入世界的努力

人类步入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将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中亚五国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偏于一隅而坐井底之蛙了。独立后的中亚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对外交流中，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努力融入世界的渴望。虽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丰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中亚国家正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中亚国家也在努力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外部世界，这也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如何在保持、恢复、宏扬本民族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化的成果，成为摆在中亚各国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亚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究竟去向何处，我们也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宏伟著，《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丁笃本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汪金国著，《多种文化力量任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日本财阀，治理文化的变迁 第5篇

明治维新（1868年）让日本走上了兴盛之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角是财阀企业。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认为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之路，并为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持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的财阀。

日本财阀因此而被强制解散，财阀家族持有的股份被卖给了公众。据估计，从财阀家族转让到公众手中的股份总量占了日本公司股本总量的40%。这导致日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时间成为公众持有企业股权比例最高的历史时期，1949年时约为70%，但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财阀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日本经济的中心。

根据战后解散财阀委员会的定义，凡是财阀母公司（本社）持股10%以上的企业均属财阀集团内的企业，包括由财阀子公司再往下控股的企业。按此标准计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四大财阀的资本总额占全部企业资本总额约1/4，四大财阀下属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资本总额则占到全部金融机构资本总额的一半。

财阀:家族控股下的企业金字塔

住友（始创于1590年）和三井（始创于1673年）是最老牌的日本家族企业财阀，兴起于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8年）。三菱的起步相对较晚，是从明治初期由岩崎弥太郎所创建的一个海运公司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时期，三井、住友等这样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时间的企业，都是100%的家族所有。完整、严格的家族宪章为其企业治理的基本原则。

明治政府为日本的传统家族企业和当时新兴的家族企业成长为大型的财阀企业集团提供了第一推动力，否则难以想象日本的家族企业何以如此强盛，并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统治性力量。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出资兴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但这导致了政府的大量负债。为了解决政府的财务负担过重问题，1880年明治政府大规模，但同时也是低廉地出售“国有企业”。三井、三菱、住友等当时已经有一定实力的家族企业都从中购买了一些重要企业，从而各自掌握了一些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金属、机械、造船和纺织等等。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财阀的真正“起点”。正是这些产业，尤其是矿山，为这些家族企业的扩张、进入其他领域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支撑。

如同中国的红顶商人一样，财阀家族与明治政府也发展出了类似的一种互相支撑、互相利用的互惠关系。如三井家族通过在最初几年的困难时期里大力支持了明治维新运动而得到政府的信任，承担明治政府的金库代理业务。这使其发展出了庞大的全国性的分支网络。三井物产，获得了日本国有煤矿优质煤出口业务的垄断经营权。当时这些煤出口到中国，利润十分丰厚，1876年为此建立的上海办事处就是三井走出日本的第一站。

业务扩张和引入优秀的家族外人才这两方面的需要，导致这些家族企业开始以组建新形式的企业——公司的方式开疆拓土，从事新事业。开始吸收家族之外的股权资本，包括公众资本，但是家族保持控股地位。这样逐渐形成了最上层是家族，家族持有绝大多数股权的财阀总公司（本社），往下是一层、二层、三层，并构成了层层控股的企业金字塔。

开放股权:向现代企业集团渐变

到了20世纪之后，在不放弃家族对企业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日本家族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外部股权融资，以至日本的资本市场得到了高度的发展。1936年，日本公司的股票市值总额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6%。即使是全球资本市场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公司股票价值总额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这让我们不得不惊叹日本历史上的这种家族企业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状态。除了股权集中度相对还是比较高之外，总体上可以说一种股东至上和股东所有权主导的公司治理文化。

财阀家族除了对本社（就是控制财阀集团企业的总公司）和重要的第一层子公司保持着很高的股权比例之外，财阀整体对下属企业的控股比例下降趋势十分明显。1929-1943年之间，除安田之外，四大财阀中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财阀整体持有下属企业股权的平均比例基本都从50%左右降到30%多一点。安田对下属企业的持股比例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因为安田在这一期间没有像其他三大财阀那样大踏步地发展，其下属企业数增加很少。不过从四大财阀1928年时对其第一层子公司的控股比例来看，安田已经是最低的，只有48.1%，而三井、三菱和住友对其一级子公司的控股比例分别是90.6%、77.6%和80.5%。

1945年，财阀被解散时，四大财阀企业集团中，三井和三菱的本社——母公司也都已经不是100%的财阀持有。三井和三菱是家族、财阀的第一层下属企业和财阀外股东共同持有本社的股份。三井是三井家族持有63.6%的本社（三井合名）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64.5%的本社股份。三菱是家族持有47.8%的本社（三菱合资）股份，加上第一层下属企业财阀总体持有58.6%。这种股权集中控制的程度基本跟当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差不多，也被认为是开放股权的第一步。直到被解散时，住友和安田的本社股权仍然是封闭的。安田是家族100%持有本社（安田保善社）股权，住友则是家族持有83.3%的本社（住友合资）股权，第一层企业持有另外的16.7%。我们可以按外部人持有其本社股权比例给四大财阀的股权开放程度排序: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财阀下属子公司和孙公司的股权开放程度要比母公司大很多，就对一级子公司的财阀控股程度来说，由高到低依次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二级子公司——孙公司的财阀控制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

从被解散后的日本财阀企业集团的所有权变化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已经呈现出其逐渐开放股权的趋势。三菱、三井等财阀企业集团也已经开始在母公司层面上扩大所有权开放程度，而对子公司保持着较高程度的股权控制，逐步向现代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模式方向转变。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实际会如何演变无从考察，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地与意大利家族企业做个对比。同样是战败国，二战前的意大利经济也是家族企业统治，但是没有引起美国人的痛恨，因此没有在二战后被强行解散。今天的意大利是大家族控制的大公司已经转为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剩余的则是汪洋大海一般的中小家族企业。如果没有解散财阀这一外部施加的激进制度变革，日本大概也基本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不会有下文要探讨的日本战后这种缺乏真正控制中心和总部的所谓“企业集团”了。

“系列企业”:交叉持股成就关系企业网

日本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究其根本，战后日本银行主导、法人相互持股这一“系列企业”制度可以说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制度根源。

日本政府的战时统制经济措施废除了家族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甚至一度以战时法令的形式废除了股东的分红权，企业经理直接听命于政府的计划官员，按战争需要组织生产。这直接奠定了战后股东退居二线、银行走向前台、经理和政府官员操控企业的所谓“日本模式”的心理和文化基础。解散财阀的举措，进一步割裂了明治维新开始积累起来的日本的股东主权文化和战后日本企业之间的联系。

战争和解散财阀作为“外部冲击”，隔断了日本的家族财阀企业按照其本来很强的股东主权主义的逻辑和逐步分散股权的路径，使其未能完成其向现代国际化企业制度模式自然演变的过程，但财阀还是为战后日本新形成的“企业集团”——系列企业，提供了重要并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战后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本身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就是财阀的“遗产”。在主要靠自我融资，资本相对短缺而又要保持控制的情况下，财阀下属企业之间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持股现象。以被解散时住友的主要企业股权结构为例:住友银行除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分别持有11.3%和24.1%的股份之外，其他住友公司持有16.7%，这样合计起来就保持了52.1%的控股权。住友信托银行的主要股东则是住友银行，住友家族、本社和其他住友公司是其小股东，总计持有45%。住友起家产业和核心企业——住友金属矿产的股权控制比较严，家族直接持有53.4%，然后是住友本社持有26.6%，加上住友银行和其他住友公司总计100%，完全为财阀自己拥有。我们从住友的主要企业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持股结构,而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只是解散了本社，并把家族持有的企业股份转卖给了公众，但没有涉及下属企业相互持有的部分。

解散财阀的结果，就是把表3中的住友家族和住友本社两个集中持有的股东变成了分散持有的公众股东。公众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持有大量股份，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就学会做企业的股东。而且战后日本普通民众极为贫困，以至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业之后，民众蜂拥而至，出售股票，为日本企业增加法人相互持股提供了充分的股票来源供给。正是财阀家族股份转卖给公众后股权高度分散所带来的并购威胁，以及“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这一财阀集团企业的文化遗产和经理情感要素等等，共同推动了战后日本企业的法人相互持股和安定股东制度的形成。以至到了1991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合计持有日本公司全部股票的比例达到70%，正好把1949年个人占有70%的状态翻过来了。

可以说，交叉持股是战后日本企业在其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和历史条件约束下所“生成”出来的一种在股权分散条件下，保持企业控制权的做法。我们习惯上笼统地说，英美模式是股权分散而日德模式是股权集中，这是很不准确的。事实上，日本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公司股权分散程度第三高的国家。

为什么面对股权分散和并购威胁，日本企业走上了交叉持股，而不是像美国企业那样采取一系列的反并购措施？这除了前财阀企业的交叉持股遗产及前财阀成员企业之间的情感联系等软性因素之外，法规方面的硬性因素，尤其是战后《反垄断法》的法人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公司法》的禁止企业回购自身股票（1998年修改）等起了重要作用。前者使美国公司抵御并购威胁的“白衣骑士”变成了日本公司的“兄弟姐妹众人齐上阵”，后者则使美国公司化解收购危机的回购股票做法（“绿色邮件”敲诈）在日本变成了必须由“关系户企业”来做。

看看现代日本所谓六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和构成，尤其是其中直接起源于财阀，并且延续了财阀商号的三菱、三井和住友，我们可以发现财阀的制度和文化遗产，尤其是前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相互情感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通常所谓的六大“企业集团”，实际上完全是两个类型。如果说三菱、三井和住友属于“父母早亡”之后遗留下来的“亲兄弟”们自然团结在一起的，那么芙蓉、三和和第一劝银，则属于模仿前者而形成的“结拜兄弟”。前三井财阀成员企业经理们是在1946年6月，三井家族委员会刚被解散后马上就开始了他们定期的“午餐会”。住友和三菱的财阀成员成立其各自“总裁会”的时间也很早，分别是1949年和1950年。相比之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新集团”，则是在日本战后银行主导的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的。三和集团是在1967年由44家企业结盟而成，第一劝银“集团”的形成更晚，它们于1977年由48家企业结盟而成。

“财阀遗产”成为了三菱、三井和住友这三大集团比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另外三家凝聚力更强，更像是“一个集团”的根本原因。仅是他们主要核心企业共享来自前财阀、传承几百年了的同一“商号”这一点，就是以银行为中心的新集团所不能比的一大优势源泉。而且，在成员构成和组织上，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也明显更为松散，主要是以作为其中心的银行的巨额融资为凝聚，与其说是“集团”，不如说是“互助会”或者“俱乐部”。这三家新集团，最多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金融性的企业战略联盟，各有一家大银行作为战略联盟中心企业。日立制作所同时加入了芙蓉、三和、第一劝银三个集团，这种自身已经成长为日本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性质的企业，它与其所加盟的“集团组织”之间，只是一种友好关系，目的是为了利用更多方面资源。

走向未来:国际化的公众公司

源自旧财阀的三大集团和以银行中心的三大集团所共同具有的主要特征就是主银行和交叉持股。但是这两个曾被作为其优势源泉的战后日本企业体制的主要特征，在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和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都受到了普遍的诟病。这种诟病并不仅仅是来自美国，在日本企业内部，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思和自主改革力量。

正是在缺少股东主权的约束和在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大量购买地产和股票，吹起了地产和股票两大泡沫，既葬送了持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也带来了十几年的“迷失”和艰巨痛苦的调整。金融业失败、制造业保持胜利，这是很清晰的战后“日本模式”的结局。

事实上，我们以前所熟悉，甚至津津乐道意欲模仿的那些战后日本企业的传统体制特征，从主银行、安定股东、交叉持股到终身雇佣等等，无一不在逐步地减弱和消解。

从1987－2003年间，股权被交叉持有的日本企业比例从93%下降到了83%,也就是已经有接近20%的公司不存在交叉持股现象。交叉持股所占的企业股份比例更是大幅度的下降,银行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6.70%降到2.99%，产业公司通过交叉持股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从10.67%降到了3.76%。与此同时，安定股份占全部企业股份的比例也在大幅度并逐年地下降。

也许现在就断言日本以银行为中心、通过交叉持股所形成的“系列企业”制度或说“关系企业网”已经宣告破败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比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那段时间来说，银行在日本经济和企业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在下降。从制造业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新兴大型国际化的日本集团企业，已经不再主要依赖银行融资，而是走上了全球资本市场，通过全球发股、发债来融资，并且由此成长为新型的日本企业集团。日立、丰田、索尼以及东芝、佳能、富士通等等这些真正并且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本集团企业，其运作模式已经完全不同于旧式财阀企业，也不同于经典的日本系列关联企业模式，以至一些日本学者认为研究这些国际化大公司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算是研究“日本的公司治理”问题了。

1910年开始创业、1920年正式设立的日立制作所，是原属旧日产财阀系的企业。日产财阀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与其他日本财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其开始就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家族，起步就不是家族企业。近年来，日立的改革步伐很大，日立系统在全球有近20家上市公司，已经整齐划一地按照2003年日本修正的《公司法》转变为了外部董事占1/3以上的“委员会制公司”。日立制作所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并且是在全球主要市场均上市。日立制作所上市的交易所包括日本国外的5个——卢森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纽约和日本国内的5个——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和札幌，共计在10个交易所有股票挂牌。日立股东总人数达41万，外国人持有其股权30%以上。作为日本“国际化”步伐迈得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索尼的股东基础就更为广泛了，在日本国内的5个交易所上市，在海外的纽约、太平洋、芝加哥、多伦多、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诗人海涅的故乡）、布鲁塞尔、维也纳和苏黎世等11个交易所上市，股东总人数83万。

巴渝蜀绣文化生态变迁研究 第6篇

一、警惕蜀绣艺术传承背后的“非遗”热

“蜀”是古时对川西平原的称呼,“绣”则是用丝绒或丝线在布帛上刺成特定的花纹图案。顾名思义,蜀绣是蜀地(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特有的刺绣工艺和作品的总称,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商代,蜀国的第一代君王蚕丛已经“教民蚕桑”(《汉书·杨雄·蜀王本纪》),因蜀地盛产丝绸,自古就有“蚕丛国”的称号。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的服饰纹样可知,巴蜀先人在古蜀国时代(商周时期)就已经学会刺绣。汉末三国时,蜀绣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已经誉满天下,常用于交换北方的战马或金属制品,是蜀汉政权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和经济支柱,蜀汉国丞相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时至宋代,蜀绣成为穷工极巧的工艺品。据南宋史家袁枢所著《皇朝通鉴长篇纪事本末》称:“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蜀绣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并在四川成立“劝工总局”,总揽蜀绣生产事宜,由于官府的重视,民间蜀绣盛行,涌现出众多的蜀绣家庭小作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扶持蜀绣生产,先后建立了三个刺绣合作社,并于1961年正式组建成了成都蜀绣厂,制作出不少高精产品。“文革”十年,蜀绣横遭浩劫,被冠以“散播封资修”之“罪”,摧残破坏殆尽,工厂被迫转产。改革开放后,蜀绣迎来了新的发展,在1982年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斩获殊荣。

近几年,由于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抱以高度的热忱,蜀绣因其蕴含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方寸之间能够领略数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且从形式、纹样、绣工到套线、布色,都经过精心构思、施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故而蜀绣收藏价值呈上升态势,更是在彭丽媛的名人效应下,引发狂热的蜀绣“非遗”热。事实上,蜀绣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市场表现得那么乐观,主要反映在以下三点:1.“赞誉无匹却市场销量不佳”是现阶段蜀绣发展状况的集中写照,尽管蜀绣精妙绝伦的工艺技巧被广泛认可,然而蜀绣产量和销售量却不见明显增长,蜀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中生产规模最小的。2.随着老一辈蜀绣大师年事越来越高,受蜀绣市场利润空间狭窄和就业难的影响,年轻人不愿从事蜀绣行业,造成传承人青黄不接,许多高超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蜀绣多以个人家庭作坊式绣场或工作室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规模小且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3.蜀绣依靠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口手相传,人才培养周期长、规模小,且素质良莠不齐,加之生产和销售缺乏系统的市场运作策略,故而未能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其他还包括行业组织机构不健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经营者营销意识匮乏等制约蜀绣发展的种种因素。上述问题是掩藏在蜀绣光鲜的“非遗”热背后的巨大危机,也是蜀绣保护与传承路上必须除掉的“拦路虎”。在传统文化缺失的时代,如何延续并创新蜀绣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如何找到创新的着力点是传承与保护蜀绣艺术的关键。

二、厘清蜀绣文化生态变迁包含的三对范畴

蜀绣是具有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文化载体。在通常意义上,某种社会形态的消失,也将带来某种文化形态的衰败或转型。然而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在将蜀绣原滋原味地保护起来还是产业化开发之间徘徊,并没有直视社会形态转变后蜀绣生存土壤的变化,没有从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消费取向的角度去思考造成蜀绣“曲高和寡”之生存境遇的原因。故而要谈蜀绣保护与传承,必须首先考察蜀绣历史生存环境和现阶段的处境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厘清服务对象、传承制度、经营方式等制约因素对蜀绣保护与传承的影响,进而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从朝衣贡品到日用器物——蜀绣服务对象的变迁

社会家学郑杭生认为:“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1]。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金字塔型:居于塔尖的是由君主、高级官吏以及大地主构成的占总人口极少数的统治者阶层,居于中部的是由中小地主、中下官吏、商人以及手工作坊主等构成的被统治者中的中间阶层,居于塔底的是佃农、手工业者、雇工等被统治者中的弱势阶层[2]。毫不意外的是占总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层牢牢地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绝对分配权。有着“织文锦绣、穷工极巧”美誉的蜀绣自汉代产生伊始就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并设管理机构(汉末三国时的锦官、清朝中叶的劝工局)专司为宫廷织造官服、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珍贵绣品,以软缎、彩丝为主要原料,融合单面绣、双面绣、异形异彩绣等刺绣技法,每每造价昂贵。明清之前的蜀绣以取悦贵族为目的,极尽繁缛雕琢之能事,成为宫廷和贵族追求高贵、华丽、新奇和高品位的象征,同时蜀绣也是统治阶级获取财政来源的重要手段。

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资料过剩和近代城市的兴起,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市民阶层的诞生,蜀绣已从单纯为宫廷贵族绣制朝衣贡品转而为市民阶层绣制日常用品。财力雄厚的富商和地主试图借助精美的蜀绣来点缀日常生活,故而民间蜀绣得到空前发展,逐渐形成行业。蜀绣织品除日常用品的绣品外,还有多种规格的欣赏品,如中堂、文斗、横批、条幅等。刺绣图案以民间流行的题材为内容,包括山水人物、花草虫鱼、翎毛走兽等等,常取吉祥喜庆等百姓心目中美好的愿望为题材。

辛亥革命后,旧的服饰制度被破除,受外来服饰文化的影响,做工精巧、造价昂贵的蜀绣工艺逐渐淡出日用服饰领域。尽管建国后试图恢复蜀绣生产,但因其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故而难掩颓势。改革开放后随着旅游业、礼品业、收藏业的兴起,蜀绣再次成为抢手的香饽饽。

综上所述,蜀绣使用主体的变化直接决定其功能和形式的变化。蜀绣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朝衣贡品,主要是满足其奢侈享受,审美功能大于实用功能;而市民阶层则希望蜀绣回归实用价值,满足日常之用;现阶段蜀绣被礼品业和收藏业青睐,重返做工精巧、装饰华美的旧途。如今封建统治阶层土崩瓦解,蜀绣失去稳定的消费群体,必然会导致需求量缩小,利益空间缩水,蜀绣从业人员大面积流失。

(二)从绣场作坊到职业教育——蜀绣传承制度的变迁

蜀绣始于汉代民间,妇女们在城乡深闺中将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借以寄托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在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挥肱织锦,展帛刺绣”(杨雄《蜀都赋》),蜀绣行业渐成产业和规模,朝廷还专门设置锦官来管理,故而成都又称“锦城”。

明清以来,刺绣在四川民间广为盛行,是除农耕以外的最主要副业。在川西坝子,不管城镇还是农家院落里,可谓“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习针巧”。其针法技艺在母女、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相互影响,不少家庭以蜀绣为业代代相传,从而逐渐形成众多小型刺绣作坊。道光年间,经官府批准,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蜀绣业专门行会组织——三皇神会成立。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如生产、销售等)利益的组织形式,表明蜀绣已从家庭小作坊正式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至清代光绪年间,政府提倡振兴实业,在成都成立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官方组织——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设计科,有高级绣工60余人,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

为解决传统蜀绣人才培养模式中出现的周期长、规模小且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蜀绣大师郝淑萍在2010年创办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试图以“郝淑萍蜀绣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为平台,联合企业开发特色课程并改革教学内容,申报开设服装设计专业(蜀绣方向),并于2011年6月揭牌成立了四川省内首个专为蜀绣设立的传承研习机构——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技艺传习所。此举标志着传统蜀绣技艺将同现代职业教育结合,以培养既有传统手工技能又具有现代设计思维的高职高专人才为教学目标,为蜀绣传承输入新鲜血液。

(三)从官府主导到自负盈亏——蜀绣经营方式的变迁

在“衣因绣而尊,便有等级之分”的古代社会,蜀绣的制作、销售常受朝廷控制,官家招纳绣工,提供充裕的原材料和生产场地,并设置专门管理机构(锦官、劝工总局等)主持蜀绣生产事宜,生产出的绣品专供皇室和贵族享用。面对宫廷源源不绝的订单,蜀绣艺人不用操心经营问题,专司改进刺绣工艺和扩大产量,这是明清以前蜀绣生产的主要特征。

明清时期,为满足富裕的地主和市民阶层的需要,蜀绣的从业人员急剧增加。宫廷对蜀绣的需求量相对有限,而市面上对蜀绣的题材和品质要求放低,专门生产衣裙、被面、枕套,帐幔、鞋帽等实用服饰品的蜀绣手工作坊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反而是曾经为宫廷服务的蜀绣大师,因其做工精巧、售价昂贵,无法为市民阶层享有,市场份额很难扩大。刺绣艺人为扩大产量、占领市场,将大量精力用于日常经营,忽视对技法的专研和创新,导致蜀绣品种更新缓慢。蜀绣从业者大多是手工艺人出身,市场观念和经营知识匮乏,仍旧是“居家刺绣,并租赁临街店铺售卖”的传统经营模式,绣品图案和类型盲目跟风,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品牌。

综上所述,蜀绣从前朝宫廷贵族追求享乐的奢侈品到当下服务于寻常百姓的日用器物,蜀绣功能完成了从“文”(重形式)到“质”(重功能)的转变。封建统治阶层的土崩瓦解导致对“造价昂贵、费时费工”的蜀绣珍品的需求量减少,蜀绣的经营方式从官府主导变成蜀绣艺人自负盈亏,行业利润缩水而风险增大,影响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令年轻人望而却步,蜀绣传承人出现断代,进而制约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故而,发掘和培育蜀绣稳固的消费群体,解决蜀绣产销之间的矛盾,是当下蜀绣传承和保护的关键。

三、结语

有着近三千多年历史的蜀绣是一部传承巴渝历史文化的“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在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被推至风口浪尖。“经济价值”“市场开发”“产业化运作”等词汇不绝于耳,似乎将蜀绣变作商品推向市场是蜀绣保护与传承的康庄大道。“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开发”,延续传统手工艺也远非只有市场化经营这一条路可以走。蜀绣是民族文化的D N A,“非遗”热背后的“强迁”和“改造”改变了蜀绣的基因结构,也只能视作迎合现代消费者口味的“绝活”。

摘要：蜀绣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刺绣工艺,与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前对蜀绣传承与保护路径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在将蜀绣进行“原真性”保护还是产业化开发之间徘徊,并没有直视社会形态转变后蜀绣生存土壤的变化,无法正确认识造成蜀绣“曲高和寡”之生存境遇的原因。

关键词：蜀绣,文化生态变迁,服务对象

参考文献

[1]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

探析黄河文化影响武术之变迁 第7篇

1 黄河的概况

黄河干流全长5 464公里, 9个省份都流经, “几”字形状, 奔腾着向东流入渤海, 沿途将30多条支流和无数溪川汇集起来, 流域面积达75万多平方公里。

源流段和上游段是黄河河道最曲折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是中游段, 然而下游段相对而言非常笔直。下游河道多受地形的影响往往游移不定, 尽管这样黄河始终也没有改变向东奔流的方向, 有时河水在山东丘陵地带向北注入渤海, 有时会在山东丘陵以南夺淮流入黄海。

2 黄河的发展变迁

黄河流域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 是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远在五六十万年前, 考古专家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蓝田猿人”化石, 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已存在。仰韶文化早在5 000多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已经出现。殷墟的发现, 证明了远在3 000年前, 古老的文明古国就已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建立起来。长期以来, 人们的生产生活始终都围绕着黄河,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的黄河, 波涛汹涌, 经常会出现洪水等自然灾害, 导致泛滥成灾。据相关文献记载, 黄河下游在二千多年以来, 溃堤的次数高达1 500多次, 发生过26次大规模的河流改道。再加上下游段的地势比较低平, 河道的坡降相对来说平缓, 使得水流的速度有所降低, 于是大量的泥沙便在河床上逐渐沉积下来, 每年沉积的总量平均都在4亿公吨以上, 其余的泥沙则会随着河水的流动逐渐到河口地区, 然后经过冲积作用逐渐向海的方向延伸, 以此形成面积巨大的河口三角洲。

流域内大面积的土壤非常肥沃, 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大大小小的山川众多, 景色秀丽, 世代生活在黄河边上的人口众多, 只要是水具备的属性它都有, 尽管中上游极有可能出现水土流失的现象, 但是随着泥沙的堆积, 到了下游就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平原。

3 黄河所体现的精神

黄河将众多的溪水河水汇集起来, 奔腾着向东, 这显示不仅仅是水本身所固有的属性, 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坚韧品质。而中国人所推崇的正是这种品格和精神, 从而逐渐造就了一种“温良”的民族性格, 这种看似如“毛笔”的温柔性格, 却能将中华民族的自强刚健书写出来,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宗法制国家的动荡不安, 搭建起便于人们进行交流的互动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并且对于周边国家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黄河文化对武术变迁的影响

武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象征, 所遵循的发展轨迹大致一样, 勤劳聪慧的中国人经过长期的研究逐渐将武术与血腥分离出来, 最初的时候武术以抗击、搏杀为主, 其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便是以杀人著称的军事武术。但是,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文明程度的日渐提高, 人文氛围越来越浓厚, 使得武术也渐渐被温柔的外衣和面具包裹起来, 原本搏杀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但是经过套路运动的发展, 武术本身的技击性技术也逐渐被改良, 再加上“武德”的柔化、规范、对习武人员行为规范的有效控制, 从而使武术的人性化、理性化以及人本化特点越来越明显, 非常接近黄河本身的“性格”, 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民族性格和文化的铸造与一定的自然生存环境分不开。

4.1 黄河泛滥所带来的影响

历史上的黄河经常会泛滥成灾, 中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生活在该流域的人群对这些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不经意间还会进行一些人为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传统武术得以传承的方法主要依赖的是口头的传授, 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会造成技击性技术的流失。长期以来武术在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 主要是以征战、搏杀、自卫功能和保家护院、匡扶正义等为主要责任和使命, 再加上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使其在发展中逐步自成理论, 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这些理论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玄虚特色, 如武术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等, 逐渐给武术笼罩上一层神秘感, 在经过“师傅”的放大之后, 故弄玄虚地将这种原本是身体的运动技能说的能量无比巨大。

然而, 十分奇怪的是, 中国的武术“师傅”们经常会将武术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洋弟子, 甚至部分“师傅”还会检查自己的真传是否出现遗漏的现象。洋弟子可能是语言上的不同, 自身素质差, 因此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全面且深刻的掌握武术技术的精华, 无论“师傅”讲解的多么深刻都不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任何的威胁作用。但是请大家一定要谨记, 不管怎样将武术教授给洋弟子从文化角度上也是一种巨大的流失, 比如日本的太极拳原先就是从中国传入, 经过发展之后现在的水平已经非常高。

4.2 黄河改道所带来的影响

黄河在历史上改道的次数非常频繁, 据统计有26次之多, 大面积的冲积平原也由此形成。武术深受其影响, 在发展过程中, 武术的“素材”和“养分”越积越多, 种类繁杂、体系完整的武术体系终于在明、清时期形成, 并且在地区人们的习武和练习当中逐渐形成各种门派流派。然而, 人们往往在面对这样庞大的技术理论体系, 通常表现出来的是手足无措, 难以实现全面的掌握与了解。因此不管多么厉害的武术大师都不能完全掌握其全部的拳种, 因而没有一位武术大师可以成为全中华民族公认的武术大师。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了武术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尽管武术拥有百花齐放的格局, 但技术的优化、衡量标准的统一才是体育得以发展的重要规律, 而这对于武术套路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在现代的竞技武术中大约有30%左右的规则被作为评判不公平的因素之一的重要评价指标。

5 结论

武术文化的有效传播, 是要在实践中将自身的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 将其中的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无限的放大, 并在此基础上将制约自身发展的各种因素剔除掉, 如“留一手”的问题。同时, 充分借鉴人类所铸造的先进文明成果, 积极的将优异的养分汲取出来, 避免固步自封, 学习包容和博大, 促进本民族文化韧度和张力的显著增强。

参考文献

[1]王智慧.社会变迁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与传承研究——沧州武术文化的变迁与启示[J].中国体育科技, 2015 (1) :173.

[2]陈威.近现代武术文化传承流变——基于一个武术之乡的考察[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5 (3) :165.

文化变迁 第8篇

从产生的方式上来说流行语可以分为新造词和老词新意。新造词总是伴随着新生事物而被大众接受的如“微博”、“低碳”;老词新意如“囧”、“极品”, 它们在历史流变中发生了转意。上述几个中文例子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以同样的归类方式, 下面我们对照理解美语中的官方新词和民间新词, 并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进一步发掘掩藏于字面下的一部分美国构词文化发展的趋势。

美国权威的《韦伯大词典》搜集并整理了2009年度新词。以下25个新词均摘自“韦伯大词典在线”。

1.acai巴西莓。语源:葡萄牙语 (巴西) 。时间:1868年。

2.carbon footprint碳足迹。人或企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在一段时间内碳的排放。时间:1999年。

3.cardioprotective保护心脏的。词性:形容词。时间:1984年。

4.earmark专项款。一项国会的规定, 将一笔资金投进某工程、项目或单位。时间:15世纪。

5.fan fi ction YY版小说。对于感情深陷小说中的粉丝们来说, 仅仅是看小说还不够过瘾, 他们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小说中的人物设置故事, 然后发上论坛与其他粉丝一起分享。当然原作者也鲜有对他们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进行追究的。时间:1944年。

6.fl ash mob快闪族。网友们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约定地点和时间做一件事, 完事后离开。时间:1987年。

7.frenemy伪友friend和enemy的合成。表面上是朋友, 而背地里却伤害、暗算对方。时间:1997年。

8.goji枸杞。语源:中文。时间:2003年。

9.green-collar“绿领”的。词性:形容词。即参与环境保护的。时间:1990年。

10.haram被伊斯兰经律所禁止的。词性:形容词。语源:阿拉伯语。时间:1979年。

11.locavore土食者。local和-vore出于环保的目的, 只吃本土生长或生产的食物的人。时间:2005年。

12.memory foam记忆型发泡棉。这是由聚氨基甲酸乙酯和一些能令其增加粘度和密度的化学成分。时间:1987年。

13.missalette弥撒。missalette是一种定期出版的弥撒 (missal) 在人们集会时使用。时间:1973年。

14.naproxen甲氧萘丙酸, 又称“萘普生”。是一种抗炎、解热、镇痛药。时间:1971年。

15.neuroprotective保护神经的。词性:形容词。

16.parmacogenetics遗传药理学或药物反应遗传学。研究个体间遗传差异而导致对同一药物不同的反应的学科。时间:1960年。

17.physiatry物理医学及康复学。时间:1947年。

18.reggaeton雷击顿。语源:由西班牙语 (美国) reggaetón而来, 这是一种起源于波多黎各并混有加勒比节拍的音乐。

19.shawarma沙瓦玛。语源:阿拉伯语中东地区常见的烤肉卷, 也被称为中东地区的三明治。时间:1953。

20.sock puppet论坛“马甲”。

21.staycation宅度假。在家里或离家很近的地方度假。时间:2005年。

22.vlog视频博客video和blog。

23.waterboarding水刑。一种刑讯方法。把水强行灌入被审者的口鼻, 让其产生溺水感。时间:2004年。

24.webisode网络视频短片。由web和episode缩合而成。是指一段视频, 它可能已在电视上播出或未播出, 这里特别是指电视节目。时间:1996年。

25.zip line拉链线。时间:1984年。

这25个词所涉及领域如下:

网络文化:fan fiction, flash mob, sock puppet, vlog, webisode

医疗健康:cardioprotective, naproxen, neuroprotective, p armacogenetics, physiatry

艺术:reggaeton

舶来语:acai, goji, shawarma

环境保护:carbon footprint, green-collar, locavore,

政府行为:earmark, waterboarding

宗教:haram, locavore

社会生活:frenemy, staycation

材料技术:memory foam, zip line

1 医疗健康的反比

上述词中涉及“医疗健康”、“网络文化”和“环境保护”所占的比例很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当代美国人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方向。科学各领域的专业词汇不胜枚举。在上述词条中, 有像“physiatry”、“parmacogenetics”这类医学专业的词汇大量涌入2009年的新词表, 而事实上这些词大都产生于20世纪中期, 由于近年来反复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 才入选09年度《韦伯大辞典》的新词表。根据近年来众多医学词汇的涌入及普及程度我们可以推知美国人对健康和医疗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大幅提高,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G8集团国家2006年度人均预期寿命排行榜”。在8大工业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寿命排在倒数第二。据英国《卫报》2007年8月31日的报道, 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缩短, 高昂的医疗保险费用和持续升高的肥胖率, 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速食时代, 美国人的健康状况遭受严重考验, 情况不容乐观。美国人的快节奏生活方式, 包括衣、食、住、行, 并不被所有国家所认可。首先, 美国人在对饮食是否健康的问题上有所忽略, 以为追求了“快”。世界知名的快餐店“Kentucky Fried Chicken (肯德基) ”、“McDonald (麦当劳) ”、“Burger King (汉堡王) ”等都来自美国, 而这些快餐中主打的炸鸡、薯条都是高油、高热量的食品。当然, 美国有高标准的食品卫生体系能够保证公民食品从原料到加工再到入口是卫生的。可是另一方面, 高频度的生活节奏让他们无暇顾及自己食用的产品原料是否也符合“安全卫生”的原则, 人类受贪欲驱使用最短的时间制造出成本最低的产品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2009年, 美国导演Robert Kenner的纪录片《食品公司》 (Food, Inc) 以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镜头为我们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下, 蓬勃发展的美国种植业、畜牧业背后不为人知的操作流程。在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见为了缩短生长周期, 牧场主是如何让肉牛弃绝牧草而改吃玉米;我们食用的炸鸡是在如何惨绝人寰的情况下被喂育而成的;当今世界上为何凭空生出许多怪异的疾病。除了以极快的速度消费“垃圾食品”来换取能量, 另一个让美国人“折寿”而又推动现代医学发展的因素, 即美国人注重“养生”。这是美剧屡见不鲜的场面:主角感到头痛便来到洗手间, 打开壁橱从里面拿起一个小药瓶, 拧开, 倒出一粒药来, 然后含一口水, 头一仰, 把药吞了下去。这粒药就叫做“aspirin (阿司匹林) ”。要么主角就是在夜不能寐的时候猛吃安定。这反应了美国人的处理紧急事务的普遍特点快速、极端。平时忙忙碌碌或者玩得疯疯癫癫毫无禁忌, 觉得不舒服了就吃“阿司匹林”, 直到真的生了病就去看医生。因此, 美国人一看病通常是急症, 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解释美国医学为什么这么发达。如果说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理念在于“治病于无病”, 那么西方的现代医学则重在应对“已成”的病症上。

2 多元化与一元化的悖论

网络用语的激增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 而是世界普遍性的。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 各种新词因为网络新技术的应用而产生。与其将它归入美国新词, 不如置于“这个时代”的词库里。然而, 我们又不能忽略一个根本的问题“互联网”起源于1969年的美国军方, 其发展革新的技术也一直是由美国研发并最早开始应用的。如目前广泛应用的Java技术诞生于美国SUN公司。根据2008年中央党校的报告推算, 由于目前美国掌控着“十六进制”技术, 在互联网上扮演着“游戏制定者”和“运行控制者”的角色, 因此每年许多国家上网用户须向美国支付各种费用。可见美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实力与垄断, 网络用语在美语新词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是美国科学技术领航世界的表现之一。

站在网络文化的角度看, 一方面来说, 这些新词能让母语非英语的人士感到很亲切, 因为它们的内涵我们都理解, 甚至可以在汉语中找到与之“一一对应的词语”, 只是发音不同罢了;但另一方面, 这些外表各异、实质同一的词汇却是全球一元化的表象。这种由美国这个标榜多元文化的国度所缔造的不可逆转的一元化将全球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将他们的差异日益缩小。

3 环保意识的提升

环保的话题一直是美国非常关注的。毋庸置疑, 美国的环境保护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端, 出现了许多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 比较极端的甚至有“吃垃圾”族 (Freegan) 。Freegan是free (免费) 和vegan (素食主义者) 的合成词。这一反消费主义的理念源于1990年美国的西雅图和波特兰。他们并非无力支付生活成本, 而是主张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生活, 从垃圾中获取可再利用的资源甚至是食物。

尽管如此, 污染问题仍然存在, 比如匹兹堡的超市里大塑料袋都是免费使用, 居民缺乏垃圾回收和节约意识, 一次性发泡餐具的使用情况也令人堪忧。追溯源头, 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硕果和极大的便利。然而这些硕果和便利可以让铁块飘洋过海, 让铁块飞越苍穹, 甚至载着人类登录月球。但是为了遵从能量守恒的原则, 人类要生产这些铁块, 并让这些铁块运转, 必须耗费更多能源。能源的消耗产生大量对人和自然有害的物质, 污染了城市、河流和大气。先进的科技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快感让人们狂欢之余忽略了它作用于环境的副作用, 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整体破坏。对经济发展的渴求也让许多政府采用“先发展, 后治理”的原则套取既得利益。经过一系列实践和调研, 西方人渐渐发现这样做得不偿失。依赖发展获得的短期效益根本不足以弥补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环境的复苏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美国人民也在自我反省。

文化发展趋势也是整体民族意识趋势走向的体现。近几年, 美国好莱坞的影片将环境议题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搬上了屏幕。2004年, 灾难大片《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警醒世人全球变暖最终会导致冰河时期的提前到来, 把人类折磨得只剩最后一口气后, 再活活冻死。2006年, 竞选失败的戈尔推出了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这部纪录片的影响力相当惊人。该片让环境污染这一命题成为重磅炸弹。美国不断遭受的飓风和海啸也让美国民众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迫在眉睫。随后福克斯的《2012》灾难大片上演, 环境主题日渐成为美国主流影片推行文化中的一大元素。

4 兼容并包的力量

舶来词是否能够较完整地保留其发音并融入外语可以体现词源国影响力的大小。英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 据Encyclopedia Americana记载, “The Englishlanguage has vast debts.In any dictionary some 80%of theentries are borrowed.” (1980 Vol.10, p.423) .英语以盎格鲁-撒克逊语为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融入英语, 现代英语终于形成。今天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更加广泛地吸收了亚洲的语言, 比如日语“寿司” (shushi) , 汉语“豆腐” (tofu) 。这种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行为表现了美国“开放”的民族心态, 这种心态的产生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历史上对待移民的态度看出, 直至1620年, 乘“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英国清教。

词汇的发展和衍生折射出历史、文化。仔细观察中国输入美国的词语, 我们发现除了“Confucius”、“Tao”、“Kungfu”、“Yinyang”等少数带有深刻文化内含的词 (这类词大多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 为英语世界广泛认可外, 其他则多是仅仅为命名之便, 如:“goji” (枸杞) 、“longan” (龙眼/桂圆) 、“Mahjong” (麻将) 等, 这类词一般涉及形而下的具体动植物或其他物品等。而从英文舶来的中文词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如我们常挂在口头上的“WTO”、“WHO”、“GDP”、“GNP”、“NBA”等不仅使用了其英语内含, 也沿用了其发音。

通过上述新词的分析, 我们能够获悉美国社会发展的局部特征和民族意识的某些动向。

另外, 通过对词的分类和归属, 我们也能感到词汇作为一种人类交流的工具, 历经千万年流变。每一个时代都将特定的文化、历史乃至政治取向烙于其上, 因此这种抽象的符号不仅仅是交流工具的一部分, 它的产生变迁都折射这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兴衰荣辱。

参考文献

[1]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韦伯大词典) .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与构建 第9篇

关键词：消费文化,变迁,构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 将世界带进后工业化时代, 并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文化范式大幅度调整, 出现了现代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为表证的媒体文化、消费文化, 根据它的主流形态, 我们称之为大众文化。新世纪以来, 这种新型文化建立在以现代科技发展为基础的消费社会之上, 存在于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它对传统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活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

一、消费文化的一般特征

1. 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统一。

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我们地球文明得以长期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尽管有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气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但作为人类,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星球地球上, 我们都具有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都拥有相似的自然资源, 都要通过吃、穿、住、行来求得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基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 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仍然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在当今世界, 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整个人类的消费文化就是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有机统一。

2. 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

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来源于消费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消费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纵向的流动, 是人类世代之间消费文化传授和继承的结果, 其中包含着许多世代相传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风俗、消费习惯等。通过这种传承, 消费文化获得了一种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之一。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和其它社会意识一样, 最终还是由社会存在来决定。社会存在变化了, 旧的社会历史条件被新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代替, 也就必然有新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各种科学技术成果在社会中的日渐普及, 以及社会总财富的不断增加, 消费文化必然要反映这种时代的变迁, 并随之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甚至呈现激烈、大幅度的状态, 在体制变革和经济飞跃时尤其明显。任何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文化都是稳定性和变异性的有机统一。

3. 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统一。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 任何民族和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统治整个社会。在消费社会中, 由于消费神话的出现,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丰盛的商品培养了人们对物质的盲目崇拜, 只要对物质有兴趣, 人们就会自觉、主动地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者, 而不再需要强制性的灌输和胁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有强大的控制力, 因为消费活动已经日渐成为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消费主体的培养和建构, 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的强力控制, 并且这种控制隐藏了政治性的目的, 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二、中国当前消费文化的变迁

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 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2]。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消费文化的说法, 从根本上说, 都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决定的。消费文化的变化、走向, 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方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只是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更应该包括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消费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 把握我国当前消费文化变迁, 对于提高和扩大高层次的消费领域, 提高消费的文明程度, 净化社会环境, 以及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 我国目前的消费文化所呈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消费结构从物质型向精神文化型转化。

一个人的消费是同他的文化水平有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人“要多方面享受, 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 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3]。比如, 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或“温饱型”需求条件下, 开始把消费主要转向满足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 并体现着人们对人生价值目标的追求。这正是人的真正价值和人类社会真正进步和发展的体现。

2. 消费需求从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

具体而言是指一般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村消费者 (部分高收入阶层和少数贫困地区低收入农村居民除外) , 其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的消费倾向, 是商品消费领域比较充裕, 人们的收入在同一时期内的投入向多样商品、多种消费领域、多种精神文化领域等的一种消费文化。

3. 消费行为从情感型向理智型转化。

消费者越来越考虑购买消费品的“性价比”, 也就是说, 不是以绝对价格的高低来判断是否购买, 而是看是否“划算”或“物有所值”, 只有在同种使用功能的情况下, 价格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是理性消费最典型特点, 也是消费者成熟的标志。

4. 消费观念从低层次温饱型向追求高层次质量型转化。

近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已从吃、穿、用的消费序列向吃、住、行的消费序列的演变。消费支出中, 住房、用车、劳务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一般商品支出比重显著下降, 并出现了如债券、股票等一些新的投资消费热点。这是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质量提高上升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当前消费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消费问题, 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高收入群体低层次消费问题突出。目前我国不到20%的高收入群体掌握着超过80%的居民储蓄, 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二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直接导致高收入者消费层次较低, 消费不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还不很高, 服务业残缺不全, 跟不上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三是崇洋式消费日益增多。与此相反的是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消费不足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为明显。

三、中国合理消费文化模式的构建

要构建合理的消费文化模式, 首先应明确合理消费文化模式的理念, 即应当确立“可持续”的消费文化模式, 树立生态化适度性的消费文化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消费文化精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 人类如何对待周围的自然界, 实际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 是人类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 构建中国合理的消费文化模式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必须坚决反对消费主义。

当前, 我国的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众行为, 也就是攀比性的超前消费现象。它会造成奢侈浪费、暴殄天物等不良社会风气, 瓦解人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意志。因而, 必须坚决予以反对, 并采取各种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实实在在的抵制。如通过加强个人收入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和监管, 通过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和其他相关政策来制约消费主义。

2. 调整优化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反映着消费的内容、质量和水平, 是整个国民经济一系列重大比例因素之一, 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阶段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调整消费结构。

3. 重视对消费者的消费教育。

要建立以合理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文化, 关键是教育。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 个人消费取向较为多样化, 要引导消费者形成一定的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消费行为, 必须培养消费者正确理解社会的、自主的、合理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能力。

4. 努力解决农村落后地区的消费不足问题。

为解决我国农村低收入消费不足的问题, 概括起来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措施:首先, 综合推进农村体制改革, 完善农村各项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其次, 拆除城乡壁垒,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这样, 就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把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真正发挥出来, 缓解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最后, 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 如人口控制、资源保护、环保建设、教育不足等。

参考文献

[1]周小仪著.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40.

安庆禅宗文化历史沿革变迁 第10篇

关键词：安庆地区；天柱山；禅宗文化；皖山禅

一、达摩禅法中国化——中国禅的发迹时期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历经千辛万苦从印度来到中国，开创佛教分支——禅宗，并加以宣传，达摩祖师提倡壁观方法进行修炼，但这种修炼要达到的境界是普通老百姓所达不到的，而且此时佛教经义较晦涩难懂并不被民间所接受。公元527年，姬光经神人指点改名为神光，来到少林寺参拜达摩祖师。但达摩祖师不予理睬，他立雪门、断左臂以示佛心，感动菩提达摩将衣钵授予神光并赐名慧可，后二祖因躲避宗派纷争和北周武帝灭佛之难，来到今太湖、岳西一带进行传法，这也为以后中国禅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在北周武帝下令断佛道二教的形势下，慧可禅师于550年前后辗转来到安庆太湖境内的司空山，在此地修建道场和依山洞建刹（即“二祖禅刹”），因此此地也成为“禅宗南传的第一个发祥地”，它北与今潜山县天柱山（又名皖公山）即三祖僧璨道场，西与蓟州黄梅（四祖道信道场）、东山寺（五祖弘忍道场）并誉为长江流域“禅宗金三角”。从禅宗二祖慧可到六祖慧能在皖江地区聚徒讲习，弘扬佛法，形成了以天柱山为中心的禅宗文化，也使初祖达摩提倡的禅宗思想逐渐中国化。

“二祖慧可的禅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公案：‘忏罪’、‘调心’、‘偿债’。[1]三个公案显示二祖慧可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禅法中国化的问题，初步建立中国禅的架构，二祖慧可禅师可谓是达摩禅中国化的第一人，赵朴老称道：“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的禅宗”[2]，“二祖禅是以诸法性空入世，以不离世间觉出世，以和同是非、不辨无诤为入道方便。有方便既有自在，于心自在，于法自在，于世出世间法自在，此即是禅。”[1]二祖提倡以追求人的自由的入世出世作为人生努力的方向，以此来解决人的尘俗烦恼问题，发扬“禅在人间，禅在世间”思想，主张禅法面向实际生活，落实到具体社会生活中，在实际活动中陶冶自己，从中得到佛度。二祖慧可提出的入世出世以及入道之便的禅法思想，虽主张深入实际生活中，但只是提出中国禅的基本框架，并未完全解决达摩禅中国化的问题。

在禅宗发展史上，三祖僧璨是重要的指标，初祖达摩禅师将禅法带到中国，当时人们对其非常陌生、遇而未信，至二祖慧可时，人们逐渐信而未修，在三祖僧璨时才有信有修，对达摩禅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五灯会元》中记载：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谒二祖，在司空山侍奉二祖前后六年，后二祖付他衣法并附谒曰：“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3]卷一 / [5]47 三祖僧璨受度佛法后，隋朝开皇年间（581-600），来到安庆，隐住舒州皖公山，圆寂于天柱山朝天坊菩提庵，后改名三祖寺并修建三祖寺塔作为三祖宣扬佛法的道场。三祖更加提倡禅在人间思想，他把宣扬佛法的范围由原来的达官贵人逐渐扩大到下层群众，他在深山僻静之处设道场，深入下层弘法，而且一改传统传教方法：一是变过去的“游行僧”为定居设坛传法；二是改“不立文字”之说为著经传教。三祖僧璨在天柱山弘扬佛法期间，他专心著作《信心铭》，将佛法教义记载下来，对后世禅修者具有指导作用。有学者称《信心铭》是禅宗第一部经典，开创了以文字研读佛教经义的先河，与《六祖坛经》并称中国化的佛门典籍。在《信心铭》中可以看出三祖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迹象，这更使佛法深入人心，提倡佛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现实生活。三祖僧璨的禅法思想弥补了二祖慧可中国禅方法论上的缺陷，使中国禅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特点，推进中国禅的初步形成。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沙弥道信来到潜山拜见三祖僧璨，后跟三祖服劳9年，“祖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法。谒曰：‘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3]卷一 / [4]49 得衣钵后，四祖道信就到蓟州黄梅双峰山弘法。四祖道信提倡农禅合一的禅风，“传统的清一色的‘念佛是谁’的天下从此打破了。禅法更加多样化，由门内走向门外，由寺庙走向田野，禅与生活、劳动打成一片。”[6]16四祖道信将禅法与下层百姓生活相连接，主张自给自足、自己劳动的禅法风尚，使禅法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并被以后五祖、六祖所继承弘扬，六祖在《坛经》中：“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充分反映了中国禅的完善。佛法开始面对现实生活，指导人们进行修养，避免了单一崇拜与繁琐的哲学理论。

二、唐宋时期——发展繁荣时期

中国禅完成五次传承之后，到禅宗五祖弘忍，改变之前传承方式，虽然仍将衣钵传于六祖慧能一人，但五祖弘忍后禅宗分化成南能北秀两宗，扩大禅宗传播范围。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中，“自修自悟”是六祖慧能修禅的基本原则，他主张“禅机的获得，重在自证自悟……六祖还说：‘佛是自性作，莫是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4]21开创了中国佛教禅宗中“南宗”一派，提倡“通过禅修，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或者可以说一种直觉的辩证法。”[5]晚唐时期，南宗传播之势蔚为大观。

唐武帝时期出现“会昌法难”，但安庆作为长江地区禅宗发展较早之地，在盛唐时期，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安庆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唐朝安庆地区众多寺庙得以兴建，如唐天宝年间，玄宗下旨在司空山修建无相寺（二祖寺）；舒州别驾李常将三祖火化得到舍利放于塔旁边，唐代宗诏赐塔名为“觉寂”；据《太湖县志》记载，唐代在五祖弘忍栖息之地修建了西风禅寺，该寺原名狮子庵，坐东朝西，吸引大量信众来朝拜。到了宋朝，安庆禅宗得到进一步发展，寺庙修建规模更加扩大，伏虎禅师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在安庆（今宜秀区）筹建了三城寺，该寺为两进，砖木结构，该寺在地方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经常帮助无家可归之人，普度众生，以此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不远千里前来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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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是安庆佛教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虽经历“会昌法难”，但总体看来安庆佛教文化在此时期得到发展，禅宗南宗得到发扬，而且安庆临济宗也得到传播，在唐代，临济宗杨岐派在四面山大中寺已开坛传法，普度眾生，到北宋时期，宋仁宗敕于岳西县妙道山建金璧寺，供奉临济祖师神像。临济宗的发展和壮大同时扩大了佛教禅宗南宗的影响，禅宗提倡“佛法在人间”和农禅合一，与百姓生活结合，寺庙香火旺盛可见信众之多。

三、明清时期——衰落低潮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虽也有一些佛学大家，但佛教发展受到阻碍，统治者对佛教实行严格管理和打击民间宗教，百姓产生信仰危机。明清时期安庆寺庙经济发展较缓慢，多数寺庙都过依靠山林，接近化缘的日子。据《锁口山》碑记载：“寺之灵衰不常，僧之去就不一。”安庆诸多寺庙出现这种情况，僧人人数不固定。在明清时期，安庆寺庙内部矛盾较尖锐，寺庙田产纠纷时常发生，这为寺庙管理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安庆寺庙经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受时代更迭和战争的影响，掺杂了佛教与世俗的种种矛盾，交织了僧尼阶级与不同阶级信众的冲突，使明清时期安庆佛教曲折发展，寺庙经济呈现下滑趋势。

在这一时期，安庆浮山地区佛教文化衰落最为突出，该地区寺庙田产和内部纠纷日益尖锐。据《明史·地理志》和《安庆府志》记载，明洪武年间和弘治年间安庆府户数和人口数分别为52038户、401699人和48479户、626683人，在一百余年中，人口将近增长2倍[7]，而且《中国移民史》中说：“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至此时，迁入安庆府的江西饶州、九江等府籍移民约为27万，徽州府籍移民约为2万，从全国其他地区迁入的移民约2万。”较快增长的人口和移民的增多，到明朝中后期，政局动荡，人心涣散，他们对宗教信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明朝对佛教进行了严格控制，仅有的佛教资源难以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宗教信仰需求，所以这一时期农村宗教信仰大量兴起并在禅宗思想指导下形成民俗。到了清朝人口通过休养生息得到继续生长，清朝继续加大对佛教的控制并且开始压制农村宗教信仰的发展。而且清初出现了一种众多明末文人因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变和思想转向的背景下做出“逃禅”的痛苦选择的社会现象，他们坚守儒家的气节和对“亡明”的患贞，他们遁入空门，有得提出反对佛教思想。可见他们并不是完全皈依佛门。

戴名世认为佛教分为两种，一是儒之佛，二是佛之佛。他反对佛之佛的思想，认为“佛教把儒家的性命精微说，变成了‘明心见性’说，并蛊惑人心的宣传福田利益和生死轮回，迷惑了许多世俗的人，甚至迷惑了许多士人。”[4]113戴名世不主张去除儒之佛，而是反对佛之佛中的佛理，觉得社会上许多错误思想来自于佛，如轮回生死之说，佛提倡人不仅注重今生今世，而且贪想来生来世，为佛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的农民起义，也是安庆佛教文化发展的黑暗时期之一。咸丰三年，声称百万雄师的太平军队伍向长江中下游进攻，清政府与太平军交火，使安庆饱受战火。然而关键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安庆后他们到处破坏老城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基本上全部被严重毁坏，大部分也无法修复。“这里说的破坏，并非战争行为，而是政治宣传的需要。太平天国虽然公开打的是‘反清’口号，但其精神支柱是‘拜上帝会’。而洪秀全思想体系的精髓，就是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以他为中心的信仰，并由此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正因为如此，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一切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都是反动的，必须破除的。”[8]30尤其在太平天国初期，他们刚刚进入安庆城，正如史式“在农民军为何不能进城”中所说：“农民军能够行军作战，能够吃苦受难，就是不能进大城市。一进了大城市……军纪松弛了，一直庞大的队伍就可能一朝瓦解。”[9]130太平军所到之处基本都是洗劫一空然后弃城而去，这中间最多的“洗劫”就是对安庆佛教等宗教建筑的破坏。

四、总结

安庆佛教文化经过禅宗六位祖师的开坛讲法，点化大众，提倡农禅合一，面对生活，使禅宗开始走向田野，与百姓生活、劳动相结合，推进了达摩禅的中国化进程。在唐宋时期，安庆广修寺庙，普度众多善男信女，出现安庆佛教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到明清时期，安庆佛教开始与政治生活联系密切，虽出现一些佛学大家，但这时统治者严格控制佛教资源，打击民间宗教，安庆佛教文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受到严重的摧毁，发展一时停滞。到近代安庆众多著名寺庙得到各位信众的募捐得以修缮，以供信众朝拜。

参考文献：

[1]丁希勤.皖江地区宗教文化略述[J].池州学院学报，2009（1）：47-52.

[2]王晖.“大祖禅师”慧可考─—兼论慧可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J].法音，1994（03）：19-24.

[3][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朱洪.灵山秀水：安庆佛教文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5]任保鹏.六祖惠能的禅学思想[J].读书文摘，2014（8）：7.

[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1997.

[7]张建初.皖省首府老安庆[M].安徽：黄山书社，2005.

[8]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从文化变迁看高考英语科目改革 第11篇

目前, 教育改革已经涉及到了高考科目改革, 改革的重点是英语学科。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改革方案, 我国将在未来三年以内实施新的高考改革计划, 其中英语学科将不再作为基础性学科出现, 而是以社会化的考试形式分批分次出现在各阶段的考试当中。同时, 数学和语文将分割英语科目的分量。英语学科的基础性地位被分化, 要正视英语高考的改革, 就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出发。

一、高考中英语学科的产生

清朝末期, 在西学东渐的思潮影响之下, 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并以传教的方式首先开办了有英语课程教学的教会学校, 当时的京师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也先后开设了英语课程, 把西方的教学理念引入到了我国的传统教学中。在洋务运动中, 对于外文资料的翻译以及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实践了英语教育的成果。清朝末期我国第一批掌握英语技能的人才就是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 教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教育体制近代转变的进程。后来的戊戌变法与西方传教士宣扬的教学理念都对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正面的冲突, 成为当时社会的热点, 清朝末期的人文社会科学传播速度被提高。十九世纪中后期, 科举考试中加入了新内容,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 中国兴起了西学的热潮, 清政府将英语并入到了传统教学当中。到了二十世纪初期, 英语被清政府定义为主要学科, 自此, 英语成为我国近代教育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外语学科。英语学科是在1908年被纳入高等学堂考试中, 英语被纳入高考是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 由于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大肆侵略, 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地位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严重, 同时, 这也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 英语学科在我国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确立下来[1]。

二、美式教育对高考英语的影响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 民国政府认为我国教育体制应该效仿西方国家, 实行西学教育, 将英语定位学校的主要科目, 同时, 废除一切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1930年以后, 我国教育界掀起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 而后, 国民政府同美国达成了协议, 同意其在我国设立教育基金会。建国前期, 我国教育体制中就将英语列为了仅次于国文的课程, 很多留学生加入了中小学的英语教学队伍当中, 使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的英语教学已经实现了独立, 不再由教会控制, 在在实际的英语教学理念中, 西式教学的思想还是起到了主导作用。清朝政府灭忙以后, 国民政府的教育理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 其教育方式趋于西化, 与此同时, 由于当时政局的动荡, 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 文化层面的先进性始终影响着我国的教育制度, 利用英语的基础教育作用, 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当代人才,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三、共和国时期的高考英语

抗美援朝是我国近代首次向西方列强的主动出击, 从此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西方教会在我国的办学历史也因此而彻底结束了。我国开始了学习苏联的现代化历程, 国家教育部在1953年废除了多个高等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 阻碍了英语基础教育在我国的开展, 虽然后期逐步恢复了英语专业的教学工作, 但始终无法消除当时对英语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在冷战时期, 我国才开始了独立思考我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体制, 1962年, 正式恢复英语学科在高考中的地位, 并明确了英语的学科重要性, 教育部将英语定为我国的第一外语, 这对于缓和中美关系, 转变我国传统教育思想, 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文革又让英语教育一度陷入了低谷,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英语学科才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3]。

四、高考英语的未来

英语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多次的起伏, 但最终英语还是进入了高考科目中, 其基础性教育的地位将始终存在。英语是目前国际使用范围最广的语种, 也是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工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想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紧密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前几年, 美国海军将汉语设置为第一外语, 这也足以证明了汉语在现代美式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英语作为工具学科, 其基础性地位不容质疑, 但未来的高考英语将逐步实现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 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一方面也从更深层次上重新认识英语教学, 高考英语也将以开放的形式出现。

结论:英语是我国教育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作用和价值不言而喻, 在未来的高考中, 英语科目将逐步实现社会化, 充分尊重学生对于英语科目的选择, 提高国民对英语的认知, 转变英语学习的观念, 使英语能够真正用到实处。

摘要：多年来, 英语一直都是我国高考中的重要科目, 作为三大基础性学科之一, 长期以来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关注。而近年来,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考英语面临着重大的变革。本文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待高考英语科目的改革, 分阶段对高考英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并对我国高考英语科目的未来发展方向展开了科学的预测。

关键词：文化变迁,高考英语,改革

参考文献

[1]刘毳.高考英语科目的地位演变与政策导向[J].考试研究, 2014, 01:24-28.

[2]刘海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首先是英语?[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01:96-9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