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文章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中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内容为对象，剖析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从公共政策评估系统的角度构建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的主体、标准和方法。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免费开放政策 政策评估
Evaluation of Free Public Library Policy
2011年2月10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基本内容和具体目标：到2011年底，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全部免费开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同时，《意见》还提出了取消原有部分收费项目、限期收回出租设施、降低非基本服务收费、完善免费开放公示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免费开放的宣传六大举措；以及加强组织保障，建立经费保障机制，深化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加强管理，拓展服务领域，加强监管，建立评估体系六大保障机制。之后，财政部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加强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经费保障工作，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并对免费开放经费保障分担原则和补助标准进行了明确。《意见》是我国政府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的尊重和对文化民生的主动担当，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决心和信心［1］。免费向社会开放是公共图书馆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的体现。《意见》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全面推进免费开放提出了要求，进行了部署，吹响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集结号”，开启了一个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新时代。本文所指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是《意见》中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相关内容。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公共政策，国家层面一定会制定相应配套支持政策，然而各地落实政策的力度如何？实施的效果如何？会不会形成免费开放的“形式化”、“政绩化”、“表面化”现象……，这些都必须经过科学的评估才能确定。
1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的意义
政策评估就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检测和评价，以判断政策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活动，并以此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2］。
免费服务一直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原则，《公共图书馆宣言》和《公共图书馆指南》都强调：所有公众都有享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种族、国籍、年龄、性别、宗教信仰、语言、能力、经济和就业状况或教育程度的限制［3］。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出台是公共图书馆价值的回归，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首先为日后相关公共图书馆政策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及流程提供参考；其次能为图书采访、收藏、组织、借阅和图书推介模式的研究提供新的土壤；第三是可以丰富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定律，如图书馆五定律；第四是可以促进中国公共图书馆模式创新；第五是能深化图书馆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理论；第六是有利于推进图书馆权利和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深入研究。
同时，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评估能有效检验政策执行的效果，包括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规定免费开放的内容、具体举措和保障机制是否得以有效实施以及是否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其次，通过评估可以为政策的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实施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连续的动态过程，由于地区和文化差异，以及环境的变化，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评估可以发现这种政策偏差，为日后政策的完善提供依据。第三是通过评估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实施需要不断努力和投入，如何才能保障财力和物力的持续投入，投入多少才是合理，通过政策评估就可以有效确定政策资源的优先顺序和比例，以寻求最佳的整体效果。第四是通过政策评估能明确政策责任，政策的实施涉及部门很多，包括图书馆、文化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等，如何才能确定各方的责任，通过对政策实施效果和效益的评估来判断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探究这些问题与不足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明确政策相关主体的责任，为明确决策和执行中责任提供现实依据。第五是政策评估将是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免费时代通过评估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不可或缺。第六是政策评估有助于政策运行民主化，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通过政策评估广泛动员人民群众（读者）参与政策实施，采集各方意见，使政策运行能够真正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有助于政策运行的民主化。
2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系统
一项公共政策评估系统一般是由政策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诸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政策评估主体是指那些从事公共政策评估的组织或个人，政策评估标准是政策评估的基本依据和准绳，评估方法指评估主体在政策评估中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手段和技术。本文从政策评估系统的角度构建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主体、标准和方法。
2.1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主体
依据不同的标准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公共政策评估主体进行多种分类，比如，根据组织化程度，可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策评估主体；根据其与政府的关系，可分为官方的、半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政策评估主体，或非独立的、半独立的与独立的政策评估主体。但在政策评估实践中，最基本的还是将其划分为政策评估组织与政策评估个体以及内部评估主体与外部评估主体。内部评估主体由政府行政部门内部的人员或机构组成，一般被称为“局内人”，外部评估主体由行政机构以外的组织或个人组成，一般被称为“局外人”。在政策评估系统中，政策评估主体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核心作用，应当审慎挑选合格的评估者。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涉及面非常广，因此评估主体必须多元化，以克服单一评估主体身份和角度的局限性。本文认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主体系统应该由图书馆、社会公众（读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监察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组成（见图1）。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一线执行主体，是政策“局内人”，在有限的资源和人员基础上全面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对他们可能是一种挑战，免费开放政策的执行可能直接关系到他们利益，因此，他们对政策的接受和执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读者）既是免费开放的受益者，又是免费开放的监督者，属于局外人，社会公众应当监督在免费开放中的政策责任是否完成，政策是否增加经费投入，以及图书馆是否真正做到免费开放。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既是政策的实施者也是政策的监督者，也是 “局内人”，他们要落实政策规定相关职责，比如资金投入、宣传和人员配置等，又要监督图书馆是否有效利用配置的各种资源落实政策。监察机构主要是人大政协，他们具有监督政策执行职责，他们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社会组织可以是当地读者协会和图书馆行业等组织（如各地图书馆学会/其他社会公共部门），社会组织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主要是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他们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2.2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标准既是政策评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政策评估的基本依据，只有参照一定的标准才能对公共政策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价。从本质上说，公共政策评估是寻求、论证、确定和校正政策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确定政策评估的标准开始的。标准的不同选择、排列和组合会直接影响评估结论及其合理性、可靠性程度。关于政策评估标准，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萨茨曼较早地概括出政策评估的五项标准：效果、效果的充分性、效率、工作量和执行过程。这五项标准实际上都是政策评估的技术标准。20世纪70年代末期，鲍斯特在《公共项目分析：应用方法》中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七项政策评估标准：效能、效率、充分性、适当性、公平性、反应度和执行能力。20世纪90年代，邓恩提出了六项政策评估标准：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宜性。
参考国内外政策评估的经典标准，遵循公平公正则、事实与价值统一、可操作性、简明扼要以及量化比较等原则，结合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标准应该包括政策效率、政策效果，政策效应。政策效率标准主要衡量政策的产出和政策投入的对比关系以及政策的行政效率，由于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显然不能用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率去衡量，更多应从行政效率角度去衡量，也就政策执行主体多大程度执行了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规定的基本内容，具体举措和保障措施。依据《意见》的相关内容，政策效率标准的具体指标可以是场地免费实现程度，基本服务免费实现程度、非基本服务收费降低程度、免费开放的公众知晓率、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程度等指标，通过政策行政效率的评估可以明确地方执行政策的程度，进行政绩考核。政策效果标准就是对实际的效果与预期值进行比较，是一种相对判断，政策效果应反映政策受体在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下取得的利益（含负面利益）。因为服务是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是服务的场所，图书馆员是对读者实施服务的主体，而读者是服务的对象，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免费开放政策将对三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本文将图书馆、馆员和读者作为政策受体，尽管这里所指的图书馆并不是人。政策对图书馆的影响效果可以用图书利用率、电子资源的利用率、设备的利用率，图书馆服务增加量（包括接待读者人数、新增办证数、外借图书量、新增参考咨询量等）、图书毁损率（含丢失的图书）、设备的折旧率等来因素衡量，通过对图书馆政策效果的评估可以为经费的投入提供参考依据；政策对馆员影响效果可以人均工作增加量、收入增加量和工作积极性等因素来衡量，短期内免费开放政策对馆员更多的表现为负面的影响，因为免费开放导致工作量的增加，收入减少，导致消极工作态度，影响服务的质量，进而影响政策的效果，因此，评估必须高度重视对馆员的负面影响，为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政策对读者影响效果可以用资源的可获得性、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服务满意度等因素来衡量，免费开放能提高整体的资源可获得性、服务的可获性，但是可能会降低读者个人的获得性，进而影响整体的满意度，因此，通过对读者影响效果评估可以为图书馆增加资源和人力提供依据。政策效应标准主要是对政策受体间接的相关社会影响的衡量，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然对相联系的社会公平性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产生相关效应作用，这是一种不可量化的综合作用结果。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可以采用公平性、适宜性、社会回应性指标来衡量。政策的公平性是政策成本和效益在不同集团之间是否等量分配，虽然《意见》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惠民政策，然而如果图书馆免费开放没有深度执行，只是简单地打开图书馆大门提供基本的免费服务，仍然会造成利益的不均等，比如远离图书馆的读者仍可能无法获得政策的“惠泽”，因此这项指标仍具有重要衡量价值。适宜性是指所需结果（目标）是否真正有或者值得去做，显然，免费开放是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大势所趋，为民服务是其价值所在，但是中国的公共图书书馆免费开放仍处在起步阶段，受到的制约因素仍然很多，不能只兼顾公平，而忽略效率。回应性是指政策运行结果是否符合特定集团的需要、偏好或观念。显然，《意见》是顺应民意的政策，但是免费开放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支出，能否持续获得地方的投入还可能是个未知数，另外，虽然公共图书馆已经免费开放了，但是读者阅读习惯（比如阅读趋向电子化）发生了改变，假如公共图书馆服务跟不上，读者也未必会增加到馆的次数和借阅的次数，因此，回应性将是衡量政策社会效应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以上设计的评估标准和设计指标，本文在这里构建一个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的参考指标体系（见表1）。
2.3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评估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评估方法选择的成功，因此，评估方法对于政策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策评估方法一般分为定性评估方法、定量评估方法以及综合评估方法。定性评估方法对政策进行评估时，评估者具有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了政策评估标准及评估结果的质量，主要的定性评估方法有整体评估方法、层次评估方法、价值分析法、专家评估法、对象评估法、自我评估法等。定量评估方法是指用数学语言对公共政策效果进行描述，主要的定量评估方法有统计抽样法、社会指标法、社会实验法、过程对比法、成本分析法等。政策综合评估方法就是对公共政策定性绩效和定量绩效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评分法、综合指数法、功效系数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DEA、模糊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等［4］。
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所得的评估结果差异很大，尤其是政策的复杂性导致了评估方法选择的困难，只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分析评估结果，才能够得出科学合理的评估结论。依据针对性、适用性、经济性和操作性的原则，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评估既有定量评估又有定性评估，单一的方法难于实现有效评估，在此构建一个以模糊综合评价法为主体，多种方法配合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方法体系（见图2）。模糊综合评价法是指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做出全面评价的一种有效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它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评价的结果为集合，用一个模糊集合较为准确地描述了事物的模糊状况；第二，适用于定性指标的定量评价；第三，评价结果具有唯一性。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定性指标评估首先采用自我评估法、对象评估法、专家评估法进行综合评分，也就是图书馆、政府相关部门对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影响和实现的预期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自我评估；社会大众通过亲身感受和体验，对政策作用于自身的效果进行评价；同时组织专业评估机构、监察机构、社会组织等成员审定各项关于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纪录，观察其实施执行情况，对政策对象和以前的政策参与者进行调查，与政策实施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对政策整体成效进行评价。自我评估、对象评估和专家评估采用具体评估方法则是综合评分法，也就是将各种不可加的指标实际值运用指标分数转换形式转换成可加的评价分数值，用以比较和排序。综合评分法既可以是等级评分法和百分比评分法。等级评分法通常将评定结果分为5个等级，满分为5分，这5个等级分别为：优（5分）、良（4分）、中（3分）、差（2分）、劣（1分）。百分比评分法是按照一定标准给各指标确定相对百分值。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定量指标可以采用过程对比法来评估，过程对比法是评估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进行对比检测的一种方法。它以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效果为评估对象，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的特点；它将政策执行前后的有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判定政策，提出政策建议的一种分析思路，因其概括了政策评估的基本特点和本质要求，而被称之为政策评估的基本方法。过程对比法主要包括“始—终”、“始—中”以及“有—无”对比。定量指标通过过程对比后仍然需要以一定的标准进行模糊化处理，即转化为与定性指标统一标准的无量纲的综合评价分。
定量和定性指标经过处理后，转为综合评价矩阵R，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按照AHP法，专家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出各指标权重向量集W，最后计算模糊综合评价值：Z=W*RT，依据综合评价值来判定政策执行的整体效果。
3 结语
中国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仍有很多路的要走，虽然《意见》的出台从国家意志的层面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步伐，但是离已经有几百年免费开放历史的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作为政策调整和优化依据的政策评估将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完善的重要一环。同时， 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惠民政策，我们国家也将会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政策效果的评估，建立评估的标准、方法和流程等，促使各方贯彻落实政策，不断完善调整政策。笔者希望本文构建的政策评估系统能为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评估或者其他图书馆政策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对相关的学术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和平.以免费开放为契机全面提升我国图书馆公益性服务水平［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193）：4-9.
［2］贠杰，杨诚虎.公共政策评估：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4-55，57-58，211-213.
［3］余胜，吴晞.免费开放：理论追寻、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193）：10-17.
［4］黄青玉.公共政策评估方法述评［D］：厦门：厦门大学，2009：17-19.
作者简介：钟辉新（1979-），男，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生，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信息分析与情报研究。
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甚至是公民个体都有明确的要求。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它要求社会各治理主体，特别是组织化的主体，如政党组织、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要增强法治意识，运用法治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供给政策和反映诉求，唯其如此，才能降低执政成本、行政成本，社会矛盾才能有效化解，整个社会才能稳态运行。
法治，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降，人们对其有着种种解说，但最根本的有两点：法律的合法性和法律的可执行性。前者要求法律要得到民众的认同，它要反映社会民众普遍的利益诉求；后者要求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需得到执行，否则法律就会被虚置。那么，要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将法治思维、法治意识贯注其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首先，要遵循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没有程序就谈不上法治，程序是政策、法律重要的理性化显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行为，而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它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前后相连的众多步骤，且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遵循法治化的思维，就是要有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要把它作为启动公共政策制定的前置条件。
其次，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公共政策的权威性不仅来自其制定的部门层级，更重要的是其制定过程、政策内容是否符合已有的法律规定，否则，就构成了程序上的违法和内容上的违法，从而会消解政策的权威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风险评估中，对该政策所涉的相关法律特别是上位法，要有一个系统的梳理、比照和评估的环节，尽量避免法律与政策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实在难以规避的矛盾与冲突，制定部门也要有规范化的处理机制。
再次，要搭建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平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其制定过程的开放性并有公共利益形成的制度化机制。这种制度化机制要求相关的政策制定部门要畅通民众参与渠道，搭建公共政策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制度化平台，通过完善听证会、政策讨论会等方式来吸纳各方诉求。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一方面通过他们间的博弈、辩论，有助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另一方面，他们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人们在参与过程中更能了解到政策本身的精义，从而有利于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也有利于后面公共政策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搭建平台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既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公共政策认同，也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它符合亚氏对法治两方面的解释。
最后，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将法治思维贯注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起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管理学家法约尔认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的补充。有公共政策制定的权力，必需负之以相应的责任。现实中有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漠视程序与规定随意决策、任意拍板，不注意民众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搞一言堂、“关门决策”，就是因为失误后可“拍屁股走路”、“安全着陆”。所以，要建立起容易操作的公共政策失误问责制度，如公共政策后评估制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要接受相关机构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同考核、人大等相关制度对接，增强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这方面，上海市闵行区率先建立的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具有极大的正向意义。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需推进依法行政；要推进依法行政，必需增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治意识。这是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要求，也是社会稳态运行、党和政府合法性持续增进的必走通道。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主任、 校公共政策项目组组长、教授）
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旅游政策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旅游政策评价研究是旅游政策贯彻与废止的主要依据，对政策供需配置、提高政策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射-实施后” 对比分析法，类比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国内旅游收入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关系的函数，利用 Eviews7.2软件对1992～2013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中国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政策评估模型中的劳动等非政策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规律不尽相同，应运用现代资本理念和信息技术推动旅游业发展。
关键词：
旅游政策； 政策评价； 政策变量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其产业定位与民生性质。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干预旅游经济运行，有效地弥补旅游经济运行机制不足、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超常规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素质（李锋，等，2013）。
国内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都属于新兴领域（苏振，2011）。Matthews（1975）《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开创了旅游政策独立研究的先河。国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旅游政策（Krutwaysho，et al.，2010；Airey，et al.，2010），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政策（Akehurst，et al.，1993；Minnaert，et al.，2009），减少旅游对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Logar，et al.，2010）并通过指标来反映可持续性（Castellani，et al.，2010），旅游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力资源等影响因素（Richter，et al.，1985；Hayes，1981），旅游消费模型（Fritz，et al.，1984）、历时性分析（Soshiroda，2005）、扎根理论（Stevenson，et al.，2008）等政策制定方法（Bramwell，et al.，2007）等方面。国内的旅游政策研究则主要包括日本（蔡万坤，1984；石美玉，2009）、新加坡（曹信孚，2002）、塞浦路斯（马晓龙，等，2003）、韩国（李衹辉，2009）等国外旅游政策借鉴，出境、入境、国内三大市场旅游政策（张广瑞，2005；戴学锋，等，2008），旅游政策演变过程（何丽红，等，2007；钟冲，2009），区域旅游政策（何建民，2006；郅润明，2010）及财税（陈小燕，等，2009）、土地（杜一力，2004）等具体旅游政策的研究。
然而政府在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旅游政策的效用进行评估，检验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是否匹配，从而保证旅游政策的科学性。因此，深入研究旅游政策特别是关于旅游政策的评价，是保障政策有效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有关旅游政策评价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是基于评估体系构建（李锋，等，2013）、评估指标遴选（薛福根，等，2013），其评估结果并不清晰，有碍于人们直观认识旅游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度，也不能展现旅游政策的发展状况。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旅游政策评价的投入产出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进而对政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旅游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借鉴。
1旅游政策评价方法
关于政策评价方法，谭崇静（2010）运用模糊数学原理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对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评价；彭向（2014）等利用网络均衡原理和变分不等式理论构建等价的多用户、多准则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对面向包含小汽车和公交车组成的多方式交通网络税费政策进行评价；李洁（2013）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我国现有生态政策进行评价。常用的政策评价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有-无”政策对比分析法、“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效能分析法等，不同的方法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度（廖筠，2007）。
本研究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对旅游政策进行评价。将旅游政策执行前的趋向线O1O2投射到旅游政策执行后的某一时间点A1上，并将在A1点得到的投影与旅游政策执行后的实际情况A2进行对比，确定旅游业政策的执行效果（A2-A1）（见图1）。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正效应，应将该政策继续推广执行下去；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负效应，应将该政策修正或废止。这种方法通过投影过滤掉一些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构建
2.1理论模型与假设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引起的；配第、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索洛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为主要分析角度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洁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旅游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旅游生产函数，从而得出旅游经济的增长是源于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李仲广，等，2008；左冰，等，2008）。还有学者提出，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Papageorgiou，2008；李连璞，等，2006），但选用模型不同、选取变量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黄秀娟，2009；把多勋，2009）。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Q=ALαKβNχEδ（胡静，2007）。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人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也是独立的生产要素。为了揭示政策因素对旅游发展的作用，从旅游政策评估的角度对投入的生产要素进行修改，我们认为，国内旅游收入是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和政策的函数，以国内旅游收入为关键指标重点分析其与政策投入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理论模型及假设：
Y=f [L，K，R，I，P]（1）
以下是函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定义。
（1） Y表示旅游业发展水平。通常用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等来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本研究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测量政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政策对国内旅游的作用更明显，因此以历年国内旅游收入表示。（2） L表示劳动投入。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旅游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的统计不具有连续性。旅游核心企业反映着全行业的经营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因此以历年旅游企业从业人数表示。（3） K表示资本投入。投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限于各地区和各行政职能部门权责不同，目前要统计现有旅游企业资本性支出、旅游企业收购资本、新设旅游企业投入资本以及非旅游企业中旅游业务的投入资本难度很大，因此以历年全国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表示；（4） R表示资源投入。旅游资源的吸引能力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本研究以历年纳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统计的景区数量表示；（5） I表示信息技术投入。目前，对国内旅游网站发展规模的统计缺乏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技术对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作用需要通过有效的网络预订衡量，因此以艾瑞咨询集团网站公布的历年网上旅行预订市场规模表示；（6） P1和P2表示政策投入，分别是旅游制度性政策体系和旅游措施性政策体系本研究综合刘进富、王维平等人对公共政策的分类，按照政策投入方式将旅游政策划分为制度性政策和措施性政策。其中，制度性政策是从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出发，明确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制定的政策，包括法律、决定、意见、通知等；措施性政策是为贯彻和执行旅游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政策，包括标准、办法、条例等。，其中，P1表示保障旅游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与基本制度（简称“旅游制度政策体系”），P2表示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与办法（简称“旅游措施政策体系”）。
假设：不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按照投入产出关系，国内旅游收入是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和政策的函数，类比CobbDouglas函数将其记为Y=ALα1Kα2Rα3Iα4P1α5P2α6。
为保证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各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形式处理，利用回归系数来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响应程度，由此建立旅游政策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α1LnL+α2LnK+α3LnR+α4LnI+α5LnP1+α6LnP2
（2）
其中，C为常数项，αi为各个自变量的系数。
2.2数据来源
我们拟从近22年来的统计数据中寻求政策变量与旅游业发展的统计关系，历年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企业从业人数、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景区数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等权威数据调查；信息技术水平数据利用艾瑞咨询集团网站公布的网上旅行预订市场规模表示；旅游政策投入水平依据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涉旅法律政策文件的重要程度（见表1），通过德尔菲法征询专家意见、综合考虑政策的长期效果对投入的政策赋值，将政策因素作为投入要素进行年度统计。时间期限为1992年至2013年，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问题则用内插订正法对数据进行缺失值替换。
3旅游政策评估模型变量分析
3.1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结果
为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需要用协整检验来确定序列是否稳定，如果稳定，回归方程所包含变量具有经济意义。而变量间协整关系存在的前提是所分析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依据1992年至2013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利用Eviews7.2软件采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检验结果知，对数序列LnL的ADF值小于5%的临界值，且概率P小于0.05，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序列平稳。因此剔除变量LnL检验各变量差分序列的平稳性。LnY、LnK、LnR、LnI、LnP1、LnP2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协整关系有效，即Y与K、R、I、P1、P2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对公式（2）进行如下调整：
3.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政策变量分析
（1） 制度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713，旅游制度政策体系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992年至2013年的22年间，中国旅游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旅游法》的出台使得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全面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发展的通知》等政策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过程是渐进的。旅游制度体系政策的演进具有连贯性，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到2007年《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再到200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进行了总体布局。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意见的通知》，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需求的产生，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经营国内旅游业的3类旅行社迅速发展，大部分一、二类旅行社也建立了国内旅游部，经旅行社组织招徕和接待的国内旅游者人数剧增，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使得我国国内旅游从过去的自发状态向全面通过旅行社组织招徕和接待的方向过渡。由此，国内旅游开始蓬勃发展。2000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见的通知》，不仅促使假日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经济模式，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旅游业快速发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完善假日制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旅游消费、拉动内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2） 措施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278，旅游措施政策体系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措施政策的供给对于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是有效的，但弹性系数小于旅游制度政策体系的弹性系数。旅游措施政策不具有连贯性，只有2009年的《旅行社条例》是对1996年《旅行社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完善，取消了沿用22年的旅行社分类方法，规范了旅游市场行为与企业经营。旅游措施政策体系中的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作用是加强行业标准化的管理与领导。旅游行业的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基础，也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条件。1997年国务院为了规范出境旅游市场公布《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这是第一部专门规范公民出境旅游的政策文件。国务院2002年颁布《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国旅游活动，并要求保障出境旅游者和出国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标志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开始走向成熟。
（3） 从两变量的相关关系看，旅游制度政策体系是旅游政策的基础，旅游措施政策体系是政府干预旅游经济市场运行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制度政策体系着眼于宏观，措施政策体系着眼于微观，制度体系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平台，措施体系为旅游业的发展扫除障碍，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制度性政策使得资源得以充分配置，为措施性政策的实施提供健康的宏观环境；措施性政策从微观上规范市场主体运营，激励市场主体发展，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纠正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效率，为制度性政策的实施建立良好的微观基础。制度政策体系和措施政策体系从不同角度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相辅相成地为扩大旅游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
（4） 对两政策变量进行处理，将变化后的数据代入旅游政策评估计量经济模型LnY=1.329+0.405 LnK+0.092LnR+0.107 LnI+0.713 LnP1+0.278 LnP2，观察历年国内旅游收入变化（见图3）。若将政策制度体系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1表示；将政策措施体系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2表示；将政策制度体系与政策措施体系均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3表示。
由图3可以发现，Y1、Y2、Y3均比实际值低，说明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均产生了影响，但作用力的大小不同。若将二者均维持在1992年水平，则国内旅游收入增速极其缓慢，旅游政策因素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不容忽视，研究政策要素如何有效促进中国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若将制度政策体系维持在1992年水平，则国内旅游收入增长幅度较措施政策体系维持在1992年水平的国内旅游收入增长幅度小，由此说明制度政策体系的作用比措施政策体系作用强，与上文计量分析结果制度政策变量的系数大于措施政策变量的系数相符。制度性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更有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发生的相应调整，政府应侧重宏观布局、简政放权，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王慧娴，等，2014）。
3.3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中非政策变量分析
在上述4个非政策变量中，劳动与国内旅游收入的变化规律并不明显，资本、资源、技术因素则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1） 劳动投入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劳动力资源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长期以来，旅游业在带动就业方面的效果显著，我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解决中低层次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旅游行业的多数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正规旅游专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整体素质不高。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从事旅游开发、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的旅游业高级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我国旅游业发展、实现旅游业战略转型的“瓶颈”（孙钢，1996）。进一步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加强旅游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强化旅游服务质量，构建旅游业内和谐的劳动关系。制订旅游从业人员诚信服务准则，提高服务质量，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旅游服务”转变。
（2） 资源变量的系数为0.092，资源投入具有正向作用，但系数最小，说明资源依赖型旅游发展模式在刺激旅游需求上面临巨大挑战。旅游资源的丰度表征优势旅游资源数量，重点回答“有什么”的问题（张祖群，2005）。然而传统的观光旅游供给内容比较单一，游客在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等方面的需求难以满足。有些景区只注重数量扩张，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人工景点与旅游资源风格不协调，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活化，难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拳头产品。随着游客对旅游品质及旅游体验的追求，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日渐不能满足旅游需求。2014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http：//news.china.com.cn/201505/07/content_35514976.htm.明确了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即向集约节约和环境友好旅游开发转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的旅游产品转变。未来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进一步完善接待体系，优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减少门票经济比重。
（3） 资本变量的系数为0.405，资本投入具有正向作用。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发展阶段兼具消费、投资与出口功能。投资的持续增长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五个一起上” 1984年《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要采取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张辉，1995）到2012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政府鼓励各种性质的资本进入旅游业，2014年我国旅游投资逾7000亿元http：//www.aiweibang.com/yuedu/25013512.html，20150507/20151128.，新常态下的旅游投资功能将一进步显现。然而我国旅游企业总体上规模偏小，相对其他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市场化程度不足、竞争力较弱，要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旅游业的壁垒，创新旅游投融资机制，建立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互动结合、优势互补的新发展结构，通过投资构建完善的全产业链条，运用现代资本理念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4） 技术变量的系数为0.107，技术投入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出技术在我国旅游要素市场中的稀缺性。2006年颁布了《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技术规范》http：//www.cats.org.cn/falvyuandi/biaozhun/20889，我国旅游业正面临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信息技术正成为旅游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互联网诞生以来，信息技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快速推动着旅游业的产业链变革、管理组织创新、经营手段创新以及产品服务创新。从产业运行角度看，旅游业综合处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动，信息在旅游业中至关重要，旅游业可以称为信息密集型和信息依托型产业，其实质是通过信息流引导游客流动及服务的合理配置。传统的点线旅游各景点间联系较弱，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交通、住宿等服务信息的有机整合，促进了点线旅游向板块旅游的发展与区域旅游的形成，不仅为节点城市发展旅游业提供广阔空间，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繁荣，而且有利于形成较好的旅游接待力和旅游氛围以及具有人文关怀的服务水准，从而满足旅游者需求。应该充分把握技术机遇，走高效率和人性化的旅游发展道路。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依据1992年至2013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旅游业发展水平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政策因素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 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要实现建设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必然需要一套完整全面的政策体系来推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能由政策引领。（2） 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制度政策体系对于确定旅游业发展方向和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确定了旅游管理政策的基调。措施政策体系被赋予多重任务，政策引领上缺乏连贯性，引导旅游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3） 政策评估模型中的非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尽相同，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摒弃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未来要走“资本+技术”的发展道路，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工业、农业、地产业等各种资本进入融资平台，促进新技术不断运用到促进旅游发展上来，提高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政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测量，目前并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的尝试是对旅游政策研究的一种突破，其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通过历年数据计算出国家颁布的旅游政策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效果。将旅游政策作为投入变量是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旅游研究应用上的拓展。同时，引入制度性政策与措施性政策变量，考虑了他们在旅游业宏观和微观发展层面上的影响，是对研究模型的进一步细化。政策的实施与发生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出于计算的需要，把各项政策按年度进行统计。
本文存在的不足：一是模型的时间序列比较短，用旅游企业数据来反映旅游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具体的因果关系有待商榷；二是采用德尔菲法对制度和措施政策体系进行赋值，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把多勋.基于增长理论的旅游地经济发展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9（3）：6569.
[2]蔡万坤.从日本旅游政策和管理体制看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J].现代日本经济，1984（5）：4953.
[3]曹信孚.新加坡的旅游观光政策[J].上海城市规划，2002（3）：3436.
[4]戴学锋，王栋贵.从外汇储备构成和性质看我国出境旅游发展政策[J].旅游学刊，2008（12）：2328.
[5]杜一力.旅游房地产期待政策导航[N].中国旅游报，2004512.
[6]何建民.我国都市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上海问题与国际经验[J].旅游科学，2006（6）：18.
[7]胡静，陈银蓉.湖北省土地政策评价模型的政策变量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7（19）：102104.
[8]何丽红，马木兰，郑丽.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绩效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4）：9296.
[9]黄秀娟.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分析[J].技术经济，2009（7）：6771.
[10]李衹辉.中、韩国际旅游政策比较分析与启示[J].特区经济，2009（6）：127128.
[11]陈小燕，王力峰，潘丽琴，刘莉文.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J].辽宁经济，2009（5）：4849.
[12]李锋，孙根年，付琦.基于抗周期性角度的我国旅游产业政策效用评估研究以四次旅游产业政策为例[J].经济地理，2013（6）：163169.
[13]李洁.基于数据包络方法的生态政策评价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3.
[14]李磊.旅游产业的阶段效应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9.
[15]李连璞，曹明明，杨新军.“资源、规模和效益”同步错位关系及路径转化[J].旅游学刊，2006（12）：8184.
[16]李仲广，宋慧林.中国旅游业增长的要素贡献率[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38140.
[17]廖筠.公共政策定量评估方法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7（10）：6770.
[18]马晓龙，赵荣.塞浦路斯旅游业发展对我国海岛旅游开发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3（3）：9297.
[19]彭向，周星慧，张勇，姚林泉.多模式交通网络税费政策评价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2）：494501.
[20]石美玉.日本“观光立国战略”的效果评价及启示[J].东北亚论坛，2009（6）：7075.
[21]孙钢.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功能及发展建议[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6.
[22]沈维平.中国旅游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实效性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3.
[23]苏振.旅游产业演进与旅游公共政策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1.
[24]谭崇静.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评价模型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2010（6）：161162.
[25]杨春宇.中国旅游制度变迁机制及其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新博弈格局视角[J].2011，（12）：7683.
[26]王慧娴，张辉.市场主导视角下的中国旅游业多主体改革研究[J].经济问题，2014（10）：122129.
[27]王建勋.旅游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28]薛福根，何敏红.区域旅游政策的效应评价：理论与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0）：5659.
[29]左冰，保继刚.1992～2005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省际差异[J].地理学报，2008（4）：417427.
[30]钟冲.中国旅游产业政策的演变趋势与展望[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9141.
[31]张广瑞.中国出境旅游热的冷静思考关于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政策的辨析[J].财贸经济杂志，2005（7）：8791.
[32]张辉.对中国旅游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19123.
[33]郅润明.关于制定旅游产业政策的思考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10（3）：119121.
[34]张祖群，蔡红.旅游供给的二维组合态势与创新开发模式[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6）：8690.
[35]Airey D，Chong K（2010）.National policymakers for tourism in Chin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7（2）：295314.
[36]Akehurst G，Bland N，Nevin M（1993）.Tourism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member stat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12（1）：3366.
[37]Bramwell B，Meyer D（2007）.Power and tourism policy relations in transi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4（3）：766788.
[38]Castellani V，Sala S（2010）.Sustainable performance index for tourism policy development[J].Tourism Management，31（6）：871880.
[39]Fritz R G，Konecny M，Stoucas P D（1984）.Tourism expenditure modela functional planning and policymaking tool[J].Tourism Management，5（2）：110117.
[40]Hayes B J（1981）.The congress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caucus and US national tourism poli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Management，2（2）：121135.
[41]Krutwaysho O，Bramwell B（2010）.Tourism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societ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7（3）：670691.
[42]Logar I（2010）.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in Crikvenica，Croatia：An assessment of policy instruments[J].Tourism Management，31（1）：125135.
[43]Mathews H G（1975）.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4）：195203.
[44]Minnaert L，Maitland R，Miller G（2009）.Tourism and social policy：The value of social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6（2）：316334.
[45]Papageorgiou G C（2008）.The human dimension of tourism：Supplyside perspectiv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5（1）：211232.
[46]Richter L K，Richter W L（1985）.Policy choices in South Asian tourism developmen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2（2）：201217.
[47]Soshiroda A（2005）.Inbound tourism policies in Japan from 1859 to 2003[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2（4）：11001120.
[48]Stevenson N，Airey D，Miller G（2008）.Tourism policy making：The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5（3）：732750.
Tourism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ourism policy evaluation， a main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tourism policies， are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pply and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ies. Based on the simple projectionafterimplement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a Cobb Douglas analogy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to build fu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labor， resources，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policy. Eviews 7.2 software is also employed to make a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1992 to 2013 to establish China’s tourism policy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e tourism policies issu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re valid；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polic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regulatory ones； and the role of labor and resourc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not clear.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vestment to promo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ourism policy； policy evaluation； policy variable
（责任编辑：梁保尔）
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天然气以其清洁、高效等优点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普及开来。伴随着城市燃气管网覆盖面积增加，燃气闸井的数量也逐渐增多，燃气闸井作为管网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燃气闸井输配管道一旦发生泄漏，便会在闸井封闭空间内部形成可燃气体云，极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造成环境污染、人员伤亡，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因此，研究燃气闸井管道泄漏封闭空间扩散特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燃气闸井;泄漏;监测点;质量分数
引言
管道泄露是天然气管道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隐患，管道泄露后可燃气扩散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发生燃烧或爆炸，造成经济损失并危害公共安全。高压燃气管道通常包括贯穿省、地区或连接城市的长输管道，以及分布在市区外围的城镇燃气管道，具有距离长，管网监测难度大等特点。其时具有不可控性、频发性、随机性和较大的危险性。及时发现管道泄露并准确定位位置可控制危害的产生。
1城市燃气管泄漏的主要危害
天然氣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元素，在城市燃气管网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化的背景环境下，城市天然气泄漏问题已经逐渐得以解决和改善，有效避免了由于泄露问题造成的安全隐患。但是城市燃气管泄漏的主要危害问题需要人民群众加强重视和了解，要以较强的安全意识促进完善城市燃气管安全管理工作，从而充分避免燃气管泄漏问题的出现。针对城市燃气管泄漏的主要危害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燃气管网泄漏的危害在于容易出现扩散式燃烧问题。众所周知，天然气是可燃性较强的气体，在与空气接触之后，即使很小的火源也会造成较强的燃烧危害。主要以扩散式的燃烧形式为主，这便会造成较大的燃烧范围，形成较强的社会危害问题。第二，燃气管泄漏的危害可能会造成喷射式火焰情况发生。城市天然气管道网多是以管道的形式为主，如果天然气管道出现一定的裂口问题，将会造成大量的天然气喷射情况，极容易造成喷射式的火焰问题出现，这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人员及财产安全问题出现。第三，城市燃气管网泄漏的情况，可能会造成较强的爆炸问题出现。天然气作为可燃性较强的气体，当其迅速与空气进行混合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明显的火点，将会造成严重的爆炸问题，对社会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城市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城市燃气管网出现泄漏问题，将会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
2燃气闸井管道泄漏封闭空间扩散特性
针对埋地燃气管道泄漏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泄漏发生后气体的扩散行为及泄漏方式、土壤条件等因素对扩散的影响方面。以架空敷设的天然气管道为对象，聚焦管道的迎风坡和背风坡位置，利用LTV软件对甲烷气体的扩散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甲烷气体具有高速、面广的扩散特征。在搭建的实验坑内距地表的位置设置泄漏源，获得稳态下天然气浓度场。尽管燃气管道泄漏扩散的研究较多，但主要关注燃气泄漏后在大气或土壤单一泄漏环境中的扩散行为，对泄漏发生后燃气通过土壤进入空气区域这一连续过程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对于埋地燃气管道泄漏扩散的规律，数值模拟已被证明是适用于此研究的可靠方法。通过研究验证了应用数值模拟方法来研究气体管道泄漏扩散规律的结果是可信的。取了四分之一模型对埋地燃气管道泄漏扩散进行模拟，探究管道压力、泄漏孔位置和尺寸等对天然气在土壤内扩散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采用软件对隧道内埋地高压燃气管道泄漏后在土壤和空气区域内的连续扩散过程展开研究。
3燃气闸井管道泄漏安全管理
3.1全面落实城市燃气管道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为了能够充分地做好城镇燃气管道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就需要全面地落实城市燃气管道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首先，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管理责任制度，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就可以根据责任制度准确地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样能够对工作人员起到高度的约束作用，让其努力减少工作中的失误，从而减少安全问题发生的概率;其次，需要做好风险管理的工作，在项目开展之前先全面地分析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且提前寻找出安全风险的解决策略，为每一个风险都安排负责人，在开展项目之后，负责人需要时刻追踪风险，以确保能够高效地管理风险，减少安全事故。
3.2危险区域预警分析
燃气闸井内管道中输送的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其爆炸极限以体积分数计通常为5%～15%，相应的质量分数是3%～9%。由于Fluent中默认甲烷的数值单位为质量分数，因此取甲烷3%的质量分数为爆炸下限。当泄漏孔1以5m·s-1速度持续泄漏监测点2的响应时间为3s，监测点3的响应时间为4s，除监测点1位置外，其余监测点在泄漏后30s内大部分位于危险爆炸范围之外，且30s内监测点2处甲烷质量分数波动明显，这是由于监测点2位于泄漏孔1附近，泄漏孔1泄漏时喷射出的气流以较高速度持续扩散带动周围空气与甲烷气体掺混，造成监测点1处的值波动。当泄漏孔1以10m·s-1速度持续泄漏时，监测点2的响应时间为2s，监测点3响应时间为3s，在2～20s内各监测点甲烷质量分数逐步进入爆炸范围之内。
3.3设计责任制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方案
针对城市燃气管网运行的安全管理策略进行全面分析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责任制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方案，将具体工作进行责任划分，使相关工作人员全面承担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的责任，从而促进强化安全管理工作效果。对此，相关单位可以将燃气管网进行区域性划分，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区域划分情况，实行责任制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模式。这种责任制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方案的运用，可以全面改善以往燃气管网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定问题和不足因素，从而促进实现科学化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管理模式的发展。
3.4施工质量的过程管理
工程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图和建筑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有关要求严格进行质量施工，对建筑工程主要组成部位、主要施工环节及相关技术复杂施艺工序中的质量检查工作人员等应定期加强质量监督管理检查。各工程隐蔽设施工程质量控制实施要点，需及时报现场工程监理部门验收审核合格后，方可开始进行下面一道工序隐蔽施工。沟槽底部安装应结实平整、不得直接遗留碎石、砖块、垃圾。对所有需要直接穿越或通过我国跨域内的高速铁路、公路、河流、桥梁、有轨电车及其他需要铺设在各种金属焊接套管内的其他金属焊接及其焊接环向套管连接处的焊缝，必须定期对其进行100%的红外线发射线焊接激光灯和照相焊接强度测定检验。建筑设计师的级别须保证完全符合现行国家建筑设计标准相关要求。
结束语
城市燃气泄漏处置是较为复杂的，我们虽然对其处置要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但是任何一个处置现场都不是理论推演，只有不断地通过学习与实践，总结前人的经验，才能对今后的灭火与救援工作不断进行完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少东.城市燃气运输管网在施工及管理中关键要素研究[J].运输经理世界，2020（16）：147-148.
[2]许之波.低压燃气蒸汽锅炉安装常见问题分析[J].当代化工研究，2020（24）：22-23.
[3]李波.燃气加气站压力管道的检验监督[J].化工管理，2020（36）：36-37.
[4]张振亚.建筑燃气管道的设计与施工探讨[J].建材发展导向，2020，18（24）：65-66.
[5]樊斌，万群峰.城镇燃气供应系统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及应用研究[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20，40（23）：3-5.
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好生态生活;生态安全;生态发展;生态正义;生态文明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什么是美好生活，怎样实现美好生活，是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美好生活是善’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它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标识的体现，也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②美好生活作为“善”的生活的集中体现，应当是个人之“善”与集体之“善”的统一，物质之“善”与精神之“善”的共振，人类之“善”与自然之“善”的合流。就其应然性而言，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当体现在实现人类个体之“善”、群体之“善”和人与自然之“善”三大层面。其中，人与自然达到“善”的状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与保障，“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和人民群众生态权益的重要保障”。③
从实践维度来看，美好生活之“善”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实现“善治”。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生态领域的“善治”，它既能提供最基础的生态安全屏障，也能提供人民从对“物质产品”的低阶需要过渡到对“美好生活”的高阶需要的生态产品，还是人民利益在生态维度普惠公平性的集中体现。人民对生态美好的追求，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底色，内嵌于人民的根本需要和根本利益之中。
一、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价值诉求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①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根本诉求。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生态诉求，就是拥有更多的生态获得感、生态幸福感和生态安全感。习近平重点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②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人民对生态安全感、生态获得感与生态幸福感的价值追求，生成了人民美好生活以生态安全、生态发展、生态正义为内核的三维价值体系，明确了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实践前景。
“美好生态生活”可以具象化为让人民“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③其中，“空气”“水”“食物”反映出人民对生态产品供给丰富性的诉求，是组织社会生产和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条件;“新鲜”“干净”“放心”等反映出人民对生态环境安全性的诉求，是确保生态生物安全、社会环境安全和个体生命健康的根本前提。“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也必然将生态利益惠及全民，只有這样才能满足人民对生态利益的公平性诉求，这亦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生命公平的必要条件。因此，立足于生态安全、生态发展与生态正义之上的人民生态诉求，构成了美好生态生活的核心要素。
（一）生态安全：人民美好生态生活“安全感”的基石
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或称环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原为生态学概念，既关涉生态系统安全和生物安全，又关涉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安全。从狭义层面来说，生态安全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⑤狭义语境下的生态安全排除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不足以涵盖生态安全的总体范畴。随着生态学的不断发展，生态安全的内涵得以拓展。从广义层面来说，生态安全是一个复合系统的安全概念，即“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⑥作为复合系统的生态安全始终处在动态变化的场景之中，即便是短周期内的激烈起伏，例如出现极端天气事件、生物恐怖袭击事件、重大生物灾害事件等，无论是人为所致还是自然偶发，都会使人类社会暴露在各种防不胜防的生态风险之中。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期内波动较小的稳定生态环境，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文明繁荣和各生物物种的代际繁荣。因此，无论是对人类社会还是就生物圈整体而言，无论是狭义的生态安全还是广义的生态安全都直接关系着地球生命文明的存续，因为维持生命的需求永远是所有物种最基础的需求，只有在生存基础上才可谈物种繁荣与发展。“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①就人类社会而言，生态安全是人类社会整体存续安全和个体生存安全的生态前提和物质基础。“由于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都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安全的价值也是在生态安全中形成和发展的。”②没有生态安全作基础，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生物安全都将成为被悬置的空中楼阁，美好生活更无从谈起。就人类个体而言，生态安全是人身安全的基础，优质、安全的生态环境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安居的环境可以被视作最基础、最广泛的医疗保障，关系到个体生命健康。
（二）生态发展：人民美好生态生活“获得感”的来源
习近平同志多次论述发展与获得感之间的联系，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③发展可增强人民的获得感，生态发展是为了增强人民的生态获得感，增民之生态福祉，解民之生态忧患，应民之生态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④生态发展的补短板、促公正要通过提供充沛、高质量、永续的生态产品来实现。生态产品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逻辑地构成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源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⑥“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产品的主要价值来源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需求，给人类带来了满足感。”⑦生态产品除了经由“获得感”而带来“满足感”之外，充足供给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就社会发展而言，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依靠高度组织系统化、规模化、高效化的生产活动，无论是生态产品的直接获得还是间接转化，其效率越高，标志着生态发展的水平越高。因此，生态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生产效能”的重要标准。此外，生态产品不仅要高效生产，还要适度生产、精准生产。生态产品匮乏将导致人们生产效率降低，生态产品的过度开发则会增加生态风险，增加生态环境修复和维护的经济成本。因此，生态产品的适度性生产考验着一个社会的宏观调控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制度效能”的重要标准。就个人发展而言，人民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应使所有社会成员个体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生态产品供给，不仅导致社会成员的生态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且人们亲近自然的个性将被压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望也将落空。生态产品提供着无形的审美需求、文化需求与伦理需求，增加精神满足感，提升精神获得感。因此，生态获得感有助于弥补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生态意识缺失、生态文化失落与生态生活空虚等现象，提升生态审美意趣，丰富人民的生态生活质量。生态发展亦是衡量社会发展“精神效能”的重要标准。
（三）生态正义：人民美好生态生活“幸福感”的保障
人的幸福感来源于所求即所得、所得即应得，这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也离不开公平正义所塑造的共同价值观支撑。“正义的实质是把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视为人的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的根本。”①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内嵌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逻辑之中。“社会-生态”作为相互嵌套的复合系统，呈现出非对抗性“生命共同体”的状态，本质上规定了任何个体或种群都不可能对这一复合系统进行独占或统治，其中的任何子系统都享有自然赋予的同等生态权利，即被允许在系统中获得生存空间、种族延续以及发展进化的权利。人的社会属性与生态属性，决定了社会系统作为生态系统的人化的子系统，既要遵循生态规律，也要遵循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生态规律的核心逻辑在于系统可持续，任何不遵循规律的行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团体，都必然被客观规律所淘汰。因此，就人类而言，既要外化地关注自然，审视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导致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不公、不当行为，又要内化地关注自身，审视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导致社会系统不可持续的不公、不当行为。更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种间、空间、时间三个维度上关注生态利益的公平问题。在种间层面，生态利益的不公平会导致人类对其他物种生命权的侵害，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内部物种生态地位的不平等，生态位受到侵害的物种无法获得进一步演化发展的权利，不仅面临物种灭绝的危机，甚至还会引发生物安全问题。在空间层面，生态利益的不公平体现在个人所处生态空间的结构不公平上。生态空间的配置不均、生态负债的空间转移等也会加深社会内部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困境，无法获得社会进步与转型。在时间层面上，不为生态负债“买单”的短视性生产行为，侵占后代人所能享有的生态资源，表现出明显的生态榨取主义倾向，增加了未来的生态风险指数，构成了对生态利益的潜在侵犯，必然背离人民对美好生态生活“幸福感”的价值诉求。
（四）人民美好生态生活三维建构的逻辑
生态安全、生态发展、生态正义不仅具有各自的价值逻辑，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人民美好生态生活三要素的首要原则表现为三要素的地位同等：只存在某一历史时空、历史条件下的相对优先性，不存在某一要素的绝对优先性。这是系统内各个生态位的物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所决定的基本性质生态系统的非等级制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系统也应当呈现非等级制的基本特征。
等级制下的生态“安全-发展-公正”三要素呈现出相互对抗的機械性。据美国学者弗雷泽（Peter Frase）分析，在资源稀缺的等级制背景下进行生产，可能带来某种形式的“灭绝主义”，即使资源充裕也容易出现“租赁主义”，②亦即在等级制背景下，生态贫瘠将会导致稀缺性生态产品被垄断，造成生态产品占有、分配及继承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人们在其他利益占有、分配及继承的不公平;垄断行为会造成非理性生产行为，加剧生态风险;生态环境的安全性降低，又必然进一步加剧优质的生态产品的稀缺。“环境生态危机会影响到社会不同群体对最公平、最普惠的公共产品资源环境的公正拥有和享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①
相反，非等级制下的生态“安全-发展-公平”三要素则呈现为相互支撑的有机性。例如丰富的生态产品塑造了大量可以相互替代的生态位，加强了各个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增强了系统稳定性、保障了生态安全。此外，其生态资源总量在一个能够保障各个生态位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进行资源分配，从而更有利于生态利益的公平分割。生态安全是生态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态正义的结果。生态利益的公平一方面能够加强生态合力、促进生态资源增长，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内部对抗、降低生态风险。“美好生活”的生态文明建设基于非等级制下的生态“安全-效率-公平”三要素的正向关系。因此，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生态”二元结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矛盾，把“人类的生态出路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②形成生态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生态变革，以生态环境安全、生态发展充分、生态利益公平三者合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真正的和解”，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③生成美好生态生活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图卷。
二、实现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现实矛盾
就中国处于发展转型期的客观实际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束缚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转型过程中，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双重性，导致生态危机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二元结构之间，也发生在人类社会内部，内化为一种生态危机的社会化表达，呈现出与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相背离的现实矛盾。这些现实矛盾主要表现为生态安全隐患较多、生态发展水平不高、生态正义践行不足三个方面。
（一）生态安全隐患较多的主要表现
所谓隐患，指潜藏的祸患，是客观存在的人、物、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当前中国生态安全隐患可归纳为基础型隐患、能力型隐患和制度型隐患三个方面。首先是生态安全的基础型隐患。中国虽然生态空间广阔、生态环境多样，但生态资源丰厚掩盖了生态隐患复杂的一体两面性。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中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5%，其中极度脆弱区域占9.7%，重度脆弱区域占19.8%，中度脆弱区域占25.5%。④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存在大量不可开发的生态空间和生态脆弱区，这些生态脆弱区环境承载力低，抗干扰能力弱，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时空波动性强，环境异质性高。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由于人口集中和生产活动频繁，存在生态承载力不足、生态灾害波及范围广、影响民生程度深等问题。同时，当代建设对各类生态空间的机械利用、工业改造与短视破坏，也导致生物多样性受损、生态稳健性降低，特别是城市生态空间更容易陷入“亚健康”状态，抗风险能力减弱，造成生态安全基础型隐患。
其次，生态安全的能力型隐患体现在对生态威胁的认知能力和对生态风险的应对能力不足两方面。一是对生态威胁的认知能力不足。中国受历史条件所限，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不强，总把生态安全视为“生态系统的安全”，将自身剥离出生态系统，而并没有同自身产生“休戚与共”的危机感，没有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视为共同体。生态参与意识薄弱、生态理性生成不足等问题，导致生态公民生成阻滞，造成生态安全认知型隐患。二是對生态风险的应对能力不足。如2021年北方城市由于降雨量增加，多地出现罕见的城市内涝，暴露了治理体系中以先验性做法为主导、对极端天气响应能力不足和城市规划设计有待更新等问题。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也需要反省，应提高对新型生物安全威胁、生物恐怖主义等突发性生态风险事件的监测、发现、响应、问责的长效能力，升级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以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最后，中国的长效化、常态化生态制度建设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安全的制度型隐患主要体现为制度设计有待优化。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地方政府依旧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①生态绩效考评的委托代理形式也存在风险，“当中央政府对中间层级政府进行绩效考核检查时，为了规避本地区绩效与中央预期偏差带来的惩罚，中间层级的政府便倾向于与它的下级政府形成利益同盟’，进而采取共谋’应对策略”。②此外，多数生态治理主体责任被下放到地方环境部门，在环境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经常出现博弈场景：面对当地纳税大户或强势头部企业时容易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局叫停，多局求情”等监管失效现象，“大企业，小政府”致使地方政府无“坚决关停、壮士扼腕”的施政决心，处罚力度、执法形式的温和性也让一些企业“坦然认罚，拒不悔改”。地方政府面对本地小型企业，其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技术更新缓慢、违规排放隐蔽性大、监管监察成本高、人手不足等实际困难又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故而往往采取保守策略。在制度设计方面也缺乏完善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制度覆盖，致使“运动式”生态治理长期存在，治污治沙治霾等生态治理在部分地区沦为形式主义。诸如此类问题导致了生态安全的制度性隐患。
（二）生态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表现
生态发展水平不高首先表现为在源头上可“抽取”的生态资源有限。社会系统作为广义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演化动力源于从生态系统之中“抽取”物质和能量，并使用这些物质和能量进行社会生产。工业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典型发展模式，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以“自然的消耗”换取“经济的积累”。“我们的生活所依赖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入。这些商品能源、化学制品、金属和纸的生产对地球造成严重的损害。”③这种将自然界既当作“水龙头”又当作“污水池”④的行为，使得人类背负越来越高的生态负债。生态负债如果长期得不到清偿，就会拖累经济社会发展，这也是为何国家在迈向工业现代化过程中总是难逃“环境的诅咒”，也总要面对“发展的瓶颈”。据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FN）测算，约从1970年起，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开始超过地球生态承载临界点，且生态负债逐年扩大。⑤据中国学者测算，“中国生态供需平衡状况于2005年前后发生质的变化，即由生态盈余转入生态超载’状态。2015年，中国对自然环境的占用’需要1.39个中国才能满足现有的生态需求”。①对生态资源的透支，必然会支付高昂的利息和代价，也将背离美好生态生活的初衷。
生态发展的不足还体现为绿色生产效率不高和生态产业链尚未形成。首先，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生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而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导致人均资源消耗量的增加，生态竞争强度不断加大。由于先天发展基础薄弱和后天发展实际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与自然争发展空间、人与人争资源分配的竞争局面，也导致一部分人在竞争失利时成为生态弱势群体。其次，中国在有限的生态资源利用上出现了效率不高的弊端：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和生活理念的限制，生产性生态资源未能“物尽其用”，而生活性生态资源未能“适度使用”，使得资源浪费成为不必要的生态包袱;另一方面，对于生产性垃圾和生活性垃圾的回收利用没有足够的处理技术和完善的国家监管体系，更多依赖个体自觉，加剧了资源节俭补不齐资源浪费现象的窘境。最后，中国在产业布局上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生态产业链尚处于生长早期等客观原因，致使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门槛远高于廉价化工产品，故而尚未形成完善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态的规模化生态产业。不成熟的生态产业加之对生态产品的投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等客观原因，导致针对生态产品的金融投资相对保守，而政府部门对于发挥引导市场的制度优势仍然有限，产业结构生态化未能进入社会生产的主流视野，生态产品供需不平衡。同时，在实际生产中，即使生产技术的突破可以生产一些替代高污染的产品，高成本的清洁生产技术替代低成本的工业生产技术也无法获得市场认可，而面对某些价位更高的生态产品，生态理性不足的消费者又难以作出支付更高代价且更有利于生态的主动选择。上游投资供给不足、中游技术变现不畅、下游消费市场培育不足的难题，致使生态产业无法形成完整的链条。
（三）生态正义践行不足的主要表现
生态正义践行不足主要体现为空间、时间、种间三个层面的生态不公。首先，空间生态不公主要表现为空间资源配置和结构的不平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惯性阶段，经济产值的增长依然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然而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能够被社会开发利用的数量更为有限，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产生冲之突，使得自然资源不断受到破坏、资源基础削弱。”②除资源稀缺性冲突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呈现出东、中、西部发展的“阶梯式”结构和城乡发展的“二元式”结构特征，造成以资源调配为主的生态利益输送呈现从西向东、从乡村到城市的“反向流动”，造成结构性不平衡状态。“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区域之间存在着资源东送、污染西进’的不平衡关系，西部地区在为东部发展提供能源资源的同时，不仅未能充分享受到东部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反而成为最少受惠者’。”③同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确权不到位、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管理职能不清晰等原因，最终导致自然资源所有方、生态产品受益方和生态责任承担方之间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和利益均衡。此外，从全球视角来看，由于“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的出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容易遭到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源掠夺与生态负债转移，从而进一步造成国内人民的生态利益失衡。
其次，时间生态不公体现为代际意义上的生态非正义。缺乏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的自由市场经济活动，其“经济导向性”更易诱发集体无意识的短视行为和个别有意识的私利行为。“我们今天疲于应对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其深层次的成因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短期特殊利益的不当行为方式，它以牺牲人类整体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群体或个体短期特殊利益。”①如果放任市场经济的“无理性”发展，将导致人类整体的非理性行动，也就会形成当代人对后代人、生态继承者对生态无产者的生态利益侵犯，致使后代人的生态发展空间和生态发展资源受限。时间上的生态不公可以看作对空间生态不公的代际继承：从生态利益代际平衡的法理学意义上讲，尽管生态利益的代际继承表现出相对隐蔽性，但却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场景之中客观存在。例如完成财富积累的富裕阶层对生态品质优良的区域有着选择上的优先权，在职业选择上也能够规避暴露于生态环境风险区域的危机，这部分权益不仅体现在亲代，也体现在子代人群之中，导致上代人的生态利益优势被下代人先在性继承，而上代人的生态利益贫困也被历史性继承，最终导致生态利益的代际不公平。
最后，种间生态不公是最为隐蔽的生态不公。种间生态公平是人类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处理生态问题的价值准则，其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由于自然无法直接为自身伸张权利，只能作为人类的客体存在，因此，人类必须要同时充当自身的权利主张人和客体自然的权利代理人，在权利天平的两端进行“加码”与“减码”的平衡调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有意识地打破人作为整体的主体性，让生态理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長期以来，由于生态理性缺失，导致为了推进社会发展而侵犯其他物种生存发展权利的行为屡禁不止。特别是在科技理性扩张的今天，人化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对自然生态物种侵权是否可以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得到纠偏？业已造成的生态衰退、物种濒危是否来得及校正回归？甚至，少数国家的生态理性能否带动大多数国家的生态理性？这些问题均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生态美好生活”不确定性的时空隐患。
三、建构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实践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大理念。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态生活的需求，将生态问题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长期发展规划中考量，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人民生态问题的责任担当与重视人民长远生态利益的时代眼光。
建构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实践路径，是通过共建生态屏障以守保护生态安全、共促生态发展以丰富生态产品、共享生态利益以维护生态正义的有机结合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一）共建生态屏障以守护生态安全
降低各类生态风险、排除生态安全隐患，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基础性目标。聚焦于生态脆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突发生态事件，应从做好生态空间区划、提升生态保护意识和打造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做好生态空间区划。“生态空间作为一种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空间形态，其数量规模和空间格局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②要按照生态空间承担功能的不同，科学划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保护空间。对于生产空间，要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机整合来组织绿色生产，避免资源过度使用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对于生活空间，要以结构优化代替规模扩张，把发展边界划定在环境承载极限内，以绿色人居环境设计促进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有机结合，以垃圾合理回收利用来促进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物质循环，避免因盲目扩张而引发生态崩溃。此外，要开展常态化的生态扰动监察监测，避免因对极端天气、突发灾害、极端生态事件的应对能力不足而导致生态风险加剧。对于保护空间，要建立“国家公园”型保护体系，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濒危物种的定向保护。通过终生追责制度、红线制约、动态监测、突发预警和紧急预案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的生态空间进行针对性保护、恢复、预警等管制工作，增强生态空间的稳健性，提升社会性抗险能力，筑牢生态安全空间屏障。
其次要提升生态保护意识。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构建为引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关系”，使绿色发展成为人民共识，消除利生态必伤经济的对抗心态，促进公民“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成。要拓展政府部门的“生态+”思维，积极推进政府职能向主动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方向转变。同时要注重培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生态观，通过课程设置、学术讲解、社会参与、网络宣传等手段，逐步建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民共识，推动生态公民的教化形成，营造生态文明建设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筑牢生态安全意识屏障。
最后要打造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在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基础上，采取科学治理、动态治理、长效治理等现代化治理手段，通过搭建“学校-政府-企业”在“理论-政策-要素”上三位一体的相互支撑结构，建立生态保护的长久保护屏障，以此规避孤立治理、过时治理、短期治理等治理乱象。要特别注重将生态治理实效与政府工作绩效挂钩，并鼓励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联合各个绿色团体及生态公民自觉参与生态活动，营造上下一体的绿色治理环境，形成“国家-社会-公民”纵向现代化生态治理体系，筑牢生态安全治理屏障。
（二）共促生态发展以丰富生态产品
共促生态发展、丰富生态产品供给，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支柱型目标。聚焦于解决生态约束条件下资源驱动型发展的瓶颈问题，是推动实现文明转型的关键齿轮。推动生态文明型国家高质量发展，是承接生态安全、衡平生态利益的重要环节，应从优化现有产业布局、优化现行能源使用体系和发展现代化生态产业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优化现有产业布局。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的现状条件，结合产业布局、人口结构现状，打造“多规合一”式“社会-生态”长期发展战略，避免区域资源竞争激烈化引发的“边际效应”，打破“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①解决生态贫瘠与生态贫困隐患顽疾。一是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合理规划人口结构与分布，通过优化生态空间供给多元化、生态空间组织多样化、生态空间规划设计创新等方式，防止人口高度聚集区的生态资源吞吐量过大对周边地区造成生态压力和生态抑制。二是通过生产时段与休产时段的科学调节给予生态环境自然恢复期，防止畜牧渔猎农耕区为加大产量而造成生态环境的负担。三是对于生态高风险、高负荷地区，组织科学合理、规划长远的生态富民工程、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恢复工程，防止由于行为不当而对国家生态空间造成结构性抽空和不可逆转的伤害。
其次要优化现行能源使用体系。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双碳”目标），是中国遵照《巴黎气候协定》给予世界的庄重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从相对脱钩走向绝对脱钩的过程。”①将发展的“能源依赖”与美好的生态环境脱钩，是生态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因此，优化现有能源结构体系是必须之举。一是要在坚持自然资源的公有性质基础上，加速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的确权工作，避免权界不明导致的自然资源资产不当利用。二是要节约资源使用，重视生产与生活性垃圾的回收利用与循环使用，减少生态承载的压力。三是要积极推动利用新能源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增强能源体系的丰富性与适应性，逐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进而减少碳排放量。同时提高新能源的接纳效率，对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给予政策支持，在生态产品流通环节开启绿色通道，对主动使用或开发新能源的企业予以一定的政策优惠、财政补贴以及配套设施建设支持，以帮助生态友好型技术和产品快速普及。
最后要积极发展现代化的生态产业，打造生态产品供给链，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以生态化有机嵌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逐步推行有机生产代替机械生产，让工业文明“黑色生产”转变为生态文明“绿色生产”，形成生态现代化格局。同时，要构建现代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改善中国环境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财税、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②通过鼓励生态投资、发展生态信贷、激活生态市场等多维手段推动转型。还应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③以市场与政府相组合的全面生产来纠正单一市场化的片面生产，从而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生态产品优势打造为生态产业优势，从而实现生态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双重增长。这样既能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日益迫切的需求，同时也能促进形成“生态产业内循环”，生成国家发展新的增长点与动力源，实现生态效益的指数级增长。
（三）共享生态利益以维护生态正义
共享生态利益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态生活的深化型目标。只有落实生态正义，才能有效提高人民的生态幸福感，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享生态利益的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灵活转变主体地位，平衡利益分配。要从平衡代内各区域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利益三方面着手，实现“利益同心圆”的最大化，也就是“衡平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促使自然生态系统维系良好的运行，使具有区分性的生态利益在保持不受非法侵害的最低限度基准上，进而达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状态”。④
首先要平衡代内各区域的生态利益，即平衡内部生态利益和维护国家整体生态利益。在内部生态利益的平衡上，一是将生态权利纳入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范畴，做到法理化的起点公平;二是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资源总量、生态效益增量等体现人民生态利益的指标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做到可视化的过程公平;三是在生态贫困地区把扶贫工作与生态治理对接，采用技术支持、经济补偿、政策照顾等手段，维护生态弱势人群的生态利益，做到人性化的结果公平。在国际生态利益的平衡上，一方面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打破“生态帝国主义”一国独善其身、掠夺生态资源、转移生态负债的恶性霸凌;另一方面要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为名片，提升国际生态话语权，避免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生态文明话语的主导权，对中国的生态建设乃至国家建设妄加评判”①的不平衡局面。
其次要平衡代际生态利益，关键是要切断生态不平衡的代际传递。一是通过定向责任制度、连带责任制度与终身追责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的专项管理和长效管理，避免生态管理责任不明与代际责任缺失。二是引导当代人增加生态投资，同时建立生态信用体系。对于生态失信的个体和企业，可以限制其生产经营活动和个人社会活动，强制其补偿生态损失;对于有着重大生态贡献的个人或团体，也可在其未来发展中予以社会或经济层面的优先政策，刺激当代人为后代人主动创造足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空间。三是对于生态贫困和生态弱势群体，通过生态扶贫、定期回访与长效监察制度，尽量切断生态贫困的代际传递。
最后要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利益，关键在于合理分配种际生态利益。一是在法律上承认其他生命体的生态权利，扭转当前人与其他生物在生态地位上的不平等状态。二是核算人与其他生物的生态需求，把生态配置差异控制在不妨碍其他生命体发展的合理限度内，扭转当前在人与其他生物在资源配置上的失衡状态。三是把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有機结合起来，自觉调整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从而形成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自然主体地位以及承担人类生态责任的生命共同体。
由“生态安全-生态发展-生态正义”三位一体建构而成的美好生态生活，最终进路将共归于生态文明建设。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态生活的诉求，在空间、时间、种间三个维度上催发生态公民的生态理性，推动实现从当代单向度的“经济人”到未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人”的蜕变，最终将形成生态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生态公民共享美好生活的生态文明格局。
责任编辑：胡颖峰
正义性评估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改革开放后单向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让人们面临着生态资源趋紧的严峻挑战，需要对此种“发展”非正义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进行深刻反思，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在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是极为重要的生态正义路径。
關键词：生态正义;城乡绿色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体制改革
一、问题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战略促动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因部分群体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延与外涵的理解过于片面，未立足于整体角度深层考虑资源的综合发展潜力，将综合性、渐进性和内生性的“发展”简化为其中某一方面的人为性膨胀，偏执性地等同于单向度的经济主义[1]，在自然资本化的经济逻辑下，预收了眼前待培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此种非中立的超价值发展审视观，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氛围，更漠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传统文明成果的传承。
二、生态非正义的解构及其批判
第一，个体对生态伦理感知的钝化。在生存社会中，农民在通过务农或畜牧的方式将自然资源经辛劳加工、获得个人或经济单位需要的同时，又维护着生态的环境伦理;而现代大多数人在经历科学革命的冲击后，生态伦理层面的价值判断逐渐趋弱或为沦丧，肆意开发高风险工商业项目，严重危害着生态系统的安全。部分群体的目标与生产手段比例再也不像原始农民般那样的协调，而是将环境因素引入经济维度之中：趋利资本的肆虐横行让他们采取经济扩张的手段来对公共自然资源大范围动手。此种抛弃道德文明、唯经济至上的生产观念，让人们对自然资源非正义资本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大自然馈赠的守护程度。
第二，社会组织对乡村资源的资本化。公共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与竞争性，让投标者对基层乡村稀缺资源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通过抢占乡村自然资源而获取其独特性、有限性、优越性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后期加工培育，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来维持自身名列前茅的优势地位。此种资本逻辑让大量社会组织逐渐“公司化”，盲目设项目搞权钱交易，发挥着利用自然资源节省成本、就地取材的地域邻近优势，进行无边界的经济扩张，与牟利性经济组织大有趋同之势。在其创造资本成功灵活运作的经济活动空间之时，更扩大了城乡间不平衡发展的差距，违背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态宜居发展模式，在这场无序且过度的竞争中，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成为生态灾难的被转嫁者。
第三，地方政府对政绩考核的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特点为：党的领导与地方政府体系的行为特征。GDP的竞争，让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地投身于地方经济活动中，某些地区将“发展优先”的经济维度作为政策取向、制度偏好，欲采用不恰当手段对GDP进行疯狂的纵向直线“拉动”，漠视自身区域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先天特殊性或局限性，逾越发展边界，长期处于经济所谓高速增长的发展幻象中。殊不知，由此引发的诸多漏洞已成为燃眉之急——生态系统严重破坏成为中国生态经济的“癌细胞”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中不易被量化的隐性代价。
部分干部针对生态资本化的现象未有充分认识、对中央政策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制定或修改地方性路线方针，不但未减少对公共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侵占，甚至更愿于自己任期之内创造出良好政绩，用直观的年终数据讲话，忽略了基层群众赖以生存的维持隐性的美好生态自然环境，对一些僵尸组织的破产进行阻挠，对咄咄逼人企业过度纵容，其中牺牲最大的仍是不可逆的生态毁灭性结果。
三、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形塑路径探索
（一）促进个体重构经济及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
1.健全生态正义的生态文化体系。非正义的生态掠夺趋势，严重导致了社会不同层次群体的实际生活质量、经济收益等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均匀与不平衡。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在经济主义的发展驱动下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后，远走高飞继续“恶性”开发，却将其视为“良性”经济循环;失去制度屏障的弱势长期栖居者虽未参加开发破坏性活动，却成为了“经济扩张”的牺牲者，需承担他人带来的不可逆自然毁灭性后果与社会治理责任。对于灾难分配的不均衡现状，资源开发者应立即认识到自己有关生态非正义的种种不妥行为，去除经济恶性发展的邪念，树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正义理念，做到精神文明、道德伦理上的真正“脱贫”。
2.树立“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的社会理念。“发展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之善”（经济合理性）的评估失去了“社会之善”（社会理性）、“生态之善”（生态理性）的前提性规约，并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为狭隘性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或“竞争力”，因而难以避免地产生“生态之恶”“社会之恶”的后果[2]。反之，若以发展生态作为主要向心力，而将经济作为附加发展产物的“过善”，也会导致如“经济与环境置换”模式般的发展失衡现象，唯有将“经济之善”与“生态之善”相统一结合，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制度背景下，为无边界发展确立经济、生态、文化边界，方能真正达到现代化意义下的“社会之善”。
（二）加快组织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
1.构建城乡绿色环境治理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城乡间于各方面的发展藩篱渐成痼疾，统筹城乡共同绿色发展、改变和摒弃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观念，也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在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筹工作时，各组织需把握好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而因地制宜，不断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特色产业的升级;在其努力带动新型“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也应以“绿色政绩”的环保指标反向地制约考核各级政府，倡导二者形成相互依存促进的良性协同治理关系，将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生态工程项目，创建越来越多的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形成生态正义的良性循环。
2.加大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少数组织忽视社会规范，漠视中央社会环境法规政策，甚至通过诡辩而顽强抵抗，违背伦理道德而又挣脱制度约束，无序地在无边界发展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让乡村经历着物理意义上的剧变及社会意义上的衰败。乡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的加大迫在眉睫，应尽快健全乡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的成本;建立乡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落实治污方案来帮助相关企业减排降污。其中，针对乡村中部分处于实施阶段的新建项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此类项目的管理，不仅要提高此类项目的环保准入标准，也要对该组织的可持续战略发展规划进行综合严格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源的浪费;针对已处于严重反排污标准、处于治污无望阶段的组织一律坚决取缔，杜绝为了贡献经济指标而滥竽充数的僵尸企业，从根源上避免环境污染问题再度泛滥。
（三）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
1.完善政绩考核评价的相关内容。传统追求GDP政绩的考核方法着实需要改革，需将过去一味强调经济速度与规模转变的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基于地域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提倡“绿色GDP”绩效评价机制中的生产法或核算法的两种计算方式，适当增加生态功能建设和生态保护成效方面的考核，因地制宜，让政绩越来越“绿”。相关部门在领导干部进行政绩考核工作期间，可适当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效益等方面的考核比重，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起来，作为干部奖惩和职位提升的重要依据。定期安排干部的文明素质培训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的政治站位，增强环保法律法规的绿色发展意识，完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等责任链条，进而在不同方面协助区域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真正落实环保法提出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生态环境保护正义铁军”，也可避免生态保护工作在向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传导中，形成越基层的部门对中央环保督察组提出的整改任务越是不断敷衍应付、做表面文章的差序状态，让高素质的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干部对顶层绿色设计愈加深入贯彻落实、层层推进，名副其实地成为所在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2.强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损害人民群众与守法组织的合法环境权益、扰乱社会组织公平竞争秩序的“黑色组织”，严惩其将处于工业链尾部的废弃物清运未果而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等行为。某些组织因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资金，便在环境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处撑起了“保护伞”，即使面对连续曝光、环保督察亦岿然不动，甚至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污染恶循环。各级党委、干部应及时认清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杜绝对此类组织进行明里暗里的纵容与庇护行为，应勇于担当、真抓实干，主动将綠色政绩作为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最佳回应。当然，保护生态环境不能仅仅是事后追究责任，相关的前期预防工作也是相当必要的，相关部门以及人员应当加强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巡视、舆论监督等方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发现问题，将经济非正义的苗头及时扼杀在摇篮之中，纠偏除恶，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生态损失。
四、结语
面对已然显现的生态毁灭性后果，我国人民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民族的政治共识与执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元素，共同承担起这项建设美丽中国的政治责任。需深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维护经济及生态伦理良性互动关系、加快构建城乡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全面完善绿色政绩考核评估体系等路径逐步向生态正义的目标大步迈进，和谐共生、绿色共赢必是全国乃至全球追求的生态友好型美丽局面。
参考文献：
[1] 郇庆治.“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2-57.
[2] 郇庆治.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