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歌范文（精选6篇）
唐代边塞诗歌 第1篇
在唐代诗人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中，有一些关于西北边地山川风物名称的词语，如“白草”、“天山”等，因种种原因，在历代各种唐诗选率的诠释中，或语焉不详，令人莫名何物；或释义不清，造成歧义纷呈，阅读时，需要我们慎审地加以分析和辨证。(共2页)文章关键词: 边塞诗 诗选 诗歌 唐代诗人 唐诗 描写 山川 阅读 释义 西北
文章快照:
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指甘肃境内的祁连山的，有说指新疆境内的天山的．还有说是指自甘肃张掖起向西延伸至瓤疆境内的天山的。这几种说法各有所据．究竟孰是孰非，需要我们加辨证其实，古人对于天山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是把今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和新疆境内的天山混而为一，看作是彼此相连的一条山。祁连山之名，首见于《史记-匈奴传》：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其夏，骠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_厅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司马贞《索隐》释祁连山日：“西河旧事云：„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山一名天山，亦日白山也。”据《索隐》的说法，祁连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南，兼有天山之名。祁连山为何亦称为天山?据颜师古的说法，“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是匈奴语，是“天”的意思，祁连山就是天山。查颜师古注《汉书》，凡遇祁连山皆以天山释云，凡遇天山皆以祁连山释云。因祁连山也有天山之名，所以古人把祁连山和新疆境内的天山台二为一，混而不分李白想必也是如此与李白同时的学者杜估在其《通典》中就说：“祁连自张掖西至于庭州皆周遍。”庭州在今新疆天山以北的吉木萨尔一带。直至清代，许多学者也没有把这两条山分清楚，《清一统志》仍然把两山当作一条，把甘肃境内的祁连山称为“南祁连”，新疆境内的天山称为“北祁连”。由今天地理科学知识看来，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和新疆境内天山是两条互不连属的山。广义的祁连山是指甘肃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边境山的总称，因在河西走廊之南，亦称南山，是河西四郡和青海的界山。狭义的祁连山系指最北的一支，向西经张掖、酒泉延伸至敦煌祁连山西北与阿尔金山相接，属昆仑山系。天山横贯新疆中部，西端深人中亚西亚，向东延伸到哈密一带，是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界山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时，应该怎样理解和确认诗中的“天山”所指呢?首先要根据诗的内容分清它是泛指还是确指有些诗中的天山，不过是西北边疆甚至是边疆的代称而已，属泛指，用不着穷究其具体所指。但唐人的边塞涛多是缘事而发，以当时发出的边事为题材，故诗中的天山多属确指。对属确指的天山，要根据诗里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和相关的地名，分清它是指今甘肃境内的祁连山还是新疆境内的天山。上引李白的两首诗为例，《战城南>中的天山当指今新疆境内的天山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讲到这首诗时说：“诗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条支都督府的条支，而非远在阿拉伯的大食国。”又说：条支海‟或条支都护府所辖之„海‟，如非伊赛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尽管有些学者对郭沫若所说的条支都督府所在和条支海所指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诗中的条支和条支海是属于当时唐王朝版图内的西域地名。条支海既在西域，又与天山连文并举，“表示地望相接”，则诗中的天山必指新疆境内的天山无疑《关山月》中的天山，由下句“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看，与“玉门关”、“青海湾”连文相关，当指今河西走廊以南之祁连山。玉门关在祁连山以北，青海湾在祁连山以南，两地隔祁连山遥遥相望。王昌龄《从军行(四)》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两旬．就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三地之间的关系。雪山就是祁连山。实际上，李白的《关山月》和王昌龄的《从军行(四)》所表现的．都是开元年间唐王朝抗击占据青海的吐著的战争，题材相同，主题亦相近。(作者李自仁系甘肃电走嘉峪关分校讲师)责任编辑王亦凡26
古时边塞诗谈
新疆是一块神奇而又瑰丽的土地。古往今来，这里高峻的群山、辽阔的草原、神秘的戈壁瀚海、丰富的自然资源、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它独特、粗犷、雄奇、博大、浑厚的风采，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诗情！
早在汉代初期就出现了边塞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乌孙公主歌》就是一首最早反映边塞生活的诗。从此，边塞诗急骤的马蹄奔驰在新疆的崇山峻岭、戈壁沙丘，随着浑圆的大漠日出、伴着丝绸之路依稀的驼铃和古战场弥漫的硝烟，一朝朝、一代代从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我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由于国势隆盛，为国立功的氛围弥漫了当时整个社会，昂扬的情绪铸成了边塞诗独特的力量感和进取精神。在唐代群星灿烂的诗坛上，边塞诗成了一支重要的流派，出现了众多描写边塞风光、生活的优秀诗篇。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欣《古从军行》)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凉州词》)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这些诗篇以它们豪放的阳刚之美千古传唱不衰。尤其是具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岑参等人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有了新的创造，使古代边塞诗达到了一个高峰。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哪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这些诗描写了军旅生活，歌颂了战士们英勇爱国的精神，表现了激烈的战斗、艰苦的生活以及惜别和思乡的心情，风格雄厚深广、奇丽豪放，不愧是边塞诗中现实主义的杰作。
唐代以后，由于新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历代君王把主要精力放到开发江南富庶之地。到了明朝，航海事业空前繁荣，我国与各国的交往重心从陆地移到海上。尤其是清代，新疆成了囚犯的流放地。这就使曾经鼎盛一时的边塞诗逐渐衰落下来。虽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的边塞诗，其中像林则徐、邓廷桢、纪昀等为代表的不少文人在新疆流放的日子里留下了比前人更多的诗篇。这些诗篇中也不乏有特色之作，如：“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周多被白杨遮。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团成满壁花。”“桑葚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饭粮。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穴林则徐《回疆竹枝词》?雪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新疆的民俗民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呼吸苍穹逼斗躔，昆仑气脉得来先。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蟠两部，北都枝干络三边。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裴景福《天山》)把天山写得很有气势。但是从总体上讲，艺术成就大多都不及唐代，它已不是边塞诗的高歌，而是古代边塞诗高峰的余波。摘自新疆重点新闻网--天山网(http
边塞诗的成熟得益于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从先秦到隋朝，零星的边塞诗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一直够不成流派。没有从初唐到盛唐经营大西北的实践，就不会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二首》）；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二首》）；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李颀的“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古从军行》）；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晚唐诗人继武盛唐，不断创作出大量清新可诵的好诗，使边塞诗在唐代达到长盛不衰的地步。
离开了描绘大西北的诗歌，在唐代绝不可能形成和山水田园诗派并称的边塞诗派。在我们民族中，从儿童到青年，从普通读者到研究唐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大家能够记诵的边塞诗，有几首不是描绘西北边塞的呢？由此可见，大西北边塞内外的景观风土人情对边塞诗从萌芽、发展、到走向成熟所起的决定作用。
边塞诗的内容既丰富又多姿多彩。纵观唐代边塞诗的基本主题，就是通过描绘边关将士的英雄主义，宣扬大唐的国威，或抒写士人从军报国，安定边疆的壮志豪情。王昌龄的诗是最生动的表现，例如他的《从军行七首》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出塞二首》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另外，如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维也用多首边塞诗来歌颂边关将士的英雄主义，他赞赏“誓令疏勒出飞泉（耿恭），不似颍川空使酒（灌夫）”的老英雄（《老将行》）；他还表现“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少年英雄（《少年行四首》其二）。
岑参是在西域生活时间最长的诗人，他表现自己的这种思想真挚而感人，他说自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岑参把爱国和追求名利、把完成王命和同家人团聚孰轻孰重区分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诗人们流露了强烈的重武轻文的倾向，连王维这个文弱书生都发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的昂扬歌声。
高适则在《塞下曲》中高声唱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戴叔伦的《塞上曲二首》“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李益的《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张籍的《西州》“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这种牺牲自我，从军报国，安定边疆的壮志豪情不仅是当时军人文士的主流思想，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它也是华夏民族昂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表现。
唐代边塞诗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刻绘大西北的瑰丽景色，表现诗人对这片热土的特殊感受及喜爱之情。不管是中原的还是南方的诗人，只要他们来到大西北，无边无际的草原、戈壁、沙海，高远的蓝天、白云、明月，一年四季飘雪的气候，无不给诗人带来异样的新奇，启发着诗人的灵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只能写于大西北，具体说只能写于出了凉州以后，见到当地的广袤的戈壁沙漠，才会产生这种诗思。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古从军行》），李白“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战城南》），“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塞下曲六首》），皎然“都护今年破武威，胡沙万里鸟空飞。旄竿瀚海扫云出，毡骑天山踏雪归”（《塞下曲二首》其二），戎昱“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塞下曲》），陈羽“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稍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等等，这些描绘边塞战争的诗之所以很成功，无不同对边塞独特景色的成功描写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把边塞的瑰丽景色描绘出来，边塞诗就成功了一大半。
代表唐代边塞诗最高水平，并且最成功地展示大西北瑰丽神奇景色的诗人是岑参。他这方面的诗是又多又好，例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火山云歌送别》，把边塞诗的思想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古西域天山南北的童话般的神奇美景作了灿烂的展现。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把北庭都护府冬天独特的景色，酷寒、大风、飞沙走石，用特写镜头作了精心描绘；同时结合这种景色，写了敌人正处在“草黄马肥”的良好态势下；正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刻绘了唐军迎着“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的艰苦条件出兵，收到“不战而屈敌之兵”的效果，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唐军的英雄主义。岑参西域诗的成功的奥妙，全在于着力去表现当地的独特景色，把这种景色描绘成功了，作品的主旨也就表现出来了。他的送别诗莫不是这样，如“白雪歌送别”、“天山雪歌送别”、“热海行送别”、“火山云歌送别”等。如果没有岑参描绘西域瑰丽风光的诗，唐代边塞诗会黯然失色的。
唐代边塞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的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以及边境不同民族的风情。唐代中原同西北的民族关系是融洽的，虽然存在过战争，但和平基本上是主流，常建《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岑参《赵将军歌》“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则通过军中“赌博”这种游戏，表现了不同民族将领之间的友好关系。李端《胡腾儿》是一首反映西域各族同中原人民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代表作：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冒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揍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
胡腾舞本是西域的舞蹈，后传入中原，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艺术。这首诗对跳胡腾舞的西域艺术家的形貌、衣着进行描摹，描写他“帐前跪作本音语”，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作开场白，然后翩然起舞，感动得曾任安西都护府长官的客人泪流满面，洛阳一带的诗人也纷纷写诗相赠。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吐蕃攻陷河西、陇右一带，割断了唐王朝同西域各族人民的联系。诗用“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表现对这位同故乡失去联系的舞蹈家的同情，也委婉地表达了各族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愿望。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描绘凉州蕃人学习汉语、农耕文化、养蚕缫丝的真实情况。司空图《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河湟一带地方的汉族受吐蕃统治时间长久，接受了吐蕃文化影响，学会了“胡儿语”，从而出现了“却向城头骂汉人”这种奇特现象。
晚唐诗人周朴《塞下曲》“石国胡儿向碛东，爱吹横笛引秋风。夜来云雨皆飞尽，月照平沙万里空”；贯休《边上作三首》其一“山无绿兮水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胡儿走马疾飞鸟，联翩射落云中声”，是唐代诗人为西域人民画像的优秀作品。
唐代边塞诗的内容是丰富的，受篇幅影响，我只能简单谈这点初浅的感受，以就教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边塞诗在清代的兴盛与发展
边塞诗是大西北的歌，它在清代又取得堪与唐代比美的成绩。清代经营西北，尤其重视西域，所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以前的所有朝代。从康熙时代起，在新疆先后发生过噶尔丹、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张格尔等的叛乱分裂活动，近代又有浩罕军官阿古柏的入侵。为了反对民族分裂，清军多次出关，粉碎了他们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在清代出关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可以说是成千上百，他们留下的歌咏边塞的诗作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同类作品的总和，在思想艺术上也有超越前代的地方。有位学者在谈论清代边塞诗时说：“到了清代，统治者为了削平四夷，安定八方，对边疆各族有过几次大的征讨。康熙对噶尔丹的用兵，雍正对青海各族的平定，乾隆对准葛尔、维吾尔的征服等。这些对外战争，在一些文人的边塞诗里都有反映。……清代边塞诗，已是我国边塞诗史上的微波末流了。”无论对战争的性质还是对边塞诗成就的评价，都同历史不符合。新疆学术界对描写这块宝土的古今边塞诗进行了整理研究，已经形成系统，先后出版有以下作品辑：吴蔼宸辑录的《历代西域诗钞》、星汉的《清代西域诗辑注》、胥惠民选编的《现代西域诗钞》、孙钢主编的《当代西域诗词选》，另外还有星汉、王翰林专题性的《历代西域屯垦戍边诗词选注》。仅前两书收录的清代描绘西域的边塞诗就近两千首，据中国社科院研究西域文史的著名学者杨镰先生告诉笔者，其总数大约不下四五千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各民族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的思想在清代西域诗中都得到真切的反映。这些诗中，首先表现了西域各族儿女对祖国的热爱。纪昀在他的《物产六十七首》中这样描绘向日葵：“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几丛深。此间颇去长安远，珍重时看向日心。”作品赋予葵花以新的含义，用它来指代边疆的各族儿女，说各族儿女是心向祖国的，就像葵花永远向着红日开放那样。施补华有一首《马上闲吟》，反映“阿拉依库头人来谒，仍求内附”，诗写道：“椎冰凿雪谒官人，圣代重逢日月新。万里一心依北极，乾隆皇帝子孙民”，诗歌生动地描绘了阿拉依库人重新归回祖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在酷寒天气中，不管冰雪封山，开出一条道路，和政府官员接触，要求归回祖国。诗把祖国比作北极星，各族人民如同众星围绕北极星运转一样，一心向往祖国。
民族团结的重要条件是民族平等，互相尊重。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平等相待。施补华的“巴朗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轮台歌》）就反映了西域各民族互相学习的情形。歌颂西域的杰出人才和能工巧匠也是民族团结的具体表现，例如：
彩帕蒙头手挈筐，河源两岸采柔桑。此中应有支机石，织出天孙云锦裳。萧雄《蚕桑》
长短裁量百用宜，就中巧塔尔称奇。看他细密成非易，想见辛勤手织时。祁韵士《回布》
墓石遥传刻画工，和通技术擅雕虫。有碑无帖真堪惜，汉字回文山洞中。王芑孙《西陬牧唱》
萧雄《蚕桑》是歌颂维吾尔族妇女养蚕织绸，巧如织女。“支机石”是传说中织女用来支撑织布机的石头。“天孙”，即织女，因为她是天帝之孙。《回布》的主题同于《蚕桑》，也是歌颂维族妇女勤劳手巧的。“巧塔尔”指高质量的布纹极细密的布。王芑孙《西陬牧唱》则歌颂了维族雕碑刻字工匠的杰出才艺，对“有碑无帖(拓片)”不能使其广泛流传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在自注中说维族工匠“性巧，最善雕刻之技”。诗中的“和通”是准噶尔人对维族的称呼。几首作品真切地表现了对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热爱。
西域是祖国的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它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起来的。西域诗用不少篇章记载了内地汉族兄弟戍疆时为边疆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把内地的先进生产工具传到西域，他们有不少人走到那里，就以那里为家，建设好那里。纪昀在其《风土》诗中写道：“良田易得水难求，水到秋深却漫流。我欲开渠建官闸，人言沙堰不能收。”表示了想为边疆各族人民兴办水利的愿望。施补华在题为《伊拉里克河水利林文忠公遣戍时所开，所谓四十八坎儿也；贤者所至，有益于民如此》的诗中歌颂林则徐：“海族群吹浪，疆臣远负戈。田功相与劝，水利至今多。垂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白头遗老在，怀德涕滂沱。”林则徐“获罪”谪戍西域时，积极主动地为各族人民大办水利，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据萧雄说：“土鲁番之盛行纺织，闻始于林文忠公教化，并有所传纺车，皆呼为林公车”。由于林则徐的努力，使
他生活过的遣戍地成为“垂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的花园，致使他在离疆去世后多年，当地的白头老人说起他还感激涕零。
林则徐建设边疆的壮志在自己的诗中有着深刻形象的表现。如他写的《柬全小汀》： 蓬山俦侣赋西征，累月边庭并辔行。荒碛长驱回鹘马，惊沙乱扑曼胡缨。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丈室维摩虽示疾，御风仍喜往来轻。
全庆字小汀，满族人，原任喀喇沙尔(焉耆)办事大臣。1844年受命和林则徐一块勘办西域的屯田事宜，这首诗描绘了他们累月为屯田操劳的情形。他们骑着马奔驰在荒凉的戈避滩上，风沙不停地吹打着帽缨。只要能开垦良田千顷，庄稼点缀河山如同锦绣那般美丽，就是走遍南疆八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也在所不惜。这是伟大的爱国者的心声。林则徐在西域写的—百多首诗作中所表达的爱国情怀是异常感人的。在远戍伊犁动身时他写道：“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他告别朋友时写道：“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同庄赠诗六章次余<题萝月图>韵，复叠前韵答之，并谢武林诸君赠行诗册》)。对伟大的爱国者说来，祖国的任何一寸土地都是可宝贵的。不管把他们谪戍何方，都绝不消沉，反而要为自己的祖国和各族人民做出贡献。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曾这样描写西域的荒凉孤寂：“黄河远上白云间，—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一首传唱很广的唐人名篇。经过历代各族人民的开发建设，到了清代西域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在西域诗中是有形象反映的。曾在鸦片战争中协同林则徐多次打败英国侵略者的爱国英雄邓廷桢在谪戍伊犁时写了首《回疆凯歌》，这样反映当时的变化：
羽林壮士唱刀环，齐裹貂褕振旅还。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第一次唱出了“春风吹度玉门关”的新歌。左宗棠是在近代史上收复新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将领。他在消灭阿古柏侵略者的征途上，看到沿路的荒凉景象，便“檄饬湘楚诸军，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搜折树枝，排插为林，方及数年，已骎骎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萧雄《草木》篇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很重视农牧蚕桑事业，先后在湖州雇熟练工人六十多名，带着蚕具、蚕种到新疆，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教各族人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葚、饲蚕、煮茧、缫丝、织造，传授先进技术。左宗棠的这些爱国主义行动，在西域诗中是有形象反映的，例如萧雄的《草木》诗：“千尺乔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杨昌濬是左宗棠的挚友。1879年他应约来到西北，看到左宗棠建设边疆的成绩，情不自禁地写下《恭颂左公西行甘棠》的诗来记实：“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如果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是歌颂汉族与新疆各民族兄弟共同建设边疆的绝唱，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萨迎阿《用〈凉州词〉原韵》：“桃杏花繁溪柳间，雨余如笑见青山。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深刻揭示产生“春风不度玉门关”思想的原因。
施补华先在左宗棠幕府五年，后来谒见平定阿古柏的大将之一的张曜于阿克苏。张曜爱其才，留佐幕府数年。施补华写了不少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好诗。他曾高唱：“春风先我出关来，不傍荒崖生寸草”（《题苏巴什驿壁》）。在大力发展种桑养蚕事业时，他又写道：“我郡勤育蚕，亦复识其方：父老倘顾问，尚能言种桑”（《郎公节帅为余营室阿城之旁，筑圃数亩，以资种菜，作此奉谢》）。诗人表示自己愿意当维吾尔族父老种桑养蚕的顾问，言直意切，令人感动。施补华留疆数年，曾多次亲眼看到各族人民征服自然，发展农牧养蚕事业取得的成绩。他曾这样来描写当时的丰收图景：
胡麻叶大麦穗黄，百株垂柳千株杨，东村西村通桥梁。鸡鸣犬吠流水长，养蚕作茧家满筐，种豆绕篱瓜绕墙。趁墟日出驱马羊，秧歌杂沓携巴郎，怀中饼饵牛酥香。巴朗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
——《轮台歌》
由于各族人民共同把西域建设得这般美好富饶，近代裴景福在他的《哈密》唱出这样的时代新声：“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
在古代，凡是来到西域的诗人，无不尽情地讴歌这里的山山水水。他们热爱边疆山河的感情，常常让人感动不已。契丹族诗人也是政治家的耶律楚材，在他的《阴山》诗中歌颂天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一些内地来的汉族诗人歌咏西域山河的作品所表达的热爱之情，和耶律楚材的感情一样深厚真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祁韵士的《天山》写道：“三箭争传大将勋，祁连耳食说纷纷；中原多少青山脉，鼻祖还看就此分。”“祁连”是天山的另一种称呼。诗人说他早就听说天山的大名，等来到西域亲眼目睹，果然名不虚传，原来内地的不少青山的鼻祖还是天山呢。诗歌表达了作者推崇与敬仰天山的感情。清代裴景福有句“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天山》）。孔子曾说过：“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的诗人说：登上天山观赏日出，向东望去，连内地的五岳都显得又矮又小了。热爱天山之情，溢乎言表。铁保《忆旧游诗十二首》有云：“天山本天然，屹立自雄贵。回视吴越山，都增脂粉气，”热爱
边疆之情，溢乎言表。
著名诗人洪亮吉在谪戍伊犁时，据传嘉庆帝对他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因此由京城至嘉峪关走了四个月，他一句诗也不敢写。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经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于是将上谕置之脑后，大作起歌咏西域山河的诗作。离疆后，他曾将自己的西域之作分别编为《万里荷戈集》和《百日赐环集》。他在遇赦返京途中，行到甘肃凉州，回忆在新疆的日日夜夜，感情激动，不能自已，写下《凉州城南与天山别放歌》表示自己对天山的深情：
去亦一万里，来亦一万里。石交止有祁连山，相送遥遥不能已。昨年荷戈来，行自天山头，天山送我出关去，直至瀚海道尽黄河流；今年赐敕回，发自天山尾，天山送我复入关，却驻姑臧城南白云里。天山之长亦如天，日月出没相回环。朝依山行莫山宿，万里不越山之弯，松明照彻伊吾左，隆冬远藉天山火。安西雨汗挥不停，酷暑复赖天山冰。天山天山与我有夙因，怪底昔昔飞梦曾相亲。但不知千松万松谁一树，是我当时置身处。兹来天山楼，欲与天山别。天山黯黯色亦愁，六月犹飞古时雪。古时雪著今杨柳，雪色迷人滞杯酒。明朝北山之北望南山，我欲客梦飞去仍飞还。
洪亮吉进入新疆，由哈密转北经天山去伊犁时，即作了一首《天山歌》，出山时又写了《下天山口大雪》，尽情尽意地描绘了天山山脉的奇丽景色。在不少描绘天山的诗中，这首长篇歌行是富有特色的抒情之作。全诗由首句至“却驻姑臧城南白云里”，采用拟人手法表现天山对自己的深厚感情，自己出关入关都是由坚如磐石的朋友天山迎送的。中间八句歌颂天山的贡献，描写隆冬天寒，人们取暖要靠天山出产的松木；酷暑雨汗不止，又要靠天山冰以消炎热。最后描写天山与自己有夙因，过去曾多次在梦中和天山相亲；这次分别，天山面带愁容，不忍分别，而诗人更是恋恋不舍，“我欲客梦飞去仍飞还”。全诗感情奔放，炽热如火，堪称西域抒情诗中的杰作。
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在外敌入侵面前，各族人民团结对外，英勇起来进行抵抗，坚决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当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这项内容就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到清代中期以后，西域各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沙俄、英国等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真实反映各族人民与入侵之敌及其帮凶的斗争便成为这个时期西域诗歌的新内容。
从1820年至1828年之间，在英国和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叛匪张格尔先后四次窜回新疆作乱。施补华在《马上闲吟》中这样反映各族人民活捉张格尔的斗争：“铁盖山头月色死，雪片横飞三十里。老人犹说胡将军，跃马生擒张格尔。”张格尔最后—次在南疆作乱时，利用春节年关政府军疏于防范之机，潜入阿尔图什庄。维吾尔族群众奋力抵抗，张格尔张皇失措，逃到喀尔铁盖山。各族军民紧紧追击，将山四面包围。“铁盖山头月色死”反映的就是这种斗争形势。后来经过战斗，总兵胡超、段永福、锡伯马甲纳松阿、舒兴阿等奋勇向前，将张格尔活捉。“老人犹说胡将军”即指这次斗争。显然，这位维吾尔族老人曾参加了这次斗争，活捉张格尔是他亲目所见。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新疆。英国、沙俄先后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企图肢解新疆。1971年，沙俄出兵侵占了伊犁。阿古柏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1975年清政府派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积极准备收复失土的斗争。左宗棠在受命之后不久写下《吴桐云西来，且喜且恼，出册索题，漫书二绝句》，第二首是：“双清心迹拟名臣，朔雪炎风见在身。且蹴昆仑令西倒，再勤诗酒老湘滨。”这首诗对吴桐云说来是—种正面鼓励，就作者自身而言则是夫子自道：只有收复昆仑山一带的领土之后，才能退归林泉，回到湘水之滨的家乡过诗酒往还的生活。“且蹴昆仑令西倒”的警句将作者的爱国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沙俄是当时新疆边患的根源，晚清宗室诗人宝廷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收新疆》中警告朝廷：“射匮沈沦久，于阗扫荡新。鲸鲵闻尚在，珍重念元臣。”王树枏写于清末的《闻俄罗斯沿途益兵二首》中也表现了忧国思想：“闻说天骄子，边城夜点兵。忧时一溅泪，去国若为情?湿火矛头出，飞沙帐外惊。将军不好武，歌吹自升平。”在清王朝收复伊犁以后多年，沙俄在我边境上一直屯有重兵，时刻觊觎着我大片领土。在作者任新疆布政使时，沙俄在边境上又增加了兵力，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忧时”既有敌人加兵的原因，同时也有内部的原因，守卫边防的某将军自称自己“不好武”，整日沉迷于声歌之中，还自认为这是升平时代，难怪作者不仅“忧时”，而且竟至于“溅泪”了。王树枏在《塞上二首》中高唱：“男儿万里志，长佩看吴钩”，表现了他决心保卫祖国的志愿。
施补华在佐张曜幕府时写有《重定新疆纪功诗》，是四言280句的长诗，反映了平定阿古柏之乱的全过程。诗从朝廷的辩论写起，练兵、运粮、作战、灭敌、收复失地、善后处理，在作品中都有真切反映。诗中用这样精练的句子来歌颂我军将士的勇猛，描绘敌人的失败：“万怒莫当，一凶不漏”，“大夷哀啼，如鹰缚鸡；小夷骇窜，如狸捕鼷。”此外，他还有许多诗写到这方面的内容，如《秋感十二首》：
尉犁城外战，将士尽如飞。远道还移粟，前军合寄衣。泽荒鸿雁聚，秋老骆
驼肥。馈运休辞瘁，今朝振国威。
闻道乌孙国，俄夷尚驻兵。甘言求互市，妄意占名城。和好盟犹重，侵欺衅
亦轻。请从空壁上，看灭贼纵横。
前诗反映了平定阿古柏的斗争，作品歌颂我军将士奋勇灭贼，“将士尽如飞”，还真实描绘了当时后勤工作做得很好。最后揭示了三军将士勇敢战斗的原因，因为这是“振国威”的爱国正义斗争。第二首揭露沙皇俄国花言巧语侵占我国伊犁拒不归还的罪行。俄国侵略者曾说：等你们收复南北疆后，我们再交还伊犁。针对此，最后两句就充满自信地说：那你们就看着我们顺利消灭曾纵横南北疆的阿古柏叛匪吧!施补华曾受张曜之命，巡行中俄边境千余里，以安抚当地居民。他在《纪行十四首》的第十三首写他到屯木伦，发现—块平地，便很激动地写道：
吁嗟千峰顶，现此闲旷土!濛濛二十里，绿草如平楚。融雪地含膏，流泉山泼乳。谁思据牧场，我欲遣民户。但纵万牛羊，鞭策相尔汝。十年足生计，自以礼义辅。法度疏有方，租税宽无取。怀恩激内诚，守险捍外侮，心系北辰星，目馋西域贾。
施补华的爱国思想特别强烈。他对边境山水草木的热爱和对当地居民的关怀，是很感人的。正是基于这种深爱，他在诗歌中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即“守险捍外侮”要靠当地的各族人民。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要执行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法度要宽而有方，边境居民可以不收租税，让他们过上富足生活，以此培养其爱国思想。当他们的心像众星绕着北极星那样向着祖国时，守险御边就有保证了。诗人的深谋远虑，正是诗人自己爱国思想的形象而传神的表现。
清代边塞诗与唐代边塞诗相比，虽然没有出现岑参那样特出的能用瑰丽语言写诗的作家，但仍有许多超越，生活的超越，思想的超越，境界的超越，艺术的超越。
从唐代边塞诗兴盛到宋、元、明三个时代的衰落，再到清代的又一次兴盛，说明一个问题，大西北的边塞山川人文景观，为边塞诗提供无穷无尽的素材，什么时候边塞诗同大西北联系广泛，那么边塞诗就兴盛，否则就会衰败。
注释：
① 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序》[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② 诗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九月二日“述诗赠书生李伯祥”。
唐代边塞诗歌 第2篇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唐代边塞诗的成就与大西北开发 第3篇
将唐诗放在唐代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 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唐诗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学者们围绕唐诗, 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地域山川、园林别业、交通驿站、佛道宗教、艺术民俗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史考证和探索, 还原了唐诗创作、流传、品评的生动情景和历史文化环境。本文从唐代边塞诗与大西北开发这个角度展开述论, 指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是唐代开发大西北成果的反映, 边塞诗坚定了中原地区有志之士到大西北建功立业的决心与信心。
一、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是唐代开发大西北的成果之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贞观年间, 唐朝的社会经济全面恢复, 有了很大发展, 其时“商旅野次, 无复盗贼。囹圄常空, 马牛布野, 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 米斗三四钱,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 自山东至于沧海, 皆不赍粮, 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 行客经过者, 必厚加供待, 或发时有赠遗”[1] (卷194太宗贞观七年) 。到了玄宗时代, 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 就如杜甫《忆昔》诗中写的那样:“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诚如斯言。
在国家民族观念方面, 唐王朝的统治者表现了海纳百川式的天下情怀和世界眼光。《资治通鉴》 (卷193) “太宗贞观四年”记载了唐太宗一段的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联独爱之如一, 故其种落皆依联如父母。”在这种观念和政策的指导下, 唐朝统治者对大西北进行了空前的开发和建设。唐朝在关内道的灵 (治今宁夏灵武西南) 、庆 (治今甘肃庆阳) 、银 (治今陕西横山东北) 、夏 (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 四州境内, 共设置侨州府一百零二个, 用来安置内迁的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粟特 (昭武九姓) 等族。对河陇地区的农业而言, 河西走廊、湟水流域自然条件最好。这里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灌溉条件较好, 唐朝廷在这里兴置了大量的屯田、营田, 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所谓“甘州诸屯, 皆因水利, 浊河灌溉, 良沃不待天时, 四十余屯并为奥壤”。[2]
贞观四年 (630年) , 唐军在西域地区平东突厥。贞观十四年 (640年) , 李靖、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 (今新疆吐鲁番境内) 。不久, 在哈密地区设置伊州, 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并留兵镇之。又在天山以南的高昌故地和天山以北的西突厥可汗浮图城故地 (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 相继设置西州和庭州。三州之置, 和内地完全相同。各州有州刺史及办公机构, 下辖若干县。唐高宗显庆三年 (658年) , 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 迁龟兹。安西都护府节制四军镇, 史称“安西四镇”。安西四镇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派出机构, 在治理体制上仍执行前朝军政合一的形式。在治理方式上仍实行唐初以来镇抚结合的策略, 设军镇驻兵防守, 遣官员安辑宣抚, 稳定西域社会, 抚慰各族百姓。在治理力量的配置上实行汉蕃结合, 四镇守军为汉蕃杂处, 统兵将官亦为汉蕃搭配。武则天长安二年 (702年) , 又于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 唐中宗景龙三年 (709年) 升级为北庭大都护府, 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治西域南北。
经过对大西北100多年的大开发, 《资治通鉴》 (卷216) “唐玄宗天宝十一载”记载:“是时中国盛强, 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 闾阎相望, 桑麻翳野。”
唐代诗人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格局中看到了一个发展迅速的大西北。令人震撼的大漠冰川美景, 气势磅礴的军事行动, 异彩纷呈的民俗艺术, 三州四镇两都护的统治格局, 这一切都作为诗歌的一种创作资源呈现在诗人面前。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 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现实依凭的。
唐代边塞诗多以实写面目出现, 主要是因为许多诗人亲历了大西北的风霜雨雪, 如骆宾王在《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夕次蒲类津》中写到了天山和蒲类津, 如来济在《出玉关》中写到了玉门关和流沙。据学者统计, 其他还有郭元振、张宣明、李白、岑参、殷济、萧沼、张谓、武涉、玄奘、慧超、卜天寿等人和佚名从军者、佚名客游者、佚名陷蕃者, 留下相关诗篇102题109首。[3]可以说,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正是唐代开发大西北的成果之一。
二、唐代边塞诗创作对开发大西北的贡献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 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士大夫们多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 希望有所作为, 由士风而及民风, 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社会风气。而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又对这种积极的社会心理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它不仅鼓舞了驰骋疆场的边关将士忘身报国、拼搏奋斗, 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尚未走上成功之路的热血男儿跃跃欲试, 心驰神往。于是, “功名只向马上取”, 出塞作为一条看来简单易行而又直接痛快的入口途径, 很快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正如王翰的《饮马长城窟行》所云:“长安少年无远图, 一生惟羡执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 走马为君西击胡。胡沙猎猎扑人面, 汉虏相逢不相见。遥闻攀鼓动地来, 传道单于夜犹战。此时顾恩宁顾身, 为君义行摧万人。壮士挥戈回白日, 单于溅血染朱轮。”
又如王维《老将行》云:“少年十五二十时, 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中山白额虎, 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 虏骑崩腾畏羡黎。”
随着民族关系的日趋和缓, 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 汉族群众在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一起从事生产劳动, 共同开发建设边疆, 边疆少数民族的酋长与汉族官员长期共事, 关系十分融洽。如岑参《奉陪封大人宴》云:“幕下人无事, 军中政已成。座中殊俗语, 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 遍能照列卿。”这首诗写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青在北庭大宴各族将帅酋长。他们虽然语言不同, 习俗各异, 但在美妙的乐曲声中, 同饮美酒, 共享明月, 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
在民族和睦的基础上, 唐王朝大力支援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生产, 朝廷官吏也积极鼓励边塞少数民族开发边疆, 发展边疆的农业, 创造富足兴旺的生活。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云:“太守到来山出泉, 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 愿留太守更五年。”
在昔日的荒凉之地, 太守领导各族人民开山引泉, 变沙漠为绿洲, 发展农业生产。经过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昔日的古凉州呈现出了土沃物繁的兴旺局面, 人民过上了安宁和乐的幸福生活。
总而言之, 唐代边塞诗豪迈雄浑的气势格调基是以唐朝开疆拓宇、经营大西北的现实为基础的, 那些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正在进行的宏大事件又强化了诗人心中的英雄主义理想。边塞诗创作的繁荣, 对渴求建功立业的人们的心理起到了促动的作用, 也推动了唐代大西北的开发。
参考文献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2]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22.
唐代边塞诗歌 第4篇
【关键词】唐代 边塞战争 反侵略 边塞诗歌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以小课题为载体的高中语文选修教学研究”（2012YQJK171）。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65-01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诗歌。其中唐代的边塞诗歌通过描写祖国的大好山河，叙写边塞的将士、战事，表达了对祖国疆土的守卫决心，建功立业的热血气势，对少数民族政权侵略的愤懑。今天我们通过回顾唐朝边塞战争史实，分析唐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性质，以此角度对唐代边塞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解读。战争正义，因诗人的情感也就阳光和正义。
一、唐朝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在7-9世纪，唐朝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如高丽族、突厥等构成了“国家”的关系。唐朝雄踞中央，各民族政权独自壮大。在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期间，唐朝和少数民族的战争不断，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是不尽相同。当时的少数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他们擅长骑马射箭，又是逐水草而居，一到自身青黄不接，或草枯水落的时期，就选择侵犯唐朝边境，对百姓进行掠夺杀戮。这也导致了边境民众一到秋日就提心吊胆。因此每到秋天，唐朝就不得不对少数民族进行防御。另外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之间也经常发生夺权的战争，当他们产生内部分裂而互相残杀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来依附唐朝以保存实力。唐王朝为了与其和睦相处，就会对他们的首领加官进爵。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唐朝本身还不够强大，不能完全臣服少数民族政权，因而以和亲、封官爵等方式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
當唐朝内部发生斗争的时候，突厥等少数民族就会趁机进入，采取进攻的政策。在唐朝初年，突厥就大举入侵，导致唐高祖李渊迁都。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人趁机入侵。
当唐朝的国力比较强盛的时候，他们就会反侵略，从而将失地收回。在唐太宗时期，在贞观三年，击退了突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击退了吐蕃。
因此唐代边塞战争一直都有，这就为边塞诗人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历史舞台。从岑参、杜甫、王维、王昌龄等人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二、唐代边塞战争与边塞诗
唐代是诗歌兴盛的朝代，唐代的边塞诗歌就是边塞战事纷乱中下的表现。尽管作者所处的地位和境况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能够抓住边塞战争的特点，大多对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颂扬。如果唐朝发动的战争都是以侵略为目的的，则诗歌反映爱国主义就毫无意义了。唐代边塞诗歌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分析唐代边塞诗歌的时候应该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特点进行分析，从而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体味诗人的真实情感。如下：
在唐朝和南诏的战争中，很多诗歌都描述了将士的勇武，如王昌龄的《从军行》，描写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表达了将士不收复失地就绝不回朝的决心，体现出将士保卫家园宁死不屈的精神。
在李白的《塞上曲》中，主要是描述的唐朝和匈奴的战争，诗歌中表达了对唐太宗反击匈奴的赞美之情，在战争中应用智慧，反败为胜，评定了突厥，抒发了战争胜利后的喜悦之情。
唐代的边塞诗歌寄托了边塞诗人的理想情怀，他们以诗歌为刀剑，与侵略者、扰民者进行抗争。
诗歌是以意象感染读者的，美好的意象能够净化读者的心灵，而丑恶的意象，则会让读者产生厌倦的心理，在品读边塞诗的过程中，首先要分析的是战争的性质，分析战争是否是正义性战争。但是作者选择了丑恶得意象也会影响美感。如果作者着重去描写一些残酷的杀人场面，那么，这首诗歌的意境就被破坏了，即使战争是正义的，也不能称得上是一首好诗。
在唐代的边塞诗歌中，大多数都是充满了爱国情怀，但是，由于当时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诗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心境也就不同，写出来的诗歌也是各式各样，表达的情感也是千差万别。例如在岑参的诗歌中，有表达将士无畏杀敌的，也有表达少数民族大肆杀戮的行为，作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创作就会存在不同的特点。在唐代的边塞诗中，我们应该多品读那些爱国主义篇章，对那些描写大肆杀戮场面的诗歌应该坚持扬弃的原则。
在品读唐朝边塞诗歌的时候，应该本着辩证的态度，先分析唐代边塞战争的性质，从而把握诗歌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在诗歌中体现出爱国主义情怀和战士奋勇杀敌的气概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那些描述血腥场面的诗歌，在品读的过程中就要运用扬弃的思想。
参考文献：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第5篇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唐代边塞诗中的乐器 第6篇
“中军置酒饮归客 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唐诗作为唐文化中的重要文学现象，历来是史学家、文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所介绍的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流派——边塞诗中有关乐器情况。
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与周边兄弟民族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当时，唐朝周围主要的少数民族有：羌、突厥、回鹘、吐蕃、匈奴等。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边塞诗在唐朝盛极一时的原因。
边塞诗的源头，向上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小雅出车》《六月》等）。唐朝的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就其数量来说，就有近2000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唐朝的著名诗人大都写过边塞诗，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唐朝的边塞诗作，就其美学上来说，其主导特征是壮美，阳刚之美，令人感到一种极为向上的生命力，体现了唐朝当时泱泱大国的雄浑的民族精神。
一、唐边塞诗中主要的乐器
唐代边塞诗中记载了很多乐器的情况，为我们研究唐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岑参诗歌中提到的“胡琴、琵琶与羌笛”只是唐边塞诗中常见的几种，唐边塞诗中提到的主要乐器见（表一）
二、乐器的沿革和使用情况
下面分别介绍这几种乐器的发源、沿革、传播、使用的情况。
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的这一千古绝句中提到的“羌笛”究竟为何物？
是否就是笛？回答是否定的。羌笛与笛有很大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含。汉代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故本四孔加以一”由此可以知道：羌笛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甘肃、四川等地了，并且可以推之当时的羌笛是双管四孔羌笛。羌笛在唐时，是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经常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中（见表一）值得一提的是，羌笛并没有出现在唐代的“十部乐”中，可见，羌笛在唐时只是边塞中所见的乐器，并未正式进入唐代宫廷或军队，只是少数民族或是军队中的兵士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乐器。
唐、宋、元、明各代文人的诗歌中常见到关于羌笛的记载。现在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及黑水县一带的羌族地区，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具有唐宋遗风的乐器，它们是用两支同样长短的油竹制作，管体被削成方柱形，绑扎在一起，每只管的上端，置有一个带竹簧片的吹管，竖吹，规格有17厘米及19厘米两种，音色高亢而略有悲凉感，是人们在喜庆丰收，过年过节劳动之余常用的主要乐器。亦是小伙子向姑娘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表一：唐边塞诗中的主要乐器
乐器名称 诗歌作者出处 诗句
羌笛 《凉州词》王之涣
《从军行》王昌龄
《塞上听吹笛》高适
《金城北楼》高适 羌笛何须怨杨柳
更吹羌笛关山月
明月羌笛戌楼间
至今羌笛怨无穷
笛 《陇头吟》王维
《塞下曲》李白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岭参
《从军北征》李益
《从军行》陈羽 陇上行人夜吹笛
笛中闻析柳
琵琶横笛和末匝
横笛偏吹行路难
横笛闻声不见人
角 《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岑参
《听晓角》李益 轮台城头夜吹角
角声一动胡天晓
吹角当城汉月孤
芦管 《夜上受降城闻笛》李益 不知何处吹芦管
笳 《后出塞》杜甫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李益 悲笳数声动
壮士惨不骄
几处吹笳明月夜
琵琶 《古从军行》李颀
《古意》李颀
《从军行》王昌龄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岑参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岑参 公主琵琶幽怨多
惯弹琵琶能歌舞
琵琶起舞换新声
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
琵琶横笛和末匝
胡琴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 胡琴琵琶与羌笛
鼓 《塞下曲》（其一》李白
《燕歌行》高适 晓战随金鼓
枞金伐鼓下榆关
笛：宋代陈杨（去木加日）《乐书》中记载，大横吹小横吹并竹为之，笛之类也。律书云：横吹，胡乐也，昔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所以，人们一直认为笛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到长安的。1978年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公元前168年）的文物中，有两支笛类乐器，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由此可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半个世纪，笛类乐器就已经在我国淬了。南北朝以后，笛被称为横笛或横吹，到了唐朝，笛的形制与现在的形制基本相似了，并且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笛成了一件不可替代的乐器，所以特别频繁地出现在唐代诗人的佳句之中。诸如李白的“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朋落梅花”、“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等等，并且，笛在唐军队鼓吹乐中，已经成为了一件常用的乐器，用于壮军威和出征的仪仗之中。另外，在唐乐器中，除了横笛之外，还有义嘴笛、叉手笛、箫等笛类乐器。也频繁见于关于唐乐器的记载中。宋、明、清各代，笛子在民间音乐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已经成为江南丝竹、西安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潮洲笛吹锣鼓、冀中吹歌、山东鼓吹等乐种中的主要乐器，并且在戏曲（梆子戏和昆曲）中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北曲笛、梆笛的演奏风格。传统的笛，其按孔之间距离相等，演奏者用叉口吹法和口风的控制互相配合转调。近年来对笛子又进行了多次改进，使它更便于转调。解放以后，笛子被搬上独奏舞台，涌现了一大批笛子演奏家及优秀的曲目，使竹笛在民族乐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角：真正和军队密切有关的乐器，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这种古代吹奏乐器，汉代流行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最初用动物天然的角吹奏而得名。西汉初期，随鼓吹乐传入中原。《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以鼓、角演奏被称为横吹。唐代的角为竹筒状。唐《咸（下加角）篥格》记载“角，长五尺，形如竹筒......”角在唐边塞军队中是一件用于壮军威的仪仗乐器。从边塞诗中的记载来看，它的作用除了在仪仗中使用外，还应用于军事的集合（角声一动胡天晓）等作用。明、清时期有“铜角”依然是军队、鼓吹中的专用乐器。这种铜角，近代称之为“号筒”，在用于表演古代战争场面时可以见到。
芦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边塞诗人李益错将芦管这一乐器当成笛了（他的此首诗名为《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时的芦管，与当时的咸（下加角）篥，即现今的管相似，是纳西族及西南各民族常见的乐器。长约20厘米。管身竹制。现今的芦管开七孔，竹管上插一个芦苇压扁制成的双簧吹嘴，音色粗犷，在现今的白沙细乐中担任领奏地位。由于现存的关于古代芦管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在李益的诗句中体味芦管特有的风格了。
笳：即胡笳。是古代的吹奏乐器。汉朝就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是汉魏鼓吹乐中的主要乐器。唐朝十部乐中，没有笳的编制，可见笳只是少数民族乐器。《蔡琰别传》中记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日胡笳”。这是较为原始的笳，《乐书》中称“芦笳”。《乐书》中还有大胡笳，小胡笳的记载：“其形似咸（下加角）篥而无孔”可见这是用芦苇制成哨，装在木制无按孔的管上演奏的。明清时代，还有关于笳的记载。到了近现代，已经很少有笳的实物流传下来了。
琵琶：唐边塞诗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琵琶的曲目，演奏方式，乐队配置等情况。实际上，无论是在唐的边塞或是宫廷，琵琶都是极为重要的乐器。根据东汉刘熙的《释名*释乐器》：“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木（加比），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可以知道，琵琶这一乐器是根据弹奏方法而得名的。琵琶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时的“鼗”又称“秦汉子”，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光是在名称上，就有“大琵琶”、“秦琵琶”、“五弦琵琶”等名称，唐的乐工巧妙地将传统直颈琵琶与外来的曲颈琵琶结合起来，保留了曲颈琵琶梨形曲颈的形制特点，并且在演奏姿势（由横抱到直抱）、演奏方法（由用拨子改为手弹）等方面均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使琵琶不仅成为唐代歌舞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而且在独奏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唐朝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琵琶的描写记载（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唐的边塞诗中更是常见琵琶的踪影，“欲饮琵琶马上摧”几乎成了唐边塞诗的名句。明清时期，琵琶的形制基本上稳定。建国以后，琵琶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琵琶在现代民乐中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替代了。
胡琴：现代民族弓弦乐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它们的祖先胡琴，发展的历史，相对于笛类吹管乐器，琵琶类弹拨乐器就要短得多。这也正是唐边塞诗中对胡琴记载不多的原因，根据杨杨（去木加日）《乐书》记载，胡琴的前身可能是我国唐代出现在我国北方兄弟民族奚部落中的奚琴，当时亦写作嵇琴，唐代孟浩然《池亭诗》记载“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当时的奚琴是用竹片在两弦之间擦弦而发音的，其琴杆，琴筒比现在的二胡短小，没有千斤。宋代奚琴已具有一定的演奏水平和表现能力。敦煌榆林窟第十窟元代的飞天，已有手持胡琴的图像，到明代，胡琴的形制已经和今天的二胡很相似了。近代，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胡琴更为广泛地流传。刘天华、阿炳两位近代的胡琴大师，将胡琴的独奏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近代无数艺术家的努力，胡琴无论是在艺术表现力还是技巧技法上都已经日臻完备，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体系。
鼓：打击乐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乐器种类，唐代使用的鼓种类繁多，如：铜鼓、节鼓、腰鼓、正鼓、和鼓、齐鼓、担鼓、羯鼓等等，唐边塞诗中常用的鼓是哪一种，已经很难考证了，我们只能从诗人的诗句中去想象唐鼓威风凛凛的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