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1 清代“重农思想”的基本内容
1.1 重视农业
在清朝数百年间里, 每个皇帝都非常重视农业, 不同时期的政治家、社会家也是坚持同样的观点。其中最出名当属康熙帝, 他曾在《耕织图》中详细论述了农业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从中不难看出, 整个清代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均认为农业是安民富国之源, 认为发展农业是其它各项事业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思想。
1.2 赋税的内容
赋税对历朝历代财政收入影响极大, 清代更是如此。清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占据了当时朝庭赋税的绝大部分。在清代的二百年间里, 先后有多个著名思想家围绕赋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特别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主张朝庭必须“减赋”, 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缓和社会矛盾。客观地说, 清朝的赋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的确缓和了社会矛盾。
1.3 田制的内容
田制是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的内容, 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 田制内容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清初的时候, 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围绕田制作了专门论述, 主张通过“复井田”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此之后, 相继有多个著名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观点, 比如顾炎武主张重新清丈规划土地, 王夫之主张土地私有, 王源主张“有田者必自耕”, 等等。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的田制思想。
2 清代“农业政策”的基本内容
2.1 通过兴修水利确保粮食生产运输
清代农业政策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特别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 提高了各种粮食的产量, 确保了粮食运输的安全。其具体内容, 详述如下。
2.1.1 兴修水利。
在清代的二百年间里, 清政府兴建了许多农业水利设施, 对此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比如, 在雍正时期, 朝庭设立“营田水利府”, 配备专门官员进行管理, 收效明显。后来, 天津等地又设立了很多分局, 主要负责当地浚水筑圩、建闸开渠等工作。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 清代很多荒地得以成功开垦, 大幅度提高了全国耕地总面积。
2.1.2 治理河道。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河水泛滥是最令朝庭头疼的事情之一, 其中, 黄河水患最为突出, 对沿河各省份农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整个清代, 黄河决堤数次, 也正是因为此, 朝庭特别重视黄河的治理问题。在具体措施上, 朝庭设置河道总督一职, 先后任命杨方兴、朱之锡、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人任职, 并给予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历任河道总督尽职尽责, 先后提出了著名的“治河”、“治漕”、“治淮”等思想, 开创了“疏通河道”、“修筑河堤”、“堵塞决口”等做法, 极大地减少了黄河决堤泛滥的次数和损毁力, 有力地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 治理黄河的另一层考虑是为了确保漕运的正常进行, 这一点对于清代赋税治理非常重要。不得不说的是, 尽管朝廷高度重视黄河治理, 但是黄河水患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对沿河各省农业发展的威胁始终存在。
2.2 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
清代“农业政策”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注重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比如, 朝庭在京师、通州等地建设了许多个仓储, 同时在各地也都恢复设置常平仓、义仓等, 这也是清代农业政策的最大特色之一。通过大力建设仓储, 有效应对了地方各省丰收歉收的巨大差异, 同时也可以有效应对不定时出现的水灾、旱灾、蝗灾等。出现上述问题是, 朝廷得以及时拨粮应急, 有效维护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2.3 通过推行屯垦帮助农民获得土地
清代在实现统一后开始意识到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重要性。为此, 朝庭开始积极鼓励垦荒, 并延续了很多年, 大大增大了全国土地总面积。比如, 在刚入关不久, 朝庭就定下“垦荒兴屯”的政令, 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土地者, 鼓励其开垦, 如开垦不力会给予处罚。其后, 著名思想家范文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屯垦的重要性和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朝庭政令。从此至康熙时期, 地方各省都是积极鼓励人们开垦荒地, 并尽责地耕种, 做得好的也会立功受奖。当然, 这一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滥竽充数的问题, 朝庭对此采取了严厉的应对措施, 一旦发现, 给予重罚, 极大地遏制了不良现象的出现, 确保了清代屯垦政策的长期稳定施行。
3 清代农业政策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影响分析
3.1 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清代农业政策对当时传统社会经济的首要影响就是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而没有实质性的、根本性的突破。客观地说, 清代农业粮食政策有其历史进步性,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时的粮食产量, 减少了饥饿现象的发生, 有利于人口的增加。但纵观清代二百年间, 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越老越多的腐败现象, 少有革新性的举措, 虽然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粮食需求, 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 但难以推动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
3.2 没有解决粮食危机
客观地说, 清代推行农业政策的一个考虑就是保障民众最基本的粮食需求, 以此来减少“民变”、“民反”现象的发生, 维护自身的长期稳定统治。清代统治者认为, 民众造反是威胁自身统治的不安全因素, 必须时刻防范、杜绝之。基于此, 朝廷认识到了粮食充足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一思想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 清代统治者推行各项具体农业政策的目标仅仅局限在保障民众最低限度的水平, 而不愿去投入人力、物力来解决社会面临的粮食危机。在风调雨顺的阶段还好, 一旦遇到灾荒之年, 清代这一农业政策思想的弊病尤其明显。
3.3 固化社会经济模式
从更高层次审视清代农业政策, 其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长期固化, 难以有创新性发展, 始终未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中国有句古语:“无农不稳, 无工不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家庭农工结合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经济经营模式, 很难发生改变。到了清代, 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仅仅局限在巩固自身统治上, 不但未能突破这一固化模式,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这一模式, 导致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始终维持在较低的发展水平。
摘要：清代农业政策有着丰富的内容, 比如, 重视农业, 重视田制, 重视赋税, 通过推行屯垦帮助农民获得土地, 通过兴修水利确保粮食生产运输, 通过建设仓储保障粮食调配赈饥等等, 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然而, 清代农业政策没有解决粮食危机, 片面追求粮食保障, 固化社会经济模式, 后世必须引以为戒。
关键词：清代,农业政策,传统社会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1] 郭晓刚, 候铭峰.论清代初期恢复及强化封建土地关系的政策措施[J].广西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2] 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年第5期.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历史上的营造活动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中国古代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创造了数不清的建筑工程和建筑物。虽然由于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自然消耗，加上战乱兵燹、火灾等人为因素和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以及风雨剥蚀，虫蚁繁殖之类持久的自然破坏力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古建筑早已湮没无存，但是能够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数以万计。尽管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但至今依然矗立在我国广阔的地域中，使今天的我们有幸亲睹古人营造业的卓然成果、遐想和推断历史的面貌和精神。清乾隆年间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新筑成一座八旗驻防城，即绥远城，为清代代表性军事驻防城，其营造手段、技术以及风格上都可以代表清代建筑风格，本文以现存绥远城将军衙署为例，试论中国古代建筑价值的几点体现，望识者指正。
清代的八旗驻防城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清廷几经设载，最终全国共设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宁夏、伊犁、西安、成都、荆州、江宁、杭州、福州、广州等共13处。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是我国现存同类衙署中保存规模最大，现状最好的武官衙署遗址。这些过去营造活动留下来的成果在今天都可称作建筑遗产，它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个所占比重很大的很重要的类型，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保护它们，维护它们，以健康的状态留传后代。
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绥远城将军衙署建筑群是建筑遗产的一种类型，它具有遗产的共性，即作为“遗留物”的本质。如今，由于种种原由一点一点被人们遗忘或拆毁，它所表现的某种文化已经消失或者正在衰亡，成为无法再挽回、再恢复的历史，只有幸免留存下来的残留城垣与将军衙署，含有关于那种文化的信息，微微的见证着那过去的时间与历史，其价值不可忽视。随着绥远城的消失殆尽，而将军衙署与残留城垣携带的文化信息，在研究清代古建筑领域中，价值越发珍贵。因为价值的大小虽然与时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与某种文化的消亡程度成正比。并不是建筑物存在的时间越长，价值必然越大，只是由于时间越久远，信息损失得往往越多，越彻底，相应地含有信息的建筑物价值也就越大。
古建筑的价值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价值，即是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实用的建筑物的价值。二是信息价值，它是古建筑作为见证物所具有的价值，换言而说，就是古建筑包含的信息的价值。对于将军衙署来说，两方面的价值不是重叠的，价值的大小也不是等量齐观的。如将军衙署的物质价值就是作为清朝官式建筑，特点为前朝后寝，附有住宅和公事的价值，而信息价值却是见证了自清乾隆二年建城至清朝灭亡的174年间的79任绥远城将军与民国时期20任署将军、都统、省主席在此进行的所有活动。作为住宅的价值可能很低，不为人所重视，但其有的信息价值而使其脱离了普通住宅的范畴。显然作为见证物的信息价值远远大于其作为住宅的物质价值。一般而言古建筑的价值内容的构成包括一下四个方面，即历史价值、科学与技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
其一、历史价值为古建筑产生的背景所包含的见证历史事件的信息价值。它实际上是社会人文价值中重要内容，一般古建筑这一内容都列入到社会人文价值来论及和评估。绥远城是清代八旗驻防城，驻守将军品秩为从一品，因其驻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责。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也是绥远城的象征，坐落于绥远城西街东端，座北朝南，共有六进院，132间房屋，为城内之中心点。它从建成以来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是绥远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的办公处所。因而有较大的历史文物价值。
这一历经近三百年风雨洗礼的一品封疆大吏的府邸，以另一种身份继续着述古追今的使命。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内署弗戒于火，三堂正宅延烧殆尽①。同年，绥远都统马福祥重建三堂，建筑风格多为模仿西方建筑，对清代官衙进行了一次新的改变和承治。利用新的科技和营造工艺，与传统与进步、传统与外来建筑文化的碰撞和综合下，改变和突破了清代严格等级制度，以自身的独特风格与装饰书写了在此发生的点点滴滴。尤其见证了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价值。
其二、在某古代建筑物从原材料的加工到营建完成的社会生产活动中，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称其为科学与技术价值的体现。清代时期，建筑形制已规范化、模数化。将军衙署采用《清营造则例》官衙建筑的营造技术，整个院落的布局前朝后寝，纵深6进院，横向有东西跨院。中轴单体建筑是9椽架悬山式建筑，其他建筑为硬山式建筑。均为灰瓦顶，使用材料是木材，灰瓦和砖。反应出清代边防官衙型质的质朴和威严、封建统治者专制的集权化、制度的专权化以及封建思想的高度集权化。由此可为，将军衙署建筑群在营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成为判定科技价值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官式建筑通常应用先进的、高级的、复杂的技术，以显示其等级高低和重要程度。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看出，历代都城的规划与建设，国家兴建的官式建筑、宫殿建筑等，往往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科技含量很高，从而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三、古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包括艺术创作的风格特点、艺术创作手法、体现出的社会审美观或审美情趣等方面。将军衙署为平面布置，是以院落为单位。主要建筑物有正房、侧座以及回廊、耳房等附属建筑物组成的院落，是一组完整的建筑群，是生活、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完整的古代建筑形象。在布局上主要建筑物的中线为轴线，而取得全建筑群左右均衡对称，表现了一定韵律节奏的连续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产生最大的艺术力量，聘请了各不同地域的优秀匠师的积累无数的具体的造型手法，包括尺度、比例的具体规定。如兵部尚书通智、归化城都统丹津、山西省丰川卫守备沈鸿钧、工部主事闵廷曲等皇帝亲自指派的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②。
将军衙署每一处建筑房屋，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屋顶、屋身，和台基；以鲜明的形象满足着审美的要求。屋顶、屋身和台基的庞大体积造成雄伟壮丽的印象，直接夸耀了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风”。其装饰是丰富的，华丽精细的装饰与完整的壮观的造型是统一的。这与所采取的装饰方法有关，装饰的部位均为处于构件交接的部分，例如：房脊、柱头、栏秆、门环等结构上的关节，以集中地突出了进行装饰加工的部分。造成了繁而不乱，统一的艺术效果。但装饰的方法，纹样的母题和处理，色调的配合等都深刻地表现人民的艺术才能，是我国装饰艺术的宝藏的重要部分。
其四、社会人文价值是指建筑物对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礼仪制度、宗教、民间活动与风格、历史事件与人物等等的见证价值，是在使用过程中形成或具有的，不是建筑物一被建造出来就有的。它包含有使用价值、使用功能、延续使用后的功能变化、新的使用功能、创造与改善景观的价值。将军衙署是绥远城的主要建筑群之一，是绥远城最高军政首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在清准双方暂时战和的条件下，绥远城为右卫驻防八旗兵北移屯居和安排从漠北撤回的八旗将士之用，充分发挥了它所初期建造的目的，为屏藩朔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古建筑与旅游注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一个城市甚至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将军衙署拥有多重价值和功能，如果这些价值不能有效地向公众展示，就会出现价值缺失的现象。旅游因其特有的可愉悦大众的功能，无疑成为了将军衙署价值展示的首要途径。以旅游形式传授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旅游使得对将军衙署等古建筑的保护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而激发社会公众自发或自觉保护古建筑的行为。
古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活动的主要果实，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是全方位反映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历史遗产，具有价值高、代表性强、分布广、时间横跨大，类型多样的特点，已成为自开展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以来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主要对象。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特殊的不动产，在现代化建设中，它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价值。将军衙署，清代与民国两种价值的重叠，但并不等量齐观，以清代的历史价值、社会人文价值最为突出。
注释：
①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八十八“人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451-452页。
②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议通智所请选派谙熟工程之员赴归化城办理工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755—06.2，微缩号：017—1193
（作者简介：张 静（1975.8-），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大学本科，文博馆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清史、清代内蒙古地区历史为主要研究。）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传统農学体系并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性层面，在“三才”理论与“重农”思想的影响，许多非技术性的内容也包含在传统农学之中。通过对古农书与古典书目的反思，可以发现传统农学存在技术、兴趣、政治三个不同的面向，而在这三个面向中，主体分别是农民、士人与官府。通过构筑以上这种农学体系，一方面有助于跳出“技术史”框架，而从整体把握古代农学知识;另一方面则可以挖掘农学知识的多重含义，由此揭示知识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
关键词：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传统农学体系;农学史
如何理解传统“农学”？从业已出版的两部《中国农学史》来看，传统农学的基本内容仍与现今农业科学相仿，都是以农业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认为：“中国农学史研究的内容，也就是以这些农学著作为主。这些农学著作及其有关文献，多数是叙述农业技术的，所以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技术。”[1]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传统农学离不开古代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阴阳论、气论）的影响[2];从形而下的角度来看，精耕细作、粪田肥田、种养结合、轮作复种等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成了传统农学几乎全部的内容[3]。不过曾雄生在氏著《中国农学史》中颇为敏锐地注意到：“今人定义农学，是指研究农业生产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农学概念。他们将与农相关的内容都可能称之为农家。虽然历代也存在分歧，时而宽泛，时而狭窄。……由此可见，古代农学的范畴要比今天宽泛得多。”[4]即曾氏认为，仅仅从技术，尤其是现代农业技术角度去理解古代传统农学会遮蔽许多本该加以研究的内容。对此，其学生杜新豪进一步反思了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在《金汁：中国传统肥料知识与技术实践研究（10-19世纪）》中，杜氏重新定义了“农业技术”概念，将原本作为制肥外延领域的收集、整理、运输等活动也纳入到考察范围，并且将传统农业技术知识分化为“士人农学”与“农民农学”两个概念，从中梳理出传统农学发展中的两条线索[5]。
曾、杜对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反思都旨在扬弃近代以来科学话语在农史研究中的影响，而试图通过新的概念与范式去更为贴切地理解并描绘古代中国农学的实况。笔者在对传统农学反思的基础上[6-7]，结合近期研究，对农学知识体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传统农学的不同面向：古典书目的反思
在传统中国学术体系中，“农学”并不天然存在，存在的是“农家”。一方面，“农家”不可能也不用等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农学”;另一方面，“农家”其实只是古典书目分类体系中的小类，该类别中所著录的“农书”确实也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农业知识。宋人郑樵有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8]因此既然有著录农书的“农家”，那就存在记载了农业知识的“农学”。换言之，为了理解中国古典农学体系的若干面向，古典书目仍不失为最直观的资料。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官私书目，大多不是后世那种“账簿式”的记载，而是具有“兼学术之史”的功能[9]。现存最早记载农家的目录是《汉书·艺文志》，其中的小序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时人对于“农家/农学”学的理解：“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0]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农学的理解也从技术的角度切入，强调“播百谷，劝耕桑”。但是“以足衣食”的技术活动绝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层面，传统农学中所包含的技术活动往往超过了现今农学的范畴。例如作为传统农学早期总结的《齐民要术》，便在农业技术知识之外，加入了大量关于食品制法与杂物制作的内容，而这些知识分布在卷七至卷九，占到《齐民要术》近三分之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将《齐民要术》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远比将它仅看作农书要恰当得多。”[11]而这样一种杂录日常知识的撰写模式一直影响了古农书的写作，像是元明时期诞生的《墨娥小录》《多能鄙事》等农书中，照样录有大量“杂学”。因此，杜新豪最近的论文所体现出的对于传统农业技术范畴的质疑便值得思考，他认为农学技术并不局限于那些与现代农业科技相匹配的领域，类似肥料搜集这样的简单活动也是一种农学技术[12]。由此可见，传统农学的技术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传统农学的技术仍包括了现今农业科学技术领域所关注的若干内容，且集中体现在“播百谷，劝耕桑”层面上;第二，传统农学的技术也包括了被现今农业科学技术所排斥的一些部分，它们通常可以冠名为“日用技术”或“日常技术”。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汉唐间的农学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隋志》农家类小序云：“农者，所以播五谷、艺桑麻，以供衣食也。”[13]这样的论述几乎与前引的《汉志》一模一样。但是唐中期以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6]。而到了南宋，这种农学观念上的扩张逐步显现在那些“花茶谱录”之上[7]，例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农家类中共著录了18种农书，其中有13种是《茶经》《荔枝谱》等与“衣食”关系不大的谱录[14]。毫无疑问，花谱与茶书虽然并非“播百谷，劝耕桑”的农学知识，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花卉、茶叶品种与种植技术的记录，例如陆羽《茶经》便在“三之造”中对采茶之法作了详细介绍。不过，这些“花茶谱录”也不全然是技术性的，王子凡与李娜娜分别梳理了传统中国的菊花谱录与牡丹谱录，根据他们的研究，可以明显发现技术性的文本仅仅是花谱所包含的一种，除此之外，品种谱、品诗类谱与同时包含技术和非技术的综合谱才是更为突出的部分[15-1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花茶谱录”更多代表了士大夫们的兴趣，而并非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士大夫们来说，花卉、茶叶的种植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确是关于它们的品评与鉴赏。像是被奉为“典范”的欧阳修之《洛阳牡丹记》，其实书中并无多少关于牡丹栽培技术的介绍，而主要内容在于品评各地牡丹的高下：“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17]6当然，品评也少不了士人们的诗词歌赋，许多撰写了技术性花谱文本的作者也会同时撰写类似的诗歌集，例如卢璧曾作《东篱品汇录》介绍菊花的种植技术，但是他也同时辑录了《东篱品汇诗》“附于种植之法之后者”[18]340。至于明清以后大量的茶书，则基本如同花谱一般，“只是一种消遣小品，很少参考价值”[19]。通过以上的论述可见，随着“花茶谱录”在古典农书/农家中的崛起，传统农学的第二个面向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兴趣”：一方面，技术知识仍是代表了“兴趣”的“花茶谱录”的固有内容;另一方面，“兴趣”所指导下的传统农学也包含了很多技术之外的品评与鉴赏层面的知识。
坦率地说，对于“花茶谱录”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保持着乐观态度。宋人陈振孙便表露出了不满：“农家者流，本于农稷之官，勤耕桑以足衣食。……而花果、栽植之事犹以农圃一体附见于此，其实则浮末之病本者也。”[20]可见陈氏认为“花茶谱录”只是农家的“浮末”，并不能与传统的“耕桑”技术知识相提并论。但是，陈振孙的观点只是士人中的特例，明代以后私人书目的撰修者几乎都支持“花茶谱录”进入农家，反而是代表了官方农学理念的官修书目《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等支持了陈氏的看法[21]。换言之，对于农学内容的认识在宋代以后出现了官、私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官修书目中，那些“浮末”的“花茶谱录”往往被剔除了出去，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尤为明显：“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22]由此可见，官府对于农学的认识似乎集中在前面所揭示的“耕桑”技术层面。但是白馥兰对于官修农书的观察，认为：“官修农书，……其目的在于让民众受利（利民），让国家的、社会的、道德宇宙观的秩序得以维护。”[23]例如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其对于农业技术知识记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知识去教导、统治民众，从而达到“大治”的理想状态：“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24]550换言之，在官府层面来看，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与政治统治的稳固无法分割开的。有意思的是，根据万国鼎先生的观察，先秦的农家并不如同《汉志》中所言那般专注在技术知识，而是一种与儒家、法家、道家类似的政治理念[25]。也就是说，传统农家诞生之初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而降至帝制时代，在技术文本的表象背后，“政治”也是传统农学的一个面向，在这一面向中，技术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手段，传统农学的“政治”面向更关心技术是否可以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而不关心技术更新与否。
通过以上简单的论述，笔者大体勾勒出了传统农学体系的三重面向：技术、兴趣、政治。而且这三重面向所对应的主体也不完全一致，简单地说来，技术性农学对应农民，兴趣性农学对应士人，政治性农学对应官府。
二、技术性农学：以民为主体
传统农学体系中的技术性面向，并不是指古农书或其他相关文献中的农业技术知识，其实，任何农业技术知识都可能出现在笔者所定义的不同面向的传统农学中。技术性农学是指农书及其相关文献所记载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指导日常农业及其相关的生产活动。因此，技术性农学所包含的便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知识，更包括了与整个传统社会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日用杂学”。正如远德玉所强调的那般，“技术是一个过程”[26]。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固然可以将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传统农学知识抽离出来探讨，但是也不应该忘记从宏观上把握传统之时，需要将这些农业技术视作整体农人生活的一部分。
《齐民要术》之后，唐宋农书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岁时类农书的增多，例如《新唐书·艺文志》所增补的11种唐代农家类书籍中，有9种都是诸如《千金月令》《四时记》《四时纂要》等岁时书[27]。虽然这些农书大部分已经佚失，但是从《四时纂要》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关于农村生活的种种杂事完全是传统农学应有之意。该书按十二月记载各时应行之事，其中“嫁树法”“收豆法”“浸麻子法”等农业技术活动占据了绝对多数，但是每月所载的末尾仍会记载诸种“杂事”，这些事情包括了制作各种食物的方法，也包括斋戒祭祀活动，还包括了修筑房屋、晒书晒画等与农业技术完全不相干的内容[28]。这样的农书撰写模式，又被后世的“日用通书”所继承，而这些书籍在古典书目的分类体系中仍是处在农家之下的，例如明末最为重要的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农家类中便收录了《墨娥小录》《多能鄙事》《致富奇书》《居家必用》等“日用通书”[29]，至于这些书籍所载的内容不妨以《便民图纂》为例（见表1）。
可以看出，以《便民图纂》为代表的农书虽然大体上仍是以农业技术知识为主导的，但是其中的内容涉及农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了某些神秘的、形而上的祭祀活动。较为可惜的是，在前人的传统农学研究中，这些内容都是被屏蔽的。因此，笔者所定义的技术性农学，实质是农村生活中作为过程的技术性实践活动，而这类活动的主体自然就是一般的农人，也就是庶民。
第一，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要生产者。虽然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掌握了知识的阶层是士大夫，但是对于农桑之类的自然知识，孔子尚言“吾不如老圃”，由此可见农民在农业技术知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后世诸种农书中，往往见到士人记下与“老圃”“老农”相交往来获取到具体技术知识的文字，例如《农说》的撰者马一龙，便经常在山林间“觅老成人考论农事”[30]，而在那些属于士人兴趣领域的花谱之中，农民仍是提供具体花卉种植知识的主体，如《花小名》的序言：“花问园丁名，始知业司于专也。”[31]
第二，农民不仅是技术性知识的生产者，也是技术性知识的主要实践者。在识字率低下的传统社会，农书的阅读者并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劝民耕田的勸农官与部分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地主。《齐民要术》的写作目的，贾思勰很直白地表示：“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议，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32]19官修的《农桑辑要》也是希望地方的劝农官能通过该书具体指导一般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缲之节，或未得其述，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24]550当然，也会有些经营地主与农民一道共同参加农业生产，《沈氏农书》中甚至记载了与雇农相处的“做工之法”：“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静密，不可多而草率。”[33]
第三，农民是技术性农学知识的主体，并不是说士人与官府就完全与这一类型农学无关。一方面，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人与官府都撰写或编修过记录了农人所生产的农学知识的古农书，同时又以这些技术知识进一步指导农人;另一方面，士人与官府也会直接参与技术性知识的生产活动，这主要是指士人私下的或官府公开的一些农业实验。这方面，以徐光启等官僚在明末华北的水稻种植与肥料生产为例，杜新豪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究[34]。总体看来，很多技术性实验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但它们毕竟丰富了传统农学在技术层面的内容。
三、兴趣性农学：以士为主体
技术性农学没有明确的内容指向，无论是从事农桑本业活动，还是艺植花茶末业，都难以离开最基本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即便是那些“花茶谱录”也包含在了技术性农学的既有之意中。那么，笔者又为何在技术性农学之外，揭示出传统农学尚存在着“兴趣”这一面向呢？这是因为技术性农学的归宿是具体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农民，而兴趣性农学的主体却是很少参与这样实践活动——士人。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士大夫阶层就不会参与具体的种植活动，而是说当他们远离具体耕桑活动却又好谈花果园艺之时，兴趣性农学便诞生了。因此，与技术性农学的宽泛不同，兴趣性农学在内容上天然的局限在士大夫们所关注的那些“休闲”领域，也就是竹木、花草甚至动物等，落实到农书之上，便是诸种“花茶谱录”。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兴趣性农学正是伴随着士人力量的崛起而诞生，《汉志》《隋志》的农家类中并没有所谓的“花茶谱录”，贾思勰更是在《齐民要术》中指斥那种关于花卉种植的技术知识：“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32]19与唐代及以前的贵族政治不同，宋代恰好是作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崛起的时代。伴随着这种阶级的崛起，适合这些士人的兴趣领域也逐步开始形成文本，罗桂环便注意到了这一时期“鸟兽草木”文献的繁荣，他较为确切地指出：“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是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现赏花草鱼虫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35]仅就花卉文献来看，《宋代农书考论》可以统计出多达45种花谱及其相关文献[36]。到了明代，士人的权势与地位不减，因此“花茶谱录”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极盛。以茶书为例，章传政的研究显示：“以朝代分，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37]由此可见，这些“花茶谱录”的发展脉络几乎是与宋明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共时的，且随着清代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萎缩。那么，以“花茶谱录”为代表的兴趣性农学在士人社会中表征是什么呢？兴趣性农学又与前揭的技术性农学有着何种差异呢？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花茶谱录”中包含了技术性知识，士大夫仍需要通过与“老农”的交流获取到一些种植方法。从明代诸多花谱的记载来看，“老圃”确实为士人提供了相当多的花卉知识，卢璧自云：“日与林翁野老相接。”他在书中也确实录入了这些庶民给他提供的资料，如其书中介绍“一搻雪”这一菊花品种时，便写道：“老圃曰，其花硕大有实色，其瓣茸茸然如雪。”[18]359但是，士人倒也不是完全就接受“老圃”的一些认识，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判断，如王路一直疑惑“石菊”的“有实无实”问题，于是“遂问诸老圃，皆云未尝有结实者”。
但是，随后（“至甲辰八月”）王路“于僧舍见紫色一种”，且确在其中见到了“实”，因此王氏感叹：“予初为老圃所惑，故详记之。”[38]
其次，兴趣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的不同在于，在“花茶谱录”中技术是服务于士人的品鉴活动的。林秋云对于宋代花谱的观察，发现这一时期的诸如《洛阳牡丹记》《扬州芍药谱》《刘氏菊谱》等“都注重搜罗各色品种，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评判其高下”，而不是记录相应的种植技术知识，因此林氏认为：“宋代花谱强调的是作者的观感与评价。”[39]同样，士人的茶书撰写也主要是以品鉴为思路的，例如明人黄龙德云：“若吴中虎丘者上，罗岕者次之，而天池、龙井、伏龙则又次之。”[40]415而且除了品茶之外，茶书还进一步牵扯到品水，像是徐献忠的《水品》更是从“源”“清”“流”“甘”“寒”等五个角度建构了“水”的品鉴体系[40]208-220。
最后，兴趣性农学的焦点不在于技术性农学中人与自然的交往，而更加落脚于人与人的交往，自然与自然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成为了媒介。种植花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裹腹”，而是为了欣赏与品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往往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甚至下层民众也能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欧阳修记载牡丹花期时：“洛阳风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帷帟，笙歌之声相闻。”[17]6而士人更是组织多种“花会”，许多花谱实际上正是这些“花会”的产物，杨安道所撰的《南中幽芳录》即是如此，据杨氏所载：“自洪武壬申，宝姬归宗隐居兰溪，建兰苑于溪边，引无为寺侧溪入苑，建曲廊书斋，春来邀友为笔会，安道集名兰三十八品为谱志。”[41]
四、政治性农学：以官为主体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府似乎很少主动生产传播知识。从农书角度来看，除了已经佚失的唐代的《兆人本业》外，仅元代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与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可以算作官修農书。其实，这种对于古代官府有关农书编修活动的认识并不全面：第一，古代官府对于农学知识的参与并不仅仅体现在编撰农书之上，组织官员校刻已有的农书也是一种参与活动，例如宋代中央政府便曾刻印过《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宋朝天禧四年（1020）八月二十六日利州转运使李昉请颁行《四时纂要》《齐民要术》二书，诏馆阁校刊镂本摹赐。”[42]第二，以往的探讨过于关注中央层面，实际上，地方官府对于农书的编修与刊刻远比中央积极的多，像是明代最重要的农书《农政全书》，便完全是由当时南直隶与松江府官方在徐光启原本的基础上组织编修与刻印的，“《农政全书》，公经纶之一种。张大中丞与方郡伯两公，笃念民生，嘱陈卧子进士编次广传。”[43]1第三，官府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农桑辑要》与《授时通考》中所记载的种植知识，从《农政全书》所反映的来看，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须的“水利”与恢复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荒政”，也是官府应当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农家类下，也录有《救荒本草》《泰西水法》《野菜博录》等与水利、荒政相关的书籍，换言之，这些书籍也是一种广义的农书。
通过以上三点梳理，传统社会官府对于农学参与的图景便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笔者对于明代官刻农书的统计，当时的官员对于广义上的农书刊刻仍是相当热衷的，而且能够从内容的区分来把握这些官员的关注之处，见表2。
上表能明显看出，不是士人们兴趣所在的“花茶谱录”，而是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与指导官员与农民保持或恢复农业生产的“水利荒政书”，才是官府所关注的农书的主流。因此，笔者所言的“政治性农学”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种农学取向同样与技术性农学有着重合，实际上很多技术性农学文本也都是在官府的资助与参与之下才开始流通的。例如前面所言的《齐民要术》，它的初次刊刻正是在宋代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下完成，而该书在南宋的翻刻则成于地方官员：“绍兴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龙舒张使君，专使贻书曰：‘比因暇日，以《齐民要术》刊板成书;将广其传’。”[45]后来到了明代，该书流传复渐稀少，又是地方官员马纪出面刊刻了该书：“尔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阅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实也。’乃命刻梓范民。”[46]官员除了刊刻这些技术性农书外，也会参与到技术性农书的撰写，例如袁黄在宝坻的治理活动中，便试图将江南的水田耕作技术引入北方，并将相关的经验撰写成《宝坻劝农书》，进一步传播相关的技术性农学知识[47]。
第二，这种农学取向也与兴趣性农学类似，有着较为独特的关注领域，那就是水利与荒政。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相对孱弱，类似兴建水利设施的大型工程，几乎都要依靠政府的参与才可顺利进行。荒政层面也是一样，由于传统社会“小农”的脆弱性，一遇较大范围的灾害，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因此，水利书与荒政书大多是作为“政书”而被执政者所重视的，但是这些领域关注的仍是一般农人的生活，故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书籍完全是“农政”范畴的。这一点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有着非常直接的体现，是书一共六十卷，其中专讲水利的有九卷（卷十二至二十），专讲荒政的更是多达十八卷（卷四十三至六十），换言之，《农政全书》有近一半的内容都在水利与荒政之上，故而编者陈子龙有言：“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此编（指荒政），凡本朝诏令，前贤经画，条目详实，所以重民命而遏乱萌也。”[43]3-4
第三，政治性农学与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的根本差异，在于这一取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既有统治。这在那些水利书、荒政书的角度很好理解，因为对于官府来说，只有维持良好的地方水利运转，才能维持地方社会的生产，同时，在灾害发生之时，也只有通过较好的实行荒政，才能较快地恢复地方秩序。但是，其实在那些看似全然与政治无关的日用杂书中，官府仍是希望寓教化于技术的，例如《多能鄙事》這种日用杂书，明代河南布政使右参政范惟一刊刻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书中“巨细”之事对民众的规训，从而实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48]。因此，政治性农学本质上并不在乎技术的进步与适合与否，它更加关注一种农业技术是否有利于当前政府的统治。
五、结论：一种知识，三个面向
综上所述，本文从古典书目中的农家分类出发，重新检讨了传统农学体系的种种面向。根据笔者的分析，传统时代的农学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进行探讨：技术性农学、兴趣性农学、政治性农学。而且，这些不同的面向也可以从主体、内容与目的等层面进行概括，从而可以构筑一种自圆其说的传统农学体系，见表3。
当然，笔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样的划分绝对不是静态的，由于主体的变迁，同样一种知识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与文本流动中展示出不同的意义与目的，即：一种看似单纯的农学知识，很有可能在流转、改造、接受的过程中演变出三种不一样的目的取向。因此，本文固然是为进一步理解传统农学提供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体系构造，但是，笔者也必须强调，以上的体系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它一方面能扩展我们对于传统农学内容的认定，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跳出既有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框架，去从不同层面把握古代自然知识的复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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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赵本山的刘老根会馆被指破坏文物，文保人士实名举报其所占用的四合院中，有一个为不可移动文物‘晋翼会馆’，该会馆被改造成最低消费18万元的私人会所，且怀疑在装修中被改变原貌，屋顶增加罩棚，院内设游泳池等。”这样一篇题为《刘老根会馆被指涉嫌破坏文物》的文章刚一出现在媒体上，就立即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引起一片哗然。会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场所，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被人们所关注。人们在关心刘老根会馆事实真相的同时，也不免对中国会馆的现状有所担忧：这样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表征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复存在，若干年后人们是不是只能在回忆里寻找它？
会馆的前世今生
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许多历史名人都在会馆留下足迹。事实上，会馆是各地人在北京的根，承载着历史，有着各地人在北京的过去，记载着他们的心酸和辉煌。每座会馆都有许多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述，甚至有人说，会馆是“百年前的北漂据点”，记录了他们小心呵护的梦想和苦辣酸甜。
会馆，顾名思义，“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北京地区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初期，它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每逢京师举行“春闱”，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于是出现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状元店”，但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难以负担，他们不少人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最初也叫“试馆”，这类试馆在所有会馆中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也就是说会馆或以省、府，或以州、县为单位修建，平时是聚会在京同乡、增进乡里友情的处所，遇到朝廷举办科举考试的年份，则成为本乡举子们借住的寓所。会馆有专人管理，对本乡举子只收取少量经费或者让其免费食宿，这在当时来说，对于接济贫寒子弟、鼓励本乡人士力争上游显然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但仍有大批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设立馆舍，成为会馆。可以说，会馆是明清时外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北京的会馆不仅是政治集权之地，也是商贾云集、士人聚居、举子进京赶考以求功名之地，北京的会馆是中国近代变迁的策源地和见证人。
会馆是明、清两代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生和勃兴。同时，会馆为京剧的诞生、普通话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建筑艺术、园林建设、书法石刻、诗文楹联等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不只是传奇
在北京城有这样一座会馆，乾隆嘉庆年间的历任大臣都在这里居住过；中国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曾五次来到这里，在这里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国民党的成立，并多次在此召开党内会议；许多梨园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如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登台献艺……这个如此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会馆就是在北京众多会馆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湖广会馆。
会馆记录着时代变迁，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它们，我们仿佛可以回到过去，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
在虎坊路3号，我们看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磨砖对缝青水墙的建筑群，它既呈现了皇宫内墙的金碧辉煌，却也玲珑剔透颇具王府风范。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会馆，是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也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如今的湖广会馆已成为了会馆保护的一个典范，殊不知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湖广会馆经过了百年的风吹雨打，也有过环境脏乱、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时候。解放后，现在的湖广会馆曾是一个棚户区，北京市制本厂、建筑公司车队、几十户居民聚居于此，居住条件十分狭窄、简陋。
但是，湖广会馆又是幸运的，1986年12月，北京市政协常委、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同志提出了修复北京的旧会馆建为戏曲博物馆的建议，凭借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其他会馆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湖广会馆重新被重视。1993年10月，满目疮痍的湖广会馆开始了修复工作。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各方的努力下，修复后的湖广会馆终于在1996年5月8日开张营业了。据现任湖广会馆馆长霍建庆介绍，修复后的湖广会馆定位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倡导高雅、积极、文明向上的主线，利用古老的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霍馆长骄傲地说，湖广会馆的作用不可小觑，对世界来说，它是宣传中国；对中国来说，它是宣传北京，介绍西城。
提及湖广会馆就不得不说说大戏楼。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可以说跟京剧是同时代的产物。大戏楼的修缮完全是按照原貌进行，修复后的大戏楼四周墙壁是博古彩绘，戏台上方为“霓裳同咏”匾，抱柱楹联长达一丈六尺，上联写“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下联配“康衢偕舞蹈宫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气势磅礴，道尽京剧艺术的精髓，显示出了中国戏曲的无穷魅力。最为难得的是，现在每天晚上湖广会馆的大戏楼仍有京剧演出，这是唯一一座现在还在坚守传统京剧艺术演出的会馆了。因为其深厚的传统戏剧底蕴，湖广会馆也成为了北京市第一百家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
“我们要把保护文物的责任承担起来，戏曲是我们湖广会馆的主要项目，然而戏曲不景气并不是现在才形成的，早在湖广会馆修缮的1996年，这种局面就已经存在了。湖广会馆经营15年，我们有很多的探索，这中间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传统文化，担负着历史和现在的许多责任。”霍馆长骄傲的言语中透露着那么一丝丝的无奈。
200多年的历史让现在湖广会馆的很多设施显得过于苍老，所以保护尤其重要。霍馆长告诉我们，由于经费的原因，现在的会馆每年都只能进行一些小修小补，但是所有的修复都以保护文物为前提，不改变它原有的格局、建筑风格。经过15年的开发、挖掘、完善，现在的湖广会馆已形成了戏楼、酒楼、茶楼，以及戏曲博物馆“三楼一馆”的服务格局，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清代建筑文化，中国的戏曲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北京特有的会馆文化，还有新兴的旅游文化。它让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对今后其他会馆的保护和开发，我想是会有成功的经验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的湖广会馆，已把保护传统文化作为了自己的责任，就凭着这份信念和坚持，我们相信湖广会馆会越来越好。
不仅在北京，全国各地的会馆保护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位于苏州城的筑园会馆原为清代张氏故宅“三和堂”，共有四进院落，由于历史的变迁，仅保存下来第一部分建筑。为了使现存的建筑得到充分保护，并适应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对这座老宅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除了加入现代设计元素，更对其功能进行了改善，增加了新风系统、地热、中央空调以及液晶电视等现代生活设施。经过历时一年的设计改造，筑园会馆获得了由上海市建筑学会颁发，被喻为上海建筑界的“奥斯卡”奖的第二届建筑创作优秀奖。
曾经记录历史沧桑 如今面临集体消亡
在北京南城的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曾聚集了众多颇具人文气息的会馆，诸如兴会会馆等，而如今这些会馆也早已变得凌乱不堪，人们只能在支离破碎的四合院里感受残存的北京生活。形状各异的门墩，造型古朴的青屋瓦檐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这些曾记录着历史沧桑兴衰的建筑渐渐已无法找到它们存在的踪迹。
并不是所有会馆都像湖广会馆这么幸运。可以说，会馆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一个产物，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会馆逐渐变得冷清，最终也没有逃脱寿终正寝的命运。作为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会馆，曾经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之外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北京历史上有过的600多座会馆，如今有迹可循的仅剩75座，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那些曾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会馆，正在逐步走向消亡。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的会馆建设慢慢停了下来，原因是很多会馆的主人纷纷离开北京，到其他城市寻求避难。至此，会馆的功能基本丧失。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会馆变成了大杂院，小部分会馆被分配给机关单位使用。1956年取消了会馆，其功能彻底丧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城市的逐步改造，一些会馆的明清建筑群落开始大量消失。
明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芜湖会馆”的公馆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挂牌面世，这个有着590年历史的会馆，被当今历史学者们公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会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开启中国会馆先河的地方，也未能逃脱消亡的命运。现在的芜湖会馆早已荡然无存，仅保留了一扇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院门，其他建筑均被破坏。想想曾经的繁荣景象，再看看如今的断壁残垣，在惋惜的同时，也让人不免生出一腔浓浓的幽思，一丝淡淡的哀怨。
像这样在城市化建设中消失的会馆还有很多，被北京市政府认定的第一家会馆——南昌会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踪迹，甚至连院门都没有留下；龚自珍曾居住过的番禺会馆，如今会馆四周均已变成了高低不等的房屋，而房屋周围又堆满了杂草，实在找不到一点曾经繁荣的痕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这里以前确实很漂亮，有花园有凉亭，后来经历了一次地震，这里就基本上只剩下房架子了。再后来由于城市建设，居住的需要，便重新翻盖住房，会馆早就没了……
北京西城区粉房琉璃街和潘家胡同，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越发显得有些破败。家家的外墙上几乎都写着醒目的白色“拆”字，檐间瓦角有时还能看出明清的风貌，百年老树的绿阴，将所有路面都护卫在习习阴凉之中。这里是一个和外面的骄阳似火、喧嚣奔忙完全异样的世界，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都将被摩天大楼和空阔马路所取代。
偌大的北京古城都容不下几座会馆，会馆的保护如此不给力，其他地区的会馆逐渐消亡、破败不堪更是不在话下。位于阳谷县张秋镇南偏东的山西会馆，康熙二十三年为了联络感情，由山西商人所建，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气势磅礴。而如今，岁月的冲刷使得会馆的大部分建筑已经倒塌，只有关公庙和戏楼摇摇欲坠，会馆的旧貌早已不在；景德镇唯一一座相对保存较好的省级会馆——湖北会馆，由于年久失修，越发显得“老态”。由于火灾、水灾、蚁灾的共同影响，如今，会馆内建筑残损情况相当严重，现在的湖北会馆除了中心天井建筑部分保存较好外，其他部分的建筑已难觅当年踪影，整个院子堆满了杂物，破败不堪，若再不下定决心修缮的话，这座会馆很有可能会永远消失在景德镇的地图上。苏州会馆，这座长沙历史上被称作第一会馆，也是唯一保留完整的会馆旧址，也未能逃脱岁月这把无情刻刀，如今的会馆蛛网覆盖，神殿、祠堂、厢房等均无明显痕迹，仅布局依稀可见，不仅没有得到好的保护与修缮，更残酷的是，这座会馆正面临着被拆的命运。摇摇欲坠的瓦当，开裂的墙壁，谁能想到这就是当年辉煌一时、曾经见证了兰州百年风雨的广州会馆？现如今主建筑的破坏也很严重，斑驳的墙面、黧黑的房檐，仿佛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无言地诉说着一段令人心酸的历史，只能从廊檐、大梁、瓦当、门楼的精美雕刻，大致看出会馆原来的风貌和曾经有过的繁华，会馆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这样的会馆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曾经有过辉煌，然而历经百年沧桑，大部分却已化为烟云，荡然无存，即使留下的也破败不堪，在风雨中飘摇。一座座叱咤风云上百年的古建筑，如今变成这个样子，实在让人心痛。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护、修复会馆，但是那些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会馆仍是以我们不可抗拒的速度在消失，它们能否逃脱集体消亡的命运？多年后，当我们想起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会馆时，是不是只能从老照片、教科书上看到那些残存的记忆？那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百年跌宕风云，几乎每个会馆背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历史发展的教科书。不论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还是著述丰富的文化名人，他们都使会馆变得色彩斑斓，而会馆本身也见证了古往今来的社会变迁，成为我们今天需要格外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满族音乐正式获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这说明地方政府对满族音乐的保护高度重视。但是保护地方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并非单凭重视就能够让一种逐渐消失的文化得以保留下来。因此，探讨满族音乐民俗文化与艺术特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满族;音乐;民俗文化;艺术特点
满族的萨满祭祀起源于民间，定型于宫廷。满族兵起东北，入主中原以后，满汉文化虽然已经融合的难分难解，但在宫廷中仍然保留了萨满祭祀这个民族旧俗，并从形式上加以规范。满族民间萨满祭祀不像宫廷萨满祭祀那样规范，各哈拉（姓氏）萨满祭祀的程式均有一定的差别。这里，根据对田野作业资料的研究，对民间萨满祭祀音乐文化与艺术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民间萨满音乐民俗文化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满族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风俗。如满族的祭杆之俗由来已久，金梁的《奉天古迹考》载：“旧俗，各家亦立神杆于庭，日置米谷，谓供神鹊。”此风俗至今在民间仍有遗存。神杆，汉译“索莫杆子”，为一长木杆，此为立杆祭天之祀。
祭天，是指满族萨满祭祀仪式中对天神的祭祀活动。满语天神为“阿布卡恩都哩”，是宇宙之神的总称，或是泛称。满族因地域和姓氏不同，所信仰的天神多寡不一，少则十数位，多则百余位。众神之间和睦相处，每位神祇均是天国之中平等的成员。萨满信仰保持着原始宗教多神崇拜的特质，在祭天活动中得以充分显现。通常，在满族萨满祭祀活动结束后，便于次日的早晨卯时中刻，太阳刚刚出来时举行祭天典礼。满族初民时期的祭天活动是在山上或田野举行的，这是由狩猎民族生活方式决定的。后来满族从渔猎转向了农耕，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祭天的方式也相应作了改变。不仅有些姓氏祭天的仪式改在屋内进行，程序也复杂得多了，唯有在院中立一个神杆，还算能见到一点郊祭的影子。不过，这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象征。
满族祭天多数人家在各自院内举行立杆仪礼，但也有少数姓氏始终保持野祭的风俗，据吉林九台萨满石清泉回忆，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伪满洲国时期），乌拉街弓通屯富察氏的祭天活动仍在村外一棵老榆树下举行，富察哈拉家族世代视此树为神树。祭天之前，在神树下堆起石头，将领牲后屠宰的猪蹄绑好穿在一根铁杠子上，用堆好的石头架着吊起来，下面放树枝和干柴，向天神焚香磕头毕，便点起火来烤生猪。同时，把早已准备好的白高丽纸剪成三角形，挂在神树枝上，用猪血往上泼，白纸染上了斑驳的红色，在熊熊烈焰映照下，仪式显得格外动人心魄。
人们簇擁着围坐在神树下，用刀片着已经在火中烤得嗞嗞作响的猪肉，烤熟一层就吃一层，在欢声笑语中人们分享着神喜。这种略带原始性的野性的祭天活动真实地反映了满族渔猎时代的民族风俗，是满族初民时期郊祭、野祭的活化石。
二、萨满音乐表演艺术特点
据《呼兰府志》卷10记载：“满州家祭预取吉日，是日黎明恭迎祖宗于前，祭祀者之家祭器有哈吗刀（刀形以铜或铁为之，四周有孔系以连环摇摇有声）、轰务（以木杆为之，长二尺有半，杆首缀铜铃数枚）、抬鼓、单环鼓、札板、腰铃、裙子;盅、匙、箸、碗、碟、几架，槽盆（刳杨木为之，长约五尺，上宽二尺，底半之，为祭时宰猪去皮毛及承肉之用）诸类。是日同族咸就助祭，祀于正室西房炕上。”家萨满二人捧香碟，烧年期香讫。萨满系腰铃，持哈吗刀。族人系单环鼓，童男二人系扎板相与乐神。萨满歌乐词三章。每章毕，主祭助祭咸行叩首礼，礼毕乃宰豕去皮，折为11件，熟而荐之。盛小槽盆。萨满手摇轰务，歌乐词三章。主祭、助祭者行礼如前。萨满复歌乐词一章，乃息灯烛。族人击大鼓，童男敲札板。萨满手摇神铃，歌乐词六章。祭期以两期为率，富者或延至六七日。萨满或男或女，名数多寡，随家丰俭。
萨满仪式举行时，他们头戴神帽，身穿法衣，腰上系着服饰铜铃，手里拿着单鼓，一边敲打，一边高声歌唱，完成祭祀程序。同时，随着萨满的摇摆、晃动，萨满手拿的神鼓，身上的腰铃和铜镜等发出节奏音响和力，所唱颂神之歌，萨满所歌神谕之声构成了完整的萨满音乐。
萨满跳神都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则，已初具乐舞规模。如在春秋两季举行的跳神活动，其排场是颇为壮观的。其程序大致为：（1）请神祷告，萨满在家焚香祷告，敬请诸神降临;（2）击鼓助兴，萨满祷告毕，村中数名青年绕房三周，并击鼓摆铃助兴;（3）萨满着装，萨满穿神衣，戴神帽，全身披挂铜镜、腰铃等神器，并再次祷告;（4）跳神整队，萨满起身跳神，并整队出发。神队先后排列顺序为：第一人由少年手执鸠神杆，上栓布为旗;第二人手持一串爱米神;第三人手托鹰神;第四人手擎神刀;第五为击鼓者三四人;第六人为萨满;其后为村中其他男女。（5）沿街行进，神队沿村路击鼓唱鸠歌缓步行进;（6）入家进酒，神队途中按事先约定进入还愿村户各家，跳神歌舞，并焚香、献酒敬神;（7）神队返回，归途中萨满领唱神歌，众人相和，边唱边走;（8）绕房三周，神队回到萨满室前，众人再依次绕房三周;（9）献牲还愿，萨满在院中神杆上挂上还愿者所献牺牲，祈神收纳;（10）喜庆歌舞，众人会鼓舞铃者各显技能，相互竞赛;（11）跳柳免灾，鼓舞敬神毕，萨满将柳条弯成半圆形，自跳三次，然后在场之人依次跳过，示意免灾除病;（12）敬神宴享，众人分食牺牲，欢宴而散。至此，一整套仪式方告结束。
从广义上来讲，萨满音乐是由穿在衣服上的金属服饰在舞动时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以及在进行法事活动中手里所持的各种法器有节奏的敲击声，这些都属萨满音乐范畴，只是这些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像正规宗教，如佛教法器乐那样系统、正规、完整，因此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器乐”。萨满祭祀活动中的歌和舞没有乐器伴奏，故萨满音乐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器乐。
萨满代表“三界”发言的主要形式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一种自我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萨满教是人们的一种信仰活动方式，因此，萨满歌曲除了萨满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时神职人员严格按仪式程序规定演唱外，平时是不可以随便引吭高歌的。
三、满族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与渗透
17世纪，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在原来的满洲八旗外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香”是汉军八旗的祭祀活动。在汉军旗人与满洲八旗人密切交往，共同生活过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吸收满文化已是大势所趋。从祭祀的形式和内容上看，“旗香”是在东北的汉旗祭祖的活动仪式。在清代受到满族萨满教和文化艺术的影响，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旗香”基本上采用了满族萨满教祭祀歌舞的形式。“旗香”的司祭者被称作“掌坛人”。虽多半是半职业性的艺人，但也和“萨满”一样戴神帽、穿彩裙、系腰铃、唱神歌。其不同的是，手持的神鼓不是“抓鼓”而是有柄的“单鼓”，所以又被称作“跳单鼓子的”。满族统一东北并进入关内后，出现了历史上满汉大融合的局面，汉族文化更多的传播到关外，至清中叶，“旗香”及其歌舞从内容到形式基本成型，形成了内容以汉族为主，形式以满族萨满教祭祀歌舞为主的满汉融合又带有民间歌舞色彩的一种共有的祭祀、祭神仪式歌舞。
四、结语
满族的萨满在举行各种仪式时都穿法衣，手持法鼓，都有相对固定的“神词”“神歌”“神舞”，满族萨满运用的“词”“歌”“舞”等艺术形式都是本民族的民间萨满祭祀音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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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经济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行政秘书在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其素质以及工作效率直接影响着高校行政队伍的建设。本文结合对相关行政秘书人员的问卷调查，介绍了高职院校行政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及现状，并针对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行政秘书;调查分析;策略
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高等教育的属性，又有高职教育的特色，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目标的逐渐明确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已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5月21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2015年具有普通高等学歷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2553所，其中高职院校1364所，占53.4%。
一所好的高校不仅要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也要有一个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而行政秘书队伍是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中的一支特殊群体，在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高职院校行政秘书岗位现状的分析，拟从高职院校及行政秘书自身等多方位考察高职院校行政秘书队伍建设状况。
一、高职院校行政秘书岗位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如何完善高职院校行政队伍建设，更好的发展院校？这是很多高职院校在面临学校改革发展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充分了解高职院校行政秘书的职业能力发展意识和需求、职业能力发展的阻碍以及他们对自身岗位的评价等问题，我们对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行政秘书队伍进行了调研，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行政队伍建设工作作粗浅思考与研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现有正式在编老师449人，高级职称90人，博士17人，硕士335人，其中担任行政秘书职务的15人。总体来说，他们在学院管理中较好地发挥了其特有的职能和作用，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行政秘书队伍建设的矛盾，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学历专业与岗位职责不符
高校在人才录用上往往要求学历层次较高，尤其是近几年，进入高校至少要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这就决定了高校行政秘书人员的学历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秘书相比，学历层次普遍较高。我们在对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15位行政秘书进行调查中发现，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15人，硕士及以上学历13人，由此可见高职院校行政秘书队伍的学历优势。随后我们在对这15人的专业背景调查中发现，仅有5人所学的专业与秘书岗位工作有关，它们主要是语言学、社会工作、新闻传播、行政管理、汉语言。由此可见，很多行政秘书所学专业与所从事工作性质不符，这也导致部分行政秘书的职业能力发展受限。
2.身兼数职
近年来，随着学院办学条件的日渐成熟，为了完善学校体制，健全学院行政队伍建设，义乌工商学院特设岗引进一批专任行政秘书岗位人员。然而由于师资紧缺，这些专任行政秘书入职后往往不得不兼任其他教学或行政工作。秘书人员身兼数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行政秘书不能专心学习提高自己的秘书职业技能，而要花费一定精力备课上课。加上院校等方面对秘书队伍发展建设的忽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当一部分秘书人员转而把更对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反而将秘书工作放在次要位置，以期今后转岗至专任教师。因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院校秘书队伍人员的不稳定，形成一种不良循环，不利于院校行政队伍的建设发展。
3.行政秘书对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前景的规划
我们在对这15位行政秘书的调查中发现，由于这些行政秘书文化素质较高，且年龄普遍年轻化，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很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由于院校领导的忽视、相关制度的缺乏，导致很多行政秘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表示担忧，因而他们都很大程度上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选择转岗，去做专任教师。也有的表示他们不会在行政秘书岗位上任职太久，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与发展甚至会选择离职。
对于职业发展前景，他们表示希望学院等相关领导能够重视秘书队伍建设，能够提供更多学习培训的机会，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人事部门能够完善相关考核制度，在职称评审上力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4.高校对秘书的重视程度与规划
虽然院校领导每天都需要与秘书人员打交道，但在很多领导看来，秘书工作是综合性、服务性、辅助性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性、独立性可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胜任。恰恰由于高校领导对秘书工作认识上的偏误，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招聘进来的秘书人员学历层次，而忽视了秘书队伍专业性以及进修培训等发面的问题。事实上，秘书人员与其他行政管理人员一样，也需要经常参加秘书专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与交流，只有秘书人员的学历层次、专业培训与时俱进了，工作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对学校整体工作的展开也有积极促进作用。
当然，除了主管领导对秘书队伍建设的忽视之外，院校的相关部门在对秘书的考核评定以及职务晋升方面也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与重视。在学期学年考核上，关于专任秘书的考核，各个分院部门往往会参照该秘书的学历与资历直接评定等级，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分院往往只有一名专任秘书，或者是一名秘书身兼数职，与其他专任老师一起考核评判标准不同，因而只能直接给定考核结果。另一方面还因为院校缺乏对行政秘书队伍的统一管理，各个秘书分属不同院系部门，考核标准也难以划一。在职称评定上，由于部分行政秘书是专任教师编制入校的，也有部分行政秘书是行政管理岗入校，因而他们在职称评定上也不统一且参差不齐。
二、加强行政秘书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
1.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主导功能
（1）人事部门确立合适的选拔标准
高职院校行政秘书人员的选拔招聘是高职院校行政队伍建设的首要环节，坚持树立合适的选拔标准是把好行政队伍建设入口的前提。合适的选拔标准，首先除一定的学历要求外，要专业对口，对秘书的相关专业知识有所接触;其次要求热爱秘书工作岗位，有一颗服务他人的热心;再次要在人员年龄性别上做好调控，优化行政秘书队伍;最后要把握好行政秘书人员考评机制，完善考评细则，力求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位行政秘书。
（2）注重对行政人员的相关培训
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岗前培训要对专任教师和行政人员分开培训，要让新入职的行政人员明确自己入校的岗位职责，培育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使他们树立爱岗敬业的精神。只有认同了自己的职业，才能更有信心、更加积极的投入到行政工作中，从而促进院校的健康发展。此外，学校还要提供行政人员不断地学习培训的机会，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只有督促他们不断学习，才能让他们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工作积极性。
（3）校企合作培养
高职院校的发展尤其是地方院校的发展有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开展了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高校教师下企业，一方面用专业知识指导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积累实践经验，以便更好的指导教育学生。然而很多校企合作多是让教师下企业培养锻炼，而鲜有行政人员去企业，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高职院校行政人员表示愿意也期待去企业锻炼学习的。我们知道，高校工作相对稳定，行政工作也相对固定，这也容易让行政人员产生倦怠心理，为了激发高校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我们认为适当提供机会让高校行政人员去企业锻炼，不失为一剂良策。
（4）领导的重视
相关部门领导要树立正确的秘书观，所谓秘书观，就是一定社会的人们认识、评价秘书这一社会职业和职务的总观点和总看法。[1]只有相关部门领导充分认识到行政秘书工作在院校管理中的作用，只有他们了解了行政秘书的心理发展需求，他们才会在行动上关心在乎并支持行政秘书队伍建设，从而在宏观上推动行政秘书工作的顺利开展。
1.行政秘书人员的自我培养
高职院校行政秘书的综合素质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行政队伍建设的总体水平及工作质量。如何做好高职院校行政秘书工作，不僅需要院校等外部力量的努力，更是需要我们行政秘书自身调节提升。我们在《浅谈如何做好高职院校行政秘书工作》一文中提到，高职院校行政秘书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还必须树立三种意识即学习意识、规则意识以及服务意识，推崇一丝不苟、团结协作以及锲而不舍的三种精神，达到四个维度高度、热度、力度和速度，具备四种能力沟通能力、动手能力、策划能力、管理能力。高职院校行政秘书人员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行政、科研与教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切忌抱怨及消极怠工。
清代朱用纯在他的《治家格言》中说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只有我们行政秘书自身能够认识到当前所处的环境，努力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提升相关职业知识技能，处理好科研与行政管理工作关系，定会得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三、结语
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院校行政秘书队伍将面临着巨大机遇和挑战。行政秘书工作繁杂，但工作之中却蕴含很多管理上的知识。我们只有在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分析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才能使行政秘书队伍乃至整个院校的行政队伍建设走上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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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课题源自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课题项目名称《职院校行政人员队伍建设研究—以行政秘书为例》课题编号2015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