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史人物研究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一、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文化考察

纵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 传统文化思想对历代法律制度、司法实践有着复杂与深刻的影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死刑复核制度, 其设立与适用体现着以下几方面的政治文化思想。

(一) 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思想起源于西周。明德, 即倡导敬德、尚德, 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与保证。慎罚, 即刑罚适中, 罚当其罪, 避免波及无辜。慎罚是明德的具体落实。明德慎罚思想强调“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主张以王道、仁政感化百姓, 以德礼预防犯罪。综合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发展历程、程序设立及处理方式不难看出, 该制度的每一次变革皆伴随着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 明德慎罚思想乃历代死刑复核制度之直接思想渊源。

(二) 皇权至上思想

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亦深受法家权势独制思想的影响。法家主张“万乘之主, 千乘之君, 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 以其威势也, 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1]。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于皇帝, 皇权至上、皇权稳固方可令行禁止、厉行法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皇帝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审判权。自秦以降, 死刑复核制度的最后一道程序基本都是由司法官员将死刑判决上呈皇帝做终局裁决。无论各级官吏如何裁断, “死刑复核的终局决定大权完全掌握在君主手中”[2], 未决犯的生死可谓系于皇帝一人。

(三) 仁政思想

儒家思想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荀子曰:“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为使君王千秋万载, 一统天下, 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 避免滥施极刑。受此影响, 死刑适用数量往往是评价国家是否安定、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指标。统治者为安定人心、美化统治, 便通过死刑复核制度的设立来减少死刑的执行。

二、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主要内容

盛极一时的隋朝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迅速灭亡给唐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震撼,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隋末法纪败坏、死刑滥用是导致隋朝“百姓怨嗟, 天下大溃”的重要原因。贞观5年, 唐太宗下诏:“凡有死刑, 虽令即决, 皆须五复五奏。”该诏书随后被编入《唐令》。纵观唐律, 除皇帝掌握最终复核权外, 刑部、门下省、中书省等机构也拥有法定的死刑复核权。完善的死刑复核制度使唐前期的死刑执行人数较之前朝大为减少。“德主刑辅”、“慎用死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前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一) 刑部复核

有唐一代, 地方各州县与大理寺审理的死刑案件皆归刑部复核, 在各州执行的死刑案件必须上呈刑部, 经过三复奏后方能执行。刑部在复审死刑案件中, 如查出错案或疑案, 均得驳回或复审, 刑部亦有权亲自审理。及至玄宗时期, 门下省与中书省也获得了死刑复核权, 但刑部的复核权并未被剥夺, 其在法定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二) 尚书省复核

唐朝初年的尚书省主要管辖狱讼事务。天下各道、州、县的死罪与流罪都须经其复核。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和左右丞都具有司法监督权。具体来说, 尚书左右仆射负责“冤滞大事”, 而左右丞则负责零碎事务。尚书省通过勾、判形式复核死刑, 对死刑案件发挥行政复核职能, 这是唐代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一环。但中唐以降的尚书仆射地位渐低, 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三) 中书省复核

中书省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书省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中书舍人承担的。中书舍人与御史、给事中共同组成“三司”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唐玄宗时期, 中书省开始分享刑部的复核权。宪宗元和十三年, 皇帝敕令凡刑部与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必须呈报中书省裁量。中书省的司法复核是皇帝掌控国家司法权的手段之一, 因此唐代多位皇帝在位期间都曾强化中书省在案件复核中的作用。

(四) 门下省复核

门下省的主要职官为给事中。给事中有权对刑部、大理寺及御史台经办的重大刑事案件进行审核。若给事中认为诸法司对具体案件存在定罪不准、量刑不确等失当情形, 有权援引适当的法规或案例予以驳回并要求重审。谏议大夫也是门下省的重要职官, 直隶于门下省, 有权参与死刑复核, 甚至有反驳皇命之例。开元二十五年后, 门下省对死刑案件的复核权逐渐强化。

(五) 皇帝复核

皇帝拥有国家最高司法裁判权, 自然也包括死刑复核权。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录囚。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时期曾多次“亲录囚徒”。通过“录囚”制度使不少死刑犯得以宽免。二是复奏。贞观初年, 太宗因一时之愤处死交州都督卢祖尚与大理寺丞张蕴古, 后太宗追悔莫及, 乃下旨设立三复奏制度, 随后又改为五复奏, 并编入律令。由此, 皇帝得以牢牢掌握死刑的终审权。三是直诉。群臣吏民可通过上表、邀车驾、击登闻鼓、立肺石四种方式向皇帝直陈冤情。

三、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特点

(一) 制度设计具有开创性

唐代首创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死刑案件通过三法司、九卿共同审理, 相互制约、牵制, 对避免司法官员滥用职权、枉法裁断, 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积极作用, 这也是“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慎刑恤狱”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唐代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其后的宋、元、明、清等王朝的死刑复核程序皆以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为蓝本并有所创新。

(二) 复核形式具有科学性

唐代死刑复核制度采取直接言词原则, 司法官员在死刑案件的审理中需要重新提审犯人, 获得犯人对于案件的口供。在押囚犯若有冤情可以向负责提审的司法官员当面陈述,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人的人身权利, 防止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司法官员亦可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察言观色与逻辑推理判断囚犯陈述的真实性, 有利于提高案件审判与执行的科学性。此外, 唐代律法还规定中央可以派遣司法官员到交通不便的省份进行提审, 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 防止冤假错案, 这一规定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 制度适用存在例外

《唐六典》规定对于杀人、谋反等重罪无须向皇帝复奏便可直接执行, 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在立法内容与司法程序中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危害其统治地位、利益的行为定然不会考虑人权与法制的可贵, 而是坚持快捕、快审、快决, 唯恐因此细故而使天下之“贼”群起仿效、危害江山社稷。安史之乱后, 大唐帝国由盛转衰, 藩镇割据。各藩镇在其治下滥用刑杀, 处决犯人皆以军法为凭, 朝廷无从管辖, 死刑复核制度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此为后话。

四、对当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反思

(一)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

唐代的三司推事制度与九卿会审制度昭示:死刑复核必须有其它机关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至关重要的因素。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在案件的一审、二审中充分行使监督权, 但死刑复核程序缺乏监督亦会使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最终化为泡影, 为确保程序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复核程序中的检察院监督环节, 即最高检可以向最高院提出意见, 最高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过最高检。在笔者看来, 检察机关的职权可以适度扩大, 最高检的工作人员可以到案件管辖地与案件发生地进行调查、提审, 可以要求省级与市级检察院予以协助, 做好相关证据的补充工作。最高检也应慎重对待其向最高院提出意见的权力,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执行死刑”或“不执行死刑”。

(二) 明确慎用死刑的法律精神

唐代设立的“三复奏”及“五复奏”制度是慎用死刑精神的具体体现。纵观人类古今往来, 慎用死刑是文明发展与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 当前的刑事立法、司法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原则。若案件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存在瑕疵的, 复核机关自然应当进行纠正;但即使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无瑕疵的案件, 复核机关也应当慎重对待, 若确实有必要执行死刑, 方可予以执行。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 死刑一旦予以执行便会导致不可逆转的结果, 因此不可不慎。

(三) 适度增加合议庭组成人员数量

死刑复核程序是被告人生命的最后防线,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死刑复核程序相较于其它审判程序理应更加严格。从唐代三司推事制度和九卿会审制度不难看出, 唐代负责审理与复核死刑案件的司法官员数量较多。除中央司法官员外, 皇帝还有权干预案件的审理并最终决定是否予以执行。但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案件由3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而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合议庭也由3人组成, 第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3人或5人组成。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需要进行改进, 可以规定一般死刑案件应由3名或5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若遇案情复杂或在地区甚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则应当由7名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

(四) 规定合理的复核期限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序均有审限规定, 但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审限则未作出规定。通常, “慎杀”原则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持续较长时间, 但若死刑案件久拖不决, 亦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正如法谚所云:“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笔者认为, 由于死刑复核程序不同于其它诉讼程序, 具有特殊性, 加之我国舆情复杂, 法院受媒体、行政机关影响较大, 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同时设置最短审理期限和最长审理期限。最短审理期限可设为3个月, 若遇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征求最高检及辩护律师的基础上适当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3个月。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可以让最高人民法院有充分的时间调查案件的过程、证据, 保证复核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 减少死刑案件的积压。

五、结语

自2007年1月1日起, 我国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是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巨大进步, 体现了现行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可以说, 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我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精华。深入研究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内容与思想, 定能为今后我国刑事审判与执行程序的改革、发展,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提供重要的参考。

摘要：死刑复核制度是死刑执行的前置程序, 是刑事司法中的一项特殊制度, 其本质是一种审判程序。我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集中体现了明德慎罚思想、皇权至上思想及仁政思想。其中, 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开创性、复核形式具有科学性, 同时在制度适用上存在例外。深入研究唐代死刑复核制度的内容与思想, 定能为今后我国刑事审判与执行程序的改革、发展,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死刑复核制度,刑事司法,保障人权

参考文献

[1] 韩非<韩非子人主>.

唐代历史人物研究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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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历史人物研究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要：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多民族融合、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唐袭隋制，在沿袭政治制度的同时，继承了隋代诸多音乐文化成果，使中国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究极唐代音乐文化繁荣的原因，不能仅从某一方面片面的理解，应从多角度出发，对音乐文化的繁荣现象进行综合思考和全面分析。

关键词：唐代 音乐 文化

一、前朝音乐建制的奠基

隋朝设立宫廷音乐机构、建立较为完善的宫廷音乐体制，唐朝继承了其多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

首先，隋朝确立了燕乐的宫廷音乐地位。自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形成以来，历朝帝王都将雅乐作为正统音乐。隋代，歌舞大曲作为宫廷音乐的重要艺术形式将燕乐推向历史的舞台，雅乐的地位开始被燕乐所取代，歌舞大曲的多段体结构及基本的器乐演奏、歌唱、舞蹈形式得以确立；至唐歌舞大曲更名为“燕乐大曲”，在胡乐或是坐立部伎中得到广泛运用，实现了音乐史上由雅乐到燕乐的转变。

其次，隋朝建立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七部乐”、“九部乐”以演奏燕乐为主，这种音乐制度的建立既为满足王室娱乐、审美的客观需要，也是音乐文化不断交流、发展的产物；至唐代，频繁的对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更使其发展成为“九部乐”、“十部乐”，对原有的宫廷音乐建制加以进一步的完善。

再次，隋代于太常寺设置教坊的音乐机构。教坊不仅作为宫廷中管理、教习音乐的机构，还间接集中和培养了大量的音乐艺术人才，为燕乐的繁盛提供了人力基础。至唐初禁宫增设内教坊，唐玄宗时期教坊又从太常寺的礼乐机构中独立出来，并分设左、右教坊，“右善歌，左善舞”进行明确分工，由此教坊得到空前的发展。

最后，继承和发展法曲的音乐形式。作为宫廷燕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汉族传统音乐与佛教音乐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至隋称为法曲。唐代沿用此称，在继承隋代法曲的同时又吸收了外来音乐与道教音乐成分，在唐代燕乐中具有很高的音乐地位。

由此可见，唐代的诸多重要的音乐体制、音乐机构以及音乐形式都沿袭于隋。而作为隋代音乐文化的继承者，唐以其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音乐文化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二、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

除了继承隋朝的音乐建制，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也是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唐都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其音乐综合了龟兹、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合了西凉、江南等地国内各民族的音乐。这种融合对国内传统民族音乐而言，是华夏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外国音乐文化而言，则是一种宽容的吸收和同化。

隋初文帝建立“七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七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其中，“高丽（古朝鲜）、天竺（古印度）、安国（乌兹别克布哈拉一带）、龟兹（新疆西域古国）”四部乐均为外来音乐，“国伎（西凉乐）、清商（汉族民乐）、文康（汉族乐舞）”三部为国内民族音乐。隋炀帝时期，又增设康国（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疏勒（新疆西域古国）两部乐，隋代“九部乐”的音乐建制至此完成。

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的燕乐体制，太宗时期将“文康伎”废除，又增设“燕乐”于列部之首，从而形成了新的“九部乐”。“九部乐”的体制形成不久，太宗将“高昌乐（新疆吐鲁番）”专设乐部，最终形成了“十部乐”的唐代宫廷燕乐体制。

无论是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从乐部的分配上不难看出，外国音乐在宫廷燕乐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唐代将音乐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既保留了原有的传统音乐形式，又吸收、引进了外来乐舞、乐器，呈现出国内、国外各民族音乐文化齐聚一堂的繁盛景象。

三、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

唐代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稳定，为音乐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安定的社会条件。

经济方面，商业繁荣，不仅拥有货币储蓄机构，还出现了“市”、“集”的定期贸易场所；农业上，开垦耕地、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极大提高了作物产量；城市发展上，除两都以外，涌现出益州（成都）、洪州（南昌）、扬州等新兴的繁华都市。政治方面，国家强盛，对外扩张，呈现大一统的局面；政策上，采取开明的民族、外交政策，对外兼收并蓄，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广泛的交流；文化上，受统治者开明政策的影响，诗歌、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也呈现繁盛的景象。

商业、农业的进步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出现，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统一、政策开明、文化繁盛，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条件。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逐渐衰弱，政治统治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时代。宫廷燕乐及多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因此由盛转衰，梨园、教坊也于唐末先后遭受裁撤和解散。由此可见，音乐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四、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

统治者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起着引导和支配的作用。唐代“九部乐”、“十部乐”宫廷燕乐体制就是是由太宗皇帝所建立的，而将唐代音乐推向繁荣鼎盛时期的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音乐皇帝”唐玄宗。

唐玄宗的音乐活动涉及创作、演奏、理论等领域。他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雨霖铃》等，还擅长羯鼓、玉笛等器乐的演奏，是一位杰出的演出者与指挥者。此外，他还亲自创设和指导新的音乐机构——梨园，将教坊从太常寺中独立出来并加以改组、扩充等，进行一系列利于音乐发展的举措。

虽然统治者对音乐的提倡是音乐文化繁盛原因的片面因素，但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及其音乐活动，影响着宫廷燕乐乃至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中国音乐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稳定、多民族融合的时期，其音乐文化必然呈现繁荣发展的倾向。无论唐之前的两汉，还是唐之后的宋、明、清，都存在诸多辉煌的音乐文化成就。即便如此，任何一个朝代或时期都不能掩盖唐代音乐繁盛的历史，唐代也因此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孙继楠，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2]康瑞军.唐代音乐繁盛原因探索[D].太原：山西大学，2003年.

[3]李西林.唐代音乐繁荣的演变进程及其历史价值[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02）.

[4]李英霞.浅论唐代音乐文化的交流[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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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13、新时代弘扬建党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14、铁军精神融入党史学习教育路径研究

15、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演进与发展

16、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7、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内涵及弘扬路径

18、赤心负壮气 奋烈自有时

19、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实践的思考

20、理解新时代伟大民族精神的三维向度

21、浅谈“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的本质内涵及时代价值

22、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

23、将红船精神融入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4、浅论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25、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凝聚新时代赶考的思想力量

2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塑造的逻辑理路

27、“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伟大建党精神探微

28、伟大建党精神之于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29、基于民族复兴理念的古田会议精神传承弘扬创新

30、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维解读

31、习近平关于革命精神重要论述的主要构成、生成逻辑及实现路径

32、“红船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研究述评及思考

33、中国精神的民族特性及时代表达

34、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未来

35、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三个维度

36、“四个全面”视域下的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37、弘扬井冈山精神 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38、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强大动力

39、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根源探析

40、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文化向度

41、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涉农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实践的思考

42、兵团人对兵团精神认知与践行的调查与思考

43、以伟大建党精神涵养青年志气骨气底气

44、不忘初心：弘扬红船精神的时代要求

45、始终坚守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46、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基础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索

47、红船精神的哲学基础和时代价值探析

48、中国共产党与“红船精神”探讨

49、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书写新的恢宏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