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父母范文（精选3篇）

外出父母 第1篇

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是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对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成人后的心理健康都将造成不良影响。学龄前时期是儿童心理成长的重要时期[3],这个时期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今后的学习、社会交往、心理健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4,5]。家庭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父母家庭角色的缺失,从而给儿童的心理尤其是情绪和行为带来不良的影响。本研究应用SDQ量表探讨父母外出务工对学龄前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是否存在影响,从而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在资料可获得性的基础上,选取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山东省聊城市作为本次研究的现场;第二阶段根据现有人均GDP水平将聊城市辖下的所有乡镇分为发达、中等及欠发达3类,考虑到人均GDP水平、人口规模、留守儿童规模等因素,每类抽取2 个类似的乡镇,共计6 个乡镇实施调查;第三阶段,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则,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0户3~7 岁的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共计735 名,应答率为100%。本文定义的学龄前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其中任一方目前在外务工或经商,且在外连续务工时间到调查时间为止达到或超过6个月,儿童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达到或超过6 个月(不论户口是否在当地) 的7 岁以下儿童,领养的儿童不属于本次调查的对象。

1.2 调查方法

由课题组自行编制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通过入户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对儿童监护人或者父母亲进行询问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儿童个人情况,如年龄、性别、独生子女、2周内患病情况等;家庭及监护人状况,如家庭收入、支出、监护人的精力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如父母是否在外务工超过半年等。

1.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 SDQ)(家长版)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进行评估。此量表操作快速、简便,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目前已被欧美等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应用[6]。我国学者寇建华、杜亚松建立了长处和困难问卷(SDQ)(父母版)的上海地区常模,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发现SDQ量表适合于中国儿童的评估[7]。SDQ量表包括5 个维度,分别为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多动注意不能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问题。其中,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多动注意不能问题、同伴交往问题这4个维度构成了总困难得分。除了亲社会行为问题这个维度得分越高越好外,其余4个维度以及总困难得分均越低越好。每个维度包括5 个条目,共25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2 三级赋分,0分为不符合;1分为有点符合;2分为符合。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78。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进行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比较,采用多重线性回归进行儿童总困难得分的影响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统计描述

本次调查735 名学龄前儿童,平均年龄为(4.23±0.81)岁,留守儿童269 人,占36.6%,非留守儿童466 人,占63.4%;男童411 人,占55.9%,女童324 人,占44.1%;独生子女382 人,占48.0%,非独生子女382 人,占52.0%。父亲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709名,占96.5%,小学11名,占1.5%;初中6 名,占0.8%;高中或中专9 名占1.2%。母亲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11 名,占1.5%,小学114 名,占15.5% ;初中449 名,占61.1% ;高中或中专127 名,占17.3%;大专23 名,占3.1%;大学及以上11 名,占1.5%。

2.2 各维度评分比较

全部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各个维度及总困难得分均介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留守儿童的情绪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亲社会行为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多动注意不能问题以及总困难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并且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见表1。

分

2.3 影响总困难得分的因素

对因变量学龄前儿童总困难得分进行对数转换后呈正态分布,将自变量中有序变量按等级次序赋值,如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监护人精力不足,照顾孩子感到有负担,无序变量(如父母是否在外务工)以亚变量的形式进行赋值,二分类变量以0和1进行赋值。由表2可知,母亲外出务工、儿童的性别、年龄、监护人的精力、监护人照顾孩子感到有负担以及家庭纯收入对儿童的总困难得分均有影响;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的受教育程度,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的总困难得分没有影响。经过控制其他变量,母亲外出务工的儿童比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儿童,更容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

3 讨论

留守儿童正处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发展阶段,长期与父母分离,无法享受父母的抚慰和关爱,得不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极易产生认识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8]。本次调查的735名农村学龄前儿童中,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多动注意不能问题以及总困难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3~7岁留守儿童刚脱离幼儿期,无论是心理、行为,还是各方面都是需要父母引导的时期,而父母的外出务工导致这些留守儿童无人进行正确、科学的教导,容易出现行为,多动问题[9,10]。

调查结果表明,母亲外出务工对农村学龄前儿童的总困难得分有影响,母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比那些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心理健康素质较差。母亲外出务工,由父亲或者其他监护人照顾孩子,通常照顾不周,忽视儿童的情感需求,由于长期和母亲分离,无法享受到母亲的关爱,被抚养时遭受的忽视和冷漠,留守儿童极易感到孤独、害怕、焦虑、不被疼爱,心理行为发展异常,人格发展不健全[11,12]。王树明等指出母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焦虑、敌对情绪,而母亲的支持与陪伴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够弥补父母外出而造成的亲情缺失,更容易消除留守儿童的焦虑和敌对情绪[13]。据以往研究表明,儿童的行为问题与母亲的支持行为有高度的负相关关系,母亲尊重、安慰、鼓励儿童等情感支持行为,使儿童感受到爱和温暖,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良好的行为[14]。母亲相较于父亲而言,更加主动,更能接受孩子的想法。相反,父亲不善于倾听孩子的想法,倾向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而不试图理解孩子[15]。母亲在学龄前儿童的成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母爱是无可替代的[16]。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外出打工的家庭尽量让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有利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从性别看,男孩在心理健康总困难、行为问题、同伴问题方面,比女孩更容易出现问题,由于女孩通常比较乖巧懂事,而学龄前的男孩通常比较活泼调皮,不容易照顾,容易产生不良的行为习惯,所以男孩较女孩更容易产生情绪和行为问题。从年龄上看,年龄越小,总困难得分越高,因为年长一点的孩子心理更成熟一些,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他们能够和同伴与亲人之间建立更好的社会联络,可以帮助他们减少不良行为的危险性,形成健康的心理及行为习惯[17],而年龄较小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照顾和关爱,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比较高。那些较小的孩子由于过早的缺少父母的关爱,对外界缺乏安全感,更容易出现心理障碍[18]。近两周患过病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总困难得分更高,身体健康对心理健康存在这一定的影响,身体的疾病会影响孩子的情绪,使其沉浸在疾病的痛苦中,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儿童身体的疾病会增加他们情绪问题和心理问题的风险[19]。监护人的精力以及对照顾孩子感到有负担,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总困难得分有影响,监护人的精力不足,照顾孩子感到有负担,不能为孩子提供足够的支持和教育,从而影响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20,21]。

综上所述,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母亲的外出对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产生不良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强对农村儿童监护人的宣传教育,通过多方位的努力,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纵向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设计中对样本进行追踪研究,采用多个指标更好的研究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变化轨迹。

摘要：目的 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为开展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选取聊城市作为研究现场,然后按照人均GDP水平将聊城市辖下的所有乡镇分为发达、中等及欠发达3类,每类抽取2个大体类似的乡镇,共计6个乡镇实施调查。最后,从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0户3~7岁的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共计735名学龄前儿童。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DQ量表,家长版)对儿童的情绪和行为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调查对象中留守儿童269人(36.6%),非留守儿童466人(63.4%)。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2.17±1.85 vs(1.84+1.70)](P<0.05),多动注意不能问题[(4.22±2.06)vs(3.73±2.28)](P<0.05)以及总困难[(11.34±5.12)vs(10.43±5.18)](P<0.05)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母亲外出务工为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此外,性别、年龄、两周患病情况、监护人的精力状况、监护人照顾孩子感到有负担是影响学龄前儿童总困难得分的主要因素。结论 母亲外出务工对学龄前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造成不良的影响,学龄前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开展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

给外出打工父母的一封信 第2篇

敬爱的爸爸：

您身体还好吗？外面工作一定很辛苦，您一定注意身体。您放心，我在家一切都很好，我会努力学习，我也会帮奶奶减轻一些家务活。初中时学习的一个重要阶级，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也为了我的将来；奶奶已经老了，身体虽然不如从前，但依然健康，我也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尽量帮助奶奶减轻一些负担，不让奶奶那么过度地操心和劳累，我们在家一切都好，你们不需担心，要多注意身体，别太过劳累

现在，我们的家乡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越来越好了，生活水平相对以前大大提高了，而且过去的泥土路也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交通更方便了；以前的旧村委会现在也焕然一新了，差点忘了在村委会门前的大桥边还树立着一座功德碑，我们在政府大力支持与经济鼓励以及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修建成的路，它不仅仅是一条路。不仅如此，以前的河流也被修建成了一道道大坝，旁边的河岸也被加固了。现在，又在修建新大桥代替原来的老桥，而且有许多挖掘机正在道路旁边挖洞铺水管，我还看见铺好后的地面上有井盖，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也许是地下水管吧！学校也运来许多的设备，比如电脑等，还有许多体育用品。在家乡，一条条大路贯通了各个角落，一座座桥梁建成，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方便与快捷，还有铁路等等。许多人也建起了自己的工厂，例如服装厂、干洗店和维修厂等等。伴随着社会经济越来越快地发展，家乡打工者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生活也越来越好。XX县还有农民创业园等可以为回乡创业者提供帮助。另外，家乡还有一些旅游景点，例如白云禅寺、相思林等等。爸爸，你知道吗？家乡变化可大了，我也知道您在外打工挣钱十分不容易，一年的辛苦劳动也挣不了多少钱，您可以回来创业呀。比如办一个农家乐餐馆，利用山区的优越条件，多养一些牲畜，等它们长大后，就是正宗的绿色食品。或者，您可以创办自己的工厂，凭着您多年的打工经验，我想这虽然有困难，但一定会成功的。再比如，您还可以在家乡找一个合适的工厂打工等等。回乡创业对您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呢！只要充分利用家乡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家乡的大好发展形势，我相信您也会发财致富的。

你看现在家乡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这也仅仅是我所知道的，还有其他的新变化的。其实，回乡创业不仅有这么多的益处，而且您也可以不再像以前一样在过年前后来回奔波了。再者说，您回来后，我们也就可以经常见面了。每当看见别人家的小孩亲切地叫爸爸妈妈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有些伤心；看见别人家的小孩与父母在一起时，我也希望和你们在一起。我虽然知道您在外地打工不容易，为了养家糊口和让我上学读书而拼命奋斗着，但是，天下哪有子女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呢。我是多么想和你们多呆一会儿啊，每当看见您离去的身影，我多么想让你留下，但我欲言又止。现在家乡的经济等各方面都很发达，我也希望您可以回乡创业。你们为什么不会来创业呢？回来创业，我们一家人还能团聚在一起，多好呀！而且，政府对回家乡创业的人还有鼓励政策呢！

外出父母 第3篇

农民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时期农村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这不仅是指农民工本身的流动,还包括随着他们外出打工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心理健康、社会问题等方面,也有研究关注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关心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同时也为研究留守儿童问题拓展了研究视角。但以往的研究文献更多地关注留守儿童在学校中的学业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心理健康、社会化发展等,忽略了他们在家庭和学校中都需要进行的语言教育。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有学者对农村中小学生语言现状进行了描述,但这些研究也存有不足,如没有对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的语言现状进行分析与比较,没有对父母外出打工的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的语言现状进行分类描述,没有用统计模型去检验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产生的影响,也有些研究局限于个案访谈,存在样本代表性等问题。本研究用分层随机抽样对江苏省阜宁县农村中小学生学校用语和家庭用语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并构建统计模型,检验父母外出打工等变量对农村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在我国,语言的使用主要表现为普通话、方言以及普通话和方言混用的现象。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俞玮奇( 2012) 对南京本地儿童的调查表明,儿童的语言使用大多以普通话为主,特别是在学校,与老师课后交流时,普通话使用人数达80% 左右,与同学课后交流时,普通话使用的人数也超过50% ; 在家庭中,儿童用普通话交流近50% 。焦成名( 2009) 对上海土著青少年的调查表明,在家庭中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交流用普通话者占近50% ,随着年龄增长,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减少而使用方言的人数增加; 在学校与同学的交流有近50% 的人使用普通话。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儿童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中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均在50% 左右,在学校中使用普通话的人数略多。相对于城市儿童,很多农村家庭中因父母在外打工,儿童与成人的语言交流贫乏,他们的语言选择与城市儿童有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模式。因此,形成假设1 和假设2。

假设1: 父亲外出打工影响儿童的语言选择。

假设1a:父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在家庭中更倾向于使用方言;

假设1b:父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在学校中更倾向于使用方言。

假设2:母亲外出打工影响儿童的语言选择。

假设2a: 母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在家庭中更倾向于使用方言;

假设2b: 母亲外出打工的儿童在学校中更倾向于使用方言。

Eckert( 1989) 认为,许多不同的社会语言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语言更接近标准语和有声望的语言。那么这种成年期女性语言习得的性别差异在儿童中是否会有体现。因此,形成假设3。

假设3: 和男童相比,女童普通话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3a:和男童相比,女童在家庭中普通话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3b:和男童相比,女童在学校中普通话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在关于中小学生二语习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 李健,1996) 指出,儿童的双语习得与认知、智力和社会化的发展有关。焦成名( 2009) 、俞玮奇( 2012) 的研究发现,年龄影响儿童的语言使用选择,这一结果得到很多研究者的支持( 陈燕玲等,2013; 游汝杰,2006; 孙晓光等,2007; 王立,2008) 。因此,本研究假设农村儿童的语言使用与其年龄有关,形成假设4。

假设4: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儿童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4a: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儿童在家庭中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假设4b: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儿童在学校中方言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三数据及变量设定

( 一) 数据

本研究的调查于2013 年9 ~ 10 月进行。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以江苏省阜宁县农村的中小学为抽样框,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各抽取10 所学校,小学四、五、六年级各抽一个班,每个班随机抽取13 人。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各抽一个班,每个班随机抽取20 人。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发放问卷790 份,最后因有的农村小学班级人数不足,或因故取消了班级建制,问卷回收了650 份,回收率82. 3% ,有效问卷642 份,有效回收率81. 2% 。

( 二) 变量设定

1. 因变量

通过问题“你在家讲什么话: ①方言,②普通话,③两种话都讲”和“你在学校讲什么话: ①方言,②普通话,③两种话都讲”来测量农村儿童的语言使用情况。将回答 “方言”设定为0,“普通话”设定为1,“两种话都讲”设定为2,以“方言”为参照组,其余两组为虚拟变量。

2. 自变量

性别,通过问题“你的性别:①男,②女”来测量。回答“男”设定为0,回答“女”设定为1。

年龄,通过问题“请问你几岁”来测量。连续变量。

父亲是否在外打工,通过问题“你的父亲是否在外打工: ①否,②是”来测量。回答“否”设定为0,回答“是”设定为1。

母亲是否在外打工,通过问题“你的母亲是否在外打工: ①否,②是”来测量。回答“否”设定为0,回答“是”设定为1。

四研究结果

( 一) 农村中小学生家庭用语、学校用语的现状

1. 中小学生语言使用现状

由表2 可知,小学生中,家庭用语方言使用者近50% ,而学校用语方言使用者仅8. 5% ;家庭用语普通话使用者近20% ,而学校用语普通话使用者约44% ; 家庭用语两种话都讲的比例近40% ,而学校用语中两种话都讲的比例要高于家庭用语10 个百分点。中学生中,家庭用语方言使用者近70% ,而学校用语方言使用者仅为16% ; 家庭用语普通话使用者不足10 % ,而学校用语普通话使用人数也不到20 % ; 家庭用语两种话都讲者约20 % ,而学校用语两种话都讲者为65 % 。这一结果说明,农村中小学生在家大多数人使用方言,普通话使用的比例较小,两种语言混用的比例居于中间水平; 中学生使用方言的人数比远大于小学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远小于使用方言者。在学校中,中小学生使用方言的比例较小,但初中生高于小学生; 普通话使用的人数比则相反,小学生高于初中生,两种语言混用的人数比都较大。

2. 女生、男生语言使用现状

由表3 可知,农村儿童家庭用语使用情况表现为,女生和男生的家庭用语都以方言为主,使用人数比在50% 左右,而学校用语中,女生方言使用人数比例远小于男生方言使用人数; 女生和男生的家庭普通话用语人数基本相似,都非常低,在10% 左右,而学校用语中,女生和男生的普通话使用人数均在40% 左右,且女生普通话使用人数比大于男生普通话使用人数比;不论是家庭用语还是学校用语,农村儿童两种话都讲的使用人数均在30% 左右,学校用语的混用比例更高一些。

3. 父母都在外打工或都在家儿童语言使用现状

由表4 可知,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时,儿童家庭用语中说方言者达60% 以上,学校用语中方言使用人数为16% ; 而父母都在家,儿童的家庭用语说方言的人数近50% ,低于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家庭用语人数10 个百分点,学校用语为方言者的比例最低。父母是否都在外地打工,儿童家庭用语中说普通话者的比例都较低,仅为10% 左右,学校用语中说普通话者的比例均为30% 左右。父母都在外打工者,儿童家庭用语两种话混用的人数比为25% ,而学校用语两种话混用的人数比为50% 多; 父母都在家者,儿童家庭用语两种语言混用的人数较多,达40% ,学校用语中两种语言混用的人数为50% 。这一结果表明,父母是否都在家或都在外打工对儿童的家庭用语、学校用语的方言选择以及两种语言混用的家庭用语具有较大的影响。

4. 父母一方在外打工儿童语言使用的现状

由表5 可知,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时,儿童的家庭用语中方言使用人数为56% ,普通话使用人数近15% ,两种语言混用者约占30% ; 而学校用语中方言、普通话和两种语言混用的人数分别约为10% 、25% 和65% 。母亲在外打工、父亲在家时,儿童的家庭用语中使用方言的人数高达80% ,普通话使用人数仅为6. 67% ,两种语言混用者为13. 33% ,而学校用语中方言、普通话和两种语言混用的人数分别为13. 33% 、13. 33% 和73. 34% 。这一结果表明,母亲在家有利于儿童在学校和家庭中的普通话使用; 母亲不在家的儿童方言使用人数比较高,家庭中的方言选用高于学校中的方言选用。

( 二) 回归分析

分别建构家庭语言使用和学校语言使用的mlogit模型,分析父亲是否在外打工、母亲是否在外打工、性别和年龄对农村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结果见表6。

注: * 表示在0. 05 水平显著,**表示在0. 01 水平显著。

由表6 可见,控制母亲是否在外打工后,父亲在外打工对农村儿童家庭用语和学校用语的影响不显著。控制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后,母亲在外打工对儿童家庭用语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与母亲在家相比,母亲在外打工的儿童选择普通话( 较方言) 的可能性低47% ( 1 - e- 0. 639≈0. 47) ; 选择普通话和方言混用的可能性( 较方言) 低43% ( 1 - e- 0. 585≈0. 43) ,结果表明母亲在外打工的儿童家庭用语更倾向于选择方言,而不是普通话或普通话和方言两种话混用。控制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后,母亲在外打工对儿童学校用语的影响显著。表现为与母亲在家相比,母亲在外打工的儿童选择普通话( 较方言) 的可能性低49% ( 1 - e- 0. 681≈0. 49) ,也就是说,与普通话相比,母亲在外打工的儿童更倾向于选择方言,而选择两种话混用还是使用单一方言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村儿童中,母亲外出打工不仅对儿童的家庭用语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儿童的学校语言的选择也具有显著的影响。相比之下,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儿童的用语选择影响不大,因此,母亲是否在家对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语言教育影响大于父亲的影响。

由表6 可见,控制其他变量后,性别对儿童家庭用语影响不显著,对儿童学校用语影响显著。表现为与男生相比,女生倾向于使用普通话( 较方言) 的可能性高70% ( e- 0. 530- 1 ≈0. 70) ; 两种话混用和方言使用之间无显著差异。

由表6 可见,控制其他变量后,年龄对儿童家庭中普通话使用( 较方言) 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两种话混用( 相对于方言) 的影响显著,表现为每增长一岁,儿童在家庭中两种话混用( 较方言) 的可能性下降28% ( 1 - e- . 328≈0. 28) ,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说方言。年龄对儿童学校用语影响显著,表现为每增长一岁,儿童在学校中说普通话( 较方言) 的可能性下降37% ( 1 - e- 0. 462≈0. 37) ,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使用方言; 普通话和两种话混用之间的年龄差异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农村儿童家庭用语中普通话使用人数比例较低,不仅低于以往研究中城市儿童普通话使用人数比,同样低于城市中小学普通话使用人数比。普通话政策规定学校教学用语的规范化,但是在农村中小学普通话的使用人数仍不足50% ,而更多的中小学生倾向于两种话混用,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在学校也只说方言。同样,农村儿童家庭用语普通话使用人数比例较低,这与焦成名( 2009) 关于上海土著学生家庭用语报告中得出的结果一致,家庭用语的方言使用者比例较多。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儿童的普通话使用比例较低。进一步mlog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性别、年龄与母亲是否外出打工等变量是农村儿童学校和家庭用语选择的主要解释变量。

( 一) 性别与农村儿童的语言使用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的语言更接近标准语和有声望的语言( Eckert,1989) 。因为通常意义上,女性在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中常常处于从属地位,她们需要通过整饰自我以获得有利竞争。因为得体、标准的语言而获得积极效应时,女童会倾向于选择标准语,以获得表扬和鼓励。这种通过语言整饰自我的表现在学校中更为明显。和男童相比,女童说普通话的可能性较说方言的可能性高,且差异显著,支持了假设3b。也就是说,女童在学校中普通话使用的可能性更高。而在家庭中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学校中男女生之间存在的竞争要强于家庭中男孩与女孩的竞争。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女性比男性更接近标准语和优势语,在儿童期就已有这种性别的差异存在。

( 二) 年龄与农村儿童的语言使用

当儿童使用普通话时,更多的成年人会选择普通话与其交流,成人在语码转换上倾向于迁就小孩子( 游汝杰,2006)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社会化程度在发展,他们会意识到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需要适应环境,当周围的人都在讲方言时,为了更好地融入这个群体,需要对语言进行调整。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儿童交往关系的范围在扩大,不再仅限于同学、小伙伴,他们有时需要像家长一样或是代表家长去和邻居、亲戚等成年人交往,这会增加他们方言使用的可能性。

( 三) 父母外出打工与农村儿童的语言使用

唐有财、符平( 2011)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不同亲子分离情况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结果发现,与母亲分离显著影响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主观方面,与父亲分离对儿童的学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可见,不同的亲子分离对儿童的心理和学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父亲外出打工对儿童的家庭用语和学校用语影响不显著; 而母亲外出打工对儿童的家庭用语和学校用语选择影响均显著,表现为母亲外出打工者更倾向于使用方言。这一结果说明,在我们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中,特别是在农村,母亲与孩子的日常交流占主导地位,她们承担着传统的家庭教育,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而父亲则更具有主外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与孩子的交流相对于母亲显得较少,所以在儿童的教育中母亲外出打工对孩子语言教育的影响显著,不仅是在家庭中,甚至也影响了儿童的学校用语。杨菊华、段成荣( 2008) 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果,母亲外出打工对儿童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

总之,农村儿童学校语言使用和家庭语言使用既存在年龄、性别的不同,又存在父母外出打工情况的不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在留守儿童语言教育过程中,男童和母亲外出打工的儿童更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加强普通话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学校适应和社会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俞玮奇.城市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年龄变化——南京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3).

[2]焦成名.上海土著学生语言行为报告[J].语言文字应用,2009,(1).

[3]Eckert,P.The whole woman:sex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variation.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1989,(3).

[4]李健.儿童双语和双文化能力发展的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5]陈燕玲,林华东.泉州地区城乡学生双言生活状况对比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3,(1).

[6]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J.]修辞学习,2006,(6).

[7]孙晓先,蒋冰冰,王颐嘉,乔丽华.上海市学生普通话和上海话使用情况调查[J].长江学术,2007,(3).

[8]王立.语言期望与汉族中小学生的语言成长[J].语言文字应用,2008,(2).

[9]唐有财,符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