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文化反思，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文化反思
[文献标识码]A
哲学的反思是哲学发展的前提。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哲学理论学习运动。这些运动一方面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普及到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普及运动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和教条化等倾向，也给我国的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负面影响。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反思这些哲学学习运动，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普及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早在建国之初，为了适应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全党全国进行“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和“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要求，从而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在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中哲学理论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之所以要在全国的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就是要确立一个“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方法”，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行动和思想。
特别是在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的发行和《红楼梦简论》的发表，更使毛泽东感到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着某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改造和教育。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55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把对干部的教育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结合起来，并把它确定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二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的。这次学习运动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毛泽东针对党内和干部中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忽视商品经济的倾向，明确强调“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他于1958年两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要让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能够真正结合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因此在1959年，他在再次建议各级的领导在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哲学小词典》。要求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哲学实质上也就是认识论，也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他特别反对那种离开现实的实际问题只是在课堂上和书斋里对哲学理论的抽象研究，明确要求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中的尖锐武器”。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党内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来的，那么正是这一关于哲学“解放”的号召，则将这场学习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哲学理论工作者纷纷走出校门和研究室，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面向广大战士、工人和农民进行哲学普及化的宣传和教育；各种战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哲学学习小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产生了出来，从而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第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哲学学习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毛泽东为了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寻找根据，同时也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所造成的全党、全国的思想混乱，多次号召要认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同前两次学习运动不同，毛泽东专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他开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认真地加以学习。尽管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次学习运动带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学习，客观上为清理“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创造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在我国流行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两个凡是”仍然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理论背景的大讨论，从而开始了我国第四次全国性的哲学学习运动。
这次大讨论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这场理论的讨论，强调必须完整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
与前几次学习运动不同，这场由哲学争论而引起的哲学学习热潮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至少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自下而上的特征，因而可以说是一场较为自觉的哲学学习运动。这场大讨论尽管只是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某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商榷，但其社会功能却是十分巨大的。它打破了我国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由此导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好了理论准备。
第五次全国性哲学学习运动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行的。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以后，中央为了将全党、全国、全军的思想重新统一起来，再一次作出决定，要求全国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这场学习运动同前几次不同，它的范围始终局限在领导干部的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一般的群众中去。各种政治的和理论的甚至是一些非哲学的综合性刊物纷纷刊登哲学文章，也造成了较为浓厚的全国性哲学学习的气氛。
(二)
总结建国以来五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看到，尽管这些学习运动掀起的历史背景各不
相同，每一次学习的重点和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却也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又带有明显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
哲学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要使哲学的理论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他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工具，当然有必要进行哲学理论的普及宣传和教育。
然而在这种哲学普及宣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哲学理论被确定为一些可以固定不变的原理和结构僵硬的体系，一切哲学的争论都贯之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形式，然后再用一些庸俗的所谓事例来加以注释，以至于流行“石头哲学”令人啼笑皆非的“哲学理论”。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最为突出。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宣传，不仅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开来，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反感。
第二，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带有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回顾这几次大规模的哲学学习运动，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然而，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与哲学理论普及化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相适应而产生出某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带着问题学”学习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拿取并为我所用的工具箱。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理解和运用，极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实实际的结合流于经验化和形式化；而且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化和形式化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厌恶。
第三，在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同时带有把哲学的理论争论等同于政治斗争的倾向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差不多都是某种政治需要的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也就表现为哲学理论为政治服务。
然而，哲学毕竟不是政治，也决不能把哲学归结为政治。而我国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却流行着一种用政治来裁剪哲学和把哲学争论归结于政治斗争的倾向。一些人很善于揣摩一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习惯于把哲学的理论争论同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等同起来，统统贴上政治标签而加以打击和压制。被固定化了的哲学“原理”和被肢解了经典“语录”常常成为打人的“棍子”和压人的“帽子”，甚至演变为攻击性的运动。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经验化、实用化所造成的还主要是人们对哲学的反感和厌恶的话，那么这种哲学的政治化倾向则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的恐惧。这种恐惧使哲学理论工作者不敢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探讨，使我国的哲学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只是停留于对经典著作、领导人言论和现实政策的注解，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哲学理论本身的深入和发展。
第四，在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尽管每一次哲学的学习运动的具体目的不相同，但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全国和全军的思想，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
然而，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却出现了某种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固定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与注解政治的风气相适应，人们习惯于把经典作家的论述和领导人的讲话当作某种固定不变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引用经典，成为哲学论证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和模式。这种教条主义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实的精神完全被这种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所取代，照背、照搬、照套、照抄不仅成为哲学学习的基本风气，而且也成为专业的哲学工作者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手段。
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反思建国以来我国的哲学学习和普及运动，我们又能得出些什么有益的结论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化绝不意味着哲学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
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对周围事物相对稳定看法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由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是在一种潜移默化地过程中进行的，因而这种世界观常常以不自觉的形式出现。学习哲学可以使人们比较自觉地将自己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同一种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出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增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在总结人类思维成果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理论形态的世界观，它不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发的产生和形成，因此为了提高人们思维和行动的自觉性和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能力，有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必须要有思维的抽象，通过哲学理论的系统教育而使人民逐步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这才能真正使哲学的理论深入到群众去，因而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哲学的普及化。
其次。必须完整准确地认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
我们常常强调要坚持理论要联系实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然而殊不知，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来就应当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它一方向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只是片面地要求理论去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忽视了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容易导致理论研究的经验化和实用化。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论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学习理论就应当而且必须了解和把握这个内在的逻辑，从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理论，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而恰恰是为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奠定理论的基础。
哲学不是注解现实的工具，而是研究和探讨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原则。一种真正能够立足于世的哲学理论，不仅要能够深入地研究现实和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必须能够通过对现实的研究而对现实未来的发展有所认识和探索，也就是说，一种真正彻底的理论必须具有某种超前或前瞻的性质。丢掉这种超前性或前瞻性，仅仅把哲学看作论证现实的工具，哲学就始终只能是一种永远落后于现实发展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东西。
就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而言，哲学是世界观，是更基础的东西，而政治则是哲学世界观在社会斗争中的某种具体运用。尽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哲学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但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本木倒置。如果说哲学确实应当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服务也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作理论的注释，而在于通过深入地研究现实而指出现实存在的根据和不足，并运用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去探索现实发展的方向，从而为国家制定新的和不断完善现实的各种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哲学在政治的外面，而决不应当放到政治中间去甚至成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无论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还是对现实的政治本身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也太深刻了。
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开出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时也确定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与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及其与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基本区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相关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性对话，奠定了当代唯物史观研究的不可舍弃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唯物史观 批判的社会理论 实证的社会理论 解释的社会理论
在现代西方学术视野里，马克思被看成是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开创者，与涂尔干集大成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一起，并称为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激进形象，并把资本主义批判功能转换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渐进性改良与进化模式的分析与治疗功能。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重构，凸显了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认识功能，开放了其现代性问题域，也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复杂性，并构成当代各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点，值得探究。
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传统的界分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一直交织着与实证主义传统的复杂关联。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基本背景及语境。在19世纪的时代精神中，实证科学无疑是褒义的，是对统一科学(unity of science)的不同反映，而马克思无疑是肯定“实证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由唯物史观及其确立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样要求具有实证科学的精确性。对马克思来说，如果没有实证科学，必定难以真正展开实践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把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看成是实证科学。并无不可。不过，这里的实证科学不能还原为实证主义。“马克思的统一科学的视野，并非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解释者的一个发明。”把马克思学说判定为实证主义，正是把实证主义混同于实证科学的结果。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所延续的依然是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及其环境决定论。孔德把由实证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看成是人通过启蒙环节从而自愿接受某种最优化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结果，对马克思而言，从实证科学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首先必定是制度改造。不触及制度变革而展开的人性改造活动，只能导致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而通过制度改造进而带动人性的可能的新的启蒙，方使得社会主义真正进入实践环节，并使科学社会主义得以可能。
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正是当时实证主义的显学。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直接指向其抽象的理论性质、机械唯物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政治立场。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肯定了哲学人本学，并进而向社会化的人及社会主义理念敞开。在这一方向上，费尔巴哈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费尔巴哈三个“伟大功绩”，其中第二个功绩即认为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当时致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地称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又说“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这里，借费尔巴哈之口，马克思表明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不同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领会。马克思大致还是在自然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握社会主义的。
但是，即使如此，马克思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不同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当时已经发现了社会，但社会的实质，正如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一样，其本质依然是现象界或自然。在费尔巴哈那里，看不到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统一”，而只是人与自然的新的抽象。费尔巴哈依然只是在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直接同一的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他其实是把社会当成人间神物，是其无神论思想的体现，而当他把社会当成新的偶像时，实际上又复活了神秘主义。在社会政治理想上，费尔巴哈显然没有超越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如此，马克思于1842年在致卢格的信中明确批判费尔巴哈，说他“过多地强调自然界，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在这一意义上，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甚至还是倒退的。这里也牵涉到马克思对当时诸如卡贝、德萨米、魏特林之类“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清算，马克思认为这些思想“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因此，必须破解私有制，推进政治解放。在通过费尔巴哈的批判而阐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时，马克思认定自己对社会形成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新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不仅缺乏人的原则的实证主义尤其是国民经济学，而且以哲学人本学为主导的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其立足点都只能是市民社会。“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颇有意味的是，费尔巴哈的社会观，在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学科创史人涂尔干那里再次复活。费尔巴哈把社会提升成了新宗教，涂尔干则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是神化了的社会，而人们对神的崇拜，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的崇拜。在一定意义上，涂尔干是用社会“祛”宗教之“魅”。因而，社会是人类之父。“是社会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了自身；甚肓之，是社会造就了人。”“如果宗教产生了社会所有最本质的方面，那是因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与斯宾塞的社会不可知主义不同，涂尔干坚信社会是可以认识的。“社会绝对不是无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存在，也不是混乱的和虚幻的存在。”
不过，与费尔巴哈异质于实证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立场不同，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标示着实证主义传统在改良主义方向上的延续和复兴。在涂尔干的时代，社会主义已成为欧洲主流的社会思潮，但社会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分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传统；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影响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三是向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国家社会主义是这一路向的变异了的极端形式。涂尔干当然重视社会主义传统，而且他大体分享了第二个传统并与社会连带主义有关。涂尔干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其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史》中，涂尔干承认：“社会主义提供给社会科学的帮助比它从社会科学中所得到的帮助多得多”。“社会主义已经唤起了反思，激发了科学的活力，鼓起了研究的热情，提出了问题，所以，
社会主义的历史不止以一种方式融入到社会学的历史中。”但他本人看来并不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实践学说而不是思辨科学，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研究更是属于目的论，并不符合现代性与社会分工体系的要求，因此必须“降低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要求”才能“承认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科学性质”。在涂尔干那里，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他有关分工、组织、团结、伦理、道德、失范、自杀、犯罪以及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是等同的，都属于构成性的和规范性的研究。
涂尔干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其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关联问题，有些复杂。就涂尔干创立社会学及其显示的巨大理论及实践效应看，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再度复兴，并使得自由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新的话语权——涂尔干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在政治倾向上依然是自由主义的。与此同时，在涂尔干之后，则是马克斯·韦伯以保守主义为主导方向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不管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批判与摒弃。我们似乎也由此发现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分野的某种理据，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对应于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而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及宗教传统的回复与结合，则对应于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兴起。作为20世纪社会理论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涂尔干与韦伯两大社会理论的合流与延伸。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其实也受到了涂尔干、韦伯以及结构功能主义的巨大影响，从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呈现出一定的区别。
涂尔干对社会主义的处理，正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实证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要素。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饶勒斯等第二国际人物影响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对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对涂尔干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晚年致约·布洛赫的通信中，在谈到当时一些德国青年把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时，认为马克思同他自己要承担一定责任，因为他们此前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因”。恩格斯明确地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思维方式上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所呈现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在其实践批判中特别强调的主客体辩证法，其实是有差别的。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肯定地说：“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忽略了马克思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因素被抽掉，这种唯物主义便很容易退回到旧唯物主义。而这一点，同时也是第二国际在批判和排斥伯恩斯坦主观主义(修正主义)之后的思想命运，即“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并“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唯物主义”。而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正是在社会领域里再现第二国际的思想。因此，当恩格斯把历史的决定因素看成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时，他对于唯物史观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异质性，应当是有着更深入的领会与把握的。
二、经典社会理论的兴起对唯物史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激进政治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共产主义，突破了自由主义传统，也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人们一般把1848年看成是“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正是在1848年兴起的由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支撑的社会革命中，“那些盛赞1789年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了来自于大众的威胁，并由此倒向了反革命。事实上，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自由主义者被革命所击败，并随后陷入覆灭。”这并不是说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由此直接主宰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毋宁说，唯物史观与科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西方既定的现代历史观念，但又具有全球现代性视野的新的酵素，激起了欧洲社会政治思想新的全面的变化，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的推进与变革，正是上述变化的结果。
早年马克思之所以对现实政治持激进的政治态度，为当时所处的背景所决定。对于英法“先进国家”，马克思认定将在已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展开无产阶级革命，从而确定历史的主体：对于德国制度，马克思认为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显然希望在德国推进无产阶级实践活动，但1848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依然在强调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在他同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等的不懈论战与批判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坚持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革命形势又有了一些保留。他不再那么热衷于讨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对于法国革命，则依然视之为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对于已经置身于英国伦敦工商业革命背景中的马克思，显然也感受到了英国现实与激进社会主义的距离。实际上，到了伦敦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已放到了学术研究事业，放到了《资本论》的研究与撰写活动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更内在的影响，正如他依然相信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
自1851年英女王开放水晶宫从而宣布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马克思则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入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1848年前后，实证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同马克思差不多前后来到并停留于伦敦(二人并不认识)，斯宾塞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判断，与马克思有很大区别。斯宾塞显然相信，当时的英国正在走向积极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也符合以“光荣革命”为典型的英国改良主义传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掀起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通过注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强力地冲击了欧洲思想界。但是，50年代以后的维多利亚时代，却更多地需要斯宾塞的社会哲学。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要小得多，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实际境况，其实是颇为艰难的。一方面，第二国际所宣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质正是恩格斯十分反感的经济唯物主义，其实证色彩十分浓厚，就连涂尔干、韦伯以及西美尔等所面对的，也是这种被改装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而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走向了一条渐进的和相对稳定的改良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反映马克思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逻辑，似乎也正在失去市场。
伴随着上述变化的，正是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形成。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凭借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洞悉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的历史目的论，不仅成就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及原理意义，正在成为资本主义变革和发展的潜在理论。在孔德、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则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为实践基础，以功能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从而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于大成。韦伯则延续了德国近代以来的保守主义精神传统，开创了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三大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其影响显然不只是在社会学一个学科，而是在于整体地推动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与进
展。这种状况同时也将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带入现代。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大体上有如下三个方面。
1、如前所述，唯物史观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主义传统。就其本身而言，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与历史科学的意义上强化了实证科学。在这一意义上，在孔德之后，马克思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真正奠基者。就其连带效应而言，唯物史观及其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进一步激起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复兴。斯宾塞之后，涂尔干在学科与理论建设领域直接推进了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有关社会分工、社会事实、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团结等问题的研究，虽然与唯物史观有着原则区别，但在反个人主义以及肯定社会化及社会存在方面，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批判的社会理论更有契合之处。涂尔干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传统的关联。
2、激进政治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激起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费希特、黑格尔致力于它们的结合。但是，对马克思而言，只有突破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由此掀起了近代激进政治思潮。这一思潮的巨大反响，反过来激起了历史主义的回应，并随后带来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也包括部分的实证社会理论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宗教这一类被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逻辑所扬弃了的因素，恰恰又在不断挑战唯物史观，并对西方当代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韦伯以及西美尔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以及对精神文化现象的重视，同时也是启发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思想资源，并对此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唯物史观之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内涵复杂性及其现代性得以全面地呈现出来。
3、重要的也许在于，无论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给定的政治框架，诸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格局及其界分。因此，对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进行有效政治分类的基本框架，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如果放到相关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都不是那么适合。吉登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类法很难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政治观点进行归类”。换句话说，韦伯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转变了在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下的政治思想分野。为先前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意义上所处理过的那些思想资源，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实证主义，还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实际上又敞开了新的视域。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时代问题。比如，马克思、涂尔干以及韦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把握、论证及其信奉方式，本身就值得专题探讨。马克思处理过的那些问题，主要来说是政治社会问题，且有其明显的早期资本主义特征，而涂尔干、韦伯甚至于斯宾塞，则是处理转折或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显然有必要结合诸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及其背景差异，以深化对经典社会理论的理解。但本文并不认同经典社会理论果然颠覆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政治格局的基本判断，这涉及到对经典社会理论及其与近代政治社会理论以及经典社会理论所固有的政治哲学片面性的评价，也涉及到对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走向的历史评价，这一话题留待以后再讨论。
三、从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审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
在面对当代思想家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果时，常常会伴随着一种困惑，即这些思想家所展开的问题视域，与通常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并不是那么协调，有时甚至是完全迥异的。出现这种状况，与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研究中经典社会理论视野的缺失是有一定关系的。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研究，必定要经过经典社会理论这一重要的环节，才成为稳定的问题或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舍弃涂尔干及韦伯的经典社会理论传统，自然容易对当代社会理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探讨产生误解。
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本身就是从唯物史观转化的结果。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对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开启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构成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但是，仅限于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可能全面地形成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由唯物史观开出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同时也贯彻着与其他几种经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对话、互动与互释，并实现了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话语到批判的社会理论话语的转换。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生产与劳动概念，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已拓展并转换为交往与实践概念，涂尔干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转型论，正是理解这一转换的关键环节。再如宗教社会学问题，唯物史观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在这一意义上，任何对宗教妥协的态度，与唯物史观所坚持的彻底的无神论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面对社会整合以及现代性社会的文化类型时。宗教传统及其社会整合意义却又显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实证的社会理论还是解释的社会理论，都重视宗教社会学。宗教的维度，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视角，解放神学的兴起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看成是与激进的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相同一的现代社会力量。
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的影响当然不是全方面的，但如下几个方面特别重要。
1、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提出的问题及其论域，直接拓展、延伸并影响着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诸如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公民社会、社会事实、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组织化、失范、交换、科层制、宗教、民族一国家等等问题，这些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已被处理过并有定论的问题。因为现实实践以及理论结构的不同，成为相关经典社会理论的主要课题，而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对唯物史观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反思批判，进而也激起了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追溯起来，人们会发现，第二国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晚近的激进左翼思潮对唯物史观所展开的研究与反思，在理论资源上都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理论。
2、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文化维度不断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相关现代思潮的融合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其自足的理论体系转向了一个容纳了多重因素的开放体系，其中，文化问题的凸显至关重要，而在这方面，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在当代的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引人注目。晚近的思想家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当代四大哲学思想之一(另外三大思想分别是现象学、分析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主要依据就是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在当代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工作及其影响。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层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说唯物史观更多地关注经济与政治，所贯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更多的则是关注文化政治与社会心理，所贯彻的更多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理路上讲，法兰克福学派是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两等人
深入挖掘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到社会文化领域。由此，早期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复杂关系，便成为唯物史观当代研究的持续不断的课题。
。
3、结构分析以及功能主义给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注入了新的资源。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是实证的社会理论与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强调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不同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对自由主义作为当代最有效方法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区分的现代表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正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超越。在此前后，诸如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的提出，知识社会学及其谱系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活动的渗透，以及态势越来越明确的宗教社会学向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渗透，等等，表明结构分析与功能主义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
4、相关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呈现的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同的社会政治视野，把一种政治复杂性带进了唯物史观的现代性研究。正如前面剖析的那样，马克思之后，经典社会理论家不仅退回到先前的自由主义乃至于保守主义传统，而且，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社会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视野的新的样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似乎被分解开来，一种看起来中立的社会政治观支撑起了一种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实证的社会理论引入了一种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机制，从而化解了唯物史观的激进政治立场；解释的社会理论，则致力于把资本主义把握为宗教文化传统之现代转换的逻辑理路，从而消解唯物史观的动力机制。这些努力，不断地强化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批判理论，特别地属于初期或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这样一来，不仅各种形式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得以成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政治复杂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以成立。
当然，经典社会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影响所做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这样的改造。不过。当我们在理路上对当代社会理论有关唯物史观研究的诸多新成果感到困惑时，如果能回溯到经典社会理论传统，也许对问题本身就可能清楚一些。至于从经典的社会理论向现代社会理论的转化及其对唯物史观造成的影响，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何蔚荣
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地质找矿工作服务于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全面加强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资源瓶颈的重要举措。本文结合实际，阐述了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中科学思维与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是找矿突破的根本，科技创新，人才为本。科学思维与问题意识在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简要概括了内蒙古国土资源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创新成果。
关键词：科学思维；问题意识；创新；地质人才
引言
地质找矿工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行性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加强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缓解资源瓶颈的重要举措。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全面加强地质找矿工作。科技创新，以人为本。打造一支“品德优良，知识渊博，基础扎实，专业精深”的创新型地质人才队伍是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李四光之所以在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同他重视哲学理论思维的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科学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为科学思维与问题意识。他的系统思维，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科学思维的系统方式。他在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时，运用系统思维进行了深刻总结，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别具风格的研究方法，比如：质疑法。质疑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形成问题，质疑法的第二步是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是否是科学真理，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让客观事实来检验。他的科学思维，不仅是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概括，而且是对现代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一次升华。
习总书记提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实践的导向。而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领导如何树立问题意识，关键要在科学思维上下功夫、见实效。
1. 科学思维的内涵及其表现方式
1.1 科学思维的内涵
《思维辞典》中认为“科学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思维活动，其科学内涵主要表现为：① 高度的客观实在性；② 围绕求得答案展开的科学思维；③ 采取理论思维的形式[1]。”
1.2 科学思维的表现形式
科学思维的萌芽是在古希腊文明时期，虽然当时没有被冠以“科学思维”的名称，但都以理性、逻辑性、系统性以及创新性为表征。从其发展过程上看，科学思维的表现主要为以下四个形式：
1.2.1 科学的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概念、判断、推理后形成对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过程[2]。一般认为，在理性思维的开展活动中，科学的概念、判断、推理是理性思维的主要表现。自觉性、主动性、可控性是理性思维的重要特征。科学的理性思维，为人们认识主客体的本质及内在规律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1.2.2 科学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指用逻辑工具对思维对象展开抽象推演的一种科学思维形式。思维活动只有形式化、规则化、通用化，才能创造出与科学相适应的科学逻辑。科学的逻辑思维强调的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和辩证的思维。科学的逻辑思维更加强调了思维的形式性。
1.2.3 科学的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指在认识主客体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事物联系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将客体看作一个系统，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客体，而且要从系统内各个要素的联系、系统以及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系统地研究客体的认识活动。
在中国古代，人们便提倡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如“五行”学说就是古人们使用系统思维的表现。系统思维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存在，并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其作用。系统思维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有效手段，也是我们处理复杂问题的有力武器。
1.2.4 科学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指在科研中，养成一种较少或者不受常规思维的束缚，超越传统思维，以求达到科研上突破的一种科学思维形式。其主要表现为求同思维，求异思维，创作想象等。求异性思维是发散性思维，而求同性思维是集中思维。只有高度集中，高度发散，两者交替反复，才能激发出多个创作灵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创作方案。
2. 问题意识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2.1 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指在主体认识客体过程中，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怀疑、洞察、批判等多种形式，并经再三思考后仍不能解决困惑时，随即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真实或者有想做出创新的一种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又会促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思维，直到能解决问题。发现式创新是指在重复的现象中探索出事物客观规律，密集的现象中探索出事物本质，新奇的现象中探索出事物未来趋势。
问题意识包括4个要素：① 主客体要素：主体是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客体是指认识对象，是主体所指向的目标[3]。② 需要要素：客体要不断适应主体实践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主体的认识对象。③ 优化要素：主体对客体的不满，或者否定并千方百计去改进客体，或者主体由不平衡的认知状态过渡到有序的认知状态等。④ 动力要素：问题意识能否最后形成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顽强的创新毅力。
2.2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陶行知说过：“发明千万万，起点就是问”。爱因斯坦言：“本人没有什么非凡的能力，只不过喜欢深究问题而已”。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问题意识与创新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要想提高地质工作者的创新能力，那么在新一轮地质找矿工作中务必要重视问题意识。
2.2.1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
波普曾经言过：“正是由于问题能够激发我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现，去实验。”问题是思维的起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问题是科研的起点。
2.2.2 问题是思维的导向
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导向，而解决问题的本质是一个不断能提出问题的过程。在总的问题下，能提出一系列可运作的分问题。例如：找什么样的矿？在哪里找矿？怎样找矿？我们看出，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肯定有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你也未能解决；或许你也未能提及一个较容易解决的分问题。
3. 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是找矿突破的根本
3.1 什么是创新型地质人才？
创新型地质人才最基本的素质是有能动的创新意识，严密的创新思维，顽强的创新能力。创新型地质人才除具备基本素质外，尚需具备很多其他条件。必须熟知地质前辈曾经创造出的地质知识，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而非对曾有的地质知识愚昧无知，只懂信口开河，胡乱地标新立异；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首位，而非专谋私利[4]。创新素质具体包括：
3.1.1 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有能动的创新意识，严密的创新思维，顽强的创新能力。
3.1.2 创新知识：在地质方面，能掌握新的前沿知识，在某领域有独特见解或者高深造诣。
3.1.3 创新人格：有健全的人格，在任何不利环境下很快能进入自我调整状态，不因暂时的困难而动摇信念，甚至停止个人计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5]。
3.2 创新型地质人才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创新型地质人才资源是人才强国的重要战略资源。①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矿产资源与能源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地下水资源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地质灾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需要重大工程建设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需要环保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② 在研究地球方面：需要分支学科人才；需要交叉学科人才；需要空白或者薄弱学科人才。③ 在科学基础建设与高新技术应用方面：需要高新技术人才；需要观测技术设备人才；需要实验测试人才。④ 需要管理人才。⑤ 需要创新型地质人才。
3.3 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是推动地质科技迅猛发展的需要
要想推动地质科技迅猛发展，必须运用地质科技创新，缓解资源环境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要从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着手，创造有助于培养地质人才，有助于留住地质人才，有助于选拔地质人才的宽松氛围。充分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合理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展国内外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通过创新型地质人才的培养，缓解资源瓶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是保障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实现人才强国，必须要把“培养创新型地质人才”作为地质科技发展第一要务，不断促进创新型地质人才的脱颖而出。
4. 内蒙古国土资源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成果
2012年12月，曾在煤炭战线长期工作的王君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接替了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党中央决定让王君书记主政内蒙古是我区的一大幸事，这位曾担任过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山西省省长的改革者对我国国土资源情有独钟。
2013年3月，王君书记在深入基层调研数月后，在贯彻和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上，提出了“8337”的发展新战略，随即在全区的农村牧区开展了危旧房屋的改造等“十个全覆盖”重大民生工程，扎实推进了自治区的各项工作。
“8337”新战略和“十个全覆盖”都与国土资源息息相关，内蒙古全面贯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了100多个改革课题，其中国土资源厅负责的土地征收办法、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资源不动产登记等11个改革课题，让新调任的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利平和厅领导班子深感责任重大，又深感使命光荣。这位曾经担任过呼伦贝尔市市长，从调任那天起就决定要实现深化改革，逐步为开创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新局面而不断奋斗。如今，他又肩负起王君书记、布小林主席以及党委政府赋予他的光荣与使命，踏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总工张宏、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志勇、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院长宋华便是新一轮地质找矿突破的实践者。张利平厅长向他们下达的指示是“四个一批工程”：每年推出一批自治区基金项目进行市场出让；每年申报一批国家级整装勘查区；每年优选一批集中勘查区向企业配置；每年推进一批盟市出资1∶5万矿调项目。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政府引导，市场运行，多方参与，滚动发展”的地质勘查新机制。
截至2013年底，全区新增重点矿种矿区65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32处。累计新增Au：159吨；Cu：220万吨；Pb、Zn：904万吨；Mo：364万吨；Fe：5亿吨。以上新增资源储量均远远超过了国家的“358”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制定的目标。新增煤炭450亿吨；钨1.55万吨；锡4.26万吨，这又是何等让人兴奋的找矿突破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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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鲍健强.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2：7.
[3] 梁作.当代思维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67.
[4] 温元凯.创造学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 孙萍茹.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2002.
[6] 张利真.地质人员要读哲学书并用哲学思维研究地质工作[J].2015.
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4篇
( 一) 不起诉的定义
陈光中教授《刑事诉讼法》中的定义, “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必要起诉的, 依法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1)
( 二) 不起诉的类型
不起诉的分类历来就争论不休, 学界主要有如下主张:第一种主张将不起诉分为绝对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即所谓的两分法。绝对不起诉减少了检察院自由裁量的余地, 只要出现了法条中规定的情况, 只能作为不起诉来处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 三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相对不起诉赋予检察院自由裁量的权利, 但是自由裁量不是没有限制, 检察院在作出自由裁量的同时应充分考虑所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是有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第二种观点是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增加一种不起诉的分类即存疑不起诉, 亦称“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是要符合证据不足的必备要件,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检察院应该对此进行补充侦查。中国采用的是三分法, 即法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 存疑不起诉。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支撑
( 一)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 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 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2) 刑法的谦抑性是一个立法概念具有普遍性, 而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刑法的谦抑性还有一层含义, 如果某种行为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 就必须动用刑事诉讼程序来予以解决, 但在选择使用哪种刑罚和怎样确定刑罚幅度过程中, 如果使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那就选择该种刑罚。如果判断此种行为构成犯罪, 能用非刑罚的方式就可以对此种行为进行惩处, 那就选用该种方式。笔者认为现在的时代不适合用重罚来治国, 刑罚的方向越来越清晰, 力求提高预防犯罪的最大效果, 通过刑罚的教育改造, 使犯罪的人尽早认识错误改过自新, 让他们能尽早的回归社会, 为社会创造财富回馈社会。
( 二) 起诉便宜原则
“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且具备起诉条件, 公诉机关仍斟酌各种情形, 认为不需要处罚时, 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 称为起诉便宜主义。” (3) 现在很少有国家单纯的采用起诉法定主义,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犯罪形式呈现出多样化, 国家所拥有的司法资源有限, 如果每件司法案件都要按照起诉法定主义的标准, 会形成巨大的司法资源浪费, 法律在制定上就存在着滞后性, 现存的法律条文难以应对复杂的犯罪形式, 当新奇特的案件发生, 片面依赖起诉法定主义难免会错失惩罚犯罪的良机, 起诉便宜主义并不是一味的要求公诉机关将任何的刑事案件都要予以起诉, 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作出最符合诉讼经济的决定, 起诉便宜主义对惩罚一些特殊案件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起诉便宜主义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 要想实现刑罚的公正性就应该针对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方法, 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平公正。
( 三) 我国所适用的原则
我国采取以起诉法定原则为主, 便宜原则为辅的不起诉原则。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 在古代遵从乱世当用重典, 当局者片面认为通过严苛的法律制度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是此种理念在操作过程中很难实施。第二起诉便宜主义的刺激, 起诉便宜主义在法律制度中的角色扮演越来越重要, 起诉便宜主义的出现弥补了起诉法定主义的不足, 在具体刑事案件中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裁量权, 使得办案机关在处理特殊的案件中更加的得心应手, 在社会上收获了不错的反响。第三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2006 年10 月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犯罪与刑罚问题上, 主张适当的采取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呼声高涨”。第四提高诉讼效率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益。我国人口众多, 社会发展迅猛, 各种犯罪形式层出不穷, 虽然公诉机关可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很难落实民事责任, 犯罪人一般对待民事责任都采取消极的态度, 国家的司法资源也很有限, 任何案件都需要公诉机关提起诉讼, 有时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我国采取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 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实现司法效率的最大化。
三、不起诉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问题
( 一) 刑事司法的局限性, 致使不起诉制度不能很好的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不起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 但是不起诉率并不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不起诉适用率在1999 年为2% , 2000 年为2. 4% , 2002 年为3% , 2003 年为2. 8% , 2004 年为3. 3% , 2005 年为2. 4% 。” (4)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不起诉率的波动并不是很大。探究其原因, 我国长期受到法定起诉主义的影响, 一旦司法官员抓住了犯罪嫌疑人总是希望将他们带入到审判程序当中, 由法院来做出审判。
( 二) 决定程序过于复杂
根据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零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 拒绝司法腐败, 防止司法官员权利的滥用, 设置了一系列的繁琐程序,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 程序上设置的过于严苛, 就会相对的限制检察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一个检察官员拟做出不起诉, 先要提出意见, 再经过主管部门的领导审核, 最后还要经过检察长或者是检查委员会的同意才可以。
( 三) 决定程序中的透明度不够
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讲, 被害人事先并未接到通知, 此程序也从不对外公布, 被害人难免心生怨恨, 胡乱猜疑, 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法律是用来维持社会的正义, 同时也担负着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解决了一个矛盾又造成另一个问题的发生这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 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满意只能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难免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四、关于完善不起诉制度的几点建议
( 一) 增强决定程序中的透明度
据正义网报道, “北京2013 年8 月20 日电 ( 记者高鑫) ,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召开刑事案件不起诉听证会, 对该院办理的一起涉嫌招考培训诈骗案进行听证。” (5)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以听证会的形式进行不起诉的综合考量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 在相对不起诉阶段, 法律赋予了检察官员一定的裁量权, 以往的情况是在检察院内部解决, 被害人难以知情, 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同时某些司法官员的素质不高, 难免会抵御不住钱权的诱惑,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俗话说理不辩不明, 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可以让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享受知情权, 在听证会上亮出自己的看法, 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同, 检察机关可以博采众长做出最合理的决定。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让司法的运作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可以减少司法腐败的情况。
( 二) 改变不起诉率低的情况
司法官员要改变以往的司法观念, 不要一味的认为只要进入到刑事程序的案件都是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 本着实事求是的理念不要想当然的就认为此人十恶不赦, 同时要加强办人案员自身的业务能力, 有些办案人员为了避免矛盾的发生, 争取办案的业绩, 抑制了不起诉率, 既然国家赋予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权利, 就应该好好地运用, 灵活解决案件, 对一些不起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将调解的手段纳入进来, 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双方当事人的需求, 促成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达成一致的意见, 平息止争, 避免当事人申诉、上访、复议、复核, 减少诉累,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国家限制不起诉率是为了避免不起诉的滥用, 但是人为控制不起诉率并没有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致使本不该提起公诉的案件纳入到了审判程序, 加大了审判机关的办案压力, 笔者认为是否可以逐渐的将限制不起诉率取消, 充分发挥此制度该有的功能。
( 三) 减少不起诉制度的操作程序
不起诉制度有着严苛和复杂的工作程序, 这使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加重, 做出一个不起诉的决定中间要经过提意见、报主管、需讨论、经批准等多道工序, 这样不利于司法工作效率的发挥, 增加司法工作的成本, 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既然国家已经赋予了办案人员自由裁量的权利又何必要设置诸多障碍去限制他们, 笔者认为适当减少工作程序, 不一定所有的不起诉案件都要经过检察委员会的讨论, 减少报批的手续, 减少做决定的部门, 如果怕出现司法腐败, 完全可以在司法监督上下功夫, 例如办案人员的终身负责制, 建立案件的追溯机制, 增加社会部门的监督等等。这样提高了工作效率, 检验了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 减少了司法成本的投入, 加强了案件的监督, 充分的发挥出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五、结语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争议较大, 但是我们应该明确, 不起诉制度在诉讼制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不但是诉讼法研究领域的一部分, 而且不起诉制度有着自己特殊的价值和功能, 它在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类型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 正确的认定和惩治这些犯罪面临挑战, 不起诉制度的适用, 可以使刑事案件得到梳理, 减轻了审判的压力。然而, 由于此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些许的不足以及在具体实践当中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探讨。本篇文章首先对不起诉制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进而分析支撑这种制度的理论来源, 在此基础上针对现状提出问题及应对措施。笔者希望通过此篇文章, 可以加强对不起诉制度的理解, 更好的把握不起诉制度的具体适用。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起诉便宜,起诉法定
参考文献
[1] 陈兴良.刑事法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 刘明祥.财产犯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社, 2001.
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流派，它的兴起源于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造成成效不大。对国内外有关日常生活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出一个新的视野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述评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文化哲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兴起源于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现象学家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的观念，继而引发了欧洲学者对生活世界研究的强烈热情，马克思、列斐伏尔、卢卡奇和赫勒等均有相关论述。国内黑大的衣俊卿教授最先对日常生活中批判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文章，近年来，国内学者把这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可谓建树颇多。本文将详细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一）国外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日常生活理论作为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一大主流思潮，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方向。日常生活理论曾经一度被忽视被漠视的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才重新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强调建立一个理念王国，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直弥漫着对现实虚无主义的色彩。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都忽视日常生活世界。直到19世纪末，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强力倡导建立一个充满酒肉精神和张扬个性的感性世界，人们才逐渐关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世界。
20世纪的欧洲理论界掀起了日常世界的研究热潮，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现象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周围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成为他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相对于“科学世界”，用来描述和表达他心目中人之存在的活动领域，那是一种我们身边可以体验的自在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世界，是一种前理论和前科学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绝不是实证主义者眼中的那个狭隘的科学研究世界，也不是我们单单所感知到的事实，它是一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原始意义的自明性境域，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主体间的世界。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欧洲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强烈兴趣，也成为后来哲学家和思想家日常生活的理论渊源。
继胡塞尔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的本体论》等多部著作中，多次谈及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其中与日常生活理论最为密切要数《审美特性》。卢卡奇在《审美特性》的前言中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有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需要的——特性，通过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来自于日常生活。卢卡奇从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的角度探讨异化和反对异化的问题，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物化和异化的重要场所，主张以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线去反对异化斗争。
与卢卡奇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列斐伏尔，他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他的名著《日常生活批判》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所主张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全面的解放。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克服人性的内部分裂和矛盾，使人真正成为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成为完全摆脱了异化的人，而不是向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那样被消费所控制的消极的人。列斐伏尔认为，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应该把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中心，不仅改变国家政权和所有制性质，而且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实现个人的解放。
赫勒作为卢卡奇的学生，继承并发展了卢卡奇关于日常生活理论，以关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理论。在其名著《日常生活》一书中，详细全面系统的对日常生活进行论述，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严谨划分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组织架构和根本图式，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日常生活的变动等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是继列斐伏尔之后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另外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为核心，提出的“日常共在世界”、哈贝马斯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日常生活理论有所研究。但西方还是以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主，其他西方学者只是有所涉猎而已，引出相关的概念，或者对概念有所解释而已。列斐伏尔的理论一方面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思想层面上体现出某种深化，但另一方面也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经久不衰，依旧有很多学者还在研究。
（二）国内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冷冻期和迅速发展期。日常生活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较早始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衣俊卿教授，他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中指出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邻戴，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给定的和自在的王国。日常生活是日常的认识活动、交往活动和各种各样旨在维持个体生存的活动的总称。日常活动区别于自觉的类的活动（社会活动），它的功能是个体的再生产;而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类活动的功能则是社会的再生产。然而，日常生活（个体再生产）又构成类生活（社会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换言之，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断再生产出个体自身，而且以此为基础，塑造自己的世界。衣俊卿教授以独特视角解读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46）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赫勒的《日常生活》，从中汲取一系列理论成果。第一，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或一般图式。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差异、矛盾和冲突的领域，但是在众多异质的行为和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起支配作用的同质的图式，例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经济化，类比归类，等等。第二，建立起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模式，以此透视特定社会的发达程度。第三，改造日常生活，使之达到自觉自为的可能性和现实途径。在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涵盖了他的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而现代社会则需要突破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阐限，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而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使之摆脱纯粹的自在和封闭状态，达到自为自觉的状态。
衣俊卿开启了我国学术界研究日常生活的热潮，纵观学者们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的相关论述，可以提炼出他们大概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献。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仰海峰《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2003）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变》（2009），系统阐述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主张，强调以文化革命日常生活异化现象，极力推崇列斐伏尔的劳动异化的理念，并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列斐伏尔日常批判理论的渐变过程，对列斐伏尔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
第二，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国内对赫勒的研究则主要是概括性、介绍性的，主要基于其著作《人的本能》《日常生活》《现代性理论》中译本的出现。这之中尤其是衣俊卿对日常生活理论的介绍，以及他结合中国日常生活的现状所开展的研究，发表以《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为代表的数本研究著作，使得人们对赫勒开始关注起来，现在国内对赫勒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文化哲学研究，但是这一研究通常只是从《日常生活》这一本书入手，没有全面考察赫勒思想的整体，也并不将赫勒作为研究主题来予以关注;一个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对赫勒的美学思想，以至于整个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美学思想开展了研究，如最近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傅其林的出站报告《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冯宪光1997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但大多是对外文译本的研究，而外文文献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翻译的出入，不能很好地把握思想大师真正要传达的意思。
二、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对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目前成果比较少，主要有以下几个人。
赵帅等（2013）从日常生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海华等（2012）研究了部队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和方法。张国启（2009）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出发，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应然和实然发展两个度向，阐述了思政教育对生活世界的依赖性和超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阐释身是一种理论式推导，缺乏对我国思政教育现状的日常生活观照。唐桂娟从日常生活理论角度研究了思政教育，认为其本质功能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教育和引导。
武汉理工大学的蓝江《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提及日常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息息相关，较为深入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中内在逻辑关系，提到日常生活是人们不能摆脱的生命之重，日常生活是与主体共在的存在状态，正如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日常生活一直同我们如影随形，并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生活”。
南通大学潘晴雯的《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回归日常生活》一文中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怎样的日常生活和如何回归的问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受体的反思力量，应通过对日常问题的批判，使思想政治教育超越日常生活的束缚，达到至真至美的境界。
西华师范大学的赵立帅和李敏的《日常生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于理想化、知识化和工具化，脱离日常生活的困境，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日常生活，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建立专业队伍，使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光明日报的徐金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及其途径》和梁同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的创新路径》系统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日常生活化，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纵观国内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理论作为文化哲学一个流派在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系统研究还在不断发展中，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应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并没有对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做较多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层次。
参考文献：
[1][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G·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
[4]蓝江.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08（1）.
哲学理论制度探讨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公安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机构，不仅要培养学生精湛的专业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从事公安工作所需要的政治素质。公安院校要依据办学定位和育人特色，遵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在规律，探讨具有公安院校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公安院校要用好“严”字，强调思政课教师政治素养的运用效能;用好“进”字，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教育;用好“融”字，将忠诚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用好“改”字，积极推进思政课教学创新改革;用好“质”字，借助教学活动推动教师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公安院校;思政课;教学
高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长期以来，公安院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作为预备警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顶层设计、机构建立、队伍建设以及支持保障等方面超前谋划、统筹安排，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得到跨越式发展。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安院校思政课需要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在普遍规律与自身办学定位、育人特色，探讨具有公安院校特色的思政课教学模式。
一、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定位
公安院校大学生是我国公安系统未来的中坚力量。公安院校是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摇篮，担负着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任务。公安院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精湛的专业技能，而且要培养学生从事公安工作所需要的政治素质。在办学过程当中，公安院校要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工作的全过程，努力培养具有过硬思想政治素质、超强专业能力、高超警务技能、适应公安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
在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思政课教学发挥着课堂主渠道作用。因而，思政课要按照公安院校的办学定位和育人特色，遵循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内在规律，大力推进思政课特色建设，构建具有公安独特色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新模式，切实发挥出思政课、思政课教师在帮助、引导预备警官明方向、定立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方面的作用。
二、公安院校思政课应遵循的原则
（一）遵循高校思政课教学规律
高校要根据院校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专业设置，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选择相对应的教材。思政课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对学生起着价值导向、思想引领、理论武装和行为养成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在目前所有高校课程中，仅有思政课是全国所有院校和专业必须开设的课程，并且要统一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公安院校是我国高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设思政课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公安院校要发挥好思政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遵循高校思政课教学规律，按照思政课课程设置标准和要求进行教学。
（二）锻造公安院校思政课教学特色
十九大报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国家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人才，这些人才不是某一方面的人才，而是能够服务各行各业的多种人才。因此，各个高校要依据自己的人才培养定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和教育，在课程开设和教学中要体现院校和专业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公安机关提出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为公安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因此，公安院校的思政课，除了要遵循普通高校思政课的教育教学规律和要求，还必须形成特色，以充分发挥思政课坚定理想信念、锻塑警魂的作用，以及在职业认同等方面的指引作用，帮助预备警官端正人警动机、夯实人警根基、保持人警初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忠诚卫士。
三、多措并举探索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政课教学模式
（一）用好“严”字，强调思政课教师政治素养的运用效能
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思政课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理论素养对预备警官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有重要影响。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为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敏锐性，公安院校一方面要对全体思政课教师进行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重要讲话精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等，并根据时政热点进行相关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另一方面要制订计划、及时部署，在学习思考、实践领悟的基础上，明确要求全体教师树立活学活用意识，要把个人积累沉淀的认知和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形成智力成果，并及时在课堂教学中呈现出来，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为突出公安院校思政课教师的政治立场，确保课堂教学的政治和纪律要求，公安院校应要求每位思政课教师签订“承诺书”，承诺要站好课堂主阵地，发出正面声音、传播正能量。
（二）用好“进”字，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教育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成果“三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三进”是指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根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原有“三进”的基础上，要把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對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建警立警总要求全面融入教学全过程中。公安院校可以通过编写活页先行制作出“准教材”，并结合每一门思政课固有内容宣讲最新理论成果，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在课内课外强化预备警官思想政治教育入眼、入脑、入心，真正使“三进”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三）用好“融”字，将忠诚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
作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高校，政治建校是公安院校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而忠诚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线，将忠诚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是公安院校的一大特色。公安院校通过加强忠诚教育，锻塑警魂，引导预备警官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预备警官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过程中成为真正合格的人民警察。将忠诚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主要做法是渗透法。一方面，教师要挖掘思政课中的忠诚教育资源。思政课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忠诚教育内容。每门课程的任课教师要积极挖掘这些资源，并充分加以利用，对学生进行忠诚教育。譬如，思政课中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法制意识”等，与人民警察的“四个忠于”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政课中增加忠诚教育的内容。除了在现有思政课中挖掘忠诚教育的资源，还要结合课程特点增加忠诚教育的内容，比如，思政课在讲授职业道德内容时把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列为重点讲授内容，特别是把规范的首要内容“忠诚可靠”作为教学重点。
（四）用好“改”字，积极推进思政课教学创新改革
创新是生命力，创新是原动力，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和思想。面对新时代，思政课教学需要与时俱进，在创新中提高教学的鲜活性和吸引力。为此，教师要主动改变传统的灌输方式，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度。例如：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师应适当减少理论课的授课学时，采取自主讨论、到公安一线进行社会调研等方法，提高教学的灵活性、实践性;精心设计教学过程，紧密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公安实际，在备课中有针对性地设计教案，提升教学针对性;利用网络平台和优质教育资源，对课程实施慕课教学，适时进行解读，拓宽教学渠道;利用课内、课外两个课堂，借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引入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相关内容开展系列主题辩论会，搞好实践教学等。
（五）用好“质”字，借助教学活动推动教师水平的提升
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好坏，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组织或参加教学方面的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渠道。比如，教育部把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2016年全国公安院校举办了教学技能大赛等，公安高校可以以此为契机，组织加强教研活动，组织全体思政课教师开展说课、教学观摩、深入课堂听课等活动，并在每次活动之后开展专题教学研讨，针对教师授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指导，以此夯实教师教学基本功，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疑点、难点。此外，公安院校在校内可以组织思政课教师技能大赛，通过大赛促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郭声琨.切实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N].人民日报，2017-06-02.
[2]王宏波.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若干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