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二元性（精选8篇）
社会保障二元性 第1篇
中国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 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特别是沿海地区开放程度更高, 外资的大量进入, 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更为巨大。中国社会在渐进改革中出现了二元结构,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输出, 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主动融入分工经济, 同时劳动力对于就业地域选择深刻影响到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东部与中西部的社会发展变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常态性或持久性的研究课题, 在前人所做的很多研究中, 都将劳动力移入地的优势分析作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拉动因素, 但是从很多社会实践中表明, 劳动力的转移出去移入地本身的优势, 还更多的因素取决于一些自身外部条件的制约, 比如组织形式、信息共享、交通条件等。在此情形下, 劳动力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选择, 具有不同的个人及家庭特征的劳动力在决策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倾向。不难发现, 预期收入与转移成本之比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 而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的示范效应、决策关联及其就业集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成本收益预期。而劳动力自身对于地域选择的结果在某一层面上又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联系, 这不仅强化了“二元性”的社会性, 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在移入地不仅没有享受到劳动者应有的待遇, 而且遭受到了“二等公民”的不公正待遇。这些问题在中国的经济进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 如果任其发展, 那么或早或迟都将会阻碍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严重制约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
1. 数据来源
本文调查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形式——二阶段抽样方法, 第一阶段:在贵州省农村地区抽取四个地级市农村地区;第二阶段, 从抽取的地区中再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全为贵州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共收集问卷883份, 主要组成如下表 (见表1) 。
全部问卷资料经核实后进行编码, 然后输入计算机, 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2. 模型建立
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进行常规梳理, 并结合问卷调查资料, 本文拟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模型, 即多元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在模型中, 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概率Pi作为被解释变量 (经过数学变化后为转移就业的发生率) , 其六种就业选择分别记作:本市 (指地级市, 包括县及以下企业) 为1、贵州省其他城市为2、珠江三角洲为3、长江三角洲为4、环渤海地区为5、中国其他地区为6, (其中6:中国其他地区为对照组) ;把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区位因素、制度因素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 分别是:采用劳动力的性别Xi、年龄Ai及受教育程度Si, 集中反映劳动力的人口特征;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Ci、家庭年收入对数值ln Ii反映劳动力的家庭经济特征;劳动力外出的组织化程度Oi (即为通过政府途径或市场中介实现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比重) 来反映其制度因素;劳动力外出就业时间占比Wi (外出就业月数/12) 、每周的工作时间比例Di表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专业化与优势化程度, 这两个指标既反映其主动融入分工协作经济的初始抉择, 也体现其从事专业化工作或操作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的增进, 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一定的影响。据此, 建立农村劳动力外出地域选择的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的模型分析与结论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的概述
以外出务工地域选择为参照, 本市、本省其他城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样本分别为94、124、327、237、33、68, 具体构成参见表2。从随机性的原则出发, 可见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在吸收外来务工方面有着强劲的竞争力, 这不仅是由于沿海地区企业众多劳动力需求量巨大, 也由于长期的外来务工团队形成了对外来务工号召力。从性别构成出发, 男性外出务工者占了73.2%, 有着绝对优势, 这不仅与男性在家庭生活中担任主要劳动力的传统有关, 也与男性自身更适合外出的特点有关。经济与交通是影响外出务工者选择就业地域的主要原因, 从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 经济优势更占优势, 比如在贵州省内务工者明显少于出省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人数。而当经济条件接近时, 那么交通距离就会成为第二影响因素, 贵州的务工者相对可能会偏向距离更近的珠江三角洲, 但在另外的调查中, 比如安徽的务工者更倾向于长江三角洲, 这就是交通因素的影响。在以年龄段为基点, 18-40岁还是处于最重要的劳动力供应DA阶LC段, (但1随S着DL) 打/工1时间的推移, 有越来越多的务工者携家带口预备在外地安2家, 于是2出现了年龄相对较小与相对较大的务工者, 但是他们不部分并不以家庭主要劳动的形式出现。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的模型分析
经过数据录入, 在SPSS中输出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模型的分析结果, 输出结果如下:
从输出结果看, 选取的因素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最为显著, 其次是长江三角洲, 这与现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潮流符合,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所选取的因素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地域选择的研究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本市以及贵州省其他城市的作用就很微弱, 这也表明了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范围在逐步向外扩展。
对于“本市”就业务工组, “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外出务工组织形式”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 影响力也从16.67上升至17.52, 而这里的影响是反向影响, 由此可见家庭收入越高, 外出务工的距离就越近。同样, 我们发现, 越正规的就业组织形式就越能对这组样本产生影响。
对于“贵州省其他城市”就业务工组, “人口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这组样本的影响最为显著, 与其他组样本相比, 明显年龄最大就越愿意留在省内务工, 而教育程度越高也越倾向与省内务工。这种趋势, 一方面是由于年龄越大, 在外的竞争力就会减弱, 沿海很多企业更多倾向于年轻务工者, 而年龄越大也从生理方面表明了能接受的劳动强度减弱;相反, 教育程度越高, 在省内的竞争力就越大, 而诸如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 人才济济, 这种教育程度的优势就会被磨灭, 所以, 高学历务工者会更倾向与在省内发展。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情况类似, 务工者更关注“经济因素”, 这里的经济因素不仅包括了务工者本身家庭的经济因素, 更包括了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众所周知,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对于外来务工者有强大的需求量, 但从调查中可以发现, 更倾向从内陆去沿海地区务工者, 更多是家庭经济状况所迫, 而在受教育程度上也并不是很高, 这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背道而行, 隐约中酝酿了矛盾。由于缺少正规的外出务工的组织形式, 在沿海地区打工者, 更多的是依赖“亲友介绍”等自发的无组织状态的积聚。这里我们利用就业集聚度 (DALC) 指标, 求解贵州省外出务工的集聚程度。为按照第i地区劳动力流入数占总体劳动力流动数的比例从小到大排列的比例数, i为对应的依次排列的地区, 这里的i可无限细分;SDL表示AL曲线的积分面积。DALC值越接近1, 则表明集聚程度越大;反之, 越接近于0, 则集聚程度越小。计算得DALC=0.56, 虽然这里的集聚程度貌似不高, 但是当我们把“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数据合并后, 得到DALC=0.87, 集聚程度非常高, 这也意味着, 外出务工更多是由于“经济”所迫, 沿海地区虽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补偿但是, 从调查中发现, 劳动强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每周工作61小时以上, 大部分集中在这些地区。
而相对“环渤海地区”就是外出务工最温和的一个选择, 对这组样本影响最大的是“外出务工的组织形式”, 而其中“用工单位直接到民工所在地招工”这一项最为显著,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如“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 对于务工者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这些地区的企业为了争取劳动力, 会选择在劳动力集中地区就地招工, 而且从调查结果看, 效果显著。
参考文献
[1]Carlino Gerald A, Satyajit Chatterjee, Robert M.Hunt.Urba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inven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 (3) :389-419.
[2]H·范里安 (著) , 费方域 (译)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二元函数列的收敛性研究 第2篇
关键词：二元函数列；一致收敛；次一致收敛；局部一致收敛；收敛性判别法
一元函数列收敛性理论，是数学分析的基本理论之一。用函数列的极限函数表示函数是函数表达的一种重要手段，这是表达非初等函数的一种手段。函数列的收敛性也是讨论函数项级数收敛的重要方法。函数列的一致收敛性通常应用在微分方程求解理论研究，经济控制理论，人口控制理论，函数项级数的收敛性研究，含参变量积分计算，近似计算与误差估计等方面。本文研究二元函数列的收敛性。
1.首先，综述了一元函数列相关定义和定理。然后，给出二元函数列的定义。通过类比方法讨论了二元函数列的性质，给出了相应的一些例子。引进了二元函数列一致收敛、局部一致收敛与次一致收敛的概念。讨论了它们之间的蕴含关系。给出了判定二元函数列一致收敛的柯西准则和二元函数列的极限函数连续、可导及可积的充分条件。
2.二元函数列的基本概念以及它的几种收敛性的蕴含关系
定义2.1 设函数列{fn（x，y）}与f（x，y）定义在区域 D上，若对每一固定的P（x，y）∈D，对任意给定的ε＞0，总存在着正整数N（N值与ε，x，y的值有关），当n＞N时，总有|fn（x，y）-f（x，y）|＜ε，则称{fn（x，y）}在D上逐点收敛于f（x，y）。
例1.设fn（x，y）=（x2+y2）n，n=1，2，3…为定义在R2上的二元函数列，证明它的收敛域为D={（x，y）|x2+y2≤1}，且有极限函数
f（x，y）=0，x2+y2＜11，x2+y2=1
证明 任给ε＞0，当0＜x2+y2＜1时，由于|fn（x，y）-f（x，y）|=|（x2+y2）|n，只要取N（ε，x，y）=（lnε）/ln（x2+y2），当n＞N（ε，x，y），就有|fn（x，y）-f（x，y）|＜ε，当x2+y2=0和x2+y2=1时，则对任给正整数n，都有|fn（0，0）-0|=0＜ε，或者|fn（x，y）-f（x，y）|=|1n-1|=0＜ε，当x2+y2＞1时，则有（x2+y2）n→+∞（n→∞），所以这个二元函数列在区域{（x，y）|x2+y2＞1}是发散的。所以命题得证。
定义2.2 设fn（x，y）n∈N与二次函数f（x，y）定义在同一区域D?奂R2上，若对?坌ε＞0，总存在N＞0（N值只与ε的值有关），使得当n＞N时，对一切P（x，y）∈D都有|fn（x，y）-f（x，y）|＜ε，则称{fn（x，y）}在D?奂R2上一致收敛于f（x，y）。
定义2.3 设fn（x，y）n∈N与f（x，y）定义在区域D?奂R2上，{fn（x，y）}收敛于f（x，y）。若对?坌ε＞0，?坌P0（x0，y0）∈D，?坌m＞N都存在δ＞0及n0＞m，使得对?坌（x，y）∈U（P0，δ），都有|fn0（x，y）-f（x，y）|＜ε，则称{fn（x，y）}在D?奂R2上局部一致收敛于f（x，y）（［1］）。
定义2.4 二元函数列｛fn（x，y）｝n∈N与二元函数f（x，y）定义在区域D?奂R2上，｛fn（x，y）｝收敛于f（x，y）。如果对?坌ε＞0，?坌m＞N，区域D?奂R2总可以用有限个开区域Ω1，Ω2，……，Ωk覆盖，并且有相应的一组大于m的自然数n1，n2，……，nk，使得对?坌（x，y）∈Ω1，恒有|fn1（x，y）-f（x，y）|＜ε（i=1，2，……，k）则称｛fn（x，y）｝在D上次一致收敛于f（x，y）（［1］）。
定理1.设二元函数列｛fn（x，y）｝在D?奂R2上连续。且在D?奂R2上■f（x，y）=f（x，y），则fn（x，y）在D?奂R2上连续的充要条件是：fn（x，y）在D?奂R2上局部一致收敛于f（x，y）（［1］）。
定理2.若｛fn（x，y）｝在D?奂R2上一致收敛于二元函数f（x，y），则｛fn（x，y）｝在D?奂R2上次一致收敛于f（x，y），进而｛fn（x，y）在D?奂R2上局部一致收敛于f（x，y）［3］。
定理3.如果D是有界闭区域，则｛fn（x，y）｝在D上次一致收敛于f（x，y）的充要条件是｛fn（x，y）｝在D上局部一致收敛于f（x，y）（［4］）。
二元函数列的收敛性不能保证它的极限函数的连续性
例2.fn（x，y）=（x+y）n，当x+y＜1时，f（x，y）=0，而当x+y=1时，f（x，y）=1，在x+y=1处不连续；此函数列收敛域为-1＜x+y≤1。
例3.fn（x，y）=1/（1+n（x2+y2）），当（x，y）≠（0，0）时， f（x，y）=0，而f（0，0）=1，在点（0，0）处不连续，此函数列收敛域为D?奂R2。
3.二元函数列一致收敛判别法与一致收敛的二元函数列的性质
定理4.函数列｛fn（x，y）｝在区域D?奂R2上一致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对任给正数ε，总存在正数N，使得当 n，m＞N时，对一切（x，y）∈D，都有|fn（x，y）-fm（x，y）|＜ε
推论1.函数列｛fn（x，y）｝在区域D?奂R2上一致收敛的充要条件是：
■■|fn（x，y）-f（x，y）|=0
命題1.设二元函数列｛fn（x，y）｝在U0（P0，δ）上一致收敛于f（x，y），且对每一n，■fn（x，y）=an，则■an和 ■fn（x，y）均存在且相等（［4］）。
这个定理指出：在一致收敛的条件下，｛fn（x，y）｝两个独立变量n和Ｐ（x，y），在分别求极限时其求极限的顺序可以交换，即■■fn（x，y）＝■■fn（x，y）
命题2.（连续性） 若二元函数列｛fn（x，y）｝在区域 D?奂R2上一致收敛，且每一项都连续，则其极限函数f（x，y）在D?奂R2上也连续（［4］）。
命题3（可积性） 若二元函数列｛fn（x，y）｝在区域 D?奂R2上一致收敛，且每一项都连续，则
■■fn（x，y）dσ=■■fn（x，y）dσ（1）
证明：设fn（x，y）为二元函数列｛fn（x，y）｝在区域D上的极限函数。由命题2，f（x，y）在区域D上连续，从而fn（x，y）（n=1，2，3…）与f（x，y）在D上都可积。
因为在区域D上fn（x，y）?圯f（x，y）（n→∞），故对任意正数ε，存在N，当n＞N时，对一切P（x，y）∈D，都有|fn（x，y）-f（x，y）|＜ε再根据定积分的性质，当n＞N时有
|■fn（x，y）dσ-■f（x，y）dσ|=|■fn（x，y）-■f（x，y）dσ|≤■|fn（x，y）-f（x，y）|dσ≤εSD，
（SD为区域D的面积）。即等式（1）成立。
命题4（可导性） 设｛fn（x，y）｝定义在区域D?奂R2，若P0（x0，y）∈D为｛fn（x，y）｝的收敛点，二元函数列｛fn（x，y）｝的每一项在D?奂R2上有连续的偏导数，且二元函数列｛fn（x，y）｝在D?奂R2上一致收敛，则
■（■fn（x，y））=■■fn（x，y）（1）
证明：设fn（x0，y0）→A（n→∞），fn'（x0，y0）一致收敛于g（x，y），P0（x0，y0）∈D要证明函数列｛fn（x，y）｝在区域 D上收敛，且其极限函数的偏导数存在且等于g（x，y）。由命题条件，对任一P0（x0，y0）∈D，总有
fn（x，y）=fn（x0，y0）+■fn'（t，y）dt
当n→∞时，右边第一项极限为A，第二项极限■g（t，y）dt（命题3），则左边极限存在，记为f（x，y），则有f（x，y）=■fn（x，y）=f（x0，y0）+■g（t，y）dt，其中f（x0，y0）=A，由g（x，y）的连续性及微积分学的基本定理，得?坠f（x，y）/（?坠x）=g（x，y），故（2）式成立。
该定理指出：在一致收敛的条件下，极限运算与求偏导运算的顺序可以交换。
参考文献：
[1]周春梅，陈影娟.二元函数列局部一致收敛与次一致收敛[J].嘉应大学学报1996（1）：15-17.
[2]杨曼英.关于函数列收敛与一致收敛的一点思考[J].娄底师专学报2004.
[3]裴礼文.数学分析中的典型问题和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6-78.
[4]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Harro.G.Heuser.Functional Analysis.New York：Wiley Sons，1982：113-131.
[6]周民强.实变函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44-78.
[7]胡适耕.现代分析引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123-142.
新创企业学习二元性 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参与了创业, 中国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蓬勃的创业活动催生了众多新创企业, 这些新创企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新增就业机会, 而且促进了企业创新及社会财富的创造, 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创企业低存活率和有限增长成为战略管理与国际经营领域关注的新兴问题。
二、新创企业
新创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较短或者没有渡过生存期的企业。新创企业自成立至成熟前, 都要经历一个早期的成长阶段, 处于此阶段的企业均可成为新创企业 (New Venture) 。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对新创企业进行界定:一是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 通过企业的发展阶段来界定;二是基于经验数据, 从企业创建成立的时间年份来判断。
Holt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的角度, 将企业的创业过程分为创业前阶段 (Pre-start-up Stage) 、创业阶段 (Start-up Stage) 、早期成长阶段 ( (Early Growth Stage) 和晚期成长阶段 (Later Growth Sta g e) 四个阶段。Ka za njia n研究基于技术的新创企业时指出新创企业的成长阶段分为四个阶段:概念发展期、商品化期、成长期与稳定期, 企业稳定下来后就进去成熟企业, 在成熟之间都是新创企业。
三、新创企业特征
依据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的发展过程需要经历大致创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晚期成长阶段以及成熟期。每一个阶段代表一个独特的战略情境, 影响企业对外部资源需求以及资源获取挑战的特性与程度。因此, 在每一个阶段企业必须克服资源获取的挑战去实现成功地生存与发展。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存。一方面企业主要依靠内部的资源与能力, 由于其新创弱性 (Liability of Newness) 和合法性缺乏 (Lack of le g itima c y) , 缺乏关键的内部资源与能力, 也难以通过一些市场交易去获取外部资源;资源缺乏是新创企业经常会面临的问题, 因此新创企业会通过各种关系构建外部网络获取相应的资源弥补内部能力与资源的不足, 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而更好地发展。
四、新创企业学习二元性
我国金融结构的双重二元性研究 第4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双重二元性,统筹金融发展
金融二元结构在金融发展理论中有所论述, 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麦金农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 以及国内的多数研究仅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角度进行了论述。国外几乎没有关于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结构“二元性”的文献, 国内从城乡角度研究金融二元结构的文献也较为稀少。而事实上, 我国金融二元结构具有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并存的双重性特征, 以往的研究都是单一的一维模式, 本文试图借助二维模式理清这一特征, 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一、传统金融二元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体制。一般意义上, 经济学中的金融结构含义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反映资源配置的存量状态概念, 因此金融发展的实质表现为结构变化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增长。二元结构, 指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并存着两个相对独立、联系甚少的子系统的现象, 一般指同时在一国内存在不发达的农业部门和相对发达的工业部门的现象, 也可将其扩展到在一个经济系统共存一个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的子系统和一个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先进的子系统的场合, 即城市和农村。而传统的金融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条件下所形成的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 即一方面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 组成一个有限的, 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 形成正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小规模经营的非正式金融组织, 广泛存在于经济的各层次, 即民间金融。我国多属于民营经济范畴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作为新增经济制度的变量而存在, 正因其体制外的特征, 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难以得到体制内的金融支持, 只能依靠内源融资或非正规的民间融资。实际上这正是麦金农 (1996) 所概括的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特殊的“金融二元主义”制度安排。不难看出, 传统的二元结构理论和金融二元结构对“二元”的界定是不相统一的, 前者基于经济“地理”的区别, 是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来划分的;后者基于经济“成分”的区别, 从体制内、体制外两个层面划分。
二、金融二元结构的再界定
麦金农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 以及国内的多数研究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角度进行了论述, 认为正规金融市场活动主要源于对正式金融的管制, 因此随着金融深化的推进, 民间金融会趋于收缩。而新结构主义学派认为, 尽管政府政策可能通过影响一般经济环境而影响民间金融部门, 民间金融活动会受政府信贷政策的影响, 但民间金融作为整体受到的影响有限, 民间金融难以消除。关于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的结构“二元性”, 国外几乎没有文献, 但可以从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理论中找到一些“影子”。金融抑制理论中描述了在发展中国家, 经济货币化、商业化程度都很低, 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 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欠缺, 信用工具稀少, 金融市场处于割裂状态, 金融领域实际上是“二元结构”:现代化管理的国外大银行的分支行和一些国有大中型银行与传统金融市场中规模小且落后的钱庄、当铺和高利贷组织等相互并存。这与中国城乡之间金融发展情形较为吻合:发达的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基本上存在于城市, 农村则以农信社为主体, 其他金融中介极为落后, 由此, 可以看出城乡之间金融的“二元性”。在国内, 部分研究从城乡角度研究我国金融二元结构, 如陈明和安虎森 (2004) 则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的二元结构现状、需求主体的多层次性特征以及金融商品供求失衡的现为出发, 分析了我国城乡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的特征及处理策略。何斌和姚如青 (2003) 分析了分工、金融二元结构与中国M2/GDP的上升;蔡彬彬 (2005)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二元结构的机理;张杰和尚长风 (2006) 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制度的二元分离与融合。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结构的现实情况, 打破经济“成分”和经济“地理”划分标准的壁垒, 将“二元”界定为“割裂”, 将“金融二元结构”界定为广义的“割裂性金融结构”。因此, 再界定后的“金融二元结构”既指金融结构在体制上的割裂, 也含城乡间的割裂。
三、我国金融结构的双重二元性
我国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的现象由来已久。正规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和资金来源不同, 民间金融市场由于资金供给不足, 存在较大的储蓄缺口, 而正规金融市场由于种种阻隔, 其资金往往不能通过有效的通道流向民间金融市场;正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利率政策, 将自己贷放给国有部门及少数大企业, 而大量中小企业及农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 只能以较高的利率在民间金融市场获得贷款。改革开放初期, 市场经济兴起, 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客观上存在多种多样的融资需求, 于是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适时地发展起来。在此期间我国民间金融的形式主要有民间自由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和集资。但民间金融长期以来受到政府抑制和打压。随着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融资的需求和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学术界及政府逐渐改变了对民间金融的看法, 民间金融的地位逐渐上升并开始走向合法化。事实上, 我国民间金融拥有巨大的融资规模, 增长速度快。在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占重要地位, 融资比例已超过40%。根据相关调查和宏观模型推算, 2003年全国民间融资的规模为0.8万亿元, 2006年为7.5万亿元,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的规模约9万亿元, 占GDP的6.5%。而沿海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 并且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 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较高。
我国城乡金融在城乡存贷款、金融资产规模、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现象。从存款看, 城乡存款规模都呈现上升趋势, 但城镇存款规模比农村存款规模上升速度快, 城乡之间存款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存款规模差距在3倍左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张到5倍以上, 到2006年, 城乡存款规模差距达8倍多。从贷款看, 尽管城乡贷款规模都呈上升趋势, 但城镇贷款规模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贷款。从城乡贷款差距看,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 这种差距的倍数有波动下降的趋势,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这种差距的倍数又呈现上升势头。从金融资产规模看, 城乡金融资产总量都呈现上升势头, 但城镇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 二者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剪刀差”形状。从城乡金融资产总量差距的倍数看, 在1984年为最小值, 随后逐年扩大, 到2006年这种差距已达7倍之多, 反映出城乡之间金融活动存在巨大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 而且在金融中介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 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 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为两翼的银行业体系, 还存在一定的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农村, 金融体系主要由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构成, 但是金融机构数量与势力根本与无法与城市相比。在金融市场方面, 农村以单一的信贷市场为基本特征, 城市金融市场则涵盖了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相比之下, 农村金融市场显得十分薄弱。
四、统筹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金融结构同时存在城乡和体制性差异二元性, 不能单一地从城乡金融差异或体制性金融差异的角度出发统筹金融发展, 而应从我国金融结构双重二元性的二维视角出发, 同时缩小城乡差异、弥合体制性割裂。
统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发展应在金融制度上进行创新, 开放一些金融市场, 引导吸纳民间资本。首先, 政府应该放松民营金融组织进入市场的限制, 加强市场竞争, 提高金融效率, 解除市场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 允许民间资本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享受国民待遇, 为其提供一种规范、开放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 使得民间金融获得稳定、明确的制度预期。其次, 将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金融体系之中, 但决非将民间金融机构国有化或者由国有银行去兼并, 而是将民间金融机构转变为民营金融机构, 从法律上保护其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将使一些隐蔽性的交易活动公开化、合理化。这一方面有利于充分释放民间金融所蕴涵的巨大能量,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其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 规范金融秩序。此外, 将某些民间金融机构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 并不是要排斥民间金融的发展, 特别那些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体系的依赖性还较强, 应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 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因此, 当前决策的基点应在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民间金融采取保护和支持的态度, 对民间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的保护;二是为民间金融机构提供业务咨询和引导服务, 促进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交流, 以建立信任合作关系。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应重点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模式, 做强城乡金融统筹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作为农村资源配置的载体, 其自身的建设是壮大农村金融、统筹城乡金融的必要途径, 应从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两个方面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方面, 由于我国短期内金融需求的特征不会产生突变, 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对于经济促进作用的“供给领先”型农村金融体系模式是农村地区的现实选择, 应在供给领先模式主导下调整和完善现有的金融机构体系, 加快农村商业性金融的市场化进程,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调整与充实、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 鼓励与规范、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 增加业务品种、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 再造农业保险体系。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再造方面, 根据农村产业发展的特点, 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是:银行寡头主导, 大、中、小共存的金融组织结构;间接融资为主逐步向直接融资为主过渡的融资结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多元化的资产结构。第一, 放宽准入门槛, 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和解决供给不足问题。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特色农业区农村金融市场机构,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第二, 以农村信用社为中心, 调整现有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和发展方向, 改变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农村资金抽取者的角色, 初步形成农村金融的市场竞争格局。第三, 在实施农村金融银行主导的过程中, 同时逐步发展农村的资本市场。可先考虑发展我国农村的二板市场和区域小额资本市场, 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债券融资, 取消对农村企业发行债券的某些限制, 允许优秀中小企业独立发行企业债券, 增强直接融资能力。此外, 还应大力发展金融租赁, 通过委托租赁、项目融资租赁、以对应或不对应的租赁资产及收益权作为质押等方式实现供需双方对接, 化解农村企业资金瓶颈难题。
参考文献
[1]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 2000, (4) .
[2]建华, 卓凯.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J].改革, 2004, (3) .
[3]桂昭君, 杨旭.浙江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体系重构[J].浙江社会科学, 2005, (4) .
[4]盛立军.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障碍[J].经济导刊, 2005, (4) .
[5]姚耀军.农村金融体系资金配置:金融功能观视角下的反思与展望[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6, (4) .
我国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研究 第5篇
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是金融地理学上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始于1997年, 是国外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优先考察的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1.城乡金融排斥程度的时空差别。2.城乡金融排斥二元性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图通过模糊曲线法来明确各要素的重要性, 突出其在金融复杂系统中的相关作用及关系。3.从城乡金融地域系统的空间联系去探讨减少金融排斥二元性的方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 金融排斥城乡二元性的客观表现
省区平均意义水平上的金融排斥程度差别说明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落后, 我国各省区的金融发展中, 城乡失调严重。省区与农村区域的金融排斥程度明显, 如山西省城乡金融排斥程度对比, 农村排名第8, 而全省区的金融排斥排名为21;西部地区除四川、内蒙古的单项指标位居前列以外, 其他各省份的城乡金融排斥都较为明显。总体来讲, 我国大部分省份城乡金融排斥倾向于二元性发展, 全国23个省份金融排斥二元性的程度水平偏高。以中西部省份最为明显, 制约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1. 理论分析。
对金融排斥来说, 必须综合考虑需求引致、供给诱导及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因素。需求引致是指由金融需求主体的一些特征带来的排斥现象, 包括收入、年龄、教育等。供给诱导是指影响金融机构资金供给的相关因素, 包括产品多样性、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排斥的社会诱发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变化、市场化程度等。需求、供给、社会这三方面因素相互制约和影响。如提高技术水平, 收入上去了, 对先进金融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 排斥程度就会降低。引起金融排斥的因素较为复杂, 关系密切, 除了用传统的计量工具外, 还可利用模糊曲线来检验各要素的贡献弹性。我国城乡金融二元结构体系运行特征不一, 要保证城乡空间系统的可比性, 必须综合考虑影响城乡金融排斥的各方面要素。此外, 还可以通过模型构建来分析城乡金融二元化结构的变化趋势。
2. 诱因选择与处理。
(1) 收入是金融排斥的重要要素, 在其他控制变量均衡的情况下, 收入越低, 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越大。 (2) 就业状况。就业水平的高低会使金融排斥程度发生很大变化。 (3) 技术水平。尤其是手机技术在乡镇的普及, 将有助于居民接受主流金融服务。 (4) 教育, 也叫金融教养, 金融教育程度越深, 其金融排斥性越小。 (5) GDP增长率。它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优劣的表现形式。 (6) 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对城乡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同, 城乡金融二元化程度也会不同。
三、实证结果与检验
(一) 计量分析
农村金融排斥与收入、技术、教育等负相关, 与年龄正相关, 且回归系数多为1%以上。城市金融排斥与收入明显负相关, 回归系数多在1%水平上。与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要素不一样, 城市的就业率、技术及教育对其排斥程度也不同。比如技术, 在我国, 技术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 但其对城市的金融发展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城市的电话、网络普及率偏高, 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度低。而提高农村信息技术, 农业的科技化程度也会上去, 农产品融资渠道也会拓展开来, 农民收入会增加, 金融排斥会降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城乡金融体系较为复杂, 金融排斥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 而传统的线性分析方法则只反映其内在关系与作用过程。
(二) 模糊曲线检验结果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最新开发的极具价值的统计方法。它能够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 找出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
(三) 城乡联动的变系数模型检验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以及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处于割裂状态中, 很多学者不重视城乡空间联系。城市金融发展可扩散到农村金融, 通过实物渠道及资金渠道拉动农村经济、金融增长, 两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所以, 减少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 可统筹城乡金融, 加大农业金融投入力度, 切实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城乡金融系统的运行特征与模式不同, 所以即使是诱
因相同, 其作用机制也不一样, 解决城乡金融排斥的切入点也不一样。
(二) 从城乡统筹角度出发, 充分利用城市金融的扩散力, 减少城乡金融的二元化。
可增加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提高其金融产业成长水平, 最终实现城乡金融地域系统和谐发展。鼓励在农村地区设立金融机构分支机构, 实现城乡金融合作、信息共享等, 实现城乡金融网络多样化联通。针对那些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 可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政府亦可给予相应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三) 金融排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 政府要干预的是消极的金融排斥。
(四) 培育大型农业企业。
这样一来,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从而减少金融排斥, 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如培育优势、特色农产品, 如河南的大蒜基地等, 并给与资金支持。信贷流程方面, 可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也可在传统银行设立农业服务绿色通道, 满足农业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进而推动金融包容的稳步发展。
五、结语
金融排斥的城乡二元性程度差距明显, 要减少这种金融排斥, 必须分析引起排斥的关键因素, 采取有效方式,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 从而满足社会对金融的实际需求。
参考文献
社会保障二元性 第6篇
(一) “人肉搜索”的溯源
“人肉搜索”起源于猫扑网, 该网自1997年10月份建立, 其成立初仅仅是一些网络游戏爱好者的聚集地, 之后渐渐发展壮大。在猫扑论坛里, 一些网民将自己的问题在网上发帖寻找答案, 同时许诺给回答问题的人一定量的猫扑论坛货币, 这些回答问题的人有个专门称号叫做“赏金猎人”。也就是说, 若有人需要提问, 他只要在猫扑论坛里发帖子并承诺给予若干猫扑货币作为酬谢, “赏金猎人”就会搜集这一问题的答案, 提供最佳答案者就能够获得猫扑货币。这就是“人肉搜索”的早期形态。而“人肉搜索”的开端是“陈自瑶事件”。2001年, 某男子在猫扑论坛上发布了一张漂亮女子的照片, 并称该女子是其女友, 很多网民质疑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并发动“人肉搜索”, 最终得知该名女子名叫陈自瑶, 是微软公司的代言人并不是该男子的女友。 (1) 显而易见, “人肉搜索”是种不同于搜狗、百度等传统搜索引擎的新型信息搜索方式, 它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发帖子的方式征求知晓者关于问题的答案并将各种信息进行整合。
(二) “人肉搜索”的积极性
“人肉搜索”的启动主要是源自人们对真相和正义的执着, 对社会真善美的维护, 对一些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时间和人物的集体评判, 对一些不法、不道德行为的曝光及批判, 着实地维护了社会的真善美、揭露了假丑恶, 发挥着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例如, “华南虎事件”。陕西省林业厅在2007年10月12日宣布在陕西发现华南虎, 并公布陕西省安康市某县的村民周某拍的一张野生华南虎照片, 网民们质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遂启动“人肉搜索”, 在众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 这张照片被认定为作假, 周某以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 (2) “华南虎事件”表现了网民们对求真务实的推崇, 反映了民众对弄虚作假的批判。正是依靠网民的力量才使得“华南虎事件”的真相最终被揭露, 周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打虎网民们”也被评为2008年度法制人物。由此可见, “人肉搜索”能有力地维护秩序, 维护社会的正义。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 由于信息和交通的大面积瘫痪, 人们和地震灾区的亲友们失去了联系, 用普通的搜索方式很难查询到灾区亲友的情况, 在这紧急时刻, 一些网站相继推出了专门用来寻亲的“人肉搜索”引擎, 很多人通过这些引擎知道了亲属的下落。 (3) 由此可见, “人肉搜索”是信息技术的革新, 通过人工参与来提取信息的搜索方式能够弥补传统搜索引擎的不足。在传统搜索引擎搜索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时, 通过“人肉搜索”能够迅速得到答案, 这无疑代表了信息技术领域的进步。
2008年9月, 江西宜春有一名中年男子专用铁锤敲打单身女性的头部, 一时间, 宜春市的单身女性不敢独自出门。该案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关注, 并有市民在网上发动“人肉搜索”寻找该名“敲头的男子”。通过网民的共同努力, 该名男子的特征被推断出来并公布在网上, 警方据此最终抓获该名男子。 (4) 该事件典型地说明了, “人肉搜索”主要是出于对不良行为尤其是不法行为的揭露, 是取得有关案件的相关线索、证据的重要渠道, 有助于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同时也有助于将犯罪分子尽快地绳之于法。
(三) “人肉搜索”的消极性
每一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在其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的同时, “人肉搜索”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不足和缺陷, 尤其是“人肉搜索”被滥用时, 会被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 与此同时, 人们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 渐渐担心自己成为被搜索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 网民们对“人肉搜索”对象的妄加评论、全盘否定容易导致理性缺失, 侵犯公民的个人权益, 甚至引发网络暴力。我们仅以“人肉搜索第一案”之“王菲诉张乐奕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为例来看“人肉搜索”对正当权利的侵害。
2007年12月29日晚10点, 北京市女白领姜岩在24楼家中跳楼, 当场身亡。在姜岩死前, 她的博客中, 不仅贴着丈夫王菲与第三者的照片, 还将自己跳楼的原因归于丈夫的出轨。在姜岩自杀后不久, 网友们在她的博客中发现, 王菲的出轨行为被转载至天涯网, 后又被转载到其他的网站。姜岩的好朋友张乐奕也注册了一个叫“北飞的候鸟”的非经营性网站, 发文悼念好友, 此外张乐奕还将此网站与天涯网、新浪网链接在一起。王菲在网上被通缉、追杀, 并不断地收到恐吓邮件, 他的工作单位也因不堪骚扰而将王菲辞退。后王菲向法院起诉张乐奕侵犯了其隐私权和名誉权,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张乐奕的罪名成立, 责令其停止对王菲的侵害行为, 在“北飞的候鸟”的网页上刊登向王菲的道歉信, 并赔偿原告王菲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 (5)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信息和私生活安宁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搜集、知悉、利用、公开和侵扰的一种人格权, 它的具体内容包括隐私公开权、隐私支配权、隐私利用权和隐私维护权。 (6) “人肉搜索”在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情形下, 将当事人的大量信息披露在网上, 且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的虚拟性, “人肉搜索”侵犯他人隐私权的手段更隐蔽、方式更便捷而且后果更严重。在本案中, 王菲确实有婚外恋情, 这确实与社会道德相违背。但是王菲的婚外恋情是王菲的个人感情生活, 这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 所以张乐奕的行为侵犯了王菲的隐私公开权。后有网民对其及其父母的骚扰侵犯了王菲及其父母的私生活安宁权, 因此张乐奕通过“人肉搜索”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
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7) 侵犯这一人格权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要件, 也就是说, 要有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有损害后果、加害人有过错、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人肉搜索”中许多网民在并不了解事件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就对当事人发表评论, 甚至进行辱骂、人身攻击等, 确实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本案中, 张乐奕公开了王菲的大量个人信息, 促进了部分网友的辱骂行为, 在公开之前应该能够预见后果而故意为之, 严重干扰了王菲及其父母的正常生活, 所以, 张乐奕推动网友对王菲进行“人肉搜索”的行为确实是侵犯了王菲的名誉权。
二、“人肉搜索”的法律与道德规制的现状
(一) “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现状
2000年11月6日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管理规定》中第12条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 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规定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上网用户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 必须经过上网用户本人的同意才能够对外披露, 属间接保护网络用户的隐私。
2009年9月25日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第15条第8款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八)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本条规定明确禁止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侮辱或者诽谤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 否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行政处罚。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没有将其视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而是将其纳入名誉权的范围予以间接保护的, 而在2010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中, 则明确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这确实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8) 该法条是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新规定, 其中第1款规定的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般侵权责任, 第2、3款规定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的两种情形: (1) 受害人告知网络服务者侵权事实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 但后者未及时采取, 而引起的损失的扩大部分; (2)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权而容忍的。
(二) “人肉搜索”的道德规制现状
中央领导强调, 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他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 净化网络环境, 努力营造文明向上的网络文化环境;同时, 要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 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 加大宣传力度, 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9)
此外, 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努力地加强网络道德自律。例如, 2006年4月9日, 北京有14家网站发起《文明办网倡议书》的行动, 并获得许多知名网站的响应。同时, 网民们也为网络文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虽然倡议书不具备强制效力, 要靠网民的自觉遵守, 但是这恰恰代表了广大网民对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的迫切要求。
三、“人肉搜索”的法律与道德规制完善
(一) 坚持“依法治网”, 建立健全相关的网络法规, 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
加快相关网络法规的制定, 明确网络隐私的界限, 区分哪些是信息公布行为, 哪些是信息侵权行为。对于信息公布行为, 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规范;对于信息侵权行为, 要追究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但是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网络法规的滞后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肉搜索”侵权案这种新型的侵权案到现在还未有一部完备的法律来约束它。针对这一难题, 我们必须加强法律的监管, 因此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已十分迫切。
(二) 坚持“以德治网”, 加强网络道德规范, 提高网民的网络道德水平
在“人肉搜索”侵权案中, 一般无法追究普通跟帖者的法律责任而只能要求论坛管理员及网站创办者来承担, 对于那些普通跟帖者要通过加强对网民的道德教育来弥补这一方面法律规定的不足, 深化党中央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精神, 使他们认识到即使在网络这种虚拟世界里与在现实世界里一样, 自由也是有界限的、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权利也即是义务。同时, 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和网民的自我约束能力, 建立和完善有关的网上公约。
(三) 加强网络监管, 加速建设一支高效率的网络监管队伍
要建立“网络实名制”等有关科学管理制度, 把网络虚拟主体与现实社会主体建立对应关系, 同时明确网民、网站及网络监管机构各自在网络行为中的权利与责任。由于“人肉搜索”引起网络暴力的大部分原因是许多网民并不知道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人云亦云”。因此, 必须要加强网络监管, 尽快地建设一支素质和效率较高的网络监管队伍, 对网上的一些有争议和已露出暴力端倪的事件, 要抓紧时间迅速整理出事件的真相并公诸于众, 以防网络暴力。
(四) 发挥传媒的道德监督作用, 加大传媒的宣传力度
由于传媒具有道德宣传、舆论监督和事实澄清的作用, 因此传媒要关注一些“人肉搜索”典型事件的进程并作跟踪报道, 对于影响较大的事件可以通过制作电视节目与开展座谈会等形式提醒网民们在网络社会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参考文献
[1]万淮北.“人肉搜索”的法理思考[J].理论界, 2010, (5) .
[2]刘义军, 刘海东.“人肉搜索”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 2010, (7) .
[3]王利明.人格权法[N].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徐瑾.美国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N].现代情报, 2005, (6) .
[5]张文显.法理学[N].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6]毛玥栩.论“人肉搜索”中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J].法制与社会, 2009, (21) .
[7]刘洋.浅论“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权保护[J].法制与社会, 2010, (13) .
社会保障二元性 第7篇
关键词：社会转型,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
人格是人社会化的结果, 它既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 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在社会转型期, 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共同存在于人格之中, 不断地冲击和融合, 表现出显著的二元性。现实生活中, 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结构也表现出二元人格结构状态。
一、二元人格结构理论概述
(一) 二元人格结构的定义
由于研究者对人格建构原则的看法不尽相同, 理论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格结构理论。武汉大学刘祖云教授从个人心理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出发, 将划分人格结构的标准界定为人格特质中现代因素的含量, 从而提出二元人格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二元人格结构, 就是指在个体的人格结构中, 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糅杂并存的人格结构状态。”
人格是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承载体, 要全面、深刻地解释二元人格特质的具体内容, 应该从人格的具体构成结构入手, 构建二元人格结构的模型。刘祖云教授认为人格结构包含五个构成要素, 即“行为动机、个人才智、情绪控制、互动关系和社会适应”。
(二) 二元人格结构理论对大学生人格二元性研究的意义
二元人格结构理论是以我国社会转型为研究背景, 以全体社会成员为研究对象, 基于广泛的调查和研究而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 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大学生人格结构二元性的研究, 二元人格结构理论完全适用, 而且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大学生中每个个体都是社会转型中的“人”, 其人格结构也会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受到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共同影响。大学生人格结构的二元性可以用二元人格结构的定义解释, 即在大学生的人格结构中, 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糅杂并存, 形成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
二、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的现实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 人格体现在认知、行为、气质、观念等多方面。为了了解当代大学生真实的人格状况, 笔者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分层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下面将以调研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从世界观、价值观、择业观、择友观和择偶观五个观念层面来探讨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的现实表现。
(一) 世界观的二元性
当代大学生世界观的二元性表现为理性世界观与非理性世界观并存。中国传统社会中,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尚不发达, 自古以来就有迷信鬼神的传统, 迷信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现代科学引进中国, 带来一股清新的理性科学的风潮, 但这并没有完全吹散笼罩在人们心头数千年蒙昧迷信的思想阴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的世界观有了较大的改变。一方面, 我国经济增长稳步推进、科学技术水平不断进步,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 国人的文化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 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对改变国人的世界观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人们的认识水平也随着眼界的开阔变得更为理性和科学。
根据大学生所处年龄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一般将其定位为处在世界观的形成或巩固时期。随着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大学生的世界观的主流趋向是理性的、科学的, 但是仍然有非理性的成分夹杂其中, 甚至还有小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中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占据主流。从此次问卷调查的分析统计中可以看出, 当代大学生在“人的命运由谁掌控”的问题上, 大部分学生还是认为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控, 小部分学生认为人的命运由自己、父母以及上天和神明共同掌控, 极少数学生认为人的命运由上天或神明掌控 (如图1) 。从对命运的认识上可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大部分是理性的、科学的, 相信决定自身命运的是人本身, 但也有小部分大学生不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其世界观中仍带有少部分唯心主义的残余甚至是完全的宿命论者。虽然当代大学生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 但由于传统思想和文化流传千年、影响深远, 当代大学生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难免会注入传统的因素。所以, 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中传统和现代的因素还在进行博弈, 还需要经历一段消解与融合的时期。
(二) 价值观的二元性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二元性表现为社会本位价值观与个体本位价值观并存, 理想性价值观与现实性价值观并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一直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作为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是典型的社会本位人格。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提倡以后者为先, 必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在现代社会, 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此个体的价值受到关注, 人们开始勇敢地表达对自身合理利益的要求, 并且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 呈现出明显的个体本位特质。但由于对主体性的过度宣扬, 现代人的价值观也会出现失衡, 主要表现在集体观念淡薄、重利轻义、过度浪费等方面。此外, 在价值取向上, 传统社会更倾向于理想化, 人会依照某种理想信念作为自己行动的方向, 而现代人则更趋于务实, 人会按照自己想要得到的实际利益规划自己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大学生追求独立人格, 注重自我感受, 崇尚个人生活, 大学生个体本位意识加强, 但也出现了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淡化。一些大学生认为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 他们选择个人主义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 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上, 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等价交换关系, 时时从利己出发, 事事讲求回报, 缺乏奉献精神, 对集体活动毫不热情, 对国内外形势政策不关心。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并不是全盘倒向个体本位的, 在国家和民族出现危机的时刻, 当代大学生还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比如, 2008年我国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灾害,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在极短的时间, 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抗震救灾行动, 有的捐钱捐物, 有的争相献血, 有的直奔灾区, 有的震后援建。种种行动都表明, 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当代大学生还是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是一群有担当、有血性的青年人。在此次调查问卷中, 关于自己平时的行为动机或价值导向这个问题, 很少有学生选择“只看个人利益”和“只看集体或他人利益”, 更多选择的是两者兼顾, 但在“己”和“人”的次序上还是“先己后人”略占上风。在对成功的理解上, 调查结果显示有57.75%的本科生、68.97%的研究生认为判断是否成功无关名利, 重在实现自我价值, 还有不到半数的人认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是经济收入或者社会地位。从以上两项问题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中既有社会本位的特质也有个体本位的特质, 务实但不乏理想。
(三) 择业观的二元性
当代大学生择业观的二元性表现为安稳型择业观与风险型择业观并存。传统的择业观重视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 而现代的择业观则重视职业的挑战性和收入的丰厚性。改革开放以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传统的就业模式是在政府的计划指令下单向度进行劳动力安置和分配, 各类职业在收入水平上也相差无几, 缺乏自主性的择业者往往容易形成“求稳怕变、永久就业”的安稳型择业观念。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改革, 传统的计划就业体制逐渐被现代的市场就业体制取代。人才和市场可以双向选择, 竞争机制随之引入。在这种情况下, 择业者竞争意识、流动意识和创业意识都不断增强。
目前, 风险型择业观与安稳型择业观共同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选择。虽然现在绝大多数院校已没有统一分配、计划就业的制度, 国营企业等传统安稳型单位也逐渐减少, 但当下政府公务员、事业性单位这类“铁饭碗”职业仍然受到大学生的热捧。同时, 随着国内一批创业领军人物的涌现, 加之就业市场的饱和, 自主创业也在当代大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响应。所以在具体选择职业时, 有的人是风险型择业观占主导, 有的人则是安稳型择业观占主导。此次问卷调查中, 关于当代大学生对人生第一份工作的要求, 大学生们在薪资高低和是否稳定等方面表现出多元的选择 (如图3)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 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选择收入既稳定又高的人最多, 但其中也不乏理性的选择, 比如本科生对工作稳定性的要求胜过对高薪水的要求, 而研究生在职业选择上薪资高成为主导性因素, 只要薪资达到预期要求, 挑战大的职业也有不少人选择, 这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在择业时理性而进取的精神。
(四) 择友观的二元性
当代大学生择友观的二元性表现为价值型择友观与工具型择友观并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朋友一词有两层意思:同道为朋、同志为友, 道不同则难为朋、志不合则难为友, 唯有志同道合者才能同担家国大义。”传统观念在择友时倾向于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心灵情感的共鸣。因此, 中国传统的择友观具有明显的两个特征:一是志同道合, 二是重情轻利。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 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 越来越具有工具性。朋友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也呈现出明显的工具性,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地建立在利益之上, 从而造成人际情感的疏离。
大学生正处于渴望建立人际关系的时期, 在择友观上同时受到价值型择友观和工具型择友观的双重影响。一方面, 他们不认为朋友之间就不可以有利益的交互, 反而, 由于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成为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理念;另一方面, 他们深受传统观念的熏陶, 仍然非常希望结交志趣相投、产生情感共鸣的朋友。因此, 当代大学生在择友时两种观念并存。此次问卷调查显示, 大学生在交友中普遍重视“志趣相投”和对方的人品, 也存在小部分大学生倾向于对方是否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现实帮助 (如下图) 。由此可以看出, 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念中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并存。
(五) 择偶观的二元性
当代大学生择偶观的二元性表现为社会条件型择偶观与个人素质型择偶观并存。中国传统社会中,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 延续香火, 继承祖业。婚恋必须“门当户对”, 讲究配偶双方家庭的宗族等级、社会地位、职业类型、财产状况、家庭背景等社会条件相当。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人们的思想观念解放了, 传统社会的礼教约束也渐渐消解。人们的择偶标准开始跳出以往标签式的社会条件范畴, 逐渐关注于人的个体本身, 个人的品德、才能、气质、爱好等素质才是选择的标准。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思想开放、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条件型择偶观与个人素质型择偶观共同影响着转型时期青年大学生的择偶行为。一方面, 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认识和追求有很强的自主意识, 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 渴望寻找在个人能力和情趣爱好上与自己有认同感的另一半。当然, 如果他们认为婚恋双方不再有感情的交流, 不再有共同的志趣, 那么婚恋关系的解除也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另一方面, 当代大学生又非常认同传统婚恋观中对个人的思想品行的要求, 认为只有对方人品好才能建立长久的婚姻关系。同时他们也不完全排斥将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社会条件作为择偶的一项参考标准。在此次问卷调查中, 关于择偶标准, 大学生们普遍比较看重对方的人品, 本科生选此项的比例为80.62%, 研究生也高达87.93%;其次, 看重形象、个人能力和兴趣爱好这三方面的学生比例相差无几;再次, 还有少部分人看重对方学历或者家庭背景及条件 (如图5) 。由此可以看出,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念中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融杂并存。
三、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的未来走向
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是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 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格发展的特殊状态。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推进, 大学生人格结构中的二元性还会经历一段时期的交汇融合。直到我国社会现代转型真正完成, 其人格结构中的二元并存状态才会趋向稳定的一元状态。这里所指的一元并不是指现代人格完全取代传统人格, 而是指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反复消解与融合后形成的一种理想人格。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 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这两者都存在人格发展的合理内核, 也存在人格发展的不利因素。在人格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大学生人格结构既不可能全部回归传统, 也不可能完全走向现代, 必须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通过自身实践以及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将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进行合理的整合。这种整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主要体现在:首先, 理想人格的获得是个体发展一项重要追求。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 两者中都蕴含着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传统不应仅仅被当作是障碍或不可避免的状况。抛弃传统应该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 而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新事业的一种受益。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4]传统人格并不是充满弊病的人格, 其重“仁”“义”轻私利、重视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等特质都对培养健康人格和促进社会和谐都有重要的意义。现代人格也并非是完美的理想人格, 比如现代人格高度强调科学、理性、秩序, 这些是西方文明衍生而来的价值评判标准, 并不是移植到中国的社会就要全盘接受, 而应该是选择性地接受。如果大学生在人格发展过程中不能进行合理的整合, 那么其人格发展必然会出现障碍。其次, 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是社会现代转型的迫切需要。社会转型在客观上是对独立、自觉、成熟的现代化主体的呼唤和塑造, 作为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社会的现代转型积极促进着人格的现代转型。同时, 作为主体的人, 其人格的现代转型又为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可见, 作为社会的主体,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人的现代化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大学生具备了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才能, 是社会建设的生力军, 所以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塑造是社会所关注的, 其二元人格的整合是社会现代转型所需要的。
所以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的状况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由二元走向一元, 其人格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将从对立走向统一。
参考文献
[1]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84-85.
[2]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87.
[3]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93.
社会保障二元性 第8篇
新中国成立后, 为应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中央政府逐步确立了以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特点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不同, 本质上要求扭曲价格机制, 优先发展不具备优势的产业。这一战略在为新中国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 客观上也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000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重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 以对其改革, 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至今,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缘起和特征
在资本、技术贫乏的条件下, 要实现优先发展工业的计划, 理论和实践上的选择都很可能是依赖“大政府”, 利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劳动要素的部分收入和剩余, 对工业进行补贴, 以支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林毅夫, 2000) 。为实现这种转移, 我国农村逐渐建立起了以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三驾马车”的制度群 (蔡昉, 2003) 。作为这种制度群的副产品之一, 城乡二元社会体系逐渐形成, 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被限制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地区, 并天然的与另外一个群体市民, 在诸多权利上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差异, 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与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等 (何家栋, 2003) 。这一体系扭曲价格机制, 缺乏适当、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以引导个人的生产行为 (周其仁, 1994) , 在知识问题和个人理性的作用下, 经济低效率不可避免, 工农业结构严重失衡。1952年~1978年间我国工农业增加值增速比为5.5:1, 而工业初中期这一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为2.5:1 (黄季焜, 2008)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 城乡二元社会伴随而来的经济低效率已异常惊人, 对整个体系进行经济转轨, 缓和城乡关系已不可避免 (Roland, 2002) 。虽然在这之后,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 试图缓解、消除这种状况, 但时至今日,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整体而言, 现阶段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与我国的政府干预有关。新中国建立后, 为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我国政府逐步的确立了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在扭曲价格机制的同时, 造成了这样的逻辑结果在我国内部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第二, 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由于需要为工业部门提供积累, 因而不可避免的只能得到较低福利。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交通、信息、劳动力的流动能力等很多方面处于劣势, 从而导致一个逻辑后果, 农村居民需要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 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第三, 受困于哈耶克的知识问题和有限理性, 在赶超战略的作用下, 整个社会群体具备较低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使得经济发展更多依赖粗放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 居民的储蓄与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占全球GDP比例接近6%。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 在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我国仍保持了较快增长, 不单为我国, 也为世界其它地区尽快走出危机提供了主要动力。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急需突破的难题内需不足。在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始终面临一个困境, 在宏观总需求中, 国内居民消费不足, 消费率不到60%。有的学者估算甚至不到30%, 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高的储蓄率一方面从供给角度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支持, 但另一方面在需求方面导致经济发展必然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因此, 储蓄率过高既是内需不足的表现, 更是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直接原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 这种模式很难持续, 毕竟大额的贸易顺差, 同时意味着它国的大额贸易逆差, 必然招致逆差国的报复, 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环境下, 这种模式更加不稳定, 逆差国的报复会更加激烈和频繁。无论出于那种考虑, 改变这种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 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本国的内需, 都非常必要和紧迫。而扩大内需的本质就是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中ADAS模型的解释, 长期均衡的实现条件是:
简单的变换得到:
其中Y代表均衡总产出, C代表消费, I代表投资, G代表政府购买, NX代表净出口, S代表储蓄。在长期均衡时, 储蓄必然转换为投资或者净出口。如果希望降低投资和净出口的数量, 前提条件就是降低储蓄。同时:
可知, 要降低储蓄,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居民消费, 在不考虑政府购买的情况下, 总储蓄与居民消费负相关。降低储蓄和扩大消费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储蓄作为个体的经济行为, 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个体为追逐利息。凯恩斯的理论中, 加入了储蓄的预防动机, 凯恩斯认为,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 个体为应付未来的不确定会主动持有部分实际货币, 产生了储蓄的预防需求, 不确定性越大, 预防性的储蓄越多, 消费越少。现代经济学中进一步引入了遗产问题对储蓄的影响。无论是那种储蓄动机都有个共同的前提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个体可以较自主的安排自己掌握的收入, 或者消费, 或者储蓄。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转轨时期, 并不完全成立,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 个体提供要素参与生产, 然后获得市场报酬, 进而把报酬, 也就是收入自主分配为消费或者储蓄, 这个逻辑链条尚未完整确立。要素市场, 分配和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还存在很多缺陷。这导致我国的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具有独特性。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背景下, 经济个体的储蓄行为必然不同于市场经济较完善的地区的相应行为。
1. 被迫储蓄
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强大的政府干预, 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 要求优先发展工业, 为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 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 我国政府都采取了压缩农业、农村的发展, 扭曲价格机制, 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农民收入以维持既定战略的推行。大量的农民收入被集中起来, 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顶峰, 之后虽然被迫放松, 但被没有完全消失。这就在本质上造成了一种“被迫储蓄”, 农民的收入被迫转移至工业部门, 以期在长期中获得“反哺利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移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短期里从农民手中转移出的收入支持工业部门的发展, 之后工业部门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反哺农业, 使农民在长期中获益。但发展经济学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却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支持, 城乡收入差距反而出现扩大的趋势 (安虎森, 2000) 。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导致农民收入下降, 消费不足。
在被迫储蓄的逻辑下, 不单农民的消费不足, 市民的消费会同样出现不足的特征, 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居民消费不足。为实现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目标, 不单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部分大量的经济剩余, 在逻辑上, 必然要求尽可能的压缩工业部门的成本, 这就使得市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部门的工资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高多年于GDP增速这一现象, 可部分的为被迫储蓄提供证据。被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 压缩居民消费的同时, 使大量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 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被迫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中, 而动态的考察会看到, 投资在来年中进一步扩大总产出, 这时被迫储蓄的存在, 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净出口模式。
在被迫储蓄的背景下, 政府承担起使用储蓄, 进行投资的经济功能。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 会发现这种投资很可能效率低下 (柯武刚、史漫飞, 2002) 。结果即使依赖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模式可行, 经济发展的质量也会比较低下。强迫储蓄在降低居民收入, 压缩内需的同时, 降低了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质量。
现阶段造成被迫储蓄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粮食流通体系的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限制、户籍制度等。
2. 预防性储蓄
由于知识问题的存在, 无论哪种制度体系, 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无法预料的未来, 这导致了预防性储蓄的出现。但在我国的转轨时期, 在赶超战略支配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 预防性储蓄有不同的特点。
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下, 农村居民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而农民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多数, 必然对我国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形成重要影响。农村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很多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块需要用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 使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在这方面, 城市居民虽然相对于农村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 但赶超战略内在的要求只为居民提供较低的福利供给。因此即使是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中, 也只是相对于农民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而低于国际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 使得城市和农村居民保留较多的预防性储蓄, 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 是导致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3.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消费函数
被迫储蓄的存在直接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预防性储蓄的存在减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两者的共同作用, 导致我国居民的消费不足。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 居民在进行跨期分配收入时, 较普遍的面临信贷约束, 因此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更适合我国的情况:
其中, C代表当期消费水平, a代表自主消费, b边际消费倾向, Y代表当期收入水平, T代表税收。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环境下, 需要对函数进行修正,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提出下列的修正消费函数:C=a+b1 (Y-T-W) , (b〉b1)
其中, b1代表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需要更多的预防性储蓄, b1小于b;W代表被迫储蓄。
如图1所示, 在城乡二元社会环境下的消费曲线完全处于正常条件下的消费曲线下方, 斜率更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二元社会结构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 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够减少居民的被迫储蓄和预防性储蓄, 消费曲线会趋向于正常位置, 消费水平会因而上升。具体而言, 被迫储蓄的下降会推动消费曲线像是运动, 当被迫储蓄完全消失时, 与图像上方曲线的纵截距重合;降低预防性储蓄会改变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 预防性储蓄越小。曲线的斜率越大, 最终与上方曲线的斜率相等。
三、结论
由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思维指导下, 导致我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 进而使得我国宏观总需求的构成中, 投资和净出口占较大份额, 最终转化为内需不足, 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主导和外部需求的发展模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扩大内需, 在我国就需要首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以降低过高的储蓄率。
摘要：在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更加迫切, 我国各级政府也对经济转型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经济转型并不顺利, 受到很多约束条件的限制, 其中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很多不同角度对经济转型产生影响。二元社会结构与赶超战略息息相关, 源于赶超战略的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手中转移出大量收入, 同时通过压缩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 降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经济发展只能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净出口。要启动内需, 实现经济发展依靠内部需求、外部需求的平衡发展模式, 首先就需要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从根本上降低储蓄水平。
关键词：城乡二元社会,赶超战略,储蓄
参考文献
[1]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M].格致出版社, 2008
[2]黄季焜《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M].格致出版社, 2008
[3]蔡昉、王德文、都阳:《中国农村改革与变迁》[M].格致出版社, 2008
[4]陈佳贵:《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6]崔晓黎:《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7]林毅夫、蔡昉:《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8]杰佛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卷第4期
[9]田国强:《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理论》[J], 《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10]陶然:《城市化, 农地制度与迁徙人口社会保障》[J].《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