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精选6篇）

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第1篇

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六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旗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这条道路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和方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就要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新要求的认识，更好地发展人民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就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保证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是我国政治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都不能偏废。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自觉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就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要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领导人民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领导干部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好地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各级干部务必牢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必须秉公用权，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愈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让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就能让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出来，使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第2篇

而在列宁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等到”冬宫炮声“响起的时刻，资本主义的链条终于被炸得断裂开来，社会主义理想第一次结出了轰动世界的果实。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正如电视中那位接受采访的专家所言：”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成为现实，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然而在十月革命胜利74年之后，就在俄罗斯原来升起镰刀铁锤图案旗帜的那块土地上，苏联共产党却丢失了执政权，社会主义的旗帜在1991年的12月31日，又黯然飘落了。于是不少人提出疑问：这样悲哀的结局，是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不行了?有人甚至坦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白白浪费了七十多年时间!“他们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长段历史，完全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

究竟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上发生的这种曲折?十月革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功是祸?对于今天这类困惑人们的问题，列宁其实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8月20日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就作出了回答。他说：”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

列宁讲得多么深刻、多么生动啊!历史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必然有不平，有曲折，甚至有迂回，一厢情愿地想着”骏马坦道“”顺风扬帆“,不过是幼稚的幻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符合历史要求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它总要代替过时的旧事物，不可阻挡地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但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从来都不是笔直的，而是螺旋形上升、波浪似发展，走着否定之否定的”之“字形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暂时性的曲折，局部性的倒退，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不过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在英、法等国还是都发生过封建王朝的复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的伟大革命。它诞生以后必然会遇到一切剥削阶级的拼死抵抗，再加上缺乏经验，人为失误，所以出现一些波折是不奇怪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总规律、总趋势。所以_同志在苏东剧变后不久即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里有这回事!“

苏联的红旗倒下了，但今天中国特色有社会主义旗帜飘入云霄，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这个事实，为_同志的预言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第3篇

一、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其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各民主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党本身的素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所以这种监督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这种监督能够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倾听来自党外的声音, 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来自党外的监督和批评, 有利于不断纠正和改进党的工作中的失误, 进而提高党科学执政的水平, 提高其执政的合法性。就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1) 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汇集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 能够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 集中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聪明才智。我国的政治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的过程中, 保证充分的协商。那么在协商主体平等的条件下, 充分反映、沟通和交流不同党派、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愿和建议。这样有利于促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且能够照顾到各方利益, 又能实现集中和统一。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对人民负责人的大党, 是中国的执政党。

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整合, 调节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我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但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复杂的, 任务是艰巨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仍然存在并发生新的变化, 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不断出现, 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大, 社会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 能否处理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将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 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即票决民主同以政治协商制度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是我国实现民主目标的重要模式。票决民主是以多数人的意志来做决定, 多数原则是票决民主的基础原则。虽然票决民主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 但相对于少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很难保证。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发挥了它独特的优势。首先,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其次, 我国的人民政协是由34个界别组成, 容纳了社会各界的利益群体。能够代表社会各团体、界别、行业组织的利益。此外, 我国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由各党派、团体、界别协商的基础上推荐产生。所代表的主要是社会各个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和愿望, 能够充分反映出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要求。从这种“条条”的角度来展开协商, 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整合, 反映出社会各界的利益需求。通过人民政协这一平台, 能够广开言路, 广求良策;能够畅通社会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利益诉求, 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整合社会各方利益需求, 从而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良好的政治精神

良好的公民政治精神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 我国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构建这一基础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在这种制度的培养下, 造成了我国人民具有顺从的臣民精神以及奴性的人格, 并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 热情不够高涨, 政治冷漠情绪比较严重, 民众普遍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 甚至认为参与政治是自找麻烦。发展协商民主政治首先能够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增加社会成员的政治交流。能够不断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热情, 激发人们的参政热情。其次, 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有赖于公民的政治素质。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使人们形成社会普遍的责任感, 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再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多元化不断加强, 人们的利益分化的加剧, 客观上要求协商民主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人们通过协商开展社会上各党派、团体、界别的协商, 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 求同存异, 相互妥协, 尊重共同协商不同的。这样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合作性加强, 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提高, 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增进彼此的信任, 逐渐使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向不可缺少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力量。它的实行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60多年的历程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必将不断发展并且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显示出来了巨大的优越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

参考文献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②李贺林、左宪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8

③李贺林、左宪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8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 第4篇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的载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政权组织形式指掌握国家权力 的阶级实现国家权力的政治体制 。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依照我国宪法，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民主选举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全部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通过选举，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社会职业均有代表被选入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决定问题时既能反映人民的共同利益，又能照顾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特殊利益。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政权建设实践中创立的，它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因此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最有生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根据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都由选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负责，受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有权依法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人大代表必须深入选民中了解他们的意愿，及时向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自己的工作，听取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和决定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有力的保障了全国各族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凝聚和广泛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有领导、有秩序地朝着国家的发展目标前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职权，集体解决问题；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合理分工，协调一致的工作，有利于保证国家统一有效的组织各项事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国情、适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这个制度健康发展，人民当家做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这个制度受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

长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克服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可靠制度保证，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制度保证。

人民代表为人民，人民代表来自于民，人民代表服务于民！我们既是决策者又是实施者，既是付出者又是受益者，我想这是我对人民大会制度优越性最基本的概括，经过各行各业人大代表的不懈努力，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切实作好政府与百姓间的纽带，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参考文献

[1]罗国杰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

[2] 林仁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J]，《人民之声报》2009年第61期一版

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第5篇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大地震后第二次来到设于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院子里的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看望在汶川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师生，他在黑板一侧一笔一划竖着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大字勉励师生们。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希望大家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①

温总理所用的“多难兴邦”，指多灾多难的局面往往可以激发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从而转危为安，使国家复兴强盛起来。此语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温总理所用的“多难兴邦”不仅是对战胜大地震灾害的坚定信心，而且也是对建国60年来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总结。60年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中国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重大自然灾害，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一、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报告中所描述的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仅发生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就有十余次之多。现列举部分如下：

1954年江淮大水。该年江淮梅雨期限比常年长一个多月，雨量大，持续时间长，汉口长江水位高达29.73米，较历史最高水位的1931年高出14.5米。黄河海河也有局部发生洪水。此次水灾淹没农田4755万亩，导致3万多人死亡、1888万人受灾，财产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1959--1961年自然灾害。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三年因灾直接死亡人口总计22000人，仅1960年和1961年两年统计，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分别减少1000万人和348万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秒，河北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地震，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区市。地震共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受重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以上。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收入比上年下降2.7％，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1978--1983年北方连续大旱。1978年，全国出现大范围干旱，受灾6.03亿亩，成灾2.69亿亩；1979年秋、冬干旱范围大；1980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3.92亿亩，成灾1.87亿亩；1981年春季北方冬小麦区雨水少5-7成，缺水人数达2297万人，秋季雨水少4-9成，全国受旱3.85亿亩，成灾1.82亿亩；1982年全国受旱3.11亿亩，成灾1.5亿亩；1983年全国受旱2.41亿亩，成灾1.44亿亩。

1998年大洪水。该年7-9月期间，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加上东北的松花江、嫩江泛滥，以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四省为最，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都遭受了这场无妄之灾，受灾人数上亿，近500万所房屋倒塌，2000多万公顷土地被淹，经济损失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2008年南方大雪。是年1月10日以来，中国南方19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连续三次降雪、暴雪天气过程。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其中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6省区受灾最为严重。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级特大地震，烈度达11度，余震3万多次，涉及川、甘、陕、渝等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4625万多人，其中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受灾群众1510万人，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需要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举世罕见。

2010年甘肃舟曲和四川汶川、绵竹等地特大山洪泥石流。2010年8月8日凌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冲进县城，夺去1478人的生命。接着，在四川发生8·13和8·19两次强降雨，使全省20个市（州）114个县（市、区）946.7万人受灾。两省洪水、泥石流主要发生在5·12特大地震重灾区。以四川8·13特大群发山洪泥石流灾害为例，5·12震中汶川县映秀镇红椿沟形成长约200-300米、容积70万立方米的壅塞体，遇险群众8000多人；地震极重灾区绵竹市清平乡特大山洪泥石流，冲垮上游幸福大桥后堵塞老清平大桥，致使绵远河堵塞，河水改道，遇险群众5000多人。

二、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中昂首前进

60年来，通过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不断加强，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从防灾减灾角度看，以防治水旱灾害为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的“40年来，沿七大江河流域建设与加固了22.6万公里的抗洪堤坝，修建了8.33万座大、中、小型水库，建成了万亩以上灌区5300多处，固定排灌站46万多处，机电水井251万眼，灌溉面积从解放初期的2.7亿亩发展到7.2亿亩，并逐步发展了我国堤、间、水库、分滞洪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具备一定规模的防洪体系，创造了三年二决口的黄河40年来安危无恙的历史奇迹，减轻了水旱灾害。”③

从加强应急管理能力看，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的党和政府不管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起步时期，还是在国弱民贫、友国反目的三年特困时期，以及任务繁重、经济转型的发展关键时期，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第一时间把抗灾救灾确定为当时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广泛动员，快速行动，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全力挽救群众生命和确保财产安全，夺取抗灾胜利。

在抗击自然灾害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60年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成就更为突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并不因自然灾害的频发而逊色。中国人民在遭遇“多难”之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而“兴邦”，并以此证实了伟大导师恩格斯的论断：“没有哪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多难兴邦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领导优势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13亿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就是因为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彰显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强大感召力。二是党中央快速反应、指挥若定、周密组织、科学调度，充分展现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危机处置能力。三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舍生忘死、勇往直前，做到了危难关头冲得上、关键时刻豁得出。四川8·13和8·19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四川各级党组织把党中央“务必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部署作为应对本次灾害的准则,以更有效、更快速、更科学、更人性的决策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从受灾区域安全转移群众近百万人,虽然有40余人不幸遇难，但在突发的巨大灾难中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员伤亡，创造了大灾之中成功避险的奇迹。

（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一次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在抗击自然灾害中，“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持灾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唐山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在国务院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从1978年开始，来自全国的50多个援建单位、10万建设大军云集唐山，到1986年6月底，一座功能分区明确、布局比较合理、公用设施配套、抗震性能良好、生产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新唐山重新屹立起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一声号令，全国上下一齐行动，短短两天内，中国政府便组织了13万将士、100多支医疗小分队赶到震灾现场施救，同时，专业救援队伍、志愿者也从四面八方奔赴抗灾救灾第一线。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形成对口支援格局，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安排山东、广东、浙江、上海等19个省市与四川北川、汶川、青川等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区结成对子。到2010年9月底，纳入国家规划的29700个重建项目已开工99.3%、其中完工85.2%。农房重建已全部完成，城镇住房重建基本完成，学校重建完工92.1%，医疗卫生机构重建完工87.2%。灾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根本性改善，震后开工的成都至都江堰高速铁路用16个月时间建成营运。38个重建城镇中30个城镇已形成主体功能。灾区产业实现恢复提升，经济发展势头恢复到震前水平；灾区生态加快修复，防灾减灾能力得到加强。灾后重建进展顺利，如期实现“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对口支援成为了我们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创举，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新救灾模式。

（三）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军事优势

面对各次重大灾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总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发挥主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人民解放军共参加各种救援行动41万多次，出动人员1799万多人（次），动用飞机、舰艇11万多架艘（次）、机械车辆1334万台（次），抢救和转移群众415万多人，抢救各种物资3458万吨，根本解决了解放前一遇大灾大批人员死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局面。”④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4.6万名人民子弟兵，心系灾区人民安危，肩负党和人民期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承担起抗震救灾最紧急、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涌现了武警8740部队参谋长王毅、成都军区某陆航团、彭州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教导员蒋敏和江油市公安局巡警大队警察蒋晓娟等可歌可泣的人民钢铁卫士。在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暴发山洪后，武警四川总队25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成了群众转移的“天梯”和“扶手”，安全转移650多名乡亲。

（四）中华民族和衷共济、自强不息、关爱生命的精神优势

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坚强的意志品格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伟大民族精神铸就了新的历史丰碑。在巨大灾难面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从容、坚定和力量、韧性、勇气。在抗击1998年特大洪灾中，我们锤炼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我们锤炼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将流传青史，永放光芒。中国人民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壮举，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在抗御灾难中格外团结坚强的中国;看到了一个国家凝聚力、民族自信力、国民向心力空前强大的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以浓厚鲜明的时代气息、开放自信的主人翁姿态，成为爱心与希望的传递者、光大者，成为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在这些精神鼓舞和感召下，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也会冒着巨大危险，去努力为他人打开生命之门。四川8·19列车遇险事件中，广汉石亭江大桥在洪水冲击下不断晃动，一列由西安开往昆明的旅客列车在桥上遇险，1300多名乘客被困车中。冲上大桥抢险的当地村民们顾不上自身危险，一边大喊“桥快塌了，赶紧出来”，一边捡起路基上的石头，狠狠地砸碎车窗玻璃，拼命往外拽拉乘客。53岁的村民曾令述记得，自己一个人就拽出了12人。最后一名乘客终于逃出车厢，大家拼命跑下桥头时，两个桥墩就相继倒塌，两节车厢轰然落入水中，瞬间被冲出200多米。

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 第6篇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离开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搬硬套某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或政党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制度注定是没有活力或没有前途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显著功能，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统一、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统一。这一制度，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意见建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团结合作的鲜明特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整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国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依法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l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了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和组织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包容协商的丰富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汇集了各民主党派等各界各方面人士，在社会基础、组织构成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一制度，拓宽了反映社情民意和利益诉求的渠道，既尊重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履行，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特别是各级党委依法执政及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进行监督，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积极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共创和谐的目标追求，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党关系的团结和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它强调以民主协商代替竞争冲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不是彼此倾轧，而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奋斗。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与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从而导致党争频繁、互相掣肘、内乱不断、效率低下的情况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及发展，有着特定的国情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纷纷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改良或革命。历史实践表明，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不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就难以实现。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艰难的探索中，中国人民认识到，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有新的政治力量以新的先进理论为指导开创新的革命道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长期实践中经过比较，郑重地选择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雏形。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建立，这一政党体制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知，是历史与国情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的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基于这一特质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斗争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模仿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多党制。但是，由于大小军阀的倒行逆施，由于缺乏适宜政党民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更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历史任务和特殊国情基础，在反动力量绞杀和收买的夹击中，中国的议会政治、多党制尝试彻底破产。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试图开辟救国救民的“第三条道路”。在民族内忧外患不断加重的历史背景下，为数众多的新政党相继产生，它们都是按照西方民主政党模式组织起来的，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被宣布为非法且遭到镇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方并存的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方面使民主党派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也将自己彻底孤立起来，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旧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不顾国情，照搬西方政党制度模式是行不通的；一党独裁，违背历史要求和人民意志，也必然会走向覆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在上述两种政党制度模式彻底失败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是中国人民在比较鉴别的基础上作出的合乎历史理性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特点，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独立、富强、民主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衷心拥护。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则进一步促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彻底丢掉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定了只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极为艰巨，任何革命阶级及政党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争取、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与他们亲密合作、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虽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有所不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上是一致的。八年抗日战争，各民主党派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三年人民解放战争，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政党共同奋斗的历史凝结起来的伟大成果。

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多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

在西方多党制度下，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西方多党制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政治制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政治权力的形成和运行。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之下，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怎能进行权力的角逐？不依靠金钱的力量，又怎能在角逐中取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实际上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大资本集团的政治力量控制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