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风险决策（精选12篇）
人力资源风险决策 第1篇
人作为一种资本, 与物力资本一样, 投资后除了收益, 风险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固有特征。以前许多学者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 往往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 忽视了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有效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首先就要对风险大小和分布进行评估, 特别是定量地衡量风险的大小。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评价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主要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突变综合评价法、网络分析法等方法对专家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得出决策结果。本文运用熵权决策法对风险指标进行权重分析和综合评价, 减少了主观评价带来的偏差, 试图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指标
1. 投资风险的识别
如今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人才的竞争,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在企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投资同金融资本和物力资本投资一样, 是为了预期收益或效用而牺牲或放弃当前收益或效用的一种投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这种风险是由于企业决策者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发生变化状况不能准确判断, 在企业所做出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实施过程中, 引起财务损失的可能性。
2. 投资风险的类别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普遍地存在于企业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之中,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主要分为外部环境风险、企业内生风险、员工素质风险和委托代理风险四大类。
3.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上面列举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因素, 建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熵权决策法评价过程
1. 熵权决策模型
评价指标熵的定义:设有m个评价指标, n个评价对象, 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取得多对象关于多指标的评价矩阵
对A作标准化处理得到
式中, rij称为第j个评价对象在i指标之上的值, 又rij∈[0, 1],
那么第i个评价指标的熵定义为
其中,
并假设, 当fij=0时, fijlnfij=0。
也可以对常数k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得0Hi1, 方便进行评价指标间的比较。
评价指标熵权的定义:在上述评价问题中, 第i个指标的熵权ωi定义为:
2. 投资风险指标熵权计算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与项目风险投资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一个复杂多因素不确定性的投资决策问题, 因此熵权决策模型可以适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评价。本文根据建立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采取问卷调查和专家评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指标权重打分, 各项指标权重的评分等级分为5级, 10分至8分表示风险权重相对极高、8分至6分表示风险权重相对较高、6分至4分表示风险权重相对一般、4分至2分表示风险权重相对较低, 2分至0分表示风险权重相对极低, 0分即为相对无风险。
由于篇幅有限, 这里只对专家评分的一级指标进行熵权计算。首先根据公式 (1) , 可以建立评价指标矩阵 , 再根据指标标准化公式 (2) 、 (3) , 求出标准化
通过熵权模型公式 (4) ~ (7) , 可以得出一级指标熵权值ωs= (0.1707, 0.1641, 0.3281, 0.3371) 。说明委托代理风险S4作为一级指标为投资决策活动提供的信息量最大, 即委托代理风险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相比最应当受到重点考察。
同理, 可以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熵权, 再结合一级指标得出各二级指标的综合熵权, 如表2。
四、结语
从上述熵权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价值观风险的综合熵权值最大, 这并不代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中员工价值观风险性最大, 因为熵权表示的不是指标在实际意义上的重要程度, 而是各指标向决策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或者是在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相对激烈程度。熵权值最大的价值观风险表明在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中, 价值观风险指标最为重要。健康安全风险、技术风险、配置风险这三项指标相对于价值观风险较难把握, 但要好于其他各项风险指标。财务风险和管理制度风险综合熵权值最小, 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中最难估计的风险因素。
运用熵权决策法建立的企业人力资本风险评价体系从客观地角度对风险指标的权重进行分析, 避免了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中两两对比构造判断矩阵易于发生目标前后不一致的问题, 减少了评价中人为的主观因素, 但它并没有直接指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中各种风险的大小。本文旨在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减轻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量, 若想进一步度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需要根据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摘要：从外部环境风险、企业内生风险、员工素质风险和委托代理风险四个方面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归纳与分析, 构建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决策法对风险指标进行评价, 提高了风险指标权重确定的可靠性, 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工作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风险评价,熵权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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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第2篇
[ 08-09-04 09:13:00 ]
作者：刘耀中
编辑：studa0714 内容摘要：风险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问题广泛受到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因为心理因素作用的存在，所以在研究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问题时，有不同于经济学与数学原理的规则。本文简要的介绍了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影响最大的展望理论，同时也介绍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风险决策 心理因素 展望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2年10月9日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Kahneman和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的Smith，以表彰他们在经济心理学与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颁奖词中提到Kahneman的贡献是：“把心理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经济人” 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一切研究的前提，每个人都会在确定的范围内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在有限的环境资源中努力做出最佳决策。决策者以无偏好的方式对决策后果的概率进行主观的估计，这就建立了著名的期望价值模型。期望值等于损益概率与损益值的乘积，即EV(A)>EV(B),A>B。但Kahneman等人经过研究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往往并不是遵循期望价值理论而是经过一系列的启发式策略进行直观判断。
心理因素与决策判断
直觉偏差
代表性启发法表现在人们根据事物的一些突出特征对其分类时，如果发现它和某类事物的代表性很相似，就直观地把该事物归到这一类。人们根据原有的经验和认识为各类事物塑造了各自的模型，它包含了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和最大的代表性。人们经常把事物和每个模型进行对照，一旦匹配就将其归入这个模型。由代表性启发法带来的认知偏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先验概率估计过低，人们往往是通过语言的描述来判断而忽视了先验概率的影响；结合效应和小数法则。由概率论中的结合率可知，一个事物既属于A又属于B的概率不大于它属于A或者属于B的概率，也就是P(AB)<=P(A)P(B)。但在实际情况中，人们常常是偏好于结合效应从而做出与概率论相悖的结论。
小数法则使得人们易于从一个小样本中过分的推断潜在大样本的概率分布。代表性知觉让人们确信赌徒谬论的存在,即在一系列的坏运气之后必然会有好结果的出现。这是因为人们错误的认为一个随机序列必然具备局部代表性(即序列的每一部分都必须看起来像是随机的)，事实上偶然事件并不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如果一个随机过程(就像投掷一枚没有偏差的硬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结果，那么过去的事件并不会对将来发生的结果产生影响。一些特定的事件相对于其他事件而言更容易想到，并不是因为经常发生或者具有更高的发生概率，而只是因为更容易提取从而高估其发生的概率。而如果某件事不容易联想到，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低估它发生的概率。
研究表明决策者更加容易被生动的信息所影响，而不是平淡的、抽象的或者枯燥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打算购买一辆新车，同时关于车辆瑕疵的一个生动的故事足可以让我们丧失从以往专业汽车杂志统计数据中建立起来的信心。罪犯或者目击者对犯罪事实的生动描述也可以让我们忽视犯罪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因为这样生动的信息是可得的，与平淡的信息相比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因此会使决策产生偏差。锚定效应表现在人们对于不确定数值的估计往往是基于初始值或者是起始点而做出调整,起始点都会对估计值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将全世界人的血液都集中在一个立方体中，这个立方体的宽度将是多大？全世界人口数据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锚定值，因此当人们估计立方体的宽度时并不能充分地从高锚定值上调整下来。人们很难抵御锚定效应的影响，原因在于锚定值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很可能使决策产生偏差。
展望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偏好是由财富的增量而不是由总量决定的，所以人们对于损失的敏感程度要高于收益，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规避。人们在收益的情况下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在损失的情况下表现出寻求风险；且有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倾向，同时在面对小概率的风险收益时甘愿冒险，这也就解释了每天大多数人在做同样的买彩票选择。彩票正是利用了人们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实际彩票的中奖概率大约是几千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在小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多数人偏好确定的损失，Kahneman认为，存在这种偏好是由于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大金额的损失，而这种倾向对保险公司非常有利。
人力资源风险决策 第3篇
一、六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制度框架有待建立
从实际情况来看，促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缺失，制度框架未有效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无法有效地嵌入原有的政府决策模式，使得评估由“战略地位”沦为“略占地位”。
一是顶层制度框架设计缺失。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中央2号文件制定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地方人社部门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指导下也相应制定了省一级或地市一级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施意见。总体来看，这些文件的出台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框架建设的起点与尝试，但尚未出台整体的规范性文件，未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际运行过程中“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
二是制度规范性不足，在一些重要领域存在空白。就目前状况而言，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概念、原则、范围、程序、主体、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等明确规定下来，存在制度规范性不强、权威性不够等问题。如制度框架中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决策哪个环节进行并没有规定，只是规定“凡是按规定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要决策事项，未经评估不得做出决策”。具体评估是在政策酝酿环节还是在决策框架成形后进行语焉不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极易成为可有可无的装饰机制。从决策与风险评估的时序来看，目前一般都是重大政策和项目的决策在前，然后再进行相关政策和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极少是先进行相关政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然后再进行决策。也就是说，一般都是把风险评估当作决策以后补充进行的一个程序“走一走”，而极少把风险评估当作相关政策和建设项目决策前的“依据”。
（二）组织领导体系不力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开展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存在“三重三轻”的现象，即“重领导意志，轻风险预判;重评估形式，轻评估过程;重决策部门意见，轻社会参与”。这些现象的存在，主要都是由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力所导致的。
一是“稳评”工作重要性认识程度不一，未建立战略思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终结点不是风险定级，而是最终实现风险控制，为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各级部门的领导对于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参差不齐，许多领导尚未真正认识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重要性，也未建立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战略思维。
二是评估多来自领导部署，工作开展缺乏预见性。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复杂，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因此越来越要求公共政策以前瞻性或预防性为导向。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实际操作看，有的干部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看作是党政机关内部自我评估，根据领导的需要来决定风险等级以及应对措施，一般是上级要求哪个问题就评估哪个问题;哪个领域出现重大问题，就评估哪个领域。“应评尽评”多来自领导部署，而非业务部门或决策部门从政策科学性本身出发，从控制社会稳定风险的工作需要出发进行，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变成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致使评估流于形式。
三是地方被动地以决策后的实施可行性评估为主，缺乏预前评估。实际工作中，地方人社系统主要是政策执行部门，负责将中央的各项决策在本地贯彻实施，因此决策的空间不大，更准确地说，当前部分地方的“稳评”工作多的是对某项政策实施方案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用来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三）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一是队伍培训不足，疲于应付评估工作。中央出台的《指导意见》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实施办法》，都提出对于重大决策要做到“应评尽评”，这个工作量对于各部门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还处于探索期，工作人员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实施评估，怎样才能把结果真正用于科学决策还存在能力上的不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推进过程中，没有对决策制定部门的人员开展过专门培训或辅导，相关工作人员业务熟练不等于能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无法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要求相匹配。迫切需要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本原则、关键环节、重点技术、风险分析等方面给予辅导和支持。
二是评估开展以工作便利性为主，分析研判严重不足。调研发现，有的部门开展的评估工作按照程序走过场，为了迎合决策需要做出评估结论，偏离了评估的初衷。中央要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四大方面进行评估。实际工作中，评估报告分析的重点一般是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于合法性和可控性的分析、研判严重不足;如合法性方面，主要是缺乏对改革决策涉及依据的说明和相应分析，对于是否存在被公民、法人提起合法性审查的风险缺少研究。
三是评估方法与工具落后，创新和探索匮乏。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主要是考虑社会稳定和民众拥护方面的风险，既不能完全照搬企业风险管理的评估方法，也不能僵化固守于政府传统的工作方式。中央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提出采取公示、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和召开座谈会等充分获取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证和确定风险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据此进行了评估工作安排。由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策领域范围较广，因此不同政策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实际操作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基本是在原有政策流程中增加了部分意见听取环节，做出了风险分析结果;但总体来看，评估所采用的工具与方法匮乏，舆情民意调查、相关利益群体协商、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作为载体收集风险点等等手段使用不到位，评估结果也基本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对风险数据的合理收集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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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参与严重不足
一是单一部门评估为主，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链条。中央要求评估工作可由政法、综合、维稳、法治、信访等部门联合开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提出重大决策事项的部属司局单位具体负责风险评估工作。重大决策事项涉及部内两个以上司级单位的，由牵头单位会同其他单位共同负责评估”。这些政策规定对于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联动的工作机制提出了要求。实际上，完整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链条还需要立法部门、信息部门以及宣传和舆情监测部门的参与，对评估过程给予支撑。实际工作中，一方面，指定或允许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成为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承办单位，如果兼有决策和评估职能的部门和单位认为有必要的，可商请维稳、信访部门参与，而不是强制性地要求维稳、信访部门一定得参与。评估工作基本由决策提出部门负责，其他部门参与程度较低，严重影响了评估效果的发挥。另一方面，评估结果的运用也仅限于本部门，评估结论在决策中的运用环节运行不佳，缺少相关部门对某项重大决策实施后的效果反馈。
二是缺少专业机构和专家协助，第三方评估工作机制有待建立。在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决策社会稳定评估中，一般由重大决策拟定部门作为承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单位。同一个部门既负责重大政策决策的出台又负责风险评估和判定，体现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单一，评估主体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不足。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部分地方规定“可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开展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可委托中介机构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时一并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价，也可委托中介机构单独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价”，如此的“可委托”“也可委托”显然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当前的评估工作基本由政府部分负责，第三方参与不足;即使有第三方机构参与，第三方机构的评价也只侧重于外部社会风险指标的定量计算，对政府体系内运作过程因职责交叉、利益阻碍所产生的社会风险认识和评估不足，无法实现科学、完善、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是公众和利益相关群体参与不够，社会公众互动机制有待建立。未来整个公共政策都是面向社会风险的，政府的治理方式也应由单一治理向合作治理与动态治理转变，构建与社会其他部门、公众的协作关系。当前，从运行情况看，公众以及政策利益相关群体对于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过程参与严重不足，缺少政府决策与社会诉求之间的有效互动。中央出台的《指导意见》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实施办法》，都提到了群众代表可以参加评估小组进行评估，但是对群众如何参与、在哪些环节参与没有细化的规定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因此，评估工作开展过程中本应受到重视的群众意见却成了“最弱音”甚至没有声音，最终导致决策与社会互动缺失，难以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策出发点。
（五）全局性动态评估机制缺失
当前的实际要求政府改变实际工作方式，从关注内部转变为关注全局。风险评估工作不仅应考虑本部门、本系统重大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也要关注其他部门决策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带来的风险以及相关决策实施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的影响和冲击，针对这些外来决策风险建立起相应的预警与风险评估联动机制。
一方面，目前开展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主要针对的是自身重大决策，顾“上下”而轻“左右”，全局性评估预警机制缺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还缺乏全局视野，不能跳出圈子看风险，因此出现外部联动跟不上，对系统外决策带来的风险控制失灵的问题。其他部门决策和工作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带来风险，如失地农民由拆迁引起，其保障问题却属于人社部门职能。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来自“左右”的政策风险常常被忽略，与外部决策联动的风险评估机制跟不上，导致对其他系统决策带来的风险控制失灵。
另一方面，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开展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孤立地、一过性地开展工作，动态评估机制不足。如果说以前的政策评价标准是“成本—收益”之比，那么现在及以后的政策评价标准将是“收益—风险”之比。我国当前转型过程中，政策领域特别是民生领域的政策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日益复杂，重大决策的政策空间与社会承受力间的“单一平衡”受“互动平衡”挑战，各系统的决策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任何一个部门的政策决策都可能引发其他部门的政策决策失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重大决策的互动，不再只是限于本系统、本部门的某项决策之间的互动，而是与涉及某一群体、某些利益相关方的多维政策组合的互动，如“两卫”单位绩效工资与“医改”之间的风险联动关系，就要求建立起与时俱进、着眼全局的，能够处理评估静态性与稳定动态性的工作机制。
（六）结果运用成效不佳
当前政策框架中关于评估结果运用的规定中，只是停留在根据风险等级做出“不实施、暂缓实施、可部分实施、可实施的决定”，未就决策实施后的跟踪和调整未明确评估结果的运用做出系统规定，更未就决策出台的法律在立法后评估方面做出任何规定或说明。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际操作中，稳评的目的和作用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简化为归列风险等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焦点是对重大决策相关领域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分析和判断，但这项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当前的政策框架关于“稳评”工作的部署，强调的是评估结果的三类风险等级以及对应的处理结果，缺乏对风险情况的深入分析以及相应的决策方案设计。业务部门因此简单地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仅仅是为了通过分析列出风险等级。
二、三个亟待重视的难点
（一）顶层与基层关系处理难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顶层”与“基层”的作用空间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中办指导文件要求，凡是涉及重大利益应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际工作中，由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面广，目前的政策规定对各业务领域中重大决策的针对性不够，政策文件规定应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领域和标的与各地、各业务部门实际情况有出入，最终哪些决策需要评估由各地确定。另一方面，实际工作中，地方是对中央制定政策的执行，决策的空间非常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多的是政策实施的风险估测。如2011年63号文关于退休职教、幼教职工工资问题，许多地方实施过程当中非常困难，有些市甚至想抵制不干，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无从谈起。
（二）风险识别测量难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社会稳定风险的来源也日益复杂，识别难度增加。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人为的因素和政策、法律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风险点既有群众的利益诉求过高所引发的，也有现有的政策、规章和法律滞后于现实发展的原因，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诱发的。这些需要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加以区分，才能真正对重大决策起到保障和支撑作用。
此外，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的公信力对风险起到决定性作用，测量难度上升。“一个系统需要信任作为输入条件，缺乏信任会形成恶性循环，系统就无法在不确定性和有风险的环境中激发起支持行动”。在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如果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无论地方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具有多大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公众都会提出质疑。因此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要客观看待社会评价，合理分析政策风险。
（三）责任追究落实难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嵌入到了我国政府的原有决策模式之中，对地方政府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纠错功能。但是由于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导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决策与评估职责划分不清，问责机制形同虚设，难以真正落实。
一是上级要求地方必须贯彻落实的项目和政策，“稳评”责任追究难。这类事项如果在评估中存在风险，为了保证顺利推进，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提高利益补偿标准的方式，为其他重大项目和政策的推进埋下了风险隐患。一旦社会风险产生“翻烧饼”或“涟漪”效应，风险产生的责任就难以界定。
二是多个部门联合推动的重大事项，“稳评”责任落实难。由于重大事项由各部门共同推进，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职责交叉，风险的界定难以清晰，这就导致在进行责任倒查的过程中各部之间相互推诿。
三是具有高度变动性的社会稳定风险，“稳评”责任追究难。对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在评估阶段风险低，但在执行中却产生极高的风险的情形，造成责任倒查中的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目前，我国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停留在部门性、地方性的制度层面，还未进行立法，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界定和倒查，还缺乏法律的刚性约束力，这必然会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效。
（作者单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边坡工程的风险决策 第4篇
1 原理与步骤
风险决策是风险分析中的一个阶段,它是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完成,并提出了若干备选方案后,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和决策的过程。边坡工程的风险决策包括以下步骤:
1)边坡的危险性。可采用直接积分法、重现期法、一次二阶矩法、JC法和MC法等[4],计算边坡的破坏概率。
2)边坡的易损性。一般采用下式计算边坡的费用:
CT=Cc+pfCf (1)
其中,CT为总费用;Cc为建设费用;pf为破坏概率;Cf为破坏造成的损失。
3)计算各方案期望值,以费用最小或效益最大的方案为优选方案。
2 算例与分析
如图1所示,对某边坡开挖方案进行选择。条件如下:边坡长
30 m,土体容重2 t/m3。分别设计了倾角为30°和45°的开挖方案。
1)计算破坏概率。
考虑力矩平衡,边坡稳定性功能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为支护力;R为滑动半径;φ为坡角。
假定粘聚力C和内摩擦角φ正态分布并互相独立,取粘聚力C的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30,3.6和0.12,取内摩擦角φ的这三个值分别为8,0.8和0.1,用一次二阶矩法计算得到两个方案的破坏概率分别为0.042和0.06。
2)计算费用。
考察式(1),其中:
Cc=k1V (3)
其中,k1为土方开挖单价;V为开挖土方量;Cf对于两方案来讲是相等的,设定为100万元。
3)根据式(1)和式(3),得到A方案的期望损失为:
B方案的期望损失为:
令两式相等,得:k1=16.4元。
因此,当开挖土方单价高于16.4元时,应采用B方案;低于16.4元时,应采用A方案。
3 结语
风险分析与决策是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具体运用到边坡工程中,通过分析和计算边坡工程的危险性和易损性,分别得到工程的损失概率和损失值,最后通过比较期望值来对备选方案进行优选。风险决策方法对于工程条件比较复杂、不确定性较高的工程项目的优化选择,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摘要：研究了边坡工程风险决策的原理及步骤,在考虑其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通过计算边坡的危险性和易损性,对设计方案和施工过程进行了优化,从而降低不确定性,保证边坡工程的安全。
关键词：边坡,风险决策,危险性,易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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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管理风险决策论文 第5篇
【摘要】本文以一个住宅项目塔吊配置方案的选择为例，采用蒙特卡罗技术进行仿真模型的建立与概率分布的定义与拟合，确定工期、成本的决策指标，通过CrystalBall软件进行仿真计算，从而确定最优方案。
【关键词】风险决策蒙特卡罗仿真CrystalBall
随着房地产开发市场与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成熟与规范化，风险决策与管理的应用日益广泛。目前深圳市建筑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很多按照((深圳市施工组织设计编写规范》的要求编写了“施工风险防范”的相关章节，但多数照搬教程流于形式，说原则喊口号的居多，缺少真正有针对性地对质量、进度、成本等进行风险预测与决策分析。下面介绍一个我们承接的住宅项目关于塔吊配置与工期、成本影响相关的风险决策的实例，以求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供同行参考.
1、工程概况
1.1项目位于梅林片区，由两栋单元式住宅楼组成，地下三层，地上三十三层，其中首层为架空层(兼转换层)，2至33层为标准层，基础形式采用微风化岩层天然地基反梁式片筏基础，地下室与架空层为框筒结构，标准层为剪力墙结构，平面布置复杂异形，施工难度较大。该工程地基岩层爆破将于5月完成，5月下旬进入地下室底板施工，根据建设单位的项目开发与销售计划，要求主体结构于9个月内完成，即至2月主体封顶，在施工合同中建设单位将264天的主体结构工期作为一个里程牌，每拖延一天将对我公司处以1000元的罚款.
1.2因两栋住宅楼相距较远无法合用一部50。塔吊，因此关于塔吊的配置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为降低租赁成本，只在其中一栋楼安装一台7Om塔吊，基本能覆盖两栋楼的全部，但只采用一部塔吊，不仅会因为材料垂直运输的顺序作业以及个别部位超出塔吊吊运覆盖范围二次倒运等对施工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延误，且塔吊顶升与故障维修也会对全局进度产生影响，所以采用该种方案尽管租赁费用较低，但存在着较大的因里程碑工期未实现而增加工期处罚成本的风险;另一种方案是每栋楼各安装l台50m塔吊，每台均能覆盖本栋的全部，因两部塔吊可并行作业，相对第一种方案进度会提前，但安装两台塔吊的租赁成本无疑较第一种方案要高。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案更能保证我们实现工期目标与成本指标，下面我们采用蒙特卡罗仿真技术对其进行方案评审分析与决策.
2、风险决策
2.1应用于风险管理的蒙特卡罗仿真，是对潜在风险事件建立一系列概率分布，通过模型的建立及大量的随机抽样试验来计算所求参数的统计特征结果，分析这些结果以确定进度、成本等风险水平，并识别相应的风险影响因素。因为采用蒙特卡罗仿真需进行巨大数目的随机抽样，采用人工试验计算基本上不现实，但这些工作现在完全可以交由计算机完成，很多大型的统计软件(如SPSS等)都具有此模块，也有一些专业的蒙特卡罗仿真软件，如CrystalBall7.2就是一个建立在微软ExCel平台上的使用简单、功能强大的蒙特卡罗仿真程序，通过它可以对各种方案的选择或进度计划的风险预测等进行快捷、准确、直观的评估.
2.2潜在风险概率分布2.2.1三时工期预测。现在常用的异形柱结构形式住宅标准层主体施工一般能满足4天/层的进度要求，但本工程每层的建筑面积较大、平面布置复杂、异形节点较多、同层户型基本不同，且结构形式采用了剪力墙布置，钢筋、模板、混凝土的工程量相对都较大，因此工期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且将略长于一般平面布置比较规则的住宅，我们将不确定的每层主体结构施工时间作为潜在风险事件建立三角形概率分布，综合专家判断的德尔菲法与集合意见法，定义在两种塔吊配置方案下的每层主体结构施工的最可能工期、最乐观工期与最悲观工期，见表l.
2.2.2租赁价格预测。根据4月至3月两年间的塔吊市场租赁价格统计表(表2)，租赁价格总体稳定但略有小幅波动，因此5月份的市场租赁价格也是个非确定因素，我们也将其作为潜在风险事件建立概率分布。但从当前表中数据无法准确获悉其符合哪一种概率分布，我们通过CrystalBal17.2软件对各种概率分布进行拟合以选取最合适的分布，根据计算结果，SOm塔吊的租赁价格波动最符合Beta分布(图l)，而7Om塔吊的租赁价格波动最符合Student’t分布(图2).
2.3建模与仿真计算。运行CrystalBall7.
2，将两种方案中每主体施工层的.三时工期概率分布、塔吊租赁价格的拟合概率分布等相关数据通过
Defz’neAss哪口t1’朋一对话框定义输入，并通过De-fz’刀e卢’Orecast.・对话框定义两种方案的工期、租金及成本(考虑可能存在的工期延误处罚成本)共六个风险预测值，设定抽样仿真计算置信水平95%，进行5000次仿真计算后结果详图3一图8.
2.4结果分析与决策。根据工期的仿真计算结果，两种方案均符合正Beta分布，其中方案一分布区间在269一293天之间，实现里程碑工期的可能性为0(图5)，方案二在241一262天之间，实现里程碑工期的可能性为100(图6);根据租金的仿真计算结果，主体阶段塔吊租赁费用分布概率两种方案都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方案一在376476一48元之间(图3)，方案二在400238一435542元之间(图4)，布置1台7Om塔吊的费用明显较低;现在问题是租金方面节省的费用是否足以弥补工期罚款，尽管从图7与图8的拟合正态分布中心来看方案一是41.59万元，低于方案二41.72万元，但方案一拟合曲线分布较平缓，标准差大，假设我们的成本指标是主体施工阶段塔吊租赁费用及由于方案选择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罚金总值控制在42.5万元以内，则采用方案一实现的可能性为83.28%，而采用方案二实现的可能性高达94.09%，由此我们应采用方案二:布置2台50m塔吊.
2.5敏感性分析与对策。仿真计算运行完毕后，CrystalBall7.2还可以对影响工期及成本的各个因素自动进行敏感性分析及按照权重大小进行排
列，如影响方案二成本指标敏感性的前两位关键因素是地下三层工期及塔吊月租赁费用，我们可以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重点的事前与事中的控制，减少施工天数，降低实际的租赁费用，以确保成本、工期目标的实现与超越.
3、结束语
工程项目具有独特性，工程建设受个体的建筑形式、现场情况、资源配置、合约目标等因素影响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实现工期、成本、质量指标的风险较大，这几年建筑业在项目管理中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风险的识别与对策，对于风险管理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风险管理己不再象从前一样停留在项目管理专家的理论上，而已经逐步应用于工程实践。但尽管风险管理正处于一个不断向前的推进过程，一般建筑业的工程项目决策层或执行层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很多还停留在一个主观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实际上风险管理的过程应该提供更多的客观信息，包括项目的计划，对于识别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为风险决策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从而进行客观的有针对性的主动预测式项目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l]HaroldKerzner(美)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第9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基于堤防风险管理决策探讨研究 第6篇
关键词堤防风险决策
中国分类号：TV6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1-035-02
1、堤防风险管理决策的主要内容
堤防风险管理决策是指对具有防洪功能的堤防系统中固有的或潜在的危险及其严重程度所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并以既定指数、等级或概率值做出定性或定量的表示，最后对风险和承受者的脆弱度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对策的综合体系。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分析堤防运行期间存在的风险因素，堤防不安全的极限状态应是堤防漫决、冲决和溃决，因此应围绕导致决口的内因和外因分析风险因素。
(2)用可靠性和概率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各风险因素对堤防工程安全的影响程度并做出定性或定量表示，即在设定的边界条件下对各风险因素对整个堤防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进行分析。
(3)根据确定的标准判定堤防的安全等级，其中判定标准的确定又与堤防保护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有关。
(4)对不同的安全等级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如在非汛期进行除险加固，维修养护，在讯前做好防汛责任制落实、搞好各级洪水下的防洪预案，在汛期抓好“洪水预报、洪水调度、查险抢险”三个关键环节。
2、堤防安全评估等级的划分
堤防各评估指标特点各异，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对于定性指标，可以采用专家打分法处理；对于定量指标，由于其量纲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各指标的特点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其评估值。由于堤防工程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需要根据各指标对其上层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数。我们可以综合考虑主观和客观赋权方法，建立适合堤防工程安全评估指标的静、动态权系数优化融合赋权模型。鉴于上述目的，在资料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训练各因素的权重，建立堤防工程安全评估指标的融合权重模型；而在监测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静态权重模型。
根据堤防工程的实际情况，将堤防工程的安全性分为以下四个等级：安全、较安全、较危险和危险，各等级对应的的安全性综合评估值及含义见表1，上述四个等级的确定主要依据各因素的最佳组合(上限)和最不利组合(下限)而确定的，这种评价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
3、堤防除险加固工程措施
堤防出现险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堤防工程的历史特点和地域复杂性，每一种除险加固方案都有其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优缺点，因此，除险加固方案的选择，应综合考虑工程病害情况、加固要求、工程费用以及材料等因素。
比如管涌险情，一般发生在背水脚附近地面或较远的坑洼地，多呈孔状出水口冒水冒沙，随着河床水位上升，高水位持续时间加长，土粒随渗水不断流失，如不抢护就把堤基沙层掏空，造成堤防塌陷溃决。管涌抢护应以“反滤导渗，控制涌水，留有渗水出路”为原则，这样既可使土体不再被破坏，又可以降低渗水压力，使险情得以稳定。管涌抢护的方法有反滤围井，反滤压盖等方法。再比如滑坡是堤顶或堤坡发生的弧形裂缝使土体失去平衡，与堤身分离，局部挫落下滑的险情。处理滑坡险情的原则是“上部减载，下部压重”。如果临水坡发生滑坡，则在坡脚抛放块石或沙袋，以增加抗滑力，临时压重固脚，同时将滑坡体主裂缝上部进行削坡减载。当背水坡发生局部滑坡，可在其滑坡范围内全面抢筑导渗沟以导出渗水，并采取间隔抢筑透水支撑，以防背水坡继续滑坡。在抢护滑坡险情时，切勿在滑坡处打桩，当滑坡比较严重时，必须在迎水面和背水面同时抢护上部削坡下部还坡。在背水还坡时应采用沙性土填筑。
堤防加固应在高程、宽度和质量上符合国家防洪标准，并尽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在堤防迎水面应进行防渗处理，以便拦截渗流，降低渗透坡降，减少渗流量和降低浸润线高度。堤身渗流可采用灌浆、粘土斜墙、土工膜、硷防渗墙等措施加以解决。
堤基渗流可采用薄防渗墙、帷幕灌浆等措施。堤防下游侧坡脚常设反滤排水措施，因势利导将渗流导出。反滤层可保护渗流出口处土体不发生渗透破坏。
4、堤防降低风险的非工程措施
堤防作为防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降低风险的非工程措施主要由预警和管理两大要素组成。
将堤防的自动化监测、安全评价和预报，组成一个整体，就是堤防监测预警系统。该系统组成包括：量测仪器、自动采集控制器、信息传输设备、安全评价理论模型和系统软件，主要解决以下三方面关键技术问题：①合理的监测布置原则；②自动化采集和通信技术；③安全评价和预测的理论模型。近年来，随着堤防建设力度的加大，部分堤段的防洪能力得以提高。与此同时，如能进行堤防运行状态的经常性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堤防的险情隐患，则能更好地保障堤防的安全。在监测手段方面，由于堤线漫长，地层条件沿程变化大，采用一般的人工监测方式不仅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量巨大，而且在汛期江水位猛涨的情况下，适时的监测与分析计算很难做到。所以，实现堤防监测的自动化是必然的要求和趋势。在自动化监测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的分析对堤防的安全状态进行评价和预报，可以及早发现险情和维护堤防安全。同时要加强洪水预警报系统建设。我国水利部门已在大中流域设置了水文报汛网，报汛网目前分为两种：一种是较先进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另一种是由雨量站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把雨情报给防汛部门，防汛部门再根据降雨和径流模型，经计算分析，预报流域站洪水。根据国内外的防洪经验，一个流域发生洪水，它所造成的损失大小与发布洪水预报、警报的预见期的长短成反比。如预见期长，洪泛区的人口疏散、财产转移，抗洪抢险准备工作就有充裕时间，则淹没损失小；反之则大。
道德风险与行政决策浅析 第7篇
关键词：道德风险,行政风险,机制,防范
1. 道德风险
《国富论》中说:“无论如何, 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 因此, 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者照看自己钱财一样地警觉, 所以, 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 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 (亚当斯密, 1776) 。形象地说明了道德风险的存在。
1.1 道德风险的产生
“道德风险”这一术语产生于保险业。在保险市场上, 购买了财产保险的人将不再像以前那样仔细地看管家里的财物;购买了医疗保险的人可能让医生多开一些不必要的贵重药品;购买了汽车保险的人可能更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汽车, 等等。在这里, 因为人们在投保后的行为, 保险公司无法观测到, 从而产生了“隐藏行动”。保险公司面临着投保人松懈责任甚至采取“不道德”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一般地, 当交易双方签约后, 如果代理人的行动选择会影响委托人的利益, 而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委托人又不知道, 委托人利益的实现就有可能面临“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而代理人并不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后果。
1.2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道德风险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于信息不对称。阿罗 (Arrow, 1985年) 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前者包括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或臆测到的行动。因此, 对这类行动订立合同是不可能的。后者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拥有足以决定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否恰当的关于事态的性质的某些信息, 但他人则不能完全观察到。例如专家服务, 譬如医生, 律师, 修理工, 经理和政治家的服务。
2. 行政决策中面临的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是一个强调诚信的社会, 反映在行政决策方面就是遵循行政决策道德, 弘扬正义。但在某些情况下, 出于对其他因素的考虑, 放弃了行政决策道德建设, 造成了道德失范而导致的决策失误现象。
2.1 将个人主观情感凌驾于客观行政决策之上
行政决策者虽然不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 却凭借个人喜好决定对决策方案的取舍, 主观武断, 率性而为。对自己评价过高, 总是认为别人的能力都不如自己, 自己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 即便是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是错误时, 仍固执己见。
2.2 行政决策利益分享者的格局定位出现偏差
行政决策往往涉及个人与集体、少数与多数、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 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 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 某些行政决策者, 基于行政经济人的假设, 过分关注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局部利益, 而忘记了行政决策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 平衡和调节各种利益要求, 尽量使各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在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时, 行政决策者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 一味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其他方面。如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 一些行政决策者为了眼前利益, 以舍弃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发展, 不顾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众的长远利益。
2.3 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发生扭曲
现代政府应当是服务性的政府, 主要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下放各具体事物的管理权, 转而进行政策导向, 宏观调控, 行政人员应当是人民的公仆。而某些决策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认为自己高于公众, 所以事无巨细全都插手, 官气十足。
2.4 从满足私欲角度出发进行行政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我国疆域广阔, 各地条件不同, 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 并且在同一城市内各行业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行政决策者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色成功人士, 出于自觉和不自觉的比较, 天长日久会造成某些人心理的失衡, 为了进行补偿, 更进一步加强对权利的追逐。权力本身带有腐败的倾向, 一旦放松道德建设, 就无法保证决策的正义性, 甚至会出现腐败。
2.5 不积极构建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
在行政系统内外, 原本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某些决策者没有认识到决策的正义必然要求信息的公开化。对于一些应为公众知晓的信息严加控制, 或者控制信息传播的范围, 使相关利益人不能平等的享有知情权, 搞政治神秘主义。
3. 如何防范行政决策中的道德风险
3.1 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防范道德风险
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对一定激励机制所做出的反应。从这个角度出发, 防范行政决策中的道德风险, 需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行政官员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公民和公务员双重角色的统一, 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 必须同时兼顾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双重取向。这样一来,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截然相反的利益取向就都集中到行政人员身上。行政人员作为个人, 是私人领域中的成员, 以个人利益作为行为诉求;但是, 由于他又扮演着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角色, 就决定了他还有着维护公共利益的一系列责任和义务。通过立法和制度安排, 从机制上保证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 避免行政官员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害。
3.2 建立与激励机制相应的惩罚机制
通过提高道德风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处罚率, 使行政人员从事道德风险行为的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首先, 细化法律制度。这样, 一方面使执行法律制度的行政人员无法自由变通, 最大程度地限制其自由裁量权, 尽可能消除他们从事道德风险行为的制度漏洞;另一方面也使行政人员对自己的道德风险行为的后果有比较确定性的预期。这就要求从法制上对行政人员的权利, 职责进行详细规定, 使他们清楚什么事应做,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禁止做。并对失职责任给予对应处罚。其次, 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对行政人员特别是对手中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实施尽可能全面的监督, 使他们能时刻处于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的视野中, 减少因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机会。要最大程度地加强对行政人员的监督, 一方面要强化公众监督, 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 如建立对行政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举报奖励和保护制度, 鼓励新闻媒体对行政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迅速揭露。另一方面, 必须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 使监督者有努力监督的积极性, 防止其与被监督者串谋勾结。从防范代理人串谋的机制设计理论看, 要使一种监督机制达到最优效果, 必须使监督者独立于被监督者并有权分享监督成果, 从而实现对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激励相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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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蒂格利茨[美].经济学[M].梁小民, 黄险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 2000.
[4]江秀平.对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 2000, (9) .
风险资本投资阶段决策博弈研究 第8篇
一、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
投资者是资金的供给者, 在风险投资的前期, 投资者主要来源于富裕的家庭和个人, 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 政府给予了种种政策的支持, 吸引了许多机构投资者的加入。风险投资家是资金的运作者, 主要任务是筹集风险资本、辨认机会、筛选投资项目、培育风险企业和退出。风险投资家根据自己的业绩表现和声誉向投资者筹集风险资本, 投资者为了有效减少风险投资家的败德行为, 一般承诺分轮次向风险投资家注资, 资金使用过程是双方重复博弈的结果。
(一) 第一轮次博弈在第一轮次, 由于双方是初次合作, 投资者只能通过调查、对话等了解风险投资家以往的业绩表现, 存在巨大的风险, 资金投放十分慎重。若投资者选择不投资, 表明谈判失败, 博弈结束。若投资者选择投资, 合同生效, 投资者有义务履行合同。风险投资家选择的表现为绩优和绩差。双方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
其中, σ表示风险投资家因绩差而导致的无形损失;G1表示风险投资家虽然得到投资者的投资但因绩差只能获得的固定收益, 如管理费;I1表示投资者注入的资金额。若风险投资家绩优, 投资者选择投资, 则进行下一轮次投资。
(二) 第二轮次博弈若投资者在第一轮次选择了投资, 则在投资的第二轮次, 投资者将根据风险投资家在第一轮次的表现情况, 选择按计划投资I2、追加投资I0 (即投资I2+I0, R表示投资所产生的利润) 和不投资。于是在第二轮次, 双方得益矩阵如图2所示:
(三) 第n轮次博弈 (n≥3) 投资的第n轮次, 投资者意识到合同对风险投资家的约束效应不断递减, 将不再考虑追加投资。其中利润分配按照事先签订的合同执行, 一般投资者可分享利润的80%, 风险投资家可以分享利润的20%, 则在第n轮次双方的得益矩阵为:
(四) 博弈求解采用反向推演法求解此重复博弈, 第n轮次是末期, 从第n轮次的博弈看起, 该博弈跟一次性博弈没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两博弈方各两种策略的静态博弈, 很容易看出, 其有唯一的纳什均衡 (绩优, 投资) , 双方得益为 (G+0.2R, 0.8R) 。回到第n-1至第一轮次, 两博弈方对以后的博弈结果都非常清楚, 即双方从一开始就合作, 最终双方获利是最大的。因此, 我们可直接把 (G+0.2R, 0.8R) 作为第一轮次双方合作时的得益, 如图4所示:
从博弈结果可知, (绩优, 投资) 的合作策略是此重复博弈唯一的解, 双方的收益为 (G+0.2R, 0.8R) 。通过求解此重复博弈, 可以得知注重长期投资和双方长时期合作才能获得各自利益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 风险投资家是投资者的利益代表, 总是以尽职的表现来赢得投资者对其个人的信任, 从而获得下一轮的投资, 执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实现双方的合作与共赢。事实上, 风险投资家的不尽职行为, 不仅会使其失去投资者的投资, 也会使其在投资家市场中无立足之地。对于投资者, 其追求的是高额的投资回报, 只要风险投资家尽量避免败德行为, 投资者是不会放弃即将到来的丰厚回报而提前冒险抽回资金, 白白损失已投入资金和利益的。
二、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风险资本的循环过程中, 资金从投资者流向风险投资家后, 经过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决策流向风险企业, 风险企业是风险资本的需求者和使用者。假定风险资本的需求和供给都是无限的。大量的风险企业需要风险资本;同时, 大量的风险投资家手持资金寻找投资机会。在投资阶段的选择上, 假定风险投资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投资处于前期阶段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 的风险企业, 投资风险很高, 但如果成功取得的收益也很高;另一种是投资处于后期阶段 (扩张期、成熟期) 的风险企业, 投资风险较低, 取得的收益也较低。下文分别分析在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在投资阶段选择过程中的博弈结果。
(一) 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博弈在对称信息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能够准确地知道风险企业处于何种阶段及相应的风险和收益, 风险企业也很清楚地知道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策略, 他们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对处于前期阶段的风险企业和处于后期阶段的风险企业而言, 他们都会争取风险资本, 但风险投资家对投资阶段的选择取决于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对投资介入时机的把握。用数理公式进行简单的推理, 选定风险投资战略目标成功实现的概率p作为评价风险投资的风险指标, 而且为了避免考虑风险投资的初始本金以使问题简化, 用风险投资的增值率ρ作为评价其投资收益的指标。风险投资初期投资往往不能很快直接获取收益, 其价值主要体现为权益的增值 (如股权增值) , 而且即使可获取直接收益, 一般也把其作为追加投资。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 假定风险投资过程中不提取其收益作为它用, 而且极限地认为一旦投资失败, 则其将损失殆尽。这样, 对于经历n次决策最终实现的战略目标有:
风险投资的每一次决策都不能确定其肯定成功, 即p1<1, p2<1, pn<1。而且, 由风险投资的权益性表明, 其每一次决策成功均能获得较大增值, 否则会作出退出投资的决策, 即ρ1>1, ρ2>1, ρn>1。这样, 有p=p1p2p3pn<<1, ρ=ρ1ρ2ρ3ρn>>1。由 (1) 式与 (2) 式可知, 距投资目标越遥远即越早的投资, 经历的投资状态变化与决策数n越大, 一旦成功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时可获得越大的增值, 但成功的概率也越小, 越晚介入的投资, 成功的概率虽然很高, 但成功获得的收益较低。因此, 投资介入时机得当, 既可保证风险投资的高增值也可增加投资成功的概率, 从而可提高投资收益。所以在信息对称条件下, 风险投资家对投资阶段的选择取决于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对投资介入时机的把握。如果风险投资家是风险厌恶者, 他们会投资处于后期阶段的风险企业;如果风险投资家是风险追求者, 他们会投资处于早期阶段的风险企业;如果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中立者, 无论投资处于前期阶段的风险企业还是投资处于后期阶段的风险企业, 风险投资家获得的预期收益是一样的。最好的介入时机是充分掌握可利用的信息和评估手段, 介入这些技术、新产品即将成功的临界时刻。
(二)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博弈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由于处于前期阶段的风险企业缺少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数据, 也没有可供观测的信誉记录, 风险投资家无法准确判断或者说无法完全掌握风险企业的相关信息, 处于信息劣势, 而风险企业为了争取到风险资本, 往往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者说他们比风险投资家掌握更多的信息, 因此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事先谈判、合同签订或事后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损害风险投资家的利益, 使风险投资家承担过多的风险。假设某风险企业提议用一定比例的股份S换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 G为风险企业未来利润, 处于前期发展阶段的风险企业未来可以获得利润H, 处于后期发展阶段的风险企业未来可以获得利润L, H>L>0, 假设风险企业获得利润只有这两种可能。风险企业对自己未来的盈利能力是非常清楚的, 而风险投资家不能完全清楚, 只能判断风险企业在两种情况下获得利润的概率 (G=H的概率为P, G=L的概率为1-P) 。再设风险投资家的投资额为I, 而其收益为R, R>I (1+r) (其中r是其他项目的收益率, 因为只有该项投资的收益大于投资到其他项目的收益时, 该项投资才有意义) 。该博弈支付矩阵如下:
这是一个合并的完美贝叶斯博弈, 对于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未来可以获得利润为H的风险企业来说, 企业愿意用一定比例的股份S换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 必须满足: (1-S) (H+R) ≥H, 即S≦R/ (H+R) 。同样, 对于处于后期发展阶段未来可以获得利润为L的风险企业愿意用一定比例的股份S换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 必须满足: (1-S) (L+R) ≥L, 即S≦R/ (L+R) 。因为R/ (H+R) ≦R/ (L+R) , 所以只要S≦R/ (H+R) , 无论是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未来可以获得利润为H的风险企业还是处于后期发展阶段未来可以获得利润为L的风险企业都愿意用一定比例的股份S换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
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 只有当PS (H+R) + (1-P) S (L+R) ≥PI (1+r) + (1-P) I (1+r) , 即S≥I (1+r) /[PH+ (1-P) L+R]风险投资家才会选择投资。因此, 要使企业愿意让出股份S, 风险投资家决定投资成为此合并完美贝叶斯均衡必须满足条件:I (1+r) /[PH+ (1-P) L+R]≦S≦R/ (H+R) 。
以下分析风险投资家因为处于不同阶段的风险企业愿意让出股份S的差异而采取的策略。处于后期发展阶段未来可以获得利润为L的风险企业可出价:S=I (1+r) / (L+R) 。因为L+R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谢科范等著:《风险投资管理》,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建立群决策机制规避审计风险 第9篇
1. 政府审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以及信息传递过程。
政府审计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社会公众、政府审计机关以及被审计单位三方。政府审计机关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审计主要是检查广大纳税人提供的财政及公共资金的使用是否合理、合法、有效，因此公众是最终委托人，他们有权利了解这些资金是如何使用的。这就需要有一个部门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出鉴证或公正，而政府审计机关则承担了公众代理人的角色。政府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公共财产管理经营的不规范或低效率做出一种反应。社会公众委托政府审计机关对有关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政府审计机关有责任向社会公众公布审计结果。
我国现行政府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派出审计小组实行审计组长负责制，其他成员在组长领导和协调下开展工作，并对分担的工作各负其责;审计组长对审计人员进行分工，审计人员各赴其任。政府审计实施过程中完成审计任务的各级组织单元包括审计部门、审计组和审计人员，审计部门派出审计组完成审计工作，而审计组又是由单个审计人员构成的。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分工独立工作。因此，审计信息的反馈渠道为“审计人员审计组审计部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风险的承担者(但不是被审计单位信息的第一掌握者)，必须通过在第一线工作的审计人员获取信息，因此审计人员是审计部门获取被审计单位信息的重要保障。审计人员获取的信息的准确性，以及信息由审计人员到审计组再到审计部门的传递过程中的完备性、准确性，是审计部门最终确定审计结果的关键所在。
2. 政府审计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指信息在相互作用的参与者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即有些人对某些事情的信息比另外一些人掌握得多一些。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计机构内部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审计工作是一项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需要审计人员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扎实的技能。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规模扩大，审计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加大以及技术水平要求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成为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影响审计风险的变量。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不强，缺乏计算机、法律、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造成在审计工作中因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而产生审计方法、审计程序等方面的失误，从而带来审计风险。其次，由于政府审计直接涉及经济活动，利益的诱惑与讨价还价已成为政府审计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尤其是做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从而产生道德风险。此外，存在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了防止不利信息披露后被处罚，还会拉拢审计人员，而审计人员中也存在接受“租金”而隐瞒不报的情况。这被看做是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合谋行为。
(2)审计机构和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审计与被审计、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我国现阶段主要是以监督检查作为审计目的，并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这必然使得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双方的行为目标都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现代审计是内部控制制度基础上的抽样审计，采用的是抽查法而不是全查法，而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特征。特别是当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时，审计人员检查风险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在此基础上的抽样审计也很可能存在风险。其次，审计人员不是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掌握的信息不可能很充分，因此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以及经济活动的监督并不是全面的。被审计单位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在审计过程中更会极力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就使被审计单位较审计机构更具信息上的优势，而审计机构要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就必须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信息的“搜寻成本”过高。同时，为了保持审计的独立性，我国实行了“异地交流”制度，因而审计人员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下进行审计的，这也就造成了信息上的缺失，加剧了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此外，还存在审计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 信息传递失真。
信息传递，就是指审计一线人员或者被审计单位以一定的媒介向审计决策者传递具有一定内容和意义并起一定交际作用的信息，从而使交际双方能够实现信息对等。审计信息传递的传统方式为纵向信息传递方式，从下到上，从被审计单位人员到审计一线人员，再从审计一线人员到审计决策人员。这种传递方式的优点是集中程度较高，具有组织性，信息传递速度较快，组织控制比较严格。但由于信息包含隐性信息和显性信息，如果缺少良好的传递机制，显性信息往往在传递过程中会失真，而隐性信息则更难以发挥作用。这些信息经过审计参与人员的过滤和吸收转化为知识。隐性信息不仅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
不确定性是信息传递的一大特性。由于信息传递受到信息发出者、接收者的技能、态度、知识以及信息传递渠道和反馈路径的影响，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也难免会造成信息失真。信息传递的过程具体见图1:
二、群决策机制设计的基本思路
1. 需要解决的难点及应达到的目标。
政府审计风险被认为是国家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因自身行为不当以及审计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造成审计对象及与之有关的第三者的损失而追究审计人员责任的可能性。政府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承担的审计责任是一种公共责任。政府审计风险不仅包括技术层面产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审计权力、地位、目标、责任等带来的行政风险，政府审计风险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社会性。因此，与社会审计风险相比，政府审计风险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影响更长久，而风险产生的根源也更为复杂。因此，如何控制政府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决定审计结果的质量，也关系到审计风险控制的好坏。只有解决这个难点，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政府审计风险的出现。政府审计中风险制衡机制设计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达到政府审计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目标。
2. 群决策应用于政府审计风险制衡机制的基本思路。
对审计风险规避机制的设计，采用问题导向型的基本范式，以政府审计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与信息不对称现象为切入点，对由于审计主体方面的原因产生的政府审计风险，从理论层面进行解析，并针对问题产生的缘由，引入群决策机制，对制度层面进行完善以及创新，从而防范政府审计风险。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审计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许多决策已无法凭借个体决策者的知识和能力单独完成，而且在审计一线人员与审计决策人员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失真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又加大了最终决策的难度。有时只能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将有限审计资源不均等分配，而这些方法都不可能系统地直面问题的核心，尤其是在重大复杂问题上，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但如果将群决策思想引入审计风险控制当中，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三、群决策与风险控制机制
将具有不同经验的审计人员集中在一起，借助众人的智慧以弥补领导者个人才智、经验和精力的不足，这种特定的决策团体在决策理论中称为“群”，群所作的决策称为“群决策”。对群决策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的需要也是民主的需要。李怀祖(1993)认为，群决策是指一个群体进行一项联合行动抉择。此定义关注于决策群体如何做出联合行动抉择，通常这种联合行动是很复杂的，可以是合作的，可以是竞争的，也可以是合作基础上的有限竞争等。
群决策的应用一般具有三个前提： (1) 自主性。行动者有独立选择行动的机会，其行动不受较高层权力的支配，但不排除群体成员间相互影响。 (2) 共存性。决策成员都在已知的共同条件下进行选择，群决策不能在撇开一部分成员的条件下去完成。 (3) 共意性。群体做出的抉择必然是所有参与者都一致接受的(有的成员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图2给出了加入群决策小组的审计决策框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组织架构不变，但实际上职能已发生变化。审计组长和审计决策人员的权力下放，给予群决策小组充分的民主决策权。而传统决策者只是提交审计报告，本质上为向上级负责的汇总者。下一层的决策小组1对上一层的决策小组2负责。群决策小组2中的人员，部分来自群决策小组1。这种结构的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群决策可以规避由于审计人员个人素质引起的风险。群决策可以发挥每一个决策人的才智，合理地解决复杂问题，因为不同的审计人员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背景、特长。群决策是一个能集思广益，将各个成员各具特色的知识和经验汇入一起的过程。
第二，群决策能减小、规避审计决策风险，并可以减小最终决策人的压力和风险。政府审计的最终决策缺乏系统性，对各个方面的信息过滤和汇总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引起审计机关最后的决策风险。由于审计风险的产生，审计机关可能会面临着政府行政领导的问责，失去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审计机关最终决策人在最后结果评估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群决策可以从系统论角度发挥全体人员对风险因素的识别能力。通过群决策，可以对审计风险加以控制，促进政府审计机关的制度建设和责任规范，进而指导政府审计实践。
第三，群决策能降低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信息失真。群决策式的信息传递是成员之间相互交流、通过协商进行决策。所有成员相互平等，各沟通者全面开放，可有效规避传统信息传递的弊端，实现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的合理传递，从而为最终决策者提供更为有效的信息，降低信息失真带来的审计风险。另外，群决策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审计氛围和形成激励相容机制。作为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每一项重要决策都应满足受其影响的所有审计人员的愿望和要求。
第四，利用群决策中的妥协决策可以改变审计机关利益对立关系，从而降低信息缺失程度。群决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妥协决策，即群体中各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体利益上的冲突;另一类是协同决策，即群体只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个体间除了认识上的差别，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利用前者可以设计被审计单位普通人员与审计人员的座谈，利用被审计单位中的利益冲突者发现问题;而后者可以有效实现内部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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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干胜道, 王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府审计风险的控制研究.审计研究, 2006;1
[5].李怀祖.决策理论导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3
风险投资决策的实例运用 第10篇
项目投资是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价值增值采取的常见措施。在评价某个备选项目是否可行时, 企业通常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比较项目期限内所投入的成本和获得的效益。若成本低于效益,项目可行;反之,则不可行。 我们通常以项目的现金流入量代表效益,以现金流出量代表成本,采用货币时间价值换算方法, 将不同时间点上的现金流量换算到现值点加以比较, 这是项目投资决策中对时间价值的运用。同时,任何投资项目都是有风险的。所以,企业在评价投资方案时,除了比较成本效益外,还要测算项目的风险,衡量在此风险水平上,企业的效益是否能弥补成本。而后者,是项目投资决策的难点。
企业进行项目投资所遇到的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特有性风险两类。前者是指对所有项目都有影响的因素的集合。 这些因素为国家方针、政策、市场发展状况等项目外因素, 它们对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是自身无法改变的。 而后者是指由于项目本身的因素所造成的收益的不确定性, 是可以通过项目的完善来分散的。 两类风险的衡量指标完全不同。
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决策时, 最为常用的评价指标为净现值,即采用现金流入量和流出量的差比方法。计算净现值有一个原则:项目现金流量和贴现率要么都体现了项目的风险,要么都没有风险,口径必须一致。因此,计算风险项目净现值就有两种方法:按风险调整现金流量法和按风险调整贴现率法。前者是将有风险的现金流量利用约当系数调整为无风险的现金流量,再利用无风险的贴现率计算净现值。其优点是将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分开考虑,缺点是约当系数的确定与分析者的风险偏好有关,主观性较强,会影响决策的结果。尽管对约当系数的选择可先算出项目各年现金流量的标准差,根据行业认可的标准差与约当系数的对应表来选择,相对降低主观性的影响。 然而,标准差衡量的是项目的特有性风险,运用的假设前提是仅评价项目自身的因素对可行与否的影响,忽略项目外因素如企业整体风险或市场对项目的影响。而按风险调整贴现率法是将无风险的贴现率调整为有风险的贴现率,再将有风险的现金流量计算出净现值。其优点是可用风险计算模型相对精确地计算出项目所承受的风险,缺点是此方法将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混为一谈,并且,在整个项目寿命期间,评价均用同样的风险贴现率,对随着时间推移而风险下降的项目来说,人为夸大了未来的风险。所以,此方法在理论上受到了批评。
按风险调整贴现率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找到一个可比企业,确定该企业的 β 系数,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调整;二是根据风险报酬率模型K=Rf+b Q来调整。 第一种方法的难点在于可比企业的选择,并且 β 系数只代表了企业的系统性风险。 使用的假设前提是企业通过投资组合, 已将非系统性风险分散。 这对于单一的项目投资来说,风险确定不准确。第二种方法中b被称为风险报酬系数, 由企业所属的行业专家来确定, 同样也存在主观性,但系数由同行专家确定,是一个常数,对模型的结果影响不大。影响最终结果的是标准离差率Q,Q反映的是企业项目特有性风险的大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风险投资决策的两种方法分别侧重了两类风险的衡量。 那么,在实务中,企业决策时应如何选用风险衡量指标?
通常, 项目的特有性风险不宜作为项目投资时的衡量风险。 因为,对于企业来讲,每年通常要进行多项项目的投入或开发。假设每个项目的成功率为20%,如果企业只投资一个项目,那么成功的概率为20%,显然,孤立地评价一个项目时风险较高。如果企业进行多个项目投入,这些高风险项目组合在一起后,单个项目的大部分风险可以在企业内部分散掉,此时,企业的整体风险会低于单个项目的风险。 或者说,单个项目并不一定会增加企业的整体风险。因此,项目的特有性风险不宜作为项目投资的风险衡量。如果企业投入一个新项目,该项目的特有性风险等于或小于企业现有资产的平均风险,该项目一旦采用,也不会增加企业的整体风险。 但如果新项目的风险超过了企业现有平均风险,从股东的角度来看,增加的这部分风险可以通过股东的资产多样化组合而分散掉一部分,仅剩下不能分散的系统性风险。从资产组合及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角度看,衡量新项目投资的风险时,不应考虑新项目实施对企业现有风险水平可能产生的全部增减影响,因为企业股东可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消除单个投资主体的大部分风险。 所以,唯一影响股东预期收益的是项目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在实务中,企业用净现值评价风险项目是否可行时, 用项目的系统性风险来调整折现率, 体现股东或企业的预期收益; 用项目的特有性风险来调整现金流量, 体现项目本身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 项目特有风险用未来现金流量的标准离差率来衡量。计算项目现金流量的标准离差率采用情景分析法,即根据经验,假定项目乐观或悲观状态下, 现金流量的不同取值和概率。 而现金流量的预测分流入量和流出量。 流入量的主要来源为产品销售收入, 可根据市场部分析的需求来确定生产量和销售收入; 流出量主要为投资额和生产中的成本消耗,这些是确定的, 可根据企业战略及生产量来确定。 项目系统性风险确定较难,通常用可比公司的 β 系数来确定。如果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与拟投资项目的所在公司相同, 则可直接用 β 系数,如果资本结构不同,则需要调整。此外,计算净现值有两种方法,即实体现金流量法和股权现金流量法。 实体现金流量是企业全部现金流入扣除成本费用和必要的投资后的剩余部分,是企业一定期间可以提供给股权和债权投资人的税后现金流量。 用此方法,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股权现金流量是一定期间企业可以提供给股权投资人的现金流量, 等于实体现金流量扣除对债权人支付后剩余的部分。 用此方法,对应的折现率为股权资本成本率。
二、风险投资决策的实例运用
例:某企业拟投资一项目,寿命为3 年,无建设期。 项目初始投入固定资产900 万元,流动资金100 万元,期末无残值, 所得税税率为25%。 该项目每年付现经营成本均为100 万元,每年销售收入如下表所示:
如果市场同期国债利息率为5%,市场风险溢价为8%。 当前企业的资本结构为债务40%,权益60%,投资新项目后仍然保持此结构, 债务税前成本为6%。 企业的可比公司资本结构为债务30%,权益70%,权益 β 值为1.3。那么,判断该项目是否可行,可采用如下步骤:
第一步,分析项目现金流量。
利用 “NCF=(收入-付现经营成本)(1-税率)+折旧×税率” 来计算每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由于年折旧=900÷3=300(万元),因此:
第一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概率为0.7 时:NCF=(3 000-100)(1-25%)+300×25%=2 250(万元)
概率为0.3 时:NCF=(4 000-100)(1-25%)+300×25%=3 000(万元)
期望现金流量E1=2 250 ×0.7 +3 000×0.3=2 475(万元)
第二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概率为0.6 时:NCF=(5 000-100)(1-25%)+300×25%=3 750(万元)
概率为0.4 时:NCF=(2 000-100)(1-25%)+300×25%=1 500(万元)
期望现金流量E2=3 750 ×0.6 +1 500×0.4=2 850(万元)
第三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概率为0.4 时:NCF=(4 000-100)(1-25%)+300×25%=3 000(万元)
概率为0.6 时:NCF=(6 000-100)(1-25%)+300×25%=4 500(万元)
期望现金流量E3=3 000 ×0.4 +4 500×0.6=3 900(万元)
整个项目现金流量如下表所示:
第二步,分析项目风险程度。
项目风险程度(Q)=综合标准差(D)÷现金净流量预期现值(EPV)
其中:t为年份,σt2为现金流量方差,i为无风险报酬率。
第三步,计算项目贴现率。
1.卸载可比公司财务杠杆。
β 资产=1.3÷[1+(1-25%)×(30%÷70%)]=0.98
2.加载投资企业财务杠杆。
β 权益=0.98×[1+(1-25%)×40%÷60%]=1.47
3.计算投资企业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成本=5%+1.47×8%=16.76%
4.计算加权平均成本。
加权平均成本=6%×(1-25% )×40%+16.76%×60%=11.85%
第四步, 用调整后的贴现率计算项目净现值。
因为项目的净现值为正,所以该项目可行。 同时可看出, 该项目风险为13.42%。这个风险大小是否适度,可与备选方案或同行业项目平均风险比较衡量。
摘要：企业进行项目投资所遇到的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特有性风险两类。在风险投资决策实务中,企业根据项目的系统性风险调整折现率,而根据项目的特有风险调整现金流量,最后计算净现值来判断项目是否可行,本文对此举例进行分析。
关键词：风险投资决策,实例,运用
参考文献
[1]曹博洋.多种风险下研发项目投资决策博弈分析[J].运筹与管理,2015,(5).
[2]龚光明,曾照存.产权性质、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1).
人力资源风险决策 第11篇
关键词：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神经机制
一、引言
风险决策问题广泛存在生活中，我们时刻都面临着决策，而决策正确与否大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决策科学最早由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特·西蒙教授所创立，成为管理、心理、经济等多领域学科的重点研究内容。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在1983年首次在经济学中运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决策分为确定性决策和不确定性决策，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分为两类，一类是模糊决策，是指概率是在未知的情况下的不确定决策；另一类就是风险决策，是指结果概率已知情况下的不确定决策。后有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研究，本文我们采用谢晓非（1995）提出的概念，认为风险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时的决策，强调从多种备择方案中做出最优的选择。本文着眼于对风险决策提出至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希望为研究者们对风险决策及其认知机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提出思路和方法上的研究建议。
二、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主观因素
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情绪和人格等因素是影响决策的主要内部因素。认知因素主要体现在认知能力和认知风格。例如，有研究者发现情绪智力、认知智力和人格会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耿亮，2008）。而认知风格相关的研究中发现认知风格影响大学生的决策和判断（王惠萍，2006）。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格同样对决策认知有影响（谢晓非，郑蕊，2003）。同时，国内外研究大多通过文章、音频、视频等材料来诱发个体不同的情绪，发现情绪确实会对风险决策产生影响，如，积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寻求，而消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庄锦英，2003）。
（二）任务特征因素
任务特征因素包括风险决策的概率水平、问题的不同表征形式、决策情景等等都会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卡尼曼在前景理论中提出，情景的变化将会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损失情景下个体倾向于风险寻求，而在获益情景下个体则更倾向于风险回避（谢晓非，郑蕊，&蔡鹏2002）。不同的情景特征和概率水平都会影响决策的判断，如在高概率水平的情况下，获益时风险规避，损失时风险寻求，而在低概率水平的情况下则相反（Kahneman，1992）。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需要权衡比较各种因素，进而做出最佳的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个体的决策过程受个体主观因素和任务特征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他研究领域也表明，个体的性别、年龄、参照点、时间压力、心理距离、经验、反馈、建议等等都会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极大深远的影响。然而，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中，必须注重控制实验变量，增强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进而运用风险决策的相关理论做出最佳的决策。
三、风险决策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2005年由斯坦福商学院Shiv等人首次提出决策神经科学，认为是神经科学和行为决策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此概念提出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他们试图去剖析决策的神经基础，提出基于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的决策模型。决策神经科学采用神经科学的技术方法展开决策任务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Gehring等人（2002）用 ERP 方法记录被试的脑电，发现个体在损失情况下，更加风险寻求。有研究者采用PET技术研究高风险任务中的决策过程时发现，眶额叶皮质、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扣带前回、岛叶、顶叶下部、右侧大部分丘脑以及左侧大部分小脑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了激活。同时，关于风险决策神经机制的研究也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fMRI），以此探测在决策过程中大脑不同脑区的激活情况。研究人员采用fMRI技术研究爱荷华赌博任务，结果发现风险预期激活了内侧额回，且脑的激活程度与个体在风险决策中的作业成绩显著相关。在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还发现，风险决策激活了内侧额叶皮层、眶额皮层、扣带前回及顶叶等脑区。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决策过程可以在大脑中找到相应的神经学基础。比如， 内侧额叶皮层、眶额皮层、扣带前回、背外侧前额叶等等，这为研究决策的神经基础提供了框架。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分类与总结。我们将风险决策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主观因素和任务特征因素两大类型。近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运用认知神经科学工具对风险决策的研究也逐渐增加，试图从大脑层面来对风险决策的产生机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研究成果。大量的研究从行为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解释。他们发现风险决策结果的改变主要是因为个体和任务特征的双重因素导致的，这一点也在大脑层面得到了证实。
风险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有很多变量会对其产生影响。虽然我们很难把握所有变量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但是在明确显著作用的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类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对于我们做出更佳的决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影响决策的原因，这就需要神经科学的工具对其进行研究。（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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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惠萍.（2006）. 认知风格对大学生不确定条件下判断和决策的影响.应用心理学，12（4）， 34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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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晓非， 郑蕊， &蔡鹏.（2002）. 风险情景特征对大学生冒险倾向的影响. 科学技术与工程， 2（6）， 68-71.
人力资源风险决策 第12篇
首先确定进行投资决策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效用;然后定义投资者的偏好序以及效用函数, 在假定投资者决策逻辑的特点后证明效用函数的存在性, 并得出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根据得到的期望效用函数来做最优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如果没有确定的效用函数, 只掌握了该函数的部分特征, 就需要采用随机优势决策策略并根据掌握的部分偏好信息进行最优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
1. 三种随机优势评价策略。
随机较优是指对于任意两个待选决策方案A和B, 即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为U (X) , 其中随机收入变量X的定义域I为[a, b]。如果必有EAu (X) ≥EBu (X) , 且埚u0∈U, 使EAu0 (X) >EBu0 (X) , 则称方案A随机优于方案B。也就是说, 随机优势评价策略中决定方案A优于方案B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EAU (X) ≥EBU (X) 。由于只掌握了部分偏好信息, 所以要加入限定的偏好特征来寻找决定方案A优于方案B的充分必要条件。
(1) 第一等随机优势。假定FA (x) 和FB (x) 分别为方案A和B的随机收入变量X的概率分布, 相应的密度函数为f A (x) 和fB (x) , 随机变量X的定义域I为[a, b]。再假定决策者仅具有多多益善的偏好特征, 即只限定决策者效用函数的一次导数大于或等于零。则对于任意两个待选决策方案A和B, 方案A优于方案B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坌x∈I, FA (x) FB (x) , 且埚x0∈I, FA (x0)
(2) 第二等随机优势。假定FA (x) 和FB (x) 分别为方案A和B的随机收入变量X的概率分布, 相应的密度函数为f A (x) 和fB (x) , 随机变量X的定义域I为[a, b]。再假定决策者厌恶风险, 具有凹的效用函数, 即我们只假定投资者具有一次导数非负、二次导数非正的效用函数。则对于任意两个待选决策方案A和B, 方案A优于方案B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坌x∈I, ∫ax[FB (t) -FA (t) ]dt≥0;且埚x0∈I, 使得:∫ax0[FB (t) -FA (t) ]dt>0。
(3) 第三等随机优势。假定FA (x) 和FB (x) 分别为方案A和B的随机收入变量X的概率分布, 相应的密度函数为f A (x) 和fB (x) , 随机收入变量X的定义域I为[a, b]。再假定投资者具有绝对风险厌恶递减的特征, 即投资者的财富越多, 其愿意支付的风险酬金越少。也就是说, 假定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仅含有一次导数非负、二次导数非正、三次导数大于零的特征, 则对于任意两个待选决策方案A和B, 方案A优于方案B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坌x∈I, E (RA) ≥E (RB) , a∫a∫x[FB (t) -FA (t) ]dtdz≥0。
2. 简化评价规则并得出结论。
(1) 简化过程。以上充分必要条件的充分性与必要性都可以通过有效证明。虽然上述分析已经弥补了效用函数具体形式难以确定的不足, 简化了分析, 但对概率分布的分析仍然非常困难, 而且很难实施。为了进一步简化分析, 需要找到描述概率分布特征的量。令W是投资者目前的财富值, X是投资者潜在的收益, 则主观评价的效用函数是U (W+X) , 将该效用函数在W+E (X) 处进行Tailor展开, 则有:
对展开式的两边求期望值:
通过以上简化, 如果忽略期望效用函数的高阶无穷小项, 则可粗略假定投资者的效用水平主要取决于期望值和方差:
(2) 期望值方差评价准则。由以上简化可以看出, 我们可用期望值和方差来评价效用水平, 评价准则有: (1) 依据期望效用评价风险管理策略的优劣, 选择期望效用较大的风险管理策略, 这是风险管理决策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 (2) 期望收益较大是风险管理策略较优的必要条件;在期望收益较大的条件下, 方差较小并不是风险管理方案较优的必要条件。 (3) 只有在两个期望收益相等的情况下, 方差较小才是投资项目具有第二等 (或第三等) 随机优势的必要条件。 (4) 在期望收益较大时, 方差较小既非投资项目具有第二、三等随机优势的必要条件, 也非充分条件。
我们不难看到, 由于是粗略假定投资者的效用水平主要取决于期望值和方差, 但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到效用水平, 所以方差较小、期望收益较大不是充分条件, 这给实际中的评价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所以, 需要进一步作假设限制, 将粗略假定转化为精确假定以简化分析。
期望值方差评价准则最恰当的描述是:在既定的方差下, 期望收益越大越好;在既定的期望收益下, 方差越小越好。
二、财务管理中风险投资决策方法的相关理论
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中, 利用风险投资决策方法选择投资方案的依据便是期望收益以及方差。因为财务管理中的投资方案可以看做是复杂化的证券投资, 而且实际中也会涉及金融工具投资, 因此财务管理中利用期望收益和方差作决策的风险投资方法也应当与现代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相一致。
1. 期望值方差决策方法的前提假设。
现代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为: (1) 决策者仅具有多多益善的偏好特征, 即只限定决策者效用函数的一次导数大于或等于零。 (2) 决策者厌恶风险, 具有凹的效用函数, 即我们只假定投资者具有一次导数非负、二次导数非正的效用函数。 (3) 投资者具有绝对风险厌恶递减的特征, 即投资者的财富越多, 其愿意支付的风险酬金越少。也就是说, 假定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仅含有一次导数非负、二次导数非正、三次导数大于零的特征。 (4) 随机收益满足正态分布, 或者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仅仅是期望值和方差的函数。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投资决策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有三个, 前两个与现代金融学中的一样, 第三个则为“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仅仅是期望值和方差的函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两者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
2. 期望值方差决策方法的评判准则。
现代金融学中的期望值方差决策方法评判准则是:在既定的方差下, 期望收益越大越好;在既定的期望收益下, 方差越小越好。方差是风险的唯一测度量。财务管理中的期望值方差决策方法评判准则采纳了现代金融学中的评判准则, 而且为了更方便实际应用, 在该评判准则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展。现代金融学中的评判准则只明确了在两项决策因素中的一项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决策, 而没有明确当两项指标都不同时, 尤其是期望值和方差各具优势时如何做决策。
实际中不经常出现期望收益相等或方差相等的例子, 对于在一种期望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和另一种方差较小的投资项目之间作选择时, 投资者并不会不管方差大小而急于选择期望收益高的项目。投资者不喜欢绝对量, 喜欢找一个参照量来评价。所以, 根据投资者的习惯, 财务管理中广泛采用变异系数CV作为度量风险的工具。
三、利用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解释变异系数存在的合理性
行为金融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的过程中发现, 现代微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 从而开始加强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行为金融学对偏好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接近实际的描述, 其中一个重要的行为偏好特征便是:人们常常更关注一个行动后果与某一参照点的相对差异, 而对这一后果本身的绝对水平并不敏感, 即偏好是一种基于参照水平的偏好。
人们在评价事物时, 总要与一定的参照物相比较, 当对比的参照物不同时, 相同的事物就会得到不同的比较结果。因此, 参照点是一种主观评价标准, 体现在效用函数上便是该函数斜率具有非连续性, 在某一点上有个拐点。
为了评价风险在人们心目中的大小, 财务管理更接近实际地引入了参照点的选择期望收益。事实上, 就投资而言, 行为金融学认为参照点的确定通常是以现在的财富状况为基准, 如特定时间的组合市值、单个证券的购买价格或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的资产数额等, 对于企业投资项目而言就是投资规模的大小。但有时不一定如此, 可能会因为行为人对未来财富状况预期的不同而又有不同的考虑, 也就是说有时期望收益也会被选作参照点。
由于一开始财务管理中的期望值方差决策方法便已经作了假设, 假定了投资者在做项目决策时, 只有期望值和方差影响投资项目的优劣, 考虑到投资者不喜欢绝对风险值的比较, 便采用另一个决策因素即期望值作为参照点比较相对风险, 变异系数由此而产生并广泛应用。
不难看出, 财务管理中对投资者选择偏好的假定更看重风险厌恶特性。虽然其也希望财富多多益善, 但人类对风险尤其是无法预测的并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有强烈的厌恶感, 所以当财富量增加时, 投资者会越来越保守地做决策, 因为其担心到手的财富会被夺走。换句话说, 现代金融学认为如果财富损失和收益的数额是一样的, 那么它们对于行为人的效用就是一样的。但是, 行为金融学认为即使财富损失和收益的数额一样, 它们对于行为人的效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损失会给行为人带来更大的影响。
虽然从现实经验和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变异系数存在的合理性, 变异系数似乎合乎逻辑地弥补了现代金融学期望值方差评价准则的不足, 但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而言是比较混乱的。因为我们看到, 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投资决策之所以采用期望值和方差两个因素评价项目优劣, 是基于现代金融学的严格假设下得出的, 只有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才能将项目的选择转变为评价期望值和方差的大小。而在严格假设中已经明确了投资者的偏好特征, 无论采用主观判断还是行为金融学中的研究结果都是对投资者偏好特征的修改, 这显然不符合理论逻辑。因此, 变异系数的存在合理性是有疑问的, 虽然财务管理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
四、财务管理中风险投资决策方法的改进
1. 评价准则的改进。
首先, 投资者应该评价自己对财富的拥有量的满意程度, 估计对风险的厌恶程度。然后, 根据净现值法计算潜在收益的期望值、方差和变异系数。最后, 根据风险厌恶程度比较期望收益和方差。当风险厌恶程度不高、变异系数相差不大时, 投资者就会更关注期望收益的大小, 倾向于选择期望收益高于其他项目的方案;当风险厌恶程度很高时, 由变异系数来决定投资方案的选择更合适。另外, 在选择参照点时, 应该考虑企业规模、为投资项目筹集资金的规模等因素。由于现实中受到投资规模的限制, 理论上较优的方案不见得可行。
2. 行为金融学与现代金融学的融合会促进评价准则的不断完善。
虽然行为金融学的出现放宽了现代金融学对投资偏好特征的限制条件, 引入了除期望收益和方差以外的其他因素来评价投资项目的优劣, 但行为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的研究体系是一致的, 只是行为金融学的假设是以实证研究结论作为基础, 但通过不断学习投资者的群体行为最终能够趋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结果。
因为行为金融学认为, 通常情况下概率和效用评估等主观判断、决策行为依赖于有限的可利用的信息, 而这些依据直观推断和经验规则得到的信息会产生系统性偏误。但当错误的结果重复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 人们就会从中学习, 当环境改善、所涉及的问题被逐渐解释清楚时, 许多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判断的认知偏差就会逐步消失, 再加之适当引导, 即使人们的初始行为是非理性的, 其最终的行为也会逐渐变得理性起来。所以, 从时间延续、场景重复、信息逐渐完备的意义上看, 行为主体是趋于理性的。
综上所述, 虽然财务管理中风险投资决策方法的理论逻辑有悖于现代金融学中的期望值方差评价准则, 但受行为金融学偏好假设影响的财务管理中的风险决策方法, 最终还是会逐渐与现代金融学中的期望值方差评价准则相融合。
摘要：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一直以来用变异系数评价投资项目的优劣, 期望值—方差评价方法是根据现代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推导出的, 但现代金融学没有采用变异系数, 更没有定义该系数。本文通过理顺现代金融学投资决策理论逻辑, 分析行为金融学的实证研究结论, 从而改进财务管理中的风险投资决策方法。
关键词：现代金融学,风险投资决策,期望值—方差,变异系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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