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手信范文（精选3篇）

澳门手信 第1篇

手信，并非专指贵重的礼品礼物，而是突出当地的`传统人文价值，讲究携带方便，轻巧，具有当地文化特色，又能讨得亲人朋友的欢心；手信，不在于贵，而在于心，一份情意，一份真诚，一份心意，代表对亲人朋友的祝福，表达着对亲人朋友的关心。

古往今来，潮人世代相沿，迎春佳节登门拜年或探亲访友、赠别饯行，常特意携带礼品致送，以深表情意。这些随带礼物人们常惯称为“手信”。广东话里的“手信”，就是人们通常出远门回来时捎给亲友的小礼物。并非按计划买来的大件或贵重商品，而信手捎来，故称“手信”。

澳门手信 第2篇

今天的特区政府总部,始建于十九世纪,原是澳门富绅的豪宅,且是同期大宅中的佼佼者,其建筑风格打破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在澳居住形式一成不变的沉闷单一格局,开创澳门新古典主义风格民居的先河,对澳门民居建筑的发展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由于澳督入住,大宅的角色发生变化,不再是一座纯粹的私人住宅。作为澳督官邸,它与社会政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后来为便于澳督工作,许多政府机关亦搬来这里办公,以致建筑的规模、格局以及细部元素都需作出改变来适应,从而形成今天的模样;其中的细部元素更成为官式建筑的典范,对官式建筑有深远的影响。此外,作为澳门的第一住宅,它也是十九世纪澳门上层社会主要的交际场所,引领生活风尚,促进澳门社会的联谊。

蜕变前的沉寂——简朴的传统葡式民居

葡萄牙人于1557年开始正式获准在澳门建房居住,初期,其所建的房子十分简陋,主要是以竹枝、木枝及茅草等材料搭建而成的茅屋,既不稳固,更无风格可言。及后,随着与华人认识加深,在建立一定互信的基础下,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开始有限制地以夯土、砖瓦及木材等材料修建更为坚固的房子。这些房子是根据葡萄牙当时的一般民居传统式样修建,具有中世纪城市的特点;房子一般是因地制宜修建,设计上讲究防卫性,外观比较简朴,很少装饰元素。关于这类型房子的样式,从完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中文古籍《澳门纪略》可以得知大概:房屋多为两层或三层高,以葡萄传统民居的正方形为主,墙壁较厚,以抹灰保护墙身;墙身四面开窗,窗较大,一般有两层,外边为百叶窗,内层为贝壳窗;屋顶为坡屋顶。门侧开,入口前有十数级石阶。一般是主人住楼上,楼下为供买自非洲的黑奴居住。一般住宅都有围墙围绕,围墙内设或大或小的菜园。

这种建筑式样由于受澳门经济走下坡的影响,加上清政府对葡萄牙人在澳的建筑行为限制甚为严厉,而没有得到发展,从而延续到十九世纪。从著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绘画的南湾素描景象中可见,当时南湾—带洋溢—派异国风情,大型房子沿海边整齐排列,然而建筑形式并不华丽;而在今政府总部所在的地段上,是—座两层高、四坡屋顶的房子;房子比较简朴,四周开窗,不施装饰,楼上窗户为矩形落地式,有简单的“一”字形窗楣;楼下窗户相对矮些,为方形,房子—侧有—个大花园,基本上与十八世纪的房屋样式无异。

新古典主义建筑—鸦片战争战后的澳门豪宅

十九世纪初的澳门,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居留,外国人不得不在澳门租屋居住,等待下一次往华交易的时期。外国商人的进入,不仅令在澳的葡萄牙人可从租赁房屋中得到很大的收益,同时,由于外国商人在华生活的约束多,生活较为苦闷,一旦到了澳门这具欧洲色彩的城市,他们便变得放松,尽情享乐,大量挥霍,从而改变了社会节奏和生活气氛,并促使澳门经济向外向型转型。此外,走私鸦片及贩卖华工到海外也为澳门增加不少收入,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又因赌博合法化更保证了澳门经济稳定增长,城市也因此摆脱两百多年来的沉寂,再次发展。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积弱,葡萄牙开始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清政府对澳门城市建设所制定的禁制与约束名存实亡。积累大量财富的在澳葡人以及旅居澳门的外国商人,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可炫耀其财富的豪宅。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南湾这上层阶级居住的地区。这些豪宅不仅具有葡萄牙建筑的传统内在特质,同时也因应潮流而有所创新,在外观上采用十九世纪风行的新古典主义手法进行建筑设计,从而令澳门民居出现划时代的改变,而南湾澳督府更是其中的翘楚。

现政府总部建于1849年,原为塞卡尔子爵(Barao de Cercal)府第。据文德泉神父(P.Manuel Teixeira)说,大宅由澳门著名建筑师若瑟多马斯阿基奴(JoséAgostinho Tomás de Aquino)设计。若瑟多马斯阿基奴生于1804年,其父亲是一个生于柬埔寨的葡萄牙人,母亲是澳门人。阿基奴是澳门难得一见的建筑天才,许多由他设计的建筑都成为澳门的地标,如西望洋山教堂、大堂(主教座堂)以及已拆掉的圣方济各修院及同样后来成为澳督官邸的圣珊泽宫。

塞卡尔子爵府第建于圣老楞座教堂与南湾海滩之间的坡地上,参考十九世纪的地图,可以知道该府第的范围与现在基本上一样,面积近5000平方米。但原来主体建筑面积只有800平方米左右,为典型的葡式民居平面布局;建筑呈方形,对称布置,两层高,楼梯居中,房子布置在两侧。屋后是花园,花园中有水井,再之后是厨房等辅助用房。至于建筑的外观,从1868年的旧相片可见是与传统的葡式民居有很大分别。它一改以往较为封闭保守的外观,建筑主立面以开敞的外廊来突出其开放及张扬,新古典主义特色,同时装饰元素明显增多,并反映了时代趣味。其主立面面宽有32米,中间内凹,有20米宽,两翼突出,有6米宽。内凹的中间部分设入口门廊,稍作前突;其下层设三个拱形入口,上层为四根具科林斯特色的石柱子组成的廊式露台,露台栏杆为铸铁图案。两翼上层为三根科林斯石柱组成的外廊,下层为开有两个百叶窗的墙体,窗下的墙身为花岗石,墙角为隅石,为葡萄牙本土常见的建筑特征。大宅入口前设小花园,甚有民居味道。建筑物其它几个立面以开窗为主,上有半圆形窗楣,窗楣内有雕刻细致生动、式样丰富的灰塑花纹装饰,是十九世纪澳门民居流行的做法。檐口下开有圆形通风小孔——葡式建筑多设假天花,天花内常较闷热,不利构件保存,此小孔就是为散热而设。建筑的屋顶为坡屋顶,铺中式瓦,四周有低矮的女儿墙,墙上设有中式宝瓶栏杆装饰,体现了一定的中西文化交融。主建筑左边设有一层高的更房,建筑造形虽较为简单,但门口装饰较为讲究。

相对于该建筑的开放与张扬,在同一张照片中,可以见到南湾边上其它的建筑式样则比较封闭呆板,一般只是外墙开窗,很少有外廊和露台之类的外向元素。可见澳督府的设计于当时而言是较为大胆创新,起引领潮流作用。而在此之后,澳门的大宅多以新古典主义手法进行修建,而且主要集中在主立面的处理上。具新古典特色的外廊式设计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慢慢出现,相信其设计是受到当时外国商人的影响。当然,外廊式建筑对葡萄牙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在欧洲以至印度果亚他们都有此类建筑。而针对澳门炎热的天气,外廓式建筑既可有助通风,也为人们提供舒适的乘凉空间。当然,它有利于一览海上景色,已不在话下。

建成后的塞卡尔子爵府第除了成为南湾边上的标志物外,它同时也是澳门上层社会的交际重地,经常衣香鬂影,歌舞升平,展现十九世纪的澳门上层社会多姿多彩的休闲舒适生活的一面;其中面积广阔繁花似锦的花园更为派对的最佳场所。十九世纪的澳门虽然有海景无限,但各山头怪石嶙峋、树木稀疏,野外景观实不怎样。反观上层社会的花园则十分讲究,遍种奇花异卉,野趣十足,而且很多是由外国引入澳门。在那时,由于没有有趣的公共娱乐活动,也没有专门的交谊场所,在豪宅中的聚会成为葡萄牙人的日常生活之一,故此类花园豪宅往往成为当时葡萄牙人聚集交谊的地方。据潘日明神父(P.Bea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在《殊途同归》一书中所述:“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却绚丽多采,热闹非凡。闲暇时,有的人围坐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或纸牌,而另一些人则由定居澳门的艺术大师路奇·安迪诺利指挥,在钢琴伴奏下引吭高歌。当时星期聚会颇为时髦,星期日在塞卡尔子爵官邸聚会;星期一市政厅秘书长恩里克·德·卡斯特罗官邸高朋满座;星期二暹罗领事贝纳迪诺·德·赛纳·费尔南多在官邸招待商人,而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在军人俱乐部和政府大厦相聚。男士们占用这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则属贵妇们。星期五在移民事务员、西班牙人坦科·亚尔梅洛家尽情欢乐。星期六改在阿尔皮诺·安东尼奥·巴舍科律师私邸翩翩起舞。”

澳门第一住宅

然而,由塞卡尔子爵府主办的派对和宴会于1881年因其家族衰落而嗄然而止。塞卡尔子爵府被拍卖且由政府投得,变身为澳督的官邸,成为澳门第一住宅。

葡人于1557年入据澳门,起初没有总督,城市名义上是由船队船长为长官,但这些长官更喜欢住在船上,很少上岸,城内的管治实际由议事会负责。后来为加强管治,才于1623年派马士加路也(D·Francisco Mascarenhas)来澳任总督。但由于受到在澳葡人的排斥,马士加路也并没得到总督应有的待遇,初时留宿于大炮台,后来搬进市议会,再后期才入住私人住宅。后虽经多番努力及斗争,总督的威信才得以确立,但二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的府第,直到十九世纪中政府购入位于南湾边上的塞卡尔子爵府作为官邸,澳门的总督才算是居有定所。

同期,政府进行南湾海堤修筑工程,堤边植树,树影婆娑,水光潾潾,令澳督府门前更美不胜收,而政府也总算有一个体面的地方来招待嘉宾。1885年,奥古斯托·P·托瓦尔·德·莱莫斯(Augusto P.Tovar de Lemos)在描述南湾和澳督府时说:“另外一个宫殿被一致认为是风格最精巧的,可以在南湾的建筑群中找到。它面向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西南方。整个宫殿,包括装饰,都足以接待最高规格的外国显要人物,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它是现任总督托马斯·德·索萨·罗萨(Tomas de Sousa Rosa)的住所,他进行了装修,聪明地把更多的政府部门安了进去,处理得既舒适又幽雅。”

大宅虽换了主人,但其作为社会交际场所的功能不但没改变,反而变得更为频密,各式的官式或私人活动与晚会往往通宵达旦。如每年的6月10日是葡萄牙国庆,是葡萄牙人小区的节日。在给那些为葡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颁发传统的奖章之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政府机构和领事机构一般都聚在一起,参加一个生动活泼、长达数小时的晚会。这些晚会的魅力之一,阿诺索伯爵1890年有记录:“6月25日晚上,音乐会后是舞会,在澳督府举行了精彩的晚会。女士们唱的歌是无与伦比,费尔南多·塞尔帕(Fernando Serpa)在对《浮士德》的革新中,唱出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勇敢深沉的男低音,而曼努埃尔·达·弗兰萨(Manuel da Franca)的男高音抒情独唱更是让人听得如痴如醉!而这些奇迹,都是通过艺术大师戈麦斯·达·席尔瓦(Gomes da Silva)的技巧来实现的,他还是个最杰出的医生、植物学家。音乐会在大房间里举行,那里悬挂着各位总督的肖像。舞会在另外的房间里,而议事厅则一直关着,里面有国王的画像,在厚厚的缎帐后。那些由中国画师绘画的总督画像,只是让人有些吃惊。要搞清楚这些画像是什么,真是不可能的事。可怜的总督们!”

从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大宅虽贵为总督官邸,其联谊作用更为重要。然而,从澳督将一些政府功能如议事厅等放进此建筑起,建筑的住宅文化一步步萎缩;从二十世纪初的照片可见,作为花园入口的更房被拆掉,花园围墙被铁栏栅取代,花园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途人可分享园中美景,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民间的距离更为接近,政府处事较为透明。然而对于澳督家庭来说,却并不一件愉快的事。二十世纪初叶,当时的总督帕克·达克斯伯爵的儿子若阿金·帕克·达克斯(Joaquim Paco d'Arcos)写道:“在左边,宫殿的窗户对着一条狭窄的小巷,右边,是一个郁郁葱葱、看护良好的花园,此花园属于这个宫殿,虽禁止公众进入,但因与外面只有一条高高的篱笆相隔,从外头亦可以看见里面。我们只使用宫殿后面的大花园(侧面的花园缺乏隐秘性,到那里去只是为了美化这所房子),花园分成两个层次,可以避开那些好奇的眼睛,而且得到中国园丁的精心看护,那些比较稀有的、千奇百怪的花卉和植物,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我们房间的窗户前。”“这花园,从种类的丰富到植物学上的多样,与安哥拉穆萨米迪什政府(Mocamedes)官邸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那里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力图使之成为一个里斯本式的花园!番木瓜树、石榴、桔树、番石榴、无花果树,都在这个湿润的天堂里,非常旺盛。棕榈树、粉花羊蹄甲、芙蓉花、蔷薇花、玫瑰树和山茶是最尊贵的品种,一年四季都在给我们的生活增光添色。还有,那平静的湖面上,飘满了荷花,又给整个院子增添了几分宁静和安祥。”

而从1925年的旧照片可以看出,原来位于入口前的小花园后来也被拆掉了,少了一份令人亲切的居家生活韵味。随着更多的公共部门的搬入,此澳督府在二十世纪初已不宜作为官邸,于是澳门政府另外在西湾购置了一所大宅作为澳督官邸,让澳督真正享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而旧澳督府在平面上作了很大的扩充,连立法会也放进去,至此,澳督府已不是住宅,它事实上是澳门的政治行政中心。

澳葡政府的行政中心

为了配合由住宅转为办公楼的角色变化,大宅在1930年经另一次大改动。首先在正面处理上,虽然整体构图不变,但中间的主入口门廊由三个圆门拱入口缩减为一个直拱门廊,而楼上的外廓被拆掉,整个二楼内凹的空间是完完全全的露台,以便于容纳更多嘉宾观赏门前举行的官方仪式及南湾绮丽的风光。而山墙顶则建有一个小巧的山花,山花上嵌上葡萄牙国徽,进一步强调建筑的政治性及公共性。至于两侧的露台则简化为由两柱支撑,栏杆也改为宝瓶状,与女儿墙相呼应,增加了中国文化的比重。除上述改动,中心。身份虽然转变,但角色依然,其肩负的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伟大事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澳督府”另一大改动是窗楣上。在十九世纪,澳门的民居的窗楣多为半圆式,楣内有灰塑装饰,“澳督府”也不例外。然而在这次工程中,考虑到“澳督府”的功能上已转变为政府办公室,作为澳门的行政枢纽,予人公正严谨的形象十分重要。以往立面上的一些灰塑装饰也被铲除,窗楣也改为较为严肃带有文艺复兴特色的三角楣,以及性格较为刚直的“宜”字窗,而这些窗式则成为澳门公共办公建筑的基本特征,如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邮政局大楼、四十年代改建的市政厅大楼(今民政总署大楼)等都采用此式样的窗户。而在外观色彩配搭上,以粉红色的墙体配上白色的门窗,十分简约轻快。文德泉神父说粉红色源于十八世纪葡萄牙庞贝尔时代的风格。而在澳门,粉红色外墙配白色门窗自此之后成为官式建筑的典范,同期改建的圣珊泽宫、嘉思栏士兵营、陆军俱乐部以至近年修建的司长级官邸及回归后建的官邸都采用这种色彩配搭,可见其影响至深。此外,建筑的坡屋顶被削去,以新材料混凝土结构平屋顶取代原来的木结构。而混凝土结构也用于二楼楼板的改建,从而令一些室内空间可加以整合成为跨度可达9米的大房间,以迎合政府办公需要,特别是大会议室及立法会的需要。此外,由于原有空间不足使用,花园及辅助用房等被拆建,与主建筑连在一起,逐渐生成今日的矩形平面。

虽然“澳督府”的室内格局改变很大,但是昔日的一些空间也有所保留,如中轴在线的极具气派的白云石楼梯及入口大厅,以及有蓝厅之称的餐厅,它因四周墙壁贴上具中葡文化特色的蓝白色瓷砖而显得高贵典雅。此外,虽然昔日住宅的味道已留下甚少,但在一些细节上仍体现澳门西式民居一直保留下来中西风格并存的传统,如家具既有葡萄牙式的,也有中国式的,少量是两种风格的混合。装饰房间的瓷器几乎全都是中国制造的。

在近代,“澳督府”也经历改动,1983年将二楼的露台改为可遮阳挡雨的直拱外廊,同时水平檐板也作了一定的延伸,并贯通全层。整个立面显得更为紧凑典雅,于古典中透出现代的简洁。此外,1998年对花园作了重新布置,遍布其中的是千奇百怪的热带植物,而平面格局也作了调整,几何图案的水池及花园强调西方的理性思想,同时其喷泉也强调水与生命关系,暗喻澳门与海洋的关系。而门前的空间也作了扩充,并以铁栏栅围上,少了份亲切感,似乎又拉开了与市民的距离。当然,变迁不止建筑本身,还有它前面的海面也被填平,景色大不如前了。

千禧新角色——特区政府总部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大楼山花上的葡国盾被木板封上,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回归后,原“澳督府”变成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办公室和政府总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最高行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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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的手信 第3篇

手信，一个好听的名字，又名“伴手礼”。比起礼品名称的严肃气，增加了一份温情：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它往往不那么贵重，却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系，收到手信与给予手信的时刻，有温暖，有幸福。

最近这几年去了亚洲的多个城市，除了风光、美食、人文，当地的手信也是千姿百态，美妙丛生。我总是习惯带个折叠的软包放进箱内，然后，慢慢或迅速地填满它，再不远千里地背回来，每当携带着鼓鼓囊囊的包走下飞机，心里满是成就感。与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常买吃的作为手信，人生一场，吃总归是最重要、最享受的事，可能自己也是一枚吃货，所以更想着分享味蕾的甜蜜吧！

我国宝岛台湾的小吃非常著名，与之相关的手信也不胜枚举。最喜闻乐见的是凤梨酥、牛轧糖。凤梨酥主要是以菠萝为内馅，外裹面粉加工成饼皮的点心。台湾人注重养生，渐渐地，五谷杂粮、松子、蛋黄等各种不同口味的凤梨酥也风靡起来。至于品牌方面，就更多了，李制饼家、旧振南、俊美、玉珍斋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为了携带方便，我通常不买纸盒装，而是塑料的小包装，这样可以节约容量，多带几盒回来。除了专卖店，在商店、夜市、便利店都可以买到不同品牌的美味凤梨酥。牛轧糖，又名“鸟结糖”，它是一种由牛奶、砂糖、淀粉、糖浆、蛋白质、花生、油等混合制成的糖果，一般分为软硬两种，软的绵软悠长、入口即化，硬的入口有点“艰难”，但融化后的滋味比软的更好吃、更有回味。牛轧糖在夜市的各种摊位都能见到，而且在台湾的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口味，建议尝过即买，因为一旦错过，你在下一个站点便再也买不到同样的产品。这也是台湾食品非常与众不同之处，好东西与好地方是相融合的。除了这两宝，太阳饼、麻薯、豆干、贡糖、宜兰鸭赏等，也都是带回家馈赠亲友的好手信。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一进商店就有想把所有货物都搬回家的欲望，可是在日本，几乎踏进每一家店，我都是这种想拥有的感觉，可见日本制造的精良极致。好像每一个初去日本的国人，都会带回几盒叫“白色恋人”的巧克力饼干作为手信。它出自北海道，由石屋制果公司出产，1976年12月开始售卖。两片薄如蝉翼的饼干中夹着一层甜而不腻的白巧克力，松脆又软糯，无法形容它有多好吃，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日本的抹茶也非常出名，抹茶是将覆盖蒸青的绿茶用天然石磨碾磨成微粉状。通常抹茶还衍生出各种蛋糕、饼干、巧克力等产品，那抹淡淡的清新茶味，加上食材本身的严格甄选，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吃了还想吃。抹茶中最著名的要属宇治抹茶了。除了这两样极负盛名的食品，日本的各种糕点、果子、糖果、咖啡，甚至油盐酱醋，都可以带回来送人。

韩国最出名的手信就是化妆品，尤其是面膜，爱美的女性几乎都是成百片的往家背。明洞的化妆店更是无数林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当然，韩国也有好吃的值得带回家，比如泡菜、辣酱、方便面、咖啡、桔子巧克力等，而且价格都非常便宜，绝对值得尝试。人若要美，必先食补，由内而外的补给，才能更好地养颜，所以，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多买吃的。著名的免税店乐天楼下，有一个巨型的食品超市，里面的食品琳琅满目，常常会有连包打折，买一送一的活动。买完化妆品，在里面淘淘，保证有巨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