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精选6篇）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第1篇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上。资料图片
姚桓谈“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创造性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作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克服了千难万险，在几次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出奇制胜地挽救了革命，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匪患不绝、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等岛屿）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新中国；一个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一个由地主、官僚、买办乃至洋人主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谈到这些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首先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对党、国家、人民和民族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改变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统治，废除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两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同志又适时地、创造性地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是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大团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是毛泽东同志不懈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终究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经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说来是相当快的。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当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防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刻，他一锤定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说：“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在他的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在发展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出了许多重大成果，填补了许多空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此后我国在两弹一星以及航天事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时刻高度重视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害中国的安全和尊严。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他敢于顶住来自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力，不管它是多么的气势汹汹，彰显了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骨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她以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主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站在世界舞台上。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许多重大国际战略，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前者为后者打下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
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为了救国救民、改变旧中国的悲惨命运，无数志士仁人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力
量纷纷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有改良的，也有比较激进的。但是这些主张都不灵，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情况就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名党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很不成熟。从一个幼年的党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党，直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中间有胜利，有失败；有前进，有后退；有壮大，有缩小；有正确的时候，有犯错误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左”的和右的，并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革命实践向前发展。就这样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党。对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贡献，而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同志。
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最大，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据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党建理论，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套完整的党建学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并称之为“一件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完整的党建学说，是经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0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延安整风时期全面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如果要对毛泽东同志的党建学说作一个概括，最主要的可以归纳成这样几条：关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路线；关于维护团结统一、维护中央领导权威、坚持集体领导的政治原则；关于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和方法；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情况发生上。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及具体措施加以防范。他把这个问题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最厌恶的是官僚主义，在老百姓面前摆官僚架子。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针，使我们党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党。她以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千锤百炼、经验十分丰富的党，是唯一能够团结、凝聚和领导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众多民族和广大国土、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仅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积弱积贫、极端落后、被人看不起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所遵循的，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这个军队开始的时候是很弱小的，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又带有旧式军队的影响。要将这样一支军队改造并建设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军队的建设都曾作出过不同贡献，但作出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同志。
为建设和培育这支军队，毛泽东同志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从三湾改编决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古田会议总结建军两年多的经验作出决议，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基本形成。以后，经过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规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三八”作风；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规定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等等。如果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唯一宗旨；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军队要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
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和培育下，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内外敌人，解放了全中国（除台湾等岛屿）。这是一支听党指挥，与人民血肉相连，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官兵不住民宅而露宿街头的事迹，被广为传颂。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这个消息感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只是体现人民解放军性质、代表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两个具体事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组织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队建设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军队也由单一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多军种多兵种组成的军队。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人民过和平生活的神圣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又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是一支最有组织性、最有战斗力的生产大军。
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建设空军和海军的重视和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亲自点将组建这两支队伍。为了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年轻的空军队伍，毛泽东同志让他们到抗美援朝
战争的最前线，同世界上头号强大的美国空军在战斗中较量，使我国空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毛泽东同志对发展海军尤为重视。他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又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先后在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他们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言简意赅、内涵深刻，同样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述毛泽东同志的三大历史功绩都同毛泽东思想密不可分，新中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壮大和成熟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这一切。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有大量科学著述。而贯穿于其中的精髓是他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当年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讲到如何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曾特别嘱咐：“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
毛泽东同志把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这个理论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并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它具有彻底性、深刻性、严密性、实践性等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理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就变成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如此。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他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这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要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同志这些切身经验之谈，对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党的光荣历史，涉及党能否团结一致地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所以，邓小平同志力主在《历史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好。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警告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和精辟概括。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然很有必要。《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沿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其中许多基本原则、基本思想是直接从毛泽东思想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包括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而盛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第2篇
摘要：商鞅，一个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的开创者，战国史最后的胜利者，大秦帝国的奠基者，他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商鞅的千秋功业在后世无人能超越他,是中国历史最后的变法集大成者。孝公常有，而商君却是旷世之才，商君之后，中国历史就没有出现过如商君之才者，谓之万世之强臣。本文从商君的历史轨迹讲述，商君的千秋功业。
关键词：商鞅 变法 功业
一、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卫鞅处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人本想在但是魏国建立功业，奈何魏王不识人才，适逢孝公的招贤令，卫鞅入秦，观察秦国当时的环境，提出强秦九论，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当时秦国在战国前期处于西方蛮夷之地，中原不愿与之交往，秦地文明开化较落后，国际上，当时是秦国处于“天下卑秦”和“天下分秦”时期，卫鞅和秦孝公，这对金牌君臣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坚持变法图强，东出函谷。
笔者认为，卫鞅和孝公在当时是整个社会孕育出的新鲜的血液，他们应历史而生，为大秦最后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识始皇，而不识孝公和卫鞅者，是一种遗憾。
二、变法的内容
卫鞅在秦国十九年，共进行两次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也改变了战国的格局。变法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百姓的国府的信任，所以就行成了著名的“徙木为信”的典故，改变了百姓对国府的信誉。而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内容：经济上如1.废井田，开阡陌；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封建社会的繁荣。政治上如1.废除世袭，奖励军功，使得地主阶级强大起来，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使得后来秦国军事实力强大，从“夷狄之地”到“虎狼之国”；2.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郡县制对后世影响至今。当然，商君并非神，推行的秦律里也有许多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极不民主和人权的制度，但是，如果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制度的秦法合乎情况，对秦国在短短20年左右从“天下分秦”到“天下惧秦”转变奠定稳定基础。
三、历史评价及认识
首先，对于许多学者和教材上均喜欢用上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功能，笔者对于这种模式并不苟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罪的评价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下去思考去评价，而不是现如今的许多学者和教材都喜欢用上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去评价，这种评价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误导。
商鞅的历史评价到底是什么呢？商鞅之后，对于商鞅在历史功绩上的评价有是什么呢？从许多历史的文献中，对于商鞅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当然对于太史公的评价,有可能受到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和儒家处于对立面的；《旧唐书》里甚至将商君评价为酷吏；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在中国历史从尊儒术后，对于商君的评价贬总是多于褒，儒学者不敢正视商君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甚至将愚民加于商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学才是真正的愚民之说，也是贪赃枉法的理论，因为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到清亡里，就只有秦不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腐败的；也有人把秦快速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商鞅及其所代表的法家，那是对法家的不了解，法家用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只是最后统治者没有利用好而已。
论康熙的历史功绩 第3篇
关键词：康熙,历史功绩,励精图治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建树的帝王之一，年仅八岁时就由于父亲顺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而登位，他在位61年(公元16621723年)，励精图治，开创了清朝我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盛世”。康熙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平定三藩，运筹帷幄
三藩是指清初分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这三人原是明朝将领，投降清朝后受到重用，在清朝统一全国中功不可没。但随着大陆的统一，三藩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三藩都有实力雄厚的军队，康熙初年，清王朝总兵力不过五十万有余，三藩竟占了十分之一，兵多，粮饷耗费自然惊人，中央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三藩操纵地方官员的任免，只要向吏部、兵部备案就可自行任免本省文武官员。吴三桂请求在云贵两省都府敕书中加入“听王节制”四字，更是企图凌驾中央政府之上，甚至可以在全国选派官员，称为“西选”。三藩垄断地方财源，侵占大批土地，加收田赋。三藩不但要保持自己的特权，而且要进一步扩大这种特权，并使这种特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康熙对三藩日益膨胀的军事、政治、经济势力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力排众议，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早反。”遂下旨撤并三藩。在平定三藩中，他讲究策略，抓住重点，区别对待，对于叛乱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平定三藩之乱，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开创了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
二、统一台湾，平定西北叛乱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与大陆隔海相望。顺治末年，郑成功驱逐了盘踞台湾三十多年的荷兰殖民者。但郑氏集团割据台湾，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对清政府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康熙中期，清政府建立了水师，规划了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分化和瓦解了郑氏集团。康熙不熟悉水战，没能亲征，但却知人善任，大胆提拔姚启圣、施琅，使得海疆边患永平，并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收复台湾，不但消除了清朝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隐患，而且挫败了西方殖民者从东南沿海侵占中国的阴谋，为台湾的开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远景，并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葛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准葛尔部的首领，他妄想借助俄国势力称雄西北，分裂中国。葛尔丹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古部。接着又在沙俄支持下，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向南进攻漠南蒙古。1690年他率2万多骑兵，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袭击漠南的乌珠穆沁大草原，前锋深入到距北京只有350千米的乌兰布通，使中原地区受到威胁，葛尔丹妄想将漠西、漠北蒙古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对康熙说：“圣上君南，我君北。”企图与清朝政府南北分治。为了进一步巩固统一，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公元16911698年)，康熙前后三次亲征，经乌兰布通战役、昭莫多战役，攻打葛尔丹，同时采取招抚漠北各部蒙古及葛尔丹部众的措施，分化瓦解和孤立葛尔丹，从而平定了葛尔丹的叛乱，稳定了西北边疆，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三、坚持独立，抗击沙俄
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同我国并不接壤，但历代沙皇都野心勃勃，疯狂地向外扩张领土，16世纪俄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进入西伯利亚，17世纪中期，越过大兴安岭南下，窜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强占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吃人，被当地称为“可恶的吃人恶魔”。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康熙决不允许自己的祖先生存的地方受到敌人的践踏。1682年康熙两次出兵雅克萨，打败沙俄，迫使他坐到谈判桌前，经过尼布楚谈判，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独立，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五、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康熙在位期间，为发展生产殚精竭虑。康熙初年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和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推行落后的政策，致使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康熙采取了奖励垦茺的措施，规定以督垦荒地的成绩作为对地方官吏进行奖惩的标准。1669年，康熙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的人所有，叫“更名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放宽起科年限，大多数地方以六年起科。官方给予物力支持，奖励垦荒，贷给农户耕牛、种子。他还亲身试验，推广优良品种。康熙在西苑丰泽园开出数亩稻田，在日理万机的余暇，“亲御耒耜”，进行试验。他还重视工商业，发展海外贸易，拨出巨款，大力修治黄河。在他的努力下，康熙后期，耕地面积超过了明朝，人口达一亿以上，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国库存银常年维持在五千万两左右，清朝统治进入了全盛时期。
六、满汉一体，缓和矛盾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入关之初，在血腥镇压汉族人民武装反抗的同时，还从政治上制定各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因而满汉民族矛盾颇为尖锐。不少汉族人士在武装斗争失败后，义不事清，他们或远走海外，奔走呼号，继续从事抗清斗争，或隐山林，著书立说，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康熙亲政后，立即审时度势，改变政策，对于已仕的汉族官吏，极表依重，对于义不事清的汉族人士，则先后通过举荐山村隐逸，开博学鸿儒科，极意加以招徕，有效地争取了一部分遗民的转变。康熙延揽遗民助修《明史》，遗民史家大都有广博的学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明末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虽未入史局，但当史局问难时，答疑解惑，纠谬补正，使《明史》称为质量较高的官方正史。康熙进一步采取措施，改革政治机构，提高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专设南书房，先后吸收了数十名文化素养较高、政治经验丰富的汉臣入侍其中，让他们参与起草诏旨，咨议政事。康熙改变入关以来一直推行的名族高压政策，严禁圈地，限制满族亲贵掠夺汉族士民土地的欲望，修定逃人法，制止投充，调融满汉并使满族人民渐习汉俗，在祭祀对象和礼仪上仿效汉俗，对明皇陵、王墓一律加以保护并亲祭明孝陵，还为其书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博得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好感。在风俗习惯上掌握汉俗，除了坚持剃发之外，其他方面大多从民所欲。这些措施，对于改善满汉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强化了两个民资彼此之间的认同心理。
七、学以致用，有智有勇
康熙十分重视经筵日讲活动，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策略，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十五年里持之以恒，常常将日讲活动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学习，在施政时也有意识地联系以往日讲内容。经筵日讲对康熙本人的思想和施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都奠定了基础。
在努力博习经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同时，康熙还积极学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学习数学，了解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将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及欧几里德原理、阿基米德几何学，对兵器创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也都有广泛的兴趣。通过学习，他在自然科学领导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致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事实，避免或少走不少弯路，如清初黄河几乎濒临溃决，朝廷虽每年拨大量库银整修治理，但都收效甚微。康熙在平定三藩后，集中精力研究河务，博考前代河务文献，实地视察河工，同时还屡集廷议，广咨水情，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现了四十年的安澜局面。
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第4篇
关键词：陈嘉庚;成就伟业;团队因素
陈嘉庚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早已在毛泽东的评价“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中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即使读完陈嘉庚传记，或参观了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形象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显得概括而抽象，而如何帮助与引导人们去进一步了解认识陈嘉庚从来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伟大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必要尝试，尽管这个说法容易产生歧义甚至争议。因此，尤其需要在此指出的是，我们在高度评价陈嘉庚历史功绩的同时，在肯定其对所在团队、所带团队所发挥的决策与组织管理、示范与文化影响，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用的同时，应当充分挖掘和肯定陈嘉庚团队中的成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这样做将更加具体并进一步丰富陈嘉庚的思想和品质、陈嘉庚的领导作用和历史功绩。
歌德（德）说：“壮志与热情是伟业的辅翼。”
丘吉尔（英）说：“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的确，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一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他对中国、东南亚乃至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华侨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陈嘉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以深厚的爱国热忱，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大义凛然，以身作则，登高疾呼，四处奔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产生的凝聚力，顾全大局信念、大公无私情怀所产生的向心力，至诚至毅品质、勇往直前意志所产生的感召力吸引那个时代众多的帮派、华侨社团以及千万国内外民众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为华社利益、民族解放、祖国建设而奋斗。在陈嘉庚毕生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社会精英汇集在他身边，实际上形成一个个或有形或无形的斗争目标明确和富于时代意义的团队，其中成员包括早期引导、扶持他的前辈，在创业初始与其同心协力、并肩努力的伙伴，在拯救国难、创办教育中鼎力支持他的亲友和追随者，他的学校和企业所培养的晚辈和支持者，这些仁人志士不乏当地商业大亨、胶业巨子、金融巨擘、社会活动家等各界名流（文中列举的只是其中部分重要代表）。毫无疑问，因为他们的参与、支持、帮助直至效法，陈嘉庚毕生致力的实业与事业更加光辉灿烂，历史功绩更加丰富和伟大，陈嘉庚的形象更加高大而饱满，陈嘉庚的领导能力人格力量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更加光彩夺目。
一、誠信果毅，在实业发展中赢得大量人脉资源的支持
陈嘉庚于1904年独立创业，凭借个人的高尚品格和超人胆略，经过短短20多年的艰苦奋斗，奇迹般地成长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他种植菠萝、开办黄梨厂，勤勉经营，一跃而成业内的“苏丹”;他还涉足海运业、米业、食品加工、木材和报业等等，在每个行业都有卓然的成绩;他开拓橡胶种植、开办橡胶制品厂，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单一的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开创了在英国统治新加坡百年来华侨不通过洋行而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他开发产品，开设全球性的新产品销售网络，形成了产、供、销的一体化。陈嘉庚建立的企业王国一度遍及全球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叻币，相当于黄金百万两。陈嘉庚在橡胶事业上的成功，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个行业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历史贡献，成就了他“橡胶大王”的美誉。
陈嘉庚事业发展所涉及的行业多，跨工商贸易，发展速度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目光长远、诚信经营和善于用人。在此期间，执意替父还债的义举，“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南侨回忆录》）的言行，以及重义轻利和诚信经营使他得道多助，因此广获侨众和企业界的信任和赞赏，也使他在经营中始终拥有大批的合作伙伴、襄助者、支持者和忠实的客户，包括他的亲属、族亲、好友、大批雇从也都忠心耿耿在他的实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陈嘉庚胞弟陈敬贤（1889-1936），一生积极襄助陈嘉庚先生开拓实业、推举事业。陈敬贤从1906年开始跟随陈嘉庚创业，在早期陈嘉庚的兴业起家的奋斗史上，他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嘉庚两次回国创办集美小学及厦门大学，南洋各业务全部委托陈敬贤，陈敬贤不负重托，在实业发展上取得骄人成绩。
在陈嘉庚艰辛的创业过程中，橡胶业是关键。历史资料显示，在橡胶业的发展方面，早期首先得益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林文庆博士的建议，继而又得到在新加坡之欧商代理的鼓励。另外，陈嘉庚又劝服马六甲华人橡胶种植先驱人物陈齐贤，得到了直接帮助后转向树胶种植，这是他实业起飞的转折点，为陈嘉庚在橡胶业上的传奇奠定坚实的基础。
陈嘉庚在培养人才方面更是独具慧眼。他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人才、信任所用之才，不仅委以重任，还授予定夺之权，这使得这些雇从不管在他的企业中或者是在日后离开他并取得成功之后仍然对他忠心耿耿，给予他不少帮助。李光前（1897-1967）就是其中一位尤为杰出的代表。李光前作风稳健谦逊，精通数种语言，被陈嘉庚发现，受到栽培与重用，协助陈嘉庚转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突破性地开拓欧美市场，与之进行直接买卖，打破英商垄断国际橡胶市场的局面，为陈嘉庚的企业王国创建立下汗马功劳。李光前于1927年独立创业，迅速成长为新加坡工商业巨子，曾任新加坡南益树胶有限公司主席、新加坡华侨银行主席、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实际上，自己实业壮大后的李光前已经成为陈嘉庚企业发展的竞争对手，但他始终敬仰陈嘉庚人格品德，是陈嘉庚坚定的支持者，与陈嘉庚相互配合、肝胆相照、并肩奋斗，对陈嘉庚企业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比如温开封在科技训练方面的具备专长，杨六使在船务方面的屡有创见，傅定国、陈水蚌、张两端、刘登鼎、陈文确、陈六使等人在工商管理和社会活动方面也都有独到本领，他们也无一例外地与陈嘉庚长期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对陈嘉庚企业建设和业务拓展作出重要贡献，留下长篇历史佳话。陈文确、陈六使（1879—1972）兄弟是陈嘉庚的宗亲，曾经在陈嘉庚企业中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和重用，后自主创业大获成功。特别是陈六使从白手起家发展为新加坡胶业巨子和华社领袖，他既是陈嘉庚的潜在竞争对手却又对陈嘉庚忠心耿耿，极力辅佐陈嘉庚，多次帮助陈嘉庚度过人生与事业的难关。
二、无私奉献，在兴办教育中赢得大批社会精英的帮助
陈嘉庚怀抱“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志，可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中华民国成立后，陈嘉庚怀抱“念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坚定意志和“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的远见卓识，逐步在祖国和侨居地大力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他呕心沥血半个多世纪，在集美建立了一个体系完整、设备完善的时称“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他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并独立维持厦门大学16年直至1937将其无条件献给国家;1950年回国定居后，他主持集美学村建设，继续主持厦门大学工程，扩建校园，打造“南方之强”。在历史上，单凭个人力量创办一所独立大学者，陈嘉庚之外尚无第二人，况且还为之存续艰苦奋战16年（杨进发《华侨传奇人物 ---陈嘉庚》P277）。陈嘉庚呕心沥血在闽南形成了两个教育中心，为本省乃至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育国家建设人才做出了伟大贡献。此外，他还资助福建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在新加坡创办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陈嘉庚资助、创办的学校所培养学子千千万万，遍及海内外，其中不少人成为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各领域杰出人才，成为工商业、教育界、文艺界的精英人物，在各个领域为社会做出贡献。陈嘉庚奉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和“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理念，以尽出家产办教育的举动，在企业和教育遭遇双重困难之时仍坚持“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以“死而后已”的崇高气概为祖国和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唤起广大侨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爱乡热情，涌现出一批忠贞不渝、慷慨相助的支持者，其中的杰出代表有陈敬贤、李光前、陈六使，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
陈敬贤（1889—1936）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1917年秋，陈敬贤返乡筹建集美师范及集美中学，以培养闽南及南洋华校师资人才，在其任内，集美学校的校舍建设进入“黄金时代”。陈敬贤更是亲自赴直、鲁、皖、江浙、赣七省考察中国教育，延聘师资，并在集美创建集美女子小学、集美师范、集美中学及集美幼稚园等，并与陈嘉庚亲定集美学校“诚毅”校训。敬贤的功劳，在于奠定集美教育发展的基石，且为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提供了丰富学生来源，为闽南教育发展及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卓然功绩成就了他“二校主”的美名。
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曾经是陈嘉庚创业兴业的重要助手，同时也一贯是陈嘉庚办学忠实的支持者。深受陈嘉庚影响，李光前在创业成功后终身热心文教慈善公益事业，用于教育的捐献之多，难以计算。在陈嘉庚企业被迫收盘时，李光前全力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长期承担厦门大学的部分经费，直到厦大献给国家。50年代，李光前更是出资近千万，扩建厦门大学，兴建楼房24座，建筑面积59000多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解放前校舍的一倍。陈文确、陈六使兄弟长期支持陈嘉庚在家乡创办的文教事业，资助集美学村的建设。在集美、厦大两校经费最困难时，他们慷慨资助，帮助陈嘉庚度过难关。在1942年，陈六使更是响应陈嘉庚移资回国的号召汇回巨款并嘱“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后又从中拨出190万元参与创办集友银行，所得股息和红利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经费，是陈嘉庚“以行养校”创举的最积极、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实施者之一。
在陈嘉庚创办学校的重要历史时期（1912年---1950年），他长期居住星洲，仅在1912年9月回乡筹办集美小学校，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以及1940年3月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同时考察内迁大田、安溪的集美学校，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除此三次回国之外，其他时间国内诸多事务尤其教育工作极大部分委托林文庆、叶渊、陈村牧等经办管理。以此三人为重要代表的国内办学支持者和追隨者为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的建设和发展付出艰辛的劳动、做出巨大的牺牲，也作出巨大贡献、留下不朽的诗篇。
叶渊（1889-1952），1920年经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介绍，被陈嘉庚聘为集美学校校长。集美学校初创时期，闽南师资缺乏，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及教师不得不托人到外省聘请。从外省聘用校长、教师存在诸多问题，两年内学校先后因校长和教师的选聘问题发生三次变动，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叶渊上任。叶渊任校长、校董会主席的14年间为集美学校的发展、壮大付出无数艰辛，办学面貌焕然一新、成绩卓然。叶渊引进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办学机制，从全国各地聘请名师和高级专门人才到集美学校执教、指导、演讲，教学上重视德、智、体、劳、美五育并重，当时集美学校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教学设施齐全，政治风气学术风气十分活跃，被誉为“世界上最优良、最富活力的学校”。1923年10月，经孙中山大本营批准，集美学校成为“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沿用并蜚声海内外。陈嘉庚先生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叶渊的贡献加以高度赞扬。
林文庆（1869--1957）博士德才兼备、成就不凡，是英女皇奖学金首名获得者之一，又是一名执业医生、儒家学者、演讲家、哲学家、银行家、社会领袖，他于1921年应陈嘉庚力邀，牺牲一己之物质利益，将医疗所及其他业务结束或委托友人管理，从新加坡回国任厦门大学校长。他呕心沥血，主政厦门大学的16年，办学成绩斐然。他致力于学校的行政和学科建设，重金礼聘知名专家、教授，一时群贤毕至，名流云集，师资队伍力量雄厚，科学研究活跃，学术风气浓郁，办学体制逐步健全，办学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建设日趋成熟，至1930年6月，全校共设5个学院21个学系，为厦门大学成为强校名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村牧（1907-1996），作为陈嘉庚办学的得力助手，65年如一日为集美学校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学校面临生死存亡之时，陈村牧临危受命，担任集美学校董事会负责人，以无畏、坚韧的精神，领导学校播迁内地，克服校舍、师资、粮食、设备、医药等重重困难，坚持办学，甚至在经费极端困难、校主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仍艰苦维持，使学校度过了办学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抗战期间，集美学校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招生数量还超过战前，为祖国抗战、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社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他为“陈嘉庚爱国兴学最热情的宣传者和忠实的支持者、实践者。”著名的印尼华侨、集美校友李尚大先生说：“如果没有陈村牧先生的努力和奉献，校主在集美的办学业绩就要大大地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广大集美师生、校友在陈嘉庚伟大精神的感召下，在抗战时期与学校同艰苦共患难，和衷共济，全国各地广大集美校友在“校友养校”运动中，饮水思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共同负起养校的责任，帮助母校度过了八年抗战危难时期。抗战后，又是在广大集美校友的协助下，集美学校得以复员、得以渐复旧观。
三、热爱祖国，在救亡图存中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响应
陈嘉庚热爱祖国，一生正义凛然、热心公益，在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建立崇高的威望与领导地位，成为南洋华侨的领袖。1910年陈嘉庚参加同盟会，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所组织的保安会会长，曾经募款支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济南惨案”发生后，陈嘉庚被选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领导华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筹款救济受难同胞运动，山东筹赈活动在募得巨款的同时还带头打破华人帮派藩篱，共图义举，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唤醒华人正视祖国本土命运，其影响深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陈嘉庚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任为主席，随后募捐活动深入民间各行各业，募得巨款汇给国民政府。为加大力度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于1938年10月召集南洋各埠168名代表齐集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南侨总会第一次把南洋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倾向的一千多万华侨团結起来。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华侨捐输、捐款、汇侨汇、征募技工回国效劳，为支援祖国抗战做出卓越功勋。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达13多亿（国币），平均每年1亿6000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占总捐款70%多。南侨总会还发动华侨多寄侨汇回国赡养家庭，据陈嘉庚估计从1937年至1941年，华侨共汇回侨汇折国币为50余亿元，其中南洋约占2/3。因为有海外华侨逐年汇回巨款外汇，使战时政府的拮据财政免遭破产。陈嘉庚不仅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动地：电报提案声讨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卖国行径，有力打击投降派;亲自团归国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创办《南侨日报》，在舆论上引导、团结华侨，为民主革命作出极大贡献……。
陈嘉庚拥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首位，努力践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人生诺言。他拳拳的爱国情怀、高尚的精神品质、完美的人格魅力和“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报国行为产生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着千万华侨、华人，吸引着社会各阶层、各方人士，大家团结在他的周围，与他一起共同为祖国、为社会铸伟业、谋福利。早期星马华人社会基本上是帮派社会，帮组织领导成员主要是商人、资本家，是华人商界的精英荟萃所在。陈嘉庚创业第三年即参与帮会活动，逐步建立威信，获得众侨领支持，成为福建帮领袖。在帮活动范围之外，他还涉身于一些较新式的团体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同盟会、星洲书报社、石叻孔教会、新加坡华侨树胶公会等。这些组织为陈嘉庚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华和品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广阔平台。以福建会馆为例，1929年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后即大力鼎革，逐步使之成为一个势力浩大、凝聚力强、同心同德的团体。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福帮人士的巨大金钱、人力、智力资源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大派用场，在教育、社会事务中建树良多，影响巨大，成就福建会馆一段最辉煌时期。抗战期间，陈嘉庚更是身兼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闽侨总会五大机构主席的重任，该五大机构的办事处都设在怡和轩，怡和轩成为陈嘉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部，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侨抗日的领导中枢。在这些实力社团的人力、智力、财力的支持下，陈嘉庚统筹兼顾、游刃有余，呕心沥血、公而忘私，建立卓著功勋。此后，在民主革命期间、祖国建设时期，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依然紧紧团结在陈嘉庚身边，支持祖国民主运动和统一大业，支援国家建设。在这些实力社团中有大批的社会精英以及这些社团组织外众多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族亲、好友、前雇员、他学校培养的人才，或与他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或志趣相投、同心同德，或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在陈嘉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救国图存运动中给予巨大支持。
陈嘉庚早期社会活动的同道与同伴主要有林义顺（1879-1936）、李俊承、曾江水、叶玉堆、庄希泉等，他们或是陈嘉庚的亲家，或是陈嘉庚的挚友，共同支持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支持陈嘉庚在东南亚推广华文教育。林义顺是新加坡著名富商，与陈嘉庚关系密切，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并于1909年介绍陈嘉庚与孙中山认识，陈嘉庚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启迪下于1910加入同盟会，与清廷脱离关系并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上发誓签名。从此，他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唤醒侨胞，支持民主革命和振兴中华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在陈嘉庚早期的社会活动中，林义顺是关键人物。
抗战期间，更有大批社会精英荟萃在陈嘉庚身边与他并肩作战，纾难救国。其中，庄西言、李清泉、陈延谦、侯西反、李铁民、孙崇瑜、黄奕欢、孙炳炎、刘玉水、黄丹季、郭应麟、林翠锦等人是陈嘉庚的挚友和追随者，其中有的直接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工作，有的通过捐赠飞机、筹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陈嘉庚一起对抗敌军的追捕，人人都在华侨爱国史上留下光辉一笔。庄西言为帮助陈嘉庚避难印尼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他舍命保护陈嘉庚，被关押至战后才获释。候西反、周献瑞、刘牡丹、黄奕欢被认为陈嘉庚的四大助手，是陈嘉庚最为坚定不移的追随者。资料显示，此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口若悬河、善于组织、爱乡爱国、品格高尚、魄力无穷、豪迈大方，因此在福建会馆、星华筹赈会、南侨总会等社团和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在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活动中贡献巨大。候西反（1883-1940）曾被陈嘉庚誉为“忠勇能干之人”和筹赈会“最重要之职员”，1940年曾全程陪同陈嘉庚回国视察，并与李铁民一起促成陈嘉庚的延安之行，他们三人的延安之行收获甚大，被认为是陈嘉庚政治生活的里程碑和重大转折点。李光前、陈六使更是一贯的、全力以赴地投身陈嘉庚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出钱出力，共襄义举，彪炳青史。
抗战胜利后，海外华侨普遍反对内战，一批爱国进步华侨人士团结在陈嘉庚身边，协助创办《南侨日报》，为团结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起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并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胡愈之、张楚琨、庄明理等都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参政议政，仍然有大批仁人义士荟萃在他身边，与他一起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
后 记
《思想录》作者，对人类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区分了三种伟大：第一种伟大是外在的伟大，如星辰和君主，这只是一种外观的、表面的伟大;第二种伟大是理智的伟大，它高于前者，但却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伟大;第三种伟大是仁爱精神，圣徒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伟大。作为一代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伟大在这位异国伟人的一席话之中得到极好的诠释。带着这份诠释，记诵陈嘉庚一句句豪言壮语，遥望他人生路上如何带着满怀爱国热情，团结和带领万众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建功立业。可以说，以“团队因素”视角来瞻仰和颂扬陈嘉庚的伟大功绩，这个题旨与陈嘉庚的创业历程和陈嘉庚精神是十分和谐的。陈嘉庚一生凝聚广大华侨的人心和意志，成为华侨旗帜，成为广大华人、华侨的灵魂和中心，在他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众多社团組织、大批社会精英、千万华侨华人义无反顾地集结在他的周围，追随他、支持他、协助他，为祖国和侨居地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卓越贡献。陈嘉庚三个字，以及旁边那一个个烫金名字，一起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陈嘉庚本人建立卓著功业万古流芳，不仅如此，他在非凡的人生经历中带出一个纵横驰骋、无坚不摧的团队，本人成为团队的领导核心;他精心培养的大批人才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而就这一批一批人才，他们为陈嘉庚及其团队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为国家、社会、民族、大众大公无私、鞠躬尽瘁，着力奉献。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已经赋予我们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我们在了解、认识和歌颂陈嘉庚时，除了应当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一步真切凝望他那海洋般光辉事迹的面积，更必须完整地瞻仰他那高山般伟大功绩的体积，当然还应注视共同托起这份重量的无数双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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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及评价 第5篇
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四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谥法》说“威武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一、在国家治理方面他顺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经济政策确立主流统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
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消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治。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权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在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一〕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二〕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三〕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完善官吏选拔制度 举“贤良”任“能人”对封建社会的合理任官制度影响重大。汉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随着军功地主的没落和“任子”、“赀选”的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即位后，求才若渴，因此继文帝的“贤良”、“孝廉”选官方式，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另外还采用“征召”之制、“公车上书”之制和选用博士弟子。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经济管理，加强中央统一调配，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的统一。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
这样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
〔一〕均输平准。均输是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二〕算缗与告缗。这些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的、高利贷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
〔三〕币制改革。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确立主流统治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面对维护政治的统一，究竟采用何种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制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则重视下对上的服从、忠诚、尊重，有利于说教人们服从国家的意志，把人们的意志统一于封建国家意志之中，牢固的控制人们。纵然它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以及后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并为巩固国家统一，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大一统”观念则始于汉武帝时代。
二、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
首先，对匈奴的征战。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其中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其次，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当地设立中央直属的行政机构，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地区，在那“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灭南越后，将其故地分设为九郡，元封二年（前119年）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加强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的经略，奋力拓展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再次，同其他外民族的交流。汉帝国到武帝时，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其文明程度居世界前列。因此，武帝时采取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积极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他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数次派出使者。他们到达了中亚和西亚诸古国，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交往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汉与中亚各国的密切往来。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以便各国使节和商人往来。据《史纪·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互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此外，汉朝还与朝鲜、越南、印度、缅甸、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当时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一、发展的历程。他是那个光辉灿烂时代的总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使其领导汉帝国的人民和官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的帝王。简而话之
政治上：削藩平乱，颁布推恩令，加强监察制度，政治大一统
思想上：推行儒学教育，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军事上：北击匈奴，解除北部边患
华盛顿的历史功绩的经典故事 第6篇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它位于大西洋岸的波托马克河畔。其实，在年以前美国并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它是美国人民为纪念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而专门建立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是多么崇高。
年月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他自幼丧父，只继承了少量的田产和个黑奴。岁的时候，就去西部作土地测量员，后来又在俄亥俄河流域领做过土地买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华盛顿成为当地有名的大种植园主。
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为战胜法国，竭力争取北美大种植园主的支持，年，弗吉尼亚总督答应把万英亩土地给参加反法战争的富人，华盛顿积极参加了英国方面对法作战，指挥弗吉尼亚地方武装英勇战斗，屡立战功，协助英军把法军赶出北美。但战争结束后，英国却立刻翻脸，宣布西部土地为王室私产，不准垦殖。这一禁令使华盛顿一下子丧失了万多英亩土地，从此，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
年月日，波士顿人民在列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北美各州人民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
年月，北美个英属殖民地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时，波士顿义军正和那里的英军激战，华盛顿立即骑马出发，于月日抵达波士顿，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给英军以严重打击。
在战争初期，美军打得非常艰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临时招集来的农民，衣服破烂不堪，没有武器，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另一方面，美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的困难，士兵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时一连五六天吃不到面包，只好吃马料，在寒冷的冬季，有许多士兵不得不赤脚行军。
相反，他们的对手英军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供应充足。所以，美军一败再败，纽约等要塞相继失守，到年月，连首都费城也被英军占领，有些意志不坚的将领竟率兵向英军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