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协商范文（精选12篇）

社会协商 第1篇

风险是伴随着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而存在的, 治理不过是一套实现特定选择和决策的制度安排, 它的功能不是消除风险, 而是辨别和应对风险。人类通过建立和更新治理形态, 形成了一定的秩序, 规避着来自自然的各种危险, 缓和着人类社会内部产生的矛盾, 在克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 也在生产着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并为解决它们尝试着更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形态。可以说, 风险与治理构成了一个挑战回应的循环。

那么, 风险社会有没有自己的编码系统?如何建构应对风险社会编码系统的治理策略呢?不同的风险社会理论学派给出了不同的解答, 或者是溯源传统, 或者是民主协商, 它们互相回应与批评, 其间的张力构成了西方风险社会治理主要精神。

一、溯求传统治理

前现代社会, 对于风险的判定和治理都诉诸于传统仪式模式。文化主义者道格拉斯的人类学文献探讨了非现代社会中的危险、风险和污染, 指出前现代社会毫无反思地把危险视为命运, 现代社会反思性地把危险处理成风险, 但是所有社会都发展起来了一套处理察觉到的灾难的反思性机制。生活在经济发达、政治有序的古代社会的成员服膺于可怕的流血仪式或平和的祭祀仪式。仪式的秩序和日常生活的秩序是不可分割的, 道格拉斯认为, 仪式是通过“找准谴责对象或避免谴责的过程”来实现风险选择的。不同的政治体制都努力用不同的手段来完成这个过程:首先是解释灾害, 然后是证明忠诚, 最后是稳定体制的运行。[2]

在古代社会, 个人在特定的风险氛围中信仰的宗教或巫术大不相同, “但是宗教和巫术的确经常性地提供了缓解风险事业中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的办法, 从而得以把风险经验转化成相对安全的感觉。”[3]前工业化时期, 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 面对风险, 往往是束手无策, 或者只能是通过一些宗教仪式甚至迷信活动来缓解内心的紧张, 增进群体内部的团结, 激发平安度过风险的希望。现代国家对许多外部风险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手段的进步已经为防范和控制这些风险提供了可能。人们基本上已不再相信依靠各种宗教和迷信手段能够抵御风险。但是, 传统的风险文化确实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比如说讲究天人和谐, 敬畏自然和生命, 主动约束人类欲望和行为, 这种策略不但不是过时的, 甚至还与目前比较前卫的风险管理思想有相通之处。道格拉斯在“风险与归咎”一节结尾处点明了风险文化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文化理论的灵魂视习俗为判定哪些是将要考虑的信息的监控器。以这样的思路, 文化理论所表述的很多内容对于知识的控制、舆论的出现和期望的发展都是有用的。”[4]

“传统不同于习惯或习俗, 不同于技术知识和专门知识的突出特点, 是它假定了一种仪式或天启真理的观念而这种定义鲜明的特征也是其权威的起源。传统被崇敬的不是过去, 而是它们体现的智慧。这种留意在功能上也许有效, 也许无效, 在技术上 (也许) 精确;这些并不表示它是传统的。仪式的真理体现在演出中, 体现在不断重复的现实程式中。决定某种东西是传统的原因并不是它镶嵌在实践中, 而是某种仪式活动决定了其成为真理这个事实。”[5]吉登斯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解构与纯粹自然的消失等同起来, 本来是给定的、独立的、确定的传统与自然转换为了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今天的关于风险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社会的和文化的争论。在现代社会风险争论的擂台上, 在单纯的政治、学术和大众媒体失去了独立定义风险的可能性的时候, 能否回到给定的、独立的和确定的传统仪式上来, 以期在风险的社会竞技场中说服生活在这个传统且承认它的每一个个体就是必要的了。

现代社会在两个层次上存在需要传统仪式化的风险管理体制模式。首先, 任何体制的稳定化都需要有能力来激发使风险现象“得到控制”的信心。风险评估和管理需要对公众的“价值观”做出回应并激发“信任”。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 有些传统在今天当然需要维护, 即便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就传统可以提供团结的普遍意义原因这一点来说, 它们就需要保全或恢复”[6]其次, 传统总是和权威以及忠诚联系在一起。这里的权威不是随便什么权威, 甚至不像科学那样是一种不断修改丰富的权威, 而是传统符号赋予其形式和使其合法化的权威。而忠诚不只是归属于哪一个合作团体的问题;它指的是一种对团体的归属, 而这些团体组织起来的基础是传统, 而不是特定的理性的联合, 因为这种特定的理性例如工具理性或是利益理性又或是科学理性在现代性中充当的恰恰是和风险的产生密不可分的角色。

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需的, 而且总是应该坚持, 因为它们给予生活连续性并形成生活。在追求理性的全球化过程中, 一种较为极端的保卫传统的思潮便是兴起于工业社会盛期的20世纪60年代。原教旨主义诞生初期是一个宗教术语, 要求信徒回到圣文、圣经本身, 逐字逐句阅读和领会经文的本意。但是, 正如吉登斯所洞见的, 原教旨主义并不局限于宗教, 它维护的不仅仅是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 更是在全球文化趋同形势下对我们传统的信仰真理的捍卫。然而, 社会生活层面的“原教旨主义”又并非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敌人”, 不仅仅因为宽容和对话本身是作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 还因为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传统、回归生活世界可以管控全球化浪潮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恶性循环。

传统仪式化的风险管理可能称不上是一种“治理体制”。更难找出有哪些国家或机构行为体明显遵循着传统仪式化风险管理的程式。然而, 把这种分布广泛、联系松散、难以稳定化的状态提升到风险管理体制的高度, 具有启发意义。吉登斯认为, 在生态风险的治理上左派的深生态自然观其实就是来源于对传统概念的诉求。比如, 古丁 (Goodin) 提出:与其说景色的历史使我们看重自然景色, 不如说是作为更广大的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的景色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的背景, 使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生活的某种意义和模式”。“通过自然过程产生的东西的特别价值之处在于它们是比我们本身更大的事物的产物”, 在吉登斯看来, 我们真实需要的比自己更大或更持久的东西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传统, 而在绿色理论中高频率地出现的恰恰是传统概念。[7]传统在风险社会中指代的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段以及其中囊括的一切过去时的东西, 而是长久以来沉淀下来的对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不正自明的符号系统或观念。[8]在这一个意义上, 吉登斯提出生态问题不能与解传统化产生的冲击分开, 科学技术的进步连同经济发展机制迫使我们面对一度隐藏在自然和传统的自然性之中的道德问题。

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传统是个体遭遇风险且丧失了对于科学知识以及专家的信任 (甚至还没有丧失这种信任时) 仍然会选用的抵制风险的重要手段。比如, 媒体上每天充斥着对各种加工食品的是非指点, 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接受返回传统自然的饮食习惯。而在医疗保健方面, 大众也开始回归自然, 人们常常推崇自然治疗而不是科学医疗。从发掘传统医药、用草药替代人工合成药品, 到采用顺势疗法, 都是对传统医疗方法的尊崇。

二、无为治理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同这样的观点:公众都会关切且饶有兴致地对某种巨大风险和灾难做出自己的鉴别、判断和解释, 它们未必“正确”, 也无权威性可言, 但是它是结合自身特质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一旦这种社会公众意识最终形成的话, 势必会对从经济领域到科学领域、从法律层面到政治层面的各种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认真的自省与反思, 就势必会对科学、法律、民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作为整个社会之理性基础的一些关键性要素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认真的自省与反思。

“在威胁和危险就要变得更加危险和更加显而易见时, 我们却处于两难的境地, 越发不能通过科学的、合法的和政治上的方法来确定其证据、归因和补偿。”[9]这实质上说明风险社会本身正在陷入困境:一方面现代风险的特殊性在于现代性变异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另一方面要控制、规避这种风险仍然要依靠创建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来实现, 这就相当于用自己的“盾”去防自己的“矛”。贝克提出的要建立与自反现代性结构相适应的结构, 其本身可能就是具有很大风险性的。单纯在社会结构的框架里理解风险社会并试图加以控制是难以摆脱这种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系统主义代表者尼古拉斯卢曼就是针对这种循环论证提出, 现代社会风险的治理必然要把注意力转向“决定风险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风险运行本身。其实, 卢曼认为风险、失序、不确定性等概念本身早已存在于现代性的议题之中, 只不过是在风险社会概念来临之前, 现代性在“标识区分”时人为地将其忽略了。它们并不是新生的事物, 它们早就存在了, 当我们迎接现代性时, 风险就是作为孪生姊妹的角色被一同纳入。在现代性社会系统结构之内, 不存在任意一个本体论上风险的因果创造者, 风险直接等同于现代社会系统。比如, 即使承认现代世界发现了诸多“风险”, 科技也不能总成为替罪羊, 因为, 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再经历一遍从科学技术诞生之时起就把这个因素剔除在外的历史进程, 或许, 科技昌明的确为我们带来了种种不幸, 但是否选择科技来避免风险本身也是有风险的, 风险已然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命运。

卢曼还批判了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的整个社会的反思性等概念, 质疑了其实践可能性。卢曼在对风险的认识论分析过程得出的结论是, 风险矛盾根源不在于找出一个反思风险进而克服风险的策略, 而是应去努力理解为什么理性的主体不能看到它们无法看到的事物, “如果我们想发现理性传统是如何观察 (风险) , 就必须要把自己从传统理性理解 (风险) 问题的方式中抽身出来。我们先搁置这些问题, 而去理解传统理性看不到它无法看到的东西。”[10]

卢曼细致地揭示了通过风险沟通进行决策的困难性。卢曼认为, 从风险/危险的区分形式出发, 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 做出对自己有益的行动的情形, 任何决策者的风险都是被影响者的危险。作为一阶观察者[11], 决策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条件境遇, 且都信心十足地承担起实现最终目标的责任。对于他们而言, 任何行动都可以化约为一个风险决策, 一旦行动失败, 就可以接受自己给出的种种解释;而对于作为二阶观察者[12]的被影响人来说, 他们没有理由接受一个由他人决策所致的结果, 并认可由他人所给出的解释。因为二阶观察者看到的是“行动者的个体特征以及行动者所理解境遇的方式之间的关系”[13], 他自己 (观察者) 并不是固定在做决策这个境遇之中的, 也没有暴露在同样的决策压力之下, 不可能快速地对决策作出反应, 最重要的是观察者不可能像决策者自身那样分享到由决策带来的同样程度的利益。因而与决策者自身对风险的评估相比, 一个决策者和观察者对这一决策中的风险评估是不同的, 后者看到的是“更少的连续性, 更多的断裂性”[14]。

由此看来, 在风险社会中, 观察者能够运用自己的观察来描述、理解观察者, “每一个规范都是虚构出来的, 也就不具有限制性”, 这是一个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社会, 没有人能够要求得到未来的知识, 也不能得到改变未来的能力, 因为“没有人可以生活在未来, 也就没有人能够了解得更多”, 共同生活在一个已经无法确定权威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以“决定风险的方式体验着未来”, “社会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进化着, 而将已完成的抛在了脑后”[15]。

所以在卢曼看来, 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有风险的”社会, 即使是不发展的技术决策本身, 在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偶变性的社会系统中, 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在高度工业化和科学化的现代世界, 社会的功能方式和结构涉及到多个层面, 而一个系统中的各种组成要素却越来越难以协作。生活在这样的风险环境中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客观”的风险观察, 因为作为反思性的个体和社会的风险政策沟通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 主要的问题不是要被动地防止各种风险, 不奢望预测一切危险事态的可能性。我们能做的似乎就是理解风险社会的必然性, 理解我们的理性“不知道”风险的原因, 也宽容我们互相之间对于风险的分歧, 而不去将制造风险的责任放置在人与系统内的事物或主体身上, 以和现代性演进同步的正常心态面对各种未来的风险。只要社会理论研究者能充分意识到社会思想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实现社会理想时存在的约束和理论自身的惴栗, 进而要求社会思想必伴有如履薄冰感, 时时意识到理论思维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 继而将这种忧患意识放置到全社会, 卢曼在这里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就不是“无为”的了。

三、公共协商治理

公共协商治理是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呼声最高的治理策略。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过渡过程中, 风险定义及策略的制定始终被认为缺乏一个参与主体:公民大众。风险社会中的公众, 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的风险和灾难面前, 都是风险灾难的责任主体和受害者, 他们形成了一整套分析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信任专家和媒体的方法, 并且明确地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 将外在的灌输知识与他们原有的关于自己及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知识结合起来的社会理性。依贝克的观点, 如果说在工业社会, 只有科学技术专家和政治家才对严重危险和灾难之存在与否拥有鉴别权、判断权和解释权, 那么在风险社会, 这种垄断权力必须要交还给创造和承担这些风险和灾难的每一个人, 交还给其生死存亡系于此类风险和灾难的每一个人。

(一) 搭建公共协商平台

制度主义者认为风险社会中政治的困境在于, 科学和经济的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 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政治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而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国家作为独立主权结构和等级制的协调者身份也因在现代风险定义过程中暴露的弊端而出现了萎缩。贝克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分化的政治来取代中心的政治, 其核心思想是, 民主政治不应该仅限于代议制体制, 而要充分认识到风险政治没有中心, 在任何垄断者可以进行自我控制的地方都应该提供进行批判和民主控制的渠道。“权威性的决策和行动的国家正在让位于协商性;协商性的国家的作用是搭台唱戏、安排对话并给予指导。”[16]原本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之间划定的僵硬的界限必须要打破, 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 不受公众影响, 这种观念现在必须改变。

在探索风险社会的发展出路上, 贝克并没有走上后现代主义的以非理性对抗理性的道路, 而是主张理性地对待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贝克看到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科学技术体制是引起风险的重要原因, 但他反对“简单地抽身退步”, 即简单地否定抛弃, 而主张启动能够对自身体制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反思的社会进程。贝克与哈贝马斯一样提倡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即以一种新的理性来对待第一次现代化中的启蒙理性。首先确立政治和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优先性;其次倡导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 一种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的社会 (包容各种差异而又平等的后民族国家社会) ”以及“世界主义的民主”;最后将希望寄托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等世界性非政治运动的作用上。在具体的社会治理策略上, 贝克对此提出了两个相互连结的原则:第一, 实行权力分配;第二, 营造一个公共领域[17]。贝克认为只有一个将风险定义权力实行分配且下放, 才能避免风险社会中政治、学术与媒体的恶性竞争体制;只有一个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倾听风险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希望怎样生存”的呼声, 才能把所有个体所希求的生存标准应用到政策制定、科学规划以及媒体宣传中去, 并成为绝对占优势的指导原则。

公共协商的核心原则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在各自的背景下对风险的感知、定义和选择, 民主原则是其中当仁不让的首要精神。19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中兴起的“商议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模式是这种公共协商制度的系统表达。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和交往 (communication) 行为等概念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超越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之上的“第三种民主”的规范模式, 即程序主义的商议民主[18]。商议民主强调通过讨论、商议达成妥协和利益调整, 而这种妥协和调整不仅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议制度形式, 还应当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商议制度形式。哈贝马斯强调, 商议民主的实质在于: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 公共意志的形成, 必须包容所有人不同的意见, 并通过理性的论证或争论, 以求得共识。

制度主义的这一套理念在西方科技风险治理方面已经有了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西方上个世纪中期关于风险特别是科技风险仍然处于专家争论阶段。这一时期, 人们开始意识到核能的使用过程中所潜藏的风险, 并对如何安全地使用核能、如何控制和评估核能给人们带来的风险展开了争论。争论的主体是专家和管理员, 公众在这一阶段被排除在外。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公众声音。这一时期, 人们开始提出对各种风险进行比较, 并提出了社会承受风险的能力问题。争论的主体中除了专家和管理员外开始出现不同意见的反对者, 公众也开始关注核问题产生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是公众焦虑的十年。这一阶段的风险问题研究不再由专家们关于科技问题的争论来主导, 而是由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和新技术的反对派们的辩论来主宰。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公众开始对风险产生焦虑。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 这时期人们展开了全方位的风险讨论。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引起了公众极端不确定性、焦虑和冲突, 促成了对关于自然、科学、技术、专家意见和社会体制的批判。风险分析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理论等。参与讨论和研究的主体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人员, 如专家、工业界人士、管理员、国家、协会和广泛的社会成员。[19]

(二) 公共协商合法性分析

第一, 公共协商治理有利于实现科技控制中主体的解放。公共协商民主通过对公开讨论、对话、公共协商而打破专家等对知识的垄断, 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在风险的定义和评估问题上, 公共协商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风险社会里出现的风险因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公民们更加积极的参与, 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新风险的研究和执行不能也不应该由相关专家单独做决定, 而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做决策, 比如, 基因技术、核技术等高科技是否安全, 它们能否造福人类, 它们带来的福多于祸还是祸多于福。在风险社会中, 风险的争论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 它们是社会冲突的集中展现。在这些社会冲突中, 价值和观念争论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范围之外。因此, 外国学者提出了“科技民主”的理念, 认为承担整体风险责任的主体并非仅是专家, 而是全体的社会。“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 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 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 这也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价范式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公众参与风险决策可以使风险政策制定更民主化, 通过了解更广泛的观点、知识和经验, 就更有可能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 而不是在技术官僚制的决策过程形成的思想。虽然就具体某方面的风险本身而言, 专家们懂得最多, 但对于相关风险的社会影响或潜在社会影响, 则是受风险直接影响的团体了解最为深刻和全面, 因而公众参与将直接有利于对风险的社会影响的判别和分析。[20]风险的出现打破了科学家的知识垄断, 打破了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应对风险, 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利益、观点的表达, 以及共同决策。因此, 社会必须要鼓励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建立公民参与渠道、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访谈等民主方式, 同时, 借助公共媒体, 围绕公众关心的某些问题形成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 为新的决策奠定群众基础。

第二, 公共协商治理纠正颠倒的风险分配方式。因为鼓励公民参与, 尊重各种不同的偏好、利益和观点以及理性反思, 公共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合法决策。首先, 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 政治讨论包容所有的人, 没有人具有超越任何其他人的优先性。公共协商民主政治的程序自由和平等价值, 意味着公民不仅应该有平等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也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政治影响的权利。其次, 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 理性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公共协商过程的实质性特征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再则, 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应该可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 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的过程达到一致, 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第三, 公共协商治理包容多元文化背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 公共协商民主能够充分考虑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 因而能够最广泛地照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风险定义和可接纳程度。道格拉斯认为文化代表着在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上协商和妥协的意义, 这就好像戴上一副光滑的摩擦手套, 无争议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21]反过来, 文化上的分歧是阻碍达成风险共识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少数民族和种族群体、不同的宗教信仰群体、原住民群体、弱势群体等等, 因为差异而产生了普遍的风险冲突和分歧, 如何将这些边缘化的群体、甚至少数族群纳入现存体制, 是应对风险的关键环节。只有公共协商才能提供了文化包容的可能性, 因为只有在公共协商中, 边缘群体和民族才能以平等的地位进入风险讨论, 并且其利益和立场可以无原则地被尊重。“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 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 (common good) 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 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22]这在风险的公共协商中, 正如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所写的那样:道德分歧是我们必须学会与之相处的条件, 而不仅仅是实现公正社会所必须克服的障碍。

第四, 公共协商治理重建责任机制。贝克认为, 风险一旦出现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责任问题, 而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通过参与, 公共协商民主能够明确责任, 从而有利于防止“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协商过程的参与, 使行为主体能够在对话过程中明确自身与他人的责任, 明确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建议来自各方的共识。风险的分担过程也是一个沟通和说服的过程。只有说服各方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才能使治理运行起来。”[23]因此, 公民有责任维护并促进公共利益, 更好地确定支持特定政策的机构和组织。参与公共协商过程的公民承担着的责任有:提供协商过程中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倾听并真诚地回应他人的理由和观点;尽力达成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意见。

第五, 公共协商治理重建信任理解机制。所有公民也许都会根据在其自身道德框架中所认可的道德价值而同意政治公共协商的公共基础。因为公共协商的政治框架对每位公民来说都是道德性的或真实的。简单的说, 这就是由己推人或是所谓认知上的“移情”。公共协商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因为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维度, 那就是参与者要试图去理解并认可对手所持立场的正当性尽管不一定要赞同它们。决策前进行公共协商的社会体现了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关怀。虽然公共协商需要达成一种妥协和统一, 但这只是其工具性价值, 公共协商的内在价值还包括协商者之间无条件的尊重、理解和信任:尊重对方平等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理解对方的处境和难题, 信任对方在协商过程中会给予自己同样的尊重和理解。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的风险社会, 这样的信任理解机制为解决风险争论提供了最基础的可能平台。

(三) 培育公共协商能力的公民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社会里, 我们无法预测科技革新带来的结果,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和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 而且要参与到集体的决策中, 并能够帮助那些对周围环境控制能力比较弱的人们。通过接受公共协商制度可以让每个人在风险社会里做出合理的选择并能够适应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从积极的方面培养社会的道德凝聚力与和谐度。

公共协商民主首先能够培养出风险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必需的行政人员的美德。协商民主通过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 不是强迫遵守那些无法了解的、与我们相疏离的道德要求, 而是能够培养人们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的意愿。通过充分了解其与众不同的人性、道德信念等, 人们就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其期望、关怀与需要。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有利于在行政人员中培育一种自觉自愿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遵循社会道德规范、自觉自愿地为公众服务并负责的精神和品格, 形成高尚的、富于进取精神和自律精神的政务氛围。

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能够培养出普通公众的责任感和提高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技能掌握能力。公众可能并不具备处理复杂政策或者政务的能力。但是, 一旦进入更大范围的大众参与领域, 民众将无法承担所赋予他们的民主角色。如果能就普遍关心的事务进行公共协商并且切实将协商结果贯彻到政策执行中, 长此以往能够增强公民的辨别能力, 激发人民掌握和运用不断更新的知识以预防和控制风险, 培养长远和全局的眼界, 能够理解为长期目标而牺牲短期利益的好处, 能为整体利益牺牲狭隘的私人利益。随着协商民主的日益完善, 人们的政治智慧也会随之大大增强。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不断提高政治能力的公民就 (下转第87页) (上接第23页) 可以组成抵御风险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与知识社会、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社会都不同, 它有四个基本功能:一是填补了国家和市场治理机制所遗漏或无法达到的领域。志愿行动是公民社会运行的重要方式, 可以调动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整个社会遇到的具体问题, 尤其是一些新的、无法被纳入正式制度解决范围的问题。二是它充当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连接的过渡带, 减少了公共权力直接干预到私人生活, 同时也能把私人领域中形成的共识通过言论、行动转达给公共权力。三是公民社会减少了市场对社会的过度侵入。它倡导社会自愿合作与互助的价值理念, 发动各种以实现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为目的的社会运动, 这些无疑是对利润至上价值观的抵制。四是公民社会的发育水平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自组织和信任程度。[24]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第2篇

关键词

协商民主

民主政治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协商民主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一种民主形式，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拓宽民众诉求渠道，广纳真知灼见，进一步增加推力，减少阻力，凝心聚力，形成合力。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对于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两种形式，前一种一般称为“选举民主”，后一种可称为“协商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它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之所在。

一、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内涵和实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吸收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总结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的重要命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一表述意味着协商民主被视为与选举(票决)民主相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议题。由此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它集广泛参与、平等对话、协调协作、民主监督、激发潜能、寻求共识、和谐共赢、科学发展为一体，具有更大的包容空间和有效的行为空间。协商民主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一种民主形式，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拓宽民众诉求渠道，广纳真知灼见，进一步增加推力，减少阻力，凝心聚力，形成合力。

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里的关键，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有序”，并使这两个方面能够有机统一起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在为人民民主奋斗的过程中创造的民主形式，其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在很高的制度层次上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二、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

党成立后，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与会人员进行两天激烈辩论后，才达成同意合作的意见。为推动中国革命，选择了与国民党合作。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政实行“三三制”，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充满协商的民主政权。取得全国政权后，党借助民主协商，完成了建国大业，随后还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一段时期内，由于放弃了决策协商，领导人独断决策脱离实际，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挫折。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提出要注重制度建设，推动决策体制向着民主化科学化进发。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后来的党代会报告或党的文件对协商制度建设有过关注。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在决策前、决策中都注重协商，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重要观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专门性文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更在于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破解政治体制改革难题，开拓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新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政协协商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协商。”《意见》在我国“协商民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决策协商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三、健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意义

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并在政治建设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引导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始终要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并把它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内容，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充分体现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通过其主体所涵盖的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协商民主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应该以公民为主体，而且应积极为公民提供平等参政的条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协商民主会不断完善，通过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能够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参与公共决策，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协商民主的必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成为党建立科学民主决策体制机制的重要一环。有利于完善人民畅通表达意愿、参与政治的良好机制，进一步体现执政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力的尊重，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有利于党和政府更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意、把握社会动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更有效地实现科学民主管理。我国的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协商的同时，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种郑重的民主形式。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有利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体现广泛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体现包容性。协商民主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民主形式，既有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渠道，也有网上论坛、民意调查等非制度化的渠道，关注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之外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过程，郑重、灵活、真实、有效。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是一脉相承的。有助于促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理念的实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智慧，凝聚力量。“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能够有效地消除分歧和差异，最大程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人民大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增进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达成一定的共识，有利于公共决策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我国的协商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尊重每个人和每个组织的民主权利，有利于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科学决策，确保全社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从而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更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五、有利于制约和监督权力,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协商民主强调协商过程的普遍参与性与公开性，在有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上，协商主体通过互动式对话、讨论、谈判、审议等方式公开透明地进行民主协商，可以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发挥特殊功效。在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协商在决策之前的原则，包括反腐倡廉决策在内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和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权力创造宽松环境，有利于弘扬廉政文化,营造廉洁社会氛围，发挥人民群众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第六、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尊重我们自己的文明根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最有特色”部分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同时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蕴涵在中华文明深厚根基之中，符合人们要求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美好愿望，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产生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根基出发，树立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治理念，同时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盲目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路径选择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好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相关问题。协商民主的含义进行界定时指出，“公民、政党、利益团体和专设的政治协商组织”都可以成为协商的主体。人民政协不仅应该作为一个协商载体或平台，而且可以作为协商主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往政协的工作实践来看，人民政协在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协商主体和协商载体的双重属性，对此需要加以明确。

第二，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人民政协之所以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于它拥有其他协商民主形式所不具有的巨大优势：一是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涵盖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同胞；二是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坚持求同存异，只要认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都能够凝聚到一起，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三是党派之间合作的真诚性，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不存在对抗和竞争，与西方多党制、轮流执政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加强人民政协制度建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确认人民政协作为实行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政治形式、组织形式的法律地位。如果在政协协商的时候难以形成共识或存在重大分歧，就不能匆忙提交人大会议审议通过。此外，政协委员有权通过视察、调查的方式对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有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监督等等。要确保人民政协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力得以正当有效的行使，就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进行明确界定。

第三、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丰富多样，党内民主有协商，人民代表大会有协商，政协会议有协商，基层民主也有协商；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通过这些渠道和形式使各方面特别是基层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同层面的渠道得到充分反映。还有就是要体现制度化。协商民主也要有制度化安排，使协商民主按照规定的程序、渠道、形式开展。

在协商民主制度的程序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协商议题的提出和确定的程序、安排协商活动的程序、通报情况和听取意见的程序、及时整理并报送协商成果的程序、认真研究处理并反馈处理情况的程序等。健全情况通报制度，政协提案、委员视察、专题协商、课题调研是向党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渠道，是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手段，要制定程序、形成机制。

第四、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民主协商的要义不在于协商本身，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更加民主、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使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在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中得到更好体现和保障。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就是要把推进民主协商与健全科学决策机制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政治协商、听证会、论证会、评估会等形式，把协商民主融入决策的全过程，使协商民主落到实处，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

社会协商 第3篇

一、丰富党和国家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的保障又必须拓展民主渠道，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丰富协商民主途径。当前，我国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还不够完善，诉求渠道还不多、诉求作用也还比较弱，这是引发一些本不该发生的冲突的重要原因。目前许多领导干部很想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并努力把实事办好。但是，由于呆在机关里空想，决策往往与实际距离较大，这就迫切要求完善决策机制，特别是民主决策机制。决策民主化指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按照民主程序进行决策。协商民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重大决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协商民主注重民主在平等、宽松的氛围中，强调协商、商量、和谐，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在协商中深化认识、消除误解、增进理解、形成共识。通过协商，能够广开言路、广集众智、广求良策，把社会各方面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进行系统、综合的反映，有助于听到各种真知灼见，寻到各种真招实招，使党和政府决策更加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特别是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表明协商民主制度能把社会各方面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进行系统、综合的反映提供了更多可能，从而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二、促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新改进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科学对待和处理政协、人民团体、社会各种组织的关系是重要方面。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参加单位和代表人士的法律地位平等，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它们联系和团结不同社会阶层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人民团体和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正确引导这些组织的发展方向，拓展其发展空间，支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并通过他们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可以使我们党通过党际之间的协商、党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协商等等，争取在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和未来的重大问题上，从认识上取得最大公约数，在思想上保持最大一致性，在行动上保持最大协调性，从而使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得以更好实现。所以，完全可以说，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扩展党实现领导作用的基本形式

我们党的领导，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执政党与参政党讲政治协商，各个单位讲民主讨论，比之西方民主的竞争性、对抗性、排他性要好得多。协商的过程，既是广泛听取各种不同声音、充分吸收有益意见建议的过程，同时也是让社会各方面了解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體现了执政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并在人民支持下有效治理国家，管理社会。

四、提供了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重要途径

面临着变革的新要求，从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转型，引发了社会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由此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诸如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决策失当，酿成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比如，贵州瓮安“6·28”事件，根源之一就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使部分群众对基层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结构越来越分化、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群众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样，群众的参与热情也越来越高。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协商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如何更好地加强制度建设，构造规范的制度渠道，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对执政党的重要考验。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就为合理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了重要制度安排和渠道。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必须更多地引入协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积极地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径，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平等地进行讨论，努力做到“有差异不扩大、有矛盾不对抗、有分歧不纷争”。要大力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协商求同，不断地以真正的公开、真诚的协商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五、为人民政协发挥作为提供了更广阔的渠道

浅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历程 第4篇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渊源

1840年,中国的近代化道路艰难起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精英式改革与革命的结果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这其中就体现出一个问题: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革命,最不能回避的,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孙中山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要实行民权,绝不能学英美等国的自由主义,一盘散沙对中国来说有害无益。中国人民要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对抗外敌的侵略,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因此他提出著名的权能分开的理论,政权要集人民的权力与意志形成,而治权就需要有能力,有专业素养的人民来担任,并且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主,并且治理好国家,孙中山先生首创了五权分立的政治体系,这是我国协商民主产生的渊源。[2]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丰富,发展了协商式的民主。最初的协商式民主实践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中,采取党员占据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据三分之一,其他中坚分子占据三分之一的一种办法,以相互征求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这种民主制度被邓小平所盛赞,认为是最好的民主政权形式。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有关协商民主的实践,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考虑,愿意与国民党和谈,主张结束一党独裁局面,各民主党派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以实现民主。这个主张发展到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实现了协商建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发布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就成立新中国等问题达成协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治协商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主形式实现了制度化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逐渐成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权力机关,是人民民主代议制的形式,人民政协圆满完成历史任务,然而我国继续保留了人民政协,让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而存在,以求扩大民主,实现最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中指出,“政协委员中全国人大代表的数目仅仅占了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仅仅有人大还是不够的,需要通过政协来容纳许多一起商量,我们是讲究民主人民做主的国家,民主是大家一起商量办事,不是一党独裁。”[3]我国目前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两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在这里就可以初见端倪。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各项事业迅速步入正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曾经对民主党派有关的发展问题进行关注,认为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政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相互帮助,相互努力。因此,他主张将我国的政党制度描述中的“下”字去掉,这样更体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平等关系。[4]1991年,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5]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两种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也逐渐成型。

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不断发展,21世纪以来,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我国协商讨论的民主形式逐渐被提炼成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在总结我国两种民主形式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写进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存在,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长期的民主实践中,我国的协商式民主不断得到总结,提炼,发展,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在近代的民主化过程中自己选择的结果和不断自我摸索实践的产物。协商民主的发展开始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的成长,不仅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的努力,而且为国家在大规模上的转型、实现有序的发展并且达成有效的治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又进一步强调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必将促进人民民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金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2][4][6]林尚立.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J].红旗文稿,2015.9.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第5篇

——学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

叶小文 张峰 《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23日 01 版）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从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重大判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战略任务三个方面，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何以必要、何以重要、何以有效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新篇章。

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看协商民主何以必要

人民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执政，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以实实在在的民主形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选举投票是人民的权利，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政治参与也是人民的权利，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权利。要把“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作为最大追求，在我国，就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持续行使，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总书记指出：“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选举民主是人民通过选举出自己代表进行授权委托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间接性的而非直接性的政治参与。而且选举民主具有阶段性的特点，用政治学的术语讲是一种起点民主或断点民主。由此就会产生在投票之后或非选举期间人民如何行使权利问题，也就是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问题。协商民主则能使人民持续而直接地进行政治参与。

从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看协商民主何以重要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靠的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好传统。“商量办事”曾经被毛泽东称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 2 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商量是个好东西，于事多有补，于民更有益。当然，现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需求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今天要商量办事复杂起来了。这就要更耐烦、更细致、更频繁、更深入地商量。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人民性决定了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管理社会。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执政长了，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官”久了，最易忽略的就是群众的呼声。对于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论多么尖锐，我们都要欢迎，不仅“忠言不能逆耳”，更要“敏于行”。作为执政者，我们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无不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识民情、接地气，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这些都离不开多商量、会商量。

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看协商民主何以有效 协商民主要切实管用、作用实在，就要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形成多样化、立体化、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体系。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如何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实在在推进，总书记强调了三点：一是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重要原则。“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凡事预则立，决策之前进行协商，有利于集中民智，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使决策的效益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协商，有利于集中民力，保证决策的完整性、可操作性，使决策更具有执行效力。二是坚持使协商成果真正有用的制度保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三是坚持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的发展方向。“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如何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方位展开，总书记强调了三点：一是拓宽协商渠道，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概括的五种渠道细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十种协商渠道。二是丰富协商类型，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三是建立健全协商方式，4 包括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如何使协商民主真正落实，切实“落地”，总书记强调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工作重点，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大多是在基层发生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协商民主如果不从基层搞起来，就难显现出它的作用，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协商民主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表达权”，都应落实到人民群众在协商活动中的发言权。

如何开展基层民主协商？习总书记强调三点：一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二是要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三是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坚持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是我国专门协商机构，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构建我国协商民主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具有巨大覆盖面的组织架构，可以为构建我国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基础性的组织作用；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经验，可以为在党的领导下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持；人民政协比较成熟的协商议事规则和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可以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可以对其他协商渠道起到配合支持作用；人民政协长期形成的平等、宽容、友善的民主氛围，可以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起精神引领作用。按照总书记对人民政协提出的新要求，人民政协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协商议题提出、活动组织、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人民政协必将在谱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篇章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已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但西方有人还是在不断责难，好像西方制度总是比我们多了点“民主”。

此论谬也。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财富不能少，民主也一点不能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唯有这个主义、这个制度、这条道路，既能在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也能更有效地实现民主。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高”在哪里，“实”在何处？总书记说，“‘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使人民当家做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

因此，我们的民主不是比西方“少一点”，而是比西方更高明、更切实，更“多一点”。“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这集中体现在，“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优势所在：一是达成共识的优势，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二是畅通渠道的优势，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三是纠错机制的优势，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四是群众广泛参与的优势，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五是凝心聚力的优势，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

协商民主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在于它独具“天时、地利、人和”，有深厚的文化、理论、实践、制度基础。它来源于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来源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制度上实现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协商执“政” 第6篇

在我结婚当天，我妈把我的工资卡递给我，说：“你这几年的工资，都在这儿。你平时花钱都是你爸赞助的。以后有了小家庭，你要懂得勤俭持家，不能再乱花钱。”

新婚第二天，婆婆早饭时交给我老公一张银行卡，说：“这是你的工资卡，以前你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该改改了，你俩工资都不算高，以后要选出一个人理财。”

我和老公面面相觑，感觉生活一下子沉重起来。饭后，我俩开始讨论谁来管钱的问题。我说：“女人管钱天经地义，把你的工资卡交给我。”老公说：“拉倒吧，交给你我可不放心，弄不好哪天咱俩就得喝凉水去。我觉得我比你靠谱，还是我管钱吧！”我说：“你一双鞋子多少钱？游戏装备多少钱？把钱都给你，咱俩怕是连凉水都没得喝。”

我们针锋相对，互相拆穿对方的败家行为，谁也不肯交权，最后只得协商：轮流管家，平时花多少钱记账，500块钱以上的花费要经过两人商量。老公很绅士地说：“按照女士优先原则，你先来吧！”

为了体现轮流管家的公平公正，我俩决定，停止到双方爸妈家蹭饭，吃饭问题自己解决。我们还约定，周末不管去我娘家还是回公婆家吃饭，都要带礼物。

第一次当权，我便面临考验：正巧商家搞节庆，衣服打折，我看好了一件衣服，2000元，但想起了和老公的约定，只好忍痛割爱。可心里始终对那件衣服念念不忘，我打起了歪主意，想偷偷拿以前的积蓄去买。没承想，我妈似乎早料到我会这样，居然把我攒下的钱全存了定期。最终，我只好和老公协商，老公乐呵呵地说：“撑不住了吧？我们可有言在先，乱花钱就得提前交权。”我只好作罢。整整一个月，我简直度日如年。挨到月末一盘点，我俩工资竟然结余不到1000元。

第二个月，老公踌躇满志接过财政大权，对我说：“结余超过你没商量。”我冷眼旁观，消极应对——对那些他满怀希望的大宗开支项目，我一概否决，搞得他狼狈不堪。即便如此，月末结账，老公结余下来的钱还不足500元。

体验了当家不易，我们都顾不得相互指责，开始认真反思问题所在。整合两个月的账单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每月支出中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休闲上，虽然每次的消费额都不高，基本都是一两百元，比如不愿意做饭了，出去撮一顿，玩浪漫的时候喝杯咖啡、看场电影，偶尔周末开车去畅游。当时觉得这些都是小钱，可累积起来就成了大钱。还有，我俩各自掌权期间，都存有私心，我拿钱的那一个月，买的衣服比较多，老公拿钱的这个月，投资游戏装备的钱比较多。据老公事后坦白，他也曾有过动用以前工资的念头，可他妈同样高明，把他的钱也存了定期。

一轮较量后，胜负见分晓，我对老公说：“看来我比你更适合当家理财。”老公说：“过日子是细水长流的事，不能凭着偶然因素就草率决定。”我问：“你有什么高见？”老公说：“我们要详细制订一个理财规则，明确一下约束条款，越细化越有利。”我想了想，同意了。

我的第二轮执政有“法”可依，相对轻松一些。比如老公心血来潮想去吃大餐，我会告诉他：“规则第三条，每周外出聚餐不得超过三次。”老公只好悻悻作罢。我看中了一款包包的时候，老公就虎着脸说：“规则第八条，每个月不能购买相同的消费品。”这样一个月下来，我们还真节约了不少钱。

到了老公第二轮执政的时候，我交权，老公却不接，对我说：“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公事繁忙，实在无暇操心这些琐碎小事，还是由女人处理比较好！”颇有些轻视我们小女子的味道。我问他：“你放心？”老公说：“这么多条款限制你，我也会时时监督你，料你也不敢擅自做主。一旦违规，立即收权。”我说：“好吧，我是丫鬟拿钥匙——不当家。”老公说：“这是新社会，你这叫执行总监。”

如今，我位居“执行总监”已经半年有余，虽偶有违规，但基本坚持了大的原则，所以老公一直没有收权。

经过磨合、协商甚至制订相关规则，所形成的财权分配或掌控模式，应该是最科學合理的，不但不需你争我夺，而且能促进家庭和谐、夫妻和睦。英子女士的经验，值得借鉴。

社会协商 第7篇

一、协商民主概述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界定

协商民主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其核心概念是协商或者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它具有如下特点:包容性——要求具有最大覆盖面的包容，所有受到政策影响的人们都有权利进入协商过程之中；平等性———参与讨论、协商的每一位公民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公开性———整个协商过程都应该为公众所了解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合法性———在作出决策之前，要充分了解和讨论参与者的想法观点，并达成共识，为大多数人接受；集体理性———在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的非理性诉求；责任性———协商过程的参与者应深知促进公共利益达到共识是他们的责任。

（二）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及实践困境

协商民主具有自身特有的价值。首先，协商民主能够培养维护健康民主所必须的美德。第二，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公共协商能够使公民意识到政治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其福利有赖于其承担自身的那份集体责任的意愿。第三，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理解。在协商过程中，各文化团体之间地位平等，它们各自的意见受到尊重，它们的文化也没有受到歧视和压制。文化团体会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从而成为建立参与持续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最后，协商民主还可以促进多元文化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将曾经受排斥的种族文化团体吸纳进协商过程，认真倾听并尊重种族文化少数的声音，从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程度。

实现协商民主对公民和政治制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践行协商民主存在一些困境，譬如现实中主体的理性不足和政治能力贫困，协商意识和协商伦理的缺失或沦丧，协商的共同价值原则匮乏和共同利益基础薄弱，公正的协商制度和程序的匮乏和场所的不足，强势力量对协商控制和派系力量对社会共识的漠视等等。尽管协商民主的实现有一定的困难，但它仍有其魅力，值得去践行。

二、中国政治协商制度设计的理论

建国之初，我国将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方式。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从这些职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协商制度设计的意图，或者是说这种制度的优势，政治协商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政治协商有利于加强各党派、团体之间的联系，促使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对于市民社会的培养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政治协商有利于加强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保障人民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政治协商能够最大程度的倾听人民的利益诉求，为人民提供沟通和表达的渠道，协调利益矛盾，促进公共利益，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对接

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相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元素，比如经过协商，充分讨论达到共识等。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与协商民主还存在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1、字面上的差异。协商民主是由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而来的，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则译为Consultative, Consultative有协商的意思，但也有咨询的意思，它与Deliberative是不同的。Consultative是决策主体向置身事外的人征询意见，而Deliberative则是决策者中拥有共同决定权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研讨。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各民主党派只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政协委员并不是决策者之一，这与协商民主的要求是不同的。

2、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协商”与西方协商民主实现的前提条件不同。西方学者大多都生活在政治权利保障完备的国家，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公民是拥有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的，这为协商民主所需要的包容、平等、集体理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我国现有制度还不够完善，对人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还不充分，缺乏实现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完全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3、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西方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对直接民主理想的复兴，协商理想与代议制民主的关系，不是“否定式”的评价，而是“建设性”的批评；而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则是一套人为设计的现实的制度安排，是对专制制度的一种替代性的设计。

4、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目的不同。西方协商民主的复兴是为了回应多元社会旷日持久的冲突、人们的政治冷漠以及政治参与的不平等，目的是为了平等的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并使决策更具合法性。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发挥了保障少数平等政治权利、提升政治合法性的作用，但最根本目的是保障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5、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不同。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的政治协商还只能是一小部分精英之间的一种协商，所达成的共识只是一种精英式的共识。而西方的协商民主主张最大程度的包容，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公民都应该参与到协商之中。

四、中国践行协商民主的途径

现今，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不断完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确保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经常性与规范性，加强制度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探索吸纳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

2、不断丰富中国协商政治的形式，拓宽协商的渠道。可以以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协商式民意调查等形式来发展协商民主。

3、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化水平，促进协商民主的有效落实。

4、不断提高经济建设水平，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保证。

5、进一步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及相关政治价值，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J], 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2]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C], 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3]王洪树:《协商民主的缺陷和面临的践行困境》[J], 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J], 载《新视野》2007年第5期

社会协商 第8篇

关键词：造船供应链,Nash协商模型,利益分配

0 引言

21世纪的竞争已经上升到企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只有具有高效稳定的供应链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供应链合作成员企业的有效协商是提高供应链竞争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设计合理的协商机制,供应链合作成员企业可以整合它们的各种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的价值。供应链合作成员企业可以就许多方面来协商,包括如何共享市场信息,如何一起规避市场风险等。但不论协商的内容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各成员企业通过协商所获得利益一定不能小于不协商时所获利益。供应链合作成员企业之间如何来分配作为一个决策整体的供应链所获得的总体利益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以造船供应链为对象,主要研究合作成员企业的利益分配的协商机制。

1 造船供应链简介

船舶工业与其它制造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物资品种规格多、数量大,各个环节的管理十分复杂。造船供应链由核心企业,原料供应企业,中介组织,和船东组成。其中造船企业处于核心地位,原料供应企业包括原材料厂和配套厂,中介组织主要是船级社和科研所。船舶供应链是一条“短”链,与典型的一般消费品的供应链相比,没有分销和零售环节,产品直接由造船企业交给船东,可用图1[1]表示。

2 协商与Nash协商模型

2.1 协商

协商按照双方参与者可以分为一对一协商、一对多协商、多对一协商和多对多协商。核心制造商在多个供应商中选择合作伙伴,进行协商合作,隶属于一对多协商。供应商在产品质量、价格、交货提前期、库存水平和产品设计等方面都影响着制造商。制造商可以从多个供应商中选择合作伙伴,供应商可有条件地选择合适的制造商。选择的过程就是协商的过程,协商成功,二者进行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最终实现利益的双赢[2]。

2.2 多Agent协商工具

Agent是分布式人工智能的概念,Agent最早出现在人工智能(AI)领域[3,4]是在某一环境中能持续自主运行的独立的功能实体,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自主性和相互协作性,能作用于自身和环境,并可以和其它Agent通信。多Agent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Agent组成的一个系统,称之为MAS,多Agent技术的种种特性使之特别适合用于分布式系统的研究,而当前激烈竞争环境下的供应链系统恰恰是个典型分布式系统,因此,多Agent技术成为了在共存与竞争的环境下,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协商的有力的工具。

2.3 Nash协商模型的假设条件

首先考虑两人协商的情况,造船企业的采购Agent与来自于供应商的销售Agent分别代表两企业进行利益分配的协商。称F为可行集,表示采购Agent与销售Agent协商的所有结局的集合。当协商结果失败时,表示协商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即不能产生双方满意的一种结局,显然双方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在协商过程中,作如下假定:

2.3.1 个体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个体获得的收益不会小于其在冲突点所得收益,否则合作则无意义。令(US,UM)为最终结果,即US>dSMAX,UM>dMMAX。其中,dSMAX,dMMAX分别为供应商Agent与船厂Agent的冲突点。Agent参与协商的目的是要获取最高效用。

2.3.2 联合理性(Group Rationality)

如果一种可能的结果G1能够使协商双方所获得的收益均比另一种可能结果G2使协商者获得的收益最大时,双方是都不会满足的。即如果πS(G1)>πS(G2),πM(G1)>πM(G2)π且(πS(G1),πM(G1))∈F,(πS(G2),πM(G2))∈G,肯定不是最终结果供应商销售Agent希望达成协议(出价)A1,但船厂采购Agent提出了A2(还价),而供应商销售Agent觉得不可接受,因此又出一轮新价,如此循环,直到最终达成协议。令πS(A1)和πS(A2)分别为供应商销售Agent分别从A1和A2中的净收益,显然πS(A1)>πS(A2)。如果供应商销售Agent拒绝船厂采购Agent的还价,而坚持出价A1,则船厂采购Agent可能拒绝接受A2,从而协商终止,双方收益都为零,得到的只有机会成本。为得到净收益πS(A1),供应商销售Agent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它想达成协议,但它又不愿意损失过多。另一方面,船厂采购Agent也可能接受A1,从而达成协议。因此供应商销售Agent面临的是一个两难选择。同样,船厂采购Agent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协商的Agent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私心”出价,一般来说,最开始双方不会接受对方的建议,根据以上分析,其中一方(或双方)会做出退让,提出新的建议,如果还不能达成协议,则又会有一方退让,如此反复,这种让步过程一直进行到双方净收益的乘积最大为止。根据上述定理,可以知道通过理性的协商,最终结局是使得双方净收益乘积为最大。图2充分说明了两Agent进行博弈的过程。F为可行集,d为冲突点,横坐标表示供应商销售Agent的收益,纵坐标表示船厂采购Agent的收益,双方在可行域F内就各自的利益展开拉锯战,其收敛方向为图中箭头所示方向,最后达到Nash协商解a*,为双方都满意的协商结局。以上是以两个企业间的协商为例进行分析,很容易推广到多个企业间协商的情况。

2.4 不对称Nash协商模型

Nash在1951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最优解可以由模型(1)解出。其中(x1,x2)是最优解,F表示可行解集,d表示协商冲突点,也可以理解为协商起点:

该模型虽然简单,却是许多协商问题的基础。可以得知,两个“相同”的人在协商时都必须从可行解集F中得到相同的分配额,这是因为该模型的解的前提是需要协商双方的“情况”要对称,也就是说双方对风险的偏好是相同的。即当协商双方都是风险中立型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协商效力。[5]如果考虑到协商双方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的时侯,以上模型就可以泛化成(2)该模型也就是不对称Nash协商模型,α,β代表协商能力,所承担风险越大时,其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显然,承担风险大的一方所得到的利益也大。

上述协商模型很容易推广到n个成员参与协商的情况。

3 造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利益分配系数

由于船舶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在通常情况下,造船供应链的总体利益无法在各企业合作之前准确估算出,为此,引入利益分配系数的概念,即各企业所得利益在造船供应链总体利益中所占的比例系数。

3.1 造船供应链成员企业利益分配原则

在对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利益分配时要遵循以下原则:(1)平等互利原则。合作中的地位以及对利润追求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个伙伴都要按自己在供应链合作中所做的贡献索取利益。(2)“双赢”或“多赢”原则。利益分配应保证参与供应链的各个伙伴企业都“有利可图”,这样才能形成并维持供应链伙伴的合作信任关系。(3)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利于培养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团队精神,提高整体士气,避免成员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与隔阂,同时也能更好地激励伙伴的工作热情与投资热情。(4)利益风险匹配原则。利益分配应与风险承担相一致,利益分配的比例,取决于风险分担的比例。

3.2 利益分配系数的求解

根据供应链的总利益由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分享的原则,利用不对称Nash协商模型可以求出造船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利益分配系数。

其中(1)为目标函数,要求造船供应链的总利益最大,ai为i企业在协商开始之前提出的供应链所有合作企业的利益分配系数ai={ai1,ai2,…,ain}。aij(j=1,2,…,n)表示第i个企业认为第j个企业应该获得的利益分配系数。aimax和aimin分别表示企业i最理想的分配系数和最不理想的分配系数aimax=max{ai1,ai2,…,ain},aimin=max{ai1,ai2,…,ain}。αi为i企业利益分配系数的权重,表达式如(5)所示。其中Ii为i企业的投入系数,Ri为i企业承担的总风险。Ii其含义为i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合作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其表达式由公式(6)所示。E1i,E2i,E3i分别表示i企业的资本价值,生产能力价值,技术价值,可以通过统计得出。

影响造船行业的风险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波动造成的成本风险Ric,技术相对落后潜在的风险Rit,合作风险Rih。分别找出决定上述每种风险的因素集,根据其对风险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分别赋予各因素相应的权向量,设置因素的评价集,并赋予评价集各元素以量值。组织有关专家组成风险评估小组,让他们按照评价集中设置等级对各风险因素的高低进行评价,将评价结果归一化,得到模糊关系矩阵,从而进一步得到各风险的系数。则企业i所承担的总风险系数可以用公式(7)表示。

利用库恩—塔克条件对公式(1)进行求解,得出经过协商后的各合作企业的利益分配系数,如公式(6)所示,显然得出的结果都落在[aimin,aimax]之间,各合作企业对其得到的分配系数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合作成员之间还可以进行分配系数的小幅度调整,从而得到最终令所有合作企业都满意的最终结果。

4 实例分析

在以某船厂为核心的造船供应链中共有4个合作企业,在协商开始前分别组织各合作成员企业的专家,通过对以往各企业所得利益的分配的统计分析,给出供应链中各业的利益分配系数,并令V表示在协商开始前各成员企业的利益分配系数矩阵,

易知,amin=[0.39 0.15 0.15 0.20],amax=[0.45 0.21 0.22 0.25],对以往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得出各成员企业的价值构成E如表1所示,运用公式(6)计算可得I=[0.35 0.15 0.20 0.30],组织专家对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打分,最终可以得到R=[0.37 0.13 0.15 0.35],由公式(5)可得到各成员企业的利益分配系数为α=[0.46 0.07 0.110.37],根据公式(8)可以得出经过协商后各成员企业的最终利益分配系数为a*=[0.4402 0.1576 0.1616 0.2407]经检验a*满足约束条件(2),因此认为各成员企业都得到了可以接受的结果。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协商机制下,造船供应链合作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给出了利润分配系数的模型,利用该模型,各参与企业可以的得到比较客观结果,也为各企业之间的进一步协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没有考虑协商的成本与时间约束。由于造船企业的订单多来自国外,本文在设计风险指标时,也没有考虑汇率变化,以及波罗的海指数(BDI)对造船供应链总利润的影响。在上述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参考文献

[1]熊云峰,陈章兰.现代造船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策略研究[J]江苏船舶,2008,2:42.

[2]VerdicchioM.,ColombettiM,Commitments for agents bas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ACM SIGecom Exchanges,2002,3(1):13-23.

[3]Bond A,Gasser,L.Reading in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an Mateo.CA.[M]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1988.454-460.

[4]赵龙文,侯义斌.Agent的概念模型及其应用技术.[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00,22(6):75-79.

协商民主文献综述 第9篇

1.1 西方协商民主的产生

20世纪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发展,或者说是民主理论关注的新动向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它是指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对协商的主题提出自身观点并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偏好;他们会批判性地审视各种政策建议,必要时根据他人理由、条件来修正自己的最初观点,实现偏好的转换,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协商民主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找到它的原始存在,所以,它只能说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而非创新。协商民主在公民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激发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协商民主在公共协商过程中,由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实现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公共协商,基本特征是合法性、公开性、责任性、程序性和参与性,理论渊源是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协商民主能够促进决策合法化,培育公民美德,平衡自由主义的局限,以及控制官僚自由裁量权。

1.2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一重要论断的显著特点,就是强调协商民主是同选举(票决)民主并列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这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发挥极其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而且我们的国情也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有利于发展协商民主的精华,建国以来的政治形态也是我们发展协商民主的优势。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方的民主政治发展迅速,协商、对话和商谈的机制,被广泛引入各地的民主实践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如浙江省地方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村民民主恳谈会和互联网公共论坛等形式及其实践,集中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

2 国内外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2.1 国外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2.1.1 协商民主的内涵研究。

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但是,真正赋予协商民主动力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而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等著作包含着丰富的协商民主思想。一般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和话语民主理论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基础。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有关公共理性的论述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资源。

詹姆斯博曼和威廉雷吉主编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论文集,收录了当代西方学术界著名的学者,譬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埃尔斯特和扬等人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内涵等,并对协商民主的各种争论进行了归纳,是当代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的重要著作。论文集在内容编排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选编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述协商民主的文章;第二部分选编了当代一些主要政治学者对协商民主观念的最新阐释,从而能够帮助公众循序渐进地认识和理解协商民主理论。

2.1.2 对协商民生的认识与评价。

约翰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一书中指出: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即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主权在民的落实)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到民主中。全书围绕着协商是否是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决定性手段;协商应该是以一致的共识为目标,抑或仅仅是票决前的一个序曲;协商合适的归宿是既有的代议制,还是应该向社会层面推进等14个问题对协商民主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协商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形态。

詹姆斯博曼在《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提出:由于大多数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基本上是规范性的,是基于理想的而非现实状况做出的思考,这种理想性的研究路径,难以将规范的政治理论同实际的民主实践以及民主变革的真正可能性联系起来,从而加剧了对协商民主理念可行性的怀疑。为了对协商民主现实可行性的怀疑进行回应,作者一一考察了协商民主面临的三大挑战文化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最后认为这些并不是协商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该书,可以在对协商民主质疑的反驳中,加深对协商民主的理解。

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在他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论文集中,一是具体评价了协商民主的主要规范性理论;二是对有关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进行了分析;三是对协商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性探讨;四是通过案例分析,对协商民主在宗教和文化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该书收录的文章,一般都是从对前人的协商民主理论反思和批判出发,结合社会现实,阐述了对协商民主规范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新认识。虽然学者之间对协商民主的实质和制度建构还存在分歧,但也都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理论上有力和制度上可行的民主模式。

另外,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的未来》中提出“对话民主”的概念,并认为对话民主的落实需要协商民主制度来保证,只有协商民主制度才是取得政策一致或试图取得政策一致的途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ohnDyrezk教授更是针对不同区域的协商民主问题进行了探讨:不同地域的协商的方式和经验有所不同;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立法、司法、国家行政及地方基层行政部门都可以搞协商;老百姓论坛的质量比较高但党派间协商对政策的影响较大;一个开放活跃的公共领域在协商民主中起着重要作用等。

2.2 国内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经由系统的理论介绍阶段进入了将民主协商理论与中国具体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成果体现在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理论处副处长陈家刚博士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该书选用的文章全面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协商民主的主要观点,为国内提供了协商民主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第二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有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的《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因此,借助统一战线提供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制度资源在中国发展协商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新世纪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与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的变革与发展至关重要。

政治研究者何包刚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关注中国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探寻。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指出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了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从协商式民主的角度分析了发生在中国基层的一些民主政治参与的经验。

另外,还有些学者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借助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研究我国基层的协商民主实践,主要围绕在“民主恳谈会”、网络公共论坛、城市社区治理等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慕毅飞主编的《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则根据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制度,选编了一些科研人员、学者以及行政官员对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论述,对民主恳谈制度这种原创的民主政治进行了肯定,肯定了这种制度在建设和谐社会里破解中国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理论价值,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重要尝试,是基层民主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泥土里诞生的中国的新形态民主政治,并列举分析了一些民主恳谈的案例,给我们研究协商民主制度,进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总的来看,国内目前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尽管己经翻译了一些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的论文和著作,但是,还缺乏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制度设计和实践的系统总结。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运用,除了林尚立、朱勤军、郎友兴、陈剩勇和陈家刚等学者作过一些探索外,尚缺乏专门和系统地研究。

3 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以公民参与决策作为民主的核心价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群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作为实现民主价值的一个主要方面或环节,这丰富了我们对于民主的认识,因此,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民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协商民主理论告诉我们,民主不仅仅体现为自由选举,更主要地体现为参与决策;决策的过程不是领导拍板的过程,而是民主协商的过程;民主协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的共谋,也不是政府为自己已有的决策提供理由而召集举行的所谓“论证”会议,而是各利益团体就某些公共事务充分表达各自利益和意见,通过讨论协商最终产生公共政策。协商民主理论的这一核心思想,将我们的民主化建设工作重心从“公投”和选举引向自由平等的辩论和协商。

社区协商的重要意义 第10篇

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业主们省吃俭用购买了住房,实现了“居者有房”的理想,有了自己安居的家园。可是一旦发现自己珍贵的物业权益被侵犯或物业服务水平低下,小区里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物业纠纷。甚至还会将这种纠纷扩大、蔓延到社会上去,目前这已成为劳资、医疗和环保四大社会纠纷之一。

业主委员会是代表和维护全体业主的物业权益,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业主自治组织。如何正确引导业主依法、理性和审时度势地维护业主的物业权益,同时还要保持住宅小区和社会的稳定,就成了业委会最重要的任务。多年来社会上对业委会的负面评价甚多,如“业委会是乌合之众,没有一个好鸟”“吃饱饭没事干,借故发泄、找事”“挂标语、上访、集会、破坏小区的安定环境”“小区里原来相安无事,只要成立了业委会就会闹得不太平”等。业委会是个新生事物,遭到种种非议和反对也不奇怪。正如马路上出现闪着红灯的警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必然造成暂时的堵车,难道可以认为是警车引起的交通堵塞?同样道理,是因为侵犯了业主的权益、服务水平低下,才引发业主要求成立业委会,当受到阻挡时,业主当然不肯罢休。

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是没有主体地位和话语权的,成立业委会的门槛过高,且受到各种阻力,加上有些业主的小农经济意识,对小区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甚至不尽业主义务享受业主权利。而开发商、物业企业却越俎代庖成为物业管理的主导者,并且普遍地侵犯业主的物业权益,这就是目前住宅小区里物业纠纷的根源,也是造成各地业委会成立比率过低的原因。

协商、悦纳、体验 第11篇

一、“夹心蛋糕”策略的来源与内涵

“夹心蛋糕”策略是由美国学者特蕾莎博士在整合学习模式中提出的一种教学策略。整合学习模式强调全方位的学习，整体学习、立体学习、快乐学习、自然学习、创造性学习。它致力于帮助幼儿在群体中生活、学习、成长，通过一些为需要的人更好服务的学习方案去激发他们，在此信念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利他行为并进行能力、知识的建构。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学习的过程也要以促进合作而不是竞争为目的。“夹心蛋糕”策略就是一种促进合作学习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策略常常用于简单但引人思考的问题情境中。它往往由教师提出一个可以自由回答的问题，并从邀请孩子一起来制作一个关于由不同答案组成的“夹心蛋糕”开始。提出问题后，教师激发每个孩子回答问题，并鼓励给出不同的答案，教师运用图解或绘画的方式将不同的答案用分层记录的方式写在黑板上。第一个答案是蛋糕的第一层，每次有新答案时给蛋糕添上一层，这样可以鼓励孩子相互倾听，但又不相互复制问题的答案。如果孩子想不出答案，教师可以说“我一会再请你回答”，让孩子有足够的思考时间，最后记住再请这名学生起来回答。直到所有孩子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才完成一个夹心蛋糕的制作。这一过程让孩子体会到知识积累与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集体合作的过程，同时，也帮助那些害羞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以“夹心蛋糕”作为策略的比喻，一是因为它是孩子日常生活经验非常熟悉的一种食物，还因为蛋糕的甜美味觉，能引发孩子食欲，这种感觉会迁移到学习中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时，“夹心蛋糕”的形象性，也使孩子能更好地理解相互间的合作，并在“蛋糕”美味的吸引下，积极参与合作。

二、大班幼儿群体合作的思考

群体合作是指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同伴间相互理解、彼此信赖、互相支持，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心理学研究发现，5～6岁的孩子已具有相当的智力和体力，他们不再处处依赖人，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与同伴交往的欲望日益强烈。但由于缺乏社会交往技能，矛盾冲突也迅速增加。群体合作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幼儿社会性发展，社会性发展良好的幼儿具备在集体中与同伴融洽相处、谦和、宽容和乐于助人等良好个性特征，所以从小培养“群体合作意识”对幼儿一生都很重要。

三、“夹心蛋糕”策略的运用

（一）协商解决冲突

在实际工作中教师经常会碰到孩子不是告状就是吵闹，这时就需要教师帮助幼儿解决问题，同时教给幼儿协商解决的方法。通过同伴集体调解解决冲突，重点在于使幼儿成为冲突处理的积极参与者。同伴调解的目的不是为了决定谁对谁错，而是鼓励幼儿能够迅速且高质量地解决冲突，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同伴调解是解决幼儿冲突最主要的途径，言语协商是最有效的方法。

案例：画坏了，怎么办？

在美术活动“小汽车”即将结束时，我看到两个孩子的画上有几条黑色线条，他们互相指责。我觉得很奇怪，自己有纸为什么要画别人的呢？原来明明正在勾线，突然被东东的手臂碰了一下，这样明明的画就有了很长一道黑印，明明很生气，但东东觉得自己没有故意去碰明明，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明明觉得自己很吃亏，就去东东的画上画了一道，于是你画一道，我画一道，就成了乱糟糟的画了。为了培养孩子的冲突解决能力，我们决定请小朋友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这一冲突。我们采用了做“夹心蛋糕”的形式。

首先老师呈现问题情境：呈现两幅被画得乱糟糟的画，问孩子看起来美不美，画为什么成了这样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有谁来讲一讲？（或许是当事者，或许是其他小朋友）

第一层蛋糕，引导理解。

引导幼儿从“遇到这种事情你的心情会怎样？会怎么想，”开始谈论。小朋友纷纷回答说：自己的作品被破坏了会很难过；很伤心；会很生气……根据孩子的回答，我用简笔画画出各种表情，贴出第一层蛋糕。

第二层蛋糕，承上启下。

“看来，遇到这样的事，大家的心情都很难过，那难过的情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生气会气出病的。”“生气还会让旁边的人觉得你很可怕。”

第三层蛋糕，解决冲突的技巧。

“消极情绪很不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安安：我来安慰他，叫他不要难过。

贝贝：谁碰的，就让谁对他说声对不起吧！这样他会心情好一点。

月月：这条线在小汽车后面，可不可以在后面再画一辆小汽车，让这根绳子拉着后面的故障车，要去修理。

丹丹：可以画下雨的马路，那条线就是汽车开过溅起来的水花。

小宝：画一条有纹路的马路，就像斑马一样！

皮皮：给汽车画一件漂亮的格子披风，就像超人一样。

我把孩子的想法记录下来，完成了一个三层的夹心蛋糕。

在协商中新的想法和办法产生了，孩子们积极分享自己的看法，他们七嘴八舌出了好多主意，明明不再难过，东东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大家一心要把这张画画好。最后明明选择了下雨天的情境，那些线条居然生动起来，仿佛来了一场大雨把汽车淋得像落汤鸡。

遇到冲突，教师可采取共同商讨的办法，最后用大家都赞同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幼儿在协商的过程中学会了谦让、谅解等交往合作技能，懂得与人合作要友善、谦让、团结、互助，克服了任性、以自我为中心等不利社会交往合作的行为。

（二）认同欣赏悦纳

人和事物都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学会欣赏事物的差异，学会尊重他人，明白人各有所长的道理，而不能取笑和排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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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不受欢迎的丁丁

丁丁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非常可爱。他因为受家里宠爱，变得很霸道，喜欢抢同伴的玩具和书，别人不给他就哭。有些孩子不喜欢他，甚至叫其他孩子也不要和他玩，这样他的玩伴越来越少。看出来，他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有的时候抢东西其实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采用做夹心蛋糕的形式，希望能帮助丁丁，缓和他和大家的关系。

第一层蛋糕，引导幼儿从“我眼中的丁丁”开始谈论，了解大家对丁丁的认识。

有一天早上，丁丁又来告状，说小朋友不愿意和他一起玩。

老师：今天丁丁不太开心，先请丁丁讲讲为什么不开心？

丁丁：小朋友不喜欢我，不愿意和我分享。

老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丁丁吗？

明明：我不喜欢丁丁，他总是抢我的书，很霸道。

丹丹：他很小气，从来不和我分享玩具。

亲亲：我喜欢丁丁，他知道很多恐龙的知识。

小宝：丁丁从来不挑食，他每天都把饭菜吃得很干净。

越越：我觉得丁丁很大方，上次春游他带了好多巧克力，分给每个人。

小艺：丁丁爱干净，不挖鼻子。

琳琳：他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发脾气。

第二层蛋糕，小结丁丁的优缺点——看来，丁丁除了霸道、小气，也有很多优点：讲卫生、知识丰富、进餐习惯好。

第三层蛋糕，帮助幼儿悦纳同伴——让我们一起来帮他改正缺点。

平平：我们可以和丁丁讲道理。

盈盈：如果他生气，我可以给他讲个笑话，逗他开心。

小丽：大家都是好朋友，应该和他一起分享玩具。

贝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对的地方我们可以原谅他，也可以提醒他。

丁丁不再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了，在大家的相互交流中，孩子们学习比较全面地认识同伴，在分析缺点和优点的同时自然而然认同、欣赏、悦纳他人，同时丁丁也认识到自己有不对的地方需要改正，比成人的生硬说教显然容易接受。

（三）互动体验理解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如何帮助幼儿在活动中自主学习、探索和获得知识，尤为关键。特别是对事物不同理解的讨论，教师应围绕着目标和环节设计有挑战性和层次性的问题，适合不同发展水平幼儿。

案例：我心中的英雄

在讲述雷锋、王二小、赖宁等故事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怎么才算英雄？英雄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他们的形象总是很高大，一般是指才能勇武过人、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们无私忘我，不畏艰难，令人敬佩。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制作夹心蛋糕的过程中，孩子们自己总结了对英雄的认识。

第一层蛋糕：通过故事讨论对英雄的认识。

老师：你知道谁是英雄吗？为什么？

盈盈：超人就是英雄，他很帅，面对困难不害怕、不退缩。

悦悦：是孙悟空，他保护师傅去取经，打败了所有的妖怪。

小宝：是灰太狼，它每次都努力抓小羊，失败后会说：“小羊们，我一定会回来的！”

小艺：灰太狼不算，它做的是坏事，要算只能算狼群里的英雄。

老师：除了动画片里有英雄，还有哪些人也是英雄？他们是怎么做的？

丹丹：小兵张嘎是个小英雄，他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明明：英雄就是在汶川地震中救人的解放军，即使自己受伤也要救别人，他们不怕困难，坚持到底。

第二层蛋糕：根据孩子的生活经验，迁移讨论身边的英雄。

老师：我们身边有英雄吗？英雄经常做什么？

小雪：是扫地的阿姨，她们不怕脏、不怕累。

可可：老师是英雄，陪我们快四年了，教我们小朋友学很多本领。

心心：医生也是英雄，他们耐心地给病人治病。

琳琳：如果没有建筑工人用一块块砖头造漂亮的房子，那我们都没有家，所以工人叔叔也是英雄。

亲亲：我的爸爸是英雄，他每天都去公司上班，赚很多钱给我上幼儿园交学费，带我和妈妈去旅游。

第三层蛋糕：提升经验，提高孩子的认知水平。

老师：原来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

心心：那些做事认真、不怕困难的人就是英雄。

琳琳：乐于助人、勇敢的人就是英雄。

贝贝：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孩子们发现夹心蛋糕上呈现出来的英雄很坚强，做事认真，勇敢地克服困难，他们都喜欢帮助别人，做了许多好事。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英雄，是我们小朋友学习的榜样。我们的问题在幼儿间产生了兴趣和共鸣，有效地提升了孩子的知识经验，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班级思考水平的发展。

四、“夹心蛋糕”策略运用的效果与思考

（一）友善的态度是群体合作的前提

教师在操作中发现不论发生什么问题首先要教给幼儿正确的态度，友善的合作态度是幼儿愉快合作的前提，要让幼儿明白：只要你好好和别人讲（合作），别人也会和你好好讲（合作）。还要教给幼儿妥善的语言，善意的语言是幼儿能够合作的重要条件。教给幼儿如：“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好些”，“你愿意试试这样做吗”等礼貌用语。幼儿获得了与同伴合作时如何解决问题的经验和能力，为以后进一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自主参与是群体合作的基础

教师不再局限于自己主观解决问题，而是把很多问题交给夹心蛋糕。当孩子们发生了矛盾，教师在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就可以采取制作夹心蛋糕这样一种幼儿喜欢并乐于接受的方式，保护幼儿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也可以避免总让那些因举手而获得注意的孩子起来回答问题，忽视班上那些占一定比例的害羞学生。如果孩子想不出答案，教师可以说“过一会再请你说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让孩子有足够的思考时间。

（三）体验理解是群体合作的核心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孩子的合作意识，比如游戏前大家应如何商量、分工、合作；遇到矛盾冲突时，应协商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当玩具或游戏材料不够时，如何相互谦让，轮流或共同使用；当同伴遇到困难时，要通过什么动作、语言主动去帮助他。幼儿间相互教和学是基于经验学习的一部分，它可以减少源于“正确”和“错误”答案的竞争感，增进团结互助的情感。通过一些具体的合作情景，帮助幼儿逐渐学习合作的方法、策略，在群体活动中体验到合作的乐趣。

当一个夹心蛋糕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工时，孩子们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便成为群体合作的结果，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过程。然而在集体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容易疲劳，往往等待发言时间过长，还需增强趣味性；教师的提问是十分关键的，要把握住事件的核心，不能泛泛而谈；我们尝试分小组活动，尽量让孩子们自己用图画的方式来制作，这样对孩子绘画技能又是一个提高方式……我们还需认真考虑制作某一蛋糕的价值与孩子的兴趣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尝”到蛋糕的新鲜和美味，体验到群体合作的快乐并“吸收”营养。

中国协商民主文化渊源初探 第12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思想:“和合”文化和民本思想 (1) 、“和合”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和”、“合”。“和”、“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 并且自先秦以来贯穿于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始终, 协商民主与这种和合政治文化相契合, 沉淀于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和”强调的是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合”强调的是主客体一致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 二者统一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和谐中。中国这种以和谐为主导价值的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和”、“合”, 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 崇尚和合, 注重兼容, 厚德载物,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念和民族政治文化。

(2) 、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自周公在战胜殷商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 提出“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 这种对民意的眷注构成了中华政治文明长河中的一条“民本主义”主线, 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和执政之基。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记载,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人民是邦国的基础, 只有民才能立邦、兴邦、固邦, 可谓社稷之基也。“民本主义”强调政治的协商, 主张君主应善于纳谏, 善于听取民间的声音, 善于接受人民的建议和批评。

民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主体经验。孔子在总结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仁政”的治国思想, 把君民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孔子集注·易者》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对白:子曰:“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 水失鱼犹为水也。”子曰:“商知之也”。孔子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精辟概括了君民关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 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孟子从爱民、富民等角度丰富了民本思想体系, 奠定了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协商要素:朝议制度和谏议制度

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在这种制度下, 王权是绝对的、世袭的、永恒的, 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皇权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 一切都是“家天下”。但统治者为了长久统治, 也需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和得到民心。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带有协商性质的制度设计:朝议制度、谏议制度等。

(1) 、朝议制度

朝议制度, 也可称之为朝会制度, 是指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的重大问题而协商的决策机制, 也是指皇帝临朝听政与朝会的制度, 是我国传统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决策制度之一。

朝议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时的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氏族会议是由各氏族的首领或族长组成的。在氏族会议内部, 对于部落中的诸如部落间的战争与和平、推选本部落首领等重大事项, 都必须实行成员之间一律平等, 采取民主协商讨论的方式来决定。

即使是以极权专制著称的秦始皇不但没有将之废弃而是将之发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在实行分封制度还是郡县制度、“焚书坑儒”和统一度量衡等重大问题上, 秦始皇都交给大臣们讨论, 最后由他来裁决。

朝议制度不仅有效地限制了皇帝的专制, 而且还有利于皇帝做出较为合理的决策。尽管这种朝议制度对君主专制的制约作用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利于我国这种朴素的协商民主意识的发展。

(2) 、谏议制度

谏议制度也可称为谏官制度, 谏又称为谏诤、谏议、直谏、规谏, 谏的独特含义就是对皇权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谏官又称为言官或垣官, 其职在讽议左右, 以匡人君, 其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 审核诏令章奏, 通俗地讲, 也就是谏官应辅佐君王为国家管理提出看法、观点和建设性意见。这种制度虽然设立的初衷是为监督王权, 但是谏官可以对政治决策提出批评、监督和建议, 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协商的一面。

谏议制度的设置, 在某种程度弥补了在中国专制统治中决策的随意性, 提高了皇权决策的合理性。它一方面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事关人民利益决策的科学性。当然, 在本质上谏议制度仍然是一种咨询式协商, 属于君主主权的专制政治形态, 它无法改变人民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其作用发挥的程度也取决于皇帝是否是明君和善于纳谏。但这其中蕴含的政治需要协商的思想, 无疑是我们发展协商民主需所要传承的。

参考文献

[1]论语·子路[M].程昌明译注.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46.

[2]荀子[M].孙安邦, 马银华译注.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