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息传播范文（精选9篇）
人际信息传播 第1篇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群体性事件频发。2005年社科院发表《社会蓝皮书》指出, 从1993年到2003年间, 国内“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8年社科院发表《国情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事件6万余起, 2007年上升到8万余起。2008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1]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呈现新特征:事件由偶然意外事件 (突发性事件) 引发, 且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2008年6月28日, 贵州瓮安发生近万人大规模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 缘于一初二女生意外溺水身亡。09年6月17日, 湖北石首一青年厨师“非正常死亡”, 引发数万人聚集、近万警力涉入。
纵观此类事件, 在突发性事件出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期间, 传统媒体通常未能及时介入, 信息在事发地主要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其传播流程、特点以及受众心理接受机制如何, 信息传播对事态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人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 它具有与人类一样悠远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 它形成于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 成熟于八十-九十年代。因学者学理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人际传播的研究重点不尽相同。麦克罗斯基强调人际传播关心的不是讯息的传递, 而是意义的生发。当传播服务于交换信息时, 传播具有工具性质。而意义, 则是心灵受到刺激后做出的反应。人际传播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与人之间意义的创造和意义的交往, 它是深达精神的, 这是人际传播与其他传播样式的本质区别所在。杰拉尔德米勒 (Gerald Miller) 等人关注的是人际传播的情境。传播总是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中, 传播发生的处所就是传播情景, 传播情景有4个衡量指标:交往者的人数、相互间身体的距离及亲密程度、交往者使用的感官渠道的数量、反馈的及时性与直接性。[2]莎拉特伦霍姆 (Sarah Trenhdm) 认为:与交往者的数量相比, 传播渠道显得更为重要。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区别就在于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感官渠道被使用的程度, 实际上关乎人际传播的直接性。英国学者哈特利 (Hartley) 强调的是人际传播的社会化特征。传播是一个社会过程, 人际传播的交往者围绕社会身份、社会观念编码, 完成叙述与再叙述的双向传播过程, 其重点是“人际的”而不是“事际的”, 它与最大限度地展示人性的特点有关。约翰斯图尔特在《桥, 不是墙人际传播论》中指出:人可以凭借传播的现实, 表现自己生命的个性。他给出的定义是:“人际传播是两个或更多的人愿意, 并能够作为人相遇, 发挥他们那些独一无二的、不可测量的特性、选择、反思和言说的能力。同时意识到其他的在者, 并与人发生共鸣时所出现的那种交往样式、交往类型或交往质量。”[3]《人际传播》的作者约瑟夫德维托 (Joseph A.DeVito) 则特别强调文化背景对人际传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人际传播研究尚未形成理论体系, 译介的西方论著也不多见, 现有《人际传播》 (约瑟夫德维托) 、《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 (罗洛夫) 和《人际传播新论》 (泰勒) 等。研究专著有王怡红《人与人相遇:人际传播论》, 从人际关系、理解、对话的角度论述人际传播的特征和魅力。至于关注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传播模式的, 曹英的论述对本文有启发, 但并非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入手。
三、群体性事件中信息的人际传播分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 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团体、组织, 在利益受损或不能满足时, 受人策动, 经过酝酿, 或者在某一细小事件的刺激下, 最终采取集会、游行, 集体上访、罢课、罢市、罢工, 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门, 集体阻断交通, 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方式, 以求解决问题, 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的集体活动。”[4]考察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 一般经历突发事件引发, 聚集围观酝酿, 群体性事件爆发三个阶段, 期间, 酝酿的时间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从突发性事件凸现至群体性事件爆发,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 即便借助手机等新媒体, 也主要以人际的方式传播。与事件发展历程相对应,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亦经历三个阶段:传言四起, 谣言流串, 从舆论到行动形成暴力冲击。期间, 信息传播的背景、流程、幅度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均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 传言四起:信息流动的无序与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为了论述的准确, 首先有必要对传言 (hearsay) 、流言 (gossip) 、谣言 (rumor) 进行辨析。《谣言》作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和传言的“根源都是非官方的”, 但传播幅度不同, “前者的传播过程是连贯的, 具有一种迅速蔓延的气势, 而且幅度很大, 其结果是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 人们可以循声追踪:谣言在流窜。”而后者的“传播过程是间断的”、“涉及面有限”, 因而“传闻毫无意义。”至于流言, 则是“针对某人流传的种种低俗故事, 近乎诽谤中伤。”[5]本文按卡普费雷的界定, 关注的是传播内容和传播力度, 而非价值判断, 故流言不列入论述范畴。
传播作为一个过程永远发生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发事件发生时, “现场群众是偶然碰见’, 为自发的、或然的鏖集”[6]。以“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例, 首先到达现场的是偶遇少女/厨师非正常死亡的场面或事发附近闻讯赶来的民众, 人们逐渐聚集, 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一临时聚合彼此陌生的群体中, 个体的社会身份是模糊的, 人际关系是临时的松散的, 信息的传播者无需对信息的真假优劣承担连带责任。以记者报道“石首事件”为例:“几乎全城的人都来看了。其实靠眼睛是没用的, 在这时候, 耳朵才最厉害。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 不时就会出现新情况。哪个老板联络哪个官员, 谁准备掏钱收买家属, 谁打涂高远的哪个部位, 这些详细的故事简直有如在眼前上演。至于出处是哪里, 根本就不在在场群众的考虑范围之内。”[7]考察现场状况, 信息传播呈现如下特征:1.信息繁杂且出处不明;2.信息流传速度快内容变化也快;3.信息的创造、接受、反馈在同一时空中进行, 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和反馈者无明确界限;4.信息“把关人”缺失;5.信息的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的、交叉的、重复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 传言似乎只陈述事实, 实际上“事实背后暗示人们的态度, 隐晦地表达贬责的意图。”[8]如前所述, 人际传播中交换信息仅仅是表层需求, 对意义的追寻才是深层目标。“意义”强调的是心灵的碰撞和人性的沟通。当人群中口口相传少女被奸杀, 厨师因撞破毒品交易内幕而被杀, 其引发的深层意义是:民众对社会环境的败坏和治安环境的恶劣以及政府、警察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强烈不满。据死者涂高远的哥哥陈述:“后来我旁边的人说, 怎么现场也不保护起来?起码要有个调查的样子”, “于是对警察产生了不满和怀疑”。[9]李树芬的父亲见到女儿死时在其身旁的那两个男青年, “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而警察的不作为, 成为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10]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人们对事态瞬间作出何种反应, 是基于此前累积的生活阅历和经验。纷扰的传言何以出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传言何以能够迅速传播并得到传受双方的认同?现场聚集的民众, 其共同的生活背景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处于“从结构断裂’到权利失衡’”的中国社会, 社会学家孙立平进一步指出:“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 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2001、2002年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情况并没有出现好转, 反而出现三种情况:“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 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及“社会治安的情况在恶化”。[11]社会转型期公平正义缺失的现实, 是个体在瞬间作出反应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基础。这一点在瓮安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自此, 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 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 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 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12]这客观上也解释了为何“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最终却成为群体事件的中坚力量的主要原因。
“人在孤立的环境中是不能传播的。”偶然鏖集的人群, 分享共同的传播行为引发的意义所带来的痛感和快感。繁杂的来历不明的信息, 在一个关系松散的群体中, 不受任何“把关人”的限制, 在颇具挫折感的人群中肆意地传播, 其激发的意义是蕴含丰富的、强烈的、以非理性居多的。传言四起, 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后群体人际传播产生的自然现象, 其后续发展如何, 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定。
(二) 谣言流串:事件的模糊性与目标指向的明确性
群体事件中, 间断的、涉及面有限的传言, 是如何上升为连贯的且传播幅度很大的谣言的?卡普费雷关于谣言的公式可以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谣言= (事件的) 重要性 (事件的) 含糊不清
在这个乘法关系中, “假如重要性等于零, 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 谣言就不会产生。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力量根本不存在。”“在任何一个地区, 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 谣言便会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13]当突发事件凸现并引起民众高度关注时, 该事件已然上升为当地的重要事件。此时, 发布信息的政府与生产和传播信息的媒体若不及时公布信息, 事件真相被遮蔽, 模糊度增大。当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人为阻塞, “信息的黑市”谣言, 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自然而然起而代之。“瓮安事件”中, 从李树芬22日意外死亡到28日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 政府和媒体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石首事件”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 “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 (《人民日报》6.24) 。政府和媒体不恰当的沉默, 为谣言的迅速传播腾出了通道。
传播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环境中。人际传播中人际沟通的直接性和及时性, 为传言迅速升级为谣言提供了可能的传播情景和传播渠道。无论是瓮安县还是石首市, 与发达的大城市相比, 至今依然处于传统的人情社会之中, “正因为没有发达的经济体, 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生活, 却保留了原始人际之间的情感联系。他们不仅热衷于身边的八卦, 并且毫不吝啬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投入参与。”[14]密切的人际关系推动传言的流速和力度, 信息在近距离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得到及时、直接的反馈, 传受双方互相探询、回应、整合, 其结果是庞杂的传言中无关紧要的信息被无意识地遗漏或有意识地剔除, 核心信息被保留、集中, “所有人声汇集起来形成了可以听得见的音响”。其中最具意义的一点是, 从对案件表层原因的探寻转向对深层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拷问。
以“瓮安事件”为例, 从初二女生离奇自杀到近万人冲击县政府、县公安局, 前后有6天时间, 庞杂的信息最终被打磨成3个要点:1.少女被奸杀;2.凶手是县委书记的亲属;3.少女的叔叔教师李秀忠在讨公道时被打死。从事后的调查结果看, 三次尸检确证少女死前无性行为;县委书记是外地人, 在当地没有亲属;少女叔叔被打确有其事, 所幸无生命之虞。其实, 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流传的信息是否符合事实真相, 而在于这些信息呈现的意义集中且目标指向相当明确, 那就是:对当地治安的强烈不满, 对强者欺压弱者的强烈抗议, 对政府官员和警方的高度不信任。
人际关系越密切, 信息的可信度越高且流动的速度越快;政府和媒体遮蔽信息, 信息越是不全, 传受双方越去斟酌其含义。信息流动和斟酌的过程乃信息隐含的意义呈现的过程, 当碎片化、片段化的传言逐渐转化为中心意识清晰传播幅度宽广的谣言时, 说明:1.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已然出现, 他们左右信息的内容和传播的流向;2.繁杂的传言经过意见领袖的锻造, 去繁就简目标指向明确;3.被层层磨尖的信息携带着信息加工者对社会的怀疑和不满, 填补了主流媒体空缺的信息渠道, 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杀伤力;4.明确的目标指向与强烈的煽动性形成的合力, 具有极强的裹携性, 营造出传播学上“沉默的螺旋”现象, 说明谣言已然具备操纵他者的力量。在一个偶然鏖集的群体中, 目标指向明确的谣言, 以意义共享的模式快速地传播, 促使群体能量聚集与发酵, 成为事件升级的催化剂。
(三) 从舆论到行动:感官渠道的使用与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从围观到抗议, 从谣传到付诸暴力行动, 现场信息的人际传播模式加速了负面信息爆发节点的来临, 这与感官渠道的使用及人际传播的独特性密切相关。
在杰拉尔德米勒为传播情景划出的四个衡量指标中, 交往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是人际传播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最大的区别所在。“所谓感官渠道, 是指交往者双方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观看、倾听、言说、触摸、品味。”[15]其实质是近距离面对面的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群体中, 信息以口头交流、传单、标语等语言传播的方式进行, 也以表情、肢体语言、动作、沉默等非语言方式传播。受众不仅直接聆听传播内容, 且同时感受语调、节奏、情感和现场氛围, 并即时反馈, 交流是直接的。与此同时, 是非语言符号的普遍使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莎丕尔指出, 非语言符号是一种不见诸文字, 无人知晓, 但大家全都理解的微妙代码, 传播学者宣伟伯也认为, 尽管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成准确的语言, 但是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它们传给我们的。很多传播学者认同: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 大约65%的“社会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表达的。[16]非语言传播, 除了常见的视觉性、听觉性非语言符号外, 时间和空间也是其重要因素。
“石首事件”中, 当武警开进时有人拿起了砖头和啤酒瓶, 现场其他人马上明白了抵抗的含义, 无言的“声音”甚至比语言更具力量。处于同一时空的群体, 不仅以语言而且以彼此能够理解的“微妙代码”进行交流, 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特别是感官渠道的使用显示了默契的存在, 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现象。此时, 一旦有人无意地放纵抑或有意地引导, 就极易引爆群体过激行为, 从而将事件引向暴力对抗的形式。“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 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 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 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 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1841-1931) 对群体心理有深刻的洞悉:“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 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 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 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 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17]事实确实如此, “瓮安事件”中, 县公安局47间办公室被毁, 县政府104间办公室被烧。“石首事件”中, 民众与武警公然对抗, 公安武警62人受伤, 16台警车遭到不同程度毁坏, 永隆大酒店、笔架山派出所被打砸焚烧, 互联网上打出震撼性标题:“石首战争”!
如果说, 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是群体现场可见的表层要素, 那么, 其深层要素则是决定群体根本走向的人际传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人际传播毕竟是个体之间“人际地”互动, 其理想状态是“我与你” (马丁布伯) 的传播行为。“人际传播作为人的精神交往活动, 是以人的心灵的自由对话为旨归的, 它必然带有个人的独特性。”但是, “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 (哈贝马斯) , 个体间的交往行为总是在与社会的联系之中进行的, 人际传播必然具有社会性。因此, “人际传播除了可以自由地选择关系, 自由选择表达之外, 还有非自由选择与非自由表达的内涵。”[18]人际传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彰显了人际传播质的规定性。由于个体的心理基础和行为模式是以自身的意识框架为背景的, 而意识框架的建构是以社会现实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 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断裂和失衡, 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带来诸多困惑和失望。当突发事件中的事主和亲属蒙冤受屈的感觉契合了群体的经验感受, 引发群体的共鸣, 就极易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认知结构, 并在群体心理的裹挟下, 将观念和倾向付诸行动。可见, 人际传播虽然是个体的独特的, 同时又是被社会和文化的规范所制约的。
群体性事件中, 信息的传播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正以全新的方式迅捷地介入事件并左右其进展, 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和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也必然对事态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 在一个聚合的群体中, 各类信息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现场, 依然以人际传播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展开其传播之旅, 且必然遵循其内在理路表现其独特本质。了解这一点, 无疑将有助于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和主流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
摘要：当前, 中国正处于危机高发期, 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中, 现场信息主要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从突发性事件凸现到群体性事件爆发, 信息的传播依次经历了传言四起、谣言流串、从舆论转化为行动三个阶段。期间, 群体的聚合呈现不同的特征, 信息的流动亦呈现不同的传播流程, 且均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及传受双方的心理机制, 显示了人际传播的独特性。
猴痘病毒现人际传播 第2篇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5月13日以来，全球12个未流行猴痘病毒的国家已报告了92例确诊病例和28例疑似病例。现有信息表明，与有症状的病例发生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中正在发生人际传播。
数据显示，这些确诊和疑似病例主要来自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死亡报告。
世卫组织预计，随着监测的扩大，未来有可能在已报告病例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发现更多病例。
据联合国网站介绍，猴痘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的病毒)，病人症状与过去在天花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相似，但临床严重程度较轻。随着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和随后停止接种天花疫苗，猴痘成为最严重的正痘病毒。在本轮疫情暴发前，猴痘病例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热带雨林散发。
猴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
被猴痘病毒感染后潜伏期大约2～3周，平均12天，随后会出现高热、头痛、背痛、全身不适、咳嗽、淋巴结肿大，偶尔发生腹痛。病程中还可并发细菌感染、败血症、肺部感染、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并发症。
一、典型症状
人猴痘的临床表现类似天花，但一般症状较轻。病程可分为侵袭期和皮肤发疹期。
1、侵袭期：特征为发热、剧烈头痛、淋巴结痛、淋巴结肿胀、背痛、肌痛和极度虚弱等。
2、皮肤发疹期：全身都可发疹，95%病例皮疹发生在面部，75%病例发疹在双手手掌与双脚脚底，身体部位几乎同时发疹。持续10天左右，皮疹从斑丘疹发展到水疱、脓疱，最后形成痂壳。持续3周时间，痂壳脱落消失。
二、其他症状
全身病变损伤部位从几个到几千处不同，70%的病例损伤口腔黏膜，30%损伤面颊，20%损伤眼脸和角膜。有些患者在皮疹出现前可发生严重淋巴结病，出现淋巴结病变有助于猴痘鉴别诊断。因为天花和水痘都不会出现淋巴结病变，猴痘症状通常可持续14～21天。
什么是猴痘
据联合国网站介绍，猴痘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的病毒)，病人症状与过去在天花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相似，但临床严重程度较轻。随着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和随后停止接种天花疫苗，猴痘成为最严重的正痘病毒。在本轮疫情暴发前，猴痘病例在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热带雨林散发。
人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等，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毒的有效率达到85%。
“我们有能用的疫苗，但最重要的信息是，你可以保护自己。”海曼说。
如何保护自己？
人际信息传播 第3篇
1武术的人际传播方式
1.1师徒传承
中国武术门派、种类众多,由来已久,其主要传播方式就是通过师徒传承进行传播的。周伟良教授在《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中对师徒传承做了以下定义:由师与徒双方聚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要求和权力义务,以传习某种技艺为纽带而组成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该定义明确了师徒传承的主体包括师傅与徒弟,传播的内容为武术的某种技艺,指出了师徒传承的主体成分,即:师傅为传播者—武术技艺为传播内容—徒弟为传播对象。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国传统武术师徒传承的基本方式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口传、身传、心授”来进行;二是注重传播效果,体现在追求技艺的同时更注重武德的培养。因此,师徒传承的基本方式可以表示为:师傅作为武术传播者,将自身多年习武掌握的技艺和对武术的认知通过言传身教及亲力亲为对武术传播对象徒弟进行教导以达到文武双全,德艺双馨的传播效果。师徒传承这种传播方式在我国普遍存在于民间,流传至今,对我国武术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
太极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一种集技击、修身、养性为一体的以套路和推手的形式针对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进行习练的一种武术,对武术的传播及推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太极拳以陈式太极拳为源头,被人们公认的还有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四种太极拳,现在还有如赵堡太极拳和和式太极拳等。太极拳流传至今,其主要传播方式就是通过师徒传承进行传播的。
1.2学校的师生教学
学校师生教学是我国武术教学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师生教学,是指武术教师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等以班级授课制的形式进行武术教学并传播推广,其传播对象为校园里的学生。在武术进校园的推广过程中,学校的师生教学一直都是国家教育部门关注的重点内容。武术最早在1916年开始进入学校,于1961年被列入《全国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由此开始,武术正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出台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 中提出了“中小学体育课适当增加中国武术的内容”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2]在2010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创编了《全国中小学生系列武术健身操》,在普通学校中进行推广;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首次就武术项目的推广进行单独论述;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计划在10个省(区、市)开展学校武术段位制推广试点工作。[3]2014年9月,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成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体育强国的梦想需要学校武术工作的改革与推进,为实现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
2武术人际传播方式的特点
2.1师徒传承特点
2.1.1师徒传承的局限性
我国武术有“高手在民间”,师徒传承的局限性体现在师傅的寻觅中,尤其是真正的武林高手。任何一门武术,其习练者都会有水平高低之分,然而想学此种武术的爱好者都想有个厉害的师傅,所谓“师傅艺不高,徒弟矮半截”。
对于我国武术高手来说,为了能够将他毕生所学很好的传承下来,做到后继有人,他们也会不断寻觅合适地继承人。当然对继承人的要求自然也不会低,要不怎么继承他的毕生所学,同时也寄希望于他的传承人能够将其毕生所学不断发扬壮大,光宗耀祖。
在师徒传承中,师傅和徒弟时时都伴随着“千里马”和“伯乐”的相互转换。
2.1.2师徒传承的地域性
基于师徒传承的局限性,师徒传承有着很强的地域性色彩, 即师傅一般是自己的父辈或同地区比较有名的武术高手,徒弟就是自己的子孙或同地区慕名而来的武术爱好者。
太极拳自陈王廷首创之后,世代相传,陈式子孙妇孺皆知, 老幼皆练。其传播及发展主要在河南焦作温县的陈家沟中进行, 直到后来杨露禅“偷学”之后,将其带到京城,太极拳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后人所揭示,并迅速发展壮大。
2.1.3师徒传承的非标准性
师徒传承的非标准性表现在传统武术的传播者都是结合创始人的风格特点和攻防含义再加上自己对传统武术的理解,长期进行习练,按照着一定的拳理,但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4]技术标准的不同,促进了传统武术的多元化,形成了武术丰富多彩的技术流派。如陈式太极拳,现今对我国太极拳影响最大的当属太极拳“四大金刚”: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和朱天才,他们都是从小在陈家沟长大,一起师承陈照丕和陈照奎等师傅,但他们四人的太极拳现在都有着自己的风格、体系。
2.1.4师徒传承的长期性
师徒传承的长期性决定在这种传承过程必须有稳定的师承关系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教学关系的长期维持。太极拳的修炼,遵从古训:“三年一小成,七年一中成,九年一大成”,所以十年不出门。”传统武术传承时间具有长期性,只有通过师徒传承才能使传统武术更好的传承。
2.1.5师徒传承的排他性
一个由师徒之间通过传播武术结成的习武群体,其内部十分协调,闪烁着含情脉脉的人伦色彩,但是对外却表现为相当的文化排他性。[5]早起的陈式太极拳的祖训就有只传本家姓,对于外姓人来学拳,一律排外。后来到陈长兴那一代,杨露禅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僵局,才有了太极拳文明于世的今天。
2.2师生教学的特点
2.2.1师生教学内容的系统性
师生教学内容的系统性是指武术教学工作应持续、系统地进行开展,有利于处理好武术在教学工作中的理论体系、课程体系及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之间的关系。同时,武术教师也能够更好的了解武术课程理论的发展变化,使武术教学工作的顺序更加科学、合理。
2.2.2师生教学关系的平等性
武术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和传统的拜师学艺存在着不同, 传统的师徒传承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师傅有一技之长)与传播对象(徒弟学习某技艺)存在明显的等级划分。武术教师在传播武术的过程中,教师本身和学生之间除了师生关系,还存在着朋友的关系,即亦师亦友。武术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平等,既可以以师生相处,亦可以以朋友相处,这样中间的交流会更加便利,能更好的促进武术的传播。
2.2.3师生教学组织的标准性
师生教学组织形式,是武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武术老师和学生共同在一定的场地进行武术教学的组合形式。学校的武术教学课程主要以班级授课制为主,具有标准统一的教材,规范化的教学形式,标准的组织形式。
3武术人际传播方式对武术发展的影响
3.1师徒传承对武术发展的影响
3.1.1师徒传承可以促进武术向着精深的方向发展
师徒传承的过程是一个纵向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会使武术在保证自身的技术和理论,到形成本拳种的风格与特点。使得个人武术技艺不断得到强化,向着更加博大精深的方向发展,也促进了本拳种的传播发展。在当代社会,师徒传承的基本方式仍然具有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3.1.2师徒传承可以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传承人和传播者
师傅作为传播主中的主体,在传拳的过程中,不仅对武术技艺的传承尽心尽力,而且注重对徒弟品德的不断培养,更加注重传播的效果,要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传承人和传播者。
3.1.3师徒传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拳种的发展
师徒传承制约了本拳种传播对象的扩大化,使拳种的生命力减弱。这一制约不利于武术拳种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促进,会使拳种陷入固步之封的境地。师徒传承限制了传播对象,如果徒弟也没有很好的掌握本拳种的真谛,很可能本拳种就会随着传承人的消失而灭绝。
3.2学校的师生教学对武术发展的影响
3.2.1学校的师生教学通过武术教育来传承武术民族文化
学校的师生教学是以武术教育为手段开展,并把武术的文化融入其中,对学校教育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大力宣扬和继承,武术作为一种身体技艺的文化表现形式,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传身受来完成,学校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师生教学既促进了武术技术的传播也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递。
3.2.2学校的师生教学是通过武术教育来弘扬民族精神
武术,承载着众多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教育是一种综合的传统文化教育,通过武术教育来弘扬民族精神来达到武术技艺文化的传递和延续。
当然,在学校武术传播中,由于学习课时数和教师专一程度的局限,其传播的内容只是武术的一部分,缺乏拳种的系统性, 也缺乏武术整体的系统性。
武术传播方式中,不管是师徒传承还是师生教学传授,都承载着传播武术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师徒传承和师生教学在现代社会相互融合、并存,一个是技艺、文化纵向的传承接续; 一个是技艺、文化横向的传播扩大。我们应该看到两种方式的共融之处,使两者相互结合,用现代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去弥补师徒传承的不足,用师徒传承深层的技艺文化来促进师生教学的文化感染力。
4结论
武术人际传播中的师徒传承和师生教学制应互为补充,并朝着多元化和普世化方向发展。首先是师徒传承,师徒传承保证了武术技艺文化的纵向延伸,没有师徒传承的存在,在当今社会我们很难再拿武术的博大精深自居。因此,我们应该保护这种传承制度,这是我们发现传统的自觉,另外,我们应当鼓励传承人走出传统,广为传播,这是走出传统的自强。其次是师生教学,师生教学促进了武术技艺文化的横向传播,走多元化教学模式,与师徒传承相结合,共同促进武术的文化教育传播和发展。
5建议
(1)师徒传承在国家相关部门的保护政策的基础上,传承人要主动的进行传播与推广,积极与学校结合,开展传统武术演出以宣传和推广传统武术。
(2)学校的师生教学要与师徒传承相结合,鼓励武术教师积极走入社会,与民间武术大师进行广泛交流学习,把民间的武术精华带回学校,提升学校武术传播技术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吴松.学校武术教学实施新路径的思探[J].搏击·武术科学,2014(11):73-75.
网络中的人际传播 第4篇
对于聊天室的聊天来说，大多数聊天对象是随机形成的，双方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交流。因此，传播的目的不明确，传播的效果也不好。而通过即时传呼产生的聊天对象，常常是老朋友，相对来说，交流的目的和效果会更好些。
另一个特点是，在聊天室里，人际传播的网络十分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性。
谈话节目的“人际传播”误区 第5篇
然而事实上, 人们往往忽略了访谈与谈话的本质区别, 而将两者混为一谈。在电视访谈节目中, 嘉宾才是节目的主角, 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对主持人而言, “我的任务不是告诉世界我的看法, 而是让嘉宾说出他们的想法。”[1]而在电视谈话节目中, 主持人与嘉宾地位相当, “双方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 传播者与受传者不断相互交换角色, ”[2]这种互动, 共同构成节目的传播内容。
其次, 电视谈话节目与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谈话, 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谈话节目中的谈话, 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明确的方向感, 并且是在摄像机观照下进行的, 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面向大众的传播。日常生活中的谈话, 则是自发产生的, 交流内容与方式是在参与双方/多方互动中共同完成, 且往往目标性不强。
访谈类节目的嘉宾, 大多是政治、经济或者某个专业行当的专家、领导, 他们充当的是传输知识、引领观念、表达洞见的角色。而谈话节目的嘉宾, 则大多是平头百姓, 内容以经历、情感, 或是表达个人看法为主。也正是这类谈话节目, 与日常谈话形式上的接近, 尤其是与受众的接近性与可亲性, 被许多人认定可以还原成日常话题“人际传播”的特点。在很多人看来, 这可以一改传统电视节目的许多弊端, 是一种更为受众着想, 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方式, 因而, 有人认为:“在电视谈话节目中, 谈话’是节目的核心, 人际传播是节目的本质特性。”[3]又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客厅氛围的还原过程。”[4]
当人们对谈话节目中的“人际传播”因素过于强调, 以至于认为是“本质”的“还原”时, 矫枉过正后的不良倾向就显现了。
首先是用手段替代了目的。谈话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大众传播。如果把“人际传播”作为节目的本质一味强化, 就会丧失了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而仅成为个人话语的公开化, 它的正功能, 至多是使当事人通过交流, 释放心情, 疏通情绪, 获得社会帮助, 却很难摆脱借个人隐私满足公众窥探欲的诟病。
其次, 可操作性不强。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 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 因此, 受众在电视上看到的, 仍然是夸张的表述、滥情的渲染及主持人纡尊降贵的关怀与当事人丧失主体的求助或倾诉。原因很简单, 摄像机后, 是无以计数的隐性大众, 谈话者不可能摆脱“霍桑效应”[5]的作用。
再次,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信息流不同。“人际传播”实现的是谈话者之间的信息互动, 而“大众传播”的信息则流向大众。谈话节目, 若以“人际传播”为特征, 则主持人与谈话对象角色相同, 关注的只是对方的反应, 双方说服与情感沟通的结果, 均指向对方。这样自发、自主的交流, 有可能因为话题具有普遍关注度, 谈话中投入双方真实情感而被受众接受, 也有可能因为私人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无度扩张, 成为失去观众的自说自话。
电视谈话节目不应该是个人或小众之间的“人际传播”, 而应该实现其大众传播价值。
首先, 制作人应该慎选谈话的话题及人选。当下真正意义上的谈话节目, 大多偏向情感题材, 节目嘉宾以小人物与普通百姓为主。如何实现嘉宾的诉求与公众效益的最大化, 是节目采制者必须研究的问题。
其次, 消除嘉宾摄像机镜头前的“霍桑效应”。编导与主持人发挥能动性, 让嘉宾不再刻意。一段与主题无关的家常话, 可以让嘉宾放弃心理防御;演播室里的背景音乐, 使嘉宾渐渐放松, 而进入我们预设的情景;精心编辑的短片, 则让嘉宾的情绪彻底释放, 与主持人产生最自然、最放松的情感对接。
再次, 主持人必须成为谈话内容的控制者, 谈话走向的引领者, 谈话节奏的把握者。谈话节目对嘉宾的要求是越放松越投入, 效果越好, 而对主持人的要求是在投入情感的同时保持理性;在真诚倾听的同时表现个性;在反对趋同的同时巧妙渗透倾向。
参考文献
[1]韩玉花.优秀的电视主持人首先是位老辣的记者.下一代媒体.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19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84.
[3]杜永利.浅析电视谈话节目中对人际传播特性的扭曲.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3-07.
网络人际传播的发展趋势 第6篇
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最大区别是人们在网络中无法看到对方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也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和语调的变化, 从而无法判断对方的性情和偏好。虽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音频和视频技术也应用到了人际传播当中, 人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图像听到对方的声音, 但是这种方式的应用并不广泛运用到人际传播当中。利用网络交流的人可能是认识的甚至是彼此理解的, 也有可能是不认识的甚至是生活环境和性情截然不同的人。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会交流愉快毫无阻碍, 也可能中断交流。在网络人家传播过程中要想让交流进行先去或者说要取得一种理想的交谈效果, 交谈双方就必须有着更多重叠的经验范围。重叠的越多表明信息交流中的阻碍就越少, 就越容易交流;重叠的越少显示得困难就越多, 就越不容易交流, 甚至是中断谈话。经验范围在相同相通或者相似是人际传播的先决条件, 它是良好的信息交流的前提, 在现实中人际传播如此, 在网络中人际传播更是如此。
当下, 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 正在享受着它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和愉悦, 我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网络的参与, 我们每天上网浏览新闻、了解社会变动、掌握股市行情、关注房地产信息, 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交友等等, 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少不了网络的参与。在这其中网络人际传播的趋势势不可挡, 那么未来网络人际传播会呈现什么趋势?
一、网络人际传播的主体多元化以及传播的快捷化趋势
在网络中我们可以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身份和不同职业的人们交流, 大家关注的主题各种各样, 即使对同一个主题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交际圈再大都不可能接触到任何地区任何职业的人, 更不可能听取他们不同的见解。如此说来, 网络中人际传播主体具有多元化趋势。网络人际传播中使用的电子邮件、聊天工具、博客以及博客等, 它们的内容可以被长时间的保存, 即使交谈双方不能进行同步的交流也能传达彼此的观点和意见。而在现实中的人际传播必须在交流双方都方便或者“零距离”时才可以畅通地完成。网络人际传播具有面对面交流所没有的便捷化优势, 这一优势将会变现地更加明显。
二、网络人级传播的虚拟化趋势
所谓虚拟化, 不同的学者给出来了不同的涵义。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认为, Virtual Reality是一种重复修饰, 就像在“某人自己心目中”之类的重复表述一样, 如果我们把组成的“虚拟现实”一词的虚拟和现实两部分看成相等的两样, 那么它就是一个重复修饰的概念。虚拟现实可以使人造事务呈现出类现实, 甚至是超现实状况, 让我们亲身体验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种虚拟的体验已经实在得如同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
在网络中由于交谈双方一般用昵称、代号或者匿名的方式出现, 在虚拟身份的掩护下, 他们可能更少地顾虑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加大胆直率地向受众表达自己的观点, 多种观点多种视角多种情感都可以得到较为充分地流露和表现。在这种环境下的心理状态会更加接近“本我”, 但是这种'“本我”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本人真我的表现, 他们只能在“虚拟化”这层外衣之下展示所谓的“本我”。由于网络本身存在着虚拟化, 那么这种虚拟化趋势在网络人际传播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尤其表现在交流双方并不认识的情况下。
三、“信息共同体”及交往关系的和谐趋势
何为“信息共同体”笔者认为, 信息共同体就像欧洲共同体一样, 它是一个组织, 共同体内的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 共同承担义务。每个成员会在第一时间内获取信息, 从而保证每个成员的利益。由于网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以及双方接触成本的降低, 就使得人们接触的可能性加大, 在网络中接触地人也比现实中的人要成倍地增长, 人际交往的空间和频率会迅速扩大, 经常交流的双方久而久之会建立彼此的信任,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信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成员分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信息, 他们之间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 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和谐, 因为对一个整体来说,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就目前来看, 互联网全球性的扩展和建构,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把网络作为人际传播的媒介和交往方式。虽然网络传播也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情绪化低俗化以及存在信任危机等一些列的弊端。但从长远来看, 网络人级传播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其必然是利大于弊。■
摘要：在现代信息社会里,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交际传播载体, 它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 而且不受人为的限制。互联网以它自己的特性, 创造出了一个与现实空间不同的网络空间, 让人们的交流从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 并产生交流的临场感。这些使互联网和由此带来的网络空间的人际传播与互动比现实空间的人际传播与互动有更多的特色和魅力。
关键词：人际传播,网络人际传播,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彬新华出版社《传播学引论 (增补版) 》2003年
[2].毕耕武汉大学出版社《网络传播学新论》2007年
[3].吴满意国防工业出版社《网络媒体导论》2008年
人际信息传播 第7篇
人际传播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 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播方式, 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 在大众传媒还不是很发达的农村地区, 人际传播是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各地农村, 往往会有一个或多个自发的人际传播的“舆论场”, 这个场有的是村行政中心或是村里某一空旷的广场开阔地, 或者是几家商店、小卖部的门口空地。饭后或农闲, 村民会自发地到这里纳凉、聊天、交流信息、印证传闻等。
同时, 由于农民得到的信息量相对有限, 而且农民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 对信息不能很好地理解, 这就需要农村中素质较高者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二次作用, 即传播学的“意见领袖”作用。在农村有党员干部、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知识分子、退伍军人、外出打工者, 这些人可以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意见领袖”一词是拉扎斯费尔德于1955年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美国俄亥俄州开展的一项有关总统选举行为的调查, 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 即人际传播的作用比大众传播的作用更大。具体地说, 就是受众中有两种人:一种人频繁地接触媒介, 关心政治, 已决定把选票投给谁;还有一种人则相反。于是, 前一种人影响后一种人, 前者叫“意见领袖”, 后者叫“追随者”。拉氏理论被称为“二段流程”理论。
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舆论场”是指人际传播中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 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指出构成舆论场的三个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一般情况下, 同一空间的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感染力或程度较强, 便可能在这一空间形成舆论场。
当前, 培育农民教育的舆论场, 一是要有阵地。由于财政投入不足, 我国用于文化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低, 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 农村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增拨经费建立农村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与舆论主阵地。结合我国的现实和特色, 培育农民教育的人际传播“舆论场”应多种传播方式并行。譬如, 通过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农村党员教育”等工程, 广泛开展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通过分类培训、示范引导、收集发布信息等教育,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致富本领和驾驭市场的经济能力。二是要有思路。要通过采取人际传播的互动措施, 使农民教育的“舆论场”加速形成。譬如, 乡、村两级党政领导带头下村、下组宣讲“三农”政策:农工办、司法局、卫生局、计生办等涉农部门要安排专家到农村讲课, 派发宣传资料到农户:民警、户警应把农民教育内容变为各项具体指标, 并开展上门宣讲活动。要充分发挥村民调解会、治保会、移风易俗理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县乡政府要邀请部分农民参与农业政策的制定。总之, 要全方位地利用人际传播的互动方式, 力求形成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强大“舆论场”。
培育农民教育中的“意见领袖”。当前, 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多和乡村公路的普及, 村民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有助于活跃人际传播。人际传播的活跃, 必将带来信息沟通的灵便, 从而有助于农民生产、生活中问题的解决, 有助于加强农民间的合作。但是由于农民教育中对人际传播的重视不够, 忽视了农民“意见领袖”的作用, 导致人际传播大多是农民间的自觉和自发的传播, 人际传播的优势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由于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居住分散, 加之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对单个农民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成本无疑会很巨大, 这就需要培养农村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农民教育中无疑会起到政府相关部门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农村中, 意见领袖交际广泛, 文化水平普遍高于所在的农民群体平均水平, 拥有相对较多的信息渠道, 对党的农村政策了解得早, 理解得深。在与周围农民的相处中, 可以积极传播党的农村政策, 当农民对有关政策产生疑惑时, 他们能把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体会, 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进行解释, 即对政策信息进行二次解读, 在传播效果上更能深入人心。因而, 政府, 特别是乡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意识地培养、扶植农村中的意见领袖, 引导和鼓励他们在农民教育中发挥作用。要培养他们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做好信息传播的双向沟通作用。同时, 要充分肯定意见领袖的贡献, 为他们树立威信, 要通过在媒体上开辟专栏等方式, 扩大农村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
目前, 做好农村意见领袖培养工作, 除了培养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致富大户等群体外, 应当更注重对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农民工大多是农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 同时也是农村中最具有变革传统生活方式的那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受到了城市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熏陶, 农民工返乡后作为农村的“意见领袖”更具有吸引力。返乡后的农民工积累的技能和经验, 对于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返乡后的农民工“文化反哺”可促使所在的乡村获得城市文明的启蒙, 促进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革。再者, 由于他们的人际传播, 促使一批批农村青年勇敢地走出乡村到都市创业, 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较高的学识素养, 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工作以后, 往往被别人高看一眼, 成为基层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 因而更容易充当农村意见领袖。当然, 大学生“村官”也有不熟悉农村情况等局限。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应多鼓励他们积极向基层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 鼓励他们联系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 学习党的农村政策、法规以及村风民俗, 学习科技、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要求他们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科技信息的咨询服务和帮助, 让他们在农民教育中大显身手。
大众传播在农村是大有潜力的, 在农民现代化、教育农民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韦尔伯施拉姆把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概括如下: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对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 媒介种类的多元和媒介新闻、媒介内容的增多对于这些地区人们的现代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大众传播拥有范围广泛的受众, 其影响面之广、影响力之大、传播信息之快, 也是其他任何传播形式无法比拟和取代的。同时, 大众传播也是最简便、最有直接效果的传播, 相对于以文件、会议等形式为主的组织传播, 其传播形式和手段更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大众传播在寓教于乐中也产生着农民教育的特殊功效。
克服大众传播对农宣传的边缘化倾向。近年来,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农民、农村等被大众传播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信息传播的源头来看, 我国专门传播农业信息的大众传媒比较少。据统计, “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 而农业期刊仅187种;报纸2000余家, 而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 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 开办对农服务 (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 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 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 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 开办率只占4%”。从信息传播者自身的角度来说, 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主流媒体, 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还是网络等, 基本上都面向城市, 把城市“白领”作为主要受众。媒体从业人员大都视线上移, 深受都市文化影响, 有的不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 有的不了解农村受众, 往往从城市本位的视角出发, 在信息传播中高高在上、俯视农村。其原因在于“经济杠杆”。美国学者斯麦兹概括为“受众商品说”。他指出:“就媒介市场而言, 经济关系中的2/8原则可以被置换为这样的表述:拥有80%购买力的那20%的消费者获得了媒介80%的注意力和80%的信息资源;拥有20%购买力的那80%的消费者获得了媒介20%的注意力和那20%的信息资源。”由于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因而占人口较小比例的城市大众在信息传播中享有绝对的主动权和支配权, 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却处于被动地位。
作为农村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 我国应当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上, 使农民等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信息传播和分享权, 消除城乡信息资源的二元分割体制。为此, 应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的对农信息传播新机制。首先, 是资金上的支持。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 分流于媒体用于对农传播的资金不够。据2005年中央财政预算决算显示, 当年的实际支出中, 文体广播事业经费是72.53亿元, 而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是8775亿元, 文体广播事业经费约占总支出的0.83%, 分流于媒体用于公共事务的已经很少了, 用于对农传播的专项资金则更少。其次, 是政策和人才的支持。政府要出台对农传播媒体的各种激励政策, 鼓励媒体吸收优秀的专业人才, 为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 要因地制宜, 组建专门的对农服务媒体, 以满足各地农民群众的信息和娱乐需求以及受教育需求。
大众传播要关注“三农”, 贴近农民, 拒绝虚假新闻。据方晓红2000年在苏南的调查, 农民经常接触的三大媒体的排序是电视、报纸、广播, 稳定受众分别为84.8%、62%、35.9%, 农民看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娱乐消遣。闵阳2005年在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水平较低的陕南24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显示, 农民几乎每天都看电视的占83.7%, 从来不看报纸的占60.1%, 从来不听广播的占57.3%。以上数据, 反映出农村受众对大众传媒存在着较低的信任度和较高的接触率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对媒体的宣传持不信任态度;通过媒体宣传的广告, 不断有假种子、假农药等坑农害农的事情发生, 甚至有假新闻的出现等, 使农民对媒体存在戒备心理。有的农民甚至说:“报纸、电视上哪儿有真事?”另一方面, 农民又离不开大众媒体, 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从媒体上了解到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传播源, 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群众对虚假及低俗新闻的严重不满, 希望大众媒体的传播内容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及提供更多服务之心理需求。
为此, 大众传媒要密切关注“三农”, 从平民视角、使用平民的语言, 减少农民对信息的接收难度, 要报道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农村的真实情况, 以引起社会其他阶层对农民群体的关注和接受。同时, 大众媒体要避免虚假广告以及迎合部分受众的低俗内容, 树立传媒公信力, 拉近同农民受众的距离。大众传媒要想取得良好的农民教育的效果, 必须认真研究新闻与宣传的规律, 处理好新闻传播与宣传思想的关系。大众传播在农民教育中要想做到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农民, 必须保证农民频繁接触大众传媒的相关信息, 提供适宜他们接受的传播环境, 同时考虑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及文化、生活等各种实际需要, 要根据不同情况, 区别不同影响因素, 选择农民群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信息内容, 并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只有这样, 大众传播才能取得更好的农民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王志霞:《意见领袖在新农村宣传中的作用》, 《青年记者》, 2007 (8) 。
[3].谭英:《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及农户接受程度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5 (9) 。
[4].赵力:《用农民的话说新农村的事》, 《新闻传播》, 2006 (7) 。
人际信息传播 第8篇
关键词：美德传播,关公现象,传播坐标
1 人们在传播什么
在这个以传媒为核心特征的时代里, 有一个问题似乎因为太简单而无人关注和问询,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 所以我认为越来越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并加以思考和传播。
这个问题只有七个字:人们在传播什么?
一方面, 在社会上存在一种“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现象;
另一方面, 人类似乎总是沿着“美德传播”的方向和路线引导着社会的传播, 并不断发展。这两者的矛盾明显而突出, 似乎形成了悖论。
2 古代的“好人效应”传播现象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在身边只要有了坏事, 会形成强大的传播流!张家失了火, 李家的儿媳妇和别人有染, 赵家做纸包子坑人, 王家卖了有毒的牛奶。这些消息不仅会马上传遍坊间, 而且有的很快就传遍江湖, 流动于五湖四海!所以千百年来, 这句“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已经被很多百姓奉为金科玉律, 也形成了“坏事”传播格局。而在互联网时代, 这个格局被进一步强化甚至极端化, 打开网页随处都能感受到这种传播态势的严重存在。
但是, 如果把时间跨度延长一些, 从三年五载, 或历经百年、千年之后来看, 整个社会又是以“美德传播”为基础和核心, 而且传播结果也往往是形成新的美德故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关公现象”“孔子现象”, 和欧美的“耶稣现象”等等。
在中国, 无论是乡村城镇, 还是江湖庙堂, 关公的神像毫无疑问是最多的, 就连餐馆也有很多一进门就供奉着关公。从职位上来看, 中国帝王将相精英无数, 但是有几个能被百姓如此礼遇!关公充其量也只是董事长刘备属下的一个部门经理, 但是我们有几人看到有刘公庙、曹公庙, 或是自称始皇的秦公庙呢?如果从宗教角度看,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大有市场, 甚至玉皇大帝、土地、八仙也根深地固各有地盘, 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像关公那样深入民心, 形成村村都有关帝庙, 户户供奉关帝神的现象。
在这里本文主要以“关公现象”为坐标, 关羽出身于普通人家, 外出打工几经血雨腥风, 官拜汉寿亭侯, 但是以这样一个身份获得如此多的庙宇待遇, 一定另有原因。近代很多资料考证显示: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神像和关公祠庙遍布各地, 为中国神明中最多祠庙的一位, 但是古代祭祀的战神却本是“兵主”蚩尤。就官方的祭祀而言, 唐初开始便有武庙, 但主祀的是周朝名将姜子牙, 而关羽则为从祀。至宋朝末年, 民间供奉关羽的庙宇已经“郡国州县、乡邑间井皆有” (1) 。元代朝廷虽崇信喇嘛教, 但民间对关羽的崇信有增无减, 元朝皇帝且曾遣使致祭。明清以降, 供奉关羽的庙宇不仅遍布中国内地, 且延伸至蒙古、西藏、朝鲜半岛乃至海外。今日仅在北京城里, 就有一百多座专供关公或兼供关公的庙宇, 香港、台湾更不计其数。
关羽出生于汉朝末期, 但是关公庙是在宋朝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流行, 汉末距离宋朝有700多年的历史, 为什么关公死后这么长的历史时间才被人们想起来大规模盖庙供奉呢。
3“关公现象”传奇的核心秘密
关公去世后, 虽然民间对于关公的美德传扬不断, 但是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传播态势。但是到了宋朝以后, 文化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戏剧和曲艺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一切。三国故事兴盛于宋朝和元朝, 戏剧的发展更是推动了三国故事老少皆知, 以至于从宋朝开始, 连皇帝也开始追加关公的爵位:
北宋宋徽宗崇宁元年 (1102年) 忠惠公;
北宋宋徽宗崇宁三年 (1104年) 崇宁真君;
北宋宋徽宗大观二年 (1107年) 武安王;
北宋宋徽宗宣和五年 (1123年) 义勇武安王;
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 (1128年) 壮缪义勇武安王;
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1187年)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泰定帝天历八年 (1335年)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1613年) 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明思宗崇祯三年 (1630年) 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清世祖顺治九年 (1652年)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清世宗雍正三年 (1725年) 三代公爵、圣曾祖、光昭公、圣祖、裕昌;公、圣考、成忠公;
清清高宗乾隆元年 (1736年) 山西关夫子;
清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 (1767年) 灵佑二字;
清清仁宗嘉庆十八年 (1813年) 仁勇二字;
清清宣宗道光八年 (1828年)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清德宗光绪五年 (1879年)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2) 。
所以关羽在时隔几百年之后, 经历了:“侯而王, 王而帝, 帝而圣, 圣而天”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在元末明初, 罗贯中将《三国演义》写成小说面世以后, 关羽的义薄云天的形象进一步确立, 其中国人向往的美德精神被进一步传播, 形成了民间第一神的传播结果。
与关羽相比, 曹操在当年无论从名气上、势力上、权力上都比关羽大得多。而且曹操的“缺德”故事远比关羽的多得多, 例如:滥杀恩人全家, 挟天子以令诸侯, 奸诈多疑, 奸淫好色, 爱夺他人之妻等等, 这些消息从传播的动力上来看, 绝对够得上坏事传千里, 事实上在当时也形成了“奸雄曹操”的传播格局, 民间、坊间流传曹操的坏事、奸邪之事, 用现在话说就是有关曹操的绯闻、见不得人的丑事妇孺皆知, 连小孩都把很多曹操的丑事唱到了儿歌里。曹操名气大, 恶名传播久远, 同样在宋、元、明、清的戏剧和曲艺中占据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并随着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名传天下。但是, 知名度一点不低于关羽的曹操, 在中华大地又有几间他的曹公庙呢?仔细查阅资料调查走访, 也没发现有。寥寥无几的曹操庙甚至连张飞庙的数量也远远不及。
由此可见, 美德传播在整个社会传播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它既是一种传播方式, 也是一种传播动力, 并能形成相应的传播结果, 影响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美德传播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武圣人关公相媲美的还有文圣人孔子, 孔庙如果不是文革时候被大肆抄了家, 其数量也远不可小觑。与孔子年代相近, 待遇有加的另一位西方“美德专家”是基督教的耶稣。这位已经被彻底神话了的大哥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3) 。由于这位老兄救赎世人, 传播正义和公平, 以不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大无畏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得到了西方人的爱戴和传播, 成为了西方的神!形成了基督教《新约》重要的文化和精神现象!
4“坏事传千里”的时代局限
与美德传播相比,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的传播看起来更多是指人际传播的现象。但是不论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 形成传播的主要动力是传播者的动机和接受者的需求。坏事之所以看起来比好事容易传播, 其主要原因往往在于坏事具有危险、警示、新奇、特殊等属性, 由于人们好奇、求新、安全、实现自我等需求的作用, 导致所谓“坏事”这类事件在短时间和一定区域里具备较强传播性。例如, 每天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安全食品和美食, 做美食传播最多也就是在电视台的边缘时间、报纸的边缘角落做一些美食栏目或者美食介绍;但是如果出现了有“毒”食品, 或者是“纸包子”事件, 那么各类主流媒体, 各个主要板块和栏目都会大报特报, 人们也会马上口口相传, 微博也会马上发个不停。这就是人们处于安全受威胁的状态下, 自然本能的反应和社会总的需求作用于媒体的结果。但是如果就单一事件或某个人物的传播来看, 这种坏事传播往往在短时间和一定区域传播力较强, 而一旦人们知晓了, 或者社会认识到了便不再有传播动力。而美德传播则完全不同, 时隔多年美德流传往往如美酒发酵, 越传越久远而逐渐形成为一定的文化和民俗, 这就是形成“关羽现象”的关键因素, 也是美德传播的基础。
因此, 在当前社会我们需要很好地把握“美德传播”与“坏事传播”之间的关系, 就如同“美食”与“毒食”的报道一样。在日常生活少不了美的发现, 少不了营养的滋润, 但是有了危险和异常, 也应快速真实, 大范围, 高强度进行警示和报道。
在从前, 这些传播要求主要针对媒体的专业人员, 但是随着微博、推特等新型传媒的发展, 这个问题逐渐需要让每个人都知晓而应用。目前, 人际传播在新型传媒条件下, 已经不仅仅是定义为口口相传, 而传播力量也大不同于从前。虽然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无论从媒介上, 传播方法、传播内容、和传播目的上都有较大区别, 但是在传播结果上看两者有着相同的地方。虽然人们有时乐于谈论和传播坏事, 但是这种人际传播, 最终也是要形成群体或公众舆论, 甚至沉淀为历史或民间野史, 最终形成一定文化或民俗。这就是说人际传播最终也有大众传播的特征, 甚至演化为一定程度的大众传播。由于人际传播的大众化, 因此个人传播很可能瞬间成为消息源而为全球知晓!而后果往往超过人际传播, 而关系诸多的责任、道德、文化、甚至法律问题!
2012年3月15日, 美国新泽西州米德尔塞克斯县法院, 当陪审团宣布一个名叫拉维的小伙子犯有“仇恨罪”等15项罪名成立时, 这个20岁的年轻人惊愕地用手捂住了嘴巴在美国, 该罪曾长期用于打击种族主义和新纳粹集团。
事情发生在2010年9月, 拉维用远程遥控网络摄像头拍下室友泰勒克莱曼提的同性恋行为并对外散布。3天后, 对方跳桥自杀。
他的律师认为“这只是一个孩子恶作剧过了头!”而法院和陪审团认为其犯有“仇恨罪”等15项重罪。这件事情被有些媒体认为是有关网络监管与信息自由的分水岭, 它极大限度地引起了人们对于个人信息传播的法律边界的关心和注意 (4) 。
“坏事传播”由于常常产生于极端、危险、特殊等环境下, 因此往往需要更高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 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能清楚地判断和认识这些。
由此, 因言获罪或者因传播获罪将成为互联网时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言论自由的条件约束将更加多元而严格。“坏事传千里”不再像已往那般容易, 隐私权、公共安全等法律限制条件将使其受到极大制约。而相比之下, 美德传千里的条件比起以往来更为优越, 美德传播更适宜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公众的交流互动, 但是美德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合法性同样有着比以往更高的要求!
5“好人传千年”的传播坐标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 大多人已经参加到了全球的信息传播体系中, 而这个过程中, 人们对于极端事件、危险事件、揭露他人隐私事件、色情暴力事件的传播兴趣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峰值。因而类似当年曹操斩杀恩人全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威”名四方一样, 互联网因为丑陋、叛逆、失德、邪恶而出名的这个姐姐那个妹妹一样会在传播的峰值支持下, 有一段时间的名气持续。但是不会很久, 当人们因为自身发展和协调社会的需求, 对“美”和“德”的传播形成稳定需求之后, 这些沉渣会快速沉下去。
考虑到所有的“德行”都要集中依附于“人”, 美德传播的核心载体是人。因此,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美德”与“好人”相关, 这时可以看出:与“坏事传千里”相对, 我们可以说“好人可以传千年”。
如果以事件或人物的某一个点为原点, 以同一段时间里其空间为传播面, 以不同的时间和年代为传播纵深来看, 我们甚至由此可以观察出一个类似数学模型的结构:“坏事”在空间的延展能力超强, 但是经不住时间和岁月的洗练;“好人” (我们这里指“美”和“好”的品德集于一人者) , 虽然有时名气也就一般, 但是在岁月和时间的“发酵”作用下, 往往千年传奇, 世代景仰。像苏武、司马迁、岳飞、文天祥等等人物都是如此。
英国思想家休谟在他的《道德原则研究》中提到:“必须承认, 社会性的德行具有一种自然的美和亲切。这种自然的美和亲切最初先于一切训导或教育。”这是对于美德的自然属性的描述, 同时, 他也强调出“美德”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我们在何种程度上重视我们自身的幸福和福利, 我们就必定在何种程度上欢呼正义和人道的实践, 惟有通过这种实践, 社会的联盟才能得到维持, 每一个人才能收获相互保护和援助的果实。这个根据自爱或对私人利益的尊重而作出的道德演绎是一种清楚明白的思想。” (5)
这个“清楚明白的思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体验, 例如: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动机都是获得财富和荣誉等个人满足, 而每个公司也都是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铁律。但是, 仔细看一下身边的人:做鞋子的工人自己顶多穿一双鞋, 每天的工作绝大部分是为别人生产鞋子;做老师的在为学生传道、解惑;就连作家其作品的价值也往往是以看得人多、别人看得爽为重要的标杆。
因此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在为他人工作, 每个公司都在为别人服务, “利他”精神既是隐藏在“利己精神”外衣下的另一种本质, 也是道德本身包含的重要属性。这个属性甚至不仅仅包括人类社会, 物种的“利他精神”甚至还影响着物种的进化。作为单个生命体来讲, 脱离母体的后代个体是本体之外的, 越是低等生物其对于后代个体的辅助和支持能力越弱, 越是高等生物, 其对后代的“付出”越多, 其“利他”能力也越强。哺乳动物在这方面表现最强, 他们不仅对后代个体进行长达一年甚至数年的怀孕, 甚至在后代个体出生后还要以母乳来哺育, 一直辅助后代成为强大的新个体。而大多低等生物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例如两栖类动物直接将生成新个体和养育新个体的任务交给了周围的环境, 爬行类虽然将后代个体放入一个看似安全的“蛋”里, 但是其后代个体成活的风险很大, 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成熟个体的比例也远低于哺乳类。正是由于哺乳类对于自身以外个体的“利他”精神, 形成了哺乳类种群的“利己”, 造就了哺乳类动物成为地球上首屈一指的“大哥大”。
在形态较高级的哺乳类种群中, 在捕食等分工合作中也可以常常见到“利他精神”延伸, 形成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道德演绎”。人类将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并升华, 形成了人类对美德的本能反应, 而在高度社会化条件下, 人类长期形成的社会道德约束和理性思想, 进一步将人类的整体利益进行了强化, 利他精神在有些领域甚至形成强制约束力, 例如:现代法律对于无因管理的约定, 社会各界对服务态度、服务标准服务质量的要求和制定等等。
因此美德一方面秉承自然之力形成审美的力量, 将人们吸引而凝聚, 另一方面, 美德以“互益”或“增益”的社会理性力量, 而凝聚众人形成传播。
6 美德传播的时代走向
如前面我们所提到:形成传播的主要动力是“人们本身的需求”, 例如人们寻求安全的需求、寻求认可的需求, 实现自我等需求都要一定的信息支持。这些信息与人类自然需求密切相关, 例如要实现安全需求, 就需要在食品信息、饮食文化信息、居住物理信息、交通信息等多方面的支持, 信息的真实是其基本的质量要求。而信息的价值则是这些信息能否进行广泛传播的决定因素。例如:一个婴儿出生以后, 奶水是生命的基础依靠。在母亲没有奶的情况下, 需要新的信息帮助母亲选择替代品。
此时, 如果牛奶是替代品作为一组信息, 可以产生促使孩子健康长大的美好结局传播效果, 那么帮助这个母亲把孩子用牛奶养大, 则可视为有价值的, 传递“美好”和人与人“互惠”的带有“美德”特性的传播。
有一种情况例外, 那就是牛奶中普遍含有三聚氰胺的时候。这时候, 刚才的传播就变成了“缺德传播”因为这样的牛奶虽然没有一下毒死小宝宝, 但是却造成了非自然的丑陋的大头娃娃。这时候的美德传播是, 揭露丑恶的曝光, 将极端事件放大引起所有人注意。这时候的丑事传播成为了美德传播。
人们传播坏事和危险极端等事件, 其结果往往是引起群体对此类事件的重视, 达到预防和改进等目的, 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 这也是人类社会在构建美和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德”的过程, 因此, 美德传播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在共同努力的一个传播方向, 尤其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 这个方向更加明确。
美德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基本走向, 但是这并不排除揭露丑恶、暴露危险、抨击邪恶, 关键的区分点在于是否建立在真实、善意、美好基础动机上。如果在上面的案例中, 关于三聚氰胺的报道没有强调它对食用者的毒害, 那么这个传播是不完整而且在当时是“很失德”的传播。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在地球上, 极端事件虽然时有发生, 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出生的宝宝要吃奶, 无论男女都要一日三餐, 吃喝拉撒, 生活工作。
因此极端现象不能占到主要的传播格局中, 否则, 人们基本需要的生存发展信息会被干扰阻断, 例如, 长期将三聚氰胺牛奶进行传播而使人没敢再喝牛奶, 那么, 牛奶可以帮助婴儿成长、帮助成人补充营养这个有知识特征的信息被阻断后, 也会干扰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在本文中, 我们所说的美德传播, 虽然是相对于“坏事传播”或者称为“丑事传播”“恶事传播”的传播现象, 但是, 这样的美德传播是完全不同于粉饰太平, 或者光说好不说坏、避重就轻、偷换概念的虚传播和假传播的!
那些看起来言冠冕堂皇、一点丑事不说, 任何问题不谈, 为了粉饰不惜作假的传播, 与其说是“美德”传播, 不如说是“缺德”传播!
对于自然和人文之“美”, 人们相互之间形成的“德”, 本文不再做哲学范畴的进一步定义和诠释, 希望每个人在自己已有的概念中能够没有障碍地形成判断, 对“美德传播”作出正确理解。
在如今的地球上生活, 信息的网络化高速传播已经成了定局, 人类因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 人们更迫切于追求真理, 更具有能力发现和创造美;在地球这个体系里, 人与人形成的广泛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 也会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具有道德、文化、和法律等特征。
本文所描述的“美德传播”也许只是这传播格局中的一种传播特征, 但是在互联网快速撞击我们社会的今天, 在很多人对于网络和传播无所适从, 媒介从业者不知就里盲目乱撞的现状下, 希望这些话语能够帮助大家知道自己与社会和媒体及其他人的传播关系和传播状态, 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 以更好的信息沟通来健康生活。
参考文献
[1]郝经 (元) 《四库全书》之《陵川集》第三十三卷《汉义勇武安王庙碑》1192-371页。2008年12月二版一刷,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维基百科, 关羽, 7信仰-7.1历代信仰.网络地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7%BE%BD.
[3]《圣经》汉语圣经协会, 和合本《新约全书》2003年9月初版.香港, 国际书号及书记编码978-962-513-336-2, 第4页.
[4]叶伟民, 赵晓悦 (实习生) .《“杀死”一个同性恋----全美围观网络性向歧视案》, 《南方周末》2012年4月2日版.
新闻碎片与人际传播的回归 第9篇
新闻碎片,是指传播的新闻内容越来越缺乏整体性,条数很多,新的信息很多,但不完整,然而,受众依然需要更接近事实的新闻,世界依然需要被深刻地研究。
新闻碎片化,对于处于变革中的传统媒体而言,将意味着什么呢?传统媒体是否还有自己的机会呢?
1 一条微博引发的思考
4月21日,著名的新闻人闾丘露薇在个人认证微博转发了一则视频“孩子在香港街头小便大陆夫妻与港人发生激烈冲突”。微博评论道:“这条视频只是事件后半部分。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片中白衣青年看不过眼报警,并且阻止夫妻离开,双方争执,青年遭人用婴儿车推撞。警察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准保释,五月中需到警局报到。”
微博一经发出,立即引发了就引发了网友的众多评论,有网友指出,视频忽略了父母主动带小孩去厕所排队并且在小孩小便时母亲专门用纸尿布接住的细节,对港人拉扯呵斥并且拍了小女孩私处的画面并未提及。
4月22日,闾丘露薇做出回应,补充了事件缺失的一段视频,并评论道:小孩当街便溺,只不过看昨天微博视频文字描述不全补充新闻而已。随后又补充称:另外,不要在公开场合暴露孩子身体是做父母常识,找不到厕所,找个角落避一避。帮孩子换内衣都应该去厕所,或者角落,不要当着陌生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如果真的厕所和人口比太低,要求政府多建公厕。另外在香港,再有道理,动手一定违法,要维权,比如要删除照片,主动报警,电话999。
这起发生在2014年上半年的微博事件,最终发展成了涉及网络新媒体以及传统媒体的大范围辩论活动。如果把闾丘露薇的微博看成一次新闻报道的话,那么,闾丘露薇第一次发布的视频并不是完整的新闻事实,换句话说,只是新闻事实的一个片段。对于第一次接触这部分碎片的受众而言,大部分人会把这些碎片化的内容当成全部的新闻事实。
如今,上网阅读新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首选,以秒计算,不断更新的信息,条数很多,但大多不完整,传播的内容也缺乏整体性。虽然公众对信息内容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大都停留在蜻蜓点水的程度,对那些原本发生不久的、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缺乏完整、深入的了解。与之相伴的,是受众评论的感性化和情绪化。这便是新时代新闻报道碎片化的概念。
2 新闻碎片化产生的原因
2.1 新闻报道碎片化是网络时代的必然。
动态写作、实时更新,这是网络媒体处理新闻的一种常规方式,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的报道更是如此。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轰炸,已经习以为常。为了追求时效,新闻报道更加注重各个点的状态,注重信息的简单传递,整个新闻事件的完整线索,常常不能在一条新闻报道中得到表现。对受众来说,从单篇新闻中得到的信息总是片断的、零碎的。
2.2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深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碎片化的趋势。
三言两语,现场记录;发发感慨,晒晒心情;字数少,随时随地就能发布。自媒体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传播媒介的垄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报道者。这些来自民间的报道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的爱好和兴趣,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有时候会有意无意造成新闻信息的不完整,从而加剧了新闻报道碎片化的趋势。
2.3 新闻信息接受的碎片化,必然要求有新的报道方式与之相适应。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统一的时间观看报纸,收看电视新闻。人们接受新闻消息的时间、地点有了强烈的随机性。碎片化的新闻报道便迎合了这种快节奏的信息需求。只需要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从寥寥几句,甚至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获得新闻事件的大致情形。
2.4 不同形式的新闻之间,缺乏整合带来的碎片化。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的新闻,有了相互融合的可能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新闻往往被分割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带给受众的感觉就是一种支离破碎。
当使用“短平快”形容新闻内容,用速读描述受众习惯的时候,随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媒体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曾经有人预测,面对海量的信息,碎片化的新闻已经让人们产生了排斥和厌倦。未来,传统媒体又会重获新生。笔者赞同这样的预测,专业的传统媒体在社会公信力与信息的完整程度方面,具有新兴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又该如何发挥呢?
3 用新技术重塑新闻报道
基于新媒体的新闻报道简单直接,是赤裸裸的原生态,人们想看什么,自己去找就是了。传统媒体体系的新闻传播渠道被削弱了,每个人,无论是所谓精英还是草根,都有平等的自我存在和自我表达的权利。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信息,自己想传播或互动的对象,也可以屏蔽自己不想看的信息,远离自己不想交往的对象。传播体系的人际关系特征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电视媒体要想扩大传播声音,扩大影响力,需要重新认识人际传播的特点,借助新的传播载体,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整合推广。
3.1 化身为“人”的角色,利用人际传播的亲近感,增强传播效果。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人类交往最初、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形式。微博、微信等新媒介拉近了异地传播的距离,这类媒体也被称为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拓展了人的社交范围,时空限制被打破,实现了人际传播的回归。而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终端的出现,则更进一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新媒体的人际传播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最初的消息来源,并不来自于正规的新闻媒体,而是来自于QQ、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当中的朋友圈。朋友的亲近感,增加了这类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与这样的媒介生态相适应,“人”的角色,应该受到传统电视媒体的重视。这也就意味着,电视媒体应该放下身段,化身为一个普通的“人”,以人的角色进入个人的社交圈,与观众互动。
3.2 以新媒体的人际传播为基础,展开电视新闻的二次传播。
“二次传播”,是近年来传播环境的巨变对电视媒体提出的新课题。“二次传播”就是借助自身平台以及网络、平面、户外、线下活动等传播手段,在电视新闻节目正常播出的一次传播之后,实现“二次传播”甚至再次传播,提高新闻栏目的知名度、关注度和忠实度,实现电视媒体的持续影响力和传播力。
媒介环境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收看一段时长固定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的碎片化趋势,使得这种规定的传统模式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人们收看新闻的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以社交媒体为基本构成了目前的新媒体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更加个性化的人的色彩需要突出之外,传统媒体需要在正常的播出之外,重视电视新闻的“二次传播”。在某些时候,这种“二次传播”甚至会占据主要地位。
3.3 人际传播的回归,给了电视新闻新的机会,即用技术做好每一次新闻报道。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媒体发展中,更快的报道,将会让位于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而更好的报道,则应该由传统的新闻媒体承担。如果说,传统媒体化身为“人”是态度的变化,那么,更好的报道,则是对能力的强调。
好的报道并非文字堆砌、长篇大段,而是运用新技术和多媒体,提升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度,并赋予性情。电视视听新闻报道的线性特征,意味着信息转瞬即逝,这一点曾经被很多媒体人诟病,但事实上,新媒体的发展,给了电视新闻打破这一线性特征的机会。
前面提到,电视新闻要想扩大影响力,必须重视新闻播出之后的二次传播。二次传播的主要手段就是新媒体。举例来说,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多种表现手法的融合是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们根据不同的新闻报道内容,选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有时,甚至是多种表现手法并用。电视新闻二次传播并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放上网络,而是要根据报道内容,进行多媒体的改造。
更好的报道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深度。“我们现在卖的不是内容,而是观点!”传统媒体需要竞争的,不是报道权,而是解释权。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微博最先公之于众,传统媒体随后跟进。新闻在新媒体上的传播路径,是在不断的转发接力和评论附加中扩散开去的。“众声喧哗”中,受众有时会陷入情绪宣泄的泥潭中。传统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采编人员和良好的专业人脉,通过自己的报道,揭示新闻背后更深的意义,扩大受众视野,让受众不仅知其然,而且进一步知其所以然。
网络传播时代,不缺内容,也不缺记者,缺的是高品质的新闻作品,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慧眼。
4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