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精选8篇）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1篇
1 浅析技术进步理论
产业技术进步是指产业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支持, 整个产业在高技术水平上质的提高。它突出地表现为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也表现为传统产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
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特点是产业技术结构优化。产业技术结构变化的趋势, 从宏观上看是技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在整个技术体系中比重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作用的下降。从微观层次看则是产业内部技术体系中的比重, 高新技术、先进技术比重的上升和一般技术、传统技术比重的下降。
2 浅析产业结构理论
2.1 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划分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划分标准为: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2 产业结构变革的一般规律
在产业结构的理论中, 最著名的学说是“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 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 第一次产业将减少, 第二、三产业将增加。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过程来看, 也显示出一个不断地从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演进, 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 是指产业结构随着自身不断发展力量的累积, 发生升级, 向更高的级次迈进, 原先的产业构成比例发生深刻变化, 并出现新的主导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新生力量。高度化体现在:一、二、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权重的变化;产业结构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之间依次变革;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变革;产业结构从低加工水平向深加工水平的变革。产业结构合理化, 是指产业结构由不合理向合理的发展过程。
3 浅析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果变革的影响机制
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技术进步也是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
从供给方面看, 不同产业出现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必然影响其实际的生产过程, 使各产业的要素投入配比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到各产业产出的变化。各产业的这种变化是不同的, 会导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一国的产业结构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 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动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如果技术发生改变, 产业结构将会发生与之相应的改变。产业结构的变化内含产业部门的变革, 主导产业的变革和扩散将带动其他产业部门不断高度化。
从需求上看, 技术进步拓宽劳动对象、引发人的新的需求, 从而细化产业部门, 成为产业成长的动力。技术进步开拓了新的产业部门, 刺激和创造了新的需求, 从需求方面拉动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 技术进步还使原有产业已有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使相应产业的产品需求规模扩大, 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4 浅析加快技术进步,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1) 加大教育力度, 重视科研
一个国家受教育的人越多及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国家的创造能力就越强, 越容易引发科技创新, 促进技术的进步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 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力度, 促进科技水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而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关键因素。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完善我国的民办教育制度体系,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使知识在人们之间相互传递, 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 提高了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吸引留学人员回国, 引进海外人才可以更直接地增加我国的知识存量, 使我国快速地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
(2) 政府创造有利的技术创新环境
我国的市场机制不健全, 技术创新资源很有限, 而且创新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中的短视现象和短期效应, 造成技术引进环节存在大量的重复性和低层次性, 极大地浪费了技术创新资源。因此, 单纯依靠产业界的市场竞争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会极大地延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要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还要靠政府创造有利于高新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 通过制度安排, 调动国内主要科技力量, 结合现阶段产业发展战略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 从国家层次充分调动技术资源。同时, 利用全球先进的知识、技术、信息资源。积极开展产业技术创新, 并通过加强产业关联效应, 促进技术的扩散和转移。
摘要：技术创新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研究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变革的影响机制,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中国和其他各国都是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本文首先对技术进步理论和产业结构的进行初步探讨, 进而研究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革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制, 提出了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影响机制,建议
参考文献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2篇
摘 要：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贸易的推进已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目标之一。文章选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重要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分析其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建筑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影响比较显著。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存量没有表现出对其它服务部门的显著影响，可见对于运输服务和其它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部门，由于服务商品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其占比变动并不受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显著影响。因此，要素积累能够改变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以及服务贸易结构。
关键词：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服务贸易结构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23-014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精细化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服务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展速度超过了国际货物贸易，因此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服务贸易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也成为各国服务贸易发展中优先考虑的目标。纵观世界以及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演化历程，不难发现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
服务贸易结构的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采用狭义的服务贸易结构概念，即服务贸易商品结构，指各类服务商品出口额在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因此我们收集了2002～2014年我国服务出口分类占比数据。
另外，本文应用动态比较优势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影响因素，即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重要的动态要素来分析其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影响，这两种要素也是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重点强调的、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1.1 技术进步
1.1.1 技术进步的涵义
从广义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的积累与增加。技术进步并不是单指某项科学成果的研究或某项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不是从纯技术角度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体现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因此，技术进步涵盖两个领域的内容，即自然科学与技术和社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张雄辉，2010）。
服务业技术进步是指服务业技术在合乎目的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化与革命。狭义的服务业技术进步包括服务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技术进步，也就是硬技术进步，比如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服务领域的应用使服务的提供方式、提供效率等方面更能达到服务接受者的需求。广义的服务业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服务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服务业经营管理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李丹，2010）。
1.1.2 技术进步与服务贸易结构
从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结构演变历程来看，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出口的份额，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产品出口，是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服务产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服务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可以通过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的增长（陈燕清，2008）。
许多国家服务贸易结构正在经历着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传统服务贸易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贸易的转变（杨广，2010）。
1.2 人力资本积累
1.2.1 人力资本的涵义
费雪（1906）在《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纳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舒尔茨（1960）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学一门新的分支也始于舒尔茨的研究。
OCED对人力资本的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而更为普遍接受的定义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途径获得的，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和禀赋。
1.2.2 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结构
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贸易领域源于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萨丕尔（1982）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一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发现在运输服务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物质较为丰裕；在保险和其它私人服务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人力资本较为丰裕。
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溢出效应作用于服务贸易领域：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造成服务业生产技术及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异，产业间服务贸易成为可能；人力资本的增加带动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出迅速增加，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内服务贸易成为可能（舒燕，2011）。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力资本，需要更加复杂的劳动的投入。人力资本有助于优化一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增强服务出口竞争力（李丹，2010）。
因此，人力资本是促进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形成和转换的基础，是影响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实证分析
2.1 衡量指标选取
2.1.1 技术进步衡量指标
对于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普遍采取的一种测量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邱爱莲等（2014）采用了Fare构建的DEA曼奎斯特（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tfpch，TFP）分解为技术变化（techch，TC）和技术效率变化（effch，EC），又将后者进一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PE）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SE），通过测算得出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各年各项生产率指数变动均值。
本文借用各项生产率指数变动均值作为自变量，即影响因素，从而测算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
2.1.2 人力资本衡量指标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生产的投入要素，直接参与经济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引起各部门产出及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从而使全社会经济总量增加，人力资本的这种经济效应成为人力资本存量的直接效应。付宇（2014）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思路，结合人力资本的内涵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教育类人力资本、卫生类人力资本、科研类人力资本、培训类人力资本和迁移类人力资本。
本文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2002～2014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从而测算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
2.2 模型建立
本文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服务贸易结构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即多个变量的影响，此时本文需要应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也就是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
设y为因变量，x1，x2…xk为自变量，并且本文验证了各分项服务出口额与相关因素间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y=b0+b1x1+b2x2+···+bkxk+ε
其中，b0为常数项，b1，b2…bk为回归系数，b1为x1，x2…xk固定时，x1每增加一个单位对y的效应，即x1对y的偏回归系数；
同理b2为x1，x2…xk固定时，x2每增加一个单位对y的效应，即，x2对y的偏回归系数，等等。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估计法，通过SPSS19.0软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2越接近1，模型拟合得越好。
一般情况下，当t大于1.5时，回归系数检验通过。
2.3 测算结果
本文根据2002～2014年各影响因素对我国各服务部门出口占比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得很好，但是在自变量中，techch、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总存量对旅游服务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techch平均增加1个单位，旅游占比上升8.967%；pech平均增加1，旅游会下降60.503%； 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个单位，旅游占比增加0.094%；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个单位，旅游占比增加0.391%；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旅游会下降0.013%；effch、tfpch、se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对旅游没有影响。
可见，对旅游这样的传统服务出口而言，与其呈较强正相关性的只有技术变化和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
应用以上同样方法，本文分别测算了各类指标对服务各部门出口占比的影响，结果如下：
①通讯服务：模型拟合得很好，自变量中，Techch对通信服务影响显著。其中，Techch平均增加1，通信服务会增加0.923%。effch、tfpch、sech、pe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通信服务没有影响。
②建筑服务：模型拟合得很好，自变量中，effch、pech、tfpch、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对建筑服务都影响显著。其中，effch平均增加1，建筑服务会增加10.854%；pech平均增加1，建筑服务会下降22.076%；tfpch平均增加1，建筑服务会增加88.175%；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建筑服务会增加0.063%。sech、Tech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建筑服务没有影响。
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虽然R2和f的检验都通过，但回归系数的t检验均不通过，因此模型拟合得不是很好，因此可以得出：effch、Techch、pech、sech、tfp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没有影响。
④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模型拟合得很好，自变量中，effch、pech、tfpch、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都影响显著。其中，effch平均增加1，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会增加1.1%；tfpch平均增加1，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会增加8.123%；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会增加0.004%。sech、Tech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对建筑服务没有影响。可见，对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样的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部门，技术效率变化、生产率指数和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⑤咨询：模型拟合得很好，自变量中，effch、tfpch、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咨询都影响显著。其中，effch平均增加1，咨询会下降16.359% ；tfpch平均增加1，咨询会下降109.606%；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咨询会下降0.049%；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增加1，咨询会增加0.002%。sech、pech、Tech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对咨询没有影响。
⑥广告、宣传：模型拟合得很好，自变量中，effch、Techch、pech、tfpch对广告、宣传都影响显著。其中，effch平均增加1，广告、宣传会下降2.071% ；Techch平均增加1，广告、宣传会增加0.38%；pech平均增加1，广告、宣传会增加2.972%；tfpch平均增加1，广告、宣传会下降17.658%。se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广告、宣传没有影响。
⑦运输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t和f的检验都不通过，模型拟合得不是很好，因此可以得到effch、Techch、pech、sech、tfpch、教育类人力资本存量、卫生类人力资本存量、科研类人力资本存量、培训类人力资本存量、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对运输服务等商业服务没有影响。
2.4 结果分析
从以上测算结果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建筑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尤其是生产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标，均与此两项服务出口占比呈正相关。
该相关性一方面表明我国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出口以整体的技术进步为支撑和平台 ，体现了技术进步对现代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技术变化指标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标对广告、宣传服务出口占比具有正面影响，充分体现出现代服务业的特征。虽然，技术变化指标与旅游服务出口占比也呈正相关，但是主要影响因素还是人力资本存量，尤其是迁移类人力资本存量。由于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是我国各部门服务出口占比，而不是出口额绝对量，受其它部门出口额影响，而且由于某些部门占比较小，即使某个部门出口绝对量增加也可能表现为出口占比的相对量下降，因此可以解释技术变化指标与通讯服务、广告、宣传等服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在本文研究的年限内，我国咨询服务出口占比迅速增加，从测算结果来看，显然不完全是由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但人力资本存量也显现出与咨询服务出口结构的正相关关系。各项指标对于运输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等拟合效果差，影响效果不明显，除运输服务之外，其他服务的较低占比可以用来解释较差的拟合结果。
3 结 语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服务贸易发展进程中，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往往受要素积累的影响，其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较为突出。
其中，技术进步对建筑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尤其是生产率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标，均与此两项服务出口占比呈正相关。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存量都没有表现出对其它服务部门的显著影响，可见对于运输服务和其它商业服务这样的传统服务部门，由于其中一些服务商品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所以其占比变动并不明显受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因此也验证了本文最初的假设，即要素的积累能够改变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以及服务贸易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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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3篇
一、中间消耗与投入产出的概述
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看, 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在进行相应的经济活动时, 都必须要消耗掉一定的物质和劳动, 生产或者提供具备了相应价值的产品和劳动力, 以此来保证社会中再生产的正常运行。也就是说, 国民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如果想保证生产和运动能够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就必须要具有一定量的投入, 只有通过这种做法才能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而在该部门的这种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联系, 其实质就是中间消耗和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
中间消耗所反映的是国民经济中各个部门的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我国传统的物质生产的计算体系当中, 仅仅计算出物质生产, 而计算中间消耗也只是表示了物质上的消耗。但是新形势下的计算体系, 不仅包含了简单的物质生产, 还包含了服务生产, 在这种条件下, 中间消耗也得到了相应的拓展, 不仅包括了物质上的消耗, 还体现出生产中各项劳动力的消耗。
中间消耗, 从概念上来讲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过程当中所消耗掉的物质和服务的价值总和, 在这些价值中, 物质和服务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或者被消耗, 或者转换成其他的形式, 而有些物质在生产的过程中被其他物质所改变后产出又将重新投入在新的生产当中, 比如铁矿石被生产成钢铁后又投入在汽车制造当中。
社会生产当中的投入主要分为初始投入和中间投入, 这种中间投入就是中间消耗。因此投入具体是指生产中所投入的各种原料、劳务以及资金等, 而产出则是指生产活动中所生产的产品。
投入和产出的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能够完整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部门中生产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总结出各个方面的因素对国民经济中间投入以及中间需求所带来的影响, 能够有效降低国民经济中的中间消耗。
二、技术进步与机构变化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
技术进步是指在生产中保持同等的条件下, 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来提高产量的增加值。一直以来, 如何运用技术手段来推动经济的进步一直是经济学领域中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以科技提高经济, 是一个国家应该具备的长远眼光。
技术的进步提高经济的增长, 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劳动生产率、单位的固定资本产出率以及产品中间消耗率的影响[3]。在具体的分析中, 可以通过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来表明技术进步和结构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中间消耗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通过技术的进步和结构的变动来降低中间消耗率。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在我国的三大产业中, 农业的中间消耗比率是在逐年增加的, 而工业和服务业的中间消耗比率却是不断下降的, 并且服务业中的中间消耗比率的下降值要稍稍高于工业。因此从技术进步的层面来分析, 对于服务业的改善是最大的, 其次是工业, 而在农业中应用技术的水平是在不断退步的。
从静态的比较上来看, 工业生产对各个部门的产品中间消耗的要求是最广泛的, 服务业仅次于工业, 农业是最小的。如果说总产出或者总投入一直保持在同一个结构不变的话, 仅仅是每个直接消耗系数来发生变化, 那么按照理论中的总投入和总产出结构来分析, 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中间消耗系数也会随之降低, 这就说明了技术的进步对于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率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但是根据实际结果来看, 我国的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系数几乎没有下降的趋势, 这和假设当中的结果有着很大差距, 这就表明了结构的变化对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部门结构为出发点, 我国在近几年中长期加速工业化生产, 部门结构的变动不但没有对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做出贡献, 反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只有将技术进步和部门结构综合进行考量, 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间消耗值。技术的进步在这种综合因素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但是按照长期的发展水平来看, 这种变化的幅度仍然很小, 由此可以看来, 促进我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非技术的进步。
想要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值, 提高经济水平, 不仅要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去考量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还应该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考量产品的价格以及成本的关系。如果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当中, 某一部门按照市场上的固定价格来计算的单位产品的中间消耗是减少的, 但由于受到了市场的影响, 这个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低于中间消耗品, 单位产品中的增加值的比重就会反而降低, 那么生产活动当中的经济效率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4]。在这样的环境下, 就需要通过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 来抵消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中间消耗的提高。
同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也导致了其直接消耗系数不断增长, 提升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单位产品中间消耗的比重。从一个层面上来说, 表明了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使了工业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对于降低国民经济中的中间消耗、提升国民经济中的投入和产出的比重有着十分显著的意义。
三、降低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有效途径
(一) 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
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犹如灵魂之于身体的存在, 也决定着国民经济水平的发展水平。而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 首先要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目前我国属于知识经济的时代, 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各个企业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跳跃式发展。各个生产企业可以将创新能力转变为发展中的动力, 研制出新工艺、新产品投入到市场当中, 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这种做法是降低中间消耗的主要途径[5]。
(二) 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
近几年中, 我国的经济水平逐年提高, 但是传统的产业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提升, 经济结构依然是以工业为主导。这样的产业结构随着时间的发展愈发显露出其弊端[6]。想要改变这种问题, 重要的手段就是调整经济生产的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不断提高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当中的比重, 以此来实现传统产业结构当中的新型化转变[7]。这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手段, 也能够有效降低中间消耗值, 促进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结论:想要使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就要有效降低中间消耗值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主要有两方面重要的途径:一是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二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只有长期坚持这两种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增长, 提升国内生产总值, 让我国的人民能够生活的更好, 我国的国家能够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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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第4篇
从19世纪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开始, 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是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来源的研究, 卡尔多 (Kaldor, 1961) 最早指出经济增长有赖于生产效率的增长。麦迪逊 (Maddison, 1979) , 罗默 (Romer, 1986) 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道瑞克, 诺伊 (Dowrik, Nguyen, 1989) 的跨国比较研究证实投资-产出比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以识字率和入学率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同样有正相关关系。出口占国内产出份额较高的国家增长较快。人口增长率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越多的国家产出增长率越高。一国的经济规模及该国制造业占其GDP份额与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不同的政府政策也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业绩。政府投资较多的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而政府消费较多的国家增长较慢。库兹涅茨 (Kuzmets, 1988) 总结了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高速增长的实践, 得出的结论是这3个国家 (或地区) 都鼓励企业发展, 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管制与限制。外向型政策的国家比内向型国家的年均产出增长率高。
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存在的差异, 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积累决定。索罗 (1956) 发表了名为《对经济增长的一个贡献》的文章, 说明资本深化 (Capital Deepening) 能够在投资和增长的过程中带来劳动率的提高。但是, 如果生产活动呈现出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 那么从长期来看, 投资动力将会因无利可图而丧失。阿波罗默维茨 (Abramovitz, 1956) , 索罗 (solow, 1957) 和丹尼森 (Denison, 1967) 将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增长之和。这些研究表明, 约有一半以上的增长是无法用要素投入解释的, 这就意味着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格雷戈里曼昆等 (Gregory Mankiw, David Romer, David Weil, 1992) 对索罗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认为索罗模型中应该考虑人力资本或熟练劳动力的影响。从此, 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引入了分析框架。
二、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着重于建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模型。但同时也强调了没有技术进步也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着重于探讨导致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因素。保罗罗默 (Paul Romer, 1990) 在《内生技术进步》一文中给出了创意带来技术进步的案例。创意与大多数其他商品不同。创意是非竞争性的, 创意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紧密相连。总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要求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因此, 在缺乏产权保护时, 创新者无法获得相应的利润, 缺乏从事研究开发的激励因素, 因此就不会有研究进行。而没有研究, 就没有新的创意出现, 技术就会保持不变, 在经济体中的人均产出也不会增长。正是专利权和版权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发明者能够从其发明中获得利润, 从而弥补了其在发明新创意上所耗费的初始成本, 使得世界经济在人口、技术、人均收入方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因此, 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 创新行为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之间存在差距, 必须建立鼓励创新的新机制以鼓励研究开发。
三、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
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迁也就是不同行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变化, 或者说, 不同行业的增长速度不同。对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费舍尔 (Fisher, 1939) , 克拉克 (Clark, 1940) , 科洛维茨 (Kravis, 1983) , 鲍莫尔 (Baumol, 1985) , 赛尔奎因 (Syrquin, 1994) , 梅特卡夫 (Metcalfe, 1998, 1999) 等对产业结构的变迁做了实证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1957) 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 提出了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不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都会有所变动。钱纳里 (1969) 则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数据作为外生变量构造了经济发展形式的“标准结构”。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产业结构的改变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赫希曼 (1958) 认为, 发展中国家首先应当发展那些关联强度较大的产业, 通过前项关联和后项关联的波及效应, 可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罗斯托 (1960) 也提出了与赫希曼相类似的观点, 认为主导产业部门会通过“不成比例地高速增长”, 从而达到带动整个经济不断发展的目的。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 (1957) 认为, 如果选择收入弹性较大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在未来的产业结构中, 该产业可以创造出较大的市场需求。
由以上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密不可分。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结构主义学派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结合新增长理论有关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尽管产业结构变迁的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然而传统的经济学工具箱只是用来分析均衡增长而不是产业变迁。熊彼特 (Schumperter, 1928) 、杨格 (Young, 1928) 、库兹涅茨 (Kuznets, 1971, 1989) 都对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征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内生增长模型放弃了单一行业经济的假设, 在多个行业组成的经济框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外一些学者 (Vernon, 1966;Audretsch, 1987;Klepper, 1997) 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产业结构的变迁, 认为行业增长率由于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不同。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就业人口由农业向制造业继而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也存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一些学者对北美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差异广泛存在, 甚至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间仍然存在;不同企业、产业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影响了总生产率的增长过程。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来说, 经济增长就是市场经济移动均衡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技术进步持续地提高了投入的生产率, 资本存量相对劳动投入也得到增长。因此, 作为衡量增长标准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得以提高。演化经济理论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 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形成共同驱动经济增长, 但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而非假定连续均衡的新古典理论。熊彼特 (Schumpeter, 1976)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发展了一种内生的技术进步理论, 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企业打破或追赶竞争对手而进行的投资。纳尔逊和温特 (Nelson&Winter, 1974) 建立了正式的演化增长模型。在演化模型中, 成功的技术创新为实施创新的企业带来利润, 导致资本形成和企业成长。企业的成长速度通常足以使就业超过由于生产率的增长而带来的单位产出就业的下降, 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 这又提高了实际工资的上升速度。在演化模型中, 具有较高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技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对低生产率技术的替代。一种机制使使用高生产率技术的企业得到成长。另一种机制是具有高盈利能力的技术被其他企业竞相模仿和采用。企业是技术的载体, 新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扩散使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上升。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造成的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 同时也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直接结果, 如图2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演化经济理论根据生物基因的遗传变异传导机制产生了群体模仿行为, 其中具有某种特征的遗传因子的适应度 (fitness) 表现为采取某种特定行为的个体数目在群体中的增长率, 其不仅取决于外部环境, 而且依赖于其它个体采取的策略在群体中的分布状况。经济发展如同其他演化过程一样, 是一个经历变异、选择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创新为实施创新的企业带来利润, 导致资本形成和企业成长。首先是企业产品设计和生产管理的创新, 然后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过程, 各个不同产业部门相对比重发生变化。能够满足经济需要的“更好的”产业部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 比重增加, 经济结构因此发生了变化。梅特卡夫 (2005) 认为竞争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核心, 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系统转变, 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创新又是竞争过程的核心。同时, 创新活动把经济发展同企业和一般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制造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本文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造成的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 同时也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直接结果。因此, 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不仅要靠经济增长造成的消费需求拉动, 更重要的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摘要：传统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由于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需求结构变化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文章基于新增长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 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一方面, 技术进步导致了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拉动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导致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制造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 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不仅要靠经济增长造成的消费需求拉动, 更重要的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进步动力分析 第5篇
一、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动力
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有很多,如市场机制、要素供给结构以及政府的各项产业政策等,但真正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动力主要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带来的分工;二是本国自己的技术进步。对于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要素结构合理是否只决定产业结构能否达到均衡,产业结构均衡能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是决定产业结构升级。至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好坏只是是否“把马牵到了水边”的问题。马是否饮水只取决于马自身的生理需要,而不仅仅在于是否到了水边。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来说,这匹马能否饮水的生理机制就是国际贸易带来的分工和本国自己的技术进步。
其中,国际贸易带来的分工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在国际垂直分工中处于低端,国际对低级产业产品的进口需求引致了该国把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低级产品的生产,而其高级产品的需求依赖于国际进口。由此,造成了高端产业的衰退。无论哪一种分工性质的国际贸易都能使一国的经济水平提高,资源被充分利用,就业提高。也正是国际贸易分工存在这种利益诱惑的强大力量和惯性使得不利分工国家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惰性。同时,相对本国来说,不利分工使本国生产的低级产品的大量过剩供给需要依赖于国际需求,以及本国高级产品产业的落后,对其需求又祈求于国际供给,因而经济具有了严重的依赖性。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这种不利局面不断强化,产业结构升级似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嫌。相反,对于高位分工的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在国际贸易中能不断升级。从本质上来说,位于低端分工的国家实则是干全世界的累活,附加值低,而高的剩余附加值都让高端分工的他国占尽。这样即使国际收支平衡,哪怕就有顺差的国际贸易,国际间的经济差距仍旧越拉越大,不利分工的国家处于世界经济“富裕中的贫困”现象的一端。
近年来,我国媒体和理论界宣称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虽不能说处于国际贸易分工的最底端,但肯定不是最高端,我国国际贸易分工性质是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更多地来自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使然。显然,这种格局使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由此看来,依据国际贸易分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一把“双面剑”,存在一定的风险。当然,抛弃这把有点棘手的“剑”不可取,要握好它有利的一面,不被另一面伤及自身是关键所在。
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永恒动力。从索洛余值来看,技术进步是对于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以外的解释,有时被称为“知识”。根据构成的自然属性,技术进步要包含生产技术和创新这两个部分。生产技术就是生产工艺、方法的革新,主要来自于生产中的“干中学”,表现为产品成本下降,价格下降。在国际贸易中,由此形成竞争力,而不需要通过减少劳动价格作为代价形成比较优势,这样劳动者的利益得以保全。创新主要自于“研发”,对经济产生革命效应。尤其是新产品的出现,在国际贸易中没有替代品,才能使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形成垄断性质的绝对优势而获得利润,如美国的新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顶端。最后,比较两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虽然它们都能使经济水平提高,但只有技术进步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
在早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完全市场化行为。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曾发生过若干次大的超前转换。第一次产业结构转换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在“一五”“重型化”时期,当时全国勒紧裤带全力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轻纺工业还未发展,我国推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方针,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超前发展,使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恶化,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结构被迫调整。第二次结构超前转换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1978年。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三线建设”,产业结构转换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实现的,导致了农业与工业以及工业内部的不协调。主要特征为“高加工度化”超前。第三次超前转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上个世纪的80年代,经济增长的重心向轻工业倾斜,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
自1952年至2007年以来,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一直递减,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都是递增的。只有一直到从1994年起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才超过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从收入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收入比重总体趋势值是下降的,第二、三产业收入比重都是上升的,但是第二产业的GDP比重始终大于第三产业的GDP比重,而且递增的速度也大于第三产业的递增速度。从这点来看,我国经济仍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
由于GDP比重含有价格变动的干扰,本文认为产业间的劳动力构成所反映的产业结构更真实。1952年到200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分别是83.5%、7.4%和9.1%;49.1%、21.6%和29.3%。52年间,我国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34.4%,这就是产业升级的幅度,其平均速度为0.66%。至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如何,不妨和国际一些国家进行比较。1996年,中、美两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分别为50.5%、23.5%和26%;2.8%、25.1%和72.1%。对比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可知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是很低的。另外,同年中、美两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的GDP构成分别为20.4、49.5%和30.1;1.79%;26.79%、71.42%[1]。这种对比从GDP来看,似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高度之差没有劳动力构成方式表示的大。由于收入弹性不同,第一产业比重大,其他产业比重就小,那么,第一产业价产品的价格就更小,如此考虑的话,实际的产业结构高度差异则会更大。
三、我国技术进步不足
我国高尖端科技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但是各产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技术进步明显不足。
(1)自主创新不足。一个国家对创新投资需求大,其产业结构升级往往率先于其他国家产生。大量的R&D经费投入能保证新技术的诞生、技术成果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从而引起产业结构升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不论是总量还是所占GDP的比重,我国R&D经费都低于它们。1997年我国的R&D经费为551.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69%,而美国同年的经费为2119.3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71%,均是我国4倍。
从国际比较看,研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18%,高收入国家为2.36%,中等收入国家为0.92%,中低收入国家为0.81%,低收入国家为0.57,中国为0.66;中国仅高于低收入国家0.09个百分点,低于中低收入国家0.15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0.3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1个百分点[2]。
由此可见,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偏低,造成产品技术含量很低,科技创新不足,从而使得资源消耗大,产品成本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技术引进不足。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增长起着支撑作用,即使最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领域内的全部技术,引进先进技术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近几年来,中国很多进口国外设备、零部件的企业主要从事组装加工,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还由于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引进的技术往往束之高阁,造成很大的损失和浪费。
(3)技术产业化不足。计划体制期间,我国有很多科研院所,集中了很多优秀科技人才。他们主要为政府提供科技服务,技术产业化不够。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培育,但仍没有完全消除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我国的经济与科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初期,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技术矛盾使科技与经济相互脱节,阻碍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要问题是体制的障碍。
四、对策建议
(1)培育和完善技术市场体系。解决我国很多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不足问题,应该大力发展和完善技术市场体系,一为产业直接提供科技服务,二来为他们的科技成果直接与产业衔接。完善技术市场一方面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也能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本身的进步。
(2)鼓励企业自身技术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多种政策支持。要调整科研组织的结构,鼓励企业科研技术创新行为,强化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多种政策支持。一是提供财税支持。二是提供金融支持。制定奖励政策。对创新者应按其创新贡献的质和量,给予公正的回报,对特殊贡献的创新者应予重奖,包括奖励一定数额的企业股份。四是鼓励人才流动。
(3)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得益于良好的风险投资机制。美国现有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多家高技术企业的创新项目提供资金。苹果、康柏、微软等著名企业,都曾在初创阶段得益于风险资本的支持而兴旺发达。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和借鉴美国的做法,促进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
(4)建立完整有效的技术进步制度。我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就是缺少制度创新,包括企业制度创新在内的制度创新空间还很大。这个制度至少要涵盖技术进步,产业化体制,技术进步的回报体制。技术进步的回报体制尤为重要,保证技术进步者能得到相应地回报。
(5)加大研发投入和改善研发结构。我国产业由于受科技资金短缺的影响,造成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很低,科技创新不足,从而使得资源消耗大,产品成本高,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需要在完善的技术进步体制上加大研发投入并改善其结构,同时还要注重基础研究。
参考文献
[1]周丽.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透视[J].社会科学研究,2003,(02).
[2]徐德云.产业结构升级形态决定、测度的一个理论解释及验证[J].财政研究,2008,(01).
[3]白献晓,薛喜梅.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界定与特点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3,(06).
[4]晔枫,郭霞.对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3,(12).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6篇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因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 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 资源的分配是最有效率的, 而且企业所创造的福利 (包括自己的利润和社会所得到的收益) 也是最大的, 也即达到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原理所述的“帕累托有效”。熊彼特 (Schunpeter) 提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看法。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特别有利于创新, 因为:第一、技术创新是高投入、高风险的, 只有大的垄断企业才有能力承担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投入;第二、技术创新是竞争的一个要素, 大厂商的发展并不能消除竞争, 反而因厂商追求利润的创新而增进竞争;第三、完全竞争下, 小厂商由于实力弱, 不可能支付庞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 难以实施技术创新。根据以上的三个理论, 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到底哪一种市场结构最为有利,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这些理论还是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在竞争激烈条件下的企业能较好地解决创新的动力问题, 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创新能力不强;而在垄断条件下的企业能获得较多的垄断利润, 创新的能力较强, 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动力问题。
以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为代表的研究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 只要存在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潜在竞争压力, 即使现在市场上只有一家垄断企业, 它所获取的资本收益率也不会高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企业能够获取的正常收益率, 因为任何能使垄断企业获取高于资本正常收益率的垄断定价行为, 都会立即招致其他竞争者的进入。这意味着, 只要存在潜在进入者的预期竞争, 而不必需要现存企业之间的实际争夺, 就足以使边际成本定价成为市场均衡的一个条件。表现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层面上, 即使是垄断的市场结构, 企业由于受到潜在的竞争压力, 仍然会选择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 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并在客观上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技术进步。在这里, 正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 而不是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 把可竞争市场均衡推向了福利最优化。
二、高新技术产业特征及其市场结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1.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具有可竞争市场的特征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可竞争市场的特征, 这是由于: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低。所谓进入壁垒指产业在进入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包括经济性、技术性和制度上的壁垒。进入壁垒高的行业往往垄断性较强。传统工业中, 钢铁、汽车、飞机制造等行业, 需要大量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入壁垒相对较高, 因而垄断性都很强, 各国钢铁、汽车、飞机制造企业垄断性都很强。退出壁垒则指企业从某个行业市场退出时所遇到的障碍。退出壁垒一般由三项构成:沉没成本、解雇费用、政策法律的限制。研究表明, 构成进入壁垒的因素通常与构成退出壁垒的因素紧密相关。因此, 在一般情况下, 进入壁垒低的行业, 退出壁垒也较低, 这种行业的竞争就较强, 相反进入壁垒高的行业, 退出壁垒也可能较高, 这种行业的垄断性就比较强。在高科技领域, 企业最主要的资源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等, 而是技术和信息。而技术和信息的进入壁垒要比实体资本低得多。一个在校大学生或许就能开发出令微软惶惶不安的软件系统。因此, 在高科技领域垄断并不能破坏竞争。高科技企业的进入或退出壁垒相当低, 便于其随时进行撤并和转向。高科技领域的垄断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局部的, 而竞争是绝对的、永恒的和全面的。
第二、高新技术产品的替代品容易生产。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知识迅速传播的社会, 高新技术产品无非是对原有知识的新突破, 由于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 有许多人掌握了原有知识甚至较先进的知识, 以已经有的知识为基础, 模仿最先进的产品并开发和生产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这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品牌多、代用品日益丰富的原因。因此, 在高新技术产业即使有企业在某领域取得垄断地位, 也存在潜在模仿者的竞争。
2. 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可竞争市场的特征, 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 在可竞争的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上, 即使暂时只有一个企业存在, 也会由于潜在竞争者存在的压力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占市场份额如此巨大的微软公司仍然投入巨资进行技术创新的原因, 在高新技术产业这一特殊市场上, 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仍然是很大的。从技术创新的能力看, 具有垄断地位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规模巨大、实力雄厚能够投入较多的经费用于科研, 同时, 在其含有最新技术的产品投入市场之初, 可以利用其技术还没有被其他企业模仿的时差而获得短暂的垄断利润, 短暂垄断利润的存在既增强了其技术创新的能力, 也是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
根据上面的分析, 从技术创新的层面看, 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上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它是这一市场技术创新的领头羊, 而在这一领域内, 中国正是缺少这类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 因此, 中国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上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少、模仿生产和在低端生产的产品多, 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 要加快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 一方面要消除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制度性、行政性障碍, 使企业根据市场导向进退自如, 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可竞争市场;另一方面, 要大力培育发展大企业, 充分发挥大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和带动作用。
摘要：何种市场结构最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尚未取得共识。每个产业部门各有其自身的特性, 市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也应当就不同产业进行具体分析。基于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分析发现, 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的存在, 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高新技术,市场结构,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子君: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J].经济学家, 2002 (4)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7篇
贵州省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之一, 10余年来,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2012年贵州省生产总值实际增长13.60%, 增长速度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二位。然而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主要矛盾, 贵州省和发达地区在很多方面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是贵州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在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努力使全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文献综述
熊彼特1912年在其名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明确提出“技术创新”理论, 他把技术创新看做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 (Hoffmann) 通过对工业内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比较, 认为技术差异即不同投入产出会引起资本品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学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关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清华大学学者傅家骥1989年在他的著作《技术创新学》中断言:“没有技术创新, 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变;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变就没有经济的持久增长”。宋辉、李强 (2003) 运用科学的投入产出模型, 从技术原理方面测算了科学技术等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高崇敏等 (2005) 在分析广西技术创新实践的基础上, 认为政府应该引导技术创新方向,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赵新华、李晓欢 (2009) 在建立了技术进步指标体系后,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浓缩, 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只具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和形成的研究中, 一直都把技术因素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我国学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一是从理论上研究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二是从探讨技术进步的测度方法的角度进行研究;三是从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研究大多关注中东部发达区域, 贵州地处西部, 关于技术进步和贵州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
三、贵州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测度
1.贵州技术进步水平。 (1) 模型的建立。本文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式 (3.1) 中, Y表示产出, K是资本投入, L为劳动投入, A是技术进步水平, 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 β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对等式两边取对数, 得到回归模型:
(2) 数据采集。1产出指标。文章中资本和产出数据均是1995年为定基换算后的剔除了物价影响的实际数值。
2资本投入。这里的资本投入是一个存量, 根据孙辉、支大林 (2010) 用永续盘存法估计的贵州1995年资本存量为395.92亿元 (以1978年价格计算) , 本文也采用永续盘存法, 以1995年为价格指数, 计算贵州1995-2011年的资本存量。同样设置资本折旧lt为6%, 公式如下:
3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历年从业人员年底数作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以上原始数据均可从《贵州六十年》和历年统计年鉴直接或经过简单换算得到。
(3) 计算结果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显示, 线性模型 (3.2) 拟合效果较好, 因为可决系数0.927, 与1非常接近。经换算得出资本的边际产品为0.093, 劳动的边际产品为0.907。这也说明贵州的经济落后, 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2.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测算。本文使用加权指标法来测度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度量它的水平。
(1) 指标的选取。根据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考虑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 设计了如下7个指标来定量描述贵州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1) 劳动力结构指数 (V1) 和总产值结构指数 (V2) 。
(2) 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V3) 。
3霍夫曼比率 (V4) 。V4= 轻、重工业产值之比。该比值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负相关。
4信息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V5。
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V6。
6单位GDP能耗V7, 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 (地区) 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本文采用每万吨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 万元) (可比价) 作为衡量单位GDP能耗的指标。
以上数据可以从《贵州六十年》和贵州历年统计年鉴直接或简单计算获得。
(2) 指标的加权。权重的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参考层次分析法, 考虑到高度化的衡量选取了六项指标, 合理化的衡量只选取了一项指标, 令高度化的六项指标总权重为0.6, 合理化的权重为0.4, 这并不是说高度化比合理化重要。在合理化指标和高度化指标的内部, 平均分配各指标的权重。
(3) 结果的分析。图1直观地表示1992年-2011年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年度评价值及变动率。
从图1可以看出,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自1992年到2011年, 基本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 这也可以从图中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变动率几乎全部为正值看出来。
四、技术进步影响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1.VAR模型介绍。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主要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及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进入模型的变量要求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VAR模型定义为:
2.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VAR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
如表所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不拒绝原假设, 认为CY序列和TFP序列都存在单位根。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原假设, 认为CY一阶差分和TFP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
(2) 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用来检验某个变量的所有滞后项是否对另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当期值有影响。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选择敏感, 为此本文选择滞后1到3期。结果显示, 在滞后3期,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技术进步是贵州产业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 贵州产业结构也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
(3) VAR模型滞后期数的确定。建立VAR模型需要确定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太小, 残差可能导致自相关, 并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滞后阶数过大, 待估参数多, 自由度降低严重, 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根据AIC准则, 得出VAR模型采用滞后3期。
(4)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提供了每个扰动因素影响VAR模型内各个变量的相对程度。图4-1是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在第三期以后,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率基本持续在15%, 这表明技术进步的确能促进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但是目前贵州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而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不大。换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技术进步水平较低, 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第10期以后, 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几乎为0, 这表明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大。
五、政策建议
1.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的素质高低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 人才是教育产生的结果。但是贵州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大大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 贵州要从以下两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一方面要积极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另一方面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加大重点领域、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突出培养造就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3.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围绕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着力实施一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省重大科技专项,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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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与方法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 第8篇
一、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本阶段度量的时间段为1978年2006年, 分析产业结构变迁于此阶段内,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 借助转换份额分析法,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参照依据,将产业结构变迁产生的效应单独分解出来。 经劳动生产率分解式和结构变迁效应的计算后,呈现的结果如下: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结构变迁效应的总和占比为37.5%,但就产业结构分类来看,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变迁效应是不同的。
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结果是负值,主要源于农业部门范畴中,农村劳动力渐渐迁移出来,使得劳动份额呈现出负增长态势。 其与结构变迁效应二者相比较后,第一产业的增长效应是较为显著的,劳动份额降幅为1%,而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了1%,由此可见,第一产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共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结果是正值,且较之于生产率增长效应,是较低的,由此可见,技术进步或第二产业内技术效率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上起到了主要作用,而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是特别明显。 第三产业中,结构变迁效应是最为显著的,源于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多由农村或农业剩余中流出, 使得人均产值不高、 劳动生产率不高的农业部门逐渐流向第三产业,此种产业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进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优化和提升,促使总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由此可见,此阶段中技术进步效应远不及产业结构变迁效应。
二、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计算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中结构变迁效应的影响, 除了要计算出相应数值外,即总体经济及其产业资本、劳动存量产生的变化及其边际报酬;还要计算出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即总体经济及其产业资本、劳动存量增长率及其弹性,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 全要素生产率与投入要素增长率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且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迁处于同一趋势,表明技术进步效应或取代产业结构变迁效应。
三、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分析
技术进步效应贡献率增长、 产业结构变迁效应贡献率降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配置率落差的缩小, 促使着产业结构变迁效应逐渐变小。 不同产业要素之间的边际报酬也逐渐呈现出趋同态势,但是前期要素配置率存在的落差短期内无法消除, 或导致出现了反效率配置情况,即第三产业劳动力配置过度,劳动生产率较低,而第二产业资本配置过度,促使劳动力被“挤出”,种种原因促成了资源配置率落差未被充分利用甚至是未经利用现象, 最终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
其中, 造成资源配置效率落差的不断扩大且持续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之间存在的差异,促使着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使价格多维持在低水平层次,且随着人均收入增长社会需求增长速度放缓,就业结构变迁因素贯穿始终;二是市场化经济的深入呈现出渐进式趋势,因此,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会渐渐显露出来,首先放开了产品市场,进而放开了要素市场,但由于现实问题的阻挠,其作用的发挥是分阶段、小范围的。 由上可见,我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同时也表明反市场因素的存在,加大了完善我国市场机制的阻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上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超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0年代初期和中期, 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持平;90年代后期开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赶超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 但二者之间的转换,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巨大的发展潜力,市场机制也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
[2]赵峥,姜欣.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分析[J].创新,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