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公信力（精选12篇）
网络媒体公信力 第1篇
关键词：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公信力
所谓公信力,即公众信任造成的社会权力,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影响力及媒介能力。媒体公信力即受众信任新闻媒介的程度,换而言之就是在公众与社会中媒体长期形成的权威性、信誉度及影响力。但是和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依然不高,就需要比较传统媒体提升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1 网络媒体公信力低于传统媒体的原因
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一直得到民众认可,而民众对网络媒体始终具有怀疑心态,二者相比较,网络媒体公信力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1 网络媒体迷失在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在遵循效益的原则基础上尽可能谋求生存与发展之资本。从社会自认和商业利益来看,经营网络媒体者更加重视自身的经济利益,轻视了履行社会责任。
1.2 网络媒体参与者缺乏新闻素养及道德意识淡薄。
事实上,传统媒体从业者在上岗前几乎都会接受良好新闻业务培训,业务素质相对较高,但是网络媒体的参与者许多都没有接受专门的职业训练,缺乏专业性和采编知识,且从业者流动性非常大,缺乏有效管理体系。
1.3 网络传播自身具有双重性。
比较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优点为拥有海量信息与及时更新,但是在各种条件限制下,必然会影响其真实性,比如信息量大,根本无法一一进行甄别,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查。
1.4 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法规。
自从网络媒体出现以来,我国逐渐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网络媒体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许多都停留在表面上,网络媒体的各种负面影响屡屡出现。
2 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网络媒体要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公信力的作用。和传统媒体相比较,加强网络媒体公信力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完善网络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约束网络媒体只顾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的行为,履行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新闻及网络媒介进行管理,对网路媒体的商业倾向进行限制,控制到一个操作性极强且较为公正的框架中。
2.2 加强监管力度。
要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就必须从制度上得到保障。首先是内部,要形成网络质量监督机构,监督网络新闻的质量,建立网络媒体的品牌意识。其次是外部,严厉打击虚假新闻。构建完善的约束机制,是防止网络新闻造假的有效措施,必须要严厉打击,不放过任何一个虚假新闻。
2.3 加强网络媒体者的自律。
要解决这些弊病与问题,仅仅依靠健全与完善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道德规范作用,将参与者的自律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强网络媒体者自律。因此,必须强化网络媒体的职业教育,加强他们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大局意识,提升职业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事实上,各种网络媒体的从业者均想进行网络自律,同时也希望网络媒体能够健康发展。2003年12月8日,新华网、人民网、网易网等30多家媒体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这就标志着互联网的传播行业逐渐规范化。
2.4 完善采编管理体制。
网络媒体在采编上不同于传统媒体,缺乏了严格性与规范性,市场给人一种不可信之感。在这个方面,网络媒体要借鉴传统媒体的采编模式,严格把关新闻来源,构建采、编、审以及播等程序,并且要严格把关,确保新闻采编能够有章可循,防止网络媒体传播中出现杂乱无章现象。
2.5 加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
网络媒体应该像传统的媒体一样,拥有懂媒体运营、懂行业及熟悉互联网技术的新闻人,必须要拥有一批了解国情,能够把握原则、热爱互联网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够真正促进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
2.6 对受众个体理性进行培养。
网络媒体中传受者具有高度互动性,许多受众根本不了解其行业标准、道德规范,许多根本就不具备专业素质者就在网上随意发表各自的信息与言论,也是影响网络媒体公信力原因之一。网络媒体公信力仅仅依靠媒体肯定无法实现,必须要每个网民参与进来,共同维护。
3 结语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网络媒体必须要熟知自身不足,要借鉴传统媒体的优秀做法。通过比较来发现自身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合理的措施提升公信力。
参考文献
『1]李旭.网络媒体提高公信力浅析[J].新闻传播,2008(5).
[2]王明霞.网络时代如何提高电视媒体公信力[J].锦州:渤海大学,2013.
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 第2篇
引起我对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问题的思考起源于，《新京报》的一场诉讼。据报道，近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贾赦”的扮演者李颉名誉权纠纷案，进行公开宣判，未经核实误报李颉已去世的《新京报》报社，被判在原侵权版面及位置向李颉刊发致歉声明，并就其工作、生活现状刊发文章，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一万元。《新京报》在诉讼中称，关于“李颉已去世的消息”，他们是从《新浪网》《留言版》栏目《影视艺术人生紧急寻找〈红楼梦〉当年剧组人员》一文中得知的。他们刊发此文的本意是为了赞扬和追忆包括李颉在内的剧组演职人员，出发点是好的，对因此而给李颉造成的不利影响，他们表示歉意，事发后，他们又就原告的现状再次撰写了文章，并向李颉本人进行了书面致歉，对原告并没有主观的恶意，因此不同意李颉的诉讼请求。
尽管《新京报》以在《新浪网》作为一个抗辩理由，但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来看，法院的判决是有根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的一个司法解释规定：“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转载作品，当事人以转载者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报刊摘转稿件管理的通知》规定：“报刊摘转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等稿件应坚持真实性原则，对其摘转内容的真实性负有审核责任。摘转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应核实真伪。稿件失实一经发现，应及时公开更正，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这些规定都明确了转载者对于稿件也负有核实责任。所以，新闻媒体除了转载国家机关的正式文书等情形外，在转载中对于摘转内容的失实在扩大范围内要承担责任的。同样，在传统的英美法的诽谤法里，对于新闻媒体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实行的是严格责任，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对媒体提起诽谤指控只须满足3顶条件：作品已经发表，说的是自已，有损害自已名誉的内容。 因此，媒体对摘转内容的失实侵犯他人名誉也不能免责。
然而，这样的规定对于公民的名誉权的保护是周全，却对民众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却失之偏颇，过份求责于媒体与民众，可能使这两者之间失衡。理由有二：一是在我看来，新闻媒体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事实上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一个重要体现。某一媒体的受众毕竟有限，要让更多的民众知晓新闻事件，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其他媒体的转载行为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每一个转载的新闻报道都要该新闻媒体去核实，否则其就有过错，要对摘转内容的失实负责任，在事实上媒体是无力做到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媒体畏葸不前不敢转载，损害的只能是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可以对国家事务和事关公共利益的新闻事件进行自由评论，同样，公民对于新闻事件的评论要引用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下流行的时评的写作方式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引用新闻媒体的报道同样是转载行为，如果说每个公民对新闻事件在发表评论前都要核实清楚，否则就要对摘转内容的失实负责，这也是作为个体的公民根本无法做到，其结果也只能是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
因此，笔者提出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题。其内涵是指对于合法成立具有报道权的新闻媒体，其公开发表的报道法律赋予其推定公信力，其他媒体和公民转载该新闻报道除非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对于摘转内容没有核实的义务，对其内容的失实也不任何负责。这里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要是指，己有事实表明该报道失实或报道中的有关利害关系人己对报道表示异议或报道含有侮辱人格尊严的词语及报道明显不符逻辑和正常人的思维等情形下，转载的媒体执意要转载或不经核实转载，该转载的媒体就应在扩大影响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公民的名誉在转载扩大范围内得不到保护，对于因为转载内容的失实的报道扩大了影响造成的损害，这种损害的根源仍是原刊登报道的媒体和作者造成的，理应由他们承担。
笔者提出这个命题的理由除了上述所讲要在公民的名誉权的保护和民众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保护达到一种平衡外，还在于合法成立的新闻媒体对其公开发表的报道，作者与原刊登的媒体都有核实的义务，其他媒体和公民当然有理由相信该报道是事实。
但是，仅仅提出媒体报道的推定公信力的命题而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作者与原刊登的媒体要对转载的媒体因为转载扩大的影响承担责任，
网络媒体公信力 第3篇
炎热的夏季，媒体圈再度上演“反转剧”，其热度一点也不亚于华北地区能够户外烤熟大虾的高温。但显然，前者炙烤的不是食物，而是媒体本就屡受诟病的信用。
7月9日，微博上出现一条“无人机求爱男被清华大学保安带走，还摔无人机”的配图文字，所谓“有图有真相”，一位长裙女子疑似被求爱的对象，正眼望着一名年轻黑衣男性，两人中间“横亘”着保安大叔，其手里拿着的正是无人机，同时另一只手“怒气冲冲”直指黑衣男。
两天后，北京《法制晚报》以《清华保安“迫降”无人机》为题加以报道，并配发上述微博图片。文中，记者采访了该微博发布者以及清华大学保卫处副处长。根据对微博发布者的采访，似乎大致过程已经明了，图片中三人身份分别为“清华女生”、“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以及“清华大学保安”。事件在7月13日之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先是清华大学官微发消息澄清，所谓“清华大学保安”并非事实。随后，《法制晚报》在其网站发布最新消息以澄清事实，此人并非清华大学保安，而是有人花200元雇他“摆拍”，14日，该报在后续报道中采访了保安当事人吴先生，他承认这几位年轻人称拍照是为了宣传，全程更没有所谓的表白求爱。而摔无人机，也是微博发布者的杜撰。
最终媒体以“知错就改”的态度平息了这场“乌龙”，但面对极大程度上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各路媒体，民众又凌乱了：到底该信谁？
主流大报继续“领跑”
全国报纸发行量排行榜上占据前15位的报纸中，公信力哪家强？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之“媒体公信力调查”结果显示，《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位列三甲。其中，《环球时报》属于新科探花。结合2013年和2014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人民日报》的公信力始终排名第一，《参考消息》的排位或第二或第三，但一直稳居三甲之列。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年位居前三的《南方周末》今年被《环球时报》挤了出去，居第四。
从今年新三甲的所属情况看，《人民日报》与《环球时报》均属人民日报社，《参考消息》是新华社主管。另外，此次排名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微变化，紧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之后的不再是南方媒体，而变成了《北京晚报》和《中国电视报》。在2013年和2014年的“媒体公信力调查”中，同在南方的《新民晚报》和《扬子晚报》公信力排名要高于北京的报纸。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表示，一般人会觉得市场化媒体更有公信力，然而相关研究却显示并非如此，恰恰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更高。何为主流媒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从中国的情况看，所谓主流媒体，一般有4个特点：关注重大问题，发挥重要影响，具备权威地位，党政机关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年最受信任的三家报纸都具备以上特征。
当然，媒体公信力是个内涵丰富、表现形式极其复杂的概念。此次表现抢眼的《环球时报》在“报道复杂中国”的理念之下，必然也会戳中一些受众的兴奋点。
总之，两个梯队的细微变化，将主流大报的权威优势展露无遗。这一点也在“哪种类型的报纸最可信”一题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调查结果显示，21.4%的人信任各级党报，19%的人选择都市报（晚报），15.6%的人认为都不可信，13.2%的人信任科普报，12.9%的人选择行业专业报纸，9.3%的人信任财经类报刊，4.6%的人都信，4%的人信任机关报。以上数据与2014年的调查相比，信任各级党报的受访者比例增加了4个百分点，可信度排名也从第二位上升到了首位。
微信微博被广播反超
一度，烦恼的妈妈们开始向微博、微信上的“育儿经”开炮，从当初的盲听盲信到现在的不屑一顾，微博、微信在育儿科普上的确栽了个跟头。不仅如此，在朋友圈里诸如“微信里的伪心灵鸡汤和伪养生哪里来的”等“讨伐”帖也开始被广泛转发。微博、微信的公信力到底如何？
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微博、微信的可信度依然排名落后于传统媒体。在不同类型媒体公信力排名中，电视以54.6%的得票率依然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报纸、网络和广播。微信与微博分列第五、第六位。与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相比，微信与微博被广播反超。
电视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最信任的媒体，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洪忠所分析的那样，电视的覆盖率最高，长期积累来的观众基础才是最核心的因素。有了接触才能有认识，信任不会凭空产生，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覆盖率在逐渐扩大，媒体的生态格局也会相应发生改变。杂志会越来越成为小众化媒体。
至于微信、微博在公信力方面暂时落后的原因，受访者中的绝大多数认为是网络中造假成本低，不易被发现。这也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显著特征，“把关人”的淡化就像把“双刃剑”，一方面打破了专业的编辑、记者对信息富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垄断，一方面“公民新闻”的产生也容易因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而失实。
另外，单就微信与微博的公信力排名看，今年微信的公信力首次超过微博。在去年的第二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985经费支持项目《微信社会资本对集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微信在北京、深圳两地居民中的使用规模达到51.7%。微信在40岁以上人群中的覆盖率高过QQ。
公信力是网络媒体的生命 第4篇
公一种新兴的舆论媒体异军突起, 迅猛发展, 网络媒体由于信息海量, 方便快捷, 信集声象, 与、像受、众文互于动一性体, 直强, 吸观引形力于媒体来说, 的网民越来越其公多。信力然而, , 也对是就信任是的它内所在具品有质的和赢外得在公形众网□象认的, 评知受价和众指依对标赖其。程传在度播当, 的是下信最的息重现实要的络李社会生活中学信力与报纸, 、网络媒电视、广体播的电公媒明显的差距民台等传统媒。体相比每逢发, 生重大存在着体事仍是件然党或是报重要等要看主活传流动统媒, 媒体大体是多如尤数其何人的报道的观点作, 为把了其解报和道判的断内情容况和生乃至处理问题的重要坐标网络媒体公信力的缺失, 在。命很性的, 地大降位程低。度了为上其此影在, 提响公高了众其心网权目络威中媒
体的公信力, 是网络媒体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和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
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具有多元传播、自由传播的特点。网络媒体特别是一些商业网站虚假新闻泛滥, 跟风炒作盛行, 不良信息频现, 侵权行为增多, 使许多人对网络媒体的传播内容产生了怀疑和非议。网络媒体之所以公信力低,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些网络媒体缺乏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意识。这些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商业利益和经济效益, 就不加选择、不加节制, 甚至有意而为地大量转发、传播一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八卦新闻等虚假信息, 以此来增加眼球效应, 吸引受众。二是一些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尤其是新闻素质低下, 为虚假新闻、不良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有的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把渲染、炒作社会事件特别是社会热点问题, 作为制造网络轰动效应、群体效应, 提高媒体竞争力的手段;把搜奇猎异、耸人听闻作为扩大信息传播的“法宝”, 对传播的信息只求其快、不求真实;只求其怪、不求其真。更有一些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 利用网民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自由发表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条件, 为迎合一部分人的不健康心理和低级趣味的需要, 放任和纵容一些低俗、暴力、色情等信息传播, 热衷于传播狗仔队新闻、花边新闻和暴露隐私的新闻, 这在文化娱乐信息传播中尤为普遍。三是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有关网络媒体的立法明显滞后, 网络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 也使网络媒体传播虚假新闻、不良信息、垃圾信息有了可乘之机。这些都给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削弱了这一媒体新锐应有的社会地位。
网络媒体要提高公信力, 就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网络媒体要认识到自己既然是传播媒体, 就应和其他媒体一样, 都是社会的公器, 都应承担起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都应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而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牺牲社会效益。网络媒体只有用自己独特的传播优势来传播真实信息、优质信息、有用信息, 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只有用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来引导网民关注和思考问题, 消除疑虑, 明确方向, 才能从根本上吸引受众、扩大受众, 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否则, 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不仅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还会转化为劣势。
网络媒体要提高公信力, 就要提高网络媒体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建立一支政治、思想、业务、作风过硬的适应网络传播的专业队伍。首先, 网络媒体经营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自己, 牢固树立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公信力意识, 当好网络信息传播的第一责任人和把关人。其次, 在网络媒体内部, 要经常性地对工作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国内外形势教育。要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传播学、新闻学的基本知识, 扩大知识面。要严格遵循传播学、新闻学的基本规律, 坚持和捍卫新闻真实性原则, 认真研究、分析事物的本质,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传播信息。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 不要跟风炒作, 要做到信息平衡传播。再次, 网络媒体工作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 特别是要加强新闻伦理道德修养, 自觉控制和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假、恶、丑的有害信息的传播。
为了帮助网络媒体提高公信力, 政府在善待网络、用好网络的同时, 要加大对网络媒体的监管力度。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在网络媒体尚未在政策上取得独立采访新闻地位、没有自己的新闻采访人员的情况下, 政府要建立健全新闻发布机制, 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 进一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 快速、精准、翔实地提供信息, 为网络媒体获得主流信息, 净化、优化信息传播创造条件;要制定网络媒体管理制度和办法, 对网络媒体制造、传播虚假新闻、虚假广告等不良信息能够及时发现、制止、约束和惩处;要加快有关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立法步伐并严格执法, 使网络媒体能够遵纪守法,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信息传播, 从源头上遏制虚假信息、不良信息、有害信息的传播, 确保网络媒体信息的积极传播、安全传播、有效传播。
网络媒体公信力 第5篇
互联网观察家安可儿网络公关建议，中小型企业应该义无反顾投入到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浪潮中。首先，新媒体营销成本低廉、效果明显，这是中小企业可以承受的；其次中小企业做微博营销身段更柔软，不仅是反应更快更灵活，同时更贴近网民，更容易让网民接受。安可儿网络公关。
“三亚12月6日发货，限量500枚，需要购买土鸡蛋的朋友提前预约吧！1.8元/个，三亚市区满90个包送，赶紧预约吧。”
这是12月1日，新浪微博@海南土鸡蛋发布的内容。利用微博营销，推广海南土鸡蛋，从而促成订单，@海南土鸡蛋尝试到了社交化新媒体带来的大营销。从去年7月份开通微博以来，@海南土鸡蛋已经售卖了3万多枚土鸡蛋。
当下，随着豆瓣、微博、微信等社交化媒体的兴起，开启了新的网络营销方式，中小企业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有了能和大企业竞争的平台。安可儿网络公关.商机 产品曝光带来的业务
11月26日，一条“聚果行动”的微博引发网民的关注：陕西省武功县400万吨苹果滞销，希望尽微博之力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爱心“聚果行动”正在积极筹划中。微博发布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广州、重庆等省市的网友进行订购。目前，淘宝与媒体相互合作，发起了购买陕西武功县苹果的活动。
事实上，这不是孤例。“香蕉烂在地里，农民血本无归，海南‘蕉急’。蕉农焦急！目前最紧要问题是超过55万吨香蕉大部分已到了成熟期，必须想办法在半个月内解决，无法全部运出海南岛。急需有能力的企业和果商加入协助！”去年7月份，海南网友发布的一条微博，最后促成了商家与农户的买卖，解决了海南“蕉急”，香蕉价格有所回升。安可儿网络公关公司。
类似的微博营销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微博，成了新的营销方式。@海南土鸡蛋的推手李会革表示，微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在微博上做营销，就是靠口碑，对企业塑造品牌有很大的作用。这种口碑对企业也来说就是影响力，小微博能带来大营销。安可儿网络公关。
嗅到社交化媒体商机的企业也纷纷注册账户，开通官方微博，通过微博与客户沟通，推广产品和品牌，甚至促成商务订单。山东省济南秋香姐家政公司的吴经理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公司去年注册微博账户后，通过交流互动，带来了成交量。目前，微博每月能有四、五个成交量。而整个互联网营销带来的业务量已经超过了传统营销成交的业务量。安可儿网络公关。
今年2月份，新浪微博联合社会化商业资讯提供商CIC发布的首份企业微博白皮书显示，共有130565家企业开通新浪微博，用户覆盖到22个行业。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占据企业微博地域分布前三，占企业微博总数的33%。企业微
博的商业价值开始凸显，六成新浪微博用户因博文信息而产生实际购买行为。此外，六成以上微博用户有可能与企业微博账户进行投诉沟通。
营销 企业要保持真实性
传统的传播，企业或许能利用硬性的广告、软文、活动以及新闻报道来推广产品和品牌。但是随着微博等社交化媒体的崛起，企业的营销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的公关营销面对新的形势该如何沟通用户塑造品牌？这成了今年APEC中小企业峰会上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通社中国董事、总经理陈玉劼表示，微博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原来企业可能只需要和一小部分企业保持好关系就可以，而现在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甚至是上亿的普通用户，渠道变得越来越丰富，如网站、搜索等等。
短短的3年时间，微博用户量已经破亿。如此巨大的传播力，企业又是该如何营销？社交网络实践者、时趣互动创始人安可儿网络公关看来，企业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没信心，请不要到社交网络来做营销，否则会死的更快。
安可儿网络公关说，企业是否适合微博营销，需要分析自己的消费群体。除了微博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营销渠道。实际上，有的企业的新媒体营销更适合放在豆瓣上，比如联想，和豆瓣的消费者结合打造的时尚性，更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安可儿网络公关。
安可儿网络公关认为，微博营销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性，只有真实才是一个中小企业做好社交网络最基本的东西。企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粉丝，多互动。在微博营销中，企业要舍得投入，有一个主编、各种语言编辑、设计、专职回复人员等操作人员的团队。不要搞有奖转发，这是微博上最没有意义的内容。
公关 最重要的是态度
“表哥”事件、“房叔”事件等经过社交网络媒体的传播，令人看到了社交媒体如同一个放大镜，赤裸裸地展示“微观世界”，进而被挖掘出不为人知的一面。“不可控”使得中小企业对微博产生了恐惧，担心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直接摧毁多年来树立起来的品牌。安可儿网络公关。
安可儿网络公关表示，企业家不敢寻求与新媒体合作，也不敢完全公开信息，更不敢与用户互动，担心社交网络带来风险或是危机。作为企业微博，平时要多与用户互动，别等危机来临时才来寻找公关。
安可儿网络公关说，处理危机公关，最重要的是态度。结合目前社会化媒体存在的危机，安可儿网络公关认为有三类，一是“吐槽”类，这需要第一时间真
选择性失声有损媒体公信力 第6篇
尽管人人都能发布信息，但微博上的突发事件、热点话题进入视野时。公众总希望能从传统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上得到求证。遗憾的是，一些时候，以探究真相为职责的传统媒体，却选择性地“失声”。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见证和记录，新闻报道本身并无好坏、对错、正负之分，报道与不报道的标准，取决于事件本身是否具备新闻价值。而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失声”，考量的往往不是“新闻性”，而是其他因素。
比如，利益之争。必须承认，媒体也有自身的利益，有广告客户、活动合作方之类。一家以楼盘广告为主要赢利点的媒体，往往不愿意披露房地产业暴利，或者其所代言的楼盘项目的质量黑幕。身陷利益之中，当职业要求与商业利益相冲突时，一些媒体难免被利益所绑架。对一些新闻视而不见，对一些问题不言不语。
比如，遭遇公关。媒体人多半都有这样的经验，刊发批评性报道要迅速，不然，一旦被批评的政府部门开始“反击”，运用权力围追堵截，一些媒体就不得不“噤声”，报道可能会胎死腹中，甚至会在压力之下，被迫遮掩事实。
比如，习惯性沉默。一些时候，面对新闻事件选择性“失声”，是一种惯性思维，自觉将其列为不宜报道之列，认为一旦发声，就可能越界、挨批，与其冒险受罚，不如假装看不见。
只是，公众不会看不见。那些从官方媒体上消失的“新闻”，会在网络上“茁壮成长”，广为传播。越是模棱两可的消息，越是传言，越有诡异的吸引力，越能引人关注。一旦媒体保持沉默，记者不去追踪调查，那么，真实可靠的权威信息就会缺失，谣言便会趁机而入，蛊惑人心。
一些突发事件中，时常会看到这样的归罪：别有用心者煽动。如果媒体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真相，表明立场，“别有用心者”是否还有煽动的机会？沉默和失声。只会将阵地拱手相让；报纸不说，网络会说；本地媒体不说。异地媒体会讲；国内媒体无语。国外媒体会大肆渲染。以为屏蔽和沉默就安全稳妥，实则酝酿着更大的危机。
如果官方媒体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官方声音，那么，它们的失声，实际上是让政府部门丧失了话语权——不仅错过了澄清真相的最佳时机。也在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中丢掉了影响力。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如何报道，其实是媒体的分内事，过多地干预，会偏离新闻的本位；违背新闻规律的各种指令，往往适得其反。热点事件、焦点问题上的“失声”。与微博上事无巨细、毫无遗漏的众声喧哗，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舆论场，也造成两者之间的撕裂、隔膜和对立。从而加剧官民之间的不信任。
不管是媒体还是管理部门，都要尽可能尊重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以及网络时代的传播特征。多媒体时代，培育良性的舆论生态。不能只靠禁令、堵截和指示。想要引导舆论。疏导社会情绪，首先要学会倾听，了解民意。媒体能否赢得受众和公信力。不在于你是不是大報大刊，是不是官方主流媒体，而在于你能否探究事实真相，能否传达社情民意，能否掌控话语权。
网络媒体公信力 第7篇
公众对政府之所以会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是基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所以,对于政府公信力的探讨离不开两个主体:政府和公众。
古语有云: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就如政府和公众这二者一般,政府,作为行政行为的发出者,需要得到评价者即公众的信任,方可换取存在的意义。 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却是不对等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自授予之日起人民就对政府产生了依赖性,从而需要对政府产生信任,而政府则不需要对某个个人信任,这也就是其所以称为“公信”的原因。 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个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 都依赖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 也就是对其合法性的信仰,这里的合法性论述中蕴含着两重含义,即“统治的正当性与统治的认同的总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综上,可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公信”决定政府的存亡,因此,政府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的全面管理者,不同于政府对个人的信任,“公信”有着其存在的必然性。
2网络自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的处境
2.1 网络自媒体的定义
21 世纪是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的信息传递速度、传播范围和信息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然也使新闻媒体业发生了巨变———新闻传播主体的“我”化,就是说新闻的传播不再像传统那样由统一新闻人物采访市民或事件,撰写新闻稿,然后公布于众进行传播,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撰写者和传播者。 最先关注并研究这一趋势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圣荷塞水星报》(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专栏作家、知名博客作者丹·吉尔莫(Dan Gillmor),他在2003 年1月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这份著名的新闻学期刊上,撰写了一篇题为 《下一时代的新闻: 自媒体来临》(New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Here Comes “We Media”) 的文章, 指出由于网络讨论区、博客等互联网新生事物风起云涌,许多对科技娴熟的受众,已经迫不及待却又自然而然地参与了新闻对话, 而成为整个新闻传播流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一环,“We Media” 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
2.2 网络自媒体下政府公信力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2.2.1 网络自媒体下,政府信息公开化面临巨大改革
网络自媒体发展一夜间使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的撰写者和传播者,“人人皆媒体”,新闻传播从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方式转变成了“点到点”的新方式。 言论自由和过于低门槛的网络监管环境使得各种性质的舆论可以在民众当中迅速流传, 舆论信息的无阻力化传播状态促使民众对社会现状的关注度骤然提升, 公众参与意识仿佛一夜间与传统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的行政过程却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走出传统的管理模式。 面对网络自媒体带来的舆论传播的极端畅通性和高度透明化,政府的信息公开度严重滞后,难免会让公众对政府的“隐瞒行为”产生种种质疑,致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 可见,网络自媒体时代引起的公众参与意识的骤增与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迟滞形成的矛盾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摆出了严峻的问题。
2.2.2 网络自媒体下,网络监管不利对政府完善法律提出新要求
由于规范网络发展的基本法律的缺失, 在无规矩的网络环境下,一方面,大量恶意舆论混淆视听,直接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不健康的恶性舆论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立法迫在眉睫。 但是在网络自媒体时代,关于网络的立法却面对着不少“度”的问题,例如人们已经依赖于网络,对许多网络行为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认同感,而立法将会带来的“禁令”在维护网络安全的同时也会与保护公民权利等内容形成冲突; 又如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地拉动了国家经济, 十八大也通过更大力度的开放互联网来拉动内需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面对这些冲突,政府如何权衡各方利弊,制定出既不会“管得太死”又不至于让网络空间“无序化”的法律,这对政府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网络立法在这其中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将会威胁到政府的公信力。
2.2.3 网络自媒体下,“塔西佗效应”对政府的负效应成倍增加
“塔西佗陷阱”来源于古罗马史书记载,具体指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 他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加上在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助推下,这种对政府不利的“认为”会以更加迅捷的速度成为民众的普遍共识。 其结果就是不论是政府本身现存的行政低效率还是恶性舆论都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传播在民众间,可见在这种网络自媒体常态化的状态下“塔西陀效应”将有着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恶性循环效果, 对政府公信力的危害程度必将成倍增加。
3网络自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建设思路的浅探
3.1 对外 ———政府应做好 “把关”工作
3.1.1 弥补法律缺失,使网络管理有法可依
网络自媒体当下正处于极度自由的状态,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原本就具有匿名环境和迅捷的传播速度等先天优势的网络虚拟世界进入更加无度的发展阶段。 面对当前由网络自媒体所引发的各种网络舆论群体性事件,一方面,自媒体关于“涉腐”“涉黑”等的曝光和传播直接冲击着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网络恶性舆论和恶性内容的肆意传播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危害, 而这些危害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也将会间接地引起公众对政府能力的否定,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 加之自媒体的到来使网络弊端激化,网络监管立法刻不容缓。 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 政府迫于应对特定网络事件而被动制定的各种管理法规和规章不仅不会从根本上改善网络环境,反而会因多头立法、多头管理产生的推诿扯皮等低效率的出现而影响法律的效力,因此,政府应加紧脚步制定符合我国当下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现状的网络基本法, 以实现从根本上为网络发展划好框架,使其在规矩内健康运行、良性发展。
3.1.2 加强网络监测管理,使传播更加健康
除了弥补立法上的缺失, 政府还应建立健全有效的网络舆论监测管理系统,以保证网络空间的良性运作。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更是要求政府必须加强恶性网络舆论事件的事前预警、日常管理以及紧急应对机制。 同时,政府还应保证监测体系要形成各上下级与平级之间联动的网状监测机制, 重视日常对网络舆论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的主动性, 确保一旦发现社会公众对某个公众议题产生强烈的利益诉求时, 政府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行动,抢占网络舆论主导权,从根源上有效地将恶意传播遏制在萌芽状态。 政府应尽可能做到在重大恶性舆论爆发前能有效预测、爆发时有准备、爆发后有对策,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众每个人都可以健康、安全地享受网络自媒体时代的优势。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完善的网络监测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还能够帮助政府及时了解和发现民众的需求, 为政府在行政决策上提供准确而全面的参考消息, 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非理性倾向和主观倾向,进而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3.1.3 开展社会教育,引导公众文明用网
网络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普通民众的信息生活, 尤其是网络自媒体的发展, 使普通民众在社会生活的信息传播中发挥了无尽的主动性。 不同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现实中难以掌握和操控每一位自媒体“撰稿人”的知识素养和道德水准,因此当下不负责任的新闻和恶性舆论的传播不绝于耳、 充斥着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 网络自媒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要想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正效益,政府需积极行动起来,不仅需要从客观体制框架上予以规范,更为重要的是要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 政府应加大力度通过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大众认识网络自媒体时代带给社会的利与弊,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每一位“自媒体”人的密切关系,从而达到从根源上切断恶性舆论和虚假新闻的产生。
综上,政府可以从“把关人”的身份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在客观上制定法律、加强监测体系建设以及在主观上引导教育来保证在网络自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健康、 社会生活的和谐和稳定,让网络自媒体最大程度发挥正效应,让公众感受到政府所建构和维护的良性社会氛围, 使政府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得以提升。
3.2 对内 ———政府应时刻 “自省修身”
尽管网络自媒体时代所产生的谣言传播会给政府带来许多不属实的恶意冲击, 但政府也不能将自身公信力下降的问题一味归咎于网络自媒体的无序化发展状态, 古语云:“无风不起浪”,因此,政府应认识到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本质仍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3.2.1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阳光型政府
随着公民意识的增强,政务信息备受公众关注,因此政府应该主动、及时、客观、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开相关信息,解除公众的认知偏差和误解,谨防虚假信息或谣言等在网络上肆意传播,造成负面的网络舆论,影响政府的形象。 而政府形象塑造的核心关注点正是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转型”是近两年中国的热门词汇,作为转型的重要内涵,转变政府职能是一大要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做到政府信息公开化,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开展和实现公共管理,进而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过去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政府掌握话语权的“单边主义”也不再适应信息高速发展的自媒体时代,全新的政民“双向互动”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应破茧而出,政府应该合理的公开政务信息,避免隐瞒, 不应再受传统管理思维的束缚将公民看做单纯的被管理者,取而代之的是应该以“人民的公仆”的身份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因此,政府的信息公开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一步。
第一,政府应完善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信息公开的范围,从细节上保障信息公开的切实到位,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来体现政府的实干精神,建立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维护公民与政府间的信任感。
第二,政府应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正是由于自媒体时代公众监督意识的大幅增加和政府信息公开度低的双重作用加速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下降,面对公众监督力度的上升,政府自我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谣言”肆意横生,同时也会由于政府本身的行政缺陷而产生“塔西佗效应”,因此,政府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对于维护政府公信力必不可少。
第三,政府应加速完善公关危机的应对机制。 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政府的公关危机事件陡增, 无论是恶意造谣还是属实情况, 自媒体时代都能够让它在一瞬间变得人尽皆知进而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冲击, 因此政府应加速建立科学合理的应对机制,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题下,政府应认识到事前预测、 事中应对以及事后重建这三方面机制的完善都离不开信息公开,事实一再说明:隐瞒助长“谣言”、扼杀“沟通”,进而使事前预测的科学性无从可谈,使事中应对难以贴合需求,使事后重建成为无稽之谈。
3.2.2 加强行政人员的行政素养和道德水平,重视政府软件建设
不论是完善的法律制度还是强大的监督机制都只是从客观上来保证政府自身公信力,而对于政府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那再强大的制度框架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自网络自媒体时代以来, 自媒体人通过网络随意发布的一张政府官员的丑闻照片不但可以直接让人们对政府的行政能力产生怀疑, 同时这种自媒体人自发的对政府官员的曝光行为还可能激发不少公众的挖掘与参与, 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某地政府官员丑闻事件被网络自媒体人曝光, 不日多处不同官员的类似新闻便会此起彼伏的出现。 行政人员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以及管理效率是影响政府过程的主观因素也是主要因素, 因此政府行政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是改善政府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本质要求。 这种软件建设不亚于监督机制等硬性框架的构建, 它反而是一种更长远的投资。
第一,政府要严把行政人员的知识素养。 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必须要具备一定水准的知识素养,从而保证其起码的行政能力。 这就要求政府在选拔行政人员时不但要设定好标准, 同时也要避免裙带关系污浊行政人员队伍。 否则无能的行政人员不但会降低行政效率,更会直接激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大伤政府公信力。
第二,政府要加强对自身行政人员的廉洁教育。 自网络自媒体时代以来,政府人员的“渉腐”曝光率与日俱增,尽管也有些许恶意诽谤事件, 但总的说来, 官员的腐败问题向政府敲响了警钟:廉洁教育不容小觑。 廉政是政府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政府应提高日常对其行政人员心理教育和道德熏陶的重视度,不可忽视对这种软性教育的投资。
第三,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道德水平教育。 网络自媒体时代将每个人的生活轻而易举地紧密联系起来,作为行政人员,其一言一行也日益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下, 并且随着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的不断攀升, 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往往会被密切关注并放大化。 不同于其知识素养,行政人员自身道德水平低下会更直观地被公众感受得到,直接引起公众的不满,进而刺激政府公信力降低。 因此,对行政人员队伍的道德教育是政府的一项重点工程,政府应致力将“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深植于每一位行政人员内心, 从而提高公众对行政人员工作的满意度,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因此,政府除了做好“把关人”工作,通过管理和净化外部即网络自媒体来维护自身公信力外,还应将自身建设作为重点,不断修正和完善政府自身,提高行政能力,以提高公众满意度,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3):24.
[2]丹·吉尔莫.下一时代的新闻:自媒体来临[J].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1).
[3]杨妍.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J].中国行政管理,2012(15):26-29.
杜绝虚假新闻维护媒体公信力 第8篇
要说近些年来最典型的假新闻, 莫过于2007年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 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点做的“纸箱馅包子”的新闻。但是随后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抽检全市23家早点摊的包子后, 并未发现“纸馅包子”。“纸馅包子”后被认定为虚假报道, 经查, 此节目内容是由北京电视台某新聘用人员一手策划、编造的虚假新闻报道。摄制者最终被刑拘, 北京电视台向社会作出深刻道歉。无独有偶, 2013年10月, 黑龙江晨报发布的一条标题为《老汉旅店见网友, 一开门傻了“跟我开房的咋是儿媳妇”》的社会新闻, 引发各类媒体纷纷转载, 感慨社会之混乱, 如此挑战道德底线。然而, 后经证实, 这么吸引读者眼球的新闻, 竟是一条当地通讯员凭空编撰的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媒体后来登报致歉, 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处理。
这两则假新闻让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为之汗颜。
一、导致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
首先, 虚假新闻是媒体为吸引公众眼球酿成的不良结果。在信息爆炸时代, 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信息充斥在我们身边, 一些媒体为吸引受众眼球, 想出歪门斜道, 制造假新闻, 不惜以恶性竞争的方式来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
其次, 个别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性差, 政治理论修养欠缺, 直接导致了假新闻的出现。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 能够报道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一些社会责任感不够强的记者, 捕风捉影, 片面夸大问题的严重性, 不计后果去策划报道假新闻。也有的记者受利益的驱使, 蒙生了制造假新闻的念头, 上述两个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结果弄巧成拙。
第三, 新闻造假难度较低, 这也造成了假新闻得以有条件随时出现。记者先是假想一个新闻事件, 然后按照想象的过程, 找一个“托儿”来充当当事人, 描述事件经过, 将画面挡上马赛克, 声音加以处理, 一则纸箱馅包子的假新闻就产生了。如果是纸媒新闻, 造假则更加容易, 给假定的采访对象任意取个名字或者标注上“化名”即可。
最后, 他律的缺失也是假新闻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专门针对新闻行业的法律条文, 从而造成国家对该行业的监管不够到位, 出现问题的时候用人单位把责任完全推卸到临时工身上, 约束机制和整顿措施不完善, 最终等于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新闻失实现象的发生。
二、虚假新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大, 它会对舆论导向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 假新闻没有生命力, 它迟早要见光死。没有生命的新闻当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 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媒体肩负着正确引导舆论的使命, 假新闻会对舆论产生错误的影响, 制造假象, 蛊惑群众, 让大家无法明辨是非, 受到误导。
再次, 假新闻严重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作为长期以来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 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一旦出现假新闻, 会让大家对媒体发布的其它新闻也产生怀疑, 长此以往, 媒体的公信力就要受到影响, 所谓一条鱼搅得一锅腥。
三、防范假新闻的出现,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强社会监督。新闻媒体发表的任何报道都是公开的, 是最容易被广大公众监督的, 媒体及媒体从业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监督下加强自律, 加强新闻立法, 使新闻行业发生的诸多行为有更多的法律依据。
2.完善媒体的用人机制, 强化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目前, 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采用聘任机制, 这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同时也存在着隐患, 忽略了媒体人的道德素养和职业素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 是媒体在用人方面需要考虑的基本条件。
3.媒体编辑及编审人员要时刻把好信息来源关, 仔细验证信息来源, 保持新闻敏感, 对存疑的信息在脑子中多画一个问号, 多推敲多思考, 发表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4.牢固树立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理念。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利益往往被看得很高。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无可厚非, 但是, 媒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社会效益永远要高于经济效益, 媒体人决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来谋求经济效益。
5.网络时代的特点决定了还要格外加强对网络的技术管理, 及时清除有害信息, 不使有害信息扩散。网络具有信息广泛、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信息通过网络放大, 一旦出现问题, 其危害远远超过单个媒体的影响。而网络信息往往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 是新时代下需要加强监管的重要地带。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网络上热点话题的引导, 及时发布信息, 使网民了解真相, 对网络上的信息去伪存真, 使虚假信息无处藏身。
滥用媒体公信力的电视相亲节目 第9篇
电视相亲节目:宣扬“金钱至上”的舆论场
大众媒介机构最典型的特征是位于公共领域范围之内, 并代表社会成员进行活动。哈贝马斯认为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都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所谓“公共领域”是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1) 。媒体生产的产品是公共产品, 公共性成为媒体的根本属性, 媒体承担着建设公共领域的责任。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大众媒介的影响表现在它的普遍性、流行性和公共性。 (2) 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对公众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 正因为大众媒介公共性的根本属性, 大众媒介才会具有普遍性和流行性。在西方, 大众媒介是民主政治过程的基本要素, 它为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提供辩论的场域和渠道。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主要代表, 公共性理应是电视媒体的根本属性。
电视相亲节目也是一个公共舆论场, 讨论的主题是相亲和婚姻, 而该主题与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婚姻观、幸福观等各种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亲和婚姻不仅是私人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因为只有家庭和谐, 社会才能和谐。然而, 目前国内外的电视相亲节目把商业炒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把相亲看成了纯粹的娱乐, 电视相亲节目已经完全沦为“真人秀大卖场”。
事实上, 每一档电视相亲节目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相亲节目的嘉宾身份甚至是虚假的, 他们在节目中的一言一行甚至都是被安排的。比如, 德国RTL电视台有一档特别火爆的相亲节目, 该节目的宗旨是给农民找老婆。该节目每次评选10位农民, 然后为每位农民公开挑选候选人回家。据称为了达到出位效果, RTL电视台与候选人签订秘密合约, 双方每接吻一次, 农民和女性候选人可得到数百或数千欧元;如果能上床, 还可得到数千或数万欧元;结婚的话, 他们得到的会更多。当然, 节目过后, 大多数女性都离开了他们。另外, 有网友爆料,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部分长相靓丽、伶牙俐齿、戏剧冲突较明显的“剩女”都是导演组刻意安排的。 (3) 这类电视相亲节目为了追求出奇效果、获得高收视率, 完全脱离真实性, 丧失了媒体的公信力。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制片人刘蕾说, 创办这档节目的初衷是给“剩男”、“剩女”提供一个交友的平台, 更多的是想传递人性和爱情的真善美。然而几乎所有的电视相亲节目都违背了节目最初的宗旨, 我们在电视相亲节目中没有看到真善美, 看到的只是对金钱彻底的崇拜, 听到了“拜金女”马诺“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狂言, 甚至还有人打出别墅和月薪20万元的择偶标准。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说:“这些相亲节目, 把年轻人拜金、自私、造作、享乐的爱情观、价值观一次次放大。”电视媒体不仅虚构嘉宾身份, 让嘉宾之间互相谩骂, 甚至会利用在这种节目中捧热的一些人作为“摇钱树”。因为马诺公开、极端的拜金行为, 一时之间她成为媒介和公众的话题人物, 尽管这种高知名度是建立在批评和讨伐的基础上, 但是依然有一些电视媒体为了利益而请她作为嘉宾出席某些节目, 于是她的身价从一个普通的模特快速地升级为二流明星。这表明部分电视媒体在该事件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公信力, 如果像马诺这样的“拜金女”能够通过《非诚勿扰》而迅速获得“恶名度”的提升, 从而获得电视媒体的认可, 那么这将造就无数个“马诺”。“马诺”们都是典型的物质女孩, 在她们眼里金钱至上, 亲情、友情、责任、善良等传统的价值观都要让位于金钱, 如果“马诺”们越来越多, 这个社会将会丧失正义、公平、勤奋、责任等基本价值观。
收视率:电视相亲节目滥用公信力的根本原因
收视率是电视媒体的上帝, 失去了收视率就失去了广告客户, 失去了广告客户, 媒体就无法生存。“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电视媒体对收视率的极大追求导致节目不断娱乐化、媚俗化。尼尔波兹曼认为, 在电视媒体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4) 。为了收视率, 有些电视媒体甚至丧失了社会道德底线和基本的价值观。湖南卫视节目制片人刘蕾说:“相亲节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收视掠夺战’。身份作假、编造故事、不惜出口伤人’、拜金’享乐’的非主流价值观被刻意放大, 这是急功近利的媒体人不负责任和没有公共道德的表现。”收视率竞争让各大电视媒体的相亲节目不断大胆地搏出位。电视相亲节目策划人员事先故意埋好“非主流价值”的地雷, 等着大家去踩, 同时利用嘉宾之间互相谩骂、羞辱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并且利用拜金主义者毫不掩饰的“拜金宣言”及大胆的性暗示的语言, 如“你的胸毛好性感”等话题赚得观众的眼球。另外, 电视媒体有意放大这些争议性话题, 引起公众的探讨, 在公众的热议和批评中获得收视率的提升。
收视率尽管是电视媒体节目的生命源泉, 但不能成为考核一个电视节目的唯一标准。电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还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刘燕南认为:“引入收视率是电视业市场转型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但是盲目推崇收视率, 一味信奉市场机制的迷思, 不符合我国电视传媒的性质和宗旨, 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5) 电视媒体盲目地追求收视率, 就会导致媒体公信力的降低, 大众最终也会失去对媒体的信任。
消费主义:为电视相亲节目滥用公信力提供土壤
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是彻底异化的社会, 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 它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 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 以至于个体的幻想和冲动, 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 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 (6) 在消费社会中, 一切以消费为中心, 这种消费不仅仅是物的消费, 更是对符号的消费。消费主义的兴起让大众文化更加娱乐化和媚俗化。“消费主义”的盛行让赫胥黎的担心成为现实, 他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中, 人的物质欲望和消费欲望得到极大的膨胀, 人的主体性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得以实现, 消费和娱乐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 娱乐文化和庸俗文化极度盛行。消费社会中的大众对物品和符号的消费也是抱着娱乐的态度, 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消费都是从娱乐的角度出发, 理性的审思在逐渐消失, 观众最希望从电视节目中得到娱乐的消遣和狂欢。因而, 电视相亲节目为了迎合观众消费主义的娱乐化口味, 采取了娱乐化、挑战、草根、隐私和情感的模式。 (7) 甚至有些电视相亲节目故意制造爆炸性的议题, 讨论低俗涉性内容;还有些电视相亲节目利用隐私和偷窥来引起观众的注意。例如, 在英国有一档电视相亲节目叫《黑暗约会》, 该节目就是利用观众对隐私的好奇和兴趣来设置情节。该节目把陌生的男女放到黑暗的屋子里, 让他们用视觉之外的感官来确定自己可能感兴趣的异性。同时, 制片方用红外线摄像机拍摄他们的表情, 到节目揭秘的环节, 那些黑暗中的“旧爱”看到对方真实面容时会产生不同的表情和行为, 这是该节目最夺人眼球的亮点。
同时, 消费社会让很多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一些人为了出名可以不择手段。事实上, 很多参加相亲节目的候选人的动机不纯, 他们并不是想通过相亲节目找到真爱, 他们中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电视相亲节目可以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参加。有的参加者是为了实现普通人上电视的梦想, 有的参加者是想获取电视台和赞助商的奖金, 但更多的参加者主要目的还是想借此机会出名, 走上演艺的道路。无论是相亲节目中自称文采超过张爱玲、美貌赛过范冰冰的“祖德妹”, 还是“宁愿在宝马车里哭”的“拜金女”马诺, 她们参加相亲节目并且出语惊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名。
伴随着“单身潮”现象在全球的扩散, 电视相亲节目尽管已成为适应当下社会的一种实践需求, 但消费主义却让电视媒体相亲节目走上了彻底媚俗化和庸俗化的道路, 并且为电视相亲节目滥用公信力提供了土壤。
电视相亲节目滥用公信力重挫媒体品牌影响力
从社会与媒介的关系看, 媒介反映社会, 媒介也构建着社会。相亲节目虽然是一档娱乐节目, 但却在构建着媒介现实, 这种媒介现实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社会现实。但是目前我国电视相亲节目所构建的媒介现实对社会现实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拜金主义者在相亲节目中大张旗鼓地宣称对金钱的顶礼膜拜, 让一部分独立思考能力较弱的观众会认为社会现实就是极端的拜金主义, 这将会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
事实上, 虽然电视媒体利用媚俗化的炒作手段获得了收视率的上升, 但却对媒体的品牌影响力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产业的本质就是社会影响力, 然而在品牌时代, 媒介的品牌影响力是其社会影响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品牌不只是一个商品, 它穿越受众在生活中的认知、体验、信任及感情, 赢得一席之地后建立了感情、可靠的关系。我国电视相亲节目尽管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事实上却失去了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因为一个成功的品牌必须要以真诚为主, 只有真诚的品牌才是有影响力的品牌, 才是能够获得品牌关系人信任的品牌。很多电视相亲节目尽管披着真诚的外衣, 充当着传统的“月老”和“红娘”的角色, 但是由于故意作假和炒作, 对于公众而言已经失去了可信性。电视观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麻木的, 他们大部分人是有思想的阅听人, 他们能够对各种文化形式和观点作出批判的或对抗的解读。事实上, 电视观众对我国日益媚俗化的相亲节目已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他们认为目前电视相亲节目总结起来大约有“八宗罪”:一是节目内容、形式雷同, 抄袭之风盛行。二是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忽视情感交流。三是盲目追求收视率, 刻意制造敏感话题, 刺激观众的窥视欲。四是节目嘉宾不少是“托”, 相亲变为“演戏”。五是女嘉宾频出“丑闻”、“绯闻”, 恶俗炒作吸引眼球。六是语言暴力充斥节目, 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毒舌”飞舞, 缺乏平等交流。七是把庸俗当脱俗, 让低级趣味成为流行, 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 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八是虽为相亲节目, 但却真情匮乏、真爱难寻。另外, 德国国家媒体研究所专家克里普教授认为相亲节目过于娱乐化, 反而会让人们不相信爱情。德国文学教父在他所主持的“读书”节目中, 点名把这类相亲节目归入“不值得一看的电视节目”。总体而言, 电视相亲节目已经在公众心目中形成负面的形象, 已经成为媚俗的象征, 电视相亲节目如果不进行创新和改革, 电视媒介的品牌影响力会因为公信力的缺失变得日渐微弱。
注释
1 哈贝马斯[德]著, 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页。
2 Denis Mcquail:“Mc 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5年版。
3 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 《新闻实践》, 2010 (6) 。
4 尼尔·波兹曼[美]著, 章艳译:《娱乐至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4页。
5 刘燕南:《收视率调研的中国景观:技术、市场与意识形态——对电视从业者四次调查结果的纵向梳理与思考》, 《现代传播》, 2010 (3) 。
6 让·波德里亚[法]著, 刘成富、全志纲译:《消费社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24页。
“走转改”与县级媒体公信力重塑 第10篇
一、改文风先要改观念
在“走转改”行动之初, 有人问:县级媒体身处基层, 还需要“走基层”吗?我们的答案是:身在基层不等于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反映基层。我们不仅需要“走转改”, 而且要以此为克服“假大空”、实现“短实新”、赢回公信力的利器。改文字很快很简单, 改文风却很难很复杂。归根结底, 问题表现在文风上, 根子还在理念和作风上。
1. 管理机构的管理误区。
现在大家都在说跨界合作, 传统媒体要借助新媒体的渠道和影响, 借鉴新媒体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让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融互动。管理机关和很多管理者也这样认为, 甚至于也这样提要求, 但在操作中, 却并不是这样的。像传统媒体开设微博, 管理机关规定必须申报主管部门、主管人、责任人、管理员, 还规定凡在微博上发的内容必须经主管人审核批准方能发布。这无疑堵塞了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的管道。微博的一大魅力在于短平快, 如果微博也像传统媒体一样层层审核, 还能短平快吗?在层层审核中势必把棱角逐层打磨干净, 微博发布的内容、口气跟报纸、广播、电视上一模一样, 那还能叫微博吗, 那样的微博还能发挥作用吗?
管理机关对新媒体的风起云涌, 更多时候是束手无策的。反过来对自己麾下的传统媒体更加严厉苛责, 就像班主任管学生, 对听话的乖学生既耳提面命又严加管束, 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干脆放任自流。
当然, 管理机关中也有比较开明的, 探索着改进方法。有位省级主管机构的领导, 对于目前某些管理制度和方式方法, 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年苏南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 也是被普遍诟病, 甚至被指责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结果, 没有政策支持、受尽制约的乡镇企业反倒异军突起, 而受到诸多政策保护的很多国有企业、大集体企业却败下阵来。
2. 报道对象的认识误区。
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总认为只有莺歌燕舞、风和日丽才是正面报道, 其他一概是负面的。港口码头因遭受台风暴雨袭击, 堆场货物受损, 当地媒体报道了保险公司及时清算理赔的消息, 结果被当地领导上纲上线, 指责为“给港口经济抹黑, 影响投资环境”。
某日傍晚, 一小旅社发生爆炸。当地媒体在第一时间被通知“不报道”。但是, 网络论坛、QQ群、贴吧和手机短信等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传得满世界都是, 连身在英国留学的本地孩子也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情况。到次日下午, 有关部门才匆忙通知电视台插播初步调查结果:爆炸系地下空隙间积累的垃圾发酵成沼气形成的自爆, 当场一死一伤。但为时已晚, 传言早已病毒般生成N个版本, 有说死了几十个人的, 有说情杀的, 有说谋财劫杀的, 还有的甚至扯到官场内幕。公众的信任感已明显发生倾斜, 任你百般“以正视听”, 公众还是觉得电视台在帮官方掩盖事实。如果第一时间报道出去, 不仅能引导舆论, 而且有利于科学知识的普及, 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3. 媒体人的认识误区。
会议和领导活动过多过滥且形式僵化, 新闻版面以报道对象官阶大小排列, 语言照搬照抄“重要讲话”的官腔官调。这些表现就是不接基层的“地气”, 信源在机关, 受众在机关, 走不出“机关报, 报机关”、“从机关里来, 到机关里去”的怪圈。这些东西广大市民不喜欢也不需要了解, 只有机关干部们要看——其实也并非喜欢看, 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部门的成绩是否让领导知道。
4.“宣传”概念的误读。
把“宣传”简单理解为图解政治讲大道理。实际上, 一味的说教、灌输, 效果适得其反。最好的宣传就是闻不到宣传味的宣传。维生素做成片就是“药”, 而苹果好看好闻好吃且维生素又丰富, 宣传就是要成为“苹果”, 而不是“药片”。新闻报道也不存在正面、负面之分, 即使报道负面内容也不等于会造成负面影响, 对问题的曝光可以促进问题的解决, 对某些问题见微知著、因势利导、防患未然, 批评监督就会产生积极效果, 负面也就成了正面。反之, 一味歌功颂德, 就弄巧成拙了。一场暴雨之后, 消防战士为雨后的城市排涝, 这本身就是一条正面新闻, 既歌颂军民鱼水情, 又从侧面说明本地市政设施能在暴雨之后短时内恢复正常, 但有人却认为“丢脸”, 因为让人知道了我们的城市雨后有积水。实际上城市内涝并不可怕, 世界各大城市有这样的事发生, 何况我们正在解决之中, 可怕的是有了积水还掩盖, 这不仅是对“宣传”的误读, 还是执政理念的误区。
5. 对传媒机构的误读。
媒体生产的是精神产品, 面对的是市场和消费者。在传播渠道多样化的今天, 新闻传播也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 不再是以往那个你爱看不看, 除我之外别无分店的卖方市场。如果电视台只是单一的宣传工具, 那么它只要对上级负责, 不可能有市场意识、产品意识, 也就不用讲究产品营销, 更不会管消费者的需求。那作风、文风当然与受众脱节了。
二、对症下药, 重塑媒体公信力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关于转作风、改文风的要求, 到县级后规定得更具体, 领导和会议在版面、位置、字数、时长、镜别上都有了明确规定。这种“中国式”规定, 对于媒体来说有有利的一面, 以前最为头疼的会议和领导活动大大减少了, 但又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以新闻价值, 而不是报道对象的官阶编排版面;二是如何保证常有鲜活新闻, 且是来自民众和民众需要的资讯;三是如何保证转作风、改文风而不是“一阵风”。
太仓台的实践是:
1. 敢于调整串联单。
如果领导活动、会议的确具有高的新闻价值, 那就上头条, 反之则挪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一般会见接待、陪同考察、出席行业和部门会议, 经常置于经济、民生重头稿之后, 且只作三言两语的简报。这种改进是太仓台摸索着去做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领导和群众都认可了。
2. 善于“软化”硬新闻。
过去的时政新闻中, 会议流程、领导讲话占了很大篇幅, 为了确保准确还会摘文件、抄简报, 弄得新闻报道尽是官腔官调。现在我们把“为了提高××工作水平, 今天我市召开××会议,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和“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之类的表述作为新闻禁语, 迫使记者习惯使用新闻语言。提倡新闻故事化, “少讲道理、多讲事例”。对电视新闻表现手段也有新要求, 对标题、导语、同期声、背景声、记者出现场、采访、镜头调度、画面运用等都有具体规定。
3. 勇于进言多沟通。
在公立医院改革、城市环境整治等全市阶段性重点工作的部署会上, 记者当面向太仓市相关领导陈述策划构想, 特别表明:改革和整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改掉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报道不能延用过去那种一开始就说成绩的做法, 先要把公立医院和城市环境的现状、问题说清楚, 再说市委、市政府对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决心, 然后是各方的行动、百姓的反响, 接着才是改革、整治的成效。这样才能赢得受众的支持理解, 才能证明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正确。事实证明, 这样的报道方式效果良好。
4. 在行动中接地气。
我们提出了“走到底、转到位、改到好”的口号, 让记者以大量的体验式报道向受众传递一线信息。给“走转改”提供载体, 新开常设子栏目《身边人身边事》、《劳动创造幸福》, 还有一些季节性的策划, 如高温季节的《高温烤问, 记者追问》、《娄城之夏, 热点民生》两个系列报道。记者在街头对往年经常会出现的下水道堵塞等现象, 与居民一起在现场追问相关部门是否改进到位, 与农民工一起追问包工头和社保部门, 问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是否能拿到高温补贴和夏令用品。我们还举办了一次“前沿访谈”新闻行动, 以“边走边看边说, 见证美好生活”为行动口号, 记者在村间田头、社区坊间、车间校园进行现场采访, 与区镇领导和村 (社区) 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普通群众现场对话。这样的电视新闻来自民众, 自然也会受到民众关注。
5. 勤于策划主题报道。
很多领导希望媒体能全方位展现政绩, 但是, 在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简约化、快捷化的当今, 成就报道不能包罗万象一网打尽, 只有从一个点切入, 以具体、真实的事例把成就呈现出来, 才能让人信服。而且, 电视新闻与报刊相比, 必须有真实的现场画面、声音与文字结合才能出效果。针对这些情况, 我们着重策划, 把新闻故事的真声音、真画面呈现给观众。
6. 巧用舆论监督利器。
我们增设了政风行风监督类新闻栏目《连心桥》和新闻访谈类栏目《相逢演播厅》。县级媒体要进行舆论监督, 会遭遇很多困难, 熟人社会、自身实力能力局限等。国情决定了媒体的立场, 我们把监督定位为建设性的“帮忙不添乱、补台不拆台”。特别是让领导机关认同这样的观点:一是本地媒体不出声, 就等于任凭小道消息满天飞;二是本地媒体土生土长知根知底, 了解事物的真相和背景, 容易把握尺度和口径;三是本地媒体更有利于及时跟进, 可以正本清源。两年来的实践已使一些曾经对舆论监督敬而远之, 甚至回避、反感的人们, 变得乐于接受、积极配合, 这不仅是他们观念的转变, 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客观报道中尝到了甜头, 知道把问题讲清楚了, 使市民看到了问题背后的原委、行政机关的行动和打算, 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上上下下都觉得这比单纯唱赞歌式的报道效果更好。
网络媒体公信力 第11篇
近日，本报社长郑国民接受腾讯、网易、搜狐、环球网等国内知名网络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传统媒体并非对立关系。新媒体需要增加公信力，需要“把关人”。
郑国民说，《网络导报》正在打造一个集报纸、网站与线下“互联网公社”于一体的“三合一平台”，以便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回顾《网络导报》的创业历程，郑国民非常感慨。他说，三年来，围绕《网络导报》这个“导”字，《网络导报》请了很多专家进行座谈，采编团队更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探讨和实践，一直在努力破解作为一份传统媒体如何“引导和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这个课题。
郑国民也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的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的精神，让他更加钦佩当初《网络导报》创办人的前瞻眼光，也坚信了《网络导报》紧紧围绕“引导和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营造和谐社会良好的舆论氛围、发挥新媒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个办报宗旨，“立足互联网，聚焦新媒体”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是大有可为的。
“《网络导报》尽管在形式上是一份‘传统纸媒’，但它本身却从一开始就具备‘新媒体的基因’。”郑国民说，“《网络导报》是办给‘管网的人’和‘办网的人’看的，因而，我们在新媒体拓展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郑国民认同新媒体是媒体发展趋势的说法，但他表示，讨论“报纸是否会消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管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是办给读者看的，融合才是趋势。他说，这几年传统媒体都在布局新媒体，动作很大；但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是媒体，媒体除了更快速便捷地将内容有效传播给读者之外，还必须占领公信力的制高点。
“公信力问题解决了，新媒体将势不可挡，解决不了公信力问题，还是会被淘汰；传统媒体要解决受众量、传播力问题，能与网络新媒体的功能融入到一起，它也势不可挡，否则，也会被淘汰。所以，只有受众量、传播力、公信力都领先的媒体，才会是未来的主导力量。”
媒体公信力缺失与新闻道德建设 第12篇
一、媒体公信力缺失现状
(一) 呈现规律性
虚假新闻呈现规律性, 主要集中在年中阶段, 即每年的5~9月份。由于年初和年尾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一时段, 监管部门也会严厉打击虚假信息。同时, 虚假新闻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这主要归咎于东部地区媒体较多, 而且改革开放程度比较高, 对物质诱惑的抵御能力比较低。另外, 虚假新闻主要集中在都市报, 其次为网络媒体, 最后是党报。[2]
(二) 新闻寻租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闻媒体在追求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 忽视了新闻道德建设, 经常出现新闻寻租现象, 明星绯闻、名人恶搞和恶意炒作等现象屡见不鲜。目前, 新闻寻租不仅出现在虚假新闻方面, 而且还出现在虚假广告、低俗报道等方面。
二、媒体公信力与新闻道德建设
(一) 新闻道德概述
新闻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 是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来说, 新闻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不仅具有职业道德的共性, 而且具有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从职业道德的共性角度来说, 新闻道德属于职业道德, 具有规范性、阶级性、集体性和制约性以及实践性;从职业道德的特殊性角度来说, 新闻道德受社会经济关系制约, 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媒体机构的道德建设是新闻道德建设的核心, 个人的道德建设是新闻道德建设的辅助。媒体机构要积极倡导整体价值观建设, 加强奖惩机制建设, 避免非道德事件的发生, 构建完善的新闻道德体系。
(二) 道德失范对新闻公信力的影响
新闻道德失范会降低媒体公信力,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2007年7月8日, 《透明度》栏目 (北京电视台) 报道了“纸箱馅包子”这一新闻, 引起北京市民的极度恐慌。[3]经过公安机关调查, “纸箱馅包子”是由电视台人员訾北佳策划的虚假新闻。这起典型虚假报道对北京电视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 网络媒体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补充力量, 其可以有效推动新闻信息的快速传播。然而, 网络媒体也存在道德建设不足的问题, 诸如2010年网上传播的:“金庸于12月6日19点07分去世, 地点位于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新闻发出以后, 香港《明报》发言人表示, 该新闻为虚假新闻。事实上, 香港尖沙咀并没有圣玛利亚医院。当日深夜, 《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刘新宇在微博上向大众道歉。因为“金庸去世”的消息虽然是出现在网络媒体上, 并未出现在正刊上, 但该虚假新闻借助《中国新闻周刊》长期沉淀下来的公信力进行了大面积传播, 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加强新闻道德建设的相应措施
(一) 提高职业人素养, 增强职业精神
新闻媒体职业人包括记者、编辑, 其需要遵循一定的职业操守, 以此来维护媒体的公信力。同时, 新闻媒体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努力加强新闻道德建设。我国新闻媒体可以参考国外的编辑准则, 构建符合自身情况的行业准则。例如, 《圣路易斯邮报》准则规定:“新闻媒体要同情穷苦人, 不做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该准则不仅是国外新闻媒体的行业准则, 而且是新闻的道德规范。[4]对于新闻媒体来说, 既要加强新闻道德建设, 又要构建和谐的人文精神。例如, 汶川地震中, 新闻媒体的一系列提问引起网友的广泛争论。在新闻记者采访受灾女子时, 受灾女子始终面带微笑回答记者的问题。记者便穷追不舍地问:“想回家么?”“何时能回家?”“家里一片狼藉是不是?”乍一看, 好像记者非常具有职业精神, 但受访者却泪珠滚滚。很多网友都对记者缺乏人文关怀的提问方式产生了质疑, 并在微博上进行各种声讨。这一案例充分说明, 新闻媒体只有做好人文素养建设工作, 才能巩固新闻道德建设的根基。
(二) 强化监管职能, 防止道德失范
道德属于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 其作用主要依赖执行者的自觉性。道德法规属于外部力量, 其效力主要依靠强制力量维系。因此, 新闻道德建设和新闻法规建设的结合, 才能促进两者共同发展。目前, 我国的新闻道德法规主要集中在职业道德方面, 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法规》等, 但缺乏法律执行力度。我国频繁出现新闻道德失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媒体公信力缺失和自身约束力不足,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政府应该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到法律层面, 使其更具强制力, 以更好地规范媒体机构和从业者的行为。
四、结语
媒体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其不断加强自身的公信力和道德建设将对大众产生积极影响。媒体机构只有走大众路线, 才能坚守公信力和道德的底线, 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 媒体应该加强从业者的综合素质, 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防止新闻道德失范。因此, 媒体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提高新闻道德水平, 促进新闻媒体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蒋颖.新闻媒体公信力缺失与新闻道德建设[J].新闻界, 2011 (2) :3-7.
[2]王威.媒体公信力缺失和新闻道德建设[J].青年记者, 2010 (12) :14-16.
[3]张瑶.美国媒体公信力集体“跳水”, 绝大多数美国人称新闻不可信[J].华盛顿观察, 2009 (35) :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