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功能（精选12篇）

翻译批评的功能 第1篇

一

鲁迅十分重视文学批评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批评·译者附记》)。这里,鲁迅是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对于读者来说,“真切的”文学批评是必不可缺少的。文学批评对端正读者的欣赏态度,培养读者健康的欣赏趣味和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负有重要的责任。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不仅文学作品内容的好坏需要有正确的真切的批评来加以匡正、提倡、引导,而且文学的“形式的探索”除“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外,“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曾对一段时期翻译作品质量不高的现象作过分析,他认为,这除了翻译工作者本身应负责任外,“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翻译的路要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花边文学·再论重译》)。翻译虽不同于创作,但在这块“空地”上,也“会生长荆棘或雀麦”,因此同样需要“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花边文学·再论重译》)。总之,凡有文学的地方,凡与文学相关的问题,都必须有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任务不仅是指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还应该包括作家的“反批评”。鲁迅指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评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批评如果不对了,就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这种“反批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特别重要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还指出,“读者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而已集·读书杂谈》)。这里显示出的正是鲁迅的一种“反批评”的精神。

二

鲁迅充分意识到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分明看到了文学批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因此,鲁迅才大力提倡“更有真切的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能担负起引导读者、为作者提供借镜、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任务,“真切”二字,是批评所不可缺少的。所谓“真切的批评”,从批评家的角度而言,首先指批评家应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评态度。

鲁迅指出,“正确的文艺观是不骗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们自己来证明”(《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是指持正确文艺观的批评,一定会与批评对象相契合。相反,如果在文学批评中,“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少”(《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论客的自私的曲说”,不但“掩蔽”不了文学作品的真正长处,而且会因为与“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相违背,失去多数读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因此,鲁迅坚决主张,文学批评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文学批评中的实事求是呢?用鲁迅的话来概括,就是“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鲁迅最不赞成那种“不关痛痒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其“特色是在令人从头到尾,终于等于不看”。

鲁迅曾批评过种种“浅薄卑劣荒谬”的批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乱捧和乱骂式的批评。鲁迅既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式的批评,又反对吹毛求疵的乱骂式的批评,因为“乱捧与乱骂”都会使批评“失了威力”。鲁迅在分析这种“捧”与“骂”的批评态度产生的根源时,将之与中国人传统的落后文化心态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刀来将薛平它”,“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是为了接着捧得粉碎”(《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乱捧”与“乱骂”。这种“乱捧”与“乱骂”式批评,虽然有时也会蒙骗人一时,却是不会长久的,它最终只能是暴露出批评者本人的丑恶和无知。即如鲁迅所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是玩笑》)。“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花边文学·“大雪纷飞”》)。这是“乱骂”。“乱捧”也是如此,鲁迅指出,“无缘无故的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画作一头驴,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是毫无效果的,假如那对象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

三

文学批评必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那么,从批评家来说,如何判定好与坏呢?这里就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鲁迅曾针对当时的文艺界状况指出,“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但放宽标准并非不要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圈子”。鲁迅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上美的圈,或者上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的圈子对不对。”(《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这里,鲁迅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文学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二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标准的正确性要求。

凡文学批评当然都是有一定标准的,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蔽而已。即如选本,虽是选别人的作品,并无评价,但“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选本既经选者过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的糟与醴。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糊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瞒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集外集·选本》)。虽然如此,鲁迅希望的是文学批评必须自觉地依据一定的标准,而不是那种无定见的不是标准的标准。其最反对“不加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甚至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文学批评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流氓”行为。一些人“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英尺来衡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二心集·非革命的激进革命论者》)。针对这种无定见无恒定标准的批评,鲁迅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没有明确的标准,毫无主张,搞起文学批评当然就难以中肯。没有标准不行,标准太滥、太泛、太杂也不行,多标准即无标准。鲁迅认为,这种标准太滥、太杂的现象,在当时的批评界并不少见:“就耳目所及,只觉得各专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国尺美国尺,有德国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国尺,或者兼用各种尺。有的说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三闲集·文艺与革命》)这种各式的尺度,使文学批评的信度大受损害。因此,在论及文艺批评标准时,鲁迅首先强调的就是批评家的定见和批评标准的明晰性、确定性。

综上所述,鲁迅在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其实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真切”二字,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就是“浇灌佳花,剪除恶草”;体现在批评家的态度上,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就是明确的理论指导、锐利的批评眼光和批评家相应的修养,以及批评标准与批评对象的统一;体现在批评方法上,则是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采用。从这里,不难看出鲁迅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整体的社会功利性文学观相一致的地方。

摘要：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从文学批评的作用、任务,批评家的态度和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等方面所作的较为系统的阐述,大都是围绕如何使中国新文坛“更有真切的批评”展开的。这些体现在文学批评承担的任务上、批评家的态度上、批评标准的正确把握上、批评方法上,都有明确体现。对鲁迅翻译批评观的研究分析,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鲁迅,翻译,翻译批评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李泽厚.中国美学史[A].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 第2篇

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

本文在对翻译批评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的基础上,指出翻译批评应当切实关注意义这一翻译的核心问题,从翻译的本质中探寻自身理论建构的可靠途径.非理性的、拘泥于“技”的层面的批评不仅阻碍着翻译及翻译理论的.发展,更使翻译批评自身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本文借助语言哲学、现代解释学及文学批评的观点和理论,论述对意义问题的关注为翻译批评研究带来的重要启示,并由此探讨翻译批评研究的可能途径--解释学途径,指出文学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参与对话的对话,在其方法论研究之外更应具有一种历史的、开放的与自省的精神.

作 者：刘云虹 LIU Yun-hong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外国语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年，卷(期)：“”(3)分类号：H059关键词：意义 理解 解释学 翻译批评

文学翻译批评本质的哲学思辨 第3篇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 文学翻译批评 本质 哲学思辨

一、前言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先后经历了语文学批评传统、结构主义批评传统和解构主义批评传统三个阶段,文本分析也先后出现从艺术鉴赏型到科学分析型再到文化评论型三个转向。[1](P33-38)这三种研究模式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批评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许多论述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是翻译学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它们各自所依赖的语言观本身的缺陷决定了以它们为基础进行翻译批评研究难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文学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跨历史的交往行为[2][3][4],旨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主体间建立共识,成功的翻译必须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之上。交往理性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协调和推动交往行为的发展,改变单一的思维方式,走向多元开放,以普遍语用规则来规范言语行为和翻译。本文从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以其对三个世界理论、有效性要求、交往理性、四种社会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相关论述为基础,对文学翻译批评这种特殊交往行为的本质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理论论证。

二、哈贝马斯对三个世界及交往理性的哲学思辨

受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世界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三个不同类型的世界。客观世界是物理对象或物理状况的世界,即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是意识状况或精神状况的世界,即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主观世界是客观思想的世界,特别是科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即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三个世界整个地构成了一个在交往中共同从属的关系体系。参与者借助这个关系体系确定了,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通过这个关系体系我们才能理解事物”[5](P81)哈贝马斯又考察了K-O·阿佩尔(Apel)的“交感性言语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提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einlǒsen)”[6](P2)。这些要求包括:首先,言者必须选择一个可理解的表达,即所言必须符合语言结构和规范,以使言者与闻者可以相互理解(可理解性);其次,言者必须提供真实的陈述,或具有提供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闻者可以分享言者的知识和信息(真实性);第三,言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他的话语,能信任他(真诚性);第四,言者必须选择一个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使言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正确性)。[6](P3)由于哈贝马斯所要推崇和说明的合理性是交往行动的合理性,即“交往合理性”,这种合理性通过行动者与世界发生的关系状态表现出来。因此,他依据行动者同这三个世界发生的不同关系状况区分出人类行动的四种类型,即“目的行为”“规范行动”“戏剧行动”及“交往行动”。

在此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结合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考察了四种社会行为与三个世界的关联及其合理性。目的行为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要求真实性,对应于客观世界:“目的行为概念的前提是一个行为者与另一个实际存在的事态世界之间的关系”[5](P85);规范行为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对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要求公正性或正当性,对应于社会世界:“一切符合相应的规范(同意接受规范的要求)的行动者,都属于同一个社会世界”[5](P87);戏剧行动指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要求真诚性,对应于主观世界:“在戏剧行为中,行为者为了把自己的眼神传达出来,就必须和他自己的主观世界建立起联系”。[5](P91)以上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概念所涉及到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5](P84)交往行为同时要求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三个有效性要求,对应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交往行为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行动者“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7](P95)在交往行为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5](P135)“言语者把三个世界概念整合成一个系统,并把这个系统一同设定为一个可以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而在其他行为模式中,三个世界概念要么单独出现,要么成双出现。”[5](P99)交往行为与客观世界的关联追求目的合理性;与社会世界的关联追求规范的正确性;与主观世界的关联注重动机的真诚性。因此只有交往行为才是最具合理性的行为。

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指出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合理性更多的涉及到的是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而不是对知识的占有”。[5](P8)因此交往合理性的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7](P57-58)

三、文学翻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

文学翻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它内在地关联着三个世界并同时处于合理性研究的三个层面。传统的翻译批评研究,不管是语文学批评传统还是结构主义批评传统,都把对翻译的考察放在了第一个层面上,认为交往主体(译者)是在同第一世界(原作)打交道,交往双方是一种主体——客体关系,用自然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翻译工作,“正如植物学家对待花朵一样,只要把花朵拆开,加以描述、分类之后,便大功告成”[8](P199),从而产生了求“信”、求“等值”的翻译标准,导致各种中心说及二元对立的出现;解构主义翻译批评把对翻译的考察放在了第三个层面上,把交往主体的活动局限在第三世界之内,认为交往双方是一种主体——主体关系,解构主义翻译观彻底瓦解了各种中心说及二元对立,使翻译活动成了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对话活动,但由于主体之间缺少共同的客体中介而不可能建立起一致的实践关系,它“在批判科学主义的否面影响的同时使主体的个人意志过分张扬,结果带来了‘什么都行’的混乱局面,语言本身也成了无限衍义,不断延拓,意指永远得不到确证的结果”[9](P6)。

由此可见,语文学批评传统、结构主义批评传统以及解构主义批评只涉及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而在波普尔看来,“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处于直接的交往关系当中,同样,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也处于直接的交换关系之中。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则只能通过第二世界这个中介相互发生影响。” [5](P77)任何个体主体要获得知识必须经过第二世界,建立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之上的翻译批评研究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这一属性决定了翻译内在地关联着三个世界并同时处于合理性研究的三个层面,交往各主体之间是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是主——客和主——主两重架构的辩证统一。“主——客”关系是“主——客——主”关系的内核,是“主——主”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保留了这一哲学的基本内核,维护了科学理性精神应有的地位;主——主关系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它否定了单一主体性,更加注重社会交往关系,强调主体交往的平等性和共通性,但是,撇开客体中介和主客关系的主体际关系同样失之偏颇。这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既包含了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又彻底超越了单一主体性的缺陷,将主体间性关系引入到哲学中来,它既批判地继承了解构主义的多元主体观,吸收了它的一切合理成分,对其否定客体中介的相对主义作了积极的扬弃。所以,交往行为理论的主——客——主的逻辑是对以往两种哲学范式的辩证扬弃和合理统一。可见,“在人与物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以及在人与人即主体间性和物与物即互文性的关系上,保持基本的动态的平衡态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应持的稳健态度。”[1](P37)

四、结语

交往行为理论使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摆脱了语文学模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性,打破了结构主义模式的机械化和程式化,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为翻译学构建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基础,本文所做只是初步尝试,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文系陇东学院2009年社科项目“文学翻译批评模式重建——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号:XYSK0911。)

注释:

[1]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杨恒达:《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载谢天振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4]吕俊:《文学翻译: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交往行为理论的文学翻译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版,第1期。

[5][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7][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黄维梁,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肯拓——台湾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文学批评的功能 第4篇

今天, 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讨论一下文学批评的功能问题。

借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来说, 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以言述事, 即不仅仅是要告诉人们, 某部文学作品或者某种文学现象是怎样的, 更重要的, 它是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 也就是说, 文学批评通过对某件文学作品、某种文学现象的分析评判, 最终是想要告诉读者应该怎样读, 想要告诉作家应该怎样写, 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对社会发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文学批评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吗?读者真的可以从文学批评论著中学到怎样读, 作家果真可以从文学批评论著中学到怎样写吗?于是, 就产生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

若干年来, 我们听到对于文学批评现状不满的声音, 那也就是对于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怀疑。这种声音, 来自读者, 来自文学界, 也有来自文学批评界自身的。产生这类不满, 常常是拿当前的文学批评与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批评, 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为人们所钦佩、所赞赏的文学批评比较之后做出的。这类不满, 在我看来, 很多是有道理的, 是有事实依据的。不过, 与以往的文学批评比较, 需要做历史的分析。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文学批评有很不相同的处境、地位;决定文学批评发生社会效应的大或小、快或慢、显或隐的, 不仅在它自身, 还会受制于、甚至是更要受制于客观条件。

文学批评最风光的时候, 要算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涅克拉索夫有一部中篇小说《铁石心肠》, 很写实地描述“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与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见面的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初执意不肯去见作为文坛领袖的大批评家, 别林斯基听到几位朋友对陀氏处女作的赞扬也还颇为怀疑, 是热心的涅克拉索夫从两个方面大力撮合推动, 才促成了那次会面。此前, 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向别林斯基推荐说, “又一个果戈里将要出现”时, 别林斯基还没有看到《穷人》的手稿, 不以为然地回答, “你以为果戈里是能够像蘑菇一样, 几个晚上就能培育出来的吗!”他犹豫地拿起手稿, 读了第一页就放不下, 一口气读完马上说, “只有天才, 才能在二十五岁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看法被转告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年轻小说家沉思的脸上, 顿时闪耀着幸福的光辉”。随后他被带去见了别林斯基, 当面听到对他作品的激情的评论、细致的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隆重的时刻, 此时发生了决定着我终生命运的大转变”。在那几十年里, 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对果戈里、对莱蒙托夫的评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谢德林、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论, 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对屠格涅夫、对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评论, 发生了多么及时、多么巨大、多么深远的作用呀!那个时候, 有谁还会否认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呢!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时期, 从贵族知识分子主导转变为平民知识分子主导, 列宁说, “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 “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要知道, 社会智力的分布,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很不一样, 因之, 民族的先驱者在不同时期集中地出现在不同的精神生产领域。十九世纪中期, 站在时代前列的平民知识分子, 通过文学批评来推动社会变革, 如别林斯基所说, “批评早已成为我们公众迫切的需要了, 任何一份杂志, 任何一张报纸, 如果不辟出批评和书报评述的专栏, 就不能够继续存在”。所以, 才会有许多睿智的而学识渊博的, 富有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的天才, 把全副精力放在文学批评事业上, 觉得这样做会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 是一个特例, 并不是任何时期都能有类似的环境。国家不幸诗家幸, 文学批评地位的突出, 是苦难的俄罗斯酝酿大变革时期历史的选择和安排。

有人认为, 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学批评胜于后半叶。新世纪之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 选文五十九篇, 作者五十四人。本来, 百年前半与后半时间基本相等, 但“出版说明”中说, 该书的编选, 重在“理性之态度、独到之眼光、精妙之见解”, “以此为尺度, 本书多选现代文章, 少选或慎选当代文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书所收当代批评家对当代作品的评论确实很少。这里, 首先, 我们可以说, 五六十年代也有不少对创作产生了正面良好效应的评论文章。例如, 茹志鹃的《百合花》先后两次被退稿, 发表之后, 茅盾对这一新人新作很快作出热情而精当的评论。茹志鹃后来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 重新滋润生长, 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 重新站立起来, 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 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 我要走下去, 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 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 (《说迟了的话》) 几十年过去了, 《百合花》依然散发芬芳, 茅盾对它的评论依然闪烁温煦的智慧之光。欧阳文彬等评论家也及时地给予茹志鹃恳切的评论。1979年《保卫延安》重新出版的时候, 杜鹏程将已故的冯雪峰1954年所写的长文印在卷首, 那篇文章原题《〈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 向文学界和全国读者介绍了这部小说。八十年代以后,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互动。总之, 在当代文学史上, 产生良好效应的文学评论还是可以举出很多的。

其次, 也不能不承认, 在我国, 五六十年代, 文学批评的社会关注度远比现在要高, 惟其关注度高, 在那个时候, 批评家下笔之时受到的约束牵扯就多, 那不是高质量的文学批评丰产的时期。老资格的批评家张光年先生在他的文集评论卷的“引言”中说, 建国后到文革前, “这期间文坛多事, 我的笔杆随头脑而左右摇摆”, 所以, 有一些文章就不能收进文集了。那些文章不能只说是无效, 而是产生了后来写作者回想起来也不愿意看到的负面的效应;另一些应时之作, 也只是产生短期效应, 时过境迁, 就成了明日黄花。张光年先生是优秀的诗人, 有多方面的学养, 他在1959年发表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1961年发表的《题材问题》, 在当时很有震动、安抚和鼓舞作用;但客观的环境使他在那时难以有很多有效的、值得本人和读者珍惜的批评文章。

至于当前的文学批评, 去年, 我从《光明日报》一篇文章上读到的说法是“乱象纷呈”, 主要指的是:资本势力入侵、权力干预、圈子化, 表现出来有廉价吹捧、文风晦涩或者空话套话连篇, 等等。我想, 对于这类不满之声, 在表达同感的同时, 不必停留于情绪化地加以谴责, 而要冷静地探讨其滋生的因由和矫治的方策。

如今的文学, 比之过去, 是大大地丰富了, 大大地复杂化了。文学批评也需要相应地作出调整, 用一种类型、一种标准、一套思维方式的文学批评来应对各色各类文学, 已经很不适宜, 已经是无法胜任了。实际上, 存在性质上有差异的文学批评, 它们有高下之别、雅俗之别、深浅之别、精粗之别, 但其中很多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只能在其适用范围之内, 对它们的有效性提出各不相同的要求。

现今与过去的重要区别之一, 是文学生产与文化产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文学出版社是企业, 要按照企业的规律运作。文学作品在出版社印制出来, 在作为精神生产果实的同时, 还具有了商品的性质。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说, 贝多芬的四重奏的乐谱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 和地窖里的土豆没有两样。此语似乎是对缪斯的大不敬, 却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冷冰冰的事实。出版商要把这些书, 包括最优美最高雅的诗歌、乐谱卖出去, 兑换成金钱, 收回成本, 并且还要收获利润。所以, 出版商要努力推销, 希望能有文学批评参与帮助推销, 也在情理之中, 从商业上可以说是正当的。只要出版商和愿意与出版商配合的文学批评家不违背商业道德, 不将劣质作品、平庸作品冒充精品, 社会就要对此容忍和接受, 甚至也可以是欢迎。现在的问题是, 文化产业和别的利益方起主导作用的, 与营销运作相联系的文学批评, 和不与商业营销粘在一起的、独立的文学批评, 如何区分开来?这就好比是商家做广告是合法的、正当的, 而质量检查机构的认证报告与商业广告必须截然分开。此外, 广告法规也有规定, 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和刊载的新闻必须明显地区别开来。软性广告隐匿其广告性质, 目的是增强读者的信任度和认同感, 但结果却往往使作为载体的报刊权威性降低、丧失。如今被人们诟病的, 是近一二十年越来越常见的, 在带有明显促销色彩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上发表的那些口头评论和随后集束的、整版的文学批评里, 隐性广告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是否可以设想, 坦率地让这类评论以广告的面目出现, 让广告作为广告, 评论作为评论, 各自显现真实面貌?鲁迅就为他自己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为自己翻译的《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撰写过广告, 刊载于当时的报刊。在《鲁迅全集》里, 文学书籍广告远不止这两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为什么不可以实名做广告?这样, 作者不必摆出论道衡文的郑重、庄严的架势, 读者也不会对它们的学理深度有过高的期待, 对它们多讲优点、少讲弱点可以有所会心, 读后不会产生失望的感觉。出版商看重这类评论在拉升销售码洋上的有效性, 而广告写得好, 同样会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 帮助读者选择自己所需要、所喜爱的作品。对于怀有更高要求的读者, 可以从作为严密科学思维和敏锐艺术感受的成果的严肃的文学批评论著里, 满足自己的需要。

文学批评需要区分评论对象, 区分接受对象。传播学强调分众传播的必要性, 文学批评家执笔之时, 不能不考虑为谁而写, 目标受众模糊不清, 其有效性就大受限制。比如说网络文学, 它的生产方式、写作目的和写作态度, 与传统的作家创作迥然有异。能够对《白鹿原》《尘埃落定》作出引人入胜的评论的批评家, 面对《盗墓笔记》《千年泪》很可能捉襟见肘、无从置喙。老实说, 我对把网络文学纳入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 有些不解。很难想象一种奖项无所不包, 囊括全部文学。日本有直木文学奖和芥川文学奖, 一个专评大众的、以故事情节取胜的, 一个专评纯文学的, 以艺术探索见长的。纯文学作家有的自视很高, 但如果参评直木奖, 多半是会落选的。这样不同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 如何比较?文学批评对几类不同作品, 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尺度, 批评家发表的见解, 在各自的范围里产生不可彼此取代的效果。

本文前面提到《光明日报》关于文艺批评“乱象纷呈”的综述, 那里说到, 某些文学作品研讨会的参加者很少有能将作品认真研读完的, 却依然能作出“精彩发言”。这是阻碍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个大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结果公布之后, 我看到, 有几位富有才华和学力的批评家发表谈话说, 评审时的阅读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 凭借丰富的阅读经验, 部分地浏览, 对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也可以做出考量。对此, 我很感惊讶。一次评奖的短时间, 不可能把所有参评作品都细读细品, 这是实情, 完全可以理解, 但解决之道是改进评审办法。不能以此认定, 大略翻阅便作出褒贬取舍的判断为正常的文学批评工作方式。我们都听说过, 阎立本看张僧繇的绘画, 第一次说“定虚得名”。自己不放心, 第二天再看, 说:“犹是近代佳手。”第三天再看, 感叹:“名下无虚士。”欧阳询偶见路旁晋代索靖所书古碑, 揣摩良久, 离去数百步又返回, 卧宿其旁, 三日方去。在这生活节奏急速的时代, 格外要提倡宗白华式的美学散步。宗先生自述在西洋名画前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心里不断默诵中国古代诗词, 忘情于艺术天地。批评家对文学文本沉潜往复, 而不要为快餐式的速读辩护。普列汉诺夫说, 好的文学批评可以使得优秀作品给读者快感大大增加, 并且有深刻的理解。倘若批评家本人都没有深入作品的境界, 如何引导读者体味作品的精髓思想和新颖创造呢?

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 第5篇

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

语料库的发展对语言研究以及与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从翻译语料库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入手,重点介绍了基于自建语料库的翻译批评研究,包括对平均句长、词语分布、词关键词等方面的调查,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批评方法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比较主题词和频统计、特色词汇、客观地把握文本,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翻译批评的描述性转向.本文同时也指出了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

作 者：肖维青 XIAO Wei-qing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83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年，卷(期)：“”(4)分类号：H059关键词：平行语料库 翻译批评 文本 文体

翻译批评的功能 第6篇

关键词：翻译批评；高校英语；BTI翻译教学

一、翻译批评概述

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批评是翻译学科建立、发展、成熟的三大重要支柱，而翻译批评作为连接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桥梁，是翻译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离不开翻译批评这个中介来完成，而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的研究反过来能够不断验证和丰富翻译理论体系。许钧认为：“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既包括对翻译现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析。”翻译批评既要分析译文的不足之处，也需指出译文的精妙之处，并非单单是批评。总之，翻译批评必须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采取科学地分析方法对译文进行客观地评价。

纵观中外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严复提出“信、达、雅”，林语堂提出“忠实、通顺、美”，钱钟书的“化境”之说，尤金奈达提出“功能对等”，纽马克提出“语义、交际”翻译等，翻译研究的标准从语言层次逐渐发展到更为细致多样的角度。翻译批评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进行译作评析，从而检验这些标准对译文的影响，更以此为凭分析译作的优点与缺点。在进行翻译批评之前，必须对原作进行认真的阅读，包括原作的写作风格、写作意图、表达方式都应了解。此外，进行翻译批评之前要了解原文的读者和目的语的读者，预测目的语的读者反映，掌握译者的翻译意图。在开展翻译批评时，应当按照翻译标准分析译者如何处理原文，是否使译文达到或者未能达到翻译标准，进而做出公正、客观的判断和评价。

二、BTI翻译实践教学中翻译批评的应用

高校翻译教学主要以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为目标，通过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教学来训练学生的翻译技能和翻译素养。本科BTI翻译教学以翻译实践课程为主，向广大学生传授翻译技巧，并通过大量翻译实践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翻译教学必须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标；翻译的艺术性又要求翻译教学必须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纽马克认为，翻译批评是联系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纽带。本科阶段学生初步接触翻译学科，缺乏翻译理论素养，同时翻译实践经验不足，若单纯讲解翻译技巧、进行大量翻译练习而不进行译文自省和讨论的话，学生的学习往往事倍功半，难有长进。因而借助翻译批评指导翻译实践教学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分析译文，展开讨论，互相评价，取长补短，进而深刻体会翻译技巧的奥秘，熟练掌握各种技巧的应用，同时增强翻译意识。

翻译批评在翻译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译文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价，提高对译文的赏析能力及翻译实践能力。BTI翻译实践课程开设于大二学年，学生刚刚结束一年级的翻译通识教育，初步接触翻译实践课程比较生疏，缺乏翻译理论指导。因而在开展翻译实践过程中，学生往往无法自然地使用翻译技巧。

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化到另一种语言，更应保持与原作思想内容以及风格等各方面的一致，即译文应当忠实于原文。在此情况下，引用“信”的翻译标准带领学生开展翻译实践的批评，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面对面进行批评，互相交流对原作的阐释、彼此译文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法，各抒己见，加深学生对于翻译理论的体会，加强其对翻译技巧的掌握和对好的译文的赏析。

如在翻译实践课上对散文进行翻译实践和批评，使学生掌握散文的翻译原则和方法。现举一例：

But I am convinced that men have their work chosen for them quite as often as they themselves choose it.

学生A：但我相信人们的工作一半是自己选的，一半是他人替你选的。

学生B：但是我确信有时人们被工作选择，有时他们自己选择工作。

学生C：但是我相信人们被动地接受工作和主动地选择工作的概率是差不多的。

学生在翻译实践之后，依照“信”的翻译标准互相进行热烈地翻译批评。在互相辩论的过程中，大家更加清楚地理解了原文的含义，本着忠实原文的态度对各自译文进行分析和评判。通过讨论大家发现多数同学误解了原文的意思，译文是错误的；少数同学能够正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通过比较，大家一致得出结论，C同学的译文更加符合原文的意思。

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学生首先掌握了翻译批评的第一个步骤，即正确理解原文。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批判，他们有了新的体会，即原文对读者起了什么样的影响，译作有没有传达这一影响，读者能否产生相同的反应呢？

又如：A partridge bursts away from the foot of a shrub oak like its own dry fruit， immortal bird！

学生A：一只山鸡从灌木橡树的下面飞出来，好像那是它的干果一样，不死鸟！

学生B：一只鹧鸪突然从橡树脚下飞了出来，像是树里长出的干果，神仙鸟！

学生C：一只山鸡从灌木橡树的树根飞出来，就像看到口渴的干果一样，一只永生鸟！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思考和鉴赏，自己体会译文的好坏，进而得出改善的方法，成为翻译批评的主体，逐渐提高翻译实践能力。B同学的译文更符合“信”的翻译标准，学生们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了各种翻译方法，避免了机械式的学习。

三、翻译批评在翻译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

BTI翻译教学离不开翻译批评的支持。教师在翻译实践课堂上必须帮助学生认识到译文的好坏，在点评不同学生的译文时得出结论，例如，某一译本相对突出，更加忠实原文等。在此过程中，教师已然开始翻译批评。在引导低年级学生开展翻译实践批评时，应当以忠实原文作为最基本的批评标准，在此基础上逐步深化，对语言风格等进行锤炼。

综上所述，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能够通过对译文的评价、批判和赏析，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翻译标准和判断能力，养成鉴别译作好坏的识别能力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翻译实践活动，避免死译和机械翻译。

翻译教学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体现形式，与翻译批评密切联系，贯穿翻译教学始终。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引入翻译批评，使学生成为翻译批评主体，利用批评理论、方法对批评客体进行有效的批评，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使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逐步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1998.

[2]吕俊.谈翻译批评标准的体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3）： 52-55.

[3]穆雷.翻译批评与翻译标准[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4）： 45-47.

[4]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广告批评的内涵与功能 第7篇

广告批评的内涵

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广告批评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方东认为:“广告批评是对广告现象进行认识和评价的科学活动。广告批评既要阐释和评价广告的文本意义, 对广告作品的营销效果、社会影响、艺术水平等方面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和评论, 也要分析和论述创作者与创作过程、受众与接受过程以及广告活动所涉及的其他因素”。 (1) 仝帆则认为:“所谓广告批评, 就是用相关的学科理论对广告的整体效益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和判断的活动。” (2) 方东在定义中指出了广告批评对象, 即广告现象的广泛性, 仝帆则着重于评价广告的整体效益, 二者都强调广告批评是一种科学的评价活动。张微认为:“广告批评是对接收到的广告信息的一种反应, 而且这种反应通过文本形式回传到信源 (广告发布者) , 实现了信息的回流, 从而标志着反馈的形成。” (3) 从传播学的角度强调广告批评是一种特殊的反馈和促新形式。曾献飞、蒋华指出:“广告批评当为, 对广告中的现象进行评价与分析的活动, 达到激浊扬清的效果, 为广告的持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 (4) 主要从广告批评的功能与作用角度进行定义。陈培爱的定义为:“广告批评是一种专门性的研究和评论, 是对广告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分析、评价、反思和扬弃的科学活动。它涉及广告传播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5) 指出了广告批评的专门性、研究性与全面性。丁俊杰从“广告”与“批评”两个维度对广告批评的内涵进行论述, 指明了批评的两个类别与广告的三个层面, 但并未给出一个固定术语, “连最有权威的学者或最有实力的学会都不能把一种术语固定下来, 特别是像广告批评这类众说纷纭的术语” (6) 。

可见, 对广告批评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笔者通过对以上定义的分析, 认为在对广告批评的内涵界定时应注意下列要素:

1.广告批评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既然是一种价值判断, 就必须明确判断其应遵循的价值标准:是经济标准、传播标准, 还是社会标准、艺术标准。标准不同, 结果相异。

2.广告批评是一种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广告批评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亦非经验的归纳总结, 而是一种专业性的解析或诠释, 必须以相关的理论为指导, 这些理论包括营销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

3.广告批评的基础是广告传播的效果, 包括经济效果、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广告传播效果是广告的重心, 亦是广告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相区别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4.广告批评即批评广告。批评不仅有批, 还侧重于评。批评本意是一种分析性的见解, 而不全是指责、否定之意。广告作为广告批评的对象, 笔者认同丁俊杰先生的观点, 即包括广告作品、广告运作、广告环境三个层面。

综上所述, 笔者将广告批评定义为:广告批评是遵循一定的价值标准, 运用相关的学科理论, 以广告传播效果为基础, 对广告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的专门研究。

广告批评的功能

关于广告批评的功能, 张微认为, 广告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反馈形式, 具有独特的四大功能:校正指导功能;激励攀升功能;控制法治功能;超越启示功能。 (7) 方东指出, 广告批评是一个关键性环节, 具有阐述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规范作用。 (8) 饶德江着重于广告批评的社会价值, 他认为“新世纪广告批评的宗旨, 即是通过对广告多方面的科学评价, 促进广告在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促使广告为人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9) 。结合自身思考, 笔者认为广告批评具有以下功能。

阐释功能。广告批评并非批评者的自言自语, 而是对广告现象作出的较为客观、全面的解读。借助这种解读, 沟通创意者与受众, 使受众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创意者的意图, 更深切地体会广告艺术的境界, 更大限度地避免受众对广告的误读甚至不解。尽管从理论上讲, 任何优秀的广告创意都应遵循简洁性与通俗性法则, 但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 并不能完全保证受众对广告达到彻底理解。例如, 意大利著名牛仔服品牌迪塞尔的一幅平面广告《现代会议的诞生》。该广告采用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一张历史性的真实照片为视觉元素, 即二战三巨头并排而坐谈论战后世界格局问题。所不同的是, 创意人对照片进行了大胆篡改, 加入三位美女与三巨头谈笑风生, 甚是亲切。迪塞尔的品牌理念是:为了成功的生活。而西方广告人理解的成功包含民主法制、彼此尊重、生活自由等内容。在雅尔塔会议上, 三巨头对战后世界格局达成相互谅解, 并同意成立联合国来解决国际纠纷。可见, 创意人将雅尔塔会议称为现代会议的诞生很有道理。然而, 会议成功并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 最终是为了让人们过上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所以, 广告中加入了幸福生活的元素:自由、独立、快乐的三位美女与三巨头平等而愉悦地交谈, 再联想迪塞尔的品牌理念, 广告的主题便不难理解。

评价功能。即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指出优点与不足, 评价好坏。既要肯定和正名, 又要否定和反对;既要对优秀的广告进行褒扬, 又要对低劣的广告进行斥责。不过, 在评价广告时要特别注意角度问题。角度不同, 评价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有的广告有传播力却无销售力;有的广告有知名度, 却无美誉度;有的广告诉求准确, 却表现平庸;有的广告充满美感, 却不知所云;有的广告创意新奇, 却违背伦理。例如, 国内某一饼干的电视广告中, 祖父祖母、父母与孩子争抢饼干, 互不相让, 尽管饼干美味、老少皆宜的诉求表现准确, 却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违背。再如, 无人不晓的脑白金广告, 其叫卖式的直白诉求与庸俗的表现方式屡遭诟病, 但从经济角度而言, 其超额的市场利润和强大的营销效果无不令人折服。可见, 就一则广告而言, 涉及传播学、营销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美术、摄影、摄像等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因此, 我们应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审视和评价广告, 使广告批评本身更加理性、客观和公正。

促进功能。广告批评既指出缺陷, 又褒扬优点;既能对现有不足弥补完善, 又能对先进经验挖掘推广。因此, 能够促进广告人创作水平的提高, 促进法规与伦理的完备。优秀的广告得到批评家的肯定与表扬, 就等于广告人的心血与劳动得到了回报, 社会尊重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他们必将更加努力, 超越自我, 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广告。20世纪50年代, 美国广告大师威廉伯恩巴克为大众甲壳虫轿车创作了平面广告《想想小的好处》, 受到广告批评家的大力赞赏, 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与热情, 于是又创作出了经典之作《我们是老二, 我们更加努力》、《柠檬》。另外, 对一些虚假广告、性感广告、恶俗广告、侮辱广告等的批评, 引发争议, 致使广告修改或撤销,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告业的健康发展。英国一著名汽车公司为宣传一款新型越野车而做一则杂志广告, 内容是:这款马力强劲的新型越野车疾速驶过一名上身赤裸的非洲少女面前时, 车速带动的气流将少女的乳房吹向一方, 以此表现该车威力惊人。这则广告在南非一经刊出, 立即引发激烈批评, 负责检举的广告审核局指责该广告“不负责任, 损害非洲人种族尊严及文化”, 南非法庭判令该公司马上撤销广告并公开道歉。

贺拉斯曾将创作比做刀子, 将批评比做磨刀石, 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 但却“能使钢刀锋利”。 (10) 同理, 广告批评本身不能创制广告作品、从事广告活动, 但却能使广告人更加智慧与清醒, 广告创意更加独特与新颖, 广告活动更加科学与有效。

注释

1 (8) 方东:《关于广告批评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2 (6) 。

2 仝帆:《略论广告批评的文化标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11) 。

3 (7) 张微:《广告批评:一种特殊的反馈和促新形式》, 《武汉大学学报》, 2003 (1) 。

4 曾献飞、蒋华:《广告批评研究述评》, 《商场现代化》, 2006年11月 (中旬刊) 。

5 陈培爱著:《广告传播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452页。

6 丁俊杰:《论广告批评的基本内涵和体系构建》, 《山西大学学报》, 2009 (4) 。

7 (9) 饶德江:《现代广告批评解读》, 《现代传播》, 2003 (3) 。

呼唤翻译批评 第8篇

1. 翻译批评的性质

吕俊、侯向群在《英汉翻译教程》一文中说:“翻译的效果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翻译的批评研究。翻译批评应包括两部分, 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其实践部分就是以翻译理论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译文进行鉴赏、评价、评论、比较等具体批评活动。其对象客体是已有的译文, 而其理论部分则是对批评的批评, 它是以翻译批评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它是将翻译批评活动理论化和理性化的研究过程, 或者说, 它应是翻译批评学。目前, 我国翻译批评方面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仅仅是在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翻译批评学还没有真正的建立。即使在实践批评上也还停留在点评式或感想式的评论上, 没有形成系统与全面的批评方法。” (吕俊, 侯向群, 2001:332) 许钧在《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一文中运用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原理, 给翻译批评下了科学的定义:“翻译批评, 则是对这种转换活动的合理程度和转换结果的等值程度作出评价。”“这种活动”是指“信息再现活动、语言转变活动、符号转换活动和内容传达活动”。他指出, 原作与译作的可比因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译者在具体作品中所观、所感的世界与作者意欲表现的世界是否吻合 (包括思想内容、思想倾向、思维程式) ; (2) 译者所使用的翻译方法、手段与作者的具体创作方法与技巧 (包括艺术安排、技巧、语言手段) 是否统一; (3) 译作对读者的意图、目的、效果与原作对读者的意图、目的、效果是否一致 (包括对读者审美的期待及读者的反应) 。许钧还归纳了客观、合理和公允的批评方法: (1) 逻辑验证的方法; (2) 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 (3) 语义分析的方法; (4) 抽样分析的方法; (5) 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 (6) 佳译赏析的方法。综而论之, 翻译批评就是在翻译理论指导下, 以科学可行的翻译标准为标尺, 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内容、形式、语言、文化、风格诸方面的比较, 减少翻译的变异与失误, 逐步弥合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差异, 保证翻译的质量, 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

2. 翻译批评的功能

纽马克说:“好的翻译批评是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 (纽马克, 1988:185) 在我国翻译界, 也出现了一些“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好的批评文章, 很值得翻译批评者学习和借鉴。翻译批评是一种沟通翻译活动与社会接受的中介性活动, 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它对读者接受、社会效果、翻译理论建设、规范翻译活动、指导翻译实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它最为直接的功能就是对已有译文文本的理性剖析, 对译者所抱有的态度, 对原文的理解及译作中的“创造性”、技巧的运用等进行再理解。因此, 翻译批评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翻译活动的规范功能与理论指导功能。

3. 翻译批评的对象

这些所论述的“对象”, 主要是依据翻译的外在过程, 将之分为译者、过程、译作和影响四个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部分。从科学翻译批评的实践看, 既可以单独将其中一种作为批评对象, 也可以将其中两种或更多种作为批评对象。 (文军, 2006:71) 其中对译作的批评可以说是翻译批评最为关注、同时成果也最为显著的领域。按最保守的估计, 整个翻译批评所涉及的领域中, 译作批评的成果至少占了80%。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 原因在于, 不论怎么讲, 译者动机也好, 翻译过程中的策略运用也好, 乃至翻译技巧的选择也好, 都会在译本中反映出来, 因为译本是以译者为主导的翻译过程的最终产品。 (文军, 2006:119)

二、翻译批评的历史回顾

翻阅古代的典籍资料, 我们会发现, 我国很早就有了文字记载的翻译批评, 不仅如此, 翻译批评的方面不仅涉及对译本、翻译家的批评, 还有对翻译思想及翻译活动的评论, 可见我国的翻译批评史不仅早, 而且完备。故王恩冕在《论我国的翻译批评》1999一文中说我国古代翻译批评“鲜有对具体译者或译作加以点评者”一说并不确切。只是翻译批评的文字多出在佛经译本的序里, 并没有专门的翻译批评论集, 这就更要求我们现代的翻译批评的研究者对我国翻译批评的论述进行整理, 以利于现在的翻译批评的蓬勃发展。 (文军, 2006:25)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 关于翻译的论争更加热烈。除了文学团体的争论之外, 当时名人之间的争论也是层出不穷, 著名的有鲁迅与瞿秋白之间、鲁迅与穆木天之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30年代的这次著名译家的论战被翻译界称为是20世纪的第一次翻译批评的高潮。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翻译批评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简要地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1) 50年代初期的翻译批评高潮; (2) 其后一直到1978年的相对停滞期; (3) 1978年到1987年的恢复时期; (4) 1987年一直到现在的多元发展的新高潮期。

三、如何加强翻译批评

1. 对于低劣译品和不良译风, 要敢于揭露, 决不姑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出现了相当低劣的译本, 诸如《红与黑》等名著出现了不止一种抄袭之作。这种有悖于翻译神圣使命的恶劣行径, 本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治, 可一直得不到严肃的揭露和批判, 反使那些伪劣译品的制造者们打着“世界名著翻译家”的旗号, 到处招摇撞骗。但是困难再大, 我们也要迎难而上, 在翻译界开展一场“打假”活动。只要翻译界上上下下齐心协力, 积极支持翻译期刊乃至新闻媒体大力开展翻译批评, 让求告者无空可钻, 不良风气一定能压下去, 我们的翻译事业一定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2. 完善翻译批评的方法。

对翻译批评方法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说法不一。许钧归纳出六种翻译批评的方法: (1) 逻辑验证法; (2) 定量定性分析法; (3) 语义分析法; (4) 抽样分析法; (5) 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 (6) 佳译赏析法。这六种批评方法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对译文进行批评。若将翻译方法粗略概括, 大致可分为两种:整体评价和细节评价。整体评价是看译文是否完全表达了原文的灵魂和精髓, 原文的风格和特征及译文的表达是否流畅、准确。细节评价指的是语言结构的批评, 是关于对字、词、句的理解是否准确, 表达是否清晰等方面的内容。

3. 要努力建设高素质的翻译批评者队伍。

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与职责, 决定了翻译批评者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具体来讲, 一是要有高尚的学术道德。一个翻译批评者的学术道德, 说到底, 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是成事之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翻译批评者, 必须认清自身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 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地评价译作文本和翻译现象。二是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翻译批评只有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以理服人, 才能成就自己, 影响译者和读者, 才能不断深化自己的见解, 实现批评的指导价值。三是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翻译批评的全方位和多维度特点要求翻译批评者必须广泛涉猎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了解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法则对于开展翻译批评大有裨益, 对于提高接受信息、选择信息、理解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很有帮助。四是要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翻译批评是一个多元并立的文化交流空间, 它既要向现实的国内翻译实践开发, 努力探索和解决眼下翻译实践中己经或可能遇到的问题, 又要向历史的翻译传统开掘, 在对传统经验的理性提炼中, 为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添砖加瓦。五是要有不懈的创新精神。翻译批评的创新, 说到底就是要立足当前, 放眼长远, 汇通中西, 融合今古, 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

造就高素质的翻译批评者队伍,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仅靠翻译工作者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 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学术管理、学术阵地建设、学术经费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大学外语系开设的翻译专业, 应加大翻译批评方面的课程设置比重。翻译批评界, 应进一步规范学术行为, 定期确定一部分重点研究课题, 深入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努力营造健康活跃的学术氛围, 推进翻译批评工作向纵深发展。

四、结语

翻译事业发展要翻译批评的鞭策和推动, 要重视翻译批评, 要更好地开展翻译批评。随着我国加入WTO、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主办和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开展, 翻译作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必将在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研究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需要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 以新的理念及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重新审视和进行翻译批评的研究, 既要利用当代译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译评, 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系统整理和现代诠释, 又要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文化历史积淀的基础上, 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译论研究的成果, 挖掘中国翻译理论, 最终建立一套比较全面、科学的翻译批评体系, 使翻译批评实现学科化和独立性。我们相信, 我国的翻译事业必将迎来一个俊才辈出、佳译纷呈的新世纪。

参考文献

[1]吕俊, 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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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ida, 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浅谈网络翻译批评 第9篇

翻译批评,从广义上讲就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从狭义上讲,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评价活动依赖并取决于相关的理论和一定的标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翻译批评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网络批评翻译是指在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以网络为平台,对不同的译文进行批评与赏析,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博客、论坛、讨论组、贴吧等。

二、网络翻译批评的特点

网络翻译批评不同于传统翻译批评,它以网络为平台,能更及时更广泛的记性翻译批评活动。

1.自发性。网络的开放福娱乐网民更多自由的权力:身份自由、发表自由、形式自由。传统翻译批评的主体一般都是专业译者或科研人士。相比之下,网络解放了翻译批评主体。网民可以自发的针对某一话题建立讨论组、博客、论坛或者贴吧,自由地发表言论。同时,参与者不仅仅是普通翻译爱好者,有些专家也参与其中。

2.及时性。传统的翻译批评由于批评渠道受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网络翻译批评对译文的评价非常及时迅速。当一部新的翻译作品问世后,随之会出现相关的作品评价与赏析。读者可以利用网络迅速建立讨论组,对某一新的译作进行评价。比如一些热映的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甄嬛传》这个剧一经播出,不仅在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甚至国外也有这个剧的爱好者。于是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甄嬛传》的台词的英文翻译。这就要归功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如果等到专业翻译人员将此剧的台词翻译出来,进行审校后在出版时,国外早已忘记了这个剧的存在。

3.交互性。交互性是指参与网络翻译批评主体之间的多项交流和互动,简称交互性。交互性分为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同步交互是指在翻译批评过程中,各批评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网络进行直接的交流与互动;所谓异步,也就是不同步,是指各个主体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交流与互动。传统的翻译批评活动中,通常只有一个主体的声音,各个主体之间无法及时做到交流互动,他们之间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因此发表的评论也只能是单向传递。而在网络翻译批评中,各个主体之间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与沟通,对同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使翻译批评更加立体、全面。

三、网络翻译批评的影响

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自发性、互动性、交互性给翻译批评活动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创新变革,促使翻译批评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改变。

1.积极作用

网络批评翻译能更好地促进监督功能实现。翻译批评的最大功能就是监督功能,翻译批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译文的质量。传统的翻译批评活动主要以文学翻译为主,批评课题的范围较窄;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批评力度不够。这就造成译作的质量低,问题的不到妥善解决。而网络翻译批评活动以现实问题为牵引,对翻译界出现的问题批评地一针见血。在翻译爱好者组建的讨论组中,他们紧紧围绕翻译质量这一中心话题进行讨论。给出的观点中有褒有贬,句句真实。结合这些观点,读者会对这个疑问作品的质量有综合的认识。因此,网络翻译批评可以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

网络翻译批评有助于提高翻译批评主体意识。网络赋予人们更自由的参与翻译批评的权利,批评的主题不再单单是传统翻译批评活动中的专业人士。借助于网络,无论是读者、译者还是专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翻译批评活动中,亿网民的身份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且翻译批评的形式、标准、内容和方法都不受限制,批评主体摆脱了束缚,表达真正的看法,拒绝了吹捧式和炒作式的翻译批评。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翻译批评才会客观真实。

网络翻译批评有助于实现主体间的对话功能。传统翻译批评是单个主体进行翻译批评,是一种单向传递,各个主体之间无法进行交流与互动。而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交互性,给各个主体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巴赫金提出了“对话”功能理论: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来(甚至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巴赫金1998:372)传统翻译批评活动中,读者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没有机会发表意见,而在网络翻译批评活动中,不只译者参与,普通读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参与其中,在讨论组中进行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形成不同的观点、标准和角度。同时,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促使他们看待问题更加全面深刻,从而进一步促进翻译批评活动的发展。

2.消极影响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批评翻译活动中。而有些人不了解相关的翻译批评理论,仅凭自己的感觉来评定一个作品。由于缺乏理论依靠,这些评论往往不具有科学性,会形成一个鱼龙混杂的局面。此外,一些批评主体过于尖酸刻薄,不尊重译作,对译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四、结语

网络翻译批评以其特有的自发性、及时性、交互性弥补了传统翻译批评出现的问题,为翻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由于网民范围的扩大化,翻译批评主体水平的不一,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因此,网络翻译批评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监督,才能促进网络批评翻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一多.网络翻译批评——新的批评空间[J].外语研究.2015.

翻译批评的功能 第10篇

关键词：翻译,关联理论,对话理论,翻译批评

社会的发展对于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多, 然而受翻译的大环境的影响, 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却面临着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 而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翻译, 因此翻译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么翻译如何进行呢?笔者就关联理论与翻译, 还有翻译批评前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关联理论与翻译

翻译是受关联理论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德国学者Gutt认为, 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 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 它不仅涉及语码, 更重要的是根据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 而推理的依据就是关联性。关联性就是制约翻译的基本原则, 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原交际者的目的和读者 (听者) 的要求在认知环境方面与原文相似。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 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博士也认为:“翻译就是交际。”他指出, 信息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丧失其交际作用, 而译文如果起不到交际作用, 不能为读者所理解, 就是不合格的。

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告诉各自的读者, 因此, 要做到忠实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这就需要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 并根据关联原则找到各种信息的最佳关联, 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 最终做出一个最能体现原作者交际意图的译文。成功的译文是使译文读者可以不必花费较多的努力就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语境效果, 并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

关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交际过程, 而翻译过程包含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和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这两个交际过程。因此, 译者不仅要有准确理解作者交际意图的能力, 还应充分考虑译文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 帮助译文读者找到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接受来自原文本的信息, 这些信息提供的动态语境与译者的认知语境相结合, 产生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 译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推理能力努力达到对原文作者意图的最接近的理解, 从而做到对原文的“忠实”。然而,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依赖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了解。如果译者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和知识结构, 将原文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译文读者, 只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 导致交际失败。例如, 如果把“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直译为“据说家家户户的壁橱里至少都藏着一具骷髅。”就会使译文读者困惑不解。此译文只是对原文的表面意思做了传达, 并未传达原文的真实意义, 对于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来说就很难以理解。然而。如果将其翻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 丑事家家有。”这样, 译者就找到了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 译文也更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 译者就达到了完成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最佳交际的目的。

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 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 译者可以采取各种翻译策略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 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因此, 译文读者在这一交际过程中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译者需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有充分的了解, 做出准确的判断, 对译文的表达方式做出适合译文读者的选择。如对《红楼梦》中的谚语“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翻译, 霍克斯直接引用英语谚语“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撇开原作中的佛教色彩, 使译作带上了基督教色彩, 从而使原文作者曹雪芹向译文读者靠近。

翻译是语际意义的转换, 意义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在翻译过程中, 既要重视语言本身, 也要重视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语境在关联理论中又称为语境假设, 不仅包括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会环境, 还包括百科知识和当时感知的信息, 这些信息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语境, 而是一系列语境。在话语理解中, 人们只是选取某一特定语境对信息进行推理。交际能否顺利进行, 主要看听话者能否选择正确的语境。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动态的语境观。语境不是静态的, 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很多情况下, 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可能会和话语的字面意思不一致甚至相反, 这就要求听话者结合自己的认知结构和百科知识及推理能力找到与说话者的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假设, 通过推理正确的判断说话者的交际意图。

二、对话理论与翻译批评

1. 翻译的本质

鉴于翻译批评是在翻译活动之后进行, 作者将从对话理论角度审视翻译活动的本质。

文学作品一旦产生, 与读者相遇, 在其能动参与下, 作品就被不断地诠释并经历着多重考验。作为原文本的第一读者, 译者发挥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地完成译作。在这其中, 他不止是与原文本或者原作者相遇, 还与心中假想的读者相遇。译者与目的语读者对话不可避免。译本在进入目的语文化的过程中, 经受各种质疑与考验, 使得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不断循环。

由以上可看出, 翻译是一场主体间对话的综合体, 它不是单纯发生在原文本产生的空间或目的语文化的空间, 而是译者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 游走在原作 (作者) 和读者之间, 来回调解, 平衡, 以期奏出和谐的乐章。

2. 翻译批评的本质

基于对翻译过程中对话层次的认识, 翻译批评对翻译中包含的对话也应投以关注。

吕俊指出, 译者在文本翻译时, 并不知道他的译文现实性读者会是哪些人, 也不会准确预测, 而另一方面译文读者在阅读时, 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又是不在场的, 隐匿的。读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确定译者话语与他所理解的之间由多大差别, 更不知与原文作者 (第一作者) 的原文话语由怎样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双重的缺席性话语。批评的介入就会把原文作者, 原文文本, 译者与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串联起来。它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就充当了一种现实性的联系纽带, 并激活了这种隐含的对话关系, 它是参与对话的一种对话。

基于对话理论的思想, 翻译批评不再只具有对译作本身的纠错功能而是对这场对话的言说。批评者揭示这场对话的过程及背后隐含的因素, 并欢迎各类声音与其对话和争论。他使用话语权开拓话语的空间, 并参与构建文本的意义。

3. 翻译批评的功能

翻译批评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一方面, 译者通过译作言说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在批评者的队伍中大众读者没有权力言说, 偶尔扮演批评者的译者处于言说和被抨击的尴尬, 于是只剩下了比例很小的专家的声音。为了构成可对话的双方, 批评家的声音不可或缺。译者与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促使翻译批评能更好地指导与规范翻译活动, 提高译作质量。

批评家对译作的回馈, 同时可为目的语读者构建文本的意义作参考。目的语读者可选择批评家的批评话语获得对译作新的认识与理解。目的语读者与批评家的对话促进了对译作的理解也提高了译作在目的语中的影响力。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批评家们可以借助他们的批评话语为沉默的他者声辩, 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 强势与弱势之间交流渠道畅通, 增强交流与对话, 以保证互不相融的意识能成为一个实体。

翻译批评的功能 第11篇

关键词：翻译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93-05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诗学视角中的翻译文学研究”（2010SK205）资助

作者简介：高胜兵（1974-），男，安徽枞阳人，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译介学。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GAO Sheng-bing1，2

（1.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great similarity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at of “historical text” and “historical events”， the basic strategy for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should absorb some unique theoretic quality from th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focusing on the diversities of translated text and original text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As a result， on the basis of diversities，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ims to “rever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by comparison，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ties” in view of culture for one thing. Besides，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original text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the criticism tries to analyze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Such cultural criticism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three key elements （translated text，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ng event） with a strong aware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as a subject.

Key words： translated literature； 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sm； cultural criticism

目前，翻译文学已普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文学研究的范式研究翻译文学。通常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进行文学研究，因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翻译研究实质上是翻译文学的文本研究——就是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和审美的研究，重点考察语言的“等值”、审美的“等效”；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文学研究体系重要部分的翻译文学批评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层面。实际上，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挖掘翻译文学自身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翻译文学本身是不同文学、文化的中介，具有文化杂合性，它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接受的理想切入点。本文认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该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史料，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endprint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源于新历史主义后期，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to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讲，提出了“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概念。由此，“文化诗学”开始出现于文论界，后来在中国有人就把葛林布拉特倡导的文化诗学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此来区分国内以童庆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中国派文化诗学[1]。新历史主义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解读文学，试图通过所有文本来“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但同时也承认“任何历史构建都混杂着阐释者的个人色彩”[2]674。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是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法”，借助于文学文本或广义的社会文本而进行的一种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主张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2]680。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就是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而且强调文本的阐释者总是难以完全逃脱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认识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

正常情况下，有责任心的译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传达源文中的所有信息，这也是翻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和基本功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译者往往会受到“不可译”的困扰，总是要受到自身“视域”的干扰，于是，在译本中，即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缺省和增补不可避免，译者主体性导致的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误读、误释”不可忽视。这种认识犹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一样，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大小文本之上的，具有“文本性”，它们不能客观真实地得到完整的再现。例如，认识历史的主要来源——历史文献总是要烙上编撰者的主观意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以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编撰者对历史“情节编排”的需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源文可以说就是“过去的历史”，文学翻译也就是在书写——理解、阐释——这“过去的历史”，这样翻译文学作品就成了“历史文本”。

葛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向我们坦诚了他研究文艺复兴时英国文学的方法：“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而完成“阐释任务”。他补充说道：通过阐释“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英国）十六世纪的文化”，而且“一个人在这种阐释工作中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3]。同时他也坦言自己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时就是有目的地选取了一些材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上具有的独特理论品质——一开始就强调了阐释者所处的环境，这种独特的理论品质对有“历史文本”特征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来说应该同样重要。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阐释者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环境会直接导致阐释者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从而用于阐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文本与“真实”有了误差，最终要么巩固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要么削弱或颠覆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要因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了“历史的文本性”而认为它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再现性，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没有无视“文本的历史性”——“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可以认识的，只是相对更准确的认识需要在对各种大小文本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里如果我们把“历史”换成“文化”，那么我们能得到这样的论断：文化的文本性，文本的文化性。这种视文化和文本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和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对文化的界定是一致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有机的符号系统。这种观点也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文学为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认为“文学所指涉的是外部世界，所吸纳的是社会价值体系，所承载的是多重文化符号，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2]674在翻译文学的语境下，在这种视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文化性的文化诗学观照下，我们不难理解，源文和译文都内含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元素。

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研究文学，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品质所在，而正是这种认识最符合翻译文学作品与源文学作品之间的实际情况。由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新历史”史观中得到启迪，使其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然后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穿梭于文学文本内外进行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一方面“沉降入细节”，考察译文对源文中的文化信息的理解与阐释——通过对比“还原”源文中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分析译文的形成和接受的文化原因以及译文与源文存在“变异”的原因。

（一） 文化比较（关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因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所以这种批评特别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与误释。通过文化比较，不同程度地“重构”源文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这样既有助于“不可译”的文化元素得到阐释，也有助于不同文化元素的“译名统一”，还有助于对文学文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endprint

例如英美文学中的“milky way”和中国文学中的“银河”的文化意象，以及“dragon”和“龙”的文化意象便是在翻译家们和翻译文学研究家们共同的努力下得到的全面地阐释。“milky way”和”“银河”在天文学上它们是对等的词汇，但是在文学里它们的文化意象不同，前者出自于古希腊的神话，是聚居在奥林帕斯山的众神通往大地的“路”，而后者出自于中国民间神话故事，是分隔牛郎与织女的“河”；“dragon”和“龙”原本不是对应的词，只是后来的翻译——应该说是误释（误译）——使它们成为了对应词，但是它们的文化意象恰恰相互冲突，前者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具有邪恶的意象，而后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超人的力量和神圣的意象。因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可着力于研究经典文学译本，特别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的经典文学译本中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甚至可以编写诸如“英汉圣经文化词典”、“汉英红楼梦文化词典”、“汉英水浒传文化词典”等等，这样，很多不可译的文化元素便可得到阐释和传播，不仅使文化元素的译名得到了统一，而且也使它们具有了可译性，从而有助于中外文化的互识与互融。

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一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读者无法在它的某一译本中了解它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内涵，即使本民族的读者对本民族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也是要通过一些文学批评才得以深入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利弗威尔（Andre Lefevere）的“折射理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利弗威尔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讨论中的古典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它本身的折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折射。从小学校使用的选集里的漫画或大学里使用的文集，到电影、电视连续剧，……到文学史的情节总结，到评论文章，……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感受就是由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折射累加在一起组成的。”[4]101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犹如一般文学批评、一般文学史一样可对源作进行解读与阐释使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只不过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往往要从翻译文学的文本中找到突破口，找到命题。例如，作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误释现象进行研究和阐述。如人们对中译本《鲁拜集》及其他版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很多学者对海亚姆及其诗歌进行过误读和误释，在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海亚姆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无神论诗人、恋酒诗人，而波斯诗歌则大都是“美酒+美女”的艳丽爱情诗。实际上海亚姆是一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即苏菲派诗人，而诗中的美酒和美女则是苏菲诗人习惯采用的隐喻方式。这里误读和误释主要是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大多数中译本译自英译者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而这个英译本由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出现了不少误读和误释[5]。很明显，通过这样的文化批评，我们对《鲁拜集》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便有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 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要求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特别重视考察译文中出现“误差”的原因，往往追溯到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可理解为阐释者——所处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考察研究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一致，既探讨翻译文学生成的环境，又探究翻译文学对文化构建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首先，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关注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例如考察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制约很明显。近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鲜明地体认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思想，由此促进了近代对西方小说的大量译介。其次，建国后的50—70年代社会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的制约表现得也突出，那时中国刚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巩固以及由于当时思想的“左倾”，新中国从苏联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概念，而后执行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那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译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他国家一些揭露资产阶级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

其次，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也包括考察研究翻译文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即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了构建新文化。此类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考察对翻译文学接受的效果。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构建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大量译介西方小说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五四”新文化干将鲁迅，因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8，而他特别热衷于林纾的翻译文学， “只要他（指林纾——引者注）印出一部，来到东京，（鲁迅）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4]71。即使到当代，翻译文学影响还是很大。当代先锋派小说家余华曾感言“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6]8。上文提到的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对无产阶级文学大量的译介实际上也构建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对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政治激情的催生作用不可低估。

（三） 译者主体性研究

如果说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文化比较主要基于文本的批评，文化互动研究主要基于翻译活动的批评，那么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则主要基于译者个人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方式立足点各不一样，只有囊括了这三种批评方式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才是完整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作为翻译文学文化批评的一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认为任何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对源作的选择和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

译者对源作的选择往往和时代的文化精神分不开。例如近代梁启超倡导并身体力行翻译政治小说，一方面是他个人政治改良信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需要政治变革的时代特征；林纾对源作选择的盲目性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及当时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有限认识，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异域文学文化渴求的时代精神；后来抗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时代主旋律和建国初期“政治第一”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人们对源作的选择之中。到了当代，翻译家们在选择源作时更多的是反映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特征，如季羡林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丰子恺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endprint

译者的翻译策略可分成“归化”和“异化”两种，归化是译者迁就译入语文化的表现，而异化表现出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尊重。《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思（David Hawkes）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个《红楼梦》英译本，引起了不少讨论。张南峰比较了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7]，向我们展示了两译本中的文化改写。他认为“这两个译本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为不同的目的而制作的，受不同的规范支配……”，霍克思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可接受性——“归化”，而杨宪益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充分性——“异化”，两个译本实质上都是译者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原文进行的“改写”，特别是霍克斯译本“改写”更为明显。他不仅改写了源文中的性描写而且改写了贾雨村和焦大的人物形象。这实际上改写了源文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因为源文中对性的保守地描写是真实地再现了传统中国主流文化对性的保守甚至忌讳；源文中贾雨村受谴责是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人格；源文中焦大受到了同情是真实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忠”、“仁”、“义”等文化内涵。

三、总结

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研究，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互识、互动及互融。参照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以“差异”、“社会环境”和“译者主体性”等为切入点，关注文化交流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关注译本中的“误读”和“误释”现象，以比较和阐释的方式“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因此有利于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关注译本的形成和影响，以事实为基础阐释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融规律，它使人们能深刻地感知到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碰撞和融合现象，最终使人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理性的认识并作出明智的选择。例如，《迦因小传》在译入我国时最初的译本不是全译本，而且内容改动很大，后来林纾的全译本相对来说更忠于源文，但是当时人们却偏爱于最初的节译本而批判林纾的译本，究其原因是节译本“迎合”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全译本“违背”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这两种译本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节译本起着先导作用，引导当时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于异域文学文化，而全译本因为“更忠实”，所以能让人们看到更加真实的异域文学文化，特别是西方的道德文化。通过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我们一方面可以对译作中的“忠实性”有更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到启迪：根据译入语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的目的，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

本文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具有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展开的：（1）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文化“误读”、“误释”；（2）关注翻译事件中的文化互动；（3）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更多的史料，使进入翻译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家和翻译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和历史价值，同时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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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叙事批评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第12篇

评价翻译作品的好坏即是评价译作和原作的意义和意境是否统一, 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得到有效传达;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即是评价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文章兼具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美学价值。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文本作为纽带实现和读者的交流, 读者通过文本对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获得认知和了解;同样, 翻译作品的译者通过译作作为纽带首先实现和原作者的作品形式和意义的共鸣, 并通过译作作为纽带和读者交流, 读者通过译作对译者的意图和作品进行评估, 翻译批评者则通过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对比原作和译作对译者的意图和翻译的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价。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著名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所说, 翻译的本质是再叙事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 , 翻译实际上就是译者在对原文理解的基础上一个再叙事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创作更是和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 叙事是小说的灵魂。可见, 翻译实践和叙事学有着相似的研究范式, 本质上都是叙事, 从事翻译批评和叙事批评可以采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所以, 从叙事学的角度去解读小说的翻译过程, 可以在更为全面科学的层次上建构小说的翻译研究, 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2叙事批评与翻译

叙事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叙事作品及其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的评价。叙事批评是对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的分析, 即分析“是什么”“怎么说”是否很好的呈现给读者。叙事学的基本元素由叙事者, 时间因果分析 (形式分析) , 受述者等组成。

叙事批评参照叙事学的标准对文本进行批评赏析。有广义的叙事批评, 也有狭义的叙事批评。本文提到所采用的叙事批评是针对翻译的狭义的叙事批评, 即是文学叙事批评, 文学叙事批评是用叙事学的方法来进行的文学批评。华莱士·马丁人文这种叙事批评, 关注的是诸如人物塑造, 视点, 描写, 文体等特性, 20世纪20年代的, 叙事学理论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和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先河。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罗夫斯基等人发现了叙事中“故事”和“情节”的差异, “故事”指的是按实际时间顺序作品叙述的所有事件, “情节”则是指在作品中事件出现的实际情况, “故事”和“情节”直接影响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勾勒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 从而突出了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小说的叙事技巧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安排, 即托多罗夫所提出的故事语法;二是热奈特所提出的叙述话语, 即讲述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笔头话语。小说的翻译与创作的不同点在于翻译过程中, 与翻译直接相关的不是叙事的故事层, 而是话语层。故事是独立于作者的写作风格的, 因为同一故事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风格表达。作者通过其独有的叙述话语来创作人物和反映社会现实, 从而形成特有的写作风格。所以,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应该在充分注意小说的叙述话语后, 再采取合适的手段传达原作的艺术性。叙事学现在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其根源是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产生出来, 其目的也是为了对文学产品的叙事行为和叙事文本进行解读, 翻译批评则是针对翻译作品, 也就是再叙事的评估与评价, 因此, 了解叙事批评和翻译批评, 就要了解叙事学的相关知识。

近些年来, 对小说, 诗歌等文学的翻译作品汗牛充栋, 学界和社会上对这些作品的批评也是日渐增多, 而这些批评大多是一家之言, 相对较为主观, 发表评论缺乏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中国翻译词典》184页, “翻译批评”词条, 1997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对其的定义是“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例如“分析原作, 着重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原作的功能”其本身就是叙事批评, 再如“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就是叙事学中分析隐含读者和作者意图等的技巧方法。

将叙事学引入翻译批评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并能较好地分析翻译作品的形式和美学价值, 叙事批评也为联系作品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桥梁。20世纪90年代以来, 陆陆续续我国的少数学者尝试用叙事学进行了小说翻译批评。尤以申丹老师最为突出, 她试图从文学和文体学的层面, 结合叙事学来构建小说翻译批评的体系。很多其他的学者也尝试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译作进行翻译批评, 郑敏宇分析了作者主观叙述与小说翻译的关系;方开瑞论述了文学小说翻译中的人物视角问题;唐伟胜和王克友则结合叙事学分析了小说翻译中的引语转换。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 而世界上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语言, 这也就意味着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信息流失或者信息偏差的过程。这种偏差可能是形式上的偏差, 也可能是内容上的偏差。德国语言理论家洪堡特认为, 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密切相关, 是民族语言意识的产物。 任何两个民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民族精神, 因此, 将一种语言翻译另一种语言时, 试图完全再现源语文本中的源语民族文化, 传递其本身能够传递给源语民族语言读者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译者只需要取其所属的文化视角解读一特定文本, 然后进行再叙事。既然翻译的过程是一个理解和叙事的过程,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代叙事学中提到:因为讲述者的立足点总有相异, 同一事件往往变得千差万别。在叙事中, 不仅仅观察角度会左右事件的性质, 同时, 叙述者的语气, 材料上的取舍, 重组的过程的运用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故事的叙述和韵味。

翻译中很容易出现的现象是“等值假象”, 从表面上看, 译文与原文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译文与原文的所指是相同, 但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却相去甚远。叙事批评的引入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 使翻译批评中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有机结合。叙事学使翻译批评家能够更加深入地分析小说的结构特点, 同时注意小说翻译中的文学性流失, 从而把小说的语言形式和美学功能联系起来, 突显其文学意义。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叙事学对于翻译实践研究必不可少,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总结

翻译实践研究和翻译批评除了是一些大家的随笔和读者的感受以外, 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理论作为支撑。叙事学理论和叙事批评方法因其和翻译相似的范式和契合的研究方法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 要做好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 叙事学的理论学习必不可少。叙事学为翻译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和方式, 并且保证的翻译作品和原作形式和意义上最大限度的统一。把叙事学和翻译学相结合不仅是一次跨学科的积极尝试, 更是一个丰富理论的创新。

摘要：叙事批评是结合叙事理论对文本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评估分析, 翻译实践则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 两者皆注重文本内容和形式的传达, 注重意境和美学价值的等同性。本文论述了将两者结合的可行性, 指出了叙事学作为理论支撑翻译批评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叙事学,叙事批评,翻译,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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