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的口号（精选8篇）

五四爱国的口号 第1篇

人民小康乐翻天，举国共庆大中华。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爱家的人才能爱国。

爱国主义是一种生动的集体责任感。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位卑未敢忘忧国。

盛世共贺，举国同庆。

时光荏苒，爱国依旧。

志存九天，心系华夏;扬帆起航，为国争光。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笑看江山今朝醉，繁荣河山今日美。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我为生在中国而骄傲，我为长在中国而自豪。

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妈妈。

团结起来，我们是一家人!

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想自豪的说声：我是中国人!

国在心在，国强心强。

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

爱我中华，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强我中华，维护世界和平。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我以我血荐轩辕。

爱国英雄给民族带来光荣，专制暴君给民族带来灾难。

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为了新中国，冲啊。

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

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瞒人之事弗为，害人之心弗存，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

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我们的成长，您的富强，您是我们共同深爱的母亲。

加强健康知识教育，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流逝年华无法还，长存唯有爱国心。

为中国喝彩，为祖国祝福!

我是中国人，我骄傲。

五四爱国的口号 第2篇

青年”的爱国精神

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爱国是永远不变的旋律，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与战乱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强的国就不可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不可能有幸福快乐可言。爱国情怀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因此以爱国为基点的“五四精神”既是时代之需、社会之需，也是个人的修为之需，好好传承并发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责任。

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需要我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五四精神”是时代精神，教诲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新一代，我们青年人要敢于责任，担任起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主动性，不怕多做事，不怕做小事，不怕事情的繁琐，不怕时间的紧迫。坚守在生产的第一线，坚守在保障安全的环节点，坚守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面对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做到事无大小，力求尽善尽美。我们广大青年就像是一块块青砖，只有众人的担当才垒成那万里长城；又如一台运转的机器，少不了各个部件之间的相互配合。我们只有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能凝聚忠诚于热情。

弘扬“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需要我们热爱工作，积极进取。“五四精神”不是口号，是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发扬。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岗位、更要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让我们牢记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含义。让“五四精神”深入人心，发扬光大。

五四时期学生的爱国运动 第3篇

一、学生爱国运动的渊源起因

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 欧洲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野蛮侵略的方式不断获得和扩大在中国的非法特权和利益, 尽管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推翻了腐败的封建满清王朝, 但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依然受制于帝国列强的横政暴敛, 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挽救中国、富强中国的决心和措施, 国运不济。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借口对德宣战, 迅速出兵侵占我国山东青岛, 强占胶济铁路, 并于沿线驻扎兵营, 设立民政管理机构, 发行日本军用票据, 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1915年, 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二十一条》, 出卖中国主权与利益。接着, 段祺瑞政府也勾结日本帝国主义, 秘密签订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山东善后协定”等卖国条约。上述种种行为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在校学生组织和团体的强烈愤慨。

1918年, 作为一战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 并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日本在山东各种权利”和“废除二十一条密约”等三项合理要求, 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怂恿霸权和西方列强的暗地支持下, 这些合理要求不但遭到巴黎和会的拒绝, 而且会议还明文规定日本享有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更为令人气愤的是, 北洋政府对于这样明目张胆的强盗逻辑议案, 不仅不去据理力争, 反而强压指示中国代表签字认可。这种恬不知耻、卖国求荣的卑劣做法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长期积压的愤怒火焰, 并由此引发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始发的学生爱国运动, 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在五四运动时期, 广大爱国学生通过游行请愿、街头演讲、抵制日货、号召罢市等多种抗争活动, 极大地展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充分的正义要求, 推进了民主与自由精神的广泛传播。

二、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形式

1. 游行请愿。

在五四运动时期, 游行请愿是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比如在1919年6月底, 来自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请愿团以及在京的留日学生等到北京政府总统府新华门进行了一次大型的游行请愿活动, 要求面见当时的总统徐世昌, 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收回山东主权”、“惩办卖国贼”等合理要求。尽管受到卫兵和军警的种种阻挠, 但学生代表等一直坚持守候在门前, 并向围观过路群众进行爱国宣传。在学生请愿代表在北京展开游行请愿的同时, 山东、天津、上海等其他地区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类似斗争,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 中国代表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19年7月、8月间, 反动军阀马良在济南制造了枪杀爱国人士的“济南惨案”, 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潮和公愤, 为要求惩办马良, 以京、津两地学生为主约三四千人在北京总统府前游行请愿。

在向政府递交的请愿书中, 学生代表们痛切陈词:“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 平日已无毒不作, 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 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 肆行荼毒, 草菅人命, 动触腹诽, 市井日惊, 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 廿世纪民权昌明之世, 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蛮横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言辞犀利、掷地有声。但是, 腐败的北洋政府军警却将部分学生游行请愿代表逮捕。为营救被捕代表, 时任天津学生联合会领袖的周恩来即刻率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 在总统府门外表达抗议, 并发动舆论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广大爱国群众的压力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 执政当局最终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学生的爱国游行请愿活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2. 街头演讲。

五四运动时期, 广大爱国学生利用自己在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和所见所闻, 围绕爱国救国、唤醒民众、激发意志、号召反抗等主题展开了多样化的街头演讲活动,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和城市乡村, 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一段时间内, 众多演讲学生每天清晨就为讲演活动做好准备, 他们冲破政府警察厅、教育厅的禁令, 到城市中心、学校医院、街头田间宣传爱国进步思想, 包括“收回我国山东合法权利”、“打倒卖国贼”和“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等内容, 他们在演讲时表达出的真切内容、痛陈言词和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听众, 以至于有时听众越聚越多, 几乎连道路都堵塞了。

后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张太雷在天津东大沽和洋货街演讲时, 听众最多的一次达到600多人。以他为代表的学生演讲团由于演讲内容言辞凿凿、情绪热烈, 许多群众听完之后都非常感动, 主动为他们送水添茶, 有的直接上前, 饱含深情地说:“先生们讲的话真对, 如能一月来一次, 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 充分展示了街头演讲活动的良好成效。

五四运动时期, 天津各女校爱国青年联合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积极参加街头演讲运动, 并由邓颖超、郭隆真分别担任演讲队正、副队长职务。演讲队通常以五人为一小组, 每五组为一小队, 深入街区和乡村开展演讲活动, 她们的演讲内容主要包括:“外抗强权, 内除国贼”、“收回青岛”、“拒绝巴黎和约”、“不作亡国奴”、“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后来内容又扩展到“争取民族独立平等”、“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包办婚姻”、“婚姻自由”、“男女社交公开”等反帝反封建的具体方面, 特点鲜明。尽管当年演讲队走到哪里, 警察也挥舞着木棒跟到哪里, 但是激情澎湃的人流筑成了坚强的血肉长城, 不是警察的粗制木棒所能驱散的, 总是这个角落刚刚被驱散, 那个角落又筑起了更厚实的人墙。这些事实充分说明, 五四时期学生街头演讲活动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 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冲垮的。

3. 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时期, 广大爱国学生积极组织扩大斗争力量, 通过组织学商联合会、学工联合会和学农联合会等形式, 强调使用国货, 抵制日货, 号召民众从平时生活点滴做起, 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开展的经济、政治侵略予以有效打击, 取得了初步成效。

吉林学生联合会坚决声援北京学生, 谴责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学生们当时以“吉林青年团”的名义, 纷纷走上街头, 散发《国耻纪念!》、《勿忘国耻!》、《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经济绝交!》等传单, 宣传抵制日货, 号召广大同胞“团结御辱”、“必得从事运动”、“不要沦为亡国奴”。为此, 吉林女师的音乐教师王羽琴还专门谱写了一首《抵制日货歌》, 歌词唱道:“东洋货, 最不好, 奉劝那诸公别买了, 买了回来惹人笑, 色不好, 又不牢, 暗暗里把中国送掉了。”

在五四运动时期, 学生们提倡使用国货, 抵制日货的斗争声势很大, 他们带头不穿日制花纱布衣服, 不戴日本草帽, 不点日本洋油灯;他们组织社团发表通告, 通知各家商店不准贩卖和运输日货, 监督封存日货;他们轮流到日本人开设的店铺门前执勤, 劝阻中国人进店买货。凡此种种抵制日货的斗争,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施以了沉重的打击, 为中国国货的生产和销售撑腰, 极大地宣扬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4. 罢市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 由于在北京游行请愿、街头演讲等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北京军阀政府无情的镇压, 许多学生遭到逮捕入狱。为此, 北京学联紧急呼吁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声援, 从而激起了全国许多地方的罢市爱国浪潮, 大大影响和推动了各界人民的爱国运动。

1919年6月, 山东济南学联会要求省议会出面召开了全市各界代表大会, 集中讨论如何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等问题。当时一致通过决议, 由学联会负责于6月10日起, 具体组织和发动全市实行大罢市工作。按照会议要求, 学联会对有关罢市问题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比如宣传和号召罢市时, 如果遇到军警阻拦和干涉, 一部分学生要围着他们讲道理, 另外一部分继续演讲发动群众;如果军警强用武力进行干涉, 学生也要强硬对待, 如遇逮捕, 就集体沿街高呼, 发动组织群众营救, 不畏缩后退;如果遇到军警强制要求开市, 就发动群众共同进行阻止, 坚决不让开市。类似这种有组织、有纪律、有方案的号召全市大罢市的学生爱国行动直接冲击了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 扩大了爱国运动的范围, 形成了全国各地民主爱国行动的合力。

三、学生爱国运动的后期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 由学生运动率先倡导的革命风雷在神州大地上空激荡, 影响和激励了一代知识青年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而进行无私奉献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

五四运动期间, 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爱国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相互结合, 在先进思想文化影响和感召下, 众多在校学生和留学生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 宣传介绍、相互交流《新青年》、《创造》、《新潮》等进步书刊杂志, 启迪思想, 开阔视野,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正是由于五四时期学生爱国运动的开展, 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和于方舟领导的新生社为代表, 形成了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组成的革命社团组织, 青年学生组织为最终党的建立形成了良好的骨干团队。

在五四运动后期的1920年4月, 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指派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为了尽快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之后, 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同时为注意教育和培养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广大有志青年, 1920年8月, 陈独秀委派俞秀松和张太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仿如一道曙光划破夜空, 在东方熠熠闪烁, 中国革命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王聪, 王诚宏.1919:五四运动述略[J].世纪桥.2009 (10) .

[2]李东朗.五四运动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J].中共党史研究.2009 (6) .

“五四”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吗 第4篇

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也在“五四”一周年时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是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

世界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流

“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理想支撑着的爱国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清末民初是民族主义狂飙的时代，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在列强竞争的险恶环境中，中国自不能不讲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可能病变为帝国主义，也会伤害自身。然而，在欧战刚刚结束、列强虎视眈眈的1910年代，抛弃国家主义专讲世界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浪漫天真？在世界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疑惑。梁启超承认：“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他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坚守个人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傅斯年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则是世界的市民。在现代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对欧战的反思所产生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一场抗议西方强权的爱国运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具有了普世性的正义价值和理想目标。

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被认为是“新世纪”中的“新潮流”。这并非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个别人的理念，而是当时普遍的思想现象。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学生创办《国民杂志》，蔡元培校长大表支持，不仅予以经费援助，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又提醒说，比较起国家，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蔡元培的忠告影响了一代年青人，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胸怀是宽广的，他们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价值。1920年初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发刊词》上明确宣布：“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应该明白宣布‘凡有利于一国而不利于世界者不为’。”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不以一国一域为沟壑，而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

当作为个人与世界的中介物的国家淡化之后，“五四”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便发生了直接的沟通。以提倡“人的文学”而出名的周作人说：“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的及家族的。”他将人类与个人之间所有的中介物，从民族、国家到乡土、家族，通通视为虚幻的偶像，唯一真实的只有个人与人类。五四时期所特有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是：个人无法独善其身，自证其人生意义，个人（“小我”）只有在人类（“大我”）之中才能得以完善，实现自我之价值。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不是“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个性的背后有对人性的普遍理解，有天下大同的全球价值，即所谓“大同小异”的理想世界：“小我”不妨自由发展，却共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份价值和同一个“大我”。

那么，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欧战结束之后，中国知识界、舆论界一片欢欣鼓舞，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在其背后有公认的全球价值，那就是公理。公理作为一种代替了传统天理的近代世界观，在晚清民族主义狂潮的背景下，被更多地解释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竞争进化论。到了五四时期，公理被重新赋予了与启蒙思想接轨的价值内涵。什么是公理？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再是物质的实力或国力的强盛，而是文明的程度，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这一启蒙价值观，深刻地根植到爱国学生的内心深处。当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的不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是普遍的公理，他们不仅为民族的利益外抗强权，同时也是为普世性的全球价值而抗争。

当抗议巴黎和会列强的爱国运动声浪日益高涨之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延续5年前《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提醒国人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要以理性作为感情冲动的基础。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种“理性爱国主义”背后所坚守的理性，正是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尺度的公理。

爱国狂飙始于五四时代的结束

“五四”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年代，知识分子们虽然屡经挫折但坚守公理，坚守那个时代的灵魂：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相信一个“新纪元”、“新时代”、“新潮流”到来了。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各种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条条道路通罗马，万条溪流奔大海，最后都归向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

當20世纪的中国深受革命乌托邦戕害，到世纪之末反思和批判乌托邦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时候，我们虽然承认革命乌托邦的现代起源来自五四的各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但不得不厘清：后来变质为冷酷残暴的革命乌托邦，与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乌托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乌托邦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目标，内含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价值。具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是以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

不过，“五四”这种以世界主义为情怀的爱国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到1922年以后，世界主义乌托邦逐步幻灭，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曾经占主流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号召的反抗型民族主义思潮。曾经一度低沉的孙中山借助第三国际的支持和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重新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他强烈批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世界主义，将之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说清之所以征服中国，乃是明代的读书人接受了这套世界主义理想，暗示世界主义行之于今日会亡国灭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国族文化色彩，与其倡导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断裂和游离。不过这种诉诸种族与国粹的民族主义恰恰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的需求，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敌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场，反抗型民族主义为整合各阶层的政治热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识形态。而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五四爱国征文 第5篇

4月28日晚，我院中西医结合系于在图书馆多功能厅召开了“五四”表彰大会。表彰大会后，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演讲活动。来自全系的16名同学走上讲台，激情飞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展现了当代青年的风采。

5月8日，我院中医医疗系团总支、学生会于在全系学生范围内举办了弘扬“五四”精神演讲比赛。中医医疗系各年级共有14名同学参加比赛，相关年级辅导员、班主任及学生代表担任评委。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中医骨伤方向本科XX级张昀、中医学本科XX级王丽、羊红玉同学分获一、二、三名。

5月20日晚，我院团委，学生会举办以“弘扬五四精神实现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演讲比赛，比赛在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学院组织部部长王杰、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吴俏燕、院工会主席李锐、院团委书记张艳等7名老师应邀担任评委。比赛紧紧围绕“五四”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展开，选手们激情洋溢的演讲一次次将比赛推向高潮，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最后，党委宣传部部长吴俏燕老师为本次比赛作了精彩点评。她充分肯定了选手们的出色表现，同时针对一些不足的方面提出了建议。

五四爱国运动 第6篇

关键词：五四爱国运动，觉醒，反抗，意义

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历史过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1日，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

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现代运用：

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94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它依然活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奋斗中。

1919年5月4日，这个既象征着狂飙般的社会运动，又具有沸腾的思想文化内涵的日子，已经过去94年了。虽经94年的栉风沐雨、岁月销蚀，但“五四”却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活着。说它活着，是因为在今天人们仍在对它的一切进行着不绝的争论与不竭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94年前出现的“五四”，至今还具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是的，“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也不是寻常的暮鼓晨钟，更不是被供奉的彩塑，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炽热地活着。活在人们的争论中，活在每一次历史的大变迁后的思考中，活在一代代中国人对五四代表人物历史命运的不衰兴趣里，也活在人们总是在用它来与现实生活的对照中„„。

作为一支精神火炬，它之所以永不熄灭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那场运动中，青春的炽热与愤怒的烈火点燃了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吗？

我们说“五四”之所以还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它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铸就了一种不可违背的“政治铁律”。当年运动的参与者以极为高涨的喋血神州的爱国精神唤醒了几亿中国民众，并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一犀利而鲜明的口号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不仅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使它具有一种更为长远至今仍存的意义。我们所以称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与“民主”正是这场运动为现代中国定下的“政治

铁律”。94年来的历史在不断证明：无论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豪强，还是搅浊浪、倾天河的阴谋家野心家，谁不尊重遵循这个“政治铁律”，谁就会被历史唾弃，灰飞烟灭。从北洋军阀到“四人帮”概莫能外。

我们说“五四”还活着，它在现代的应用，还因为它“活”在那个94年前已经提出，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中。这个理想就是中国人追求了近百年的“科学”与“民主”。如前所述，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但它并不是一种盲目的、排外的爱国运动，而是把爱国与学习外国有机结合的运动，把抗议列强侵华辱华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加以区别的运动。在主张大胆地、有鉴别地努力地学习外国的同时，“五四”的领军人物又反对食洋不化的照搬。对这些主张与态度给予最准确、最简洁表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名篇《拿来主义》。人们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殊不知，我们民族脊骨上这“最硬的”一块却是来自先生对世界先进文明的认知，也来自他对中华民族性冷静的剖折与评判。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这种高度理性的“拿来主义”态度，才第一次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稀缺的“科学”和“民主”写在了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上。

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像五四时期的中国青年那样，有那么一股“大胆地说活，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鲁迅语）的闯劲。像五四的热血青年那样，秉承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主题，弘扬《新青年》先驱身上的宝贵精神，为“中国模式”的创新发展、“中国道路”的科学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马克思早就悦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五四”前夕的毛泽东曾经这样形容过“我”与“宇宙”的关系，他写道：“吾从前„„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当然不是蝇营狗苟的个人，而是指被旧礼教旧宗法所压抑的人的尊严和人的创造力。因此，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90年前的“五四”，我们也可以说，“五四”并不是历史的回声，它依然“活”在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奋斗中。

所以说，五四运动在现代的应用是影响非常深远的！！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

1919年，此时已距民国草创八年。而我故国大地却因军人各自为政，混战不已，不仅让民国政府威信扫地，也让民国徒有虚名。国内混乱不堪，便让外国势力有机可乘。故，蒋中正公的“攘外必先安内”不失独到眼光。但其推行不合时宜，遭时人唾弃。

至1928年，形式上形成以南京政府为正统的中华民国，方始中国在对外上重新以一个声音应世。之前的17年中，我国之外交，其混乱与糟糕是触目惊心的，1919年巴黎和会即为一证。

外交的失败，引起国内觉悟者尤其是学生的不满，最终引发了1919年的了五四爱国运动。这样一向以蛮横闻名的北洋政府做出让步。而这次运动不自觉地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以后运动作了启示。后人评价之高，恐怕让当事人也是始料不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轫，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起点。

我对1840--1949年这段历史，年少时是不太喜欢。因为晚清、民国给了我们太多的耻辱，某种意义上讲110年里中国沉沦得太多。或许会看到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春秋战国，三国两晋，晚清民国均是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可圈可点的人物太多，而且有些仍不失魅力让后人为之向往，其中就有学术之自由。

历史步伐回到了1919年，思绪也追溯到了巴黎和会上，乌云密布就一定预兆着悲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从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没有在和约上留下任何笔迹。东方睡狮还是没有凶猛的抗争，赢得掌声，难道是切实的利益，胜利的果实会降临到我们的头顶吗？弱国无外交，此刻一点也毋庸质疑。

雷雨交加，一个不好的征兆，山东问题未能如愿解决，一群华人和留学生满脸的愤慨，无奈与悲痛，顾维钧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解释与满意的答复吗？惟独用鲜血染红巴黎和会，让有良知的各国代表知道他们的媾和是中国人用生命换来的。然而，他们在烈火中真的永生了吗？

各国代表们正襟危坐，等待着亲手一笔后将带来无限的利益，中国代表心情是沉重而又是忐忑不安的。顾维钧走到了红色的和约本子前，讲了一席让中国人听了热泪盈眶而又为之骄傲自豪的话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代表团不能签字！中国人会永远记住这沉痛的一天！”合上了和约，大跨步的走出了会场。凝聚的空气终于流通了，广场上空的云朵也散去了，呈现出蔚蓝的天空，久久回荡的钟声也在称赞中国，中华民族崛起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19年，我们的1919年，中华民族一个不同寻常的1919年。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向前翻转，中华民族的明天将由我们去谱写华丽的乐章，跳动的音符此刻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让我们把真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个人论述

今天，世界正处于总体和平的大环境之下，但是各国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它以新的形式在新的领域，展开着更为激烈的斗争。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也带给了我们新的威胁。而我们是青年的一代，先辈的努力使我们有了安定舒适的生活，我们应该无愧于我们所享有的幸福和安定，生活的富足不应该使我们丧失斗志和迷失最起码的信仰。

画家之责在于尽显自然之美，歌者之责在于谱写生命之音，青年之责在于壮祖国之强大。今年是纪念五四运动94周年，94年一晃而过，也许肖克俭的尸体已溶解在深厚的泥土中，也许他的尸骨正滋润着一株幼苗，也许正如这株幼苗一样，他的精神正感染和带动着新的一代人。

影片《我的1919》深沉厚重，哲理精邃，充满爱国主义思绪。影片以沉重的笔锋，拨开历史尘封，重现了1919年风云激荡的巴黎和会。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没能收回权益，反而蒙受屈辱。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凭着爱国良知和外交才能，顶住压力，坚持公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面对列强，公然说不，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而表现这段历史的鸿篇巨制，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第一次。

五四爱国运动 第7篇

学习本课作为教师需要依据学情，按一下几个步骤来完成： 一，给学生讲明白本课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可以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阶段。第三单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在本册书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课主要讲述了五四运动的有关知识。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条件。二，教学中要实现教学的三维目标

知识与能力

1，了解五四运动的背景、过程、性质及历史意义等有关五四运动的基本史实。2，通过结合材料引导学生分析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培养学生阅读材料，提取

有效信息，并结合已有知识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分析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通过分析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判断其性质，得出它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结论。

过程与方法

1，本课要重点突出“五四精神”，增进学生对“五四精神”的理解，激发和调

动学生的爱国热情。通过组织学生结合已学知识进行课堂讨论，明确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精神源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

2，在学习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时，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

然性，正确理解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

3，本单元学习结束后，将开展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的主题班

会。

五四时期北大师生的爱国情怀 第8篇

一、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1916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其地位仅次于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 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进步运动, 为五四运动出谋划策, 也通过各种方式保护爱国学生, 后来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

1919年5月7日, 在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 陈独秀致函正在上海接待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的胡适, 向他通报了北京运动的情况, 并通过胡适转告杜威等国际友人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进步运动。信函的大致内容是:4日午后, 北京近四千名学生在天安门聚集, 前往英美使馆抗议;学生们游行至曹宅, 将章宗祥打伤入院;目前舆论基本偏向爱国学生一方, 但也提及打人放火触犯法律;现在有30多名学生被捕, 我们应设法营救并避免有更多的学生及报社等机构受到冲击。11日, 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开设五四运动专栏, 作为主编, 陈独秀利用该专栏加大对学生的舆论声援。在首篇创栏文章中, 陈独秀写道:国家的幸运在于政府身后有一大批爱国国民在支撑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抵抗外敌的力量就来自于团结一致的爱国国民;外国人看不起中国, 甚至中国灭亡的话, 其根本都在于我们没有团结一致;现在只有一部分学生在街上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但他们是可怜的, 政府要法办他们;如果国民们没有丝毫团结一致的爱国心, 学生将会被逼上绝路, 大学就会关门, 政府外交就会无休止地溃败, 笑到最后的唯有日本人。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仅唤起国人的爱国心、支援五四运动, 更尖锐指出了曹章陆并非运动应真正讨伐的对象, 在幕后卖国的是腐朽的北洋政府。五四运动爆发后, 陈独秀逐渐从大学里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转变为政治兴味浓厚的革命家。受五四运动的思想熏陶和五四运动爱国政治力量的鼓舞, 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市民运动中。五四学潮在陈独秀的串联和领导下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罢工、罢市的社会政治运动。1920年9月, 陈独秀辞去在北大的所有职务, 将所有精力致力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二、胡适:五四运动的理性对待者

胡适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发起人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后, 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 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教务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在五四运动中, 胡适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对待学生运动, 充分展现了他爱国情怀中理性主义的一面。

胡适并未像陈独秀那样直接领导五四运动。运动爆发时, 他还在上海与蒋梦麟一起接待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杜威。胡适从报纸和陈独秀的信函中得知了当时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运动的具体情况。1920年5月4日, 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 全国五四运动的余波犹在, 胡适在《晨报》发表纪念文章, 谈到他一年来对五四运动的思考:持续已一年的运动可谓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大事件, 效果自然有好的一面, 它激发了学生的精神与关注国家社会命运的兴趣, 也很好地锻炼了学生们的办事能力、组织能力、演讲能力和求知能力, 学生们从中累积了许多团体活动的宝贵经验并获得了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 这是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所在。然而, 胡适也理性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其他方面,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个在不正常的社会中出现的不正常的现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主要政治活动与革新、制度的批判与制定都应该是成年人去做的事情;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说, 求学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权利和义务, 学校之外的其他事务都不应用学生作为主力军;然而在中国这个被一群成年人和老年人糟蹋的变态社会里, 各个阶级都不愿站出来予以干预和纠正, 所以本不属于学生的社会政治责任落在了学生们的肩上, 这是变态社会的悲哀;学生干预政治并非学生所愿, 而是被政府和社会逼出来的。中外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子, 如汉代和宋代末年的太学生上书;明朝末年的结社;清末的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中的留学生参与革命;俄国、德国革命中的学生运动;以及朝鲜、印度等国独立运动中出现的学生力量等等。

胡适强调学生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可长期存在下去。他从上海返回北京大学后, 明确反对学生用罢课的形式表达诉求, 认为罢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也助长了逃学、依赖集体、失去个性的不良风气。除了罢课, 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爱国情怀, 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学校, 让学校代表学生整体以适当方式表达社会、政治诉求。这样既成全了学生又保护了学生, 既敦促了政府改革又降低了社会冲突的烈度。总的来说, 胡适并不反对五四运动, 而是与陈独秀一样, 非常肯定学生的爱国主义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胡适的爱国情怀在五四时期保持了爱国、自由、民主与理性之间的平衡。

三、梁漱溟:以法制思想书写五四运动独特一页

梁漱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 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到任北京大学之前, 梁漱溟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秘书一职。所以, 在五四运动中, 崇尚宪政主义的梁漱溟更多从法制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梁漱溟极为关注五四运动, 他支持和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精神, 但坚持以法律的视角反对运动的暴力破坏行为。1919年5月, 梁漱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诚然曹章陆三人罪大恶极, 但在他们没有被公诉公审之前, 是享有法律保护的公民。而一些行为失当的学生纵火打人则是现行犯, 依法应遵判服罪。爱国是没有问题的, 但急于求成、侵犯施暴于人则是在借民意胡闹。中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就是法制缺失所造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如果要爱国救国, 就更应该遵守法制、弘扬法的精神。梁漱溟坚持法律至上, 任何爱国行为都应该在法律界限内进行。梁漱溟进一步认为, 学生要求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变革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专制和奴性思想, 改变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狭隘的利己主义, 而法制正是关乎所有政治、社会、思想变革成败之根本。梁漱溟的言论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强烈争论, 也遭到了激进爱国师生的批评。

参与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在运动之前倡导以民主、科学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运动, 却鲜有人提倡法制这一西方民主、科学的基石。至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大潮翻腾, 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法制空缺的时代。对五四运动, 梁漱溟从整体而言并不反对, 历来主张西方宪政的他此时用独有的法制呐喊声为五四运动的内涵增添了独特一页, 对中国的法制史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 五四运动还是展示了梁漱溟以法制救国的爱国情怀。

四、五四运动时期北大其他师生的爱国情怀

除了上述五四运动时期出自北京大学的几位重量级风云人物, 北大还有数千名师生曾为五四运动摇旗呐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如客观上为五四运动在荟萃精英、揽贤聚才方面做好准备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运动先驱和领导者之一的李大钊;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活动总指挥傅斯年;组织学生集会游行的北大学生会主席、中国学联第一任主席段锡朋;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的北大文科学生罗家伦;等等。他们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继承和书写了极富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精神, 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在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以及后来通过运动所浓缩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精神在北大校园和中华大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 1999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