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师节的现实意义（精选6篇）
论教师节的现实意义 第1篇
论教师节的现实意义
人们常常喜欢用“灵魂的工程师”来形容老师，他们执一根教鞭勤勤恳恳点中外，站三尺讲台兢兢业业到古今。在我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中，教师，一直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们承担着教育学生、培养后代的重任，为人类文化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1985年起，我们已经度过了29个教师节，9月10日这个平凡的日子也因教师节而变得光辉灿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教师节到底有何重大意义？
在我看来，教师节最重要的意义是肯定老师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在全社会形成敬师爱师的氛围。《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们传授给我们知识，使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还传授给我们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们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个社会需要人才，所以更需要良师。每年通过庆祝教师节，让全社会关注教师群体，使他们成为最瞩目的人物，要让老师们看到，他们辛勤耕耘出的成果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其次，通过教师节，选出教师模范，可以激励老师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步，同时可以在社会上产生榜样的力量。悬崖小学上的支教夫妻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妻，地震中用自己的身体遮护学生的谭千秋老师，奋不顾生、舍己为人的张丽莉老师，是他们为这个社会带来了正能量。
第三，通过庆祝教师节，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重道自古以来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文革时期，由于错误的批判知识分子，很多老师不被尊重爱戴，反而被批为“臭老九”，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受重大损失。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再次发生，我们必须重视教师节这一节日，在老师们度过教师节的同时，国人也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如今注重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代社会，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科技的进步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老师。由此可见，老师这一职业任重而道远，国家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在此，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衷心的祝愿所有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山西省委党校学生张文）
论教师节的现实意义 第2篇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创始者，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帝和黄帝的后裔。今年5月22日新闻报道，台湾人民做大寿司，纪念炎帝神农诞辰（农历四月二十六）。1992年、1993年在炎帝神农生辰期间，湖北随州市先后举办了“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以后每年炎帝神农的诞辰都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为了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湖北省今年又举办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论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就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来分析他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炎帝神农首创农耕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
（一）农耕是伟大的历史变革
在我国众多的古籍中，有许多炎帝神农开创农耕文化的记载，摘录几段如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
相应的条件下，农耕才能成为可能。这些条件主要有生产工具、居住条件、储藏条件等。这种对农耕条件的需求，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创新、居所条件的改善和储藏器皿的发明。炎帝神农在发明农耕的同时，也创造和改善了相应农耕生产条件。
1、首创耒耜等农耕生产工具。从采集狩猎生产转变为农耕生产，两者劳动对象不同，方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细致。采集狩猎生产只需要简单的收割、打击、射杀（弓箭）等工具。而农耕生产从整地、播种、中耕、施肥、灌溉、到收获、储藏等有一系列的工序，没有相应的工具，生产就无法进行。元代农学家王祯曾说过，“非器田不成”。炎帝神农适应这种生产客观的要求，发明耒耜，《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和耜都是木制启土工具，是当时从事农耕生产最主要的工具。从当时的水平来看，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
2、建造定居住所。在神农发明农耕以前，人们靠采集渔猎为生，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列子〃汤问》）、“穴居而野处”（《易〃系辞》）。极不适应农耕生产的要求。种植农作物，需要选择适宜的土地，定居守护和管理。这就需要建造人工居所，摆脱依赖天然洞穴居住的被动局面。所以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是密
影响农耕生产的发展。相传神农为了解除人类生存受到的威胁，更好地发展农耕生产，深入山野,辩尝各种草木的性味，从而发明用中草药医治疾病和创伤的方法。《世本〃作》说：“神农和药济人。”《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就夭伤之命……。”《史记〃三皇本纪》也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说明，自神农开始，古代才有中医中药，神农是我国医药学的创始人。也正因为如此，秦汉之际成书的第一部药物学典才名之曰《神农本草经》。
（三）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原始社会晚期，在当时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氏族集团。根据各种记载和传说，大致可以认定上古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三大氏族集团融合而成的。炎黄集团中，黄帝由于战胜了炎帝神农族、东夷九黎族（以蚩尤为首），成为氏族部落联盟的盟主，成为最先统一中原地区的领导者，以后又战胜三苗族，加速了三大氏族集团的融合。黄帝就自然的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而炎帝神农族由于较早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化，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人口得到迅速的增长，地盘不断扩大，在三大集团中占据有利地位。即使在今天，我们从历史遗迹，依然可以看到炎帝神农活动广阔的范围。如陕西宝鸡渭河流域一带是炎帝神农最早农耕种粟
（四）农耕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炎帝神农发明农耕推断，神农的时代，大体上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时是氏族社会，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不属于文明社会。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和繁荣，中华大地上逐步地出现一些文明因素、出现一些文明地点和文明核心地区，这正是文明起始阶段的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炎帝神农发明农耕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文明社会的诞生打下了物质基础。神农时代，我国的农耕文化，已逐步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发现，当时驯化栽培的主要农作物有芋、粟、稻、黍、油菜、小麦、大麦、高粱、稷、葫芦、白菜（或）芥菜、麻、花生、芝麻、甜瓜、蚕豆、莲子、菱角等，从种类上分，已栽培成功了粮食作物、纤维作物和蔬菜作物。
驯化饲养的主要动物有猪、狗、羊、牛、马、鸡、驴、鸭、蚕等，除了食用、役用外，还建立了原始的蚕丝业。中植业和饲养业并存，互相促进，推动了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农产品的增加、手工业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剩余产品的增长，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创造、文化科学的兴起和国家政权的形成。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文明社会的诞生。可以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文明
生了原始的歌舞和乐器，还有装饰文化、集市文化、茶文化等等，传说这些都与神农有关，是神农对原始精神文化的贡献。
另一方面，神农及其族人，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一代代地传承，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中产生了总结经验，改造自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的后来成为道家思想的源头，有的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思想的源头。炎帝神农在制耒耜、创耕耘、植五谷、尝百草、疗民疾、驯畜禽、养动物等劳动实践中，培养了勤劳勇敢，不怕困难，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些精神后来都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遗产。
二、原始农耕文化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一）原始农耕的发展
农业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使用木石农具）、传统农业（使用金属农具）、现代农业（使用现代化农具）三种历史形态。自炎帝神农发明农耕进入原始农业阶段后，原始农业不断发展，至夏朝时出现了金属农具，已有精耕细作技术的萌芽。至战国、秦汉时期，精耕细作已发展为成熟的技术，终于形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综合技术体系。这个综合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它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个方面。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的联系，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与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的思想。人可以干预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做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要求，精耕细作要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总之“三才”理论中包涵很多辨证的科学思想，为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西方式的农业现代化，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的，对事
论教师节的现实意义 第3篇
一、教学决策的经验和整体性状态:教师做为自然的决策者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教育活动。原始社会的教学实践主要在生产劳动中进行, 没有专门的教师, 教学是以模仿与经验沿用为主要方式的原始而粗糙的“做中学”。进入奴隶社会之后, 教师不需要专业的训练, 只需要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德行, 如苏格拉底和孔子。这个时期教师是基于经验层次的原始的决策者。
(一) 浑然一体的教学内容决策
古希腊推崇博雅教育, 教学内容以“七艺”为代表, 古罗马则重视实用教育, 如昆体良认为完美的雄辩家要通晓一切知识。教师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必须满足社会的“百科全书”式教育的需要, 教学内容的广博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学识素养。我国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 官师一体, 教师做为政府的官吏, 培养贵族阶级所需的统治人才。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之后, 以“六艺”为教学内容的教师教学决策依然无需专业的训练, 学深道高则可充任。
(二) “预成”取向下的教学方法决策
苏格拉底认为, 美德即知识, 而知识在人的心灵中, 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引导学生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学方法主张“借助视觉、听觉或其他感觉感知了一个对象后, 感觉者可以通过联想回忆起已经忘记了的对象学习就是回忆”, [2]教师要有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愿望和责任, 因此“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一贯反对做学生的最大供求者, 教师要把学生的注意力从教师身上转移到学生的自身, 而教师本人则退居暗示的地位”。[3]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精神, 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先在的, 反对灌输, 主张谈话与提问的教学方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知识是由人对事物的感觉开始的, 按照身体、感情、理智的顺序发展起来。因此, 教育要顺应人的天性发展, 促成知识从感觉到思维的不断形成。
孔子对教学决策的主张是“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4]教师对教学不可包办代替, 要启发锻炼学生的自学、自得能力。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学记》也对教师教学决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故君子之教, 喻也。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教师对学生要诱导施教, 指导学习的门径, 而不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 这样学生才会自己钻研思考。
(三) 关于学生决策的初步涉及
古罗马的昆体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师生关系的教育家。他强调教师应该将热爱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 要因材施教, 不要体罚学生。教师要把对学生的管理决策与教学决策结合起来。我国的荀子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 认为教师教学要条理、精深, 更要有尊严和权威;韩愈则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5]师生是平等的相互学习的关系。
二、教学决策焦点的分化与转移:教师做为中介的决策者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社会生产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教学决策思想也从夸美纽斯之后产生了分化。教育家们的立场不同, 观点各异, 但主要可以归为两类, 即自然主义与控制主义的教学决策思想。
(一) 边界模糊的自然主义教学决策
自然主义教学决策不论是“古代的朴素自然观, 近代夸美纽斯的宇宙秩序观, 卢梭的儿童本性观, 杜威的儿童中心观”[6], 都注重教学过程中对儿童个性的、内在价值的培养, 教学决策以学生的兴趣、动机和经验为中心进行。教师做为人类理智传统和生活世界的中介, 不仅要帮助儿童从自然和生活环境中获得知识, 而且教学方案的设计要以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知识获取的多寡做为教学的主要目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统一于儿童的活动和经验使教师教学决策呈现边界模糊的特点。
1. 以“人性自然”为尺度的教学决策
自然主义的教学决策以儿童心智的诱导和启迪为合理性标准。夸美纽斯根据自然规律的秩序性提出了教师教学的直观性和量力性等原则, 指出“教导的严谨秩序应当以自然为借鉴, 并且是不受任何阻碍的”, [7]强调教学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卢梭不仅提出了培养自然人的教学目的, 而且反对对儿童进行书本知识的灌输, 教师教学决策要发挥诱导作用, 帮助学生找到解决的途径。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既是一种教学内容决策, 也是一种教学方法决策。他要求教师要通过设计儿童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的全身心投入的自愿的活动, 实现儿童思维和心智的成长。
2. 决策主体的转移
洛克认为教师教学决策“也要听听学生的意见, 要学生做什么也得使他习于用理智去想想”;[8]卢梭倡导“发现教学”的学生决策行为, 教学决策要遵循儿童的自我活动和发现天性, 开展活动教学和实物教学, 教师的作用不是灌输知识给儿童, 而仅仅是防止不良的外来影响, 帮助儿童去发现知识;[9]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学, 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天赋能力和内部力量培养学生, 在儿童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加以促进;第斯多惠则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理论。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激发学生的能力, 要从有利于学生素质发展和科目的性质出发选择教学方法, “学生的立场就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 教师在教学前必须认真研究学生的观点和意见”, [10]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学生发现真理并培养他们发现真理的能力。所有这些以儿童为核心的教学决策价值追求, 彰显了人本主义的思想, 但浪漫色彩浓重, 对教师教学决策的能力要求很高, 在教学实践中很难被教师充分掌握和运用。
3. 教学决策的情境创设
自然主义的教学决策从杜威开始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一是教学情境开始进入教师决策的框架中来。杜威认为人是生物和社会进化的产物, 经验即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只是儿童活动的协助者、发起人、指导者、甚至参观者。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了解学生和教材、创设学习的情境、提问、暗示、启发、指导并参与学生的活动, 教师也从中得到学习的机会;[11]罗杰斯的情意主义教学理论强调教师对课堂心理情境的决策,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创设一种真实、接纳、温润的学习气氛, 把学生置于被关心、理解、尊重的情境中, 激发他们自觉主动地学习;当代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 重视教学决策的情境关联性。其中的情境教学理论要求教师积极创设含有真实问题或事件的, 开放、充满意义建构的学习情境, “为每一个主体提供主动作用的空间和机会, 提供对每一个主体都开放的、充满选择机会的情境。”[12]
(二) 技术理性的控制主义教学决策
如果说自然主义教学理论下的教师是做为儿童心理的经验和逻辑的经验的中介的话, 那么教师教学决策的理智取向则把教师置于知识传授者的位置上。
1. 知识传递取向的教学决策
这种强调知识掌握的理智教学最早源于夸美纽斯的思想, 以赫尔巴特的主知主义教学理论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教师主导的、对教材知识的传授发展学生的智力。夸美纽斯指出:“我的计划的成功, 完全系于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本的适当供应, 这种教本只能由几位具有创造力的、精力饱满的学者合作才能得到”;[13]赫尔巴特则将教师教学决策的立足点置于教学内容的提供与传递上。“教师不是卢梭所说的那样是自然之助手, 而是儿童观念的提供者、多方面兴趣’的控制者。”[14]教师教学决策应该按照“明了-联合-系统-方法”的教学阶段进行, 以保证教学效果的优化。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虽然倡导教学方法决策的学生探究取向, 但这种探究是在教师主导下的, 他的结构课程理论重视学术性知识的作用, 强调学术逻辑与学生心理逻辑的统一;赞可夫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的原则、瓦根舍因、克拉夫基的问题解决学习与系统学习统一的原则、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讲解式”教学、加涅的“指导教学设计模式”都是以知识技能的掌握为决策前提的。
2. 科学化的教学方法决策
教学方法的科学化追求表现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教学决策的规律性。20世纪中期, 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学习行为是操作性的, 可以运用强化加以控制。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开发教学机器和程序教材, 保证学生学习的正确和速度。7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把认知看作是对信息的加工, 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过程推断人脑加工信息的特点。
科学化的教学决策与教学的效率不可分。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要求教学以高难度和高速度的原则进行;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教学理论, 是从教学的有效性和师生时间消费的合理性着眼, 以尽量少的时间和精力科学选择和设计具体条件下最优的教学方案。教师教学决策科学化的标准是效果是否最优和时间消耗最少。为此教师教学决策要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精选和补充教学内容、选择有效和高效的教学方法。虽然巴班斯基的最优化教学理论有其理想化的特点, 但对教师教学决策的科学化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
3. 依附的非完全性决策角色
随着19~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 以科层制的学校组织、专业分工的学科教师、外在于教师的制度课程为特征的现代教育逐渐建立起来。制度课程做为官方的课程文本, 系统传递着社会的需求和价值观, 并通过课程实施指南对教师教学行为进行相应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防教师的课程剥夺了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真正决策, 教师所能做到的是在现有的课程框架内对课程内容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 实质是在教学方法意义上忠实、有效地对课程实施进行具体的决策。科层管理对教师专业行为的规训使教师只能是教学过程中非完全的决策者。
我国教师教学决策的依附性古已有之。汉代以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指导思想, 设立太学, 用儒家经典统一经学, “儒经成为官学的正宗教材”, [15]太学教师由有官位的专家学者出任, 以灌输儒经为教学方式。隋唐之后, 教师教学服务于科举及第, 死记硬背、咬文嚼字成为教师教学决策的主要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 随着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在我国教育制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主的非完全性决策地位得到强化, 教材中心和学科中心使教学实践出现程式化、机械化的倾向。
三、教学决策的系统与动态: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
教师教学决策是在不确定的、复杂的生态情境中进行的判断与选择过程。立足于真实课堂教学的当代教学决策研究从综合和系统的角度界定决策过程。
(一) 教师教学决策的系统研究
在对行为主义取向的“过程结果”范式反思的基础上, 随着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人们转而关注可观察的教学行为后面的教师思维过程。研究最初主要围绕教师的教学计划决策和课堂互动决策展开, 8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在加工和利用课堂相关信息时的认知特点。从教师决策的一般思维研究到专家新手对比研究, 认知与信息加工理论为依据的教师思维研究超越了教学研究的行为层面, 从可观察的教师行为, 深入到了教学行为背后的高度复杂认知过程。
教师教学决策的认知过程是受教师教学知识和信念指导的, 教学决策的研究焦点于是从教师的思维研究转向教师的思想研究, 探寻教师决策背后的知识依据和成长历程, 走向对教师学习与发展的积极促进。教师知识与学习研究成为教师临床思维研究的必然延伸。这些转向一方面使教师决策研究逐渐走向深入, 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教学决策是在真实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 在社会与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下, 在教师个体的独特性和主体性的追求中的整体性行为, 从系统和复杂性视阈探讨教师决策的真实面貌和本质, 才能为教师教学决策的不断优化提出理论上的指导。
(二) 教师教学决策的主体性回归
20世纪60年代, 斯腾豪斯提出了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鼓励教师对课程实施实践的反思、批判与创造, 提出了“教师即研究者”的观点。但埃利奥特认为斯腾豪斯的“教师做为研究者”只是对如何围绕现有课程进行决策的研究, 而教师真正的自主研究是在实施过程的行动研究。[16]这种行动中的研究意味着课程知识不是以教材、教学辅导资料等外在的、静态的课程资源呈现, 而是由教师与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互促互激、共同创造的, 是内在的动态生成。教师教学决策将教学内容与方法决策统一于教学过程。决策不是线性的演绎, 而是一次次复杂迂回的、“丛式”的累积过程。
教师专业成长是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进行, 教师教学决策水平的提高需要从个体自主走向集体合作。外在的指导和帮助可以弥补个体教学决策的局限与不足, 教师集体合作决策作为教学经验与实践智慧的分享、互促与“放大”的方式, 是教师个体决策的必要补充。因此, 凯米斯从教师集体专业合作的角度提出了教师即“解放性的行动研究者”, 教师在自己的共同体的指导和帮助下寻求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最佳方案与计划, 实现教学决策智慧的凝聚与实践的提升。这也是教师教学决策从技术理性、实践理性走向解放理性, 是教学决策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教学决策的发展趋势:教师做为专业的决策者
透视中外教育史关于教师教学决策的思想, 教师教学决策的重点从以教学的方法技术问题为中心思考“如何教”, 到强调把“教什么”做为教学决策的重要部分;从教师教学决策“教的是谁”的反思转向“谁在教”的关注, 教师教学决策的主体价值得以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课堂教学决策的生态范式追求具体教学情境中师生的互动与理解, 在深度的对话中实现平等、开放的知识与人际建构, 教师教学决策将“如何教、教什么、教谁、谁教”统一于教学的生态情境中。这些变化说明了教学决策不是简单的课前教学设计, 而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首先, 教师教学决策需要权力赋予的外在保证。教师做为教学决策者是随着教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逐渐从工具到主体、从传递到创造的转变过程。教学决策是教师教学自主的必然构成, 是教师教学决策权力的体现。决策权是主体性权力, 教学发展过程中的教师也经历了从“弱势”决策主体到“强势”决策主体的渐进过程。这种“强势”表现为对教师的课程决策权力的法律和制度赋予和教师教学创生权的获得, 是把教师专业地位的强化与促进学生发展统一起来, 在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诸环节中, 将“教什么、如何教”的选择与判断权交给教师去行使, 对“教谁、谁教”进行自觉的、审慎的反思和评价。
其次, 教师教学决策需要决策能力的内在支撑。赋权与增能是不可分的, 教学服务于学生主体发展的目的也对教师教学决策的质量提出了要求。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是通过对教学计划决策和实施过程的互动决策及其效果进行反思, 提高教师教学行为的专业化水平, 因此教师角色的演变要求教师有对具体教学情境的调适能力和认知重构能力, 只有能力的提升才能使教师教学决策权的合法性转化为可行性存在。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教师教学决策呈现不同的特点。当教师做为自然的决策者时, 教学决策呈现经验的、整体性状态;随着教师教学决策焦点的分化与转移, 教师成为了中介的决策者;教学决策的动态与系统性要求教师做为研究的决策者, 实现教学决策的主体性回归。教学决策的发展趋势是教师做为专业的决策者, 在赋权与增能中实现教师教学决策地位和角色的真正转换。
陶行知教师兼职论及其现实意义 第4篇
摘要：古今中外，人们大抵总要在金钱面前接受各种检验，做教师的自不能例外。关于教师兼职兼课问题，半个世纪前陶行知对此发表的见解，今天看来仍觉亲切，不无启发。
关键词：陶行知；教师兼职；现实意义
古今中外，人们大抵总要在金钱面前接受各种检验，做教师的自不能例外。关于教师兼职兼课问题，半个世纪前陶行知对此发表的见解，今天看来仍觉亲切，不无启发。
一、旧社会教师兼职问题
根据陶行知1940年的一个调查，当时四川小学教师月薪最高的成都和新繁地区，也只是每人20元。但就是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报酬，只能顾到自己生活，父母妻子儿女只好不了了之”。根据陶行知对北碚的调查，小学教师与工人的收入比较，景况就更惨了。这不只是当时小学的情况，也包括当时中学甚至大学的情况。即使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也经常发不出工资，有的国立学校欠薪之严重，甚至连续20多个月分文不发。穆罕默德说：如果他有两块面包，他要用一块面包去换水仙花，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食而水仙花乃是灵魂的粮食。但是，当我们的小学教师是只有一块面包的时候，而又知道水仙花之可爱，他们有什么办法兼顾呢？”
陶行知深知教师甘苦，认为教师职业特点，既无名可言，也无利可求。他一生曾在各种场合，以多种方式为提高教师待遇奔走、调查、呼吁。对于一些因生活水准低下而不得不改行的教师，惋惜同情之余，他的态度是客观和公允的。对不得已非改行不可的，他主张放行；而对于因生活困难而提出兼课的，他认为这些教师“有可原谅的地方”。认为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说：“小学教师在大后方要算是最苦的斗士了。他们不但是肚子吃不饱，而且是感受着文化饥荒之威胁。陶行知认为，一旦教师失去最低生活保障，就不能履行教师职责。他因此甚至像蒋介石呼吁，并利用蒋介石的“漂亮话”，要求各地方政府解决“教师之烦恼”。
但是，对于教师中的部分人，即对于并非为温饱而追名逐利的教师，陶行知的态度也是十分鲜明的。这只是看他写的《拆台》就够了，全文不长，抄录如下：“某大学教授好出风头，兼职很多，每月收入在千元以上。但位置既得之后，精神不及兼顾，弄得一塌糊涂，结果竟有一处差使被人辞退。接他的事的人，是我一个朋友，任事忠勤，不必劳怨。教授很不甘心，屡次暗中捣乱。吾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我便为这位教授写了一幅小影。这位教授是在具有代表性，像他这样的人，社会到处遇得着：勤人的社会里不许懒人流连，懒人的世界里也不许勤人立足。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呀？”“做戏爱做好角色，做了角色懒负责。别人串得好戏来，暗中却把戏台拆”。应该说，像这样的教授，在我们今天社会中和教師队伍内，已不是“到处遇得着”的。对你说他今天仍然存在，怕也是符合我们的生活实际的。
纵观陶行知对教师兼职问题的议论，他对这种现象的弊病，说得颇为客观、中肯。他说，这样的教师，由于兼课较多，往往“钟点不够分配，就设法迟到早退，或轮流请假，或捡学生不能到班的时候上课”。这就势必导致“教师与学校关系，不能密切”，造成“学生对于教师，亦失相当的敬仰”，从而使“学校训纪，因以堕落；社会道德，亦蒙影响”。对于这种现象，他还在《四年前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教师专业的精神可算堕落到极点了，我们再不猛醒，再不回头，真是要叫教师专业精神宣告破产了。”
二、当今教师兼职和补课制度化问题
当然，半个世纪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与今天教师状况相比，有天壤之别。现在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可与陶行知那个时代同日而语。而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家庭教师现象，以及校内的有偿补课活动。作为一种职业，家庭教师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但是，最近几年家庭教师热的兴起，分析起来，也不无可忧之处。随着优生优育的提倡和普及，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坚持、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空前重视，应该说是家庭教师热兴起的重要原因。而从这个角度说，家庭教师现象不能一般地予以否定。我们甚至能作如下的预见——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人口政策的坚持，家庭教师队伍很可能扩大。
值得我们忧虑的是，不论是我国历史上的家庭教师，还是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教师，他们大多或主要是专职的。而目前我国的家庭教师，则大多或主要是兼职的。这就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她的家庭教师大多是专职的，那么，这些家庭教师的工作，将是这个国家各类学校教育的良好补充。而我们的情况则可能恰恰相反。这种兼职家庭教师由于差不多全是各类学校的在职教师，他们工作的负效性，就难以避免。这种端倪已经在一些学校显露。大凡在校外兼职家庭教师的，其校内教育教学工作，大多不是成绩平平，就是居落后状态。即使老教师，或被称作“有水平”的，也不列外。个中原因，也许还是陶行知说出了道理：“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结果只拿钱不做事，我希望诸君至少要做一个人，至多也只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
除了少数教师兼职家庭教师外，一些中小学补课的制度化，也有令人忧虑之处。它主要不在这种补缺补差或“提高”是否必要，问题出在有偿上。如果说教师兼任家庭教师，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那么制度化的校内补课，就是将教师份内的事，当作份外的做了；把职责内的事，当做职责外的事来干。如是，我们讲了多年的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话，就可能总是一句口号，而不是事实。而且，长此下去，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由于隔着金钱关系，不能亲近；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弄不好也会成为金钱关系。
总之，目前在职中、小学教师兼任家庭教师和补课制度化，不利于加强德育工作，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不利于教师地位的实际提高，以及教师尊严的真正确立。也如陶行知所说：“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值得一说的是，目前我们的大多数教师都能热心为学生补缺补差；他们中有的人实际也充当了家庭教师角色，但他们一不收礼，二不拿钱。所以，在我们缅怀陶行知，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同时，发扬这些默默奉献的教师的精神，该是有意义和十分重要的。（作者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运红.论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及启示[J].新课程研究.教师教育，2008，（7）：102-103.
[2]李志凯.陶行知的道德教育思想[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1（3）：116-117.
[3]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全集[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论《羊脂球》的现实意义 第5篇
全文讲述了普法战争期间关于人性的令人深思的故事。
一辆法国马车被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求车上一名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他不准马车通过，羊脂球出于正义和爱国的心理果断拒绝，但是同行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们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逼迫羊脂球牺牲自己，羊脂球无可奈何只好屈从。可是当第二天马车顺利出发之后，羊脂球忘记准备食物，她帮助过的前一天还苦苦哀求她的人们却都无视她的存在，像突然换了一副嘴脸，让羊脂球感到十分难过和悲伤。
社会地位的高低真的就能决定人格的尊贵与卑贱吗?就能衡量一个人内心的善良与丑陋吗?显然不是。
我认为羊脂球是善良爱国的底层人民的象征，她勇敢，不惧怕嘲讽和冷眼，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尊严，相反来看那群乘客，虽然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内心却胆小自私，只会用利益来衡量一切，而且还要装作很高贵的模样来蔑视羊脂球，甚至在羊脂球不计前嫌再次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端着架子，感觉非常虚伪和恶劣。
羊脂球和那群乘客仿佛揭示了人性的美与丑，从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不仅仅是身份地位高低的对比，更是内心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作者莫泊桑也是以这样对比的手段体现了在当时社会中人性的黑暗和丑陋，他们伪装的面具之下隐藏的都是肮脏的灵魂，相反羊脂球虽然身份卑微，但是却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怀，她的善良没有被世俗污染。
或许作者也是想借羊脂球这样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心底的呐喊，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艰难坎坷，总还是有善良的好人存在，就像黑暗过去总会看见黎明，困境之中总还有希望。
我们没有生活在莫泊桑笔下那种战争大背景下只有利益与等级观念、人心相隔万里的可悲社会中，但我们也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懂珍惜，与人相处都戴着“假面具”，为人处事都盘算着是否有利可图，那么包围在我们身边的浓情也将变淡，到最后我们也将生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
莫泊桑借用《羊脂球》鞭挞了资产阶级等级观念以及冰冷的人际关系，也正是呼吁了一个充满浓情的社会。坦诚待人，知恩图报，相互信任，互帮互助，我相信只要心中充满信念和爱，我们终将以人性的温暖化为阳光，照亮整个世间。
作者：王若凡
试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 第6篇
一部千古名著《水浒传》，使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名扬海内外。几百年来，《水浒》的英雄故事深入人心，《水浒》的艺术成就辉耀日月。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围绕《水浒传》的传播与研究，水浒故事发源地水泊梁山人文历史资料的考察、挖掘、整理，水浒故事的文学艺术再创作，水浒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水浒文化景观。在中国水浒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梁山县委、县政府的全力推动下，近年来，水浒研究、水浒文化的发掘、整理、弘扬、开发、利用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这次水浒高层论坛，对水浒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光大，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名梁山人，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所从事的主业是电视军事宣传，我的业余爱好是诗词文学创作。对水浒研究我是门外汉。但梁山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所以浓浓的故乡情结，使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开发利用水浒文化资源，促进家乡发展，造福父老乡亲。这种想法似乎带有某些实用性，但在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里，任何纯学术的或带有现实主义的结论，都是以学问和论述为支撑的。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试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由于初窥水浒研究的门径，发言有不妥之处，恳请各位方家、老师批评指正。
一、“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及时代内涵
说起《水浒传》，人们的直观印象是“造反”，“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而深层印象则是“忠义”。因为这些农民造反靠的是“聚义”，而“聚义”的依据是“替天行道”，加之这支农民造反队伍的领袖人物的“忠君”思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使聚义造反走上了“忠义”招安的归宿。特别在《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又让何道士从蝌蚪文字石碣天文里，读出“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个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个字”，把水浒英雄们的“忠义”思想，示为天意。梁山英雄们的誓词中更是一语破的：“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于是《水浒传》被冠以《忠义水浒传》，“忠义为立身之本”成为梁山好汉的突出品格，水浒英雄们也被研究者们称为“成也忠义，败也忠义”。但或褒或贬，有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忠义”思想为水浒文化打上了核心印记。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忠义”文化。
本来，在我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发展史上，“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而“义”则是指“事之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之谓义”。先秦以后，随着封建君主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而“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后来随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发展，“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单向度关系中。而“义”的含义却在表现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内涵越丰富，甚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结盟的一种精神纽带。这种臣民之间结义行为，显然对巩固封建皇权统治地位不利。于是，为了防止这种“义”的观念越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轨”，朝廷的谋臣策士们便有意在“忠义”二字连缀上下功夫，努力把臣民之间的结义，控制在为朝廷尽忠的政治框架内，努力用“忠”来诱导“义”效力朝廷。这也正是梁山英雄们难以跳出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石碣天文的诱导下，最终被朝廷招安的悲剧所在。
然而人们在对待这种历史局限的态度上却相去甚远。有的忠君报国，受到历代褒扬；有的忠君招安，则遭到无情鞭笞。远的且不说，同样发生在大宋王朝的几桩与“忠义”有关的传奇故事，就显得泾渭分明：“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的是大宋江山；铁面执法的包拯，为的是宋王爷的社稷；“精忠报国”的岳飞，也是为的南宋朝廷。他们都被历代推崇备至、褒扬有加。为什么提到“忠心报答赵官家”替天行道的宋江，人们就谈《浒》色变了呢？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政治斗争的人，不难理解个中的缘由。1975年8月14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讲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毋容置疑，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点评，是客观、深刻的，宋江“忠义”思想的历史局限，对梁山泊农民革命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然而，这番纯学术领域的谈话，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闹腾了一场批现代投降派的政治斗争。不过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场政治阴谋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本来已是妖雾散尽，玉宇澄清。问题在于这场“评《水浒》运动”的思维惯性，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一时还难以消除。从而使水浒英雄们的形象大打折扣。须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这番评论，并不是毛泽东对《水浒》评价的全部。千古名著《水浒传》几乎伴随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职业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他从梁山好汉身上挖掘到了古代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内涵。如梁山好汉的反抗精神、民主精神、平等精神、拼命精神、打虎精神等，他都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精心吸纳；对梁山好汉的政治和政策、胆略和策略、战略和战术等，他都给予了独具慧眼的解读。因为本篇主题所限，在这里就不展开引证了。即使对梁山好汉的“忠义”思想，毛泽东也有过另一番解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公社化运动中，对农民和生产队的财产，拿起就走则是不对的。”
总之，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们的“忠义”思想中，“忠君”、“招安”思想等是封建糟粕，应该扬弃。但这毕竟属于历史的局限，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分析、客观看待。不可否认，在学术领域，有人对“忠义”思想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忠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成褒义的。历史上的许多“忠义”之士是被世人所推崇、所赞颂的。
由于中国方块汉字的特殊功效，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其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忠义”思想，在封建社会之前，是“忠”与“义”两个独立的概念，与“忠君”思想并不沾边。“忠君”只是“忠义”思想在封建君主制社会所特有的历史印记。在中国封建君主制被推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忠”与“义”已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仅以相对权威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年1月第一版）为例，其“忠”与“义”的词条内涵是这样解释的：“忠――尽心尽力，赤诚无私。”如忠于祖国、忠诚、忠告等。“义――旧指合乎论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今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如有情有义、忠义、信义、义气。对“忠义”的解释更是简单明了：“忠贞正义”，如忠义节烈。可见，新时代的“忠义”，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褒扬的道德理念。由此我想到，梁山县委、县政府赫然在梁山大街上悬挂着“忠义在梁山”的巨幅标语，还是很有些政治见地和学术勇气的。
二、忠肝义胆是梁山文化性格的历史积淀
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理念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泊梁山这片积淀着厚重水浒文化的英雄热土，养育了文化性格鲜明的梁山人。这种文化性格，就普遍意义上来讲，是以忠肝义胆为鲜明特征，这是对水浒“忠义”文化的科学扬弃和批判继承。即摒弃“忠君”、“招安”等封建糟粕，保留“忠诚信义”、“忠贞正义”等积极内核，并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不断发扬光大。
梁山县领导在梁山水浒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们到过外地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一说是梁山人，就会被尊称为‘梁山好汉’。可见，水浒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梁山人的形象是多么高尚。水浒、梁山好汉是我们梁山的专利，也是梁山的一块金字招牌”。这话讲得很精彩，也很中肯、实在。所有天南地北的梁山人，都有这样的同感。只要一说是“梁山人”，即被尊为“英雄好汉”、“忠义之士”。还没听说哪位梁山老乡一说出籍贯，即被斥为“梁山反贼”、“投降派”、“软骨头”之类的尴尬。这说明世人对梁山文化性格的认定，也是以忠肝义胆为主流认知的。
事实上，对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传承，都体现着传承者自身的价值取舍与观念赋予。在对中国文学名著的阅读和评价上，也是以阅读者自身的文化根基和道德判断为准绳和取舍前提的。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之际，就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叹语，坦露出著作者的苦衷与担心，即他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的《金陵十二钗》，其真实意图，不知有几个人能够读懂。《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一位“佚名”作者在所著的《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中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由于没有其他文学史料佐证，这只能算一家之言。但他对作者的心境，则是一语道破。也许正因为如此，《水浒》在成书的元代并没有传播开来。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在靠农民起义而建立的明代。因为在学术界一直把《水浒》称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也许是农民造反领袖朱元璋及其后辈儿孙们容许《水浒传》出版的一个原因。然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民起义再次威胁大明江山时，当另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力量的作用时，便都毫不例外地采取了“封杀”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金本”，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笼的。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才使《水浒》得以在清朝一代流传下来。所以有材料说，毛泽东的前半生读的都是“金本”，并未读到宋江投降。那么，作为梁山一带的民众，三百多年来受影响最深的也是“金本”《水浒》，对宋江搞投降，受招安，平田虎，征方腊，“替天子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之类，梁山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太多。而广泛流传在梁山民间的则是“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雪夜上梁山”、“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等行侠仗义的传奇故事。这也应是在梁山文化性格积淀中，“忠诚信义”、“忠贞正义”等积极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原因。代表梁山民众主流意识的梁山人，之所以把“梁山好汉”引为自豪，甚至以“忠义之士”为荣，也是出于对水浒“忠义”文化价值的积极取向和对“尽心于为国，事宜在济民”的忠义内涵的自觉认定。
在现实梁山人的文化性格中，最为突出的应是“忠诚”、“信义”、“正义”等。梁山一带的乡风民俗，是以“忠孝传家久”作为治家格言的。讲究对国家要尽忠，对父母要尽孝。当忠孝不能双全时，要以对家尽孝，服从为国尽忠。身患重病却全力支持丈夫戍边卫国的“模范军嫂”韩素云，就是梁山这片英雄热土所孕育出来的“尽忠报国”、“深明大义”的新时代梁山儿女的优秀代表。讲“信义”更是梁山文化性格的一个鲜明特征。这里民风质朴，奉行“诚实守信，童叟无欺”。记得笔者小的时候，乡间常有货郎走街串巷卖些零用物品。刚刚有一定行为能力的三四岁的孩子，常常被大人派遣到货郎摊上购些小物品，而且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有的货郎甚至还把孩子送到家门口。至于同志和朋友间的诚信，更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一般说来，凡是梁山人答应了的事情，他“头拱地”也要想法兑现；他自知办不了的，也不轻易答应人。“失信”与“梁山好汉”的尊称是水火不相容的。梁山人的正义感，莫过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象“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一样，梁山人爱济贫扶弱，打抱不平。当然，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法制观念的强化，梁山人的打抱不平，已不会是轻易的拳脚相加，而是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义的申张和公理的弘扬。至于梁山武术功夫，更是注重强身健体，而且逐步成为水浒旅游文化中的一道景观。但梁山武术功夫所展示出的阳刚之气和勇武之威，则是“梁山好汉”文化性格的外在表现。
三、弘扬忠义思想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判定一种传统文化或道德观念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般说来，凡是对当今社会所推行的主要实践活动有促进作用的就被视为积极、有益的，有干扰破坏作用的就被视为消极、有害的。
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命题以来，构建和谐社会，便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可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凡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就是积极的、有益的；反之，则是消极的、有害的。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强调：“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要评价判断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必须从分析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入手。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应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评价和本质要求。同时，这六大特征又构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层面，即民主法制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诚信友爱和充满活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安定有序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这里面作为和谐社会基础和外在表现的民主法制、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主要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功能。作为社会成员的广大民众，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内在要求这两个重要层面上，即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忠义”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内在要求，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
首先来看“忠”。从大的方面来讲，忠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就会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就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公民。就会做到凡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做，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不做。这是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体现。从小的层面来看，忠可以理解为忠厚、忠诚、忠实，这是一种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真诚相待的和谐精神的内在品格。有人说，在当今社会上，“忠”的品质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在“以我为中心”的处世哲学支配下，社会上自我意识强烈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忠厚”、“忠诚”、“忠实”看成是傻瓜的特质。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奸诈、欺骗和谎言，这是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奸诈；多一些忠诚，少一些欺骗；多一些忠实，少一些谎言，就是在向构建和谐社会扎实迈进。同时，就“忠”的原始本意来讲，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这种“忠”，也可以理解为对目标的坚定信念，弘扬的是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状态，对于克服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是非常必须的。
再来看“义”。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正义感。正义感是一个正人君子内在品格塑造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设想社会上如果人们没有了正义感，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义感又引发出责任感。有强烈正义感，必然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责任意识，当然也包括对构建和谐社会要尽职尽责。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对家庭、对亲友都要有责任心。现在不少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对老人不孝，对婴幼儿遗弃，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社会、转嫁他人。这显然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干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各种商务活动中，“义”更多地表现为“信义”，即诚实守信。要言必信，行必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义”的思想，尤其显得需要。
把“忠义”连缀起来解读，其内涵更为丰富。它除了包含“忠”和“义”的全部内容以外，更代表了“忠贞正义”的文化品格。有人认为，“忠义”这个词骨子里透出精粹与刚强，非大丈夫不能称“忠义”。也有人认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最重要的品质是“忠义”。“忠义”是成功人士不容缺失的内在品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需要千千万万的“忠义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