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贸易范文（精选10篇）
日本贸易 第1篇
本文研究的是从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为止的日本贸易。众所周知1858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通商条约,后又与英国、荷兰、俄罗斯、法国缔结了通商条约,但明治时期的日本必须要在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下进行贸易,本文就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前提,研究日本的贸易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幕末明治初年的贸易是被外国商人垄断的,按上述的通商条约规定,仅仅允许外国商人在日本作为开放港口城市的居留地范围内与日本商人进行交易。居留地贸易是指在指定开港的特定区域内,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修建好商馆,与日本商人在商馆进行交易。这种贸易的形式叫做“居留地贸易”或者叫“商馆贸易”,一直到居留地制度被废止后居留地贸易的形式还持续着,这种形式成为明治大正时期的贸易特别是生丝贸易的基本形态,本文针对居留地贸易对日本贸易所起的作用进行讨论。
一、居留地贸易概述
开港以来,日本的贸易形态在限定的开放港口外商和日本的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进行“居留地贸易”,即经过外商而进行的“间接贸易”。根据通商条约,外国商人的居住和旅游是被限制在日本开放港口的居留地范围内的,又因日本商人刚开始也不了解对外贸易方法,所以很自然形成了这样的贸易形态。
1.输入贸易的状况。
当时从输入商品的种类来看纤维制品的份额最大,砂糖的贸易居于第二。居留地上英国的横滨店的棉丝在1870年前后就与各种纺织物的金额几乎相同,到了1873年之后遥遥领先于其他织物了,棉丝的输入额连年比棉织物的输入额要高。棉丝的输入一般是先行买入的方式,与印度和中国不同,日本棉丝输入凌驾于棉织物输入之上,而且采用输入棉丝生产棉织物的地域集中,对于输入棉织物就具有排他性。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横滨支店开始与英国国内进行纺织品贸易,委托交易是当时的一个特点。以英国为例,他们基本上不进行市场调查和商品的销售,通常是在居留地等待日本商人主动来购买,而且商品在国内的流通也全面依靠日本国内的商人。进口商的需求是没有规律的,所以外商要保存一定的存货,这使外商在输入贸易中有很大的负担和损失。如果外商要尽量避免保有大量存货,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需求动向,所以从输入方面来说是买方市场。这就不难推测出居留地贸易形式对日本商人的有利作用。
2.输出贸易的动向。
幕府末年居留地的欧美对日贸易是以生丝的买卖为中心的,由于生丝的贸易的缩小,曾经引起了整体对日贸易的缩小。据统计,当时欧美对中国生丝的贸易量并不像对日本生丝贸易量那样缩小,从中国生丝和日本生丝的买入价比较,可以看出日本生丝的价格每年的变动幅度大。从出售价格来说中国生丝比日本生丝的价格要低但是稳定,而日本生丝的出售价格却是连年下降。这是因为日本生丝的粗制滥造造成的,而且日本生丝的可替代商品印度生丝也开始恢复生产了,当时日本生丝的粗制滥造是由于日本的蚕种大量的被输出到欧美的结果。关于日本生丝的质量低下,日本商人和外国商人都很重视,所以后来才计划建立机械制丝工厂。
当时欧美巨大商会并没有特别大的买卖量,反而是一些中小商会打入这个市场来。这个时期的买卖已经不是以生丝推销商作为在日本生丝贸易的对象,如幕府末年那样在日本居留地外产地大量收购的现象已经不多见了,而且1870年10月下旬外国的横滨商会听说澳洲有便宜的生丝,就向澳洲派遣商人,试探一下能不能采购。所以,那时重大的障碍是怎么样把现金安全的带入产地那里。因为江户和横滨等地是不可能开出票据的,所以必须要用现金。在居留地以外根本就没有银行,所以这种担心是当然的,而外商也没想过亲自去产地交易先行购入。很显然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一起去的日本商人会使欧美外商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人同伴的这样的形式。当然在横滨的生丝流通渠道没有发挥机能的情况下,这样的尝试由有资金能力的外商尝试一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像幕府末年那样的危险状况没有了,外商安全的进入产地买入生丝成为可能了。这样购入的生丝都是欧美纳入香港总店结算的,而后向英国或者是法国运送。到1874年末,欧美横滨分店都不能得到回扣,所以只有少数的接受日本商人的委托向欧美发送生丝的例子。以上的例子都是欧美按照1袋400到500美元的预付货款而进行生丝的买入后输出的,与日本商人之后的直接输出性质稍有不同。当时接受委托的日本商人并没有分化出来批发商和发货人的状态,所以推销批发商自己承担风险来进行生丝的买卖。提出委托贸易的是日本商人,但是外国商人也着实的以收到回扣为目的才响应了日本商人的要求。另外,在涉及的形态中,以买方也就是欧美生丝输入商人的订货的形式为基础,这个时期的委托输出和与其关联的形式是值得关注的。
茶叶是明治时期主要的输出商品,开港后从日本向英国输出的日本茶大多都向美国再次输出,1865年以后就直接向美国装运发送了。1865年与美国的贸易主要依赖欧美的上海支店结算后进行,到了1866年由在日本的横滨店直接与美国的茶叶输入商进行贸易联络。到了1869年,横滨店向美国的茶叶输出乘上了新的轨道。前面说到过从接受的订货而获取回扣的贸易,当时收取回扣这样的贸易形式不仅是在某一个进行,1870年前后的横滨茶叶贸易的基本形态就是这样的。因为日本茶叶向美国输出的回扣利润很高,想要成立合作经营的形式,横滨的其他活跃的商会也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全部以收取回扣为目的的经营方式,不久当地有代表性的茶叶买卖也都采用了以收取回扣为中心的贸易形态了。
二、明治时期贸易发展数据分析
从总体上看,不平等条约中治外法权、协定关税制度等不平等规定是对外国商人贸易活动的有利条件,但是明治时期的日本贸易却发展起来。如图1所示货物贸易的金额,明治元年的1868年输出为15 553千日元,输入是10 693千日元,合计仅为26 247千日元。1872年和1896年输出输入的金额各有增加,到1910年为止输出为458 429千日元,输入为464 234千日元,合计到922 663千日元了。实际上与明治初年相比输出金额增长了30倍,输入金额增长了43倍还多。所以,明治元年到大正3年的1914年,日本贸易金额实现了年年增长。尽管以上是根据贸易金额来观察的,但是金额的增加也受物价的变化的影响。如果这期间的输出输入商品的价格也同样倍数的增加,那么即使贸易金额增加了,贸易实质也并没有变化。所以,要知道贸易实际状况,只是看贸易的金额是不够的,还要观察贸易的数量。《日本经济统计贸易数量的发展计集》统计说明了实质贸易趋势的明治时期的贸易数量指数,结果显示出明治初期以来,输出数量指数增长了12.8倍,而输入数量指数增长了11.6倍,上述数据可以说明明治时期的贸易是呈发展趋势的。
三、不平等条约下的贸易形态
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后,严禁日本人到国外开展经贸、文化活动,但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允许荷兰、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的商人来日开展贸易。中日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项赴日往市的形式展开的,赴日商船每年约数十艘,最多时超过百艘。在两国交易的大宗商品中,中国大量进口铜及金银,出口书、画、文房四宝、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在中日贸易的指定港口长崎还出现了繁华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有华商与日籍华侨建立的仓库、住宅、店铺和关帝庙等,也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据点。当时日本采取了严厉的指定开埠港口、限定贸易国对象及禁止国人出入的锁国政策。
1858年的江户幕府与美利坚合众国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后,又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分别签订了一系列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把东京和大阪作为开放城市,开放了横滨、长崎、函馆、新潟、神户等港口城市,允许外国人在开放地区居住和进行贸易。居留地的外国人可以在居留地方圆10里的范围自由的外出和旅行,在居留地外还存在着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权的情形),外国商人和日本商人的贸易被限定在居留地范围内,这就是居留地的开始。
资料来源:由東洋経済新報社『大日本外国貿易五十六年対照表』1925,第1页的数据整理所得
以1858年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开始的诸通商条约是与关税相关的主权被限制,强调片面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等内容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与日本做贸易的外国商人依靠外国银行掌握着贸易金融决定权,依靠外国海运会社握有独占航路的商权,而且通商条约所决定的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制度等不平等规定,也成为有利于外国商人贸易活动的条件。由于通商条约中限制了外国人的居住和旅游区域,所以外商只能在居留地内与日本商人进行商品交易。外商不能自由的进入日本国内,这意味着明治维新政权没有给外国商人内地通商权,所以自由贸易原则中这种所谓的日本内地国民的待遇并没有被赋予给外国商人。当时不仅在中国和日本,在朝鲜也有租界。1876年朝鲜开国,在日本和中国的租界出现后,朝鲜的仁川被各国列强共同管理而形成了共同租界。三个国家比较来看,特点是不同的。
迫使中国开港的主要是英国,迫使日本开港的主要是美国。对于英国来说,政府和商人都对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幻想,一直到1858年为止英国的外交部还是相信对中国贸易的潜在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日本的开国关心很少,对日本贸易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在日本开港之后。鸦片战争后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开放港口,使中国闭关锁国的体制被打破了。随后英国也有让日本开放的计划,后来又把让日本开国的主导权让给了美国。日本与美国的通商条约是以南京条约作为样本而缔结的。虽然这样,但是美国对日本的企图与列强对中国的企图是不同的,所以,最终实现的方法也是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的。英国政府企图对日本进行贸易,但并未有付诸于实际的努力,因为对于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可能性并不确定,所以得知美国已经向日本进军时,日本只采取了观望态度。其实英国方面还是对中国的活动更加重视,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中指出应该考虑到当时英国重视中国市场而轻视日本市场。英国强力推动鸦片战争,向香港、上海、福州等地扩大活动范围,但是对于向日本发展却非常慎重。美国迫使日本开国的主要原因开始并不是对日本贸易,而是源于美国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为了扩大对中国贸易,使日本作为开设太平洋蒸汽船航路的中间寄航地,还有保护以北太平洋为中心的捕鱼船的漂流民众和食料补给以及发挥避难港的作用。
(一)外国商人的贸易地位
开港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所有的外国贸易都是在居留地的欧美商人的支配之下进行。虽然到1890年左右日本商人开始克服了原来的没有经验等的不利的因素,但是1890年的生丝贸易有4/5仍然都是由外国商人来经办的。
1.代理店制度。
开港后的基本贸易形态是外商在限定的开放港口和开放市场与日本出口商和进口商进行交易,就是所谓的“居留地贸易”。欧美外商的主要活动是从日本向欧美市场输出生丝和茶等商品,从欧美市场向日本贩卖棉织物和毛织物制品等输入品。当时亚洲最大的商会ジャーディンマセソン在日本的横滨还有长崎、兵库、大阪、函馆等设置代理店,各地的支店和代理店听从香港或者上海总部的指示进行贸易活动。这样的体系一般叫做“代理店制度”,总部规定了从日本输出的商品的种类及各商品的最高购入价格和购入数量,还有向日本输入商品也指示了最低贩卖价格。各地的支店、代理店在这个范围内可进行商品买卖,但是超过价格界限交易的时候必须向总部请示。然而这样的“代理店制度”很难敏锐的应对激烈的生丝和茶的交易的市场变化,而且输入时也不能充分的应对需求动向,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2.欧美外商对日本商人的依赖。
欧美外商在进出口上掌握着商权,特别是生丝的买卖中凭借资金实力进行价格操作及在品质检查和称量等方面的肆意而为,使日本国内商人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对于外商来说,生丝和茶的购入全面的依赖与日本销售商人的交易,所以与日本销售商人维持安定的交易关系是确保输出不可缺少的条件。当时在居留地外国商人向日本商人预付资金后随日本商人秘密进入日本内地购买产品,这种行为开始作为打破禁止外国人国内旅游权的手段。外商用这种方式拿到了国内旅游权利,而且亲自进入产地可以防止预付资金不知去向的事发生。但是没有日本国内旅游权的外商,在把巨额预付款交给日本商人进入内地以后,到买入商品再回来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通信手段也不发达,使他们害怕进入到内地。日本内地在外商看来,完全是黑暗的地域,高价买到商品再回到居留地这段时间,外商能够依赖的只有日本商人。这一点与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承认外国商人在中国国内拥有旅行权的情况,应该说是有显著差别的。
3.在居留地的外国商会的贸易活动。
19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的国际通信运输革命也给交易的惯例带来了变化,通信革命使以买卖价格差额为基础的交易利润逐渐缩小,而且因为运输革命,运输时间也缩短了,同样商业贸易中投机的要素也被缩减下来。因此,一般来说商人以前曾经是自己结算而获得大量的利润,或者向制造业者预付定金后接受委托贸易,向仅仅是收取手续费为重点的交易方法转移了。例如在日本,明治初期在日本的横滨的外商,首先估计在日本国内所需要商品,然后输入,负担大量的买入商品的现象比较多,渐渐的转变为预定后输入的方式。1878-1879年负担的商品输入额和订购输入金额几乎相同,从那之后后者的比例逐渐的增加了起来。随着大量的自己结算的交易后退,还有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买卖收益率也呈低下的倾向,而因此所需最低必要资本量也变小了。随之而来的相对小资本的新参加的商人和原来的商人的竞争激化了,这成为使商品买卖利润更加低下的要因。与此相对应的大贸易商、银行、保险、海运等形成多边的商业活动网不断扩大,关联产业的生产活动也发展起来。
(二)日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机构
日本因为开放港口而开始了对外贸易,这样必然对于传统的生产以及流通机构造成极大的影响,迅速地把封建体制下的流通机构给破坏了。当时主要的输出品是生丝、茶、蚕卵丝、棉花、水产品等等,这些商品像开港以前一样,从生产地运到各地的批发点,然后在各地的贸易港直接运出。首先地方货主在生产地买入商品,然后就直接依赖日本出口商,出口商把产品拿到外国商馆,从外商处赚得一定的中间费。这是一般的过程,后来地方货主和出口商中间又出现了中间商,流通过程就变得复杂了。在输入方面,外商将输入品运给日本进口商,进口商再把这些输入品运到洋货铺,就形成了当时的商品流通机构。这样开港使传统的流通体系受到深刻的打击,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根据通商条约,外商直接与内地通商是被禁止的,全面的来说在居留地内欧美外商与日本的进口商和出口商进行交易是基本的贸易形态。
(三)居留地的日本商人
日本销售商人是接受地方货主的委托,将生丝和茶等输出品卖给外商的推销商,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其中与生产地直接接触的在乡商人很多,输出品是以生产者地方货主经销商外商这样的途径输出的。与此相对购入商品的日本商人是属于都市商人系列的商人较多,输入品是通过从江户时期开始的流通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因为长期锁国,日本欠缺与外国通商的贸易商,而且也完全没有与外国通商的流通组织。但是开港刚一决定,在新建立的开港场就有很多的日本商人开店,与外国商人做起了买卖。与外国商人做贸易的日本商人的典型并不是原来的都市特权商人,而是逐渐威胁特权商人的地位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生产地出身的商人们。特别是蚕丝和茶叶,作为最大的输出品发展起来,使它们的生产地出身的商人也显著活跃起来。他们与生产地联系密切而随着生丝和茶叶的售出而赢得利润,不断地成长起来,最后从生产地的货主收集定金,而形成的收购体制也不断强化起来,这样就确立了明治10年左右的推销商的地位。
这样日本商人的基础是固定下来了,可是在交易时不能与外商享有平等的贸易地位,外商一直是专横的,在不适当的做法下进行贸易。比如日本商人在向外商推销商品时,首先按照样品来签订买卖合同,然后再把所有的商品运到外国商馆里,接受外商不公平的检查和计量,然后负担各式各样的经费才能完成一次贸易,而且外商在市场行情不利于自己时单方面取消订单也是很自然的事。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居留地贸易制度使欧美外商的非效率的代理店制度与日本进出口商掌握国内的流通机构相结合,结果输出和输入两方面都对日本国内商人是有利的,这种居留地贸易形式在1899年条约改正居留地贸易废止后还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四、居留地贸易的机能
居留地贸易的作用与日本进口体制相关联,起到了“民族壁垒”这样的正面作用。居留地贸易的机能与输出方面相比,还是在输入方面的意义更大。开港后欧美对于日本的生丝和茶的需求急速增加,在向日本输入品方面如棉织品及毛织物等纤维制品状况是不同的。英国的棉制品的输入是从开港后到1870年增加,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下降,后来需求再次增大了,但是这期间的英国制品的品质低下,不能适应需求动向,进口需求较小。输入商品是在开放口岸由日本进口商用现金的形式进行购入,这就使需求限定在有一定资金实力的进口商中。按照上述的“不平等”条约的规定,禁止外国人在超出居留地范围内的日本国内进行自由的经济活动。日本商人与居留地的外国商人进行输出品和输入品的买卖贸易。函馆、横滨和长岗开港不久后,“淘金热”的奇妙现象成为热潮。世界的金银的比价是1:15,而当时日本是1:5,也就是说日本的金价低,银价异常的高。因为这样中国的开放港口流通的银拿到日本与金兑换,然后再把金拿到中国兑换银,只要这样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利益。所以,不允许商业买卖的外交官会这样进行买卖金银。等到意识到事态的江户幕府乘机提出通货制度的改革时,日本已经有大量的金流出,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870年开始日本的银价下落,更加促进了输出而抑制了输入,与国内商品有竞争关系的输入棉制品方面更体现了这一倾向。
政治上紧张的幕府末期,武器和军舰成为日本的主要输入品。明治以后为了近代化的发展,兵器和机械的输入也不断增加。与输入相对应,日本能输出的只有茶叶和生丝,所以贸易赤字只能用金银来结算。为此,提出富国强兵的明治政府在殖产兴业上投入力量,建立了福冈制丝场等。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位置没有基本的变化,与此相对日本在1900年以前就因为近代化政策经历了大的变革。
居留地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代表居留地贸易的是生丝的输出,达到总输出的50%到80%,然后是茶叶占5%到17%。生丝输出的开始给日本绢业带来很大的影响。随着对外贸易的展开,从衣料开始的消费物资的输入使日本国内的绵、砂糖和菜籽等市场的商品生产衰退了,同时生丝和茶叶等以国外市场作为对象的商品生产急速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因为市场的形成,自由贸易的压力,使封建制衰退了。整体上来说使日本经济发展深化了,这是正面的影响。但是反过来也使日本农村原来的自然分工受到压迫和切断,作为先进列强国家经济循环的一部分被排入从属地位,这是负面的影响。当时欧美对日贸易额比对中国少许多,还不到与中国的贸易额的1/4。尽管这样对日本贸易与对中国贸易的特征和机能是一样的,就是使日本的国内市场向欧美的工业制品开放。开始大部分是纤维制品的输入,后来武器和机械制品的输入量也逐渐增加,而且输入品大部分是从英国输入进来的。输出品方面与中国同样,主要是生丝和茶,这两种商品中日两国是互相竞争的,还有一种输出品就是石炭。生丝在1860年前后向法国和意大利急速的输出,大约在1885年以后向美国的输出也开始增加,茶叶也是销往美国,这样美国就是日本的最大的贸易对象。当时日本输出额的30%是销往美国,有时能达到30%以上。这样日本与中国一样,基本上成为了一次产品输出国,而在工业制品上依赖欧美各国。
五、结论
日本的开港是与19世纪中叶国际政治经济动向相关联的。1866年幕府开放兵库和大阪,以延长开放市场作为代价调整了改税约书,改为大部分的商品输出输入税都是按从价5%的标准收从量税,而且生丝和茶等的商品实行了特定的关税,这样按照改税约书日本的输出输入税与清朝和西欧列强之间缔结的天津条约的税率相同。但是,外国商人的旅游区域限定在开放区域的10里范围内,贸易形态采取了居留地贸易制度,这与1858年的天津条约不同,在日本以商业为目的的国内旅行(内地通商权)是被禁止的。由于存在不平等条约,日本在开港的同时允许欧美外商进入开放港口。但是与外商向日本国内渗透、扩大贸易的期望相反,因为欧美外商代理店制度的非效率性,日本的进出口体制及商业流通机构,使外商在流通过程中被排除在外,更因为居留地贸易制度反而使居留地贸易被限制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居留地贸易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结果却发挥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使国内市场在欧美资本进入时被保护起来。中国也存在着居留地,但是居留地贸易这样的贸易形态并不存在。因此,明治时期的日本贸易发展起来,而同时代的中国经济却因为不平等条约下的国际贸易而遭破坏了。
参考文献
[1]日本統計研究所,日本経済統計集[M].東京:日本評論新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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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村直助.明治経済史再考[Z].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
日本贸易 第2篇
（Cloud Computing Expo）
（世界上最大最专业的云技术设备及云安全展览会之一）
一，展览时间：2018年5月9日-11日（每年一届）二，展览地点：日本
东京有明国际展示中心
三，展品内容：
此展是当今世界专业的云技术设备、云安全技术及设备贸易展览会，专业性极强。
四，展览会数据：（每年一届）2017届
云技术设备是日本IT周的其中一个子展：日本IT周总展商数量超过1，700家展商 2017届云展展商数量：365家展商（80%以上展商都是连续数届参展）
（此专业主题展同期举办日本最大的数据中心(存储)设备、信息安全、软件发展、嵌入式系统、网络数据市场、移动解决方案、IOT、电子商务等专业主题展，2017届日本IT周的总展商数量为1，654家展商，观众数量超过98，285人次）。
五，展览会介绍：
此展由当今世界英国著名的励展展览公司举办，励展公司已经将日本本主题展办成了极致，此展是当今世界最大、最专业的云技术设备纯贸易展览会之一，自创办以来，每年一届，每届的展会面积展商数量和观众人数都以35%的比率上涨，已经发展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最著名的专业展览会之一。
该云主题展览会于2017年才正式引入中国，是中国相关企业开拓日本及全球市场，扩大出口的绝佳平台。展会聚集了来自世界众多国家的优秀云技术设备的供应商，展览会只针对专业观众开放，专业观众数量也是逐届高比率上涨，展览同期还举办其他相关IT主题展会及专业论坛会议。历届展商有：甲骨文、AMAZON、CANON IT SOLUTIONS、NEC JAPAN INC、HITACHI SOLUTIONS、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PANASONIC SOLUTION、IBM、TOSHIBA CORPORATION等等众多行业内的国际知名公司参展。
当时世界上的贸易展览会都在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只有展览会在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对于展商来说才会有更好的实效性，保证展商和观众的绝对专业性，实现卖家与买家间的直接对接，保证贸易的成功率，（至于参加那些巨大型的综合类展览会的意义已经成为仅仅是凑人气和图热闹了）。
我们的这个展览会正是符合了极强的专业性这个关键点，非常适合这个产业内的积极企业参展。联系人： 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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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 第3篇
在日本政府新目标的驱动下，以旅游业为支撑的日本服务贸易内涵也在悄然变化。
爆买之下“走马观花”
来自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是中国游客赴日势头最猛的一年，人数达2014年的2.1倍，因而47.1%的访日游客增长主要来自中国游客的贡献。在2015年访日游客构成中，中国大陆以499万人位居首位，其次是韩国400万人，中国台湾地区368万人，中国香港地区152万人，东亚地区的访客占据了访日游客的72%，剩下的有11%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显示出亚洲市场是旅日的主要来源地。欧美地区游客仅占13%。
对数量庞大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几年，一提起去日本旅游，除了去吃米其林餐厅、游迪士尼乐园与喝抹茶外，最典型的就是去东京“买买买”。
在一份访日外国人旅行消费额对比表格中，中国游客各项消费额均远远高出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在购物额一栏中，中国是第2名韩国的4倍、第3名中国香港地区的8倍、美国的32倍。
另一项调查也可证明以上结论。2014年7～9月，某机构制作了《赴日旅游的期望？》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游客旅游目的中，酒店住宿、温泉泡澡、逛繁华街、购物和主题公园都远远超过了平均调查值。而与之相反，美国游客的旅日目的更多是体验日本历史、传统文化。
但2016年以来，自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数据表明，中国赴日游正在发生变化，由团队游改向个人自由行。2015年赴日签证中，48%是团体签证，52%是个人签证；2016年1月的数据就发生了很大的调整，34%来自团体签证，66%是个人签证。
个人签证的增多，也让旅游目的多元化。一项携程网调查“春节期间旅游”比例显示，赴日旅游的中国人17%选择健康理疗，16%选择郊游，15%选择滑雪，8%选择野外散步，7%选择禅修养生，7%选择高尔夫，6%选择潜水，5%选择摄影，4%选择新婚旅行，4%选择单车旅行，11%选择其他。
由“爆买”到“体验”
也许是日元升值和海关政策的调整，也许是对“走马观花”日式旅游的内省，正在走多元化路线的日本旅游，集中表征为“体验式”，日本“民宿体验”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引导着“爆买”降温后的新趋势。
日本民宿是一种私人经营的小型家庭旅馆，相当于国内的农家乐，但绝对是高配置版的。它必须满足以下基本特征： 免费的WiFi，让人眼前一亮的个性设计，比如舒适的卧室、宽敞的客厅、特色厨房，露台派对和创意浴室。当然，它的价格比起星级酒店要亲民不少。此外，它还将附赠最纯正的日式文化体验，包括金箔体验、制作福岛人偶、宇治抹茶，以及与日本农场亲密接触等。
日本民宿的兴起也有其社会基础。一方面随着新生育人口减少，日本的闲置住宅越来越多。日本的房地产业一直都不十分景气，二手房的买卖也不尽人意，翻新旧房所要花费的金额巨大。另一方面，东京、大阪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宾馆入住率高达 80% 以上，旅馆业供不应求。把这些闲置住宅经过翻新之后改建为民宿，似乎成了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新的方向。
目前，正在转型的日本旅游主题，主要面临的是政策问题：日本民宿是否100%对外开放，还有待政府政策确定。在 2016 年之前，把自家闲置的空屋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游客的情况，在日本是违法的。2016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对于向游客收取住宿费用的民宿，将有条件地放宽经营，使这些通过政府认证的住宅成为日本旅馆的对象设施，对其进行管理。
由于市场的培育推广和政策的开放，以日本民宿为代表的“体验派”将赴日旅游的蛋糕深纵向拓展了。
共赴“黄金时代”
日本因“旅游顺差”赚得满盆钵，其在服务贸易方面还有深耕的意愿。在2016年第4届“京交会”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组织了养老、环保、食品、教育、服装、房地产和旅游领域的日企参展，全面介绍日本的优质服务。而当下正在大力推进外贸转型、推动发展服务贸易的中国，该如何取经？
严格监管
JETRO是促进中国与海外双向贸易与投资的官方机构，在“京交会”上，记者采访了JETRO北京代表处的有关负责人。当问及日本如何保证其高质量的对外服务时，JETRO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日本旅游业的管理，一旦有消费者举报涉嫌欺诈行为，日本政府都会立即让警方介入，取缔该企业经营，吊销其营业牌照。在这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措施是非常严格的。”
全方位服务
据介绍，日本的“体验”之旅极为丰富，除了包括坐禅冥想、传统工艺等各种文化相关的活动，更有户外野营、户外漂流SUP。比如在户外野营方面，在露营地广泛分布了能买到登雪峰用品的店。实际上，确立搭建露营要用的商品之后，露营地也提供露营用品租借服务，使没有工具的初学者也能享受到露营的乐趣。
政策开放
为了推动日本旅游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名校大学生有新的签证政策，对文化人、知识分子申请多次签证，有效期从现在的最长5年延长到10年，签发条件放宽。对于中国教育部直属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毕业3年以内的学生，单次签证手续简化。
在2016年第四届“京交会”上，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将迎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到2020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为各国服务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重要的合作机遇。
“目前，日本对华投资有一定的缩小，主要是考虑到劳动力成本问题。对日本来说，中国政策的变化速度太快，使日本企业感到追赶不上。但中国对外领域开放扩大，对日本绝对是利好消息。”JETRO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向记者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部分担忧，但更期待日本能对接上中国服务贸易的“黄金时代”。
日本贸易 第4篇
(一) 日本对外贸易回顾
第一,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在美国的扶植下, 日本经济全面启动, 到1955年其主要经济指标除外贸一项外, 全部恢复到甚至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
第二, 1956-1973年是日本广泛运用科技成果,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这时期日本充分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20世纪5070年代) 适时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迅速发展, 并于在此时期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第三, 1973-1995这一时期日本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比高速增长期有明显的回落, 但仍保持着11%左右的强有力增长势头, 贸易收支在外部冲击下曾出现过短期逆差, 到1995年为止, 日本共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 三次日元币值升高和泡沫经济崩溃等事件, 它们对日本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对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短暂而有限的。
第四, 1995-2007, 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 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经济停滞, 但这一时期, 日本的货物贸易仍发展迅速, 日本出口额增长了近1倍, 进口额增长了近1.5倍。1997年和2001年的来两次世界经济危机拖累了日本的进出口, 直到2003年, 日本的进出口才再次恢复增长, 到2006年, 日本的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4.61%, 进口额比上年增长18.25%, 这一势头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再次中断。
第五, 2007至今, 2007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 到2008年已经演变为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 日元再次大幅度升值, 从2007年的117.76升值到2011年的79.81, 最高曾达到75的水平, 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本陆续关闭核电站, 能源进口迅速增加。因此, 日本的贸易收支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2007年相比, 日本在2008年出口减少, 进口增加, 贸易顺差从10万亿日元下降到2万亿日元, 对GDP的贡献度从2.1%下降到0.4%, 2011年出现了2.6万亿日元的逆差, 这是继1980年日本货物贸易逆差之后, 时隔三十年的首次逆差。2013年, 安倍经济政策出台, 在短期内拉动了日本经济回升, 但对贸易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二) 日本贸易政策回顾
日本战后贸易政策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 推行的是贸易立国政策, 即初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 (2) 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 推行的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 即高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
初级阶段战略贸易政策推行以提高日本重化工业国际竞争力为主的保护贸易政策, 其主要内容包括贸易立国基本发展战略, 并推行了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逐渐向扩大出口、出口导向发展等政策, 这些外贸政策的制定促进了日本出口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到70年代中期, 日本政府推行的贸易政策取得了良好政策效果。
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含由初级阶段战略性贸易政策向高级阶段战略性贸易政策转变的过程) 。90年代之前, 日本利用各种可行的手段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及在国外市场所占的份额;通过直接进口限制到进口商品种类的自由化到降低进口关税到消除非关税壁垒的路径逐步走向贸易的自由化。90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在国内政策没有取得相应效果的条件下, 日本政府试图借助外部经济政策来达到启动国内经济的目的。这种外部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日本实施这样的对外经济政策的过程, 实质上是日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个过程。
二、安倍经济政策与其短期效应
(一) 安倍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安倍经济学 (Abenomics) 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这一系列政策包括: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刺激政策、刺激民间部门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
大胆的货币政策指推行“无限度、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 通过央行大规模高买债券及其他资产, 进一步降低长期实际利率, 同时大规模增加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 最终希望达到2%的通货膨胀目标。
灵活的财政政策指短期内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以刺激公共投资需要弥补GDP缺口, 其目标是在中长期实现财政健全化。
刺激民间部门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指安倍于2013年6月14日公布经济增长战略, 增长战略由“日本产业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划”、“国际开拓战略”三部分组成。希望通过改善资本、劳动力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环境等供给面的各要素水平, 促进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 安倍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
第一, 实际GDP回升放缓。2013年第一季度GDP上升4.1%, 第二季度GDP为3.8%, 日本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增长1.9%。第三季度的增长率只是二季度增长率3.8%的一半, 表明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正在放缓。
第二, 失业率下降, 物价上升。日本失业率呈下降趋势, 由民主党执政时期的4.3%下降到2013年7月的3.8%。日本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日本的物价水平也在上升, 2013年6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转为正增长, 日本9月份CPI为100.6, 环比上升0.3%, 同比上升1.1%。
第三, 企业效益改善, 破产数量下降。据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决算期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3月, 约有70%的943家公司的经常收益改善。大和证券公司2013年8月28日统计, 2013年第二季度有200家上市公司经常收益同比增长了42%。2013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10.9%, 破产水平降到了1991年以来最低点。
三、新经济政策下日本贸易发展新变化
(一) 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明显下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2012年底上台后制定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其内容是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等方式来让日本走出当前日本经济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宽松货币政策, 其最直观的效果体现在日元大幅贬值。日元贬值将刺激出口降低进口, 拉动出口企业的经济增长, 但提高了进口资源的价格。日本是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 通过外汇政策扶植出口企业总体上能刺激经济。自安倍经济政策实施以来, 在GDP、失业问题、企业效益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对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并未起到促进作用。据日本海关统计, 2013年1-9月日本货物进出口11501.5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 (下同) 下降10.0%。其中, 出口5345.4亿美元, 下降12.2%;进口6156.1亿美元, 下降8.0%。日本2013年1-9月对其前15大出口伙伴的出口都出现下滑, 其中对巴拿马的降幅最大, 超过30%, 其中对前三大出口国美国、中国、韩国的出口分别下降6.4%、15.0%和7.4%。日本进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 2013年1-9月对这三个国家进口分别下降5.5%、10.5%和11.1%。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二) 日本对外贸易赤字继续增加
2011年3月11日突发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 导致日本核电站先后停运, 国内电力供应短缺。日本核电占能源总供给的30%左右, 日本54座核电站几乎全部停机检修, 到现在几乎还都处于停运状态, 严重制约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日本是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 大地震后只能从海外大量进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用火力发电来弥补核电停运带来的能源供给缺口, 导致进口额急剧上升。2011年, 日本结束了长达31年的贸易顺差历史, 并连续出现贸易逆差, 且逆差额呈扩大趋势。2011年逆差额为316.61亿美元, 2012年扩大到872.53亿美元。2013年1-9月日本贸易逆差就已达810.68亿美元。日本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是中国、产油国和澳大利亚, 1-9月与中国的逆差额增长31.6%。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一支箭促使日元贬值, 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 但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逆差继续加大。
四、日本对外贸易发展趋势
安倍经济政策包含三支箭, 前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的市场预期效果呈现, 但第三支箭“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的成效被视为安倍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主要包括:日本产业再兴规划、战略市场创造规划和国际开展战略。这几部分内容包含了日本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指明了日本贸易的发展方向及趋势。
(一)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升日本经济
2004年日本总人口增长超过峰值, 之后持续减少, 截至2012年人口已降至1.26人。同时日本高龄化、少子化、劳动力人口下降等问题凸显, 到2015年战后一代将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日本将陷入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状态。劳动力不足将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应逐步放宽签证发放条件, 大量引入外国劳动力, 并逐步接受国外移民, 以弥补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二) 增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
从海外研究机构的调查, 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自20世纪90年大幅下降, 在亚洲各国中的排名也在下降。各国都在加大对科技的资金投入, 并强化创新能力的政策。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持续的经济低迷中仍能保持着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水平, 这对此后拉动经济复苏的超薄电视、数码相机、混合动力车等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创造作出了贡献。但近年日本仅靠日本具有传统优势的产业技术已无法继续支撑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日本企业的国外研究开发虽然呈缓慢增长趋势, 但因国外企业对日本的研发投资以及国外流入日本的研究人才较少, 所以对国外资源的利用仍然处在一个不充分的阶段。继续加大日本技术创新的投入, 重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满足市场需要, 使得日本技术投入具有较高的产出价值。
(三) 加快中日韩FTA的签订
中日韩FTA自2013年3月首轮谈判开始至2014年9月1日第五轮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日韩FTA谈判受各种因素制约, 中日、日韩之间的领土问题使其关系明显恶化, 日美关系、日本加入TPP等问题都会制约FTA进展。2012年, 中日韩三国的GDP分别占亚洲的70%和全世界的20%, 三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1/3。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能使三国达到和互利共赢和经济的发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 如果中日韩FTA生效, 日本对中韩两国的出口将进一步扩大, 可拉动日本GDP提高0.3个百分点。中日韩FTA进展迟缓, 并且随时可能这终止, 这会影响中日韩经贸合作的进程, 日本也不能及时分享自贸区带来的好处。日本应积极促进中日韩FTA谈判的进程, 以加快日本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四)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扩大对外贸易
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因中小企业的绝对数量遥遥领先且发展模式独特而被冠以“中小企业王国”的美誉。自2008年以来, 日本的中小企业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元升值等多重打击, 处境越发艰难。2013年安倍经济政策出台后, 日本企业得到发展, 企业效益改善、企业破产数量下降。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三支箭的战略市场创造规划和国际开展战略在企业发展中的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前盈利的中小企业倍增至140万家。日本中小企业分布广阔, 是支持其经济和就业的重要力量。实现日本经济贸易的发展就要充分利用中小企业的智慧及其活力, 让中小企业能更灵活的发展其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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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二震.战后日本的外贸政策及其特点[J].世界经济, 1998 (5)
日本贸易 第5篇
中日皮革贸易的分量究竟有多重？从下面一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皮革行业出口日本总金额41.3亿美金，占我国皮革行业出口总额的6.6%，同比增长11%，居第三位。其中，皮革、毛皮及制品出口36.2亿，居第三位，占6.7%，同比增长12%。
2010年我国皮革行业从日本进口的总金额3.4亿美金，占我国皮革行业进口总金额的3.5% ，同比增长17%，居第九位。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皮革业第三大出口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产业链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分享着全球化的布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皮革业由日本、台湾、欧美等地陆续转移，中国与日本的皮革贸易和合作紧密相连。日本地震对中国皮革业的“震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由于我们的进口量很少，主要是出口业务，从现阶段来看企业定单取消的情况较少，出货正常，地震对我国皮革业短期影响不大。但是由于地震导致产业链受损，必然会波及中国的皮革业，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仍会逐步显现。特别是日本作为全球汽车生产大国，其生产的波动对我国汽车坐垫革生产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皮革生产企业应做好相关的评估和预测，做到未雨绸缪。”中国皮革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苏超英表示。他也指出，日本启动灾后重建工作也会给我国的皮革业带来机遇，鞋包作为生活必需品，可能需求会得到刺激，企业要密切关注，抢抓机遇。
鞋业所受影响有限
虽然日本的人均鞋消费量约为3.5双/人，但鞋制造商却并不多，规模也不大。近几年，日本鞋业逐渐萎缩，2008年日本鞋厂有600家左右，从业人员为12000人左右。2005年皮鞋产量为3611万双，2008年已经减少到3000万双左右，其中2/3都是从国外进口配件在日本加工。近几年来，日本从国外进口的鞋类配件有60%是从中国进口。
正是因为日本本土的鞋产品制造量无法满足日本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被称为时尚大国的日本，其鞋类消费品市场的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日本对鞋产品的巨大需求使之成为中国鞋类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且连年呈现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鞋产品出口日本数量约5.4亿双，占出口总额的5.4%， 同比增长3%；出口金额20.9亿美金 占6.2%，同比增长10%，居第三位。2010年鞋产品的进口数量15万双，占0.5%，同比增长15%；金额 410万美金 占0.5%，同比增长5%，居第九位。
自日本地震以来，中国鞋业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对日贸易情况。从现阶段各方面的反馈来看，地震对中国鞋业的影响有限。
“金猴对日本出口占出口总量的40-50%，现在定单没有取消的情况，出货正常，因为合作的客户已经是十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仙台并没有设置仓库，因此，我们认为日本地震并不会对业务带来影响。”金猴鞋业进出口业务负责人刘洪涛表示。
兆一主要是贴牌加工雪地靴产品，在日本销量数一数二。总经理沈卫华谈及出口的情况：“我们的出口量很大，主要是精品鞋，客户都分布在东京附近，仙台是小地方，目前来看，海运和出口交货期都未受影响。”
记者也从“中国鞋都”温州得到消息，日本地震目前暂未对温州鞋业对日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温州对日年出口额达1亿多美元，皮鞋、劳保鞋等温州鞋占温州市对日本出口的大部分。目前来看，出口还没有受到影响”，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说。温州市贸促会秘书长郑胜洁也表示：“影响还没有那么快显现，从渠道来看，也还没有温州鞋企反映进出口因地震受损。”
客观分析来看，日本地震对鞋业进出口贸易影响暂未显现，主要是因为鞋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东京区域，不属于地震受灾区，且鞋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受到经济预期影响较小，而进口日本鞋量很小。另一方面，就长远来看，鞋帽等物品作为灾后急需的物品，日本国民对鞋类产品的需求也会随着生活的正常化和国家经济等方面的恢复而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刺激鞋产品的需求。
震动的产业链
受制于环境治理和成本上升等原因，日本的制革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转移过程中迅速萎缩，现存的制革企业相对较小，猪皮制革企业主要集中在东京附近，牛皮制革企业大都集中在姬路，此外还有少量爬行动物加工企业。因此，日本的大量皮革原料均依赖进口。因为对皮革等材料的时尚品味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其成本革很长时间以来大多采用高质量的意大利皮革。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皮革质量提升，日本将部分定单转向中国，尤其是在汽车坐垫革方面，日本的丰田、本田等汽车厂商均采用了中国制革商提供的产品。
3月11日发生于东海岸的里氏9.0级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其带来的巨大破坏能力却仍然影响着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以及随后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此前的预期。在这一系列的次生灾难中，日本的汽车工业深受打击，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宣布停产的日本汽车厂商多达30家以上,日本的汽车生产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日本地震对汽车业制造业的影响引起了产业链的连锁反应。来自海外的消息称，目前全球汽车供应已减少了13%，据专业人士估计未来六周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汽车产量骤降30%甚至40%。其中，除了在地震之中直接受损的日系汽车制造企业之外，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美系车厂也显然受到影响，原因在于供应商太过统一，太多的车型都共用一款零件，太多的车型装上了全球化制造的零件，进而导致某地供应链断裂对于全球多款车型的生产造成广泛影响。
“我们现在主要是给国内的合资汽车厂家供应汽车坐垫革，因此暂时还没受到影响，但是看到全球的汽车业受创严重，尤其听闻美国、亚洲的很多汽车厂家都已经减产，原本需要加班的工人现在都已经早早回家，我们也感到未来前景令人担忧。”广州绿北洋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皮革协会副秘书长、制革专委会主任陈占光也表示：“从长远来看，产业链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必然也会波及国内的生产，对汽车坐垫革的厂商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风险预期影响皮具贸易
自上月以来，在日本设有57家专卖店的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VMH)旗下的豪华箱包名牌路易威登(LV)，已有23家店铺停止营业，此外，普拉达(Prada)、香奈儿(Chanel)、卡地亚(Cartier)、古奇(Gucci)等奢侈品品牌也有不同程度的关门歇业。奢侈品品牌所受的影响折射出日本震后消费力的下降和消费心理的改变。据专家分析，这些影响至少会持续一到两年。
中国作为日本皮具制品的重要加工地，其加工商的订单必然会受到连锁效应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民众消费力的下降，其影响更加深刻。
“花都对日出口集中在精品皮具，现在影响已经显现端倪，考虑到物流渠道、汇率变化、日本震后政策更改、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企业不敢轻易接单，一是担心资金不到位，二是对未来的市场预期不乐观。为了规避风险，有能力的企业纷纷将定单转向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皮具之都——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调研显示，目前狮岭只有11家企业专做日单，这些企业有部分款未收回，由于担心未来的回款问题，现在产量大幅减少。这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做日单的企业转做欧美单很难，因为日本的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对工艺要求与欧美完全不同，若是以现有的资源转做欧美单，在成本上将无法承受。
虽然中日贸易大的格局并不会因地震而改变，但影响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尤其是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以及对消费者消费心理的改变，都是需要长期关注的因素，中国皮革企业一定要两手兼顾，一方面警惕对日贸易风险，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抢抓逆势之中的机遇。
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直接投资 第6篇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贸易地位的不断提升, 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 其摩擦形式多种多样。从反倾销到反补贴, 从知识产权到技术标准, 从产业政策到人民币汇率等, 这种摩擦已渗透到各个领域, 涉及到众多的产品。众多的事实已表明我国已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的高发期。我国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与战后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 因此认真研究日美贸易摩擦发展的轨迹及其应对措施, 对当今中国应对各种贸易摩擦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有关贸易和投资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有许多论述, 最早由Mundel (1957) 提出, 他认为贸易和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 即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 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日本学者小岛清 (1971) 认为:直接投资可分为顺贸易导向型直接投资和逆贸易导向型直接投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不引起贸易摩擦, 即使已经发生也会减缓, 逆贸易型直接投资易产生贸易摩擦, 而日本就是顺贸易型的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初, Markuson (1983) 和Svensson (1984) 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 认为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互补性;80年代中期以后:Bhagwat (1987) 和Dinopoulos (1991) 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贸易和投资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我国学者也有许多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吴立广 (1994) 用一体化理论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 他认为一体化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刺激作用, 并通过大量数据表明:在欧共体大市场建立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前后, 日本加速了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李荣林 (2002) 认为: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替代贸易又可以促进贸易;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改变在一定宏观条件下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目前所看到的文章有众多研究日美贸易摩擦的文章, 但研究最为系统的当属赵瑾, 她在《全球化与经济摩擦》中, 对日美经济摩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 并且认为日本把直接投资作为规避贸易摩擦的一种手段, 但在实证分析时缺少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本文试图以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为例,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日本对美贸易和对美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 来证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与日美贸易摩擦有很强的相关性, 即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日美贸易摩擦。
三、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
(一) 理论分析
日美贸易摩擦从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品贸易摩擦、60年代的钢铁贸易摩擦、70年代的机床贸易摩擦、80年代的汽车摩擦到90年代的半导体贸易摩擦, 经历了50年, 但尤以8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最为典型, 数据收集较易, 故本文对日本通过对美直接投资, 回避汽车贸易摩擦进行系统分析。
1.日美汽车贸易摩擦。
美国曾是汽车王国, 20世纪50年代初产量就达到了800万辆, 而日本只有3万辆。但是美国没有想到经自己苦心扶持的日本竟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1967年日本的轿车产量猛增到315万辆, 居世界第2。1980年日本轿车生产突破700万辆大关, 超过美国, 而且日本视美国市场为其出口大市场, 且依赖度不断提高。随着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不断扩大, 日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日渐突出。自1966年贸易顺差以来, 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汽车贸易所引起的, 这激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认识到要想缩减两国贸易逆差, 必须从汽车贸易开始, 早在1979年日美双方就开始针对汽车贸易摩擦进行磋商, 磋商结果是日本对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措施。通过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 但日本积极寻找对策,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
2.日本对美直接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侧重于欧美地区, 因为对外投资的动因已从五六十年代的资源开发变成扩大市场、应对日元升值不利影响及回避贸易摩擦。投资区位已不是寻找廉价劳动、资源丰富地区而是寻找资本丰富、有广阔市场及有技术熟练的工人, 更能适合汽车工业发展的地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正好符合日本的要求, 从资料中可知, 从1981年开始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无论是总额还是所占比重都显示出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据资料显示1981～1989年期间, 日本对美国投资比例逐年上升, 几乎占到了日本对外投资的一半, 而且日本大的汽车公司:本田、日产、马自达、三菱、丰田、富士都在美国的各州投资设厂, 到1991年3月这些在美国投资的汽车厂总生产能力达到180万辆。
美国最初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是默许的, 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汽车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 美国的汽车行业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1980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均出现亏损。美国希望通过日本直接投资, 减少进口、增加就业, 挽救濒临危机的汽车工业。而日本是想利用直接投回避贸易摩擦, 把直接投资作为解决贸易摩擦的一种手段。由于双方出发点不同, 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摩擦。
(二) 图形描述
1.用柱状图来描述日本轿车生产、出口及对美出口情况。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数量。
资料来源:赵瑾.全球化与经济摩擦
从上图可以看出, 随着日本轿车生产的不断增多, 日本对出口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强, 到1976年日本对出口市场的依赖达到50%, 而这其中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又占到21%, 到1981年时, 日本对国外轿车市场的依赖达到56%, 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达到25%, 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由此产生了日美两国关于轿车的贸易磋商, 结果是日本对美国轿车出口采取“自愿”出口限额, 1981年数量为168万辆。但日本也在积极采取措施, 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扩大在美国的汽车销售。
2.用折线图来描述日本自1981年至1995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及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数额。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卓勇良.世界经济, 1997 (9)
从上图可以看出,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1981年以后明显增加, 到1989年达到最高峰。对外投资总额为675.4亿美元, 其中对美的投资也达到最高峰, 为325.4亿美元, 占到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48.2%。
(三) 实证检验
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及日美之间汇率的关系, 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 利用EXCEL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回归分析。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作为因变量 (Q) ,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 (FDI) 及美元对日元汇率 (M) 作为解释变量, 设模型为:logQ=β0+β1logFDI+β2logM
1.数据
(单位:亿美元)
2.根据以上资料, 运用EXCEL分析工具得出如下结果:
SUMMARY OUTPUT
方差分析
3.从以上结果可知:
β0的估计值=1.431704, β1的估计值=0.395108, β2的估计值=-0.44343
β0的标准误差=0.270031, β1的标准误差=0.178594, β2的标准误差=0.539432
估计方程如下:
logQ=1.431704+0.395108logFDI-0.44343logM
(5.302) (2.212327) (-0.82202)
R2=0.672162 修正后的R2=0.612556
F=11.2766
从以上结果来看, 回归结果效果较好, 解释变量直接投资 (FDI) 与解释变量汇率 (M) 对因变量贸易顺差 (Q) 的解释度在67%, 截距项和FDI的t值都大于2, 较显著, M的t值不显著。F值小于30, 这与样本数量少有关。
从估计方程中可知, 汇率变化与贸易顺差是反向变化, 日元汇率上升1%, 贸易顺差下降44美分, 这与理论比较相符, 本国汇率上升, 意味着出口减少, 进口增多。从日本贸易的实际来看, 日元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和1986年2月卢浮宫协议后, 日元汇率一直呈现升值的态势, 1985年初, 1美元=258日元;1987年4月末, 1美元=140日元;1995年4月, 1美元=79日元。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自1988年至1993年呈下降趋势。直接投资与贸易顺差的关系呈正向相关, 从数值上看, 直接投资增加1美元, 贸易顺差增加39.5美分, 出现这种结果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日本在美国进行汽车产业投资, 但零部件是从国内大量采购的, 因此在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同时, 也带动了汽车零部件的出口, 正因为如此, 引发了双方的投资摩擦。方程体现出的函数关系与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直接投资的事实是相吻合的。
从以上资料及实证分析可知, 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 美国先是采用“自愿”出口限额来限制, 后又迫使日元升值来抵制日本产品的进入, 而日本的对策是通过采取直接投资, 来扩大在欧美国家的市场。
四、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大, 特别是中美贸易中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 使得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采取的手段也非常类似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措施。众所周知, 当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时, 美国对日本频频挥舞制裁大棒, 直至指责日本为资本主义的异类, 压制其彻底改革经济体制, 在这一过程中日元升值成为美国着重使用的手段, 也是日本政府当局的核心软肋。但自从日本大举对华转移生产基地, 将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经中国组装加工, 伪装成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后, 日美直接贸易顺差连年下降, 日美经贸摩擦迅速降温, 相反中美贸易不平衡突出, 中国成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替罪羊。美国对中国制裁的措施与当年对日本的制裁措施如出一辙。针对出口量较大的商品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 同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影响, 因此认真研究日本的应对措施对我国当今应对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有许多借鉴。
(一) 借鉴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 规避贸易摩擦的经验, 加快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高, 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 当然也应当借鉴日本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到一起, 随产业结构的升级依次进行, 这既规避了贸易摩擦又使得一些劣势产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
(二) 借鉴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着重考虑了不同的区位优势, 而不是一味地把资本投入到对方国家中。日本在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充分考虑了所转移产业的特点, 找到最适合发展的地区, 比如:把纺织业转移到东南亚, 主要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把钢铁业转移到亚洲及中南美洲, 主要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把彩电和汽车转移到美国, 主要利用美国相应完备的生产部门与熟练的劳动力等, 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 为推动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政府不仅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 而且为本国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这在我国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的关键时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政府从1969～1972年6月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投资的自由化改革, 从而基本上取消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限制。同时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中, 在税收和金融上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是建立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二是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进行外汇贷款;三是对中小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实行无息贷款制度;四是实施对外投资的保险制度;五是实施对外投资调查费用补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都是我国值得借鉴的方面。
总之, 世界经济结构本身,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有产生贸易摩擦的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国更深入地融入到国际生产体系中去, 相互合作的同时竞争和摩擦也在所难免, 只要认真对待, 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摘要：研究日美之间贸易摩擦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章很多, 但把直接投资作为规避贸易摩擦的一种手段来研究的比较少, 尤其是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的更少。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研究, 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贸易摩擦。
关键词：贸易摩擦,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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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贸易 第7篇
一、我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确立
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 亚洲“四小龙”通过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在较短时期实现了经济腾飞。借鉴它们的经验, 东南亚其它国家也纷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这一战略。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以“四小龙”为中心的东南亚诸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2 0世纪8 0年代初期,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率为2 8%~3 8%, 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 4%, 除印度尼西亚以外, 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率也达到了1 8%~2 4%, 接近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水平。
1978年以后,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行,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商品经济体制,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也开始变化。借鉴东南亚国家的经验, 我国确立了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贸易战略,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 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努力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扩大出口,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 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我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比我国GDP增长高出一倍的速度增长。1978年, 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是第32位,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1000亿美元, 外贸顺差2700亿美元, 出口总值稳居世界第3位,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截至2008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
二、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带来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在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成绩的同时, 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
我国有1 3亿人口, 人均资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包括铁矿砂、氧化铝在内的40多种大宗矿产基本上都处于紧缺状态。其中, 我国铁矿石、氧化铝、原油和成品油进口依赖度都非常高, 石油资源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当然, 造成我国资源、能源紧张的原因并不都是出口大量增长带来的。但是,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相当一部分为大耗能、高度依赖于原材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商品, 这种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快, 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 对环境的破坏也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 那么我们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就不是为我国的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 而是为其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 让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 无疑是一种只顾短期利益的“饮鸠止渴”。
2. 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人民币面临巨大压力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于世界各地。然而, 与之相伴随的却是频繁且形式口趋多样的贸易摩擦。近10年来, 我国不仅连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 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辟皇对我国商品出口设限。我国已成为被发起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成员。
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 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焦点。从2002年开始, 美国一直在向我国施压, 要求我国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大幅度的提升。我国政府在2005年7月1口开始汇率改革, 同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 并在二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出现持续升值。但美国总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低估, 从而造成美国对我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所以一直不断对我国施加压力, 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长, 人民币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升级。
截至2008年4月初,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已经突破7元大关, 自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高达1 5%以上。
三、日本贸易成功转型给我们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日本面临着跟我国现在同样的情况, 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在此背景下, 日本政府提出了从出口国向进口国转变的目标, 同时为了实现对外贸易的成功转型, 日本官方贸易促进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的职能也一变再变:从促进日本出口, 到促进日本进口, 再到现在以促进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为主。具体看来主要有以下措施:
1. 日元升值
日元不断地升值, 日本政府调整了外贸政策, 一改过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 实行扩大内需放宽进口的方针, 引导日本的加工贸易业务步入“向国际发展的时代”。日元升值后, 亚洲地区汇率降低, 以低工资为核心的成本优势日益突显。同时, 亚洲国家的投资环境日益完善, 特别是东盟等国家政府正在鼓励企业发展外向型生产, 吸引日本的企业来本国进行加工贸易生产。根据比较成本优势的原理, 日本企业纷纷在海外设置加工装配点, 促进了当地加工贸易的发展。
2. 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日本企业首先向亚洲地区转移加工组装业务, 在亚洲一些国家设立出口加工据点, 面向以美国市场生产低中档为主体的电子产品、组合音响、彩色电视等电器。其次, 针对亚洲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 日本企业对加工装配据点安排生产的产品范围逐步扩大, 并逐渐高档化。一是加工装配产品向中高档转移, 二是加工装配产品由音响向高技术含量的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转移, 由民用电器向办公用的复印机、传真机等转移。
3. 国内发展高新产业
鼓励本国企业自主研发, 提升加工技术水平。加工技术决定着加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加工品的竞争力, 没有加工技术的更新换代就不会有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创立自主品牌, 提升传统加工产品档次。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 日本的一些品牌逐步走向世界。
4. 提高人民收入以刺激消费
由于日元升值, 日本的出口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环境下, 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人民收入, 以刺激消费, 减缓出口下降给经济的影响。
四、我国贸易转型的政策建议
1. 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也最主要的是, 出口行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们会失去价格优势。但一方面, 人民币升值会改善贸易条件;抑制通货膨胀;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减少贸易摩擦, 使我国进口部门能够到国外购买更多的资产, 同时迫使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到国外去投资。所以人民币升值短期来看, 受影响的是出口行业, 但从长期来看, 有利于贸易的成功转型。
2. 通过政府政策的及时调整, 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以日本加工贸易的发展来说, 开始时, 日本政府只是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即顺委托加工出口业务, 限制逆委托加工贸易。但是自1985年开始, 由于日元连续不断地升值, 日本政府调整了外贸政策, 一改过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 实行扩大内需放宽进口的方针, 引导日本的加工贸易业务步入“向国际发展的时代”。日本企业纷纷在海外设置加工装配点, 开展逆委托加工贸易。以我国家电行业为例, 应该积极鼓励一些大企业到国外开办工厂, 逐步向海外转移。
3. 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 提高本国技术水平, 发展高新产业
2 0世纪9 0年代, 日本通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开发、生产的合作, 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例达到70%以上。我国也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通过跨国公司掌握核心技术, 提高我国的技术自主开发能力, 发展高新产业。
4. 构建贸易转型升级的支撑基础
除了前面提到的政策环境以外, 实现贸易转型升级成功的条件还必须包括技术水平、人才、本地企业的配套生产能力等多个方面。如果缺乏相应的条件, 虽然贸易在某个方面的转型升级己成为必然, 也无法取得成功。如为实现加工贸易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应当设立产品发展资助计划, 刺激企业加强产品技术研究和开发, 加强同跨国公司在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 实现了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为高新技术加工贸易产业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我国应建立起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政府指导机构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战略转移, 这和日本政府成立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政府指导机构有着很大关系。政府指导机构一方面帮助企业在海外寻求转移机遇, 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就各国的相关政策进行协调, 帮助企业实现海外战略转移。从而把一些低能耗, 高污染, 低附加值的制造产品业转移海外, 这样不仅能减少贸易顺差, 而且能够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尤其是新的《劳动法》的实施、我国对环保、能耗方便的日益重视, 我国在制造业成本低的优势逐步消除, 因此, 寻求海外战略转移已经成为必然。
几种特殊贸易方式下的退 (免) 税的税务处理
孙丽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我国实行的新的企业出口退 (免) 税的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正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出口退 (免) 税的税务处理问题在实务操作过程中较为复杂和繁琐, 特别是和具体特殊的贸易方式相结合。本文通过国际贸易业务中几种特殊贸易方式下的税务处理问题的归纳和探讨, 以期能对学习和工作者提供一个好的参考。
[关键词]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出口退税贸易
目前, 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出口货物的退 (免) 税是通用的一种通过退还或免缴间接税鼓励出口, 促进公平竞争的税收措施。目的是通过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降低出口成本, 增加本国货物的出口。特殊贸易是指除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以外的一些特殊的贸易方式, 它是我国对外贸易有益的补充部分。目前涉及到出口货物退 (免) 税的主要有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等, 本文通过对特殊贸易方式下的退 (免) 税的税务处理的归纳分析, 主要以增值税为例, 以期使企业或个人在有效规避税收风险的同时, 用好用足国家相关的税收政策。
一、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的税务处理
进料加工是指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 为了加工出口货物而从国外进口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配套件、零部件和包装材料, 加工货物收回后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办理退税的程序上, 出口企业应先持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批文, 送出口退税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并签章, 税务机关逐笔登记并将复印件留存备查。海关凭盖有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印章的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批件, 办理进口料件的登记手册, 加工的货物出口后再办理退税。
1.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应退税额的计算
生产企业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的, 对进口料件应先根据海关核准的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填开进料加工贸易申请表, 报经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同意盖章后, 再将此申请表报送主管其计税的税务机关。货物出口后, 主管退税的税务机关在计算其退税或抵免税额时, 也应对这部分进口料件按规定退税率计算税额并予以扣减, 具体的抵、退税的计算步骤和公式按照“免、抵、退”税执行。
日本贸易 第8篇
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数据的科学性考量
1.调查机构主体的权威性考察
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 致力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日本贸易振兴会”, 1998年又与亚洲经济研究所合并为特殊法人。根据2002年通过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 2003年10月, 该机构正式设立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现任理事长为曾在日本经济产业省任经济产业审计官的石毛博行。
JETRO以全面振兴日本贸易为宗旨, 随着日本贸易赢余的扩大和与欧美各国之间经济磨擦的增多, 其工作重心由战后为获得外汇的“振兴出口”变为“促进进口”。他们通过开拓出口渠道、支援海外对口国家、提供国外商务信息等, 为日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提供支援。随着时代的发展, JETRO的工作内容又变成了“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研究”。通过对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动向、法制制度等进行调查分析, 提供给日本企业开展全球化经营的判断依据, 也为日本政府制定通商政策提供参考。
JETRO在我国的北京、上海、大连、广州、青岛、武汉、香港均设有代表处。近年来, 对中日经贸发展状况的调查一直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
2.数据资料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考察
本次分析的样本资料为JETRO在2013年1月开始实施的“2012年度日本企业海外事业开展问卷调查”的报告, 该报告公布时间为2013年9月9日, 其从1957家企业中抽取了802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关系的日本企业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中国商务活动的开展情况;二是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印象。这项调查共发出802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651份, 有效率为81.2%。按企业规模分, 大企业占277家, 中小企业有374家, 分别占42.5%与57.5%;按经营范围分, 制造业有440家, 占67.6%;非制造业有211家, 占32.4%。以上数据首先说明, 该次研究的调查对象首先确定为与中国具有经贸往来关系的日本企业, 调查对象针对性明确;其次, 说明在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方面都做到了分布相对均衡。对调查对象的合理抽样方式, 为后期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和真实性提供了前提保障。
3.调查问卷内容设计及结果的可参考性
该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内容及反馈包括以下7个方面。
(1) 对“在华经营业务的风险变化程度”回答反馈显示, 2012年9月中旬以后, 认为“在中国的经营风险有所增加”的回答占52.2%, 明显偏高。
(2) 在对“中日关系对在中国经营活动的影响情况”的回答中, 认为2012年9月之后的中日关系, 对当前 (2013年8月) 在华商业活动有影响的企业占31.3%, 而回答“与经济状况及竞争条件的恶化等情况交叠在一起, 尚不清楚是否因两国关系变化受到影响”的上升到41.9%。
(3) 对“在华经营活动的具体影响因素”的回答中, “由中方合作商订货量减少造成的间接影响”占首位, 为94%。
(4) 对“在中国今后经营活动开展的预期”中, “继续扩充现有经营, 并研究进行新的项目”回答较2013年1月微增, 从58.1%提高到60.7%。另一方面, 回答“正在研究缩小现有经营规模、或者撤回”的回答亦有微增, 由7.3%提高到7.7%。
(5) 在“今后依然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理由”中, 占据头两位的回答是:“有销售方面的市场扩大预期” (70.1%) 与“在华经营已经走上轨道” (42.8%) , 与2013年1月的排名相同。
(6) 对“把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移到别国, 从中国撤出理由”的答复中, “制造业方面的生产成本等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占第一位 (52.0%) , “由国家风险引起的工厂生产、店铺经营等方面的风险”, 从2013年1月的第一位变成现在的第二位 (32.0%) 。
(7) 对“在中国的经营风险及经营问题”的回答, 首位为“政治风险” (55.5%) , 次之为“劳动者工资的提高” (55.3%) 。其中, “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一项变化显著, 由2013年1月的37.5%, 猛增到55.3%。
该调查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华的商业风险”高达52.2%, 原因包括2012年的反日游行、员工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政策的变化、知识产权等方面。
该调查问卷内容设计贴近现实, 主要围绕日本企业的在华经营状况与今后发展规划及形成该发展规划的影响因素等展开。调查结果的分析, 立场中立、观点相对客观, 对日本企业今后在华经营发展具很重要的参考意义。调查统计结果的信息, 是拥有或者有在华经营计划的日本企业经营者特别希望获取的, 但单凭某个或几个企业联合却很难实现。JETRO的调查活动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帮助。
调查结果在日本企业和社会的应用性调查
调查结果的应用性, 表现在相关企业制定涉华经营战略方面的采纳程度, 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的参考性等方面。JETRO的工作宗旨明确说到, 要在“挖掘潜力项目、提供信息、参加商品交易会、举办洽谈会、签订合同等一系列活动中, 发挥我机构的综合实力, 提供一气呵成的支持” (摘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官方网页资料http://www.jetro.go.jp/china/about/greeting/) 。其实际工作也是这样展开的。
1.JETRO的涉华研究工作
JETRO所做的涉华调查数量众多, 在其官方网页输入“中国”二字, 单是涉华调查报告就有28, 578件。该机构仅在2013年做的与中国有关的重要研究报告就有:迈向中国市场开拓的中小企业成功案例研究 (2013年9月) ;银行与地方债务问题 (2013年9月) ;2013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报告 (2013年8月) ;中国经济减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013年5月) ;关注中国的产业用机器人需求 (2013年4月) ;中国商务报告目录2012年度 (6) (2013年4月) ;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无锡市等多地的流通地图 (2013年3月) ;中国主要服务产业的投资关联制度调查 (2013年3月) ;中国老龄产业调查报告 (2013年3月) ;中国境内日系企业常见的税务问题考察 (2013年3月) ;中国华东地区主要七城市消费者生活方式调查 (2013年3月) ;2012年度中国环境团体基础调查;在华经营秘密管理与对策 (2013年3月) ;日本食品海外消费者问卷调查 (中国) (2013年3月) ;与当地企业合作销售医药用品 (2013年3月) ;中国共产党大会在各国各地区的反响 (2013年1月) 等63项。其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的政治、政策、商务、市场、银行、养老、流通、环境、医药、日本企业在华的管理策略等各个领域, 这种对中国市场诸方面的高度关注, 本身就是对日本企业界对华活动的一种导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日本企业在华事业发展的作用。
2.该调查结果的应用性分析
对JETRO调查影响力的具体分析至少应从两个方面衡量:一是调查机构的权威性。二是本次调查结果的现实可参考性。通过以上对JETRO调查数据的科学性考量, 可总结出:鉴于JETRO的权威性、数据资料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调查问卷内容设计及结果的可参考性, JETRO的研究工作具备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基础条件。
该调查报告的社会背景, 就是日本企业的中国业务不断拓展, 但中日政治关系日趋困难, 针对今后在华事业发展规划的现实问题, 实用性很强。据日本财务省统计, 2012年, 日本的对华贸易总额为3, 337亿美元, 在日本贸易总额中占19.7%, 居第一位。日本的对华出口物品包括:电器、一般机械、化工产品、金属、运输机械、原料、汽车、纤维制品、矿物性燃料等。日本在华企业的经营范围已经遍及工业用品、服装、机械等多个行业。另据日本帝国数据库株式会社2012年9月的调查报告《在华日企的现状调查》 (日文题目为《中国進出企業の実態調査》) 显示, 截至2012年8月, 日本24个都道府县中, 半数以上的地区在华企业数量超过100家。以上数字说明, 当前中日经济合作在日本的经济结构组成中具有地位重要、资金数额大、经营范围广、参与地区多等特点。
该调查问卷紧紧围绕当前日本企业的在华经营活动展开, 其“服务于日本企业的在华经营活动”目标明确, 内容涉及日本企业在华展开工作很关心的问题, 如“经营风险”、“两国政治关系对经济的影响”、“影响经营选择的主要因素”等方面, 并进一步针对日本企业在华经营选择活动的具体影响要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对于日本企业, 特别是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策略选择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例如, 针对“在华的商业风险”问题, 报告除了公布调查结果, 还进一步分析道, 日本目前国内市场成熟、急需开拓国外市场, 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在市场规模、成长性等销售业务扩展方面有魅力”的重要邻国 (在调查问卷的回答中, 持“计划〈在中国〉扩展现有业务, 并研究投入新项目”观点的日本企业, 2013年1月占58.1%、8月占60.7%) 。
3.该调查结果的后续调查研究
JETRO的研究调查活动并不是独立进行的, 一次调查中出现的问题, 往往就是下一次调查活动的重要关注内容。例如, 针对该调查结果中比较突出的“在华的商业风险”较高的问题, 为引导日本企业理性面对在中国存在的商业风险, 作为本次调查的后续研究, JETRO于2013年6月到9月, 举行了“中国风险管理策略研讨会”, 并在10月份做出了《中国风险管理策略研讨会报告》。报告谈到:“商务活动就是一种与风险同在的事业, 风险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所谓风险管理, 就是了解风险、规避风险的过程。因此, 日本企业应该研究如何积极面对并合理避开在中国存在的商业风险”。
研究工作贴近现实、具高度应用性与后续研究的持续性等特点, 使JETRO的研究报告在日本企业界的认可度不断提高。这样的结果, 必然形成该研究机构与企业界经营活动的良性影响和互动, 使研究的实用性与科学性不断提高。
JETRO涉华研究的政策启示与对策研究
1.JETRO研究工作的官方性质与公益性质
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 致力于促进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和引进投资的政府机构。政府的参与为该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有力支持。在政治方面, 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良好合作关系, 保证了该机构在进行社会调查时, 能够得到大多数调查对象的支持, 得到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经济方面, 政府方面的财政保障, 为该机构的海内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保障了研究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 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也促使该机构的调查行动合法、公开、真实, 保障了其调查内容的有效性。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也促使其调查结果以公益性为主, 多数调查报告一经公开, 任何人均可以从其官方网页下载使用, 提高了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几率。
2.对中国涉外研究的启示及对策考量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走出国门, 到海外投资兴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了保障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降低投资风险、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利润, 就需要有一个类似JETRO的部门, 在企业把资金投到国外之前, 由国家对项目的投资风险、项目收益等提供必要的信息参考。例如, 可以参照JETRO的工作内容和特点, 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需求, 制定相应的研究策略与工作内容, 及时利用网络等便利条件, 公布给社会和企业。内容可以包括:贸易对象国的基本情况介绍;历年基础经济指标;该国的政治体制及政治、经济动向, 及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历史与现状;两国之间签订的各类合作条约, 以及已有的经济合作项目等等。公开的资料当然还应包括, 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往来的最新消息。这既可以给企业提供必要必需的信息, 让企业在对外经贸活动中胸有成竹, 又能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企业无需自己亲自进行长期的调研, 就可以在基本信息方面获得权威数据。这样既可以在节约考察与研究资金的情况下, 拿到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 又可以缩短调研周期, 及时做出相应的投资决断,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游刃有余。同时, 相关数据的公开, 让经贸对象国企业也明白中国企业对其信息的把握程度, 避免国际经贸欺诈现象的出现。
涉外经济活动是一国外交活动的动力和基础, 一国在外的经济利益与该国在国际上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崛起中的中国在全球关注度的不断提高, 为我国经济界走出国门, 加入到世界经济竞争中提供了必要的底气和经济基础。因此, 应该大力扶持我国企业在海外扬眉吐气地发展, 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为实现这个目的, 离不开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扶上马, 送一程”的意识与行动。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具有参考性的方法, 研究日本扶持其涉华企业在中国茁壮成长的策略, 既能深入了解其具体的对华经济发展宗旨、内容、方法、步骤, 又能“师夷长技以治夷”, 帮助我国企业在国外包括日本的“投资”变成“兴业”, 在良性、平等的合作中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3年度日本企業の中国での事業展開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R], 2013-9-9。
[2]关满博, 范建亭.現地化する中国進出日本企業[M].东京:新评论株式会社, 2004。
[3]宫下忠雄, 上野秀夫.中国经济的国际展开[M].京都:密涅瓦书房, 1975.
[4]日本帝国调查数据库.中国進出企業の実態調査[R], 2012-9-26.
日本贸易赤字攀升带来的影响及启示 第9篇
(一) 金融危机对日本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
2009年3月9日, 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 日本1月经常账户赤字达到1728亿日元 (约合18亿美元) , 是自1996年1月来的首次赤字。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少以及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状况的影响逐步深化, 主要表现在:
一是贸易赤字急剧攀升。2009年1月日本出口同比下降46.3%, 进口同比下降31.7%, 贸易赤字达8440亿日元, 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赤字。2008年第四季度三个月中, 日本出口同比分别下降9.4%、13.5%和10.7%, 进口同比分别下降12.2%, 11.2%和16.7%, 贸易赤字分别为639亿日元、934亿日元和3207亿日元, 呈现迅速扩大趋势。
二是企业收益锐减, 破产情况增多。2009年1月日本企业破产数年增15.8%, 为六年来的新高;失业率为4.01%, 继续呈现恶化趋势。另外, 由于国际套利需求增加, 2008年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升值使得以出口为主的日本企业收益大幅减少, 2008年日本出口企业收益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也进一步削减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收益。2009年1月, 日本海外投资收益减去外国在日收益的收入盈余为9924亿日元, 同比下降31.5%, 为2000年6月以来最大月降幅。
三是经济面临深度衰退。据日本官方2月统计报告显示, 扣除物价变动因素, 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12.7%, 这是日本国内GDP近35年来最大季度跌幅。2008年全年, 日本GDP下降0.7%, 为1999年以来首次转为负增长。标普预计, 日本2009年实际GDP将下降4%。
(二) 原因分析
总体上看, 由于日本经历了长期以来的经济衰退, 经济泡沫已基本消除, 加之日本对高风险投资严格监管和限制, 因此, 日本经济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并不大。但自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 美国和欧盟经济开始陷入衰退, 对主要依赖欧美市场的日本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日本经济面临再度陷入衰退的困境。
一是日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长期以来, 日本内需疲软, 出口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而欧美又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欧美消费需求疲软, 尤其是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下降更为明显, 再加上资本市场破坏所带来的个人财富大幅减少, 从而恶化了日本外贸出口环境。伴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不断扩散, 日本经济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 暴露了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的局限性。
二是日元升值打击日本出口。由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 引发了国际市场对日元的套利需求, 从而拉高了日元汇率。2008年, 日元总体保持升值趋势, 升幅达23%。据测算, 日元对美元汇率每升值一日元, 日本企业平均经常收益将下降0.5%, 日元升值无疑对日本出口形成了有力制约。
二、我国涉外经济面临的风险
(一) 日元汇率波动风险。
发达国家连续降息, 减少了日元套利需求, 加之日本贸易状况恶化, 令日元汇率走低, 2月末美元兑日元汇率由去年12月末的90.94升至97.59。在目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 国际贸易环境继续恶化, 短期内会加大日本改善经常项目状况的难度, 日元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二) 对日出口减少风险。
金融危机和日元贬值压力, 将使日本进口需求减少, 从而加大我国对日本的出口难度。日本是山东的主要贸易伙伴, 是继欧盟、美国、韩国后的第四大出口市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日本正遭受经济衰退加剧的严峻考验, 山东对日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三) 贸易壁垒限制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创, 不少国家经济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衰退、就业形势严峻、产业发展萧条, 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 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日本是山东省农副产品和食品出口的重要市场。近年来, 日本通过设置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 限制我国对日输出农副产品和食品。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背景下, 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为包括欧盟、日本在内的其它发达国家起到不良的示范效应, 从而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四) 利用外资下行风险。
日本也是山东省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日本国内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 也会影响其对外投资和对外业务, 促使日本企业减少一般性的海外投资, 加快调回海外投资收益, 从而给山东省利用外资带来冲击。据统计, 2009年1-2月, 山东省利用日本外资项目仅8个, 合同利用日本外资1247万美元, 同比下降70.6%。
三、日本贸易赤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 必须加快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出现比金融危机发源地更大的负增长, 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结构性矛盾, 即长期依赖出口, 内需明显不足。我国和日本同属出口导向型国家, 但我国的外向度大大高于日本, 出口依存度已达40%左右。将制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加剧国内产能过剩, 抑制国内对出口导向产业的投资。短期看, 全球经济危机将通过出口下滑的直接作用和投资下降的间接作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从中长期看, 金融危机过后, 欧美发达国家必然会改变过去以过度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会受到较大制约。
(二)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 人民币基本上呈现单边升值趋势。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6.9%, 其中上半年升值6.5%。人民币快速升值挤压了企业出口利润空间, 致使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口收益大幅减少, 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约束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正逐步显现, 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可能会使快速发展的外贸出现硬着陆, 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因此,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有效防范资本逆转风险, 对保持外贸出口和虚拟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一) 利用各种政策手段, 全力做好外贸出口稳定工作。
从长期看, 我国必须走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千方百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加快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夯实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短期看, 外贸增长对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 基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必须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和指导力度, 综合运用税收、信贷等措施和手段, 适当放宽贸易限制, 全力稳定外贸出口增长。
(二) 强化外贸预警机制建设, 有效防范涉外经济风险。
相关涉外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应密切关注发达国家的救市措施和经济金融运行状况, 强化监测分析预警, 对国外市场最新动向和可能出现的风险, 及时向社会发布, 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 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继续坚持“以质取胜”的贸易出口发展战略, 练好内功。加强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协调, 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积极主动地应对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 降低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和出口风险。
(三) 切实优化和转变外汇管理方式, 完善国际收支应急机制。
唐代渤海国与日本的经济贸易 第10篇
渤海通往日本的陆路、海路, 史书上称为“日本道”。渤海使者所走的日本道, 大体是从上京龙泉府出发, 向东南翻越老爷岭, 到达东京龙原府, 从龙原府南行三十里穿过长岭子山口关隘, 循海岸东行, 抵介于现在清津、海参崴之间的毛口崴。渤海使者在此乘船, 横渡日本海, 初期由于缺乏经验, 海路知识有限, 渤海使者经常漂至出羽一带 (今日本北部山形、秋田县) , 随着航海经验和知识的增加, 渤海人掌握了这条海路的规律, 其后渤海使者, 从秋天到十二月结冰前, 利用大陆吹来的北风和西北风和自北而南的寒海流, 扬帆赴日, 在能登、加贺、越前 (今日本石川、新渴、福井县) 等地登陆, 而后到达日本国都平城京、平安京。到了夏季, 渤海使者, 乘海上吹起的南风和东南风, 驾船北归。日本道全程1 130公里, 陆路从上京龙泉府到毛口崴约230公里, 海路从毛口崴到能登、加贺约900公里。
二、贸易形式
1. 宫廷贸易
在渤海与日本有记录的34次交聘中, 确切记载渤海使臣致日本朝廷“方物”或“信物”的有27次, 照例日本朝廷对渤海使节按级别又回赠礼物, 这实际上是一种采取国家礼仪形式的特殊贸易———宫廷贸易。
一是以渤海王为主的渤海政权的行为方式。如公元728年 (渤海武王仁安十年) , 渤海第一次遣日使团抵达日本后, “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并附貂皮300张’。”[1]公元739年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 , 渤海第二次遣日使团抵日后, “己珍蒙等拜朝, 上其王启并方物……‘大虫皮、罴皮各七张、豹皮六张, 人参三十斤, 蜜三斛进上’。”[2]公元872年 (大元锡二年) , 渤海第二十八次遣日使团抵日后, “检领杨成规等所赍渤海王启及信物……其信物大虫皮七张、豹皮六张、熊皮七张, 蜜五斛”。[3]
二是渤海使节个人对日本首脑的行为方式。如公元824 (建兴七年) , 渤海地二十一次遣日使团抵日后, “大使贞泰等别贡物。又契丹大猲三口, □子三口, 在前进之。庚子, 返却渤海副使璋浚别贡物”。[4]公元842年 (大彝震咸和十三年) , 渤海地24次遣日使团抵日后, “大使贺福延私献方物”。[5]
三是渤海使节对日本朝臣的个人行为方式。如公元872年 (大元锡二年) , 渤海第二十八次遣日使者杨成规送貂裘、麝香、暗摸靴给日本掌渤海客使都良香, 但都良香没有接受。
渤海使到日本, 因对日本朝廷进呈礼物和地方特产, 这些特产博得日本皇室贵族的欢迎。日本朝廷照例又回赠礼物, 对使节按级别各有赏赐。如公元739年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 , 渤海第二次遣日使团到达日本后, 日皇答赠渤海郡王“美浓絁三十疋、绢三十疋、丝一百五十絇、调绵三百屯。珍蒙美浓絁二十疋、绢十十疋、丝五十絇、调绵二百屯。”[6]公元777年, 史都蒙等出使, 带回了“绢七十匹、絁七十匹、丝二百絇、绵四百屯、黄金一百两、水银一百两、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贯、槟榔扇十枚。”[7]公元796年 (康王正历三年) , 渤海第十三次遣日使团抵日后, 日赠渤海王“绢二十疋、絁二十疋、丝一百絇、绵二百屯”。[8]
2. 互市贸易
渤海与日本除官方的商业贸易以外, 还大量存在着半官方和民间的商业贸易往来。渤海使者把部分礼品献给日本天皇外, 其余大部分货物是同日本官吏、百姓进行互市交易。除日廷献给渤海王和使节成员的礼物以外, 使者带回的大部分是通过互市交易得来的贸易商品。在渤海同日本有记录的34次交聘中, 只有几次是渤海使团同日本官方机构或某些官员进行交易, 而大多数是与当地商人和百姓进行的交易, 亦即官方经许可的私相交易。
渤海遣日使团, 或附带的商人, 常常运载大批货物前来互市, 经营普通方式的贸易。他们携带的商品在“日廷许可”下, 先满足日本贵族、官吏的要求, 然后在日廷内藏寮的安排, 与京都及诸市人互相市易, 金毓黻在《渤海国志长编·补遗》中认为:“……所诸市人与客徒私相市易……乃唤集市廛人, 卖与客徒此间土物。”如公元871年 (渤海大虔晃十四年) 12月杨成规率领105人出使日本, 除赠送日本清和天皇礼物外, 在日廷内藏寮的安排下, 其余所带的商品, 次年五月就市交易。“已丑, 内藏寮与渤海客回易货物;庚寅, 听京师人与渤海客交关;辛卯, 听诸市人与客徒私相市易。是日, 官钱四十万赐渤海国使等, 乃唤集市廛人卖与客徒此间土物。”[9]从当时日本的财政经济实力上看, 日本不可能无偿赠予渤海官钱四十万, 合理的解释是这可能是日本内藏寮与渤海使团“回易”结算后的货物补差款。这说明渤海使团带去的珍稀物品, 深为东道主喜欢, 因而想尽各种办法, 不惜为渤海使团提供官钱四十万, 让其用日本货币购买日本京师的各种土特产品。渤海使团利用日本官钱四十万, 又与“日京及诸市人互相市易, 不拘例禁, 市人多以土产售与之”。[10]而渤海使团未必全部花掉日本货币, 或有少量余额携归渤海。据日本东京1939年出版的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发掘调查》记载, 1933年至1934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址时曾发现一枚日本货币“和铜开弥”, 这看来不足为怪了。日本政府对这种贸易活动“不拘例禁”, 尤其是允许普通百姓直接与渤海贸易, 这是符合渤日双方利益的。
3. 民间贸易
除官方的商业贸易以外, 也有半官方和民间的商业贸易往来。如公元746年 (大钦茂王大兴九年) “国人及铁利部人千一百余, 贾于日本”[11]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而且有些冒险的活动, 超过了官方聘使团规模的几倍。公元779年 (大兴四十二年) , “渤海和铁利部三百五十九人访日互市”。他们所携带的“珍货”深受日本贵族、官僚的欢迎, 贸易的规模较大, 获利雄厚。当时的日本当局虽曾一再颁布禁令, 但却改变不了“此间之人心爱远物, 争以贸易”[12]的局面。
三、贸易种类
渤海与日本在经济贸易中, 就交换货物种类及数量来说, 都是十分可观的。从种类上看, 当时渤日双方经济各有特色, 渤海之地多山林湖河, 盛产珍奇野兽和名贵山货药材, 所以, 渤日通聘初期, 运销日本的货物多以土特产品为主, 如大虫皮、豹皮、熊皮、罴皮、貂皮等珍贵毛皮, 有人参、麝香等稀有药材, 这些均属世间珍品。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 运销日本的货物种类又增加了大量做工精细、外观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玳瑁杯、暗摸靴等。日本古代以丝绸业著称于世, 在与渤海贸易初期, 丝绸是主要的出口商品, 日本当局赠给渤海使团的货物几乎都以绢、绵、丝、绫、彩帛、绸锦、绸布、庸布、罗、白罗等丝绸品为主。到了后期, 又增加了黄金、水银、漆、金漆、海石榴油、水精念珠、槟榔扇等特产。广泛的贸易交流, 满足了双方上层统治者的需要, 同时也刺激了双方经济的发展, 丰富了各国的经济生活。从数量上看, 渤海与日本贸易中后期较初期又有明显的增加。仅以回赠为例, 公元859年 (大虔晃三年) , 渤海第26次遣日使团得到了日本“东絁五十匹、绵四百屯”的回赠, 其数量远远超过《延喜式》所载大藏省赠蕃客例规定的“大使绢十匹、絁二十匹、丝五十絇、绵一百屯”的数量。公元871年 (渤海大虔晃十四年) , 渤海杨成规使团更是利用与日本“回易”结算后的货物补差款四十万, 与日京普通百姓展开贸易, 其贸易规模与盛况可以想见。
摘要：渤海国是我国北方地区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其历史基本与唐朝相始终。在存在的229年间, 渤海国积极与周边政权保持密切联系, 尤其是与日本往来频繁, 进行经济贸易活动, 以官方贸易和私方商业贸易为主要形式, 贸易种类繁多, 数量庞大。渤日的经济贸易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 刺激了商品生活的发展, 促进了渤海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