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历史范文（精选10篇）

翻译历史 第1篇

一、勤问学苦尽甘来, 善创造神乎其技

徐寿是江苏无锡人, 1818年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5岁时, 徐寿的父亲不幸重病而亡, 是慈祥的母亲将徐寿一手带大。鸦片战争爆发前, 徐寿只身来到上海,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墨海书馆聆听了清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谆谆教诲。从此以后, 徐寿便陷入近代西方先进科技的知识海洋而“不可自拔”[1]43。徐寿接触、学习的科技领域涉及面十分广泛, 例如数学、蒸汽机技术、地质学、物理学、医药学等, 都是他感兴趣的对象。徐寿通过平日里帮人家打零工积攒了一点儿钱, 他除了将它们用于生活费用支出外, 其余几乎都用来购买书籍或仪器。他购买的书籍都是市面上少有的、科技类著作。而仪器更是价格不菲。将所需的书籍、仪器买回来后, 他便按照书上的说法、利用仪器做实验。

在当时封建落后、闭关锁国、民智不开的社会环境下, 徐寿因其言行可谓异类, 同时也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关注。有一次, 徐寿买来了新书《博物新编》, 对书中所述摩擦生电饶有兴致, 于是他在众人面前演示了一场实验:用纸片多次反复擦拭一根玻璃棒, 然后用玻璃棒指挥隔着一指远的纸片竖立舞动。这场实验惊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都以为徐寿具有神乎其技的魔力。年轻有为的徐寿在科技领域的名气还引起了洋务派大臣的注意。1862年, 曾国藩特意聘请徐寿到安庆军械所供职, 主要负责以蒸汽机动力驱动轮船的设计研制工作。不到一年时间, 徐寿便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建造了近代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徐寿的这支团队中并非都是中国人, 而是有几个洋人从中协助设计研制。徐寿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丰富经验, 于1864年再次带领一支新的团队建造了另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这一次, 他将建造轮船的地点转移到了南京军械所, 更重要的是, 新团队中没有一个洋人。所以, 黄鹄号是近代中国第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蒸汽机轮船, 为近代中国科技史留下了开创性的华丽篇章。凭借在两艘蒸汽机轮船设计制造过程中的成就, 徐寿在科技界名声大噪。1867年, 近代中国最大军工企业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特聘徐寿加盟。徐寿除了继续在科技设计、研发领域开展工作外, 逐渐将主要精力转向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中的翻译工作[2]327。因为他总结几年来科技实践经验教训, 认为中国现有相关书籍资料还远远不足以让中国富国强兵, 必须首先大量翻译、推广西方科技成果, 才能奠定富国强兵的基础。

二、伯乐识勇挑重担, 多总结理论升华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1867年成立了翻译馆, 曾国藩等人看重徐寿的才华, 请他担任翻译馆的总管。在我国传统翻译史上, 翻译工作通常采用口译笔述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最早被人们用来翻译佛经。口译笔述指人们先将外文词句以口译形式翻译成中文, 再让人记录下口述内容形成文字材料, 并用中文语法习惯加以润色, 最终形成定稿。徐寿等人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也采用了这种传统的口译笔述方法。他们先请外国翻译人员将原文口译成中文, 再由精通西方制造科技术语的中国人记录并形成译文。当时在翻译馆担任口译工作的傅兰雅曾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中提到, 翻译馆先将准备翻译的英文书籍交给在馆内工作的外国人进行阅读, 在他们对原文内容有大概了解后, 便开始着手翻译。翻译时, 外国人将原文原意直译成中文后, 中国人记录口述内容。当负责口述的外国人遇到晦涩的科技术语时, 精通科技的中国人便会与之商讨, 确定其语词含义;当记录人员对口述词句有不懂之处时, 也有权要求口述人员加以解释。在口述和笔述两个过程完成之后, 翻译馆会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核稿并对初稿进行修改和润色, 形成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通顺译文。等到定稿最终确定后才安排出刊[3]576。在正式出刊之前还需要经过中、外双方翻译人员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校对工作。出版普通书籍则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只需中国人校对后出刊。

翻译馆根据功能和职责不同分设许多部门, 如格致、制造、化学、科技等。作为翻译馆负责人的徐寿也经常参与到艰苦的翻译工作中。徐寿在翻译馆的译书大多都是和傅兰雅合作翻译。傅兰雅曾回忆, 徐寿对工作一丝不苟、字斟句酌, 尤其是对科技类书籍的翻译极为精妙, 他能用最符合中文语法习惯的词句精确表达出原文含义。他翻译的书籍主要有《化学考质》、《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化学鉴原》、《器机发轫》、《法律医学》、《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宝藏兴焉》、《西艺知新》等。徐寿作为我国近代科技翻译的先驱者, 他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许多西方科技类词汇, 在中文里找不到与原文相对应的科技类词汇。徐寿发现并着手解决这一难题, 为我国的科技翻译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徐寿在对《化学鉴原》的翻译过程中发现, 大部分的西方化学元素都没有与之对应的中文名称, 无法用现成的中文对其进行翻译。经过研究, 徐寿决定用代表该化学元素的第一个英文音节拼成的汉字作为这种元素的中文名称。如现在的锰、钴、钙、钠、锌、镍等元素都是采用徐寿发明的方法进行命名。徐寿对化学元素的命名方法之所以延续至今还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结果。1882年, 北京京师同文馆也翻译了一部西方科技书籍《化学阐原》。在这部书中, 译者王钟祥等没有采用徐寿的方法命名化学元素, 而是根据化学元素的不同特性创造新的汉字。如此一来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显得怪异复杂、晦涩难懂, 很难被人接受。因此这种复杂的元素命名方式很快被人们摒弃, 继续延用徐寿命名的元素名称[4]469。

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 徐寿研究并总结出一套科技翻译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原则。其一, 在翻译西方科技术语时, 遇到字典里没有的词汇时, 要仔细查阅前人所著书籍中是否有类似语词。若找不到历史依据, 则需要通过走访调研等方式与工匠和器物商人们进行交流, 弄清楚词语的确切含义后再进行翻译。其二, 对于那些必须翻译的科技词汇, 在中文里找不到恰当的字对其进行翻译时, 则需要创造汉字。创造汉字的原则应遵循三点:一是给常用汉字加偏旁部首组成读音相同的新字, 或者赋予生僻汉字新的意义;二是经过数字解释后重新命名;三是根据英文词语的发音在汉字中寻找类似读音的字, 若字典中有适当的字可进行代替则不需要再创造新字, 若用同音字代替不可取则不予替代。其三, 翻译中出现的新词, 包括事物名称、地名和人名必须附录在译著中便于查阅。此外, 每部译著的词语附录要统一汇编成册, 避免造词重复。直到今天, 徐寿在科技翻译方面总结归纳的三项基本原则依然具有实际意义, 并被广泛应用于翻译实践中。徐寿去世后,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出版发行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以及《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两部书籍都以徐寿翻译原则为准则进行编撰。除此之外, 徐寿在对西方科技著作进行翻译时非常注意选材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他善于对一类科技知识进行整体把握和系统翻译。如他在翻译完成化学常识性书籍《化学鉴原》之后, 又相继翻译了《化学考质》以及《化学求数》等著作。正是通过徐寿的译著, 中国读者可以看到西方化学发展的整体面貌。

三、结金兰合作共事, 受敬佩造诣非凡

在徐寿丰富的翻译活动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经常出现, 他就是傅兰雅, 是徐寿翻译的主要合作者, 也是徐寿翻译人生道路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傅兰雅来自英国, 1839年生于一个普通牧师家庭, 毕业于伦敦海布利教育学院。1861年, 他来到香港, 受聘成为圣保罗学院院长。此后, 他还在上海英华书院和北京京师同文馆兼职执教。傅兰雅对中国语言、文化有十分深刻的理解。1867年,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请傅兰雅入职协助开展科技工作, 傅兰雅从此开始了在翻译馆与徐寿等人的翻译合作。在徐寿与傅兰雅的合作中, 傅兰雅主要负责口译, 徐寿主要负责笔述, 翻译每一部书籍, 两人都要切磋、讨论上百次, 译文初稿成型后由徐寿负责润色校对。显然, 在这一合作模式和过程中, 徐寿对于科技类中文名词、动词的拟订以及译文的语言文字质量起着关键性作用。事实上, 徐寿的翻译是在充分吸收、消化、理解西方科技知识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创造。这与半个多世纪后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林纾翻译欧美文学作品的轨迹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 徐寿主要还是比较听从傅兰雅的建议, 这与傅兰雅对西方科技文化的了解以及个人学识经历有关。鸦片战争后, 西方传教士跟在他们军队的铁蹄之后如潮水般进入中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西方侵略政策服务的。然而, 傅兰雅尽管生于牧师家庭, 也曾参加过一些在中国的教会活动, 但他的个人身份并非真正的传教士, 而是一位学者和教育活动家。傅兰雅在中国生活了35年, 其中五分之四的时间都是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徐寿的合作翻译工作中度过的, 足见他对徐寿翻译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对整个近代中国科技进步的价值。在与徐寿的长期翻译合作中, 傅兰雅对徐寿十分敬重, 工作之余除了常常请徐寿到家做客之外, 还与徐寿探讨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傅兰雅曾说:“徐寿学识渊博, 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中国人之一。与徐寿相比, 我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5]135足见徐寿在科技翻译领域的极高造诣。

参考文献

[1]汪广仁.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2]陈国庆.晚清社会与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科学出版社, 1975.

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英文翻译 第2篇

当代博物馆艺术

Facing page:The former Hamburger Bahnhof in Berlin is a distinguished example of the neoclassical style of the 1840s;it ceased to be used as a station as long ago as 1904.面对页面：Hamburger Bahnhof在柏林是1840年代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杰出的例子；早在1904年它已不再是用作站。

In some countries,such as the USA and Britain,redundant railway buildings have posed problems of reuse,which are usually exacerbated by their grand scale.In Germany,the railway heritage was decimated by wartime bombing.Berlin suffered badly.(One of the major casualties,the splendid Anhalter Bahnhof,was left as a gutted shell and was torn down by the DDR in the 1960s.)The original Hamburger Bahnhof,the terminus for trains from Hamburg,was built in 1845-47,the iron and glass sheds being prefaced by a handsome neoclassical frontage in stone by Ferdinand Wilhelm Holz.(The plan of the station was unusual,in that tracks ran through arches in the terminal building to turntables,used to turn around locomotives.)The building was a key monument of the first German railway age,but after less than 40 years of use it was closed and trains were diverted to a new station.In 1904-6 the building was converted to a museum of transport and engineering,a use which continued until the Second World War,when it was damaged but not destroyed.The museum conversion,designed by Ernst Schwartz,included the construction in 1912-15 of gallery wings flanking the main frontage,which were in keeping with the original building.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多余的铁路建筑已经构成重用的问题,这种问题通常加剧了其规模宏大。在德国,铁路遗产被战时炸弹摧毁，柏林受到严重影响。(一个主要的伤亡,富丽堂皇的安哈尔特巴赫夫,被烧毁的外壳,在1960年代被拆除的DDR)。最开始的Hamburger Bahnhof，建于1845-47年，列车的终点站起始于Hamburger，铁和玻璃棚被一个英俊的新古典主义者费迪南德威廉霍尔兹点缀在临街石头上。（空间站的计划是不寻常的,在这个追踪中，穿过航站楼的拱门到转盘,用于扭转机车。）建筑是德国第一个铁路时代的一个重要纪念碑,但不到40年的使用它就关闭了，火车转变成一个新车站。在1904 到1906年，建筑交通和工程转变成一个博物馆。,当它被破坏而不是摧毁的时候，这种使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物馆的功能转换,包括建设191295)，苏黎世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为了新泰特美术馆而引起战争。伦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前电站南岸,这令那些认为建筑(1963年由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完成架构包层)值得被保留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很高兴。当其他竞争对手(特别是亚军大卫Chipperfield)对建筑提出了激进的改变措施时,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计划却使其外部基本完好无损。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家认为建筑强加了一个强大的但不一定是正面的过去机构形象，而这个机构曾致力于研究现在和未来。

Bankside,just across the Thames from St Paul‟s,was controversial when first built,but it provided a highly practical container for the new Tate,a key millennium project funded by the National Lottery,and expected to attracted two million visitors annually.The vast interior included a huge turbine hall,152 meters(500 feet)long and 26 metres(85 feet)high,and scope for providing 11,150 square metres(120,000 square feet)of gallery space-larger than the total area of the existing Tate Gallery,Millbank.The transformation project,ranking in scale alongside Paris‟s Parc de la Villette and Turin‟s Lingotto,aims to retain the best qualities of the old building while infusing it with elements that are entirely new and innovative.The project is seen to be as much about regeneration as it is about reuse in that it will transform the long-neglected South Bank(see pages 124-127).The Bankside Tate will be linked to the City by a new bridge,designed by Sir Norman Foster and Sir Anthony Caro.跨泰晤士河南岸，穿越圣保罗，在初建时，是有争议的，但是它为新泰特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参考，这个重要的千年项目由国家彩票资助，预计每年吸引二百万名游客，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涡轮大厅，152米（500英尺）长，26米（85英尺）高，提供11150平方米的范围RES（120000平方英尺）的画廊空间，大于现有的泰特美术馆总面积，Millbank。这个转换项目,它的规模与巴黎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德·拉·维莱特和都灵的会场相排名,旨在保留老建筑的最好特性而注入全新和创新的元素。这个项目被认为是尽可能多的再生和重用,它将改变长期被忽视的南岸(见124and the centrepiece of92年已经恢复的主要的候诊室里，在这个项目中有充分体现。1996年，开始翻新其余复杂的部分,操作支持是2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主要解决的是平衡建筑的各种角色中的问题。1980年代恢复联合车站,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乘客更稀疏,把公共建筑变成一个购物中心,与原车站的功能几乎都不一样。BBB的设计宗旨，在于使车站工作更好地通过商业开发为乘客创造收入。但后者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允许占主要地位。

The main concourse is the centrepiece,as ever.Under the completely renovated ceiling,painted with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night sky, the concourse has been given a much extended use,with restaurants and cafes along the three sides of the first-floor gallery.Previously,gallery level was accessible only by the grand west staircase leading to Vanderbilt Avenue.BBB duplicated this staircase in replica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concourse,reviving an unexecuted plan by Warren &Wetmore.The ramps leading to the lower concourse,long sunk below inserted floors of offices,were now removed to allow daylight to penetrate the lower level.The suburban concourse itself has become a food court for informal eating,supplementing the historic Oyster Bar.(Escalators,unobtrusively slotted in,provide additional access for train users.)New retail outlet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a „market‟ area between the upper concourse and the much improved entry from Lexington Avenueat the insistence of city planners and landmark Commission officials-adhered to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even to the extent of dusting off 80-years old plans),it has inaugurated a new era for the terminal,anchoring it more firmly than ever in the busines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metropolis.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nd Central reflects New York‟s pride in its past and faith in its future.中央车站曾在美国保护法律上做了测试。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作为权力转换的纪念碑。尽管BBB的翻新,坚持着原来的风格，但仍对城市规划者和委员会官员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使在80年的旧计划的范围内),它创立了一个新时代的终端,在商业和社会生活的大都市中，锚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中央车站的转变反映了纽约骄傲的过去和对未来的信心。

Grand Central remains a dominant monument in central Manhattan,despite the presence of the Met Life(formerly Pan Am)building constructed on an adjacent site in the 1960s.在1960年代，尽管Met Life建筑(原名泛美)曾在相邻网站上出现，但中央车站在曼哈顿中心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纪念碑。

翻译的历史功绩和再创造（改版） 第3篇

关键词：语言；翻译赋予语言活力；历史功绩；再创造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1-006-01

一、翻译赋予语言新的活力

谈到翻译，首先要谈到语言，那么，什么是语言？这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哲学家们说语言差不多就是人本身，就是能够证明人活着、存在着。？那么，什么是人的存在？存在就是指可说的那部分，把想说的事情用语言说出来，它能让人知道世界是什么，世界将会怎样等等问题。20世纪后期，德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现代语言学做了系统的描述。他说语言是一个用于命名和表意的符号系统（包括文字），他把语言分成了两个层面。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是概念，为所指，如：手表摆放在那里，那个是手表，手表就是语言符号本身叫所指；我们把所说的事或命名的对象叫能指；？如：人是所指的话，具体是指谁？如郭达就是能指。还有血压升高，就是所指，？愤怒后血压就会升地更高，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能指。在能指和所指之间，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关系是任意性的。人类语言是很复杂的，为什么有那么多语言？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文明的标志就是有了语言，有几千种语言，很多语言都消亡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还有几十种语言在消亡。有些语言是口头上的，没有语言文字，若没有文字，将消亡得更快，尤其是小语种。要保存这种消亡的语言，是语言学家的使命。任何语言在千百年中都包含着一种丰富的、独特的东西，它具有独特的看法、独特的命名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人类的成就。语言消亡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假如一万年或十万年以后，汉语消失了，意味着李白不再有人知道，红楼梦等没有人能看得懂了，那么多智慧都消失，意味着人类创造的文化都消亡了。

语言是有生命的，有些语言之所以依然生机勃勃，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首先涉及到此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和这种语言的传播范围，涉及到这种语言自身是否能有利地保持其自身的活力，是否能保持其自身的开放性等。因此，一种语言它自身能否随时接纳新的经验，能否和其他的语言开放地交流，即与时俱进，随着时间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考验某种语言是否生机勃勃的关键。语言研究是二十世纪以来哲学、文化研究的核心，而翻译研究又是语言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语言翻译推动了文化和时代的发展

翻译涉及两种：一种是时间意义上的翻译，如古人类如何说话，古语言需要翻译去破解。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种图画符号），在1822年——1824年间被法国学者商博良在研究罗塞塔石碑时破译了。我国的西夏文字到目前为止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破译。但有相当多的古文被翻译出来。如古代突厥语族语言的文明史，特别是鄂尔浑河流域的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还有用回鹘文写成的《玄奘传》、《金光明经》、《弥勒会见记》以及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都是古今翻译家们的杰作。大约九、十世纪是回鹘文翻译经文的鼎盛时代，回鹘文其佛经主要源于三种语言：（P07）其一，《弥勒会见记》译自古代库车语和焉耆语；其二，《玄奘传》、《金光明经》译自汉文和藏文。因此，可以推断，突厥人、回鹘人从公元前十世纪就跟汉民族接触，通过翻译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沟通，以达到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之需求。第二种是空间意义上的翻译。这个翻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汉语翻译经过两次大的浪潮，一次，历史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了大量的佛经，进行翻译，一直持续到唐朝，如此持续了几百年。西游记实际上就是翻译家的故事，唐僧就是一个翻译家，他将大量的佛经进行翻译，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书，而是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新的思维。包括思维这个词都是从梵文中翻译过来的。新的思维，新的精神不是原来汉语中就有的，它是从印度佛经上的梵文中翻译过来的。给汉语增加了许多新的色彩，新的内容，也增加了新的日常用语，由此使汉语变得更加丰富。唐僧佛经的翻译为推动文化时代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作用。

三、翻译具有再创造性

人类的分析、判断都是运用语言来进行创造，是一种再创造。人类还有内心语言，也是一种创造。一种命名接纳其它语言的时候，就有了主动权，因此，也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世界。当然翻译就是语言的再创造者。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译作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創造型的工作。

当代翻译研究也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翻译者的创意是难以否定的，翻译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当然没必要一定要去强调译者的创造性要超过原创者，但是至少可以说，译者与原创者一起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字和新的文化中的新作品的共同拥有着，具有同筹的创意，而且客观事实也是如此。翻译工作的创造性应当得到承认，同时翻译工作创造性的特殊性也应得到理解。美国学者对翻译者的特殊创造性作了这么一种概括性描述： "翻译者的技巧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这种技巧是在两种冲动形成的极度张力之间得以发挥的：一方面有"依样画葫芦"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有适当再创作的冲动。"这部分学者都以为这是翻译研究的一大进步，因为单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其实就是研究翻译的原语和目的语的转换，这就对翻译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强调译者的译品，译者不再是从原语到目的语的简单的转化者，他有再创造的权利，可创造出原文没有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C·斯托克 王桂英.社会的标志—在语言消亡论者笔下的英国语言.网络文.

中国近代早期翻译活动的历史特征 第4篇

第一,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瞬间警醒过来,在屈辱和痛苦中首先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是挽救民族危亡实现自强兴国的当务之急,因而对于从器物层面介绍传播西方先进科学、军事技术的自然科学翻译的重要意义萌生了日益清晰的认识。杰出爱国将领林则徐以其非凡的胆识首开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1]107。在与西方列强的屡次交战中,他认识到“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2]499,要求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积极招揽翻译人才,组织翻译活动,最早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3]152。首先,林则徐组织翻译由裨治文、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或商人主办的《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等外文报刊,汇编整理为《澳门月报》,并将外文报刊、杂志中涉及中国情况的报道摘录辑合成《华事夷言》,递呈皇帝御览或赠予同僚参阅,以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地理历史情况以及对华的态度、政策,作为洞察夷情、判断时局的重要手段。同时,他组织人才翻译由英国学者慕瑞所著并于1836年出版的《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地理大全》),并由本人亲自润色校对并定名为《四洲志》,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概况呈现在一贯闭目塞听的国人面前,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引起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关注[1]108。梁启超曾评价道“: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4]284此外,他还组织摘译了瑞士学者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定名为《滑达尔各国律例》,成为中国最早的有关国际法的中文译本,对于当时的对外交涉、制定有力的抗英对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林则徐同一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魏源也提出了“欲制外夷者,必从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5]139等了解西方国情以实现以夷制夷的思想。他接受好友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一书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旨在“以西洋人谭西洋”、“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6]4,为后来兴起的洋务运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清代著名学者陈澧评价此书称“:魏君可谓有志之士矣,非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何其编录之周详,议论之激切如此哉!澧谓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6]10冯桂芬将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更进一步,将翻译特别是科技翻译视为“第一要政”,并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6]16等“超胜”思想。他认为“,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7]348表现出了通过科技翻译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自强并赶超西方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清政府在洋务派的大力推动下设置专门机构培养翻译人才、组织大规模的西书翻译活动,以适应中外交涉的需要,并通过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探索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救国强国之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外交事务日趋棘手。《天津条约》中赫然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8]102当时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等人认识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9]267“5,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10]2701,因而联衔奏请设立外语学校以培养外交人才。在此背景下,京师同文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于1862年经批准正式成立,课程设置以外国语言和汉语言文字为主,最初主要为满足对外交涉的需要。然而,随着国人逐渐意识到“保全和局”不会通过一味妥协退让地“执行条约”或其他外交手段而长久实现,在洋务运动“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发展军事工业、创建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成为当时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教育也因此逐渐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具体表现为增设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理等科学技术课程并组织翻译《算学课艺》、《格物入门》、《格物测算》、《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星学发轫》、《全体通考》等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为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于1868年正式成立。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政府洋务派代表在上海创建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主要制造枪炮、轮船以提升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和重工业生产水平。其后,曾国藩应近代科学家徐寿等人的请求奏请在局内设立翻译馆,他在奏章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11]83。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成立使大量涉及军事技术、机器制造、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文经典著作被引入中国,其中包括《防海新论》、《化学鉴原》、《汽车发轫》、、《声学》、《谈天》、《地学浅释》、《运规约指》等有关水陆兵法、工艺、造船、汽机、天文、算学测量方面知识的书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近代中国历经时间最久、出书数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大量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知识,对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地带动了采矿、冶金、铁路等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

翻译历史 第5篇

Buddhism佛教

Confucius孔子

Lao Tzu 老子

morality 道德

spiritual 精神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论语》

Historical Records《史记》

zodiac十二生肖

dynasty 朝代

rein 统治

Tang Princess Wencheng 文成公主

prime minister丞相，宰相

offer sacrifices 祭祀

cradle of civilization文明的摇篮

the Opium War 鸦片战争

Lunar calendar阴历

calligraphy书法

Chinese character 汉字

Mandarin（中国）普通话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国画

landscape painting 山水画

scroll卷轴

pavilion 阁，亭

ink 墨

ink stone 砚台

河图

mural painting 壁画

folk art 民间艺术

Beijing Opera 京剧

costume 服装

cross-talk 相声

storytelling评书

Puppet show木偶剧

zither古筝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

papermaking 造纸术

printing 印刷术

fleet 舰队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药

Taoism 道教

temple寺庙 Mencius孟子 ethics伦理学

benevolence 仁 harmony 和谐

The Art of War《孙子兵法》 Historical Records《史记》 feudal封建的

emperor； monarch皇帝，君主 royal 皇家的

Empress Dowager Ci Xi慈禧太后 ethnic minority少数民族 the Western Regions西域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戌戌变法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抗日战争 Fengshui；geomantic omen风水 copybook 字帖

pictographic characters象形文字 dialect 方言

ink-wash painting 水墨画

mount裱

figure人物

writing brush 毛笔

Xuan paper宣纸

A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清明上clay figure泥人 craftsman 工匠 facial make-up 脸谱

acrobatics杂技

clapper talk快板

Xiaopin小品

shadow play 皮影戏

Tai Chi太极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compass 指南针

gunpowder火药

movable type printing活字印刷 voyage航海

acupuncture 针灸 medical massage推拿

herbal medicine草药 abacus 算盘

bronze ware 青铜器

porcelain 瓷器

seismograph 地动仪

Go 围棋

martial arts(Wushu)武术

fireworks 烟花

firecracker鞭炮

statutory holiday 法定假日

Spring Festival 春节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on CCTV春节联欢晚会 gift of money wrapped in red paper 红包 New Year gift－money压岁钱

family reunion 团圆 Lantern Festival元宵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 sticky rice dumplings粽子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 moon cake 月饼

the Double Seventh Festival 七夕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对联

temple fair庙会 festival lantern花灯

lantern riddle灯谜 God of Wealth 财神

dumpling 饺子 dragon boat race 龙舟赛

dragon and lion dance 狮子龙灯舞

stilt walking踩高跷

dragon boat race赛龙舟 kite flying 放风筝

Yangge dance 秧歌舞

Chinese cuisine中国菜

color色

aroma香

taste , flavor 味 chopsticks 筷子

Sichuan cuisine川菜 soybean milk 豆浆

deep－fried dough sticks油条 steamed buns 馒头

steamed twisted rolls花卷 steamed stuffed buns包子

Beijing roast duck北京烤鸭 hand－stretched noodles拉面

hot pot火锅 tofu 豆腐

instant noodles 方便面 wood-cut block print 木刻版画

papercutting, paper-cuts

剪纸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Paintings年画

cloisonne 景泰蓝 embroidery刺绣

Suzhou embroidery苏绣 batik 蜡染

pattern 图案 decorate v.装饰

decoration n.装饰

Chinese tunic suit 中山装

cheongsam(qipao)旗袍 Tang-style costume 唐装

feature 特色

unique to China 中国特有的characteristic 特点 the Imperial Palace故宫

the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

Beijing quadrangles北京四合院

hutong胡同 the Temple of Heaven 天坛

The Summer Palace颐和园

the Great Wall 长城

drum tower鼓楼

the Terra-cotta Army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兵马俑 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Huangdi黄帝陵

scenery, landscape 风景

place of interests名胜 tourist attraction/resort 观光胜地

sightsee v.观光，游览 Mount Huangshan 黄山

the Jiuzhaigou Valley 九寨沟 the Mogao Caves 莫高窟

翻译使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历史轨迹 第6篇

关键词：佛经翻译,本土化,中国文化,历史轨迹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根基。作为舶来品的佛教, 何以能与儒道并驾齐驱, 深深地影响中国文化?其躯体与灵魂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而且往往是了无痕迹。这自然离不开翻译的作用!翻译是怎样使佛教融合到中国文化, 并且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这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呢?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中文“佛陀” (简称佛) 是印度语Buddha (觉悟者) 一词的音译, 两千年前又名“浮屠”。佛教起源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印度, 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 距今约有2500年的历史。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 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 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相传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 生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据说他幼时曾受婆罗门教传统教育, 29岁出家, 中经六年苦行, 35岁创立佛教, 此后一直在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逐渐得到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支持, 并且在一般人民群众中也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讲“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 还主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说, 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佛教认为, 现实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即所谓“苦海无边”。为此, 他们提出了一套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的学说。佛教宣传让人出家, 逃避社会斗争, 宣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虚幻无常, 人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能得到最后的归宿。公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分为小乘和大乘两大支派。小乘以巴利文佛经为依据, 流行于锡兰、缅甸、亚洲东南各地, 主张出世。大乘以梵文佛经为依据, 成为蒙古、日本、朝鲜、中国的主要佛教, 主张入世。佛教之所以流行, 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一是劳苦大众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它来麻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 让人们顺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劳苦大众, 也需要它来麻痹自己的思想, 解释无法解释的现象, 以求得安慰和解脱。和其它宗教一样, 佛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人类最初产生宗教, 是因为人们面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 认为在人们周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只有当科学能解释世界上每种现象的时候, 宗教才会消失,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一、汉代到西晋的佛教翻译

讲我国的翻译史, 就是从佛经的翻译讲起, 由此可见佛教翻译和佛教对我国文化影响的渊源之深了。《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就是说, 大月氏曾派僧侣伊存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浮屠经》。但这还谈不上佛经的翻译。我国佛经的翻译, 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148) 开始的, 译者是安世高。安世高是安息 (即波斯) 人, 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开后世之源。安世高所译经论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的。

继安世高译经的是娄迦谶, 此人是月支国人, 所以又称支娄迦谶, 简称支谶, 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等十多部佛经。《般若道行经》开后般若学之源。支谶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 主要传性空般若学。“般若”是梵音, 意译即“智慧”, 主要指“缘起性空”, 通过悟解诸法空无自性去求得解脱。“因缘”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之一。通常说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循环”问题, 色即所能见到的外部世界, 是“果”, 空即看不到的内部原因, 是“因”。“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说有果就有因, 有因必有果。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 支亮有个学生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 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 世称“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支谦译经较多, 至少有27部。支谦译文讲究文丽简略, 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他才学深澈, 内外备通, 其汉文化修养极好, 而当时开始发生的玄学思潮为其译经提供了条件。凡是涉及到重大哲学方面的概念, 几乎都是来自《老子》。从三国到西晋, 支谦所开创的译风,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对佛教普及化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与支谦同时代的还有两位影响较大的佛经翻译家, 即康僧会和竺法护。康僧会博览三藏, 通六经、天文、图纬之学, 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天人感应论, 解释佛教教义, 把“儒典之格言”同“释教之明训”等量齐观, 把佛教的“幽远”当作周礼名教的补充, 希望当权者以孝慈仁德训世育物。这实质上是佛教思想融合的重要尝试。康僧会译有《六度集经》等7部20卷经书。和支谦一样, 他是汉化较深的人, 汉文方面颇有修养, 译文文辞典雅, 常用老庄的名词典故。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 他随师游西域诸国, “终身译写, 劳不告倦”, 译了175部佛经, 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二、东晋至隋末的佛经翻译

到了苻秦时代, 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佛经翻译成了有组织的活动。道安对佛教的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 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其二, 确立了佛教的成规;其三, 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其四, 整理和编纂经典, 编出目录。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 批评了翻译的文体, 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 主张意译, 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 并提倡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华法经》、《金刚经》、《十二门论》等300余卷。见到他译的《华法经》的人说, 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表达了原作神情, 译文妙趣盎然, 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期, 应梁武帝之聘, 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 译了49部经论, 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翻译较有名气的还有竺佛念、昙摩流支、佛驮耶舍、昙无谶、浮陀跋摩、佛陀跋驮罗、释彦琮等。这一阶段的译员, 兼通华梵者居多, 译文质量不断提高, 佛学、玄学、经学结合, 佛教进一步汉化。

三、唐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唐朝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 佛经翻译事业又达到了顶峰。该时代佛经翻译的代表人物是玄奘。贞观二年, 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 十七年后才回国, 带回佛经657部, 主持了比过去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 在19年间译出佛经75部, 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语, 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 成为第一个把汉字著作译成外文的人。玄奘的译文质量很高, 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唐朝佛经翻译名家较多, 比较著名的还有云波颇、慧净、菩提流志、义净、善无畏、一行、金刚智、不空、灵仙等等。这一时期的佛经主译者以本国僧人居多, 他们梵汉兼通, 深晓佛理, 所以佛经译文更有利于被汉人所接受, 有利于佛教本土化。

四、宋朝以后的佛经翻译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 各种社会问题凸显, 但佛教在这种情况下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寺院扩大, 僧尼增多。这样一来, 既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又影响了国家的兵役, 国家政权与佛教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唐武宗实行灭佛政策。从此以后, 译经事业日见凋残。晚唐五代时佛经翻译趋于消沉, 这还与南宗的禅宗不重读经, 不遵戒律不无关系。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如中国社会动乱, 灾祸频仍;印度佛教陵替;从中亚去印度的陆路为吐蕃、大食所阻梗, 海路所费昂贵, 因此很少有人到印度去求法取经;再说, 经过汉末到贞元末年这段漫长时期的不断翻译, 佛教经典已大体上介绍过来了, 有学问的僧徒往往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 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 著书立说, 因此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赵匡胤黄袍加身后, 译经事业又慢慢兴旺起来, 并延续了百余年, 但情况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 记载中已见不到有一部译经。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佛经, 但译品只廖廖数十部。在明代二百多年中, 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 译了很少几部经。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我国佛经翻译从西汉末年开始, 到西晋南北朝发展到中坚期, 唐朝达到鼎盛时期, 从唐末开始逐步走向衰弱, 元代进入尾声, 佛经翻译完成了历史使命。千年佛经汉译, 经历了一个逐变的本土化过程, 很多佛经最终译成优美的中文, 像圣经深入英美一样, 佛教逐步加入中国文化的核心。佛经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2]李信.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8.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4]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林纾文学翻译的思想及其历史功绩 第7篇

一、林纾的文学功底及其文学翻译之路

1.林纾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林纾1852年底出生于福建福州市的一家小商人家庭,林纾这个名字是其在中举后才开始使用。林纾5岁时,父亲因贩卖私盐破产,被迫来到台湾谋生,全家老小的生活仅靠母亲的些许针线活来维持。林纾虽然家境贫寒,但非常爱学习,10多岁便追随薛泽科先生学习古诗文,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20岁时,林纾已经阅读了上千卷的古书,这为其以后的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岳父的帮助下,林纾开始追随陈荣富先生学习制举文,并师从陈友波学习画画。林纾不满当时的世态炎凉,他刻苦学习,终于在其30岁时成为福建省举人。林纾多次参加礼部会试均落败而归,由此开始厌恶官场的腐败,并有“终生不为官”的誓言[2]110。林纾曾经在沿海一带的学堂教书,20世纪初举家搬迁至北京,以教书、写作为生,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笔述,专门从事翻译及文学创作,每年都有数部作品面世。

2. 林纾文学翻译的缘起。林纾是早期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之一,他曾翻译过多部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品,提出了重要的翻译标准,为以后的外国小说翻译有着重大影响。林纾虽不是翻译国外小说的第一人,但是他是当时翻译外国小说数量最多及影响最大的译者。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洋务运动步履维艰,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他们提倡翻译西方文学,利用文学手段来揭露时弊。19世纪末,林纾凭借其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开始进入翻译界。当时由于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使得小说翻译越来越受到欢迎,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认为西方小说使民开化“,应采取外国者之撰述,关切于国家时局,次第译之。”林纾在外国文学翻译上,与夏曾佑、严复等人的理论相一致,开始其爱国的翻译事业。王守昌曾劝告林纾“:吾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刚开始,林纾担心自己不能胜任翻译工作,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最终林纾在王守昌口译下,林纾采用了熟练的文学技巧,很快记录下来并整理成篇。《茶花女遗事》这部译作很快在福州发行,并迅速流传开来,为那些读惯传统式大团圆结局的中国小说提供了新鲜血液,轰动了当时的文坛。这样,林纾经常在仕途碰壁,而凭借其笔述的翻译模式,很快在中国翻译界站稳了脚跟。

二、林纾翻译的目的及其爱国情怀

1. 林纾文学翻译的目的。林纾生活在中华民族最为黑暗的时代,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特别是他的文学翻译始终是以有益于今日之社会为出发点,将翻译作为“经国之大业”。林纾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寄托忧思之泪,抒发爱国之情。”林纾认为,在反映社会变革方面,西方的文学作品较中国文学更具有现实精神。20世纪初,林纾在《译林》序言中提到:“中国与欧洲之抗争,正如不习水而斗泳者,故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译书。”他在《爱国二童子传》中提到“:冀以诚告海内之至亲,以振爱国之志气,人谓此畏庐之实业也。”由此可知,林纾的翻译在于唤醒国民反殖民之激情,并激励他们发愤图强、振兴国家。作为一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翻译了近200部外国文学作品,并在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迹。林纾在翻译中多次指出,外国文学作品中很多内容,我们不必赞同,但是在翻译的时候还是要忠实于原著。他在《鲁滨逊漂流记》序言中提到:“译书非著书,著作者可以抒发己见,而译书则述其已成之事迹,焉能融以己见。”[3]79虽然林纾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发展要不断引入国外文学作品,创造自己多彩的文化元素,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复兴古文的历史使命,他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其富有幽默、抒情特色,极大程度上增加了古文的适用性。

2.林纾文学翻译的爱国情怀。林纾不懂外文,通过口译笔述的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翻译了200多部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外国小说竟达100多部。通过他的翻译进一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翻译小说、诗文等多题材文化遗产。虽然林纾不懂外文,但是凭借其丰富的翻译经验,他对外国文学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他的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众多的评语、序言中。当时,林纾的政治立场还停留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但爱国、实业、强军等思想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文学翻译作品中。林纾翻译的作品形式多样,但都切合中国实际,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林纾关心时局,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非常注重外国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并期望通过翻译来激发国民反抗侵略的士气。20世纪初,他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中,根据作者的亲身体现,真实再现了美国罪恶的黑奴制度及华工受辱的现实,他在序言中提到“:吾书中虽浅显,亦足为振作士气之一助。”林纾之所以选择该部作品进行翻译,主要是他看到了华人的未来与黑人类似,国家的衰落更让华人受到欺辱。他通过这部小说的翻译来警醒国民,唤醒他们的自强意识,挽救民族危机。他在识语中指出“:今日之强盛之国,以吞灭为乐,一旦疏忽弭兵,即王狮之约重耳。”其指出列强虎狼的本性,对当时国民的警醒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翻译的《滑铁卢战争之余腥》、《艾斯兰情侠传》、《雾中人》等体现了受压迫民族的反抗及不畏强敌的精神。作为立宪派的代表,林纾称颂立宪制政体,他在《爱国二童子传》中提到“:凡练兵,夕言变法,皆不必切于情事,实业之不讲,则所言皆空耳。”[4]28可见,林纾非常务实,他注重实业的发展,并对当时“重士轻商”的弊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三、林纾文学翻译的阶段及历史功绩

1.林纾文学翻译的两个阶段。由于林纾没有学过外文,缺乏相应的翻译知识,所以他经常阅读外国文学的译本,每翻译一部外国书籍都会有一个合作者。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主要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林纾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翻译上,他用质朴的语言及简练的文笔翻译了多部经典的作品。作为一名爱国文人,林纾通过小说来呼吁保家卫国。随着义和团运动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他想通过翻译西方文学来唤醒国民。当时,林纾翻译了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其是一部与《茶花女遗事》有着相同影响的译作。当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兴起,美国华人遭受黑人一样的待遇,国内正值八国联军侵华。强烈的爱国心,促进了林纾翻译西方文学的决心,他翻译的《伊索寓言》,每篇故事背后都有“识语”以唤醒同胞的觉悟。20世纪初,他又翻译了《艾斯兰情侠传》、《布匿第二次战记》等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他通过这些作品的翻译来鼓舞民族斗争的士气。当时,林纾还翻译了西方一系列的探险小说,如《埃及金字塔剖尸记》、《鲁滨逊漂流记》等,他将西方的探险家描述成盗窃者,以揭露西方的强盗本质,进而警醒国人。所以,通过翻译西方文学来启蒙国民思想、反帝救国,是林纾外国文学翻译的精神之所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翻译的《神枢鬼藏录》中强烈抨击了中国落后的司法制度,并主张通过学习西方进行改革;在翻译的《爱国二童子传》中,林纾非常期望能振兴中国的实业。

2.林纾文学翻译的历史功绩。林纾从40多岁开始翻译,在其20多年的翻译生涯里,他翻译了十多个国家,近200部文学作品,计1000多万字,其中包括众多的名家。所以,林纾是中国翻译历史上既多产又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翻译家,成为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林纾不但对原著进行了删减,而且在译文中还融入儒家文化精髓。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激励着一代代新人,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及本土文学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巴黎茶花女遗事》及《黑奴吁天录》是林纾众多译作中最具影响的两部作品。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主要源于其爱国热情,想通过作品的介绍来唤醒同胞的觉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压迫。该书的翻译在当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同时该书强烈的反抗精神极大影响着正遭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国人,被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9世纪末,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使其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奠基人“,林译文学”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专用名词,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纾以其独特的翻译方式,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有力推动了中国翻译文学的翻译。

参考文献

[1]林农.林纾的翻译之探讨[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1(4).

[2]陈大亮.是翻译还是整理——质疑林纾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8(6).

[3]聂友军.林纾的翻译实践[J].翻译研究,1999(2).

翻译历史 第8篇

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而这一再创作过程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不同理论框架指导下的文学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翻译的评价也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充满争议。笔者在研读中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 朱生豪和孙法理两位学者的译文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相去甚远。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 对朱生豪对《哈姆雷特》的翻译进行分析, 结合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境遇, 从而揭示翻译受到目标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翻译在特定时期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也希望本文能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一、理论回顾

多元系统理论 (polysystem theory) 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左哈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并发展起来的。Shuttleworth和Cowie (Jeremy, 2001:109) [1]把多元系统定义为:“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混合体。各个系统相互作用, 在整体的多元系统中形成一种进行中的动态演变过程。”这里的多层次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元系统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地位和相互作用。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下, 文学是一个大系统, 里面的各系统相互作用, 相互平衡。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决不能孤立, 而应该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再创作的文学翻译, 左哈也强调要在一个大系统中运作。目标语选择适宜翻译的作品, 翻译准则行为和策略也受到同一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摒弃了60年代的静态模式, 而把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的社会、文学和历史系统的更大的背景下。也打破了在此之前的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一统翻译领域的局面, 如盛极一时的文本语言学分析法、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等。这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过多地把文学翻译的重心放在原文的篇章分析上, 而没能把文学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 只看到文本, 没关注人和物。Genztler (1993:1201/1245) 对多元系统论作出了积极的评价, 指出多元系统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 对后来的描写翻译学起到了深远影响。[2]

二、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热爱, 而它的翻译也是见仁见智。笔者在阅读时, 发现对于同一部莎剧《哈姆雷特》, 不同的译者所翻译的版本在很多细节上也不尽相同。如朱生豪和孙法理在翻译一些句子时就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朱生豪的译文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3]而孙法理主张把这段话改译为:“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 或是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难, 起而反抗, 斩断一切烦恼,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4]

在上面摘引的莎剧原文中, 原作者表达的是哈姆雷特在生和死之间彷徨的心态。当时的哈姆雷特经历了父亲离奇死亡, 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改嫁叔父,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哈姆雷特变得忧郁、迷茫、厌世, 苦苦挣扎于忍受命运还是以自杀来结束苦恼。

在孙法理的译文中, “拿起武器面对无涯的苦海, 起而反抗, 斩断一切烦恼”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轻生的念头, 在默默忍受苦难和自杀之间徘徊, 以自杀的方式来和命运作抗争。这和前后文及原文作者的意思相吻合。但在朱生豪的译文中, 似乎表达了不同的含义:“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 译者暗含了哈姆雷特在消极地活下去或是积极地活下去这两种选择之间作思想斗争, 而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从文字表面看, 这个版本的译文似乎与原文意思有差异。那到底是朱先生误解了原文的意思, 还是有意做这样的翻译呢?

按照左哈的多元系统论, 不能孤立地研究翻译文本, 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文学系统中, 并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和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结合起来。朱先生在翻译这部莎剧时正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日寇大肆侵犯我国国土, 蹂躏祖国同胞, 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激励和支持。朱先生的译文“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海, 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正有激励人们起来斗争、反抗恶势力的精神号召, 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需求, 是在特定的时代所采取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而孙先生的译文“忍受苦难或是结束生命”则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 无法起到鼓舞人心、奋起反抗日寇的文学号召力。

由此可见, 朱生豪的译文并非是对原文的误解, 而是把翻译文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 在人民需要从文学作品中得到鼓舞和支持以反抗日寇的时候, 对原文作了一定的改动, 突破了文本和语言的局限。这种改动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积极作用, 符合多元系统论中提出的翻译文学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合理性。

结论

通过以上对朱生豪和孙法理分别翻译的莎剧《哈姆雷特》中片段的分析, 特别对朱生豪先生的结合时代的创造性的翻译, 可以看出,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孤立地进行, 而必须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相结合。译者在特定的翻译中所采用的特定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因此要抛弃过去那种只看到文本看不到物人的研究路线, 通过描写参与翻译交际的人, 通过描写作者、译者和读者, 将翻译涉及的所有因素揉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上文中朱生豪的译文初看之下与原文意思有出入, 但若把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考虑进去, 就会发现其实是别有用意的, 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大背景和人民的精神需求。文学作品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也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因此也不失为一篇好的译文。

摘要：多个译本并存和重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 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来说, 多种译本并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对《哈姆雷特》的两个不同翻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 特别是对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作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而揭示翻译是由目的语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而原文只是其中之一。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哈姆雷特》,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ltedge, 2001:109.

[2]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3:120-1, 124-5.

[3]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哈姆雷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56.

翻译历史 第9篇

一、郭沫若的翻译实践及“风韵译”思想

1. 郭沫若的生平及翻译实践。

郭沫若生于1892年卒于1978年, 原名郭开贞, 字尚武, 他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 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和翻译家。郭沫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 幼年时期就进入私塾读书, 1906年于嘉定高等学堂开始学习现代的民主思想。1914年赴日本留学, 在留学前他放弃医学的学习开始学习文学。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外国著名作家泰戈尔、雪莱、席勒等人的文学作品, 深受启发, 他从小就有极强的语言学习能力, 再加上长期的留学国外使他精通日语、英语等外国语言, 从而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之后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作为文学家, 他的诗歌及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收获颇丰。作为翻译家他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笔耕不辍。1921年郭沫若与其他作家合译了德国小说《荫梦湖》, 1922年经过几番周折后他终于将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译为中文, 1924年翻译了诗歌《鲁拜集》, 1928年他成功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 另外经郭沫若之手介绍到中国的作品还有《战争与和平》、《屠场》、《煤油》等。

2. 郭沫若风韵译思想分析。

郭沫若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是其他翻译家都望尘莫及的, 在如此之多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奠定了他对翻译思想有独到见解的基础。郭沫若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推崇严复的“信、达、雅”标准, 他认为任何翻译都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思想, 可以创造地性使用语言但不能失去原文要表达的意义, 那样的翻译是没有意义的。在翻译实践中他推崇“两道手”方法, 这个方法的意思就是译者首先要精通原作国的语言, 对原文能够充分理解;其次译者要有很深的本国文学修养, 对本国语言能够运用自如, 如果本国文学功底不深, 即使有再高的外文掌握水平做起翻译来也是不能得心应手的。结合他本人的实践, 他不仅有深厚的本国文学功底, 同时精通数国语言, 这两方面使他译作颇丰, 更重要的是始终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应用“风韵译”的思想[2]96。

1923年郭沫若首次提出“风韵译”, “风韵译”是就诗歌而言的, 他认为诗歌的生命就在于它有一种令人不可捉摸的风韵, 所以在翻译诗歌时候除了运用直译、意译之外还应该把握诗歌的风韵, 这种翻译方式既不同于直译那样遵循原作的句式和表达方法, 也不同于意译那样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风韵译”与这两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敢于打破原作的权威, 突出译者的主体性, 他讲究的是不仅不能扭曲原文的意义, 更不能让原文的风韵扭曲, 在不损害整体意义的前提下, 译文必须为风韵而灵活改变, 也就是必须把那种不可捉摸的风韵翻译出来。因而, 概括起来郭沫若“风韵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风韵译”强调翻译者个人主观感情。郭沫若在翻译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加上个人感情, 他本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因而他是强调个人感情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创举。例如, 郭沫若曾经在1923年11月9日写的《雅言与自力》中说:“我所翻译的尼采, 同时也是我对他的一种的解释。……我是一面镜子, 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一种虚像, 从而有时候也会有乱反射的时候……”

其次, “风韵译”提倡翻译者要对作者所处的时代的背景有相当深刻的理解。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曾经讲道:“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 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 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 翻译却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他自身的翻译实践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个思想, 例如郭沫若在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第一部时, 他深刻地清楚这是歌德青年时期的作品, 青年时代的他有种狂飙突进的思想, 这些文章的完成是很快的, 文章里表达的思想也是比较单纯。因而他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把握了这些特点, 用很短的时间将翻译工作完成。在翻译《浮士德》第二部的时候, 青年时代的郭沫若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他无法体会中年时代歌德复杂的阅历和思想, 几番苦苦挣扎后他都无法明白其中的风韵, 直到中年他自己阅历增加, 开始体会其中晦涩的语言和思想, 此时此刻他对原文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翻译起来才得心应手。所以, 他认为无论做什么文学题材的翻译工作, 译者都必须体会原作者的生活, 深切理解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等才能在思想上与原作者靠近, 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接近原来的思想[3]120。

最后, “风韵译”在具体翻译方法上提倡“意译”。虽然“风韵译”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意译, 但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它还是比较倾向于意译的。1923年在《讨论注释与其他》一文中郭沫若说:“逐字逐句的直译, 终是呆笨的办法, 并且在理论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得一个作家的思想, 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这在英文是mood。我们为这种气势所融洽, 把我们的精神随着它抑扬张弛, 才能与作者的思想之羽翼载沉载浮。逐字逐句的直译, 把死的字面意义虽然照顾着了, 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郭沫若翻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不仅不能扭曲字面意思, 还要把原作所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 在表达思想方面单纯的直译是无法达到表达真正思想的目的的, 因而某种程度来看, 郭沫若还是倾向于意译的。虽然郭沫若倾向于意译但是他不主张翻译者个人的自由发挥, 意译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以增加翻译出来的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感, 在翻译诗歌方面这一原则最为实用。

二、郭沫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翻译的作品

1924年他翻译了海亚姆的四行诗《鲁拜集》, 郭沫若在翻译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没有拘泥于原诗的词句, 把握住了原诗的风韵, 很好地重现了诗歌中作者要表达的思想, 从整体上抓住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国内学者闻一多指出: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真不愧是空谷足音, 他不仅深刻理解原作的意义, 而且自己理解的原文意义用第二种文字表现出来了。

他翻译了托默斯·加鲁的“he tha loves a rosy cheek”原文如下:

He that loves a rosy cheek

Thomas Carew

He that loves a rosy cheek

Or a coral lip admires,

Or from star-like eyes doth seek

Fuel to maintain his fires;

As old Time makes these decay,

So his games must waste away.

But a smooth and stead fast mind,

Gentle thoughts, and calm desires,

Hearts with equal love combined,

Kindle Flever-dying fires.

Where these are not, despise

Lovely cheeks or lips or eyes.

郭沫若翻译的原文是:

真的美

托默斯·加鲁

颊如玫瑰红,

唇如珊瑚赤,

星眼殊耀燃,

有人为之热;

迟暮俱凋谢,

热情亦衰竭。

心平气亦和,

宁静而谦抑,

视能同仁,

爱之永不灭:

一世若无斯人,

颊唇眼何益?

郭沫若在翻译这首诗时, 没有拘泥于表面的字词, 而是把题目译为“真的美”, 根据诗的意境没有呆呆地翻译每个字词句的表面意思, 在没有损害原文意义的情况下为了风韵美进行了自由翻译。郭老认为什么押韵、音节那都是诗歌外在的东西, 诗歌真正内在的东西是这些都不能决定的, 那就是韵律, 因而他不追求忠实原文, 主张在把握原文风韵的基础上自由发挥[4]45。

三、郭沫若“风韵译”思想的历史意义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 对郭沫若早期翻译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郭沫若主张的思想在于抒情, 在于自我表现, 是以表现原诗句的情感为上乘。

傅雷、钱钟书等人的翻译思想较为接近严复、鲁迅的观点, 郭沫若的思想正好在他们之间起到了链接性的作用。风韵译不同于严复的“雅”, 雅只是从表面对文字进行修饰, 从这一点上来看傅雷和钱钟书的翻译观点在某种观点上又受到了郭沫若的影响。郭沫若的“风韵译”思想在我国的翻译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郭沫若在翻译实践中坚持原文的气韵不可改变, 不能因为讲究表面的雅而改变原诗的风韵, 对于科技著作也不能完全忘却雅而一味直译。应该在保持风韵的基础上体现我国的文字风格。在翻译诗歌时他认为不能因为原诗是无韵诗而取消翻译过程中的押韵, 因为在我国诗歌是讲究押韵的, 否则翻译过来在我国将失去诗味。从这点看来郭沫若对原文做某些改变的实质是为了使译文更加地贴近原文的风格, 在风韵上接近原文[5]58。

虽然郭沫若非常推崇“风韵译”, 但是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他并没有一味地使用某种翻译方法。他的翻译方法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改变的, 对不同题材的文章应该选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思想。他不主张逐字逐句地直译, 认为那是最呆笨的译法, 不能过分照顾表面“死”的东西, 而把“活”的思想丢掉。在这方面鲁迅是主张直译的, 两者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 他也不反对意译, 他坚持把握两点:一是力求容易理解, 二是保持原作的风姿。这里的风姿就是原作的风韵, 在这方面两者又是相同的。同样郭沫若在翻译《生命之科学》时也采用了直译的方法。郭沫若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地讨论和使用新的翻译标准, 为翻译理论增添了新的理论, 为后来的翻译工作者提供了更多可以借鉴的翻译方法。他的“风韵译”思想同时影响了20世纪整个翻译界。

正如周扬先生所说, 郭沫若是“中国的歌德”, 他把歌德的许多作品都用中国人能看懂的语言介绍到了中国, 他不失风韵地将外国作品译成中文, 让我国学者更好地理解外国优秀作品, 丰富中国作家的内涵和思想。研究专家叶廷芳称郭沫若与歌德为中、德近代文学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对“双子星”。郭沫若在同行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的作品同样受到世人的承认和好评。

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思想对我国翻译界有极大的影响。虽然这种思想有时过于注重个人感情的运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他注重译者的主体地位、不改变原作的风韵、注重译文的艺术性等仍然是值得学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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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历史 第10篇

Macau Historic Centre is the product of over 400 years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There are lots of extraordinary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mixed with original city constructions like streets and squares.It concludes the oldest European architectures in China as well as typical Chines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s.These two widely different buildings embody sharp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add a harmonious aesthetic feeling to the city.Every name of a streetscape, a piazza and a building in the Centre tells a story, so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site names seems very important.The author thinks that reflect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the foremost principle while translating such site names.As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y, translation of site names in Macau should make tourists experience the unique history and multi-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acau and get to know the city through reading culture behind site name translation.

This essay aims at pointing out that reflect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the foremost principle of site name transl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Site name translation belongs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nd is a kind of reflection of special and local culture.It shows culture specific references because it contains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even legends of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 sites it stands for.However, the original name may be replaced with a certain concept or wor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but reveals cultural equivalence.For example, St.Dominic’s Square, its literal translation is“圣多米尼克广场”, but the actual Chinese name is“板樟堂前地”.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name and the translation is obvious, but these two names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share popularity amo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essay mainly analyzes two questions: (1) Why is reflect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foremost principle of site name translation? (2) How do the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reflect cultural connotation?Two terms-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will be applied in this essay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ite names.

According to Newmark,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ddresses itself solely to the second reader, who does not anticipate difficul-ties or obscurities, and would expect a generous transfer of foreign elements into his own culture as well as his language where necessary” (46) ;while in semantic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attempts, within the bar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o reproduce the precise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author” (22) .Semantic translation complies with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original author, reproduces thinking process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mantic analysis of words and sentences.“Newmark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regard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s an integrated one.We often combine them two not absolutely one while translating a piece of writing” (Fang 97) .

Methods are needed while translating terms or words of culture specific references such as site names.As early as the 1950s, Loh Dian-yang, a Chinese Professor, put forward five methods for translating words or terms.Nowadays his methods are in fact still being used in translating cultural nou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Following are the five methods suggested and examples given by Loh:

1) pure transliteration (e.g.chocolate into巧克力) , (2) pure semantic translation (e.g.airplane飞机) , (3) combination of transliter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e.g.utopia乌托邦) , (4) transliteration with semantic translation at the beginning or at the end (e.g.beer啤酒) , (5) symbolic translation with a semantic explanation at the end (e.g.cross十字架) .Loh also suggested“coinage of new characters”when translating technical terms (e.g.oxygen氧) . (47-50)

Site name translation contain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thus they are in fact internalized culture.Culture or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the common core of tourists, especially of site names.Nowadays the mainspring of tour is that people want to join in other different cultures to experience and read foreign cultures.Therefore, site name translation seems of great importance.The sit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in this essay are products of over 400 years of multi-coexisten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This Centre is the biggest and oldest historic one in China which preserves the fullest and the most intensive buildings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features.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ree methods are used in translating these site names:transliteration,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The site names involved in this essay come from the brochure of the“Macao World Heritage”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Macao Government Tourist Office website:http://www.macautourism.gov.mo/.

Thereinafter, the three translation methods will be used to analyze how the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reflect cultural connotation.Owing to limited space, this essay mainly discusses three aspect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s western missionary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anguage culture.

Since the middle of 16th century, European missionaries came to Macau in succession in merchant ships.As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the missionaries coming to Macau to preach their religion in early times also constitute a part of culturalexchange where the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communication.The missionaries brought western science, culture and art to China.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civilization is so huge that it’s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So for narrowing this gap, the missionaries learnt Chinese and Chinese etiquettes, even proposed and developed a flexible policy of preaching.Among lots of knowledgeable missionaries of Chinese culture, Robert Morison and Matteo Ricci are two outstanding ones.Morison compiled the fir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and firstly translated the Bible into Chinese.Matteo Ricci used Chinese to compile a set of terms of Catholic Theology and etiquettes.He also made the first world map named Great Universal Geographic Map in the history of China.“Therefore,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many of the names of those western style buildings were initiat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Zhang 215) .

From the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Historic Centre, we could find following translations of buildings of western style emphasize on the original culture:St.Lawrence’s Church (圣老楞佐教堂) , Cathedral (大堂) , St.Augustine’s Church (圣奥斯定教堂) , St.Anthony’s Church (圣安多尼教堂) and Protestant Cemetery (基督教坟场) .These translations contain the original culture, so they belong to semantic tr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Evidently, Chinese names above sound unfamiliar to local Chinese, but they keep the print of western missionary culture at maximum.“It is said that St.Anthony’s Church is the first church in Macau whose major fete is St.Anthony that is well known by Portuguese.In the past, every June 13, people would hold a celebration to pray for his bless” (Liu 67-68) .St.Lawrence’s Church is one of the oldest churches in Macau and its fete is St.Lawrence, the sea god in Catholicism and the patron saint of voyage of Portuguese.The main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bove is that“when the building is named after a person, the person’s name is translated according to its pronunciation;when the building is given a proper name with common concepts such asthe protestant’, bishop’, semantic translation is adopted” (Zhang211) .No matter these site names trans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semantic meanings,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kept.In particular, the translation of St.Dominic’s Church (玫瑰堂) use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not the semantic one, but“玫瑰堂”also retains missionary cultural feature.“Nossa Senhora do Rosário de Fátima”who is the favorite worship of Portuguese is consecrated in the church.Every year on May 13, people will parade, commemorate the goddess, and pray for world peace.That’s why St.Dominic’s Church gets its Chinese name.Although the translating methods used ar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these western-style buildings reflect deep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western religion.Translators preserve and transmit western religion culture into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via comprehensible words.

“From time immemorial, Macau has been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Macau culture belongs to Chinese culture and is rooted in Chinese society” (Zha 319) .Because of the free cultural policy adopted by Portuguese government, keeping Chinese own religious faith, life style and customs were permitted, most people in Macau nowadays still believe in Chinese religion and preserve temples of hundred years in good condition.“Chinese in Macau keep ow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most time, such as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Mazu, Guan Gong and Lu Ban.The fact that Chinese language and national customs are popular in Macau reflects Chinese culture is still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Macau Chinese” (Tang 66) .Some that disappeared in mainland exist in Macau now, and keep very well, like the marriage custom of kowtow to eldership.Therefore, translators should be very careful while translating site names with Chinese cultural features, and they should tak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to account.

Following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fully embod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Chinese-style buildings like A-Ma Temple (妈阁庙) , Na Tcha Temple (哪咤庙) , Sam Kai Vui Kun Temple (三街会馆) , Lou Kau Mansion (卢家大屋) and western-style ones such as Lilau Square (亚婆井前地) , Ruins of St.Paul’s (大三巴牌坊) .Semantic translation is used 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style buildings and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in that of western-style buildings.Both methods completely reflect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 Ma Temple is one of the oldest temples in Macau and it’s also an architectural complex of Chinese features.“More than 500 hundred years ago Mazu culture and religion sprouted and emerged, and gradually mix with society, folk-custom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u et al.471) .“Officers and citizens in Macau both value Mazu culture, especially its kindness and cohesiveness for hundreds of years” (Wu et al.469) .Thus, we could find that the influence and popularity of Mazu culture in Macau, and translation of A Ma Temple should embody this tradition.“A Ma”is transliterated from“阿妈”which Macanese call Mazu.“Temple”is translated from“庙”, which contains Chinese religion feature and makes readers informed of its function.This method combining of transliter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well reflect the long-standing culture and faith.“Ruins of St.Paul’s”is a landmark site of Macau which was the affiliated church of Colégio de São Paulo.“三巴”is transliterated from“São Paulo”and the left front wall looks lik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emorial archway, so local people call it“大三巴牌坊”.In this way, the translator translated a name of rich western culture into a ter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de it easy to remember.

Macau is a multilingual society with complicated and special language culture.“The Basic Law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osed that Chinese and Portuguese are both legal languages being used in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Cheng 183) .Though not the official one, English has gradually been an important language in daily communication these years, and it’s very popular in commerce and tourism.Macau is ideal for analyze language and culture.“It’s beneficial for not only preserving cultural features of Macau, but formulating right policies and scientific plan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retain thislanguage laboratory’” (Cheng 421)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are mostly of these three languages.Thus, while translating,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language culture into consideration, or may cut of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ourists and multi-culture of Macau.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following site names all embody language cultural features of Macau:Lilau Square, Na Tcha Temple, Sir Robert Ho Tung Library, Lou Kau Mansion, Guan Tai Temple, and Casa Garden.“Lilau Square”is translated from“亚婆井前地”, and translator add Portuguese“Lilau”which means“mountain spring”into English version.Here is the main source of water, so there’s a famous ballad singing, “one who drinks from Lilau never forgets Macao;one either makes it home, or will come back again” (Zhang 216) .We can see that this well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ortuguese and other westerners in Macau.Therefore, “Lilau”reflects thi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nd“亚婆 (grandma) ”means nothing to them.What’s more, most Chinese in Macau speak Cantonese, so some Chinese site names are transliterated into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Portuguese.For example, “哪吒庙”is translated into“Na Tcha Temple”, different from Mandarin“NéZhāTemple”, and“关帝庙”into“Guan Tai Temple”not“Guān DìTemple”.These translations show people a deep feeling of Chinese features in Macau.As to“Sir Robert Ho Tung Library (何东图书馆大楼) ”, the English version adds“Sir Robert”, a familiar name to English readers, to embody English culture in Macau.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in Macau Historic Centre and finds that some translations are loyal to the source text on pronunciation and semantic meanings, while some comply with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by using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No matter what kind of method is used, the translations of site names of Macau World Heritage all reflect rich cultures of missionaries, Chinese tradition and multi-language, and provide tourists with an access to know the culture, history and personality.While translating site names, one should has applied ability of controlling languages as well as abundant knowledg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oroughly understand two or even more than two kinds of social customs and local conditions, so that he or she could allow fully play to the sustaining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ose unique names to achieve equivalent effect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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