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学范文（精选12篇）
文学批评学 第1篇
关键词：对话,当代辽宁作家,新东北作家群
林喦博士是《渤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的主编,设计、创办了《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三年来,他与20多位辽宁作家对话,并主持刊发了研究20余位个案作家的评论文章,对当代辽宁作家研究做了一个学术的梳理。在2014年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评比中,该栏目被评为特色栏目。
对话也是一种文体,古已有之。对话是一种口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诸多经典文献都是用口述的方式记录的。先贤孔子的《论语》,就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中以对话为主,里面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 ;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而且论语教给了后人如何为人处世的诸多道理。也就是自孔子《论语》开始,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口述语录的文学风格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流传下来而被接受和使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篇中也有大量生动、翔实的口述史实。梁启超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 :“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司马迁作史多用此法。”在我们翻阅《史记》的时候能深切感觉到,这点在太史公作西汉开国君臣列传的过程中有明显的体现。西方先哲如柏拉图也擅长用对话来阐述思想。对于“口述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艾伦 . 内文斯(Allan·Nevins)于二战后不久提出,在录音机面世以后,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就日益发展起来,到今天,已成为史学界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
林喦把自己与作家的对话当做是一种“口述历史”。因为他认为这种与作家对话的方式,也是一部特殊的“文学史”,所谓的特殊,其实是指“隐藏在民间的文学史”。因为,他所对话的这些作家都没有写进当代典型性中国文学史的教科书里,对于现行的“文学史”是具有特殊典型性的。这20几位作家虽说也颇具影响力,但还属于隐藏在民间的细微大众中的一员,但集合到了一起,其实是具有“文学史性”的,这个意义不是一般上的意义。在他们的口述中谈到了创作的技巧、创作的心理、作品的形成背景以及创作的诸多观念,诸如此的集合焉能不是一部“文学史”?所以,当把这二十多篇对话集结在一起的时候,至少有“当代辽宁文学史”的感觉,或者说至少是传统意义上典型性文学史的一个有力补充。有一部这样的文学史,才会使真正的文学史完备起来,有耐人寻味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对话体文学研究和目前比较僵硬的学术性语境中的论文相比较而言,具有易懂性。由于对话双方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就某一话题或某一类集中问题而说,口语化比较多,从语感上讲,灵动性比较强,意趣性比较强,鲜活生动,娓娓道来,富于变化。尤其是对于读者而言,看着舒服,容易理解,虽然有些问题有跳跃之感,连贯性不强,但会让读者产生想往下看的阅读欲望。因为是与作家对话,那么作家一定要谈自己的创作意图,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创作技巧以及作品中的人物构思、行文章法与结构等等诸多问题,这对于读者而言,也是多维度了解作家和作品的一个契机。
林喦博士在教学和科研中强调一个观点,即不管某种理论多么深奥,都能用最常俗、最易懂的语言表达到位。但现在的学术文章都弯弯绕,说句不好听的,有些文章即使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不愿意看。他非常推崇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他认为这部美学著作里面的文章篇幅短小,笔调抒情,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却汇集了重要的美学观点,是美学史上的一座学术山峰。现在写学术文章动辄上万字,学术著作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好多学者都以著作等身而为荣,其实这未见得是好事。在他的心中,学术研究可以打破僵化的模式,换一种文风,换一种思路,让学术文章更接地气 , 更富意趣,更有可阅读性。
迄今为止,林喦已和王充闾、丁宗皓、周建新、高海涛、白天光、谢友鄞、津子围、韩春燕、陈昌平、孙惠芬、于晓威、李铁、李见心、宋晓杰、李轻松、张宏杰、张鲁镭、白雪生等二十多位作家对话。对于选择对话作家,他坚持三个标准,即“三界五行”,所谓三界是指一个作家及作家所创作出的作品在“作家”、“研究者”和“读者”三界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缺一不可 ;“五行”一般是指作品应该具有“主旨”、“结构”、“情节”、“人物”、“语言”,这五个元素都要行,正所谓“跳不出三界,又必须在五行”之中。在深度对话过程中,他发现今天的辽宁作家对当年的东北作家是有继承的,在内在文学精神上具有相似性。因此,他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阐述了“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特征和总体风格,诠释了一个学者对地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他是一个行动着的文化人,以默默的坚守、探索和实践赢得了文坛和学界的认可,《当代辽宁作家研究》栏目被广泛关注,并被评为特色栏目。
文学批评 第2篇
目录概念分析模式价值价值取向女性主义收缩展开概念分析
广义和狭义 文学批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既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又是文学活动整体中的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传播与接受，又影响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其涵盖内容宽泛，从作品评介到理论研究都包含其中，在西方几乎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语。狭义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的范畴，是文艺学中最活跃、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研究形态。它是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等)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 作用与影响 文学批评从文学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文学实践。文学批评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既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又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以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优秀的文学批评不仅会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还会对同时代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代文学风尚。它不仅能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还能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审美理想的形成。
模式价值
（一）伦理批评 （二）社会历史批评 （三）审美批评 （四）心理批评 （五）语言批评 （六）身份批评
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它科学地选择和包容着各种批评形态的合理因素，也作为权威性批评话语形式指导着各种具体批评方法的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在批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又形成了一些更具操作性的具体标准，这就是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正确运用批评标准去推动文学的创造和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并使自己也得到发展。
女性主义
浅析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第3篇
关键词：文学；伦理；道德；伦理学批评；道德批评
一、伦理与道德概念论述
（一）什么是伦理
美国《韦氏大辞典》对于伦理的定义是“一门探讨伦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讨论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伦理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乐纪》，“乐者，通伦理者也。”所谓的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指一系列指导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是指做人的道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行为的观念。
比如，前几年的日本雪印公司在大阪的一家鲜乳制造厂因生产机件部分污染导致牛奶不干净，造成人们饮用之后中毒。雪印公司收回市面上的牛奶成品之后却又重新处理再上市销售这种行为就是违反了伦理的行为。
（二）什么是道德
著名作家叶千华在《心灵夜语》中说到：“道德是人本能的东西，更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它要求我们且帮助我们，并在生活中自觉自我地约束着我们。假如没有道德或失去道德，人类就很难是美好的，甚至就是一个动物世界，人们也就无理性无智慧可言。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是道德的驱使才建立了人类的和谐社会；是道德的要求才有了社会群众团体组织；是道德的体现，使人们自尊自重自爱；是道德的鞭策，营造人与人的生活空间。一个不懂得道德和没有道德的人是可怕的。”
所谓道德，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所要遵循的准则与规范。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二、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论述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讲授说过，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有其特定的涵义，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即使研究人类社会也是出于研究文学的目的。再者，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第三，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它重在对文学的阐释。
譬如俄底浦斯王杀父娶母这一悲剧，我们不必用现在的伦理观念去指责这一乱伦犯罪，而应该历史地看待这场因当时的社会转型而引起的伦理关系的混乱，用现在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不能正确理解俄底浦斯的犯罪行为的。
（二）文学道德批评
古往今来，道德批评本身不仅是作为标准，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于文学批评之中的，它是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因为反映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必然地包含着它的道德内容。所以，即使是作家有意地避免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作出明确的道德判定他的作品中也必然地包含着自然状态的道德批评。比如小说中的牙婆薛氏、陈大郎、三巧儿，他们虽然在小说中是反面人物，但是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道德观念。
三、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比较分析
（一）二者批评的出发点不同
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从文学作品的艺术虚构的立场为出发点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而文学道德批评是从现实与主观的立场为出发点进行评价的。
客观来说，以还原历史当中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要比以现实主观为主的道德批评方法更加的科学客观。
（二）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对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的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而道德批评方法是只是针对道德现象的结果对与错进行分析。从这一方面来看，我觉得文学伦理学批评更加全面，不只是注重事情的结果，更加看重对过程的分析。
（三）二者的方法论不同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与伦理学的方法有关，但是二者也不能完全等同。从根本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研究与伦理学研究相互结合的方法，因此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文学研究方法。而道德批评是以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以善恶的价值判断为表达方式，把处于人类社会和人的关系中的人和事作为研究对象，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现象进行研究，并作出价值判断。
四、总结
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对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根据聂珍钊教授对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述，我觉得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应用空间非常大，它与文学道德批评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但也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批评方法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将文学的底蕴更好地继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张艳红，李娜.浅议英语教学中学生语感的培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12）.
[2]查尔斯·泰勒，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译林出版社，2001.
文学批评学视域下的钱锺书研究 第4篇
就此意义而言, 笔者最近读到的焦亚东教授的新作《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 就是一部从这样的途径出发系统阐发钱锺书学术思想与方法的专著。作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 该书从钱锺书著述的外在表征 (语言风格、语体特征、文体特色等) 入手, 揭示其中隐含的文学批评的内在特质, 对钱锺书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基本向度、阐释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同时, 结合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这一学术“大气候”, 从家学渊源、西学素养、个性气质、身世交游等几个角度, 梳理分析了钱锺书学术个性的生成原因;在此基础上, 从“回到文学本身”、“重构批评的语言维度”、“寻找有意味的形式”三方面, 揭示了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现实参照意义;在结语部分, 作者还结合学术界对钱锺书的质疑之声, 从“学识的游戏与批评逻辑的建构”、“精英批评与文学接受的大众化”、“断片的狂欢与学术体系的假想”等角度, 对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做了正与反的双重审视, 最终在外部表征、内在特质、生成原因、现实意义、学术价值等多个层面上完成了对研究对象全面整体的把握。以此观之, 称该书是一部从文学批评学的视野系统阐发钱锺书学术思想与方法的著作, 实不为过。
在具体的论述中, 作者是通过对这样几个关键问题的把握来统摄全书研究思路的。首先, 钱锺书的文学批评, 看似不成体系, 实有章法可循, 因此, 揭示钱锺书文学批评与众不同的话语特征, 阐发其在20世纪中国文论转型大背景下独特的学术价值, 具有积极的研究意义。其次,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外在表征, 主要涉及批评的语言风格、语体特征与文体特色,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言说的方式, 更是隐含着内在批评策略的“有意味的形式”。第三,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内在特质, 主要涉及批评的逻辑起点、基本向度与阐释策略, 它们直接指向批评家的身份意识、研究旨趣和治学方法, 也与其学术思想、学术视野、学术立场息息相关。第四, 钱锺书其人其文不可复制, 但他的学术话语却有现实的参照价值, 将其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予以考察, 不难看出它在反拨文学批评功利主义取向和经验主义取向上具有的意义。第五, 尽管身处于西学东渐的特殊时代, 面对不可避免的学术转型, 钱锺书仍能够破除新学旧知之畛域, 凭借渊博宽广的知识积淀和敏捷通透的学术思维打通中西古今文化, 这是他心中牢固不破的学术观念, 也是揭示他不同于流俗的学术立场的关键所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作者在寻找研究的切入点时, 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论“作识一体”的言说特征, 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钱锺书与同时代诸人最大的不同乃在于他是以“诗人-鉴赏家”的身份意识进入批评活动的, 这种特定的角色意识, 使他在追慕“古来雅人深致”[4]的同时, 尤为重视诗人“属事比词”之用心, 尤为关注古今“诗心文心”之所在, 也尤为强调“资吾操觚自运”之关捩。[5]这与现代批评借助报刊杂志向读者大众传释文学作品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该书的作者将这种看法作为全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从实际的论说效果看, 这一认识是准确而到位的。
从内容上看, 该书在很多方面开凿较深。如在讨论钱锺书文学批评的意义阐释策略时, 作者认为, 钱锺书具有一定的解构思想, 指出钱氏谈艺, 热衷发掘、引合大量文学现象, 其用意在于破执去蔽, 使意义得到圆足阐释。为了证实这一观点, 作者将钱著的论说特色与庄子之文“一事数喻”的手法相比较, 认为庄子“一事数喻”是为了使读者整合各种喻象而不单单执着于一喻, 与钱锺书做法旨归一致。接着, 作者又将钱著的论说特色与法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的批评策略相比较, 对论题做了更深入的阐发。在这样两番比较后, 作者意犹未尽, 又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意特点, 深入揭示了钱锺书文学批评意义阐释策略的用心所在。再如, 为阐发钱锺书“高度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 作者首先别辟蹊径, 对黄遵宪“我手写吾口”这一理想化口号进行了细致辨析, 以此作为在语言变革问题上钱锺书审慎态度的参照。同时作者还将钱锺书的文学研究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相比较, 通过钱著中蕴含的“形式本体论”、“文本自足论”、“复义”、“陌生化”、“隐喻”等观点, 深入细致地发掘了钱著中足以与西方现代语言批评相对话的文论思想。与上述缜密的研究思路类似, 在分析钱锺书文学批评的外部特征时, 作者将《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的体式体貌分别做了详细的“辨体”, 如在“《谈艺录》辨体”一节, 作者就分别在写作缘起、体例结构、表述风格等方面对《谈艺录》的文体特征做了分析, 以说明它既是古典诗话的终结又是古典诗话的延续这一观点。在“《管锥编》辨体”一节, 作者从渊源、功能、内容、结构四个角度展开分析, 引用钱基博和钱氏本人的文字来推断和证实《管锥编》札记体著述的性质, 为进一步阐述《管锥编》的主旨奠定了基础。书中的这些论述, 层层推进, 细细道来, 言之有据, 清晰透辟, 令人信服。在《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研究》一书中,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显示出作者对钱锺书著述的熟悉程度与阐释力度, 也是作者注重研究的学理性和论说的逻辑性的体现。
该书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 在阐发钱氏之学的同时, 时时不忘将其与中西古今的文论思想与方法做比较参会, 在不断的比较中凸显钱锺书学术的特征与意义。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 是第四章对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意义的论述。在这一章中, 著者将中国古典文论的“诗教”、“诗性”两大传统, 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印象批评”两大主流, 作为阐发中心论题 (批评话语的意义) 的参照, 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 钱锺书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 主张批评回归文学本身, 这是对古典文论“诗教“传统的有力反拨, 也全然有别于”社会学批评“的功利主义取向, 有助于人们思考当下文学研究的“去文学”倾向。另一方面, 钱锺书高度重视文学语言的意义, 推崇精确细致的语言形式研究, 这不仅与传统文评的“诗性”特征大不相同, 同时也是对“印象批评”的深化与补充, 同样有助于反思文学研究轻视语言分析的倾向。不难看出, 作者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 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揭示了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的意义, 兼顾到了学理辨析、历史逻辑与价值评判等多重内涵。该书作者对钱锺书著述有深入的研读, 资料的搜集与使用详实恰当, 对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现代批评也非常熟悉,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该研究领域的钻研程度。全书创新之处也有很多, 许多见解都是首次提出并给予了详细的论证, 譬如, 作者将钱氏之学的外在表征与内在特质结合起来阐发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钱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再如, 作者认为学界通常所说的“打通”、“比较”还不是钱锺书学术的逻辑起点, 因为决定“打通”、“比较”的尚有更深层次的因素, 即钱锺书的学术更多带有“谈艺”和“娱己”的色彩, 与现代学术强调论说的逻辑与规范有很大不同。他如对钱著旁征博引背后内在意蕴的揭示, 对批评家身份意识与批评策略关系的思考等, 都体现了作者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创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值得赞赏, 不仅广征博引大量的学术资料, 而且细节的处理也尽量追求完美, 例如钱锺书名字的英译就尊重了钱氏在英留学期间的自译, 而没有采用通常的汉语拼音译法。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钱锺书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学人, 更是一位着力于古典诗艺探讨的“谈艺者”。换言之, 文学批评是钱锺书学术的核心与重心所在。但就已有的钱学研究成果看, 对钱锺书文学批评观念、维度、取向、策略及方法的关注, 似嫌不足, 整体系统的阐发更是阙如。钱锺书“谈艺”, 热衷谈“什么”?喜欢“怎么”谈?“何以”这样谈?这些问题显然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说, 《钱锺书文学批评话语研究》一书, 以文学批评学为主视角, 从多个方面对钱锺书的学术话语作整体系统的阐发, 对于拓展钱学研究的视野, 反思中国文论现代建构的经验教训, 思考传统文论与现代批评的复杂关系, 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摘要：文学批评是钱锺书全部学术活动的重心所在, 而这方面的成果在钱学研究领域较为单薄。钱锺书“谈艺”, 热衷谈“什么”?喜欢“怎么”谈?“何以”这样谈?这些批评学层面所涉及的问题, 可以在文学批评学的视域下得到更清晰的显现, 这对于深入揭示钱锺书学术研究的观念、维度、取向、策略及方法 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钱学研究的新成果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正在于此。
关键词：文学批评学,钱锺书,学术话语
参考文献
[1]柯灵.促膝闲话中书君[J].读书, 1989.3
[2]JasperBecker, Death Closes Book on Literary Genius, Sunday Morning Post, January 10, 1999.
[3]王蒙.王蒙文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330.
[4]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6.1467.
网络文学批评下的古代文学论文 第5篇
文学批评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时，它们几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古代批评性文体的寄生性。
古代传统批评的这种特点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即批评与对象)二者合二为一，二者一起构成了文学批评文本。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评点式的批评方式。
评点式的批评是对诗文和小说、戏曲作品进行的评赏。
它们迥异于现代纸媒批评的长篇大论以及逻辑性的思维和思辨性的语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话;其次它不对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由直觉出发来点评。
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批评大多是是一种对文章的欣赏或者赏析，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读后感。
在正统文学批评中，这种短小、灵动的文学批评已经绝迹，但是在新兴的网络文学批评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复活。
例如下面对沧月的《七夜雪》的评论:“我喜欢妙风。
他不争不抢，却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终点的人。
我喜欢他的和煦温润喜欢他的与世无争喜欢他的风雅冷傲。
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过的路，他不会后悔。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噬之心的毒蛇，他会成为霍展白的敌手，会领导西域魔宫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
我更恨他带走我最爱的紫夜，你们不会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欢那个凶恶霸道的死女人。
她有雪怀，有那个抱着她给予她最后温暖的男子。
她有霍展白，有那个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划拳直至尽兴的过命蓝颜。
她有雅弥，有那个永远带着一脸和煦如春风的微笑的人，他会一直爱着他直到生命终结。
所以她是幸福的。
我知道她是。
”[6]这种点评式的评论方式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主流方式，它没有了学院式文艺批评所宣扬的鸿篇论述与严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种读者本身的切实感受。
因此，古代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对较短;在结构上，它们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创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叙述、抒情为主。
但二者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古代传统文学批评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们在欣赏别人的作品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一部作品来供别人欣赏，比如说，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7]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批评虽然偶尔也能出现如此佳作，但是在总体上却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水准。
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批评主体的文化程度差异所致，古代文学批评主体是精英阶层，而网络文化批评的主体则主要是从一般群众中诞生，两者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批评水准的不同。
再者，专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精英意识与网络文学所宣扬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
这样一来，专业文学批评家是很难融入到网络文学批评里面来的，网络文学批评没有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参与，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
再者，网络文学批评其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理论的特点，它重在对网络文学做一种感性的批评，伴随而来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意识地进入网络文学批评领域。
正如葛红兵所言:“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
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
二、意象化的诗性语言
与西方所宣扬的认知、思辨的批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一种体验式的感悟，这种感悟与需要妙悟的诗歌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
西方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需要条分缕析的逻辑性语言，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诗性语言直指作品最本质。
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即便明清时期小说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诗歌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受这一主体对象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主要为诗性的语言。
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体内充。
……持之非强，来之无穷。
”这种感悟式的语言一般不会直截了当地将批评者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它需要读者再去进一步地感悟，通常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读者也可以得出几种结果出来。
这种批评方式是受到禅宗思维的影响，以佛祖拈花一笑为例，摩诃迦叶会心一笑，但是迦叶究竟明白了什么，这是语言说不破的。
禅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存在的，若以名言相传，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语言去表现自我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如诗歌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其中的奥妙也不是言语所能演绎得出来的，必须“自家实证实悟”。
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诗性语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显得玲珑剔透。
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商政叔之词，如朝霞散綵。
范子安之词，如竹里鸣泉。
徐甜齐之词，如桂林秋月。
杨澹齐之词，如碧海珊瑚。
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
郑庭玉之词，如佩玉鸣金。
刘庭信之词，如摩雲老鹘。
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词，如孤云野鹤。
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
”这种意象化的语言在注重条分缕析的传统文化中很少见到，但是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是可以寻到的。
如:“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
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
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
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
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
”———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虽然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语言还不成熟，水平远不及古代文学批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批评确实在有意无意地借鉴古代文学批评，并且结合当下文学现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别人的长处又没有丢失掉自己的优势。
在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两者却是一致的。
它们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由的整体，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
”[12]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
两者进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或者说即使说出来别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种来营造一种整体风貌，
这种风貌不能用逻辑性、思辨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意象化语言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网络文学而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对古代文学批评有所继承，相对于前面提及的两个继承，这种语言的继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三、结语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使用一些生动的形容词，绘声绘色，给人以暗示，资人以联想，供人以全貌，甚至给人以艺术享受，还能表现出深度;但有时流于迷离模糊。
好象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不得要领。
古代文艺批评家使用的一些术语，如‘神韵’‘性灵’‘境界’‘隔与不隔’‘本色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等等，我们一看就懂，一深思就糊涂，一想译成外文就不知所措”。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精炼概括，但是随着西学东渐，古代文学批评逐渐被国外的理论替代并在以后的近百年中被忽略，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国外的东西再好也不是自己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文学批评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而就在此时，适时出现的网络文学批评在无意间擦去了掩埋在古代文学批评上的尘埃，
让它重现在了人民大众的眼前，并且进一步将古代文学批评发扬光大，弥补现当代文学批评僵硬化的批评模式和程序化的语言风格，这个意义是无法评估的。
再者，新事物的健康成长必然需要时间与关怀，网络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更多的专业批评人士的关注，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保证其专业水准的同时与网络接轨，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印象主义批评 第6篇
摘 要：《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的问世使李健吾成了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批评家。他以审美鉴赏的方式品评作品，并把批评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使印象的表达成为自我表现的手段。因此，他的批评观与印象主义批评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而且李健吾在他的批评中也实践了这些批评主张。
关键词：李健吾 印象主义批语 审美鉴赏 批评观念
在印象主义批评中国化的过程中，京派批评家成就斐然。而在京派批评家之中，李健吾的成就又非常显著，特别是《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的问世使李健吾成了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容忽视的批评家。尽管李健吾并没有给自己的文学批评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甚至也不希望别人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界定为“印象主义批评”，但他的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却真实地再现了他与印象主义批评之间的密切联系。李健吾认为“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1]也就是说，在李健吾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批评者在对作品审美鉴赏时形成印象并将其传达给其他读者。因此，他借用勒梅特尔的话强调“作者拿他某一特殊时间在人世所受到的印象记在一件艺术作品里面，同时批评，不管武断不武断，它的趋止是什么，所能做的也不外乎把我们对于作品在某一时间的印象凝定下来。……批评是一种印象的印象。”[2]因此，他非常赞赏法郎士的说法：“好的批评家是这样一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3]由于审美印象常常产生于个人的瞬间感悟，所以李健吾又把文学批评当作“自我发现与表现”的一种手段。李健吾在文学批评中，常常把“自我”作为批评的标准之一。他说：“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如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4]他认为：“批评的成就是自我发现和价值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5]在李健吾看来，作品虽然是批评的依据，但由于作品与作家的自我存在紧密关联，批评又与作品和批评家相关联，而且批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标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意义延伸，所以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分析评论，更是在审美鉴赏之中完成的对作品的再创作，并使批评成为一种基于作品的新艺术。于是，李健吾说“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的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得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都抓住对方的隐匿，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6]总而言之，李健吾在批评实践之中，崇尚以审美鉴赏的方式获得对作品的某种印象，并把批评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使印象的表达成为自我表现的手段。由于他的这些批评观与印象主义批评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而且李健吾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也再现了这些批评主张，因而温儒敏先生认为，李健吾“自觉地把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与方法来认真探索，有意识建设一种印象主义的批评系统”。[7]
在评论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时，李健吾首先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鉴赏《爱情三部曲》之后的审美印象——巴金 “是战士，给我们的是热情”[8]，然后再说明他的审美印象是怎样产生的。在此过程中，他也表达了自己基于审美感受的激发而产生的审美感悟。在李健吾看来，“热情是巴金的风格”[9]，因为“巴金先生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情，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10]，于是 “巴金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满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整个化入他们的存在”[11]。小说中人物的行动甚至以身相许都是热情使然，而这种热情不全来自人物自身，也来自作者。因此，李健吾认为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的爱情书写，只是为了表达作者心目中某种社会运动或革命的象征意义，以至于造成了一种悖论——“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要求混在了一起”[12]。在谈到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爱情时，李健吾有感于他们二人对爱情的不同理解，他说“人生的形象无时不在变动，爱情无时不在变动”。这既是他对作品的审美感受，也是他基于审美感受的人生感悟。李健吾的批评，虽然真实地记录了他的审美感受与人生感悟，诗化语言的使用也使其批评文本充满了审美趣味，但由于他把批评看作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因而李健吾的批评就容易游离于作品甚至与作品产生龃龉与参差。针对李健吾的批评，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中说：“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让你得意地左右顾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那驾驶的本领。你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现在是坐在豪华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对这好几个好友叙述你的见闻了。你居然谈了一个整夜。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而且使得你的几个好友都忘记了睡眠。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利。但是我却要疑惑你坐在那样迅速的汽车里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13]
其实，在《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的文章开始见诸报刊的时候，李健吾就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当然，对于其并非是一致认同。1937年5月11日欧阳文辅在《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略评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印象主义的文艺批评》一文，其文以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表达了相当的不满：“印象主义是垂死了的腐败的理论，刘西渭先生则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是腐败理论的宣教师！”就这样，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一直沉默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与积极评价。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李健吾是30年代五大批评家之一，“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合中西，但更圆熟；他有李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14]刘锋杰在《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中也将其列为重要一家。雷艳认为“它们（《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代表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最高水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15]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注，更多地着眼于其艺术价值，而非意识形态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处于唯美主义立场，而无视艺术家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作为艺术家的知识分子与作为政治家的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现实的视角与方式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李健吾虽然不热衷于政治，但他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李健吾虽然和“京派”的许多同仁一样，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审美意识的基本原则，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本体观，但李健吾在抗战期间因为主张抗战并与抗日志士往来而被日本兵逮捕的遭遇及其对周作人的劝诫，都体现了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
（本文为渭南师范学院科研立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KS028）
注释：
[1][5][6]李健吾：《跋》，《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3，185页。
[2][3][4]李健吾：《自我与风格》，《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4，184页。
[7]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页。
[8][9][10][11][12]参见李健吾：《<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6，12页。
[13]巴金：《<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咀华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版，第248页。
[15]雷艳：《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特点》，《安徽文学·文艺理论》，2007年，第7期。
沈从文文学批评及文体批评探讨 第7篇
一、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风格别具一格,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巨大反响, 同时也写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念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 追求静观的审美心态
鲁迅先生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 都有的, 或者是美的圈子, 或者是其他的圈, 或者是前进的圈, 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 那才是怪汉子呢。”鲁迅先生所说的圈子就是指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沈从文和其他批评家一样, 有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沈从文在进行文学作品批评的时候比较重视静观的审美心态, 以一种静观的心态来批评他人的文学作品, 这是批评家理性评价态度的体现。沈从文将静观应用于文学批评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老子“虚静”文化心理的继承, 让“虚静”更具有现代化意识。沈从文认为, 以静观的状态进行文学创作可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完全的形式。静观的审美心态要求注重理性, 要求客服外在的束缚, 并去除浮躁气息, 在理性的状态下展示作品的独特风格, 各种素材只有经过作者的理性过滤后才能成为作品。如今很多作家一味攫取读者兴味, 随意抄袭, 结果作品内容千篇一律, 这是极不理性的表现。在评价闻一多的《死水》时, 沈从文写到:“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 不为爱欲所炫目, 不为污秽所恶心, 同时, 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 那么透明的看, 细小处, 幽僻处, 在诗人的眼中, 皆闪耀一种光明”, 认为其是一本理知的静观的诗。以理性的态度批评打破了作家迷信的幻想。
(二) 追求文学的自由生命
沈从文曾引起了文坛瞩目的“京海论争”, 他当时发表的《文学者态度》对文坛恶习进行了抨击, 他认为“海派”文学有严重的商业竞卖倾向, 对海派文学与商业的合流表示深恶痛绝。沈从文认为, 文学应该有独立的品格, 文学创作应该是自由的, 同时也是自由的体现, 决不能附庸于商业, 更不能成为凑趣的玩物。自由是文学的本质, 一旦与商业和政治结合, 文学就会失去这一宝贵的本质。由此可见, 沈从文对维持文学独立自由态度之坚决。然而,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完全否定功利, 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有一批不会混合到商业纠纷中的、注重文学功利主义的文学创作者。沈从文所说的功利不是实用功利, 而是借助文学的审美功能评价社会、指弊社会, 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爱憎和意见, 例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对黑暗社会制度的控诉。从沈从文的批评理念可以看出, 文学不仅是艺术美的展示, 更应该是心灵自由的表现, 同时也是永生的一种形式, 通过文学可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构。
二、沈从文的文体批评
近年来文学界对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特色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学者将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称为“感悟式”批评, 有人称为“印象式”批评, 也有人称之为“情感式”批评, 这主要是认识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特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文体性格, 批评风格受限于文体的具体传述方式。对文学文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句子、语词、修辞等方面。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非常关注文体的表现, 其批评作品中可以发现, 他的文学批评文学气息浓重, 这在词汇、句式以及修辞的选择和应用上都有所体现, 文中不乏““委婉、诗意葱茏、琐碎纤细”等词, 而专业的批评词汇很难见到, 这也是区别与其他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例如再对徐志摩散文的评价中写道:“使散文具诗的精灵, 融化美与丑劣句子, 使想象徘徊于星光与污泥之间”。对文学词汇大量应用模糊了文学和批评两个领域的边界, 通过对两者的交叉融汇让批评文本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更加有律动感。文学性批评文体中, 比较常见的是对长句的使用, 而沈从文多是采用短句进行概括性的评论, 以寥寥数语表现出舒缓的、极有韧性的调子, 以此勾勒出作家的特征。
另外, 对比喻、排比等文学色彩修辞手法的使用是沈从文批评文体的有一个亮点。例如在评论徐志摩的《无题》中写到“回复了清明的理性, , 如暴风雨的过去, 太空明朗的月色, 虫声与水声的合奏”。沈从文的批评文字通过应用修辞手法使文体更具有艺术魅力, 从中流露出一股声色光影的美感, 也因为如此, 沈从文本又被称为“文体家”, 他非常注重文体的表现, 并将各种文体实践到文字批评作品中。
三、结论
以上是对沈从文文学批评及文体批评的相关探讨,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念体现在两个层面, 追求静观的审美心态以及追求文学的自由生命, 而且其文体批评也别具一格, 文学气息较重, 注重文体的表现, 注重文字的形象和文字的优美, 力求以最恰当的文字将最美好的形式呈现出来。
摘要：沈从文不仅是一名文学创作巨人, 同时也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家。沈从文不仅文学创作独具特色, 文学批评也风格独异, 所以近年来其文文学批评及文体批评成为文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就沈从文文学批评及文体批评进行简单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文体批评
参考文献
[1]张勇.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视域[D].银川:宁夏大学, 2012.
[2]程晓红.沈从文文学批评思想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 2011.
[3]莫华清.论沈从文文学批评[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2.
浅谈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走向的影响 第8篇
关键词：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当下性,大众文化
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在理论上是两个平行发展的学科，各有各的理论体系和话语形态，是两个不能重合的概念，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形态。文化批评与文学的文化语境研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文学批评研究的是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征，其从本质意义上说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一种价值反思，这种价值反思既包括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反思，也包括对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反思。真正自由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源于文学的独立思考，是批评家对生命的价值反思，对生存真理的一种价值寻求。所以文学批评主要是对蕴聚在文学中的人类精神、情感、心灵意识的发掘与探讨。但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社会历史意识的回归导致一种新的批评话语的出现，这种批评话语给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从西方涌入并迅速兴盛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一起构成了20世纪文学批评“众声喧哗”的时代。它们不只关心文学本身，而把目光集中在文学之外的社会、政治等，因此被称为“文化批评”。“文化批评”突破了文本批评的局限，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文本之外，把非“文学性”的对象带入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关注审美之外的历史、文化因素。它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或社会学，力图揭示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或现实/历史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占据了文艺批评形态的主导位置。文化批评不仅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重新确立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而且改变了“文学”与“文学理论”本身，并为批评主体注入了新的使命与功能。它将文学艺术置于社会历史与人类生活方式文化的变动之中，挖掘文学作品的文化精神特性，确认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同时它将各个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具有视野的开放性、思维的多元性和方法学上的包容性，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活力。
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大众文化是一种以都市消费文化为语义核心的文化，如粗俗的影视综艺栏目、流行音乐、地摊文学等。这类大众文化往往表现了多愁善感、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以及揶揄历史的崇高等。它们拒绝严肃的理智和高尚，以反讽的手段消解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经典的传统文学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这样一种大众文学自然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但其支持者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么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当今的文学艺术已经不是传统的诗歌、戏剧，文学艺术不再存在于博物馆和音乐厅里，而存在于购物中心、酒吧、咖啡厅，文学艺术活动已与社交活动、商业活动、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文学艺术的特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了。这种观点因为与“大众文化”形成一种应和之势而引起了众多的共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导致审美空间和审美领域的扩展，也为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变提供了合法性。
另外一部分学者不鼓吹日常生活审美化，而以精英自居，企图用人文精神来引导大众文化。童庆炳的《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一文是其代表。童庆炳呼吁文化精英们为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不至于完全沦落为只关注当下、只重过程不管结局的及时行乐的群氓文化，要主动出来投身市场当大众文化的制作者，在进行制作的同时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甚至“启蒙”。这样有助于提高受众的欣赏水平，提高群众的文化品位，有助于改善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更能够解决大众文化产品制作粗糙、见利忘义等现实问题。但是，这只是所谓的精英们的一厢情愿。精英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游戏规则来要求大众，然而大众对于所谓的精英们并不买账，他们从来没打算接受精英的招安，而是另起山头，自给自足并怡然自乐。精英们反而在与大众文化的交锋中陆续投降，一些教授、学者也放下架子走出纯文学的城堡，对大众传媒与社会时尚所蕴含的审美文化意义进行阐释，以回应文化批评特有的期待，文化批评的当下性特征转变得愈加明显。精英的加入使大众文化越演越烈，从而使文化批评发展成泛文化批评。
如果说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重新确立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那么泛文化文学批评则在内涵可疑、所指含混的文化旗号的掩护之下，什么都可以评，什么都可以批，体现出无边无际的多元价值取向。从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到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自然生态、民间立场、全球化等再到世俗化、狂欢化、后殖民主义等都成了日常话题;大众文化、现代传媒、影视体育等也成为文化批评的常见术语。宽广得无边无际的批评对象使文学与审美因价值取向的漫无边际而显得空洞苍白，甚至缺席、退场。泛文化批评导致批评丧失了共同依据和统一原则，从而消解并颠覆了主流批评的中心和根本。从西方引进的后现代话语更以自身的多元性、随意性、边缘模糊性，迅速消解了过去文学批评话语的权威性、中心性、统一性。文学批评因此变得更自由而立场更模糊。过去的批评话语都被扣上各种“伪”的帽子，所有的权威与主流几乎都遭到了大胆质疑与否定，而以前被否定的一切却受到了特别的青睐和首肯。于是，“伪现代”“伪道德”“伪崇高”等，“伪”帽子满天飞舞。庸俗化、无道德、反崇高等恶之花遍地开放，无边的泛文化批评日趋正当化、合理化。“理想”“精神”“道德”“责任”都远逝，调侃与嬉戏成了批评的新潮流。文学批评就这样走向泛文化的世俗与庸俗，将神性和人性都抛在了脑后。
毫无疑问，泛文化批评的兴起对于文学批评的冲击是巨大乃至致命的。文学理论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然，这在“文学终结论”的大潮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文学理论与批评本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当其所附丽的文学已经渗透或融合在一系列非文学的文化形态之中的时候，文学理论与批评自然无法立足。当文学湮没在大众文化的喧嚣之中的时候，文学批评便相应地在泛文化批评的冲击之下只能游离于学科对象之外，丧失其研究的学科性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边缘化，最终将导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终结。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童庆炳《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 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3) 王元骧《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 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4) 于永顺、刘晋绘《新世纪文艺批评形态的走向与建构》,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5) 黎皓智《文学理论还剩下什么》, 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
(6)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7) 徐亮《当今文学命运——从经典文学时代到泛文学时代》, 文艺报2000年2月1日;
(8) 赖大仁《当代文学批评形态重构:必要与可能》, 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
(9) 徐珂《多元审美意识形态批评——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必要和可能》, 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孟子文学批评新解 第9篇
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断章取义、比附穿凿的方法时批驳道: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另外, 孟子在论述交友之道时, 说了这样一段话: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 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
这两处就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虽然这是孟子在几千年前提出的, 但是却可以借用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来分析, 从文字层面就可看到一一对应的关系:
不难发现, 其中不仅包涵了构成批评的读者、作品、作者、世界四大因素, 而且包涵了批评的“逆”、“知”、“论”等认知行为。这在今天看来, 都是符合批评规律的。虽然孟子没有进一步详细解说, 但是他的诗论也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
这一批评方法在把批评对象确定为读者、作品、作家、世界的同时, 强调了作品是批评的核心。
首先, “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是把作者之“志”即作者的创作意图或作品所表达的原意当作自己的探求的根本目标。“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理论不仅从正面强调对作品原意 (孟子所谓“志”) 的追寻和探求, 而且还以“逆”对那些妨碍解释者正确理解作品原意的个人主观成见和偏见予以彻底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主要体现在释义理论对作品意义和意味的侧重上。文学释义的目标应该是分析意味, 而不是复制意义。释义学理论并不把追求恒定不变的作者本意当作了释义的终极目标, 虽然它看起来也把作者之“志”即作者和作品原意作为自己探求的根本目标, 但在具体的释义活动中, 富有智慧的批评家孟子并没有把文本的意义牢牢地栓在作者身上, 而是非常注重对作品“意味” (即本文所包含的超出于作者创作意图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 的探求和挖掘——以读者之“意”来品味作者之“志”, 这在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就融入了读者的个人修养和人生历练, 甚至也会涉及读者的生活环境。
其次, “知人论世”, 从另一方面又对此做出补充, 没有忽视作者及作品所处的历史维度 (即世界) , 并且加强了对作品创作人——作者的考察。唯其如此, 两者兼顾, 解释者才能最终对作品的意义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从以上极为简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 围绕“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这个纲领性的释义学命题, 孟子对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做了准确的定位, 他不仅强调解释者在文学释义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赋予解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力, 而且也能正确地认识解释活动中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 孟子的文学释义方式蕴涵有文学理解的历史性的思想。孟子更倾向于还原作者的生活环境, 他用“知人论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观点, 可见, 本质上, 孟子依然是致力于解读作者的原意, 不过, 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并非将读者与作者及文本、世界完全割离, 而是将四者融为一体, 先让读者“知”作者之“世 (界) ”, 再以读者之“意”, “逆”文本之“志”, 按照这个原则, 解释者在文学释义的活动中, 就可以不必过于拘泥于作者的原意, 也可从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 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以及想象力和知解力, 对作品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这就对应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理论把握的不是这四个要素中孤立的一个要素, 而是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可以说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遥相呼应, 都认为解释的过程其实就是“召唤”——“应答”的过程。
不能否认, 艾布拉姆斯的这一理论成就是非常巨大的, 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历史客观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古典解释学对“理解”问题的素朴性看法, 把对于“理解”的创造性问题的探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但是同时我们也更可以自豪地说:孟子诗论具有极强的超前性, 并且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和检验, 它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民族理论遗产, 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1.
文学生态批评研究述评 第10篇
1 西方文学生态批评的发展
20世纪以来,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却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积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希望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在文学领域内唤醒大众的生态平衡意识, 因此文学生态批评可以说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场绿色化运动。
西方的文学生态批评据考究最早源于美国。1974年, 美国学者Joseph W. Meeker出版了《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一书, 首次提出“文学生态学” (Literary Ecology) 这一术语。同年, Karl Kroeber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里将“生态学” (Ecology) 和“生态的” (Ecological) 概念引入文学批评范畴。1978 年, William Rueckert首次采用了“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一词。而英国的文学生态批评可以追溯到1991年, Jonathan Bate在其出版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 (中, 正式采用了“文学生态批评” (literary ecocriticism) 这一术语。“文学与环境研究会”于1992 年成立, 现已成为生态批评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会员涉及10多个国家, 人数上多达数千人。第一本文学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于1993 年出版, 现已成为生态批评领域的核心期刊。第一套文学生态批评研究资料汇编《生态批评读本》于1996 年出版, 并已成为了文学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进入到21世纪, 文学生态批评迅猛发展, 也开始受到西方一些非英语国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文学生态批评的热潮正在全世界奔涌。
2 我国文学生态批评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 文学生态批评正式引入中国国内较晚, 其研究成果也极为有限。事实上, 我国文学生态批评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生态学”。当时, 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和古远清的《文艺新学科手册》就对“文艺生态学”做了简要的阐述, 但直到司空草于1999 年发表了《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 文学生态批评才开始受到学者们的追捧。至此, 国内兴起了文学生态批评的发展。鲁枢元是国内最早倡导文学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0年他出版了《生态文艺学》, 第一个提出将“生态文艺学”作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分支学科建设的学者。此后, 大量留学生和海内外学者开始将国外的文学生态批评理论译成中文引入国内。例如厦门大学的王诺教授2003年所著的《欧美生态学》详细梳理了欧美生态批评的概论及理论发展。之后, 文学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潮流在我国全面兴起。
纵观我国国内这十多年来文学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 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系统化研究、挖掘式研究、译介式研究。第一, 系统化研究力图建立起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为这一研究的代表作, 现已成为中国生态批评史上的奠基;第二, 挖掘式研究则是使用文学生态批评这个新兴理论及观念对作品重新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 提出一些独到见解。这一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王先需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以及张皓的《生态文艺:21世纪诗学话题》;最后, 译介式研究则是在译介的基础上, 详细介绍西方文学生态批评的同时并对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进行相应的评论与探讨。这一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王诺的《欧美生态学》和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这些著作或文章都是在译介的基础上为中西文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绿色的交流平台, 为国内的生态批评理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
总的来说, 我国目前对文学生态批评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还是落后于西方的, 不过由于学者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的不断挖掘, 其研究正如火如荼。可以说, 文学生态批评为为中西文论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绿色的交流平台, 特别是为中国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
3 文学生态批评的界定
关于文学生态批评的界定, 首先要澄清一点, 目前西方和国内学界还没有完全达成统一的共识。在这里, 本文对文学生态批评的界定主要从以下主要目的、指导思想以及研究对象来探讨。
实际上, 文学生态批评的由来与发展并不是来自于文学研究内部, 而是受到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胁迫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学者们积极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文学领域普及大众的生态平衡意识。因此, 文学生态批评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与批评, 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唤醒大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为构建生态平衡、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目前, 学术界对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界定形成了两派:倾向于“生态主义” ( ecologism) 的贝特、格罗特费尔蒂等为主要代表和倾向于“环境主义” ( environmentalism ) 的布伊尔、斯洛维克等为主要代表, 但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生态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质疑和批判传统价值观, 主张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深刻变革;而环境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弱人类中心主义, 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 主张只是进行修改或改良。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 本文认为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应该为生态主义, 特别是生态主义的哲学思想, 即来自生态学的系统观、联系观、和谐观的生态哲学思想。
关于文学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整个文学, 而不应该只局限于生态文学这一小部分, 但也不能脱离自然关系去研究文学文本中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总之, 生态思想的普及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对全世界文学生态批评家来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而对于生态批评的界定随着生态批评家们研究的深入也会更加完善。
4 文学生态批评的贡献及其发展
文学生态批评是一种非常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意义的批评理路与观念, 它肩负着社会思想批判、生态意识普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文学生态批评不仅为学术批评开辟了新领域, 提供了新视角, 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源, 即生态哲学的丰富思想资源, 并赋予文学批评它应当担当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
从未来发展来看, 文学生态批评相对于其他文艺批评来说, 应该会更具有延广性和张力。自70年代末, 生态文学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 直到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成立开始日趋壮大。虽然只经历了短短二十载, 文学生态批评从开始在学术界浮出水面, 到受到关注直至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界的热门话题, 一直都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 并在全球范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正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5 结语
近年来, 生态文学日渐繁荣, 文学生态批评理论也日渐充实, 并掀起一股全球化热潮。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 不仅证明了文学生态批评的价值与贡献, 而且也启发了生态批评家们去认真思考生态批评由来的最本质问题:文学生态批评究竟通过那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要如何通过文学生态批评为全球生态危机的修复做出自己的贡献? 生态批评诞生于对世界范围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忧虑, 如果认可生态危机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最大的危机, 那么文学生态批评就是当代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和批评家们最重要的、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司空草.文学的生态学批评[J].外国文学评论, 1999 (4) :134-135.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李洁.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 :22-26.
略论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 第11篇
在使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文学理论时，首先，要清楚文学理论的要点与缺点。如一般人论及形式主义的要点时，可能只知道形式主义就是着重形式，甚至抱着“形式决定一切”取代“内容决定一切”的传统思想，而未必清楚里面有更重要的思想：“从来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而日而蒙斯基则认为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是：“把内容当作作品表达了什么，而把形式当作作品是怎么表达的。”以上的论点都说明形式主义不是一般的认为僵化的、只重视文章形式的一种理论。
还有，世上的东西没有完美的，文学理论同样有优点与缺点。就拿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了约一百个俄国民间故事，处理故事的分类与组织，发现了当中的一致性而得出一条规律：“一个故事的人物可以变动，但他们在故事中发挥的功能却是永恒及有限的。”普洛普的发现可以很好地把一个故事的情节模式、叙事功能层层分解出来，有助于发现小说的写作模式及作这方面的分析。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无法顾及一部小说精彩的、歧义的、甚至个性化的语言，也无法分析小说内容所涉及的种种关于哲学、人生问题的探索。所以在准备用一种理论作为文本的主要分析方法时要想清楚它的优缺点。
第二，要知道文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新批评的确立人兰色姆（Ransom）提出孤立文本，向心式批评，客观研究或内在研究，把文本视为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当然是新批评理论的要点，但我们实际评论作品时没有必要真的只是从文本出发，认为作者已死，而完全摈弃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作者意图、读者反映等非内在角度。因为新批评是反对十九世纪泰纳（H.A Taine）等开创的“文学外缘因素研究法”，即文学产生的三要素:“时代、种族、环境”，故有摈弃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之说；同时新批评也反对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所以有摈弃作者意图、读者反映的说法。因为有些文学理论是具有针对性的，有时会偏颇或过度强调某一点。所以，后来就有了针对新批评完全不理会读者的反映而创造出来的读者接受理论，在使用时就要格外小心他们之间的来龙去脉。
第三，不能以文学理论代替逻辑。看了某个文本有了初步的印象后，就搜肠刮肚去寻找合适的文学理论，当认为找到了合适的理论之后就在文本里面找少量的证据说它们符合某个理论的一些特征，跟着在后面阐释一下理论的作用，就说这个小说是符合了某某理论，属于什么什么小说。但问题是往往在应用时被文学理论牵着走，而忽略了对论文提出的主题或问题的证明提出有力而足够的证据。所以我觉得不能用理论去代替证明的过程，而应该在文本中找足够的理据，再辅以理论加以循环论证，然后加必要的阐释，以便再深化这个主题。
第四，不要生搬硬套。其实，不少文学理论都是理论家在看一个人的作品或某一类的作品时用归纳法总结出来的，如复调小说理论就是巴赫金在看了大量陀斯陀耶夫斯基的文章总结出来的一个文学现象。如果我们用演绎法去应用这些理论，为了概括理论中提出的所有或多数的特征，会显得吃力而不讨好。例如，当使用复调理论去证明某部古典小说的内容属于复调小说时，就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复调小说兼有形式和内容的性质。它形式上的特点是：“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它是多声部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它突破了基本上属于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使小说呈开放性，减弱了由作家全知全能式安排的封闭性。”我们遑论产生于欧洲的现代小说理论是否适用于古代的中国小说，就形式而言，恰恰与古典小说冲突了。因为古典小说多为全知叙事：“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引用文学理论的某些句子或片断，这样既有助我们的文章文采飞扬，还为我们的论文找到一些理论的背景，但不是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什么什么主义小说，什么什么理论小说。如觉得有必要大幅度地应用理论时，可以因文本对理论作修改，但要熟悉这个理论的特点、源流等，还要假设可能会产生的种种谬误及期望达成的效果。但这已经是很娴熟的应用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参考文献：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2003年7月。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北京，人民文学，1995年。
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解读 第12篇
关键词：修辞,文学批评,中国文学
一、引言:文学修辞批评的内涵与外延
在人文社科领域,“批评”显然不是取其字面的普通意义,在“吹毛求疵”,而是有着相对比较严格的定义。这种定义的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评”术语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形式范畴化”与“意义范畴化”。顺其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甚至更为细化的分支,“文学修辞批评”。不仅如此,语言学,艺术学等都有相关的“批评”研究,如“批评语言学”等。待文章看来,依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马丁教授的观点,“批评”是种评价(appraisal)。又可称之为“三特” 理论,即在特定的视角下,针对特定的对象,依据特定的标准进行评价。特定的视角有诸多选择,如逻辑、美学、文化、 伦理等等,非一言可以概之;当论及人文领域的“标准”话题,首先它是种规约,这种规约本身又形成于约定俗成,如基于某社团的历史或文化等等,因此,本质上的人文“标准” 又是相对的。若对文学作品批评只是泛泛而谈,则失去其应有之意,甚至丢掉宝贵的学术品质。
二、中国文学修辞批评近当代史的特征
若以微观与宏观的两极化来定义,宏观或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个体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或阅读行为终结后,由阅读的文本而触发的评价,包括感想、判断等,都可视为文学批评。 若从微观或狭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的评价则要力求客观与精确。 这种学术活动,即可以针对某一具体文本,也可为一系列,即与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这时,文学理论或观念的选择支撑就变得举足轻重,关键字眼落在了“学术性”。批评理论的选择也就是批评视角与批评手法的选择。
论及批评手法,中国近当代文学承受过比较流行的,当属社会批评、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这与西方文学批评并无二致。从宏观切入,从宏观着眼,从宏观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操作,是这些手法的共有之处。坦诚地讲,宏观视野下的文学作品审视,有其过人之处,即透过现象,直取本质,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这种审读,留下的,是对原文本折射出来的哲理、现实最佳的评价。
以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时间点,基于这样的考虑, 诚如泓峻(2004)所言,这是中国文学修辞批评的转折点。 尤其是80年中后期至现代,中国文学修辞批评出现了几点显著的特征。其一,批评家理论试验意图明显,即凭藉国外某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理论来评判中国文学作品。《马原小说与叙事问题》(李洁非、张陵,1987)一文言及,“这里所写的,是一篇持结构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文字”,可谓开宗明义。并进一步认为,马原在该文中分析阐释的,不是原作者创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观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马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叙事及语言问题。
三、文学修辞批评的价值与趋向
文学修辞批评的研究视野应有跨学科的开拓。文学本身既是语言建构,也是修辞审美,更彰显了创作主体的辛勤。 文学创作的过程,首要遵循语言学的理论规范与指导,又在规约中体现能动,寻求突破。所谓文学批评的跨学科解读, 需要的不仅仅是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融合,还应由更多的学科理论作支撑基础,如修辞学、文体学、文化学、心理学、 哲学、美学、社会学等等。只有具备如此广袤的视野,中国文学修辞批评才能彰显自己的特色。然而,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文学界垂睐修辞诗学,却是中国当代学术走向中学科分化的趋势。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二者的优势相长, 必然蕴涵学科融合的可能性。但催人反思的是,响亮口号的背后,往往是实践的匮乏。
四、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