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转型困局范文（精选11篇）

突破转型困局 第1篇

(一) 研究背景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调整, 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又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的服务业发展仍相对滞后, 一是比重小, 二是结构不合理, 三是产业竞争力不强, 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浙江省服务品牌建设与其他兄弟省市差距如何, 培育服务品牌该从何处着手, 如何借鉴其他兄弟省市在服务品牌发展中的经验。

(二) 服务品牌的研究意义

服务品牌是依托于现代信息化技术新兴的服务经济, 与服务有关的品牌塑造。面对机遇, 浙江省必须要进行经济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包括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产业升级的实质在于提升产业层次, 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加强服务业品牌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升级的一种途径。

品牌建设可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促进团队成员产生自豪感, 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吸引投资;也是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强化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力, 即企业发展的无形推动力。

加强服务业品牌的建设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从而提升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实现产业优化, 提升产业竞争力。

二、浙江省服务品牌的现状调研与分析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加快建设“品牌大省”, 是浙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截止到2009年底, 浙江省累计注册商标41.64万件,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313件中国驰名商标, 浙江省著名商标2346件, 浙江省知名商号770个, 品牌建设成绩显著。

然而, 在浙江省品牌建设取得如此成绩的同时, 浙江省的服务品牌建设却没有那么风光。根据《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8) 》的内容显示, 浙江省在服务品牌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 服务品牌的数量非常的少, 服务品牌在整体品牌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服务品牌尚未形成一定规模。

其次, 服务品牌分布不均, 浙江省现有服务品牌基本分布在餐饮、文化、科技等领域, 一些新兴的领域和生产领域服务品牌基本还未建设。

再次, 浙江省现有服务品牌级别较低, 著名商标和名牌较少, 尚未有中国名牌等过硬的品牌。

三、浙江省服务品牌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 以供给需求曲线模型分析服务品牌信用度缺失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浙江省服务品牌建设的信用度还有所缺失。

品牌信用度是通过品牌向目标顾客做出并做到某种品类承诺的程度。为了说明品牌信用度与需求的关系, 我们构造如下需求函数:

其中:Q为需求量;

P为价格;

Cc为消费者的选择成本, 选择成本是品牌信用度B的函数;

f表示需求数量Q与商品销售价格P和选择成本Cc间的函数关系;B为品牌信用度。

在某品牌商品的销售价格及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某个品牌的品牌信用度越高, 则对该品牌商品的需求数量就越大, 反之则越小。如图1: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当某个品牌的品牌信用度提高后, 需求量也会增加, 此时原来的需求曲线就会向右移动。同时, 由于品牌信用度的提高是由于某个品牌所代表的品类减少。而随着品牌代表的品类数量的减少, 该品牌的替代品则越少, 进而使得该品牌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变小, 移动后的需求曲线的斜率比原来的需求曲线的斜率要大, 移动后的需求曲线将更为陡峭。如图2所示:

根据经济学原理, 这可以使厂商有更大的价格决定权, 厂商在定价决策上就有更大空间。

综上所述, 在目前需求供给形势下, 服务业为要想获得利润又能保障质量, 如何在在众多服务业务中脱颖而出, 就应该提高其服务品牌的信用度。

(二) 利用KANO模型分析服务品牌

KANO模型定义了三个层次的顾客需求:基本型需求、期望型需求和兴奋型需求。这三种需求根据绩效指标分类就是基本因素、绩效因素和激励因素。

从企业在建设服务品牌时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满足顾客的基本型需求, 保证顾客提出的问题得到认真的解决, 以实现顾客最基本的需求满足;其次, 企业应尽力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型需求, 这是质量的竞争性因素;最后, 争取实现顾客的兴奋型需求, 这对于为企业建立最忠实地客户群尤为重要。

对于这个分析结论, 我们也从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进行了验证。得出回归模型:

从上述回归模型中可以得出维度一 (关键因素) 的系数绝对值大于维度二 (基本因素) , 因此维度一对于消费者对酒店服务质量的感知度更重要。同时, 从其t1统计量对应的相伴率小于0.05, 可以判定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而t2统计量相对应的相伴率大于0.05, 可以判定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因此, 期望型需求与兴奋型需求对于顾客满意度更重要, 并且是相当显著的。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很多服务企业却忽视了。针对浙江省的现状以及我们的调查结合KANO模型, 我们分析出浙江省服务品牌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占领市场意识相对较强, 但在创建服务品牌及服务创新方面意识薄弱, 政府激励政策不够完善。自主性不高, 不够重视, 因此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期望型需求和兴奋性需求, 这使得企业无法建立客户忠诚。

第二、服务业发展不够发达, 行业标准化程度不高。企业在满足消费者基本型需求时可以按照行业标准, 而在满足其期望型需求和兴奋性需求时, 就很难界定出标准。

四、与服务品牌发展先进地区的对比

(一) 浙江省与服务品牌发展先进地区的比较

第一, 政府对服务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同。山东省出台了《山东省服务业品牌发展规划 (2005-2010年) 》和《关于培育“山东省著名品牌”的通知》文件精神, 依据《山东省著名品牌”评定标准和实施细则》, 规划培育一批名牌服务类企业, 作为打造山东服务业名牌的基础。广东省于2009年正式公布《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决定》 (下称《决定》) , 强调要强化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 提升现代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浙江则没有相应扶持政策, 服务品牌建设环境不佳, 对服务业品牌建设也重视不够, 缺乏对服务业品牌建设的引导与支持。

第二, 服务标准化程度不同。广东省研究制定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服务外包、旅游服务等领域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 建立了一批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服务标准化工作机制, 提升“广州服务”的品牌效应和输出能力, 鼓励现代服务业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发展。浙江省还没建立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 工作力度也不够。服务业标准化工作也还在努力推进中。

第三, 服务品牌意识强弱不同。广东省在《决定》中强调要强化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 提升现代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并加快自主品牌建设, 集中力量培育、保护、扶持和发展一批驰 (著) 名服务业商标和名牌服务机构, 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加大培育自主品牌力度、加强品牌资产管理。对于浙江省, 服务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服务业自主创牌的主动性、积极性远不如工业企业。

第四, 服务业集聚程度不同。截至2010年, 江苏省已设立服务业集聚区88家, 现代物流、科教创意、中央商务区、产品交易中心等应有尽有。到年底, 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将突破100个。上海也突现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及工业园区的区域品牌。但浙江省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服务业集聚区及工业园区, 更没有其区域品牌。

第五,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不同。为推动广州老字号实现可持续发展, 广东省重点保护和振兴广州老字号, 扶持推动一批国家A级物流企业成为第三方物流品牌企业, 加大对服务业知识产权和智力成果的保护力度。上海则花大力气振兴复苏老品牌, 培育发展新品牌。浙江省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强烈, 许多品牌有被抢注的危险。

第六, 人员、资金投入不同。至2009年, 山东省新批服务业外资项目1717个, 合同利用外资88.7亿美元。服务业完成投资8699亿元, 服务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到45.7%。

五、加快服务品牌发展的对策研究

三大产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第三产业所占绝对的比重,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将成为一个国家、城市是否达到先进水平的标准。然而面对现在服务品牌建设上的困局, 我们借鉴服务品牌发展较好的地区结合政府和企业对浙江省的服务品牌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对政府机关服务品牌建设的建议

1、统一制定服务品牌发展规划, 统一建设服务品牌工作机制。建议由省服务业工作协调会议办公室牵头, 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各司其职, 逐步建立起“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服务业品牌建设工作机制。品牌建设规划、评定标准、工作规范、奖励政策等经服务业工作协调会议统一审议确定, 具体工作按各自分工进行。

2、实现各服务品牌特色突出, 各特色服务品牌分类指导。根据实际发展情况, 确定主导型、支柱型、辅助型的服务行业, 并将重点服务行业作为服务业品牌培育的重点。优化服务业发展布局。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 制定不同区域的产业指导政策, 鼓励、引导各重点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 突出特色, 加快发展服务业。

3、营造有利于服务品牌成长的发展环境, 促进服务品牌又好又快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品牌保护机制。加强服务品牌的标准认定和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完善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 保障服务品牌的健康发展。

4、大力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工作, 实现标准化与创新性相结合。尽快建立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 扩大服务标准覆盖范围, 鼓励龙头企业、地方和行业协会先行制定服务标准。对暂不能实行标准化的服务行业, 可通过广泛推行服务和谐、服务公约、服务规则等制度, 来推进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在实现标准化工作的过程中, 也要积极创新, 实现标准化与创新性相结合。

(二) 对企业服务品牌建设的建议

1、增强品牌信用度, 保证服务质量。积极确立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愿景和价值观, 实现服务品牌的准确定位。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监督品牌信用, 以更快地解决企业在服务品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软件和硬件方面确保服务质量:从硬件来说, 工作流程应该牢记心中, 并且有必要时要引导客户应该做什么;二是软件方面, 工作态度决定一切, 时刻提醒自己牢记工作原则。

2、注重服务品牌的个性化建设。即在标准化, 程序化服务的基础上, 开发特色类服务, 有共性重新回归到个性, 关注个性化服务对消费者树立品牌意识的影响, 有利于赢得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并结合当地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 在服务品牌的树立过程中要关注本土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 走个性差异化的道路。

3、把握服务品牌建设的程序。通过从消费者的视角进行服务品牌规划, 进行正确的服务品牌定位, 构建服务品牌的形象要素体系, 实现服务品牌有效组合, 科学运作服务品牌传播, 加强对服务品牌的保护等方面的监控, 实现服务品牌的更好建设和发展。

4、实施人才战略, 保持品牌活力, 为服务品牌的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与储备。任何一个服务品牌, 要保持永久的生机活力, 须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学习型团队, 建立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团队心智模式;二是培育和爱护“领军型”人才;三是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主要体现在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机制上。此外, 还应实施荣誉激励, 注意培养和发现每个员工的闪光点, 要不断开拓创新, 保持服务品牌活力。

(三) 对个人关于建设服务品牌的建议

在服务品牌的建设过程中, 政府和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一线员工作为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这样一个群体, 在参与企业服务品牌建设的过程中, 首先要提升自身对服务品牌的认识, 增加对其内涵、重要程度等的认识;其次, 要积极参加各类提升服务品牌建设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掌握一定的技能;最后, 要真正融入其中, 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更多地参与到企业服务品牌的建设过程中去。

六、结语

服务品牌建设是21世纪经济建设转型升级背景下的热点话题。服务品牌建设的问题, 已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它是推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亦是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通过对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的实地走访调查, 我们了解了浙江省服务品牌建设的现状, 既有优势, 也存在不足。对此, 我们归纳总结了其他城市在服务品牌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浙江省服务品牌的现状, 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建议。与此同时, 浙江省服务品牌建设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全国服务品牌建设现状的一种折射。虽然每个地区各具特色, 但在服务品牌的建设方面, 一些共性的问题可以让全国其他省市一同引起注意, 存在的先进经验也可以让各省市一同分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源共享, 共同为中国服务品牌的建设做贡献。

当然, 服务品牌建设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共同关注, 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发展, 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承担起这个使命, 并为之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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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8) 》.

日化店如何突破人才困局？ 第2篇

其实日化专营店就是一个店，没那么复杂，主要是营销和管理上受到人才缺乏的制约：

首先是营销方面，营销人员的缺失，导致日化专营店有销售无营销。严格意义上来讲，营销和销售是有很大差别的，销售只是营销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日化专营店准备做一个促销活动，一般都比较随意，活动内容印到彩页上，写在海报上，再拉个条幅，X展架往门前一摆，就over了。而真正营销意义上的促销，应该是有计划、有策划、有调查，有对顾客的分析和竞争对手的分析。日化专营店不缺卖货的销售人员，而是缺乏具有整合能力的营销人员，带来的结果就是有销售无营销。

另外一方面就是管理上，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人员，造成日化专营店发展不稳定，主要表现为营业额忽高忽低，可能这个月赚钱下个月就亏本；员工流动性强，看现在人员够用，很有可能下月发了工资又缺人了；顾客不稳定，现在你做活动了是你的顾客，等别人做活动了又成了别人的顾客。我们国家常常讲“稳中求发展”、“稳定压倒一切”，是很有道理的。很多日化专营店之所以做了几年还是原地踏步，不是因为老板没野心，不是因为缺资金，往往经营者缺乏专业管理人员，被这些不稳定因素所缠绕，这个月是员工问题，下个月是顾客问题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直腾不出精力考虑发展问题，最终阻碍了发展。

是哪些因素造成目前日化专营店人才的不足？

造成日化专营店目前人才匮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对从事日化行业的认识有关，这是因为日化专营店需要最多人才的是女孩，每年毕业的众多的女大学生，她们的第一考虑是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做导购，“进写字楼，坐办公室，当白领”是她们理想写照。第二个原因是福利待遇不够吸引人，就业形势月严峻人们对就业的选择越慎重，越要求安全感。我们都知道，目前日化专营店的无所谓福利，只有赤裸裸的“底薪加提成”，而且底薪还是有任务的，完不成基本任务，底薪也不保，更别谈什么“三金四险”，所以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第一选择做日化店导购。第三个原因是招聘问题，招聘途径单一，大部分日化专营店招聘的时候只是在店门前贴一张招聘广告，在招聘报纸上打广告也是很不显眼的小版块，这种做法的根源是不重视，总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店，没必要搞那么认真、那么正规，

这种认识大错而特错，因为人才问题是个大事，招聘势必重视的事情。

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日化专营店对人才方面有何特别的要求？目前专营店最缺哪一类型的人才？怎么解决？

因为化妆品行业属于创造美丽传播美丽的行业，所以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要求是更注重人员的形象，一般比较规范的日化专营店的员工身材、长相都不错，上班时间都要化淡妆，服装统一。与美容专业线相比，与人沟通的能力要求更高，在美容院美容师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法征服顾客，而在日化专营店必须靠沟通达成交易。

目前专营店最缺的人才是专业的策划型营销人才，毋庸置疑，营销是专营店的最短短板，营销要创新、要提升都需要专业策划。而目前日化专营店的销售人员现场销售能力很强，可惜几乎都不具备营销策划能力。因为往往厂家给的策划方案是为了让专营店进货，不具有实战性，不服当地水土。

要解决这个问题，两种途径，招聘有行业经验的策划人员，第二找外脑，找专业的营销策划机构。在一时招不来合适的策划人员的情况下，找专业的营销策划机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专营店只需要把要求说清楚，专业策划机构进行策划方案，确定科学的收费方式即可。

企业自身培育人才和外部引进人才，您觉得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专营店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合理的抉择？

企业自身培育人才的优势在于用习惯了，用着顺手，可靠、可信，有感情，好融入进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磨合期，对企业的自身情况都比较了解；但是劣势也是很明显的，其一周期长，培育一个人需要一个过程，不能马上能用；其二由于是自身员工，容易形成一些习惯，思维可能会被原有条条框框束缚，创新能力与重塑性会差一些。

引进外来人才的优势在于，外来人才对企业而言直接拿到的是成品，可以直接投入使用，为企业节省时间和人力资源成本。企业对外来人才来讲是个相对的新事物，更容易让人才发挥创造力。而劣势就是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能不能很快适应，是个问题。劳资双方的互相认可、互相信任需要一个过程。最大的劣势就是安全性，如果引进来的人失控的话，将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如何突破三大困局 第3篇

做实个人账户为什么那么难？

《经济》：2000年我们就在辽宁开始试点做实个人账户。可是按照您的统计，个人账户空账额逐年走高，到2012年年底已经达到了2.6万亿元。有一些观点认为，个人账户没有必要做实，您怎么看？

郑秉文：当初我们设定的制度目标是打算做实账户的。问题在于，做实个人账户的代价和效率如何？做实的目的是为了存银行吗？显然不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受到极大的打击，甚至破产。老农保就是先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最初建立老农保的时候，老农保覆盖人数曾高达9000多万人，后来人数一直在下降，到2009年只剩下6000多万。这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是，老农保账户那点钱的收益率太低了，就是存银行的利息。在199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400元，2012年是4.7万元。你想想，如果你1995年建立个人账户每月放百分之八的收入，只吃银行那点利息，到2012年这些钱还能与17年以前的那个百分比等值吗？肯定不能，百分之一也达到不了，这说明，做实账户的代价太大，效率太低，因为工资增长幅度比较大，比较快，这时攒钱吃利息是划不来的，应该投资，千方百计提高利率，否则就亏大了。

这个道理说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和工资收入都很快，建立积累制就要吃亏，否则，就需有一个很好的投资体制，能把投资效率提高上去，把代价降下去，不让投资收益率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相差太多，差的太多了，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就会下降的十分明显，这个制度就是低效的，最终就会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在中国，13年来，账户做不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型成本始终没有制度化或以立法的名义真正解决，所以，每年做实账户的财政补贴压力很大，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存在不小的压力。但是，话说回来，即使解决了转型成本，立法规定每年财政转移支付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个百分比就彻底解决问题了吗？我敢肯定也是不能的，关键还在于是否有一个投资体制。如果社保制度投资体制很好，各级财政也肯定会有动力为民生工程为做实账户“挤”出一些资金。如果硬是非理性地去做，最终导致的福利损失还是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我举个例子：2001年辽宁省做实个人账户时42号文件规定：“统筹基金不得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但这个规定到2010年就坚持不下去了，理由很简单，“占用”是划得来的，“占用”能使老百姓的福利最大化，所以，从2011年就开始“借用”了。这就是铁律。我个人认为，正式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和理性思维，三中全会《决定》的表述是“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代之以十几年来的标准表述“继续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但是，这里要做一个解释是，做不做实账户，这是一个后台运行的机制问题，不影响养老金的发放。

养老保险陷入提高统筹层次的困境

《经济》：我们历次的文件中都提到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筹，为什么迟迟实现不了？

郑秉文：在目前的制度结构下，一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很可能会出现“基金收入规模趋于缩小，而支出规模趋于扩大”的情况，最终会引起和扩大收支失衡的缺口，进而引发财政风险。

这是因为，第一，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地方，对地方是有好处的。所以，基金留存多的地方是肯定不愿意上交的，这是提高统筹层次的第一个障碍。第二，我国养老金的征收和计发都是在地方层次完成的，征缴的这支队伍，不是“中央军”而是“地方军”，他们的编制和财政资金供给都由地方供给，他们与地方政府是父与子的关系，地方政府的利益他们要服从。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体系管理体制改革的大问题。第二，提高统筹层次之后，潜在的一些问题要浮现出来，收支缺口压力要增加。当个人人既考虑收入又负责支出时，它就有平衡收支的动力，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平衡收支。基金管理留在地方政府层次，它就势必要想办法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收入，千方百计加大征缴力度来扩大收入，减少收和支的缺口。一旦提高统筹层次，这种收支平衡的压力就随之减轻甚至消失。养老金由上级直接按需要发放下来，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的征缴积极性就不如以前那么大，征缴力度下降收入就会趋小；而收支压力不在地方政府，它们对养老金的管理就松弛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做“老好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很可能就会比以前多，待遇水平也会进一步提高，这一少一多，制度的财务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从全国范围看，养老金的总体支出形势就会同样发生逆转，可能导致养老金出现缺口，缺口趋大，收支出现失衡，财政负担就必然加大。

《经济》：有没有化解这种潜在风险的办法？

郑秉文：在制度结构不改革的情况下，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管理，没有别的好办法。如果制度结构改革了，把收入和支出变成制度内生的一种动力，那和管理就没有关系了。道德风险的发生，管理是一方面，但是抑制道德风险的根本，在于制度的建立。

现行的制度结构決定了统筹层次难以提高。提高就面临着风险，不提高我们又面对这么多的困境和难处，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这说明，现行的统账结合制度是有问题的。要化解这个风险，就要改变目前的制度结构才行，否则，就只能动用行政的手段，加强纪律，加强管理，加强各级的监管力度。我理解，这个问题一定要与制度结构性改革联系在一起，要同步设计，同步解决，单独地就事论事地解决统筹层次问题，是非常难的，牵扯的利益太多，太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制度结构性改革，使之变成一件内生机制，就迎刃而解了。

厘清国家财政和保险制度的关系

《经济》：为了解决现有的制度困境，您提出了“将雇主和雇员缴费都划入个人账户”的“全账户”模式。这种模式有哪些优点？

郑秉文：第一，“全账户”模式制度使参保人的积极性、激励性达到最大化。中国的制度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归结到一个点上，就是少交钱多拿钱。道德风险在参保人、企业、各级政府那里都充斥着，负激励到处都是，致使制度收入能力太差。如果要加强制度的激励性，“全账户”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收入的内生动力。

全账户还有第二个好处。养老保险制度如果按照全账户来设计，实现全国的统筹层次就可立马实现，这样，区域失衡等很多问题就随之消失和解决。

《经济》：如果实行全账户模式，养老保险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功能如何体现？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的功能是多重的。现阶段，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急迫的问题应该是增加制度激励性，让不愿参加进来的人激励他愿意参加进来，参加进来但不愿多缴费的人激励他多缴费，愿意早退休和不愿长期缴费的人激励他们愿意长期缴费，自动延期缴费，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制度激励性太差的痼疾，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解决了，实现了三中全会说的“坚持精算平衡原则”，就等于支持了公共财政的再分配目标和社会公正的目标，道理很简单：如果保险制度的财务不可持续，势必会拖累财政，财政的财力就会被分散掉，无法保障再分配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险制度也会随之垮台。如果目标错配，在现阶段过分强调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很多人就会怕“被再分配”而少交钱，那时，保险制度拖累了财政，公共财政的再分配目标就会大打折扣。我们要有这个观念，保险也好，财政也罢，大家各自的目标是不太一样的，但大家都是纳税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他们各自都健康起来，所有的制度也就健康起来了。

三中全会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研究领域里，首先要厘清国家财政和保险制度的关系。目前的形势是，国家财政每年都补贴很多，但是效率仍然很差，大量资金沉淀下来了，没有用起来，财政补贴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小，但财政的补贴又是必须的，这个制度离不开财政补贴，且补贴规模逐年扩大。但是，另一方面，各方面又不是非常满意，包括参保人，就是说，国家花了钱，但却没有落下好。

突破转型困局 第4篇

2015年, 无论对于中国整体经济形势还是制造业来说, , 都是不甚乐观的一年。但是, 艰难的局面引发了各行各业对于“未来向何处去”和“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的理性思考。与以往经济萧条大军压境时的哀鸿遍野相比, 2015年, 人们更多的做法是一边抵挡寒冬、努力地生存下去, 一边探寻未来更加合理、健康的发展之路。这是在2015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业车辆分会的年会上, 记者明显感受到的不同。

在行业整体发展遭遇经济下行大势的打击下, 作为新近几年迅速崛起, 如今已稳居国内叉车品牌销量第三的龙工叉车同样遇到新常态下的挑战。那么, 对这样的行业发展态势, 龙工是怎样分析的?对于企业和全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龙工又有哪些看法、判断及应对措施呢?为此, 记者专访了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叉车路面总监谢英华, 请这位资深的叉车人谈谈他的观点。

谢总告诉记者, 2015年龙工叉车销量略有下滑, 比行业下滑幅度小, 与一二名的差距在缩小, 并且龙工叉车市场占有率在上升, 今年的全面目标是保平去年, 保平即是增长。早在2012年龙工人就敏锐地洞察出中国经济及行业会有新一轮调整, 从那时起龙工叉车积极响应龙工控股公司“三降三升”的措施, 率先在行业内“降预期、降风险、降费用;提升发展信心、提升市场占有率、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 因而尽管这几年行业发展并不顺畅, 不少叉车企业经营困难, 但龙工叉车始终应对自如, 稳步发展。

面对经济新常态, 谢总说, 行业也呈现出新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 而这些变化中则孕育着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机遇。首先, 虽然内燃叉车有所下降, 但电动车的发展趋势却是增长的, 尽管幅度不大, 但是这个微小的增长在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显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代表了未来需求的变化方向。其次, 虽然在制造业、港口码头甚至物流行业等传统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是在快递业、航空物流等新的物流市场和食品、冷链、仓储等行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也得益于龙工一直不断更新和提升产品, 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服务, 以新产品的开发抵御市场的下滑。另外, 就是在国际出口环节创造了增长30%的骄人业绩, 这是在国内市场逐渐趋于饱和的状态下, 龙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收到的成效。

对此, 谢总表示, 虽然今年市场整体下降幅度比较大, 但这个下降却是合理的。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 叉车市场的整体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按照国际市场的发展规律, 未来Ⅴ类内燃平衡重式叉车肯定会继续下降, 而电动仓储车则有机会获得快速发展。相信随着国家对于环保的日益重视, 未来电动叉车的整体成本也会有所下降, 从而迎来市场的春天。

谢总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放缓还要持续两到三年。他表示, 如果国家没有加大投入的政策, 市场就不会得到快速复苏。但值得欣慰的是, 未来市场肯定会得到进一步细分,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 虽然传统的制造业等行业短期内不会恢复快速发展, 但是在其他行业可能会逐渐出现回暖。因此, 明年能否开始减降, 未来三五年内是否能得到回升, 仍需要继续观望和期待。谢总认为, 到2020年, 整个叉车市场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10%, 达到40万台左右,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字了。因为前几年的过热增长使整个行业投入过大而导致产能过剩, 就目前中国叉车行业整体产能来说, 至少达到50万台。一度的蓬勃发展掩盖了行业的实际状况,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冷静下来、调整心态, 接受目前不乐观但是客观合理的现实, 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前些年不仅仅是叉车行业, 甚至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状况都被放大了,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过热的发展使经济趋于爆炸, 而现在的“降温”, 来得适时、合理也非常必要。我们看到, 这几年不断有新的叉车企业涌入, 同时也有很多企业昙花一现, 往往经不起一次小小风浪的打击, 繁荣一时便销声匿迹。通过分会统计的数据显示, 行业前三甲销量之和占据总体市场占有率的57%, 前十位企业占据78%, 较去年有所提升。可见未来叉车行业不会像现在这样继续保持上百家企业混战的局面, 而是逐步向龙头企业集中。毋庸置疑, 在研发力量、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上拥有强大优势的企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并领军行业的发展。

谈及对于未来发展的布局和规划, 谢总表示, 为了更好地跟上市场变化, 应对客户需求, 未来龙工将加快新能源环保产品和低能耗产品的研发。为此, 龙工已经明确把电动车作为“十三五”的重点产品进行规划部署, 特别是国产化的电动车。谢总介绍, 目前龙工使用的电瓶叉车配件主要依赖进口, 而近年来有一些新崛起的民族品牌, 特别是国产电控产品的出现, 将会大大降低电动叉车的成本, 对于电动叉车的普及推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龙工也会大胆尝试民族品牌配件, 为客户在降低成本上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而助力中国叉车产业结构的调整。

除此之外, 在电动车零部件国产化的道路上, 龙工也会积极利用自身资源, 应用好龙工液压技术的强大制造、设计优势和能力, 把挖掘机技术借鉴到叉车领域, 进行静压传动、电液一体化产品的开发, 以替代现有的传统的电瓶动力系统。据了解, 在静压传动领域, 可谓国外有林德、国内有龙工。龙工控股旗下的液压公司是一家装备精良、工艺先进、产品齐全的企业,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龙工叉车会充分利用好这一独有的资源和优势, 顺应市场发展的趋势, 在电动车领域大展拳脚, 以抓住市场的先机, 迎接市场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后记

他们用真心突破困局 第5篇

谭素清

每个优秀的代理人都充满了智慧。今天出场的三位代理人，你看不到任何话术和技巧的痕迹，但是他们从真心出发，发掘并延伸着身边的客户，给最需要的人送去保障。风风雨雨十余年的保险之路，他们走得踏踏实实。

邬红霞现在是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城固县支公司副经理。

1997年底，31岁的邬红霞从地区造纸厂下岗了。就在她举步维艰、成天憋着一肚子气，觉得世道不公平的时候，偶然遇到在保险公司当业务员的杨霞和她的主管胡文宁，在他二人的极力推荐下，邬红霞也成了汉中国寿公司的一员。

来公司后，第一个接触的是40多岁的苏秋萍(现在个险部当讲师)，她想苏秋萍40多岁了都能干，而她正是黄金年华为什么不能干，于是她坚定了信心。此后，在公司参加各种业务培训。展业过程中，每天坚持三访，并向老业务员学习展业经验。从此，她有了许多朋友，客户群越来越大，十一年下来已有近千个客户，她一步步走向成功，从一名普通业务员晋升为分处经理，连续被评为营业部分公司，省公司优秀主管，2006年被评为中国人寿总公司一级优秀主管。

同时，她还先后把17位伙伴引进汉中国寿，让她们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那么，她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呢?

坚持拜访第30次

2005年3月，她陌生拜访了汉中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郭梅，但每次拜访，郭梅总会提出许多问题，她一次一次地给她详细讲解，郭梅总说保险是骗人的。在近一年长达29次的拜访中，郭梅态度依然冷淡，总说忙得没有时间。说真的，邬红霞还从来没遇到这么难攻克的“堡垒”。

办法有了，在郭梅生日那天，那是一个雪雨交加的下午，当郭梅全家人兴高采烈正准备聚餐的时候，邬红霞手捧鲜花一脸春风地第30次走进郭梅家。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郭梅和她的丈夫，以及老人和孩子们终于认识到一个寿险业务员的执着。终于为自己的儿子办理了保额10万元的健康保险。

真诚服务客户道路越来越宽广

2003年5月，客户徐华为她母亲买了交费50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半年后，她母亲李碧霞下楼时把脚扭伤了，在市中心医院住了9天，医疗费花了1760元。出院后她帮她办了理赔，营业部给付了1455元的住院费。第二天她买了奶粉，水果去看她，当她把理赔款送到徐华的手上时，全家人感慨万千，徐华当即在她手上给儿子办理了“英才少儿保险”。接着她妹妹徐玲放弃了原单位财务科长的职务，也走进汉中国寿营业部成为一名业务员，而且业绩很好。

十一年来，她把客户当亲人，客户把她当朋友，在上千个客户群中，她帮客户的子女找工作，小孩入托，上学、买火车票，甚至连客户家里糊顶篷这样的活她都乐意帮着干。

要感谢就请给我介绍客户

客户姚远1999年为母亲办了一份“鸿寿养老保险”，今年3月其母因病去世。她接到报案后，立即去看望家属，并积极协助开证明，调病历、办理赔。

前不久，营业部按保险合同规定给付受益人姚远保险金10000元并退还7年所交的保费7160元后，姚远感谢万千，随即从中抽出300元要感谢她，并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哪有白帮忙的人。邬红霞诚恳地说，帮你办理赔是我的分内工作，跑腿办事是我的责任。要说感谢，就支持我的工作，多帮我介绍一些客户。

以人格魅力带团队

邬红霞带领的营业部三处共有42名伙伴，她把伙伴紧紧团结在一起，一起冲刺任务，对伙伴她从不指责，而是善意的帮助，谁家有困难，她总要热切过问，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对业务滞后的伙伴她总是说，再努力吧，你一定会成功，常常听她这样讲：有什么困难我帮你，需要我陪访吗?今天你出单辛苦了，我请你去吃饭。哪位伙伴生病了，她会买上礼物带上伙伴的祝福去看望他，她凭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每一位伙伴，给团队营造了温馨和谐的气氛。

胡艳：让客户为你转介绍

刚进人不惑之年的胡艳现在是汉中中国人寿分公司营业部二分处组经理，进入中国人寿已8年。

她有个客户姓熊，为6岁的儿子买了“99鸿福保险”，之后，胡艳总要挤出时间去给客户孩子辅导功课、讲故事。孩子非常喜欢这个保险营销员阿姨。

有一次，辅导完功课后，孩子告诉胡艳，他想去汉中机场看一下真飞机，因为爸爸妈妈天天都在忙生意，谁也不带他去。正好第二天星期天。清早，胡艳就来到熊家，说：今天我领你去看飞机。孩子盼望了好久了，就高高兴兴坐在胡艳的自行车上去飞机场等候，大半天时间孩子看到了飞机降落起飞的全过程。这件事让客户一家人非常感动……后来就为胡艳转介绍了6个准客户。

正月初八，胡艳到汉中市东关一个理发店收拾头发，同时一对新婚夫妇也来理发店吹头发。理发员因忙在洗头时没注意把新娘一只400元的金耳环冲进水管里了，只好答应给新娘赔400元钱。一旁的胡艳看见了，忙说，你去找个镐头，把水管外面的水泥地面挖断，看能不能找着，你开理发店要洗多少头才赚得到400元钱啊?镐头借来了。胡艳大衣一脱，不一会挖到水管处还真找到了那只耳环……胡艳一看，刚挖过的地面影响美发店的美观，出门骑车又到建筑工地要回一点沙灰，装进塑料袋，又回到理发店把刚才挖坏的地面抹了。理发店一家三口人千恩万谢，后来都在胡艳手上办了保险。

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人在胡艳这儿投了“鸿鑫两全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有一天，这个客户因脚扎伤了，在医院输液坐在那儿不能动又没法穿鞋，胡艳看见了，赶紧给买了一双托鞋和一笼包子给客户，就这件事让客户时时记在心里，先后为胡艳转介绍了15个客户买保险。

郭志庆：业绩优秀先得做人优秀

今年44岁的郭志庆是中国人寿汉中分公司略阳县支公司副经理。1997年，郭志庆在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改制浪潮中下岗了，正值人生黄金时代的他在一片迷茫中焦虑万分，无意中看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毅然走进经理办公室成为一名寿险业务员。

至今12年下来，他已积累上千个客户。先后任小组主管，分处主任、又晋升为分处经理。同时他还靠自己的成功吸引25名下岗职工走进汉中国寿营业部，现在大部分都成了精英人才，年年榜上有名。

业绩优秀先得做人优秀

刚进保险公司那阵子，真是生活重担逼人，大好形势喜人，差距面前急人。他先选择西环路，然后是汉中路，天台路……街面上那每一间门店，每个单位的办公室，无数次留下他坚实的脚印，勤奋的身影，市内跑完了，凭着一身力气，骑车去金华乡、铺镇，褒河等农村去开发市场，他第一份保单是西环路一门店的张玉芬，当他第十三次踏进这小店的门，张玉芬说：我看你来了十多次了，也不像是个骗子，我就给孩子买一份“少儿终身平安”保险吧，就信你一次，反正也只有360元钱。有了第

一单的成功，他知道做寿险贵在坚持，接着他又去陌生拜访了一个做大生意的老板叫王义军，他走进店里自报家门，王老板一听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连凳子都不让坐，下逐客令让他走，还说保险是骗人的，卖保险时说的好好的，出了险找他们求爷爷告奶奶一样……面对这位王老板大发雷霆，郭志庆心平气和地问明原委原来王老板为汽车投了车险，车坏了，赔了几百块钱，除去花费，等于没赔，王老板灰心了，再也不信保险。

几天后，郭志庆又找到王老板，心平气和地跟王老板聊天，他说：保险市场确实存在制度上的不健全，理赔上的不到位，市内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你看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以前是坐在办公室等人去买保险，现在是业务员走向市场去卖保险，这不就是一个改变作风的例子吗?说的王老板消了气，此后郭志庆成了这个店的常客，经常帮王老板搬货，收摊、照看生意，成了王老板店里一个义务打工仔。王老板被感动了，第一次就给他两个儿子买了两份“99鸿福”一次性交费1.2万元。三个月后，王老板又给妻子买了三份“康宁定期保险”，还给他介绍了4个准客户。12年了，王老板把郭志庆当成了知心朋友，孩子的结婚，老人的生日，准请上郭志庆去参加。

热爱客户热爱伙伴热爱公司

一次陌生拜访，郭志庆找到了铁路上搞储运物流的一个赵老板，刚接触这位老板，郭志庆亮出了证件，正要给人家讲保险，赵老板说噢!保险公司的，是高级推销员嘛!保险是骗人的，我们物流公司投了财产险，每年都交钱，货物丢了找他们，咋不给赔?郭志庆听了，先不讲自己的保险，而是亲切地说：丢失货物有没有丢失货物的证明和记录，你把材料和保单给我，我可以帮助你去找财险公司，赵老板半信半疑地将材料交给他，郭志庆去了某财险公司理赔科，按照人家要求的各种证明和手续一一给他办齐，财险公司一次给赔了2000多元，当他把理赔款送到赵老板手上时，赵老板惊奇地说，咦!保险公司还真给赔钱呀!又对他下面的员工说：郭师傅这人够哥们，你们年轻人要向郭师傅学习，人家又不管财险，这是给我白帮忙。通过这件事赵老板认可了保险，和郭志庆成了好朋友，连续3年，给他的妻子儿女办了9份保险，又给他的员工买了6份，又介绍了几个大老板。

郭志庆自2002年担任一处经理，这样一个48人的团队，业绩连连在营业部名列前茅，多次受到省市公司的表彰。2006年被评为中国人寿总公司三级优秀主管。

推进精益研发突破研发困局 第6篇

①产品创新模式落后。自改革开放以来, 很多中国企业通过“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式的产品创新, 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主要依靠的是模仿、跟随、改变规格或外型、低成本等相对落后的创新模式。②核心技术缺乏。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来就落后, 加之片面强调产品开发, 不重视技术开发, 使得中国企业核心技术短板越来越突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 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 很多企业连生存都会成问题。③质量管理薄弱。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不断遭遇的“质量门”, 到国内市场上产品质量问题频发, 更令人痛心的是发生了“三聚氰胺”等严重的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如何突破研发困局, 是摆在大部分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所幸的是, 我们欣喜地注意到,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借鉴丰田公司经验, 对产品开发进行精益改造, 推进精益研发, 是摆脱研发困局的有效途径之一。

所谓精益研发, 其主要目的是缩短研发周期的时间, 争取市场先机,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产品工程变更, 节省成本, 并有效均衡地部署人力资源, 使从研发到投产的过程能平滑流转。一般来说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精益的开发产品:也就是改进产品开发流程, 提高效率, 提高一次合格开发的质量, 缩短设计周期, 协调各部门, 降低开发成本。二是开发精益的产品:也就是设计出支持精益制造的产品, 并在制造和客服中获得最佳质量、生产率和成本控制。

1 精益研发流程子系统

流程子系统, 包括在一件产品从概念到上线生产的过程中所有的任务以及任务序列。事实上, 所有的公司都有某种保存在文档中的产品开发流程, 然而, 精益产品开发体系对文档中的流程并不甚感兴趣, 它感兴趣的是实际流程, 是促使信息流动、改进设计方案、完成测试、制造原型并最终完成产品的日复一日的活动。在建立产品开发流程时, 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建立由消费者定义的价值, 把增值活动与浪费区别开来。二是在产品开发流程初期彻底分析各种可选方案, 因为此时设计改变的空间最大。三是建立均衡的产品开发流程。四是利用严格的标准化降低变异, 并建立高度柔性和可预测的产出。

2 精益研发人员子系统

人员子系统覆盖的范围包括人员招聘、工程师培训、领导方式以及组织的结构和学习模式。这个子系统及相关原则内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文化。企业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它延伸出一个组织的共同语言、象征、信念以及价值等要素。

3 精益研发工具与技术子系统

这个子系统包括所有让汽车成形的工具及技术。不仅包括CAD、机械技术和数字化制造测试技术, 还包括在开发项目中所有用于支持人员活动的“软”工具, 而不管这些工具是用于解决问题的, 还是用于学习或标准化最佳实践的。在建立产品开发流程时, 须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让技术去适应人员和流程。二是运用简单、可视化的沟通来理顺你的组织。三是运用强大的工具来做好标准化和组织内学习。

在精益研发模型中, 这三个子系统相互关联且相互依赖。为了使这个系统发挥作用, 使整个精益产品研发体系真正发挥威力, 需要工具、流程以及人员之间的相互支持, 协调工作, 用系统的方法来运作并且调动整个组织的通力协作。

中国企业要摆脱研发困境, 需要从研发理念、产品战略及技术战略、市场管理及产品规划、研发组织结构、研发流程、研发质量管理、研发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下工夫, 必须要实施系统性的研发管理解决方案。这实质上就是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长期的研发管理变革, 而唯有通过研发管理变革, 中国企业才能走出研发困局, 改变企业命运, 借鉴丰田经验, 推进精益研发, 不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 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

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困局与突破 第7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虚拟经营,价值链

产业集群是一种创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近年来，广东产业集群发展迅猛，产业集群不但成为了广东发展经济、凸显竞争优势、完善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广东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有不少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广东产业集群概况

从广东地理版图来看，产业集群首先在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并逐渐带动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起来。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经济规模在全国处于首位。而以传统产业发展起来的专业镇更是广东产业集群的一大特色：珠三角地区400多个建制镇，专业镇占了1/4。佛山是广东形成产业集群较早的地区，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广东最大的电器、机械生产基地。在中山市古镇形成了国内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在东西两翼及山区，也形成了当地特色的产业集群。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产业集群年产值50亿元以上的有45个，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有24个，产业集群的总量及销售规模50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的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二、广东产业集群的发展困局

（一）产业集群创新能力较弱

基于产业集群区域要素的来源，尤其是资金来源，产业集群可以划分为外源型产业集群和内源型产业集群。

外源型产业集群，是由于国际产业转移而形成的，外资带动是其主要特征。如东莞的石碣、清溪等镇承接了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电子五金为主的特色产业。国际产业在广东投资落户，广东当地优惠的投资政策，廉价、密集的劳动力和便于出口的地理位置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群内企业大多处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环节，广东地区在整条产业链中只扮演着生产加工的角色，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也是附加值最小的一端，产品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商手里。

内源型产业集群，是本土资金在寻找增值机会过程中形成的，内资推动是其主要特征。企业进入集群的成本较低，群内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这类产业集群一般依靠民间资金和技术形成，往往以传统产业为主，如石湾陶瓷、中山古镇灯饰、顺德家电等。在内源型产业集群，产品技术含量普遍较低，群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模仿与引进是企业的“法宝”。尽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集群内一些实力较强的企业如华艺、欧普等，越来越重视产品研发，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安全质量。但是，群内的许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研发资金、研发人才的不足，加上知识产权意识薄弱，集群总体创新能力较低。

在广东，无论是外源型还是内源型产业集群，中小企业在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方面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使得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缺乏内生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二）企业对于自身在集群内的定位不清晰

广东许多产业集群存在大量“小而全”的企业，生产或提供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对于自身在产业链上的定位不清晰。这种现象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内源型产业集群尤为明显。广东产业集群大多是以一镇一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群内大多数企业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过程中相关的加工、处理活动等都是在该企业内部完成的，“小而全”的现象严重。企业间分工与协作程度低，企业没有意识去培养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产业链上的定位不清晰。

（三）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价值链有待进一步完善

“价值链”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认为，价值创造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这些“增值活动”以特定方式联结起来，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的，不仅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也存在行业价值链。广东产业集群的价值链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部分集群内企业并没有形成纵向的价值链关系，即企业根据自身的核心资源、核心竞争力定位在价值链某一节点上，企业间形成上下游的合作关系。这种现象在内源型产业集群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在外源型集群，群内企业往往从只处于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装配、制造等中游环节，这类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比较短，功能相对不完整，关键的产业研发和销售环节基本上处于集群外部。

（四）优秀的集群文化尚未形成

世界各地成功的产业集群的经验显示，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集群文化。集群文化是在区域上集中的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集群文化的共同特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分工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相互信任;善于学习和模仿;鼓励创新。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产业集群，其产业组织文化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某些特征上的削弱，当然也可能存在陈旧落后、不利于集群发展的文化糟粕。一方面，从民间经济发展起来的内源型集群，经营主体素质不高，草根式的集群普遍缺乏一种创新的氛围和升级的激情，企业普遍依赖于低成本相互模仿。另一方面，集群内耗式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严重，企业的合作意识薄弱。这种“零和博弈”观念下的恶性竞争不仅损害了集群的商誉，而且使创新的氛围难以在集群中形成，严重阻碍了集群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广东产业集群发展困局的突破

随着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广东产业集群的不足将严重阻碍其健康持续发展。广东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一）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

1、政府驱动建立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持久的集群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建立创新平台，能为企业提供产品检测认证、产品开发、服务培训等服务，大力促进当地行业进行技术、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使集群获得持久的创新能力。广东专业镇大多由中小企业组成，中小企业实力不强，因此，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先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创新平台，然后政府退出，让创新平台按企业化运作。另一方面，政府和行业协会应促进“产学研”结合。鼓励创新平台与高校、科研机构和检测机构等合作，共同建设技术创新平台。支持集群内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通过科技成果转让、委托研究开发等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产业集群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供需见面会，积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优势。

2、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培养创新型集群文化。

凡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都拥有其独特的优秀集群文化。优秀文化的塑造是产业集群向高端发展和提升的重要途径。而创新文化的塑造是培养优秀集群文化的重要方面。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倡导创新精神和价值观、保护和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形成尊重研究人员劳动成果的文化氛围，是培养创新型集群文化的重要基础。政府要加大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创新者的利益。

3、加强资源配置，建立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拉长集群价值链。

政府应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内部联系，提高交易效率，推动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配套，形成密集的产业网络。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例如对一定区域的特色产业中企业的支持都会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吸引其他企业的集中和聚集。通过建立中介机构、协会等提供各类培训和咨询，或者有目的地组织企业家交流集会，推动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以及企业协作联络网络的生成，为创新的发生提供可能。

（二）群内中小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战略

从国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的主体，产业集群的积聚效应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说，大部分的广东产业集群是中小企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虚拟经营潮席卷全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构筑了全新的平台。虚拟经营是指企业在维持其核心功能基础上，采取各种方式借助外力进行整合来实现其他的非核心功能，以达到共享技术、共担风险、分摊费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目的。虚拟经营的实质是借用和整合外部资源。产业集群和虚拟经营的有机结合能够给广东产业集群目前的发展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1、集群内中小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的优势

实施虚拟经营战略给群内中小企业将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首先，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创新活动更多体现竞争性，而虚拟经营的创新机制更多地体现合作性，这种合作性的创新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种创新思路。其次，虚拟经营方式强调企业找准和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各成员企业根据市场机遇投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强强联合，形成具有优势的价值链，并能较大幅度地提升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再次，虚拟经营模式下企业间组成的虚拟企业是一种淡化级别界限观念的开放式价值链经营系统，能有效地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立起上中下游的价值链关系，拉长集群价值链。最后，企业开展虚拟经营必须首先树立共赢的合作观念，企业共赢合作观念的形成从点到面地影响整个集群文化，在共赢型集群文化的带动下企业加强合作，防止和抵制恶性价格竞争等危及集群整体利益的行为，形成良性循环。

2、群内中小企业虚拟经营策略

(1)虚拟经营方式。一是实行外包和承接外包。业务外包是利用外界的加工能力，把非核心的制造或工艺外包给其他生产商，而自己保留最核心的环节。在产业集群下，外包方式能减少中小企业在非关键环节的开支，大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优化群内资源的配置、缓解群内企业间的恶性无序竞争、进一步节约成本;二是技术交换。由于中小企业研发力量不足、资金匮乏等原因，群内中小企业可以和其他企业交换技术资料、技术许可证等方式实现技术上的互补;三是构建虚拟动态联盟。动态联盟是指由若干拥有不同核心竞争力或不同关键资源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结成联盟，共享彼此的资源，创造强大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中动态联盟合作形式主要有资源互补利用、共创市场、共担风险三种。

(2)合作伙伴的选择。合作伙伴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虚拟经营的成败，但由于合作伙伴的选择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不同的虚拟经营方式，发起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侧重点不一样。笔者认为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考虑的因素可分为两类：基本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基本因素是衡量合作伙伴是否有参与虚拟运作的基本素质，包括诚信度、财务状况、文化契合度、信息系统兼容性、合作意愿等。决定性因素是选择合作伙伴的关键性因素，不同类型的虚拟经营方式所重点考虑的因素各不一样，针对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虚拟经营的三种方式，这里概括为资源(功能)互补性、技术互补性和战略配合度。

(3)风险管理。实施虚拟经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潜在巨大的风险，群内中小企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首先，市场风险依然存在：由于市场机会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市场风险总体上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虚拟企业各个伙伴之间得到了重新分配。其次，战略柔性丧失风险加大：合作伙伴总是通过贡献自身的核心能力组建虚拟企业，这就导致了企业过分重视核心能力，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培养与发挥，从而导致潜在的不可逆转性和系统战略柔性的丧失。再次，管理/协作风险大大增加：虚拟经营使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从内部控制转向依靠动态的合作契约，这大大增加了管理/协作的难度和风险。第四，核心技术流失风险加大：实施虚拟经营战略，建立内部信息共享，就给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加大。第五，激励机制风险凸显：主要是由于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匹配而产生的。

四、结论

产业集群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根植于集群网络的整体创新能力、群内价值链的完善和创新型共赢型集群文化的培养，仅仅依赖集聚经济成本优势、地理环境与投资政策优势的集群将难以摆脱衰退的宿命。广东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了困境，突破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政府方面应发挥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企业方面，实施虚拟经营为广东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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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海婴, 翟运开, 万守杰.论产业集群与虚拟企业的协同发展[J].科技管理研究, 2005, (2) .

突破转型困局 第8篇

一项调查显示, 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评价中, 认为专业能力欠缺的占78.9%, 职业素养较差的, 占85.5%, 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的占75.6%, 学习能力不强的占到70.5%。

近年来, 职业教育占据我国教育半壁江山, 但技术工人和创新型人才紧缺, 技术工人仅占全部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 宏观上, 职业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由教育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部分行业部门来管理。管理体制分割和教育与培训资源分散, 职业教育陷入投入不足、质量不高的发展困局, 因此从法律上寻求突破保证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 势在必行。

在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主办的“加强职教法制建设, 促进职教科学发展”职教论坛上,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黄尧指出, 职业教育法不能适应新形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制体系不完善, 现有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职业学校教育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对学校教育之外的就业前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后在职培训以及教育培训资源的统筹等体现和反映不够, 对终身教育发展理念、发展趋势及要求过于空泛。”

黄尧认为, 第二个是现行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落实不够, 关于管理体制、体系建设、教育投入、师资队伍、行业企业参与、就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方面的规定,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有些内容特别是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学校和公民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和权利, 没有具体明确, 难以落实。三是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和督导不力。

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推动职业教育的重要法律武器, 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实施和保障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职业教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职业教育法》存在着与现阶段职业教育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将修订职业教育法作为本届人大立法重点工作之一。

新职教法, 承接历史, 面向未来。

论坛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郑树山在总结13年来职业教育法的成就和经验时指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改革, 我国职业教育已成为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成为造就国家新生劳动大军的重要力量, 成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 我们应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和时代条件下做好修法工作。”

此外, 我国职业教育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而不断发展, 经过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和各方面的不懈探索, 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实践模式, 应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体现在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当中。

郑树山指出, 目前职业教育内部发展主要存在几个困局:一是专业错位;二是基地薄弱;三是课程滞后;四是模式单一;五是生源不足;六是师资队伍薄弱;七是自主权缺乏。

他提出, 修法内容应该重点关注:一是要树立大职教观,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定;二是要厘清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管理体制, 发挥行业协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三是在办学体制上, 明确股份制、合作制、集团化等办学形式, 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 大力扶植与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四是在投资体制上, 要落实政府的经费保障责任, 细化投资渠道;将立法与拨款机制有机结合, 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五是要突出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六是要进一步明确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制度和措施。

关于经费保障机制, 修订草稿“要把建立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单列一章, 从法律上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建议明确以下几点:一是要建立财政投入为主, 多渠道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二是要制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的机制、教师编制标准、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

职业教育法的修订, 将从体制机制层面改变目前国内职业教育领域的困局。

摘自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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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转型困局 第9篇

合理创建有效市场主体, 为既需要安全更需要发展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是中国现代传媒业的历史使命, 而如何实现政企分开并确保内容生产与经营的一体化, 则成为中国传媒产业体制改革的两大困局。本文通过东方明珠、北青传媒和新华传媒这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个案解析, 提出一个整体改制的战略思路和“政企平行分开”、“生产经营多元一体化”两大基本实践原则.

一、三个阶段, 两大困局

改变组织和人力资源结构, 实质上就是改变治理结构, 从行政力量主导的事业法人体制中, 让渡出一部分治理权给市场, 这是国有传媒业创建市场行为主体的必由之路。但事实上, 直到第三阶段内部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才真正涉及到人的问题。

第一阶段的改制, 重点是非核心经营性资产的剥离, 行政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而且并不强调是优质资产。1993年上市的东方明珠因其稳健、成功地将部分非优质资产, 经过市场化运作, 与剥离后的非核心优质资产一起实现了保值增值而成为无可非议的典型。尽管东方明珠从新世纪以来, 通过向手机电视、IPTV、动漫等新媒体领域的战略投资, 加强了传媒核心产业的关联性, 但客观上讲, 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是观光旅游和网络运营, 而非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其原因就是最初进行资产剥离时, 战略定位以非核心经营性资产为主。电广传媒、歌华有线都属于这一阶段的后期代表, 开始关注核心经营性资产的合理剥离。

第二阶段改制有了方向的变化, 一是开始剥离核心的经营性资产, 二是行政力量自觉让渡出更大的自主空间给市场力量。除了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之外, 广告、发行流通和相关衍生产业统统划出来, 移交给新的市场行为主体:上市公司。2004年入主香港股市的北青传媒成为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 首先是因为它在剥离优质资产方面非常突出, 几乎囊括了北京青年报业所有的优质经营性资产, 而且通过行政划转的方式清理并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其次是因为它比一般的国有传媒企业走得更远, 选择在香港而不是内地上市。由于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市场力量主导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方面资产剥离的实践未能有效实现优质资产的整合, 另一方面强化了内容生产与经营两相分离造成产业价值链断裂的负面效应。同时, 由于北青传媒是在香港而不是内地上市, 透明度更高的市场运营机制和监管机制, 使北青传媒的种种内在矛盾很快暴露出来, 导致业绩大幅下降, 股价大跌。

于是有了第三阶段的新尝试:退回到内地资本市场, 合理兼顾非优质资产, 且不再以单一传媒形态作为上市载体, 而是先通过跨媒体融合进行强身健体, 再通过跨产业融合引入战略投资者, 一方面希望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承担巨大的改制成本。2006年借壳华联超市上市的新华传媒成为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1]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产权改革起步于2004年, 第一步通过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解放日报集团、文广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艺出版总社, 按36%、34%、10%、10%、10%分别出资担任股东, 将国有股权分流, 从国有独资转变成“国有多元”, 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融合了报业、出版和电视等多种形态的媒体。同年9月,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 公告出让49%股权, 底价为2.97亿元。上海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 最后以3.48亿元购得上海新华49%的股份, 名列第一大股东。至此,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顺利完成了第二步战略改制, 从国有多元集团转变为混合所有制文化集团, 历史性地成为全国新华书店中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 [2]并实现了对非优质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第三步是借壳上市。时值1994年入市交易的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正陷入困境, 其大股东上海百联集团有意愿通过股权变动解除运营包袱。于是, 2006年4月由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新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 其中新华发行集团占95%, 新兴商务公司占5%。同月,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又单方增资人民币12000万元, 并且将部分净资产47960.83万元投入作为股本溢价 (与上述净资产投入相关的资产总额为78546.12万元, 负债总额为30585.29万元) 。完成此次增资后, 新华发行集团现金出资共计16750万元, 占新华传媒注册资本的98.53%, 新兴商务公司出资25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1.47%。由于持续注资, 新华传媒的总资产迅速增加。2006年5月, 经多方协商, 上海新华与百联集团、百联股份、友谊集团、一百集团4家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合计转让华联超市股份数118, 345, 834股, 占总股本的45.06%。同月24日华联超市发布公告: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拟出资4.22亿元完成收购。自此, 新华传媒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国有独资到国有多元投资, 从混合所有制企业到上市公司的跨越性转变, 将国有传媒的体制改革推进到了治理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目前来看, 由于地产传媒业的快速发展, 引入了绿地集团的新华传媒一路凯歌, 2007年5月至8月初, 股价从15元左右迅速上涨到45元左右, 高达三倍之多。

事实上, 新华传媒仍未有效突破“政企合理分开”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这两大困局。谁能够在下一阶段的改制中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谁就将成为中国现代传媒业真正的先锋和最大的受益者。

二、政企平行分开

政企分开, 若采用由上而下的思路, 即直接在局和集团之下, 创建市场行为主体, 很难避免以下三个弊端:

一是行政意志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意志缺乏必要的登陆平台和对话机制, 导致资源优化配置缺乏持续而合理的动力和保障。北青传媒改制过程中, 强制推行的行政性资源划拨, 致使内在责权利关系不明晰就是一个实证。

二是历史债务关系难以理清, 很难形成明晰的、责权利充分对等的所有权结构, 必然会影响到新的市场投资主体和运营行为主体, 运作起来缺乏有效的市场化治理依据, 难以有效地跨产业、跨区域吸引战略投资者。上海SMG旗下的第一财经, 迟迟未能如愿引入理想中的战略合作者, 正是源于所有权结构不够清晰。

三是伴随治理结构调整必然要实施的业务流程改造, 会因为行政关系的板结而难以深入推进。原来各传媒运营实体, 比如说各频道、各报社在业务流程整合中, 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财、物分配权大幅度的此消彼涨, 而倾向于保留现有业务流程, 从而维持既有的权力制衡关系不变, 导致治理结构调整与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同步, 改制难以成功。

有鉴于此, 笔者以广播电视传媒的改制为例, 提出“政企平行分开”的实践思路。这一思路的特点在于既充分确保市场主体的行为独立性, 又充分接受在行政体制下形成的现有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 留有足够的战略余地, 让改制所涉及的各个利益攸关体逐步磨合、协调、融合。

政企平行分开, 具体指在集团层面设立一级市场主体, 包括投资主体和运营主体两个层次, 从而在治理结构中让市场主体与集团享有等同的治理权限。

回顾中国国有传媒的改制历程, 当初设置“集团”的时候, 就是想让它成为兼顾社会与经济价值的特殊市场主体。但是, 由于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同一体制下的深度混合, 尤其是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高度一致, 使得“集团”无法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而是历史性地成为了“半事业半企业”的过渡性事业法人, 从而需要进一步的治理结构调整, 让渡出更多治理权给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通过市场来成倍放大国有传媒资产的融资和投资能力, 用资本的逻辑和力量来确保国有传媒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当然, 这也有客观前提, 那就是必须从治理结构和组织形态上确保市场主体的行为独立性, 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分而治之的新格局。这是深入推进治理结构调整的首要原则。

如图所示, 笔者提出的整体改制思路, 基调是一分为二, 左边是事业法人主体, 右边是企业法人主体, 并且是在集团一级设立市场投资行为主体, 然后在其下再设置传媒资产的运营行为主体。这样做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 可通过在市场化投资主体中保持较高的国有资本控股比例, 预设出必要的政治和文化安全底线。同时, 根据最新法规条例, 事业单位可以改造企业债券, 使得传媒集团继续保留独立的投资融资能力, 不必拘泥于市场投资主体的资本意志, 这就相当于在治理结构和组织形态上, 以制度的形式充分确保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性。

第二, 可通过在市场化运营主体中提高非传媒国有资本, 以及非国有资本的比例, 为顺利引入多元化战略投资者开辟出必要的战略弹性空间。而且, 还可以通过在市场化投资主体和运营主体之间动态调整持股和参股比例, 以适应不同战略合作者对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要求。

第三, 可为那些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允许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子公司将来的顺利上市和战略融资, 减少诸多政策性和程序性壁垒。

然而, 简单地一分为二, 一方面很可能会对传媒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完整性造成人为破坏, 耕耘者和收获者不在同一利益实体当中, 极大地损伤组织的增值积极性和运营能力;另一方面, 也不符合传媒产业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兼而有之的双重价值属性。因此, 笔者将最显著体现双重价值属性的终审权、新闻采制权和垄断性存量资源配置权划归为“中间弹性组织结构”, 分别以总编室、新闻中心和存量资源调度中心的组织形式出现。这样也是顺其自然地设置出了一个可左可右的弹性组织空间, 有利于改制后的整个治理框架能够从容应对宏观监管政策的渐进式变化。换句话说, 如果政策允许垄断性资源, 甚至个别领域的新闻采制有条件进入市场, 那么我们不必再大幅度进行组织结构调整, 直接将中间组织中的相应机构划归到图右的市场主体范围之内即可。反之, 如果终审权需要战略性地收回, 我们同样不需要大幅度地组织调整, 直接在现有组织结构中强化总编室的职能即可。

广电局直接管理广电集团, 集团之下最重要的职能部门是战略研发机构和战略监管机构, 以对应广电局繁荣文化事业、实施社会监管等事业性职责。同时, 广电集团通过垄断或特殊资源的授权经营或委托代理经营, 以及控股和非控股的战略投资等方式, 管理和控制总编室、新闻中心、资源调度中心、市场投资主体, 以及各级子公司。

三、生产经营多元一体化

集团、中间机构和市场主体与各级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传媒产业业务流程的再造, 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内容产品生产与经营的多元一体化, 从而确保传媒产业价值链的内在一致性和完整性。

为了厘清并表明改制的整体秩序, 保证新闻事业与民族文化的安全性, 同时更是为了确保不同阶段改制过程中业务流程的完整性, 主要是内容生产与经营的一体化, 笔者按安全性高低和不同增值效率的资产, 设置了三种公司化模式。

一是高安全级别模式。宜采用绝对控股形式, 主要针对可经营性频道资源、与频道关联度较高的品牌资源, 以及非商业专业技术资源等。比如:频道呼号、发射塔、微波站、播控台、转播卫星等这一类特殊稀缺资源。绝对控股的具体形式可考虑由集团以国有存量资产或事业法人身份发行企业债券来直接投资。这一模式的实践难点在于如何通过集团的战略管理, 打通与市场主体各个不同业务流程与经营实体之间的运作通道。

二是中安全级别模式。宜采用战略控股形式, 主要针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介的各个运营实体, 可考虑由集团 (以国有存量资产或事业法人身份发行企业债券) 和市场运营主体 (战略投资资本和投资收益) 联合投资。实体创设的根本原则是根据收入来源的差异化大小, 从而有效避免体制内的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这一方面具有示范价值。新闻集团旗下设有地面电视、有线电视和直播卫星三个不同的电视业务板块, 地面电视主要依靠节目制作交易, 有线电视主要依靠收视费获得收入, 而直播卫星则主要依靠数字点播。充分的差异化收入来源决定了不同电视业务实体的设置。

如图所示, 笔者规划的广电传媒业第三层次市场主体的组织结构, 就是根据广电业现有的不同收入渠道来设计的, 主要包括从事节目制作与交易的影视制作机构 (如华夏公司、中录电视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节目或频道品牌衍生价值开发的增值经营机构 (如天娱传媒公司) 、从事内容产品流通增值的影视传播发行机构 (如北京环球中音音像发行公司) 、从事广播电视网络运营增值的机构 (如各省市的广电网络公司) , 以及从事不动产经营而获得收入的机构 (如东方明珠塔、各省市广电大楼) 等。

“市场”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享有更多自主权。国有机构在创建市场主体的改制过程中, 最忌不自觉地沿用行政管理体制下“一刀切”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诸多实施环节中只设置一种选择。因此, 对于现有的传媒运营实体, 在每一步的改制中, 至少须预留两种方式来实现从事业法人到企业法人的内在转变:第一种方式是由一级市场主体自上而下地注资, 用资本纽带控股各个传媒运营实体;第二种是由已经具有相当市场运作经验和经济实力的二级传媒实体机构, 自下而上地购入一级市场主体的股份。这两种方式共同的战略目的, 都是利用资本纽带建立清晰明了的所有权关系和治理结构。这一模式的实践难点较多。首先, 目前许多电视台名下已经成立了各类关联公司, 它们与传媒产业内外的完全市场主体签订了各种合同与协议, 其中有一些涉及核心或敏感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改制中需妥善处理;二是如何逐步理清在事业体制下产生和积累的各种债务关系, 并建立以利润指标为主的全新考核体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将事业体制下的人转换身份, 变成企业体制下的人, 同时又要确保整个组织在改制过程中的稳定。转换身份后, 短期内个人利益不一定会增加, 反而可能会上下波动, 同时还会失去许多事业平台上的利益和保障。因此, 这是一件难度很大、需要较高管理智慧的事情。

三是低安全级别模式。主要针对各类新媒体增值运营实体, 大体上可包括关注于开发数字互动功能的新媒体公司 (如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 、关注于新媒体技术开发与增值的公司 (如解放数字经营公司) 和关注于新媒体内容产品开发与制作的公司。这三类新媒体公司都需要先期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本, 但很多核心技术又并不掌握在传媒资本手中。有鉴于新媒体较小的政策风险, 安全级别要求较低, 宜采用非控股形式, 无须强求控股。毕竟, 只有实现可持续的保值增值, 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只有先做强做大, 才有话语权。这一模式的实践难点在于, 首先要对新媒体发展中的盈利模式作出准确的战略判断, 并根据不同收入来源分设不同的新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以保障它们未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且, 即使投资能力再有限, 也必须先期作出不求回报但求机遇的战略性投资, 预设出必要的发展通道, 以形成较完备的多媒体战略框架。当然, 这是针对那些有实力、有能力做强做大的国有传媒集团而言的。并且, 在新媒体技术优势大于内容产品的时候, 如何顺其自然地保持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对新媒体的支持, 又让新媒体从资本结构到组织结构都更接受市场体制, 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基于上述不同安全级别的战略规划, 我们可以按从低到高的内在秩序, 以新媒体业务作为改制试点, 逐步渗透传统媒体, 稳健推进创建市场主体的战略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有两个重要实践原则:一是改制执行方案始终确保市场手段优先;二是横向或纵向的业务重组均严格遵循责权利的高度一致。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保证传媒内容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的一体化, 不会随着事业和企业在改制中的一分为二, 造成产业价值链的断裂。

在此必须明确的一个观点是:组织形态上的分而治之, 并不必然地妨碍内容生产与经营的一体化。就广电业的改制而言, 频道经营的委托代理、广告经营权的委托代理、节目或频道的品牌授权经营等等, 都是跨越不同组织形态实现生产经营内在一体化的多元化有效途径。

或许有人会提出置疑:如果最终目标是引入市场主体, 何不就让目前各电视台下面已经普遍开设的各类公司放开手脚去自我发展, 做大做强, 不必在集团层面多此一举, 再造一个市场主体。的确, 如果不从更宏观的战略层面考虑, 自下而上地做大做强, 也是可行的。但是, 以规模本来就十分有限、产权关系又不甚明晰的单个国有媒介实体作为投资和运营主体, 一方面抗风险能力很有限, 另一方面很难吸引到理想的战略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 纵观国内所有的电视台, 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战略规划能力, 几乎没有哪个有足够动力和魄力, 去投资盈利模式尚不明晰、先期投入却十分可观的新媒体。而在广电领域, 新媒体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和方向。只有站在大型传媒集团的运营平台之上, 才会产生必要的战略驱动力, 整合出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利益趋同体, 从中创造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新业态或新业务, 从而跨媒体、跨产业、跨区域地吸引到理想的战略合作者。

只有站在大型传媒集团的运营平台之上, 才会产生必要的战略驱动力, 整合出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利益趋同体, 从中创造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新业态或新业务, 从而跨媒体、跨产业、跨区域地吸引到理想的战略合作者。

注释

1[1]事实上“, 三步走”是有关部门为推动国有新华书店的股份制改造、培育发行业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而启动的改革路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2年选择了新华书店总店与浙江、江苏、辽宁、四川、福建、上海这6家省级新华发行集团, 分3个阶段进行股份制改造, 目标是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上市发行公司, 用市场化手段规范运作, 打破地区割据, 逐步形成全国性和跨国性的出版物发行集团。

突破保健品的招商困局 第10篇

现在还能招商吗？许多保健品制造商經常抱着产品一筹莫展。药交会去了，热闹过后，归来空空行囊。广告打了，咨询者寥寥，更别说成交。卖出的几箱货款，还不够投进去的广告费。在市场上，一方面多如牛毛的保健品招商推广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叫嚷没有产品可做。保健品招商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招商遭遇困局的根源

在近几年的招商广告中，无论制造商承诺上央视做广告、零风险经营、还是卖不掉退货等，招商的效果都不好，原因是经销商对此种承诺心里不再相信。也许有的制造商初期愿望，是准备兑现承诺的，但在经营过程中，常常由于销售业绩不佳而无法兑现。不仅制造商赔个底朝天；经销商也因此血本无归。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多得不可胜数，经销商代理保健品的胆子越来越小。无怪乎招商经常变“招伤”。

招商困局的另一根源在于顾客对保健品消费的信心降低，市场销售一直不振。虽然我们认为保健品是朝阳产业，终究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眼下行业的不景气是摆在面前的事实。这也是近几年招商难的重要原因。

畅销产品是如何分销的？

回过头说，由信任引发的行业低迷，又岂是几家企业所能改变。同一片蓝天下，成功的保健品也并非凤毛麟角，那么畅销产品是如何成功招商的呢？

从区域市场开始，先招渠道经销商。现在耳熟能详的脑白金无疑是一个较成功的产品，脑白金上市之初并没有打广告全国招商，而是从江苏的几个地级市开始，做广告招渠道经销商。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向全国推进，随着企业实力增强，最终在国内建立了自己的直营自控分销体系。据说史玉柱运作脑白金时也没多少钱，但他没有急于在全国进行分销。当他找到自己成功的营销模式时，向全国推进的速度也不慢。差别在于经销商已开始抢着做其代理了，因为经销商这时已看到成功的希望。而不像那些猛打广告招商的保健品，销售前景如何，自己心里可能都没底，就挖空心思策划“妙计”先去招商，问题是经销商在商海鏖战多年，谁也不傻！

找圈内朋友大包出去。近一两年内畅销好一阵的几个产品，比如补肾产品“张大宁”，北京御生堂的洗肠产品“肠清茶”等，没有人在开始时见过其招商广告。等大家知道这些产品正在市场销售的如火如荼想经销时，才发现国内几乎无可代理的空白区域。这些产品的分销主要靠圈内熟悉的一些朋友包出去的。由于平时相互比较了解，也有过合作，彼此信任。在策划产品时就进行过沟通，当产品出来后，对如何操作已达成共鸣。这种通过圈内朋友互荐大包的分销，成了现阶段保健品招商的一个重要手法。

打造企业的品牌。国内知名医药保健品企业的产品分销相对较容易。比如海南养生堂、北京同仁堂等，他们成功经销了许多保健品，在业内其品牌有很高的号召力，他们的成功招商对其他制造商来说，值得思考。

保健品制造商的招商出路在哪里？

中小企业要放弃一夜暴富的梦想，踏踏实实从区域市场开始分销;大企业应珍惜自己的美誉，放弃圈钱的念头；只有这样才会创造一个好的分销环境。这是基本原则，在现阶段的产品分销运作中，要想突破招商的困局，以下方法值得考虑：

打造成功的样板市场

制造商启动一个范围比较小的市场，利用样板市场的示范效应招商。只要样板市场运作成功了，经销商自然会挟着钱包找上门来，与你合作。

在这方面，“婷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誉为“创造内衣革命”的“婷美”董事长周枫，当初在上“婷美”保健内衣项目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反对这个项目，项目被原来的董事会否决后，周枫带着22个员工重新创业。

在经过两年多的研制开发、检测论证后，“婷美”内衣准备上市。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产品，连周枫的朋友都不看好，消费者会认可吗？经销商会认可吗？如果单靠“嘴”功，是无法说服经销商的，这时，周枫决定打样板市场。将样板市场做好，通过样板市场的示范效应，带动招商。样板市场在哪儿做？周枫非常看好“婷美”这个产品，这是一个能给经销商赚钱的产品，周枫立志要把它做成一个长线事业，于是决定在北京主打样板市场。

为了在北京一炮打响，他们做了精心准备。拍摄了以倪虹洁为主角的广告；虽然是医疗器械类产品，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将产品投放到医疗器械柜台，而是选择了商场内衣柜台。产品功能诉求定位在“美体塑身一穿就变”。由于市场推广策略正确，产品上市几个月，北京市场呈现出火爆的局面。

“婷美”火爆北京市场的消息，通过各大媒体迅速传到全国。各地经销商自己到北京站柜台，自己算投入产出比。“婷美”招商取得了巨大成功，广东和上海等地的经销商，光品牌运作保证金就要100多万元。

“婷美”董事长周枫在给企业招商支招时说，一定要做样板市场！这也是他经验的总结。

样板市场成功后，厂家就会处于招商的主动地位，说话就会有分量，对经销商就能控制的住，把握的好。做样板市场对企业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了解产品适应市场情况，为其他市场运作提供实战经验，即使市场失败了，其成本也很小。

加入分销高速路

朋友之间经常沟通，对产品或经销理念相互认同，分销产品就容易的多。由于大家都是干这行的，慢慢地，从几个熟悉的和要好的开始，形成若干小圈子，然后套上了若干其它小圈子，小圈子最终套成了大圈子，大家都成了圈里人。圈里的哥们姐们都干得不错，慢慢地积累起财富与经验。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医药保健品企业，老牌如张华的傅山（运作速立特、络心通、谓尔舒、天曲、金时雨等品牌）；鲍红升的秦吉达（运作奥曲轻、张大宁等品牌）；新锐如马华章（运作肠清茶、旗人、香薰睡眠枕等品牌）；蒋得才的摩能国际（运作高乐美、丽姿等品牌）都全方位借助于称霸一方、即拥有地政、媒体、渠道、人力及资金资源的区域经销商们，进行产品快速分销而获得一时的市场成功。产品的销售政策是“大包”，即底价供货，区域经销商拿钱打广告。

那些有资格被列入、并共同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区域经销商们，我们称之为大经销商，在每个重要城市（按GDP和人均购买力综合评定）约有3至6家，而全国算得上重要的城市共约有50个，这样，全国共约有大经销商200至300家。但这里不包含那些专做大流通的“二批”性质企业，因为他们是静态的、不思进取的坐商，除了拥有一点计划经济时代的遗泽之外什么也没有。这200至300家大经销商是中国医药保健业最活跃、最具创造力、最可期望的群体，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垂涎的医药保健品物流高速公路网络。扩大朋友的圈子加入这条分销高速路，是目前突破招商困局的出路之一。

建立自营直控分销体系

如果你的企业有一定实力，就应下决心建立自营直控分销体系。如果不能形成一个主流性的直营自控渠道体系，过多地依赖经销商，很难完成长期性的、代表着企业利益最高形态的品牌建设。毋庸置疑，那些知名企业招商容易就是因为品牌成功带来了巨大的号召力。

突破转型困局 第11篇

一、更新思想观念,加强教研主体意识

如今,还有众多在一线工作的体育老师,简单地认为,只要把体育课上好,教会学生基本的技能就可以了,对于“高大上”的体育教研活动那是专职教研员的事,跟自己毫无关系,没把自己真正地融入到教研活动中去。 显然,这种认识体现出教研主体意识的缺失。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作为“战斗”在一线的体育教师必须坚持学习,更新观念,才能更好地认识体育教研活动的实际意义,才能更好地定位自己在体育教研中的位置,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教研的主体。 也只有主动教中研,研中教,才能对自己或同事的教学行为进行分析、反思与评价,有效运用教学规律,合理解决课堂实际问题,高效转换研究成果。 因此,体育教师只有不断地学习,及时更新思想观念,提升对教研活动的认识,清楚教研活动的价值,才能端正态度主动参与,才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才能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提高个人教研能力,变被动为主动

由于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在课程规划与专业发展没有很好的对口,所以新教师在入职后,很难应对体育教研活动的工作。时间一长,由于得不到对教研活动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急剧下降,从而出现整个教研活动被动肤浅,水平不高的现象。

提高体育教研活动的水平,必须从体育教师个人的教研能力抓起,从他们的教学自我反思做起,发动体育教师教研从当下学起,在常态课上教中研,研中学,学中教。我们体育教师必须把反思放在教育教学的重要位置上,善于在课堂中发现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教学思想和行为, 深刻分析,认真总结,提出新思想并付诸验证。当然,自我反思不仅局限于看自己的课堂,还有听其他教师的课堂,开展同课异构活动,与身边的教师互相学习。教后知困,知困才会有对话碰撞的渴望,才能有思想交流的火花,才能有效借鉴反思,打造精品课堂。

三、创新内容形式,发挥教研活动的民主性

学校体育教研活动形式主要有专家讲座、课例分析、专题研讨等。然而这些活动的开展有两点制约性问题: 一是形式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二是大统一集中模式,即所有体育教师必须全员全过程参与,没有可选性。如果教研活动不能很好地解决上述两点问题,那么必将影响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也势必造成教研活动高耗低效。

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对体育教研活动进行深入改革,大胆探索新形式、新内容,积极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充分体现教研活动的民主性,而辩课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所谓辩课,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在备课、上课或者说课的基础上,就某一主题或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疑点,提出问题, 展开辩论。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访谈等手段了解体育教师们的教研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这样的教研才会有实效。可见,我们的体育教研活动必须问需于民,了解不同类型的体育教师的需求,不同层次的合理安排,这样体育教师才会研能所获,效果才能显著高效。

四、完善教研评价机制,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许多学校的体育教研活动流于形式,缺乏行之有效地评价机制,也使得体育教师的教研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打击。那么如何转变和完善教研评价机制,让教研活动焕发出耀人的光彩?

首先,体育教研组应对学校教研小组提出建设教研活动激励机制,因为这是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学校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体育课堂教学,引导教师开展反思性教学,激发教师的学习欲望,克服中老年教师职业 “高原”的现象。同时,学校要全面评价体育教师,注重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评价,引导学校加大体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权重,避免只通过竞技成绩来评价,逐步完善对有关体育工作方面的考核内容,特别是运用新课标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价。此外,体育工作者还需要积极探索出民主测评体系,使教师的发展在全方位、多层次的评价之中。当然,学校也要注意把把学生的动态性评价作为教师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

五、强化专家引领战略,形成“请进来,走出去”局面

学校教研活动是由于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少,导致教育教学理论提升缓慢,教研方向迷失严重。正是由于体育教研迈不出实质性的一步,而不能继续深入发展,使一些体育教研活动趋于形式化、平庸化。

体育专业研究人员是体育教研活动的开拓者、领路人,具有丰富的体育教育教学知识,熟知国内外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学校有了他们的专业引领、指导,必将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例如,用先进的体育理论和理念的专题报告,可充实体育教师的大脑,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促进体育课堂质量的提高。又如,通过接近体育教师课堂教学的疑难解答,课例分析等,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直接对话,直接而有效。同时,学校还应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外出学习,尤其在政策上对年轻教师给予倾斜,为年轻教师搭建锻炼和展示的舞台。

六、扭转一言堂的教研活动,形成百花争鸣的氛围

当前,许多学校的体育教研活动由体育教研组长一人“操办”,使得体育教师的主体性无法发挥。笔者认为,这是体育教师间缺少言语对话造成的。正是由于没有思想“火花”的碰撞,许多体育教师不能看清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与现在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差距在拉大。

如何让体育教师们认识到自身教学的差距,同伴互助就是最好的方式。体育教师在自我反思的同时,要勇于表现自我,加强与同伴的对话互动。如通过对话我们知道击掌接力不仅可以直线击掌,还可以曲线击掌; 不仅可以利用跑道击掌,还可以利用足球场、篮球场等地形击掌。有时候, 对于困扰我们的一些问题,往往通过与同伴交流,就会迎刃而解。同时我们也鼓励在同伴互助的体育教研活动中,敢用批判的眼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事不对人,敢于较真。只有这样的同伴互助教研才会百花争鸣,务实求真,面广高效。

摘要：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和资料搜集,了解到传统体育教研活动的诸多不足,如思想存在误区、评价机制陈旧、专家引领缺少、民主对话缺乏等,旨在进行理性认识,为确保有效地开展体育教研活动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