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对范式的概念进行界定，将范式区分为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并就这两种范式进行了区别。文章主要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竞存：即从民主宪政到管理效率，再由管理效率向民主宪政回归，在向民主宪政回归的基础上再到政治、管理和法律途径的多元视角。
关键词：范式；宪政；效率
公共行政学从其诞生到发展的10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不同的范式研究途径，究其范式变迁的根本还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的必然结果。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受相关学科的影响，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视角和焦点的转变，但是民主、自由、公正、效率、公民权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贯穿于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变迁的过程，即公共行政研究范式变迁体现在宪政和管理这两种主要研究范式上，研究范式关注焦点的不断调整主要体现在宪政(政治、法律)和管理这两大方面上。以这两方面为关注重点的研究范式相互交错演进，勾勒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竞存图。
一、范式概念的界定
范式(paradigm)来源于拉丁文paradigma；古希腊文paradeigma pattern，意为“共同显示”。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是个旧概念，但由于托马斯·库恩tThamas Kuhnl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1962)的发表，这个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模型”。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把形成某种科学特色的基本观点称为这种科学的范式。在自然科学史上，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等，都是自然科学的范式。科学是逐步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重大的发现和发明，但库恩指出。范式通常会变得固若金汤，抗拒任何实质的改变。不过，当范式的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时，一个新的范式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范式。库恩在这里所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中的范式，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在库恩看来，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和事业，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范式和共同体。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指范式的转化、过渡和更替。
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更替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范式更替是不同的。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其著名的《社会研究方法》著作中认为“社会科学范式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每个范式都提到了其它范式忽略的观点，同时也都忽略了其它范式揭露的社会生活的纬度。每一种范式都为关注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关于社会事实的假定。”因此每一种范式都是理解社会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的不同视角和途径，而不必追求哪种范式的对或错。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
二、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竞存
(一)公共行政的宪政主义视角
早在20世纪初公共行政研究正式出现之前。就有许多政府理论家和行政管理实务者开始探讨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问题。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就以民主制行政理论为基础致力于设计一套大政府体制。宪政主义取向以推进民主为己任，热衷于设计可操作的民主程序、公民参与和分权原则，它要求公共行政更多地关注正义、自由和责任等价值目标。由此而形成了公共行政宪政主义视角：第一，人民主权原则。在杰斐逊看来人民主权是组织政府的最高准则，政府只能基于保护人民的权利而存在。第二，宪法至上原则。杰斐逊认为，人民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凡是人民自己能做的事，都应当由人民自己去做。第三，有限政府与分权政府。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腐化，杰斐逊主张实行权利分离和相互制衡制度，使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越出其合法的限度外。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能否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政府体制，它能够运用宪法性法律对行使政府专有权的人实施制约。政治不平等的条件并不一定是绝对的，而是维持共同认可法律规则之可实施性的唯一充分的条件。“权力可以在若干政府之间分配和安排，其方式是每一机关对其它机关构成制约。通过把个人的利益与政府机关的宪政权威联系在一起，野心就可以用来对抗野心”。美国宪政体制的努力是通过统治者本身对服从法律规则的体系来钳制强大的统治者。
20世纪公共行政研究正式出现以后，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奠基者威尔逊首次提出政治行政两分法。尽管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者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实际运作上，但宪政主义取向仍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思想流派。在怀特看来，公共行政由于与政治过程相联系而独具特色，对公共行政的研究需要与涉及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倡导严格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但是这本书对政治与行政的两分法比通常认为的要谨慎的多”。在古德诺看来，虽然立法机关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主要涉及国家意志的表达，但也不排除立法机关可能采取行动影响国家意志的执行。同样，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机构通常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也可以说是在表达国家意志。民主国家不仅必须以民主原则为立国之本，而且要有民主的行政，以及贯穿于行政的民主理念。
(二)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视角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核心观念是效率至上的原则和“经济人”的假设。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奠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管理主义倾向。依据威尔逊的观点：行政与政治应该分开，政治为行政确定了任务，但一旦确定之后，就应该由行政来进行执行而不能再插手行政的事务：坚持认为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以保证行政的效率：同时关注行为主义对政治和行政研究的冲击。“执行一部宪法变得比制定一部宪法更要困难得多。”威尔逊从当时企业管理的科学管理经验中得到启示，那就是通过单中心的等级管理体制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强行政责任。为了提高行政部门的运作效率，行政管理应当贯彻企业管理原则。在管理途径的理念层面，管理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政治决定后，行政执行有赖于与私人企业管理相同的技术和方法，这种研究取向主要关注于如何增进行政组织的管理效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关注于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在管理途径的组织理论层面，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管理的组织层面提供了理论支持。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的特征是：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
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韦伯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对不同组织的性质、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把权威与组织性质相结合，把行政管理与效率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的管理。韦伯理论的这些基本理念为管理途径在组织层面上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理论的推进，管理主义视角又发展出两种派别：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
1、传统管理途径。采用制度和法理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正式的政府组织机构；主张政治与行政分开；致力于探讨行政管理的一般性原理；强调以效率为一般性标准管理主义的运用。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企业化公共行政的主张，逐渐发展出一套公共服务如何运作的正统或古典的观点。依此观点，管理者，而非政客，处在管理控制的地位，效率便成为公共部门“至高的善”或“行政价值链条中的原点”。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2、公共管理途径。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管理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主要是来自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关于行政改革的理论设想。这些改革试图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由竞争驱动策略来取代传统上以规则为基础、由权威驱动的过程。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管理持有的理念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
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者被要求去寻找新的创新途径来取得成果或者将先前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民营化。他们被要求去“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大量的依靠市场机制去引导公共项目。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理念，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一企业家政府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基本内核的十条政府体制改革原则，不但包含了具体操作层面的新的政府管理运作方法，而且在本质上蕴含了一套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主要取自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途径的偏重于成本——效益、顾客的回应性。
(三)公共行政在管理基础上的完政回归
笔者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在实践层面过于注重效率至上的理念而弱化了公民的理念，同时也由于行政权的膨胀而面临着宪法的危机，此时急需对原有理论范式的调整。在理论层面公共行政在分别经历了以宪政和管理为主的途径后，在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范式更多地是这两种范式的结合，即无论是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还是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模式都是在原有基础理论上(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基础上，民主制行政是在官僚制基础上)对自由、公正、平等、公民权等基本民主的民主价值理念的回归。
1、罗伯特·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务的主要观点：(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5)责任并不简单；(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
新公共服务理论观点的核心要素：民主、公民、公民权、公共利益、服务。从原有的那些经济理论和自我利益为主导的模式转换到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以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为理论框架，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时尚或者管理技巧。它是对价值观的根本改造。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以义务和责任，这些公民美德为基础，避免人性的自私自利的产生，运用参与和包容的方法建立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信任，塑造出积极的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精神。构建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扬弃，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其视为对传统的政治与行政问题上的回归。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主张一方面关注政治所关注的基本价值如民主、平等、公民权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关注行政的操作层面与理论层面。即在重视前述价值的基础上将行政管理提升到了更高一层的境界一以公民权、民主和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新公共服务模式。
2、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体制和官僚制体制的并列。奥斯特罗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公共行政学必须在官僚制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研究，公共行政的实践也必须在官僚制行政的基础上引入民主制行政的实践。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在美国建国时期，就产生了与官僚制行政相对的民主制行政的理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就阐发了交叠管辖的政府体制。这一政府体制中所有的政府单位都根据自治的原则设计，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其《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著作中将这些原则设计概括为九条。而这些原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民主权、宪法至上、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与分权政府等宪政的最基本价值观。
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美国的实验代表了在民主制行政体制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出发点。“民主制行政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共行政，可以作为官僚制行政的替代类型，与官僚制行政相并列”。“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早期民主理论的著作中生长出来的范式内含有民主制行政科学”。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对于美国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两种公共行政理论，至于哪种理论更适合，需要根据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即在动荡的世界中霍布斯设想的宪法适合于军事国家的有限运转，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设想的人类社会，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良好政府也是适用的，而在此宪政规则能够在具有实质性分权和交叠管辖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得以实施。这样的宪政体制能够使民主制行政持续成为普遍的公共行政形式，与官僚制相对。
(四)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元视角——罗森布鲁姆的多元行政观
罗森布鲁姆多元行政观开启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视角。按照罗森布洛姆的观点公共行政的研究途径应该采取政治、法律和管理三种不同的视角。笔者认为这种多元的研究视角根源于权力的分立。罗森布鲁姆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三条分明的途径，各自对公共行政有不同的阐述，每一种途径均包含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之中，反映了宪法上的分权和政府功能在不同部门的分配。管理途径主要是基于行政部门的立场，去思考忠实的执行与落实各项法令规章；政治途径则是基于立法与决策的考虑；至于法律的途径则强调的是政府的裁决功能、对维护宪政权利的承诺(保卫自由等)以及法治。
正因为公共行政是一个复杂的学科领域，罗森布鲁姆在对公共行政研究途径的划分上体现出了管理、政治和法律至少三种途径。这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对于公共行政的运作，倾向于强调不同的价值和程序、不同的结构安排，亦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公民个人，而每一种途径对如何发展公共行政的知识亦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在冲突互补中发展，形成了更加符合当代公共行政发展的多元行政观模式。虽然这种多元行政化视角是根植于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发展的实践，但是其蕴含的深层次价值理念确同样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不同学派、不同理论因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对公共行政研究的不同范式，诸范式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不同范式各有特点，这些不同的范式之所以没有进行整合，就是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种范式都是有所偏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偏颇而显示出其自身价值之所在，在这种竞存状态中相互借鉴和发展。在对公共行政的实践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种态度，即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同时又不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实，理论应该在实践中广泛吸收其他理论中合理的成份而推进自身的发展。当前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处于多元化阶段，这种多元化的发展现实决定了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多元化范式理论竞存以推动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准则。因此，基于我国特殊的行政生态，以开放的思想对待多种范式竞存的状态，有选择地吸收，探索适合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范式，是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
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新兴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大量渗透，受众及其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的媒介消费愈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观展/表演范式成为最有力的受众研究范式。文章主要梳理国内外关于观展/表演范式及其应用的研究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 受众研究;观展/表演范式;媒介消费;日常生活
1 观展/表演范式的提出和引入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的角色相应变化，对于以电视受众为主的效果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受众研究范式的不足，学者们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观展/表演范式最具理论系统性。
英国社会学者阿伯克龙比与朗赫斯特（N.Abercrombie and B.Longhurst）在1998年于《受众》一书中提出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SPP）[1]，成为80年代霍尔提出编码/解码范式后，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两位学者以扩散受众、观展、自恋、表演社会等概念，构建观展/表演范式。该范式认为媒介影像大量进入日常生活，人人直接间接地成为受众，将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也同时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重视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搜寻与建构。
观展/表演范式将“消费与认同”的观点纳入受众研究，不仅将受众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更重视受众在媒介消费行为中所产生的再建构过程，其研究焦点在于受众的主体认同[2]。
国内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行为始于台湾地区。黄光玉指出，随着当代学术社群研究与论述的焦点逐渐转向后现代、认同政治、全球化等方向，观展/表演范式成为当前受众研究的新趋势[3]。张玉佩则多次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受众，在《中华传播学刊》《新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受众研究的文章。她在2003年的博士论文《当代阅听人研究之理论重构：试论阅听人的思辨能力》中，以观展/表演范式分析网络社群，提出“网络受众”和“循环文本”的概念，认为网络受众可以在网络场域共建文本;并且探讨了观
展/表演范式对于研究受众主体性和思辨能力的启示，强调在当今的媒介景观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包括“受众对媒介内容产生的再建构”[4]。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观展/表演范式从提出至今不过20年，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研究不多，且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特定受众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认同建构过程;部分文章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
综合现有文献看，研究场域主要在网络空间，研究对象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等受众，分析特定群体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消费和观展实践来构建主体认同。
2.1 不同受众群体的媒介消费和认同建构
2.1.1 粉丝迷群
粉丝作为最积极的主动受众，观展/表演范式成为解释粉丝社群的最佳理论，当前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的最多的受众就是粉丝迷群。这类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框架来观察、解读粉丝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较关注粉丝在文本和意义的消费与再生产中如何进行自我展演和认同建构。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网络田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等多元方法。
2005年张玉佩在《从媒体影像关照自己：观展表演范式初探》中以观展/表演范式为分析框架，研究了村上春树的迷社群在文学网站中通过媒介影像消费来进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张嫱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新媒介环境中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追星族为例》中，以此框架分析了玉米（李宇春粉丝）的媒介使用和生产行为;提出国内迷群以网络虚拟社区为家，藉由观看和表演来建构自我认同，投射自我于偶像文本，将偶像视为家人的特殊媒介使用行为模式[5]。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和媒介文本的丰富，新的迷群出现，其媒介使用行为和身份认同建构引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部分学者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研究框架，对中国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建构进行研究。文卫华最先研究该议题，张赛男在此基础上聚焦美剧迷具体的交流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生活大爆炸》粉丝在豆瓣小组内的交流活动中的表达、互动、想象等，以归纳美剧迷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最直观路径[6]。
另外，丁依宁对亚文化中的弹幕使用族群进行研究，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弹幕族群参与弹幕生产、消费的动因及其认同。研究发现受众通过弹幕构建了“观赏共同体”的想象，甚至形成一种“仪式”;弹幕促进了使用族群的认同与凝聚，但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因年龄、知识背景差异而造成的分
裂[7]。关于亚文化中的认同建构研究还有Anderson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嘻哈文化，朱姝对K-POP迷的认同研究等。
2.1.2 青年群体
除了粉丝群体，另一大研究对象是青年。这些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青年在新媒体使用、网络社交活动、社会消费行为中的认同建構。大多直接借用该范式来解读青年的媒介消费行为，进而总结归纳其认同建构的路径，很少对影响青年的主体认同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前仅发现佟菲做过相关研究。
佟菲主要通过量化研究，结合深度访谈，在观展/表演范式下考察青少年在新媒体使用中的自我认同建构。该研究首次厘清了影响认同建构的中介变量，发现少年自我认同与媒介素养、自恋人格、自我表露倾向、学习成绩等中介变量显著相关，与媒介接触时间、父母文化程度等中介变量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且，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风格具有表演者、盗猎者和游戏者的特征[8]。该研究对于受众主体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史丹则聚焦青少年中的“非主流”群体如何在媒介影像中实现自我建构，探讨形成“非主流”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发现，“非主流”群体是扩散受众，他们是个性的、自我的、热爱表演的，却也在消费文化的鼓吹下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9]。
韩春丽引入了时尚消费和性别文化的研究视角，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研究青年女性白领的品牌消费和身份认同;通过对YOGA时尚社区中的三大论坛“shopping归来、美容护肤、品牌沙龙”的精华帖的文本分析发现，女性白领通过社区舞台的观展与表演，构建出“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但呈现的女性白领形象仍未脱离非理性消费形象，仍处于“被观看”的地位，未摆脱男权视角[10]。
沈宏芬关注中国城市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这一社会学问题，以观展/表演范式和后情感主义作为分析框架，指出情感和风尚消费正在成为青年劳动力身份建构的新形式，消费了劳动力身份的对抗性，是对城乡、阶层等传统的社会分层模式的补充[11]。该研究聚焦青年作为劳动力的身份建构问题，视角较为新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缺陷在于缺乏实证分析，说服性不足。
2.1.3 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
第三类研究对象是阅读、问答、视频分享、网络新闻跟帖等各类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仍以研究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建构为主。既有文献主要包括对Wretch网站、Facebook、YouTube等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使用者的研究，以及对豆瓣、知乎、跑步App等平台用户的相关研究。
台湾学者许琼文（Chiung-Wen （Julia） Hsu）首次对网络相簿分享网站——台湾的Wretch网站（中文名为“无名小站”）的使用者进行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观展/表演范式分析了使用者对于Wretch网站的使用动机和独特的舞台展演现象;研究发现，随着虚拟社区和现实生活的边界逐渐消失，媒介的渗透、表演、功能和参考是“新”的满足形态，这与互联网上的“扩散受众”的特征相一致，并建议学者采用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互联网用户在不同技术功能下的行为，如博客[12]。而后，Birol Gülnar，?ükrü Balc?和Vedat ?ak?r三位学者对Facebook、YouTube等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用户的使用动机进行系统研究，发现主要有自恋和自我表达、表演、消遣、娱乐等7种动机，每周使用频次是影响动机的最大因素，且使用动机中存在性别差异[13]。当时的Facebook和YouTube还是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尚未演变为社交媒体，但这篇文章对之后与社交媒体相关的受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朱悦琳在2016年的硕士论文《奇观展演范式下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以“豆瓣读书”为例》中，以“豆瓣读书”为个案，创新地将观展/表演范式用于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从用户在社区中的自我展演，社区中圈层的形成，以及社区用户与作者、出版商、渠道商的关系这三方面对社区用户进行考察，分析其活动心理，并对我国的图书营销策略提出建议[14]。史文妃关注受众对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对跑步社群App及其用户进行研究，在《寂寞星球不寂寞：Nike+Running跑步社群成就跑者的展演荣耀》中用田野观察法对Nike+Running跑步社区受众的App使用、品牌传播管道和相关活动进行观察，论述了使用者如何通过使用App融入跑步社区，App相关功能如何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展演、建构自我认同，如何增强用户对跑步社群的归属感，肯定其品牌社群营销策略[15]。两位通过特定平台的个案研究，总结出社群营销策略，反哺生产环节，体现社群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受众研究。
2.2 文化认同与想象共同体
当前也有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解读相关的文化现象，分析受众对该文化的认同与建构。
例如，贺夏蓉在《观展/表演范式下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场域变迁与文化变异》中探究了女书文化如何在媒介影像、受众消费行为、政府在场等多元面向的新场域中跨越主流价值取向、构建认同并实现传承[16];蔡骐、谢莹在《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中分析了恶搞群体特殊的文化心理及自我认同的确立方式[17]。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以周立波“海派清口”現象为个案，分析受众对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认同。朱剑虹认为这是城市文化的观展与表演，指出互联网参与式文化的兴起可能给受众创造新城市文化的可能，但也可能会因此遮蔽[18]。邬聪媛将观展/表演范式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媒介奇观等理论视角相结合，系统分析受众对上海城市想象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认为周立波“海派清口”现象的扩散是建立在周立波本人、传媒和迷群依托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建构起的城市想象共同体的文化
认同[19]。
近年来，关于城市传播的研究逐渐兴起，随着媒介、城市、受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融合，观
展/表演范式或许会被更多地运用在受众对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建构等研究中。
2.3 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
不同媒介、不同受众对于自我认同的建构自然不同，同一受众群体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和个体异质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中的受众在媒介使用中还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文卫华通过对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研究，指出生产者促成了粉丝身份的形成，粉丝本身的兴趣爱好、文化品位、媒介资源等结构因素会影响媒介使用和身份认同。强调在分析美剧迷的媒介消费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中，要考虑生产者和迷群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结构和权力的不平等，避免过于美化美剧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据此对观展/表演范式提出补充和修正，如图1所示[20]。
赖彦如在《解读、观展/表演与文化资本：探讨<台湾龙卷风>网络社群的差异》中分析了电视剧《台湾龙卷风》的两个网络讨论社群的意义生成，并探究“文化资本”是否为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两个社群受众在角色认同、观看态度和价值判断上都有所差异;受众的文化资本，也有高低之别;受众不仅在观展/表演中进行意义解读和自我的再建构，也延续了文化资本的差异;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之一[21]。
2017年浙江大学的金云云在硕士论文《跟·贴：一个表达/表演空间的生成》中，强调跟贴空间的生成是媒介组织和网民长期互动与“共谋”的结果;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重点分析了网民在跟帖空间的表达、表演和观展的实践，以及网易对跟帖空间的组织化生产;指出网易跟贴兼具公共表达和观展/表演性质，且受众现实生活中的能力、学识、阶层等结构因素制约着跟帖中的表达和表演[22]。该研究强调了媒介组织在受众的观展和自我建构中的作用，认为媒介较以往更加重视用户的反馈，与用户有了更多互动、协商与合作，为研究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媒介使用和主体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
2017年南京大学白一婷在硕士论文《“红色爱豆”的诞生：观展/自恋循环中的认同建构与微观权力网络》中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和微观权力网络对于展演和认同建构的影响;文章以B站用户上传、观看“外交部天团”相关视频及用弹幕进行意义生产的媒介实践为个案，分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和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弹幕话语实践体现出爱国主义话语与亚文化元素的拼贴，实现了青年亚文化认同与爱国主义认同的“缝合”，推动了官方意识形态在亚文化场域中的再生产[23]。
其实Joshua Atkinson早就指出，在运用观
展/表演范式进行受众研究时，一要考虑到不同媒介的适用性，二要加入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尤其是对于研究那些使用另类媒体来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受众;对此，Atkinson提供了一种思路，认为或许可以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得到借鉴，发展出一个立场/表演范式，建议传播学者应尝试用立场/表演范式来观察使用另类媒体的受众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和立场[24]。
3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观展/表演范式自提出以来，便成为新媒介环境下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也很好地推动了粉丝研究的发展。但现有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范式名称的表述未统一
观展/表演范式的英文名稱是Spectacle/Performance，既有文献在引用该范式时，主要使用的表述是“观展/表演”范式，但也会使用“观
看/表演”“奇观/表演”“奇观/展演”等表述，尚未统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对所使用的这一表述进行了解释，产生不同表述的主要原因是“Spectacle”一词的翻译问题和内涵解释不同，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观看”，以和“表演”相对，认为受众角色主要是看与被看，观看的同时也在表演;而有的学者将其看作“奇观”，和“景观”近似，认为受众的观看和表演是一种媒介景观甚至奇观，而这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相关概念较为接近，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区分上的困难和意义误读。因此，需要对观展/表演范式的核心内涵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理解，尽早形成规范的统一表述。
3.2 缺乏对范式本身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仅部分文献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充和
修正。
正如Joshua Atkinson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批评，该范式在不同媒介和受众群体研究中的适用性不同，使用时引入“消费与认同”的观点，关注主体建构，更适宜于研究主流媒介和扩散受众。虽然观展/表演范式对粉丝研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粉丝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商业逻辑的控制使其逐渐向主流靠拢。而对于一些另类媒体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就不能直接采用观展/表演范式，而应引入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且，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资本主义，受众本身的阶层、文化资本、媒介素养等结构性因素，社交媒体等各类媒介组织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碰撞都会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主体认同建构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观展/表演范式的应用和推广要更加谨慎，不能一味简单地移植和套用，而应充分考量适用性，进而对观展/表演范式做出补充和修正。同时，国内学者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受众的特殊性，观察受众在日常生活和具身实践中的媒介消费，进而发展出更为本土化、更具适用性的范式。
3.3 未来研究方向
既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主要围绕观
展/表演范式的“消费与认同”，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观看和表演实践，以及自我认同构建。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到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随着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带来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媒介进一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受众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产消者”，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在目前常用的拟剧论、印象管理等理论视角之外，可以适时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探究受众在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上的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和认同建构问题。
而且，美图类App的涌现为受众制造和分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影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日益消弭，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个体表达和展演的主要场域，这一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还可以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出发，与舆论研究相结合，探寻媒介组织如何更好地与受众进行良性互动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厘清文卫华等学者提出的结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受众的观展/表演实践和自我认同建构的影响。例如，赖彦如虽指出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的意义解读和生成的重要因素，但未探究文化资本影响受众观展和认同建构的具体路径或模式，之后可进一步研究。而且，随着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进程的加快，必须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认同建构的影响，以及受众如何协调他者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增加实证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或发现新的影响因素，对观展/表演范式进行完善。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观展/表演范式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范式，也是一个较适用于当前媒介环境的受众研究的范式，目前在粉丝文化研究和认同建构研究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及新旧媒体的融合，媒介消费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媒介、受众、文本之间的关系，受众角色也不断变迁，学者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增强观展/表演范式对于受众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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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3篇
新世纪，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的盛行，“文学性”成为文学研究者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学性”是什么?文学研究如何保持“文学性”?对于部分文学研究者来说成为保卫文学生命力和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生死攸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文学性”探讨会在新世纪长盛不衰的原因。“文学性”话题的出现是文学研究界针对新世纪文学及文学研究姿态转变的一次反思，对于保持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文学性”背后表现出的话题发起者对于文学生命及文学研究独立性的过分焦虑，也使“文学性”话题存在着有可能步入非理性或庸俗化的危险，“文学性”需要在焦虑的狂热之后冷静地思索问题所指及如何面对。
在历史上，“文学性”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次危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本次“文学性”讨论莫不如此，但不同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提出“文学性”问题是为了使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使文学和文学研究走向独立和自律，是文学陷入贫瘠的一次反拨，而本次“文学性”讨论则是文学过度膨胀使文学自身边界变得模糊，文学陷入迷茫的表征，是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和文学学科的一次自卫。现实境遇的差别使得本次“文学性”讨论存在着某些可能的理论风险。
风险之一在于力图用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性”概念来划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用以约束日渐模糊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性”话题的出现让人直观的联想就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这与当前文学面临的边际问题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将这个话题的具体所指落实到通过“文学性”来圈定文学边界的具体问题。“文学性”谈论的诸多参与者也的确将这一问题作为核心话题。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就非常坚持有一个持久永恒的文学性存在，尽管他并没有归纳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用以约束当前文学，但这种信念仍然也反映出“文学性”话题的某种走向；而在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组织的一场“文学性”问题讨论中，众多参与者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文学性”的概念探讨，尽管各自得出的结论不一，但背后的旨归依然在追寻是否具有普世的“文学性”存在。我认为“文学性”作为一种对文学理解的信念无可厚非，但一进入研究领域其针对的是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将“文学性”讨论落实在“文学性”概念本身，不仅不能正面回应这些现实问题，还可能将这一话题引人“伪命题”的危险。第一，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文学性”就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有学者总结出文论史上五种文学性的概括方式：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但无论哪一种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盖文学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这说明力图通过归纳法的方式总结出一个普世的“文学性”概念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徒劳，文学只会如伊格尔顿所说作为“关系的存在”，即找到一个对应的参照物，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等关系中相对而存在，在对比中体现文学自身的特点，不可能存在自足的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第二，就文学性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说，文学研究先于文学性而存在，不可能用文学性来指导和约束文学研究的进行。如果没有自足的文学性内涵，文学性则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随着文学的流动，我们会不断认识到文学的新特征、新姿态，而认识的过程就是文学研究的过程。在文学被认识的历史上，所谓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等，都是文学研究者通过文学特征的变迁而不断认知、总结、命名的过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因为借鉴到西方不同文学流派的创作，因此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先有理论概念后有文学研究的境况，但这种研究方式的庸俗性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力图通过“文学性”约束文学研究的动机本身就是谬误的。
风险之二在于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敏感可能导致“文学性”讨论无视当下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现状。“文学性”讨论针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问题都是后现代文化的症候，因此“文学性”话题的先瞻性就在于在中国文化还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替期就提出了文学如何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思考。但这一话题包含着的“后现代”文化必然取代“现代”文化成为社会主流的理论逻辑，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后现代文化的比重的判断都值得再思考。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化、游戏化、平面化的文化，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狂欢，这种文化表征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理性、真理和中心的解构，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主张多元、非中心化的文化，不可能完全取代现代性成为社会新的主流和权威，其在打破现代性文化之后必然又会包容现代性文化，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文学性”在后现代社会不会完全缺场。这种情况表现在理论界则是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对现代性进行摧枯拉朽的解构之后，意识到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破”而非“建”的文化，开始重新认识、或者说再回归现代性。哈贝马斯首先指出“未完成”的启蒙，企图改造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詹姆逊也认识到后现代主义者向现代性回归的情况，认为可重新建立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在文学的领域，大众文化的盛行也并没有使现代性意义上的纯文学完全离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苏珊·桑塔格和约翰·巴思就宣布“小说灭亡”，但他们理想中的后现代小说是先锋实验小说，并不是无须探索的大众文学。这种情况在中国更加明显，虽然大众传媒的发达使文学的界限日渐模糊，但文学并没有失去自己的领地，《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等各种各样的纯文学期刊依旧存在；各个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各类文学研究所主要进行的还是纯文学研究——只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相对于商业操纵下的大众文化被边缘化了而已。文学边缘化正如童庆炳教授所言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并非坏事，但是，如果我们不甘于寂寞，力图通过“文学性”来匡复文学就显得有点自讨没趣。
尽管存在着理论的风险，“文学性”在当前依然具有讨论的紧迫性，这并不在于关系文学和文学学科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样容易误导“文学性”讨论的思路)，而是许多现实的文学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并需要在学理上对此进行解释。“文学性”讨论只有回归到具体问题，才不会成为纯情感的呐喊，避免可能的理论风险。
一，如何面对文学在新世纪后的姿态转变。文学评论家程光炜将新世纪文学概括为“无姿态”写作，以对应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姿态”写作。从“姿态”到“无姿态”标注着文学在新世纪的巨大转变：文学叙事从现代
性的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话语姿态由精英的宣言变成大众的狂欢；文本形态从美学的典范变成平面的大众读物，文学在外延的膨胀中又陷于到内涵的贫瘠。然而，如果我们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事情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文学在新世纪的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在新世纪的危机。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文学承担着许多社会重大命题，譬如启蒙、民族、终极关怀等等的建构，然而，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这些重大的社会命题——为世俗的欲望所解构，文学不仅不能通过它们参与社会对话，而且这些命题本身已成为掩盖社会真实的道具。文学不能不随着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瓦解步入到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当中，也不能不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成为消费社会众多消费之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新世纪文学文学性的彻底消失：新世纪文学不渴求社会的本质和真相，但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疑惑和好奇；不在乎外在世界与个体的关系，但常常探询个体内心世界的幽暗深处；不宣扬什么主张观点，但必然注意叙事的精巧与文字的唯美。新世纪文学就是如此让评论家一息一叹，难舍难弃，它到底是如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所讲只剩下“残留的文学性”，还是文学彻底回归到自身作一次彻底的转型，需要我们用新的话语与其对话，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对此——这个“文学性”问题作出回答。
二，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学性。这也就是理论界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学性旁逸到房地产广告、咖啡馆、家居装修、街心花园等日常生活，并进入到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创作当中。文学外延的扩大造成了大众视阈中文学形象的模糊，因此也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层次的“文学性”问题。
“文学性”向日常生活和相关学科“旁逸”有两个原因。第一，工具理性工具功能的凸现，使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理性、科学、知识及真理产生信仰危机，使许多学者认为：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与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灵活、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及游戏化的心态是文学性进入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的哲学基础。第二，后现代的游戏状态，必然伴随着消费状态、表演状态的出现。无论是游戏、消费还是表演，其实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游戏化，也就越充满文学性。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欲望文化，更需要用表演、游戏来勾起消费者的生活想象，消费的生活化使审美日常化。权威和真理的丧失，使文学性成为各个领域“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如何把握语言的向度和质量，这是保证如何在后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维持后现代社会状态的重要保证。文学性充当了后现代社会的润滑剂。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其成为掩盖日常生活美丽的外衣，勾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掩盖社会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和苦难；另一方面，其又解构了单一的话语权威，是对中心、威权的对抗。因此，文学研究者有必要在具体现象中“解剖”掩盖在生活本质之上的文学性，让大众看到这些“文学性”的本质以及它们与“纯文学”的“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三，如何面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保证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这实际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果，旁逸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性”使很多研究者觉得任何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权力关系，一切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本进行解读，这也引发了文学研究边际的危机。赞同者认为这是文学研究突破学院制度下学科严格划分的机会，使文学研究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只停留在文学内部，可以扩展到更大的历史空间。否定者认为文化研究将一切文化现象都作为文本可能造成文学研究的泛化，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文学性，但都是较低层次的审美产品，不具有研究的价值，而且许多看似新奇的文化研究的结论是其它学科早已证明的话题，造成研究的浪费。我觉得，虽然两个方面都可以找到丰富的理论证据和现实证据，但没有在一个层次上谈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针指当下社会文化与各种权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解决很多文学研究不能解决的文化问题；但当我们就文化研究而进行纯粹技术演练，对很多显而易见的事物故作高深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就丧失意义。文化研究成功的范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通过对海派文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海派文学产生的丰富历史背景，展示出比文学研究更大的文化表现力。文化研究不成功的例子都是就事论事，用研究的对象来演示文化研究的方法，在表面的繁华背后掩盖不住内在的孱弱，这种研究只会成为文化的快餐。所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如何用好文化研究，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这三个具体问题进入“文学性”探讨，我觉得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出发前的一次自我检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替时期，既往的文学理解充满着危机，但新的文学范式并没有建立，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煎熬，但也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回到原初反思文学研究本身意义的一次机会：文学研究存在的价值何在?又是谁规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文学的“文学性”一定那么重要吗?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次“文学性”探讨出现的本质并不是文学的危机，而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文学学科的危机。从文学自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的形态；从文学研究本身而言，谁也没有规定文学研究的固定范式，只是“现代性”出现以后，文学具有了超越其他文化活动的崇高地位，文学研究也具有了严格学科规范、研究范式。
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理解，“文学性”即文学自足性，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文学具有审美独立性；二，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而且，在现代性框架内的“文学性”的两层内涵之间又是辩证统一的，文学与社会之间可以找到清晰的辩证逻辑。正因为此，文学独立性在现代性的框架内不容置疑。但文学性在后现代性出现之后就充满了危机：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对失落的文学研究的补充。文化研究将触角伸向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对文化背后权力关系的解析，使文学研究不再具有的参与社会公共话题建构的功能得到延续。
但我并不觉得通过文化研究就能壮大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部分文学研究者的排斥，就因为其良莠不齐、鱼目混珠，近年来文化研究是理论热点自然门庭若市，假如新的热点到来，文化研究能坚持多久也存在疑问；而且，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其受到批判的问题，当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虽然可以参与到与当下社会文化的对话之中，但文学的意义何在?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困境就在这个地方。因此，我觉得新世纪文学研究面对文学性，已经不可能通过“先进”的理论指明道路，需要的恰恰是向文学研究原初动机的回归：文学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断流动的新的文学特征；文学研究还要通过文学文本参与到社会对话，揭示人性与世界的秘密。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发现和创新，是保持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这或许是新世纪文学研究唯一能保持文学学科生命力的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全新的技术集群构成了智能媒体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泛媒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重构了媒介产业的产品模式和产业生态，并催生出了一门全新的计算传播学。本文总结、抽象、提炼出一整套有关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传播学领域的量化研究思想和工具更充分地融入到质化研究的流程和细节中，实现传播艺术与传播科学的更好融合。
【关键词】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媒介产业；物联网
智能媒体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分析并预测用户场景化的媒介需求，这将推动着媒介内容生产从即时响应向预测需求的进一步转变，进而激活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内容消费市场。由于用户本身被深刻地洞察了，因此这样的媒介生产、集成、分发和消费必然是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计算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智能传播意味着内容提供者将不再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而是努力实现场景、用户和内容三者之间的完美匹配。传播技术进化的这种新方向不但重构着媒介产业本身的竞争格局，而且催生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计算传播学。
一、传播技术经济史演进中的范式变迁
每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曰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意味着旧有规则发生了变化，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很多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甚至推倒重构。
（一）传播技术在范式变迁中的基础作用
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包括基础设施、关键要素、技术集群、软件程序、思维方式、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同类型“工具”共同改变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行为主体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沿着库恩提出的“范式”和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的理念和逻辑，佩雷丝将这套同类型工具得以扩散的主要载体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都使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①按照佩蕾丝的理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范式变迁，而这将是一个持续约五六十年的升级过程，它又分为不同阶段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每次范式变迁的过程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佩蕾丝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印刷术、广播、电话、计算机乃至手机等传播技术在技术革命以及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基础角色。她认为，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它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进一步地，她将18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的这段历史划分为5个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时段：产业革命时代；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及信息和远程通信的时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组织模式无法应付或充分利用全新的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这就使得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也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二）物联网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杰米里·里夫金同样发掘了库恩留下的“范式”遗产，库恩将范式描述为“信仰和认知的一组系统”，里夫金认为正是这组系统“建立了统一而协同的世界观，其威力在于它几乎囊括了一切现实。一旦范式成立，那么很难（甚至不可能）质疑它反映自然规律的核心假设。但这种从不质疑的接受和对其他观念的视而不见使矛盾的逻辑逐渐堆积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是该范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够解释不规则现象和新发展的綜合性新范式”。②里夫金用范式转换的概念来对应佩蕾丝的范式变迁，我们不能推断里夫金是否受到了佩蕾丝的启示，但无论是偶然、巧合还是借鉴，里夫金同样对信息传播技术在范式转换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高度。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总之，这三种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但与佩蕾丝不同的是，里夫金将上述那段历史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范式，蒸汽、印刷、电报、铁路系统、煤炭资源等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供电、电话、广播、电视、廉价石油、公路系统、内燃机车等相互融合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无处不在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自动化的物流和交通互联网共同构成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这一超级网络就是正在快速形成中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事实上，物联网的形成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在未来20年将会有数以百万亿计的智能芯片和传感器以近乎为零的成本接入到物联网中。加速变化的技术创新、急剧降低的经济成本、不断完善的移动通信和云端计算能力，以及全球核心国家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都将这一全新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向了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和全球经济的舞台中央。智能芯片、传感器、自动化、网络链接、大数据、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以越来越低的成本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物体中，使它们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信息交互功能与媒介传播属性。在未来，几乎我们能使用到的所有物品都将会链接到物联网中，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物联网这样一个超级智能媒介，我们可以借助自己周围的任何一个智能媒体节点与接入其中的任何其他智能节点直接互动，而无需像过去那样通过层层的中间转达环节。这将会是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每次重大的范式转换都是核心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变革，而使基础设施发生变革的则是新的媒介传播体系、能源动力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融合进化。在这次范式转换过程中，三大基础网络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智能物联网，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三）从口头语言传播范式到智能媒体传播范式
事实上，与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或者里夫金的三次工业革命范式转换相似的，媒介传播领域也同样因为传播技术的演进而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就是从建立在印刷技术和广播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播范式向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能传播范式的变迁，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活更多要素之后形成的物联网恰恰正是新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设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而来的，不仅仅是传播模式和传媒产业的全面改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刻地影响了当前社会的流行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凯文·凯利注意到了传播范式转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文化都是围绕着言语的。大约五百年前，科技推翻了言语，1440年古登堡发明了金属制成的活字，将写作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新闻、科学、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美国的成功依赖于较高水平的识字率，依赖于强大的自由媒体，依赖于对（书面规定的）法律的忠诚，依赖于遍布全国的通用语言，我们变成了书籍之民。但今天，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现在成了屏幕之民。”③针对从以口语为中心向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播范式转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前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里亚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在于人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与作为人类本身心智功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从文字开始，一个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由抽象传播主导的世界开始建构起来了。从文字印刷到广播、电视的范式转换同样意义重大，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极尽溢美之词地称颂了彼时正在兴起的新范式，“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④然而，事实上，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同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书籍和报纸遵循了相似的线性化、单向化、中心化的传播逻辑。麦克卢汉预言的所谓“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即用户高度参与、即时会话、充分互动的伊甸园，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媒介所构建的“电子世界”成为现实。但麦克卢汉之所以仍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是因为这一预言使得他反而更像是凯文·凯利所提到的“屏幕之民”们今天所处的“比特世界”的先知。事实上，每出现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作为万事万物所存在的信息本质和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数字化的比特开启了一个建立在物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全新的智能传播范式，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不亚于文字技术对传播逻辑的改造。
二、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之所以称之为智能传播范式，是因为我们正在通过物联网技术集群将所有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智能化和媒介化，一切被植入智能组件的普通事物都将具备某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属性，在这场全新的技术革命驱动下，我们的传播模式和日常行为将被彻底地改变。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从既有传播范式的框架来看待并理解新的范式，好让它能够适应既有范式，但是这样做反而恰恰会让我们曲解新范式，甚至会迷失在新旧范式的交错纠葛之中。因此，为了避免路径依赖对我们的愚弄，我们应该跳出既有的大众传播范式来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巨变。当然，新的范式并不会彻底抛弃旧范式的所有要素，而是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旧范式的精髓发生融合，最典型的媒介融合进程就是例证，但是这种融合后的新范式已经迥异于旧范式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新范式也极大程度地冲击甚至摧毁了旧范式，正如数字内容产业对音乐、出版、广播、广告等传统内容产业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总体来看，智能传播范式有以下几个主要表现。
（一）智能网络
严格地说，当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环境甚至都还算不上真正的智能网络，或者说它只是我们迈向智能网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搜索引擎是当前互联网世界的重要入口，它從技术的角度定义了我们可以搜索到的一切超级链接。但事实上，数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和信息我们却无法通过当前的搜索引擎访问到，例如，优酷网上用户上传的一段视频，微信朋友圈中用户分享的一张图片等，当前的搜索引擎都无能为力。但未来，物联网将会把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超级智能网络，这个网络不但会延伸到各个物理维度的人工设备或自然存在等实体当中去，它还会延伸进时空维度中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网络将无所不在、永远开启、随时待命。接入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或设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智能、更加依赖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以及整个网络，整个网络则更像一种有生命的生态系统，节点之间、节点与网络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协同进化、快速迭代的共生关系，网络与节点随着时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程序，升级自身的功能。可以说，物联网总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加速变化中，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整个网络向更高层次的智能迈进。之所以说网络是智能的，因为它在记录了用户所有日常数据和信息之后，总是试图预测用户接下来的意图或行为，并根据特定场景向用户推荐最完美的信息解决方案，可以说，网络智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泛在的智能。而当前的互联网，还只是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网络雏形的雏形、开端的开端，真正的智能网络正在酝酿之中，但网络世界遵循的是指数型加速进化的特征，因此，未来的智能网络距离当前的现实世界并不遥远。
（二）智能节点
把智能植入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事物中去将会使它们都成为超级智能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当几乎从前的所有普通事物都变成智能节点的时候，智能化将使它们变得更加新奇、不同和有趣，而我们的整个世界将被彻底颠覆，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智能节点与智能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真正的智能媒体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节点设备中，而是会诞生于智能网络这个由数以亿计甚至万亿计的智能节点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超级组织之中。没有海量智能节点的链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智能网络，没有接入智能网络的智能节点也将会由于无法快速聪明地学习而彻底丧失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智能媒体不同于以往出现的任何媒体类型，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智能节点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但却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分布式地通过每个智能节点获取更高级的智能，而同时也提升每个节点的智能水平。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智能设备只是微观层面上可以定义的智能媒体，或者说它们只是更宏大的超级智能媒体的冰山一角。
（三）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客观上要求我们掌握丰富的、多元的、海量的用户数据，智能媒体近些年来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而带来的对用户洞察能力的提升，从而一步步地强化了媒体的学习能力和智能程度。例如，脸谱网利用当前互联网所产生的大数据，并通过优化算法能够使自身的系统在“看”过一个人的照片之后快速从数10亿照片中准确地挑选出此人的照片，这种智能分析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毋庸置疑，人类的头脑并不擅长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的超级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创造的智能媒体能够通过不同的思考方式弥补人类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能媒体的思维方式在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一定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强、更深刻，而是意味着它能够分析人类无法分析的数据，思考人类无法思考的事情，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传统媒体时代的决策和判断很多时候是基于主观价值标准，智能媒体时代我们将会越来越依靠客观和智能的数据分析来支撑我们的判断，与数据打交道将会成为传媒领域的一项新技能，数据分析将会植入到任何一家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基因中去，从而改变媒介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
（四）智能产消
这场新范式革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互动方式和参与方式，这种互动方式不仅仅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且创造了全新的人机互动、万物互联、机器协同的互动方式，并正在重塑当前的社会文化。那些捍卫旧有范式的媒介专家曾经一度坚持认为受众只会被动地消费内容而不会主动地创造内容，美国传媒巨头ABC甚至将受众比喻为一群“坐在沙发上的马铃薯”。网络时代的用户们所创造出的内容景观却很好地回應了这种谬论，今天的用户们通过书写微博、分享图片、拍摄视频、分类信息、更新新闻、评论商品、管理社区等方式创造并生成了互联网上的绝大部分内容，而只有小部分内容是通过专业机构创造出来的。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的用户们所做的这些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情是旧范式下只有报社、电台、电视台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这种对内容创作与信息传播的原始冲动、创作激情以及网络责任已经扭转了传媒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在将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的开放创作和互动传播氛围稳步转化为整个智能媒体网络的主流价值理念。腾讯、谷歌、脸书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介机构和平台型企业都已经通过开放API的方式鼓励用户参与到内容或产品的研发、生产、传播或营销等环节了。这样，传统媒体之前自上而下的等级架构逐步向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的超级智能媒体的网络架构转变，同时，中心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向去中心化的网络机制过渡，这些已经成为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方面最主要的演化进程。
三、计算能力成为智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根本上讲，智能媒体是在数据和算法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成为现实的，大数据已经成为智能媒体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各种各样有助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则是其核心驱动力和关键引擎。“新的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的机会”⑤，事实上，正是全新的技术工具赋予了媒介产业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才使我们能够挖掘出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媒介用户。
（一）算法推动媒介进化
智能媒体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优化算法、改进功能、提升智能，并且其进化速度将会十分惊人，而这种进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智能媒体的核心能力——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随着近乎于免费的、可靠的、无处不在的计算在整个智能网络和所有智能设备背后加速运行，智能媒体也将会以指数型的趋势提升自身的智能水平。例如，谷歌公司平均每天需要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完成上百亿次的搜索和查询，每次的搜索计算都会帮助谷歌实现自我改进，深度强化的机器学习使得它在一次计算中习得的东西能够被很快地运用到下一次的搜索和计算中去，这种对算法的稳步改进将会使谷歌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断完善其智能媒体产品。再如，智能手机设备中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也包含着大量的计算功能，它通过算法优化、智能计算等方式就可以完成过去只有传统笨重的相机镜头才能拍摄出的光圈、聚焦、景深、虚化等效果，这意味着照片不再是被拍摄出来的，而是通过疯狂的视觉智能和算法识别被计算出来的。此外，智能算法更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当越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的时候，这些算法就会变得更加聪明；而当它们变得更加聪明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这样就形成了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强化。既然这些优秀的算法能够带来更好的问答、查询、拍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也能够使得媒体的采访、写作、编辑、传输、营销、洞察、研发、排版、后期、动画、特效等更多的环节变得更加高效和优质。这样，算法将被应用到智能媒体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去，计算能力则成为智能媒体产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重构产业竞争
事实上，计算能力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深入地改变整个媒介产业的竞争格局。在超级智能媒体的生态中，一切与一切相互连接，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揭示越来越多事物的内在本质。以至于在未来的可以预见到的10年或者20年之内，某种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智能眼镜或者智能手表会在极短的瞬间呈现出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的本质信息，而且这种计算能力和智能互动将变得无处不在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像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只是人体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智能手机更像是与我们身体紧密相连的智能“机手”，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它是我们放置在口袋里的拥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微型电脑，借助它，任何人都可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传播影响力，甚至一群新闻爱好者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达到过去那种资深记者们的最高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处在自从现代媒介产业诞生以来的去中心化进程的风口浪尖上，非常便宜而且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则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引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正在分崩离析，并且边界已经消失。超级智能的泛媒介化景观已经初现轮廓，未来的传媒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媒介类型和媒介机构之间的初级竞争，例如，报纸与报纸之间、电视台与电视台之间的竞争，而是打破了所有竞争壁垒的超限竞争和跨界竞争。一个个网红的崛起可能会加快一大批报纸用户量的大跌，而某些已经积累了海量用户群或粉丝群的网络服务平台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媒介内容生产商，任何看似毫不相关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有可能在下一刻成为当前叱咤风云的传媒巨头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四、计算传播学的核心逻辑与主要价值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来实现语境、内容和用户三者的最佳匹配的全新的交叉学科，它可以将海量的数据转变为能诠释行动的人工智能，让我们的媒介系统、供需和基础设施更高效、生产力更高、反应更快，它所引发的范式转换将不仅仅停留在媒介领域，而是会更广泛地影响到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一）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计算传播学
计算能力在重新定义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版图，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全新的软件和硬件打交道，是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项新技能，也是对过去侧重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传受双方、传播模型、策划创意等环节的研究者本身的一个全新拓展。超级智能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具会加快我们的模型思维速度并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极具智慧的数据记录、跟踪和分析手段会加快我们了解媒介产业和舆论动向的速度并改变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是作为研究者认知、探讨和建构传播学本身的手段，但是在过去，它通常是从研究者主观的、质化的视角出发的。今天，当我们把一种全新的智能要素、客观视角和量化思维加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去的时候，传播学正在以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范式去认知、研究和发展。例如，數以10亿计的网民每一秒都在释放出图书馆级别的文字量，一个用户一年中产出的文字量比过去的许多专业作家或者高级记者甚至都要多，如此庞大规模的信息和数据是我们无法用过去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所能应对的，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我们提升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的计算能力。再如，苹果、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厂商已经研究出能够跟踪我们眼球动作的手机屏幕，它不但能够预测我们的眼睛下一秒将会看向屏幕的哪个位置，而且能够知道我们在注意什么、眼睛已经停留了多长时间等状态，并根据读取到的我们的情绪实时作出反应，改变下一秒我们即将看到的内容，这也有赖于计算能力的极大提升。由于这种传播学新的研究思路与产业变革的方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是以计算能力作为其核心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全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或者分支称为“计算传播学”。
（二）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泛媒介化的超级智能媒体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所要面对的媒体类型和媒体数量将会达到有史以来的空前顶点，媒体内容选项的规模将会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级别，而且仍然按照某种与摩尔定律类似的指数型曲线加速增长。但是传播学领域所涉及的用户注意力是固定的，在任何用户有限的数十年人生、短暂的每周7天、每天固定的24小时中，没有哪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这海量的媒介内容。换言之，我们面临的不是像古人那样的信息稀缺问题，而是丰裕所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媒介受众，但是过去研究所涉及到的传播效果测量的模糊性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权威性。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计算传播学所要解决的就是弥补传播学研究在量化方法上过去所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将含糊不清的有效传播向前推进为具化的精准传播，从而在智能传播时代实现用户、场景和内容之间的精准匹配。在这个过程中，计算能力成为传播学研究所必备的核心能力，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手段则是实现我们目的所必须掌握的研究工具。对于用户而言，我们亟须一种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过滤的方法；对于媒介而言，我们则亟须一种能够将内容产品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在最合适的用户终端上面的工具。过去，媒介机构自身以及媒介监管者充当了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为受众过滤掉了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信息。尽管这些方法和工具并未消失，但是在处理未来智能媒体时代急剧增长的信息产品时，这些方法显得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研究出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过滤方法。今天，我们“可以不再通过采样的方式就能够获得海量数据，并且通过较低的成本就能够利用优秀的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处理，发现具体到每一位用户的消费需求和媒介使用习惯”⑥。
注释：
①〔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③〔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3页。
④Marshall Mcluhan，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Playboy interview， March 1969， in Essential Mcluhan， 240。
⑤〔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胡泳、哈丽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⑥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
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酒泉职业技术学院为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通过调整人才培养理念、构建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搭建实践教学平台等途径，不断探索改革水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使高职水利工程专业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有效融合，素质与能力共同提升，有效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知识技能；素质能力；水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态势更加明显，跨职业、跨行业、跨产业的三大职业变动成为可能。酒泉职业技术学院水利工程专业在充分吸收职业教育行为认知理论、行动情境理论和整体范式理论的基础上，依托校企协同平台，“知技融合，素能共进”培养水利工程专业高素质技能型创新人才，通过“实践-反思-内化-实践”的探索过程，使水利工程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大幅提升，就业质量逐年提高，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强。
一、专业建设与改革的主要措施
（一）针对行业发展，确定了“知识技能满足岗位变迁需求，素质能力适应专业发展内涵”的人才培养理念
随着水利行业的技术革新和企业转型升级对岗位人才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提出的新要求，紧紧围绕高职水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践行“工匠精神”，坚持能力为本，突出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通过调研、论证，分析、诊断原有人才培养与行业、岗位、职业标准及工作过程对接的不适性，确定了“知识技能满足岗位变迁需求，素质能力适应专业发展内涵”人才培养理念。以此为指导，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构建教学平台、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等途径，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二）面向岗位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构建“通基础+微专业+个性化”课程体系
遵循职业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面向水利企业典型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围绕素质提升定框架，贯穿能力培养设课程，突出个性发展扩内容，统筹编排通识基础课程群，系统设计岗位核心课程群，个性化选择素质拓展课程群，构建了“通基础+微专业+个性化”的课程体系。“通基础”课程群为学生提供专业学习的基础知识，培养职业岗位素质，为后续学习、工作奠定基础。针对水利工程典型工作岗位，设置水利工程施工、造价、管理等不同培养方向的“微专业”课程群。学生根据职业规划，自主选择相应“微专业”课程进行学习，满足不同个体发展需求。“个性化”发展课程群为学生提供了跨专业、跨领域的职业岗位拓展课程、人文素质拓展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学生依据个性发展和就业领域，自主选择相应课程学习，着力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人才培养对行业发展的适应性。
（三）遵循认知规律，提高教学质量，构建“工程认识、单项模拟、项目跟进、岗位强化”四阶教学模式
紧紧围绕知识、技能、素质、能力四个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在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指导下，借助校企共建的微课库、案例库、课件库、试题库、工程现场视频库等网络教学资源，进行水利工程认知学习，了解工程基本概况，掌握基础知识，保证理论知识必须够用；依托校企联建的实践教学平台进行分组单项模拟训练，保证实践有过程，技能有提升，成果有创新；利用校内的虚拟情境平台和网络教学资源，以项目“实训包”的形式对“微专业”“个性化”课程进行“跟进性”训练，使知识和技能不断内化与提高，培養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岗位技能；通过到企业进行顶岗（跟岗）实习，在教师和企业师傅的指导下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载体进行研发、设计、施工，强化学生实践技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多元教学环境下和四阶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探究、自行评价、自我改进”，使教与学，学与做，做与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实现了知技融合，素能共进，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特色。
（四）立足岗位技能，突出情境教学，搭建四大实践教学平台
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校企“双主体”育人功能，整合校内实训资源，优化校外实训基地，搭建了校内“虚拟情境式”“素质拓展”“创新创业”以及校外“岗位实体式”等四个实践教学平台。
“虚拟情境式平台”：与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万霆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以提供资金、设备、技术等形式，建成现代节水灌溉设备展示厅、节水灌溉自动控制仿真实训系统、水利枢纽仿真演示台和虚拟仿真综合实训室。平台以完成项目情境式教学为切入点，体现了校内实训“真实的虚拟”，集实践训练、技术研发、社会培训、信息整合为一体，展示开放性，突出多元性，渗透“实践-反思-内化-实践”学习过程，满足“互联网+”时代学生多元学习需求，为知识技能学习有机融合，素质能力提升协调共进奠定了基础。
素质拓展平台：将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社团活动中心、道德讲堂等整合为学生素质养成的实践基地，通过技能大赛、社团活动和专题讲座等形式，将学生能力与素质提升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提升素质。
“创新创业平台”：搭建专创融合的实践平台，以“产、教、学、创、研”为出发点，借助开放式实训实验平台，以创新创业园、模拟训练区、名师工作室、节水项目部、学生创新室等为依托，在创业项目中完成专业实训，在专业实训中体验创业创新，工学创交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岗位实体式平台”：与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新疆建设兵团等二十多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了学生跟岗实训、顶岗实习与毕业就业相结合，教师培训与项目研发相结合的“产、教、研、训”为一体的校外实习研发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水利工程环境中锻炼提高岗位职业能力。
二、专业建设与改革的主要成效
通过设计“三化”课程体系，构建“四阶”教学模式，创建实践教学平台，使高职水利工程专业学生知识与技能有效融合，素质与能力共同提升，实现了学生职业能力满足岗位变迁需求，适应专业发展内涵。
围绕“三化”课程体系和“四阶”教学模式，制定基于行动导向的综合素质及岗位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和实训标准，发挥校内“虚拟情境式”实践平台和校外“教学企业”优势，使教师“教”与学生“学”冲破时空限制，实现多元化、个性化的适时性学习，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依据信息技术与教学在经验应用层面、策略创新层面、人性反思层面的整合规律，利用虚实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学平台，使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素质的提升与现代信息技术全渗透，共促进，建立“学生为中心”的现代互动学习结构，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职业探究兴趣，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能力。
三、专业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果
通过专业建设与改革实践，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岗位能力得到了协调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岗位职业资格证考取率达100%；近几年，学生参加国家、省级职业技能大赛获奖60余项，在全省大学生辩论赛、大运会等素质项目获奖项12项；成立小微创业公司8家，创新工作室4个，年获利15万元左右。毕业生就业竞争优势明显，连续四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以上；40%以上学生毕业前签约并入职大禹节水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新疆建设兵团等大型单位，月收入普遍在3500元以上，绝大多数已成长为企业骨干，部分毕业生担任了项目经理，为企业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水利工程专业建成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获评甘肃省特色专业；建成《节水灌溉技术》国家精品课1门、省级精品课2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主持完成《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国家教学资源库1项；获得甘肃省教学成果奖3项。
水利工程专业教学团队获评甘肃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团队，培养省級教学名师2人，省级“青年成才奖”1人，全国水利职业院校教学名师1人，酒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人。
与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兵团水利集团、甘肃飞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校企深度合作，成立“大禹学院”，设立“大禹班”“兵团班”“飞翔成才班”，开展了“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四、结束语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明确指出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面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职业院校应该不断探索改革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适应行业企业发展需求及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业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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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柴芬友.知识、技能、素质三维融合的高职园林制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现代农业科技，2015（10）：318-320.
[3]李小娟.高职学生素质能力评价研究[J].教育研究，2013（05）：96-103.
平衡范式合同法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新课程标准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传统的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以圈画、批注为形式的批注式阅读教学提倡根植文本，因“文”制宜，微观分析，关注到了文本的独特性;强调语文学习中涵泳浸润的作用，重视学生的阅读实践与阅读兴趣的培养，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帮助学生提高鉴赏能力、积累语文经验，有助于学生克服语文经验的落差，值得在教学中进行推广。
关键词：新课标 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 批注式阅读教学
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在我国语文阅读教学中影响深远，它以“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框架为模式进行阅读教学。这种教学方法的优点是便于教师的课堂操作和学生的程式化学习，避免课文教学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课改后，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传统的教學方法受到挑战，以圈画、评点为特征的批注式阅读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受到语文教育者的青睐。
本文旨在通过对比批注式阅读教学与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的优劣，得出新课标下批注式阅读教学的优越性。
一.咀英嚼华，突出文本的独特性
（一）根植原作，因“文”制宜
文本具有独特性。钱钟书先生对此有形象的论述：
“作者人殊，一人之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①
钱钟书先生认为文本创作受到创作者、创作境遇、创作体裁、创作内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上绝不会有两篇一模一样的文本。阅读是对呈现的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必然要根植于原作，忠实于原文。由于文本的独特性，阅读也应当因“文”制宜，具体文章具体分析，切不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行阅读模式“一刀切”。
传统的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以“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写作特点”为框架，这种解读方式几乎适用于所有文本的解读，然而由于文本的复杂性，一篇课文的解读绝不可能仅限于这几个方面，作者的匠心所运之处很可能在这几个方面之外显露。如果仅仅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解读则文本的亮点会被忽略。批注式阅读教学没有将分析的方向固定，学生可以发挥创造性，个性化解读文本，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实现文本独特性的发现。
提到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多数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该词是豪放词。不错，“豪放”是这首词的整体特征，但是“豪放”却并不是这首词的独特之处。论豪放，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豪放，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也是豪放，可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呢？学生很少能立刻答出来。这是由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的通行阅读模式导致的。如果采取批注式阅读，学生就可以明晓《渔家傲》的独特之处。对《渔家傲》采取批注式阅读：在“衡阳雁”、“四面”、“千嶂”、“闭”，“一杯”和“万里”下面圈画。写下：雁至衡阳的回雁峰便不再南飞，“四面”、“千嶂”、“闭”皆在描述一个闭合的空间，“一杯”和“万里”的对比，以上都是在描写一种距离感，词人一重又一重地堆砌这种与家乡的距离感最后通过悠悠羌管声将这种距离感变得愈加渺远，一切铺垫过后，克制的泪将思乡之情凝固词中。这是一种悲壮的豪放，是《渔家傲》“豪放”的独特之处。
（二）指向细部，微观分析
以2020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的第三单元为例，其中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果采用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法，则教师首先会对杜甫以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资料进行介绍，然后通读全诗、疏通字词，再分析意象，最后提炼出意蕴、情感。教师对《登高》的解读不外乎通过结合时代背景和杜甫的经历来解“悲”或者是归纳杜诗沉郁悲怆的风格特点。学生的阅读收获只是文学史上一个笼统的概念罢了。文本分析式阅读法遵循的是系统分析理论，注重教学程式的环环相扣，它凭借系统分析，以最终得出结论为目的，所以最终归纳出一个概念是必然。
批注式阅读教学指向文本细部，通过圈画、评点、批注实现文本的微观分析。要想解读出文本的独特之处，必须进行文本细读。孙绍振就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彻底的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不可穷尽的。这正是智慧的尖端，生命的高峰体验。”②
我们只能借助时代背景与作者生平经历来感受杜甫的“悲”吗？
利用批注式阅读：“风急天高猿啸哀”在“哀”下圈点;“万里悲秋常作客”在“悲”下圈点，写下：前面用“哀”后面用“悲”，前后是否发生了情感的变化？“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评点：落叶代表着生命的凋零，滚滚而来的长江又令人想到整个宇宙间生命轮回，生生不息。灭中同时进行着生，这是多么矛盾的人生悖论啊。宇宙的无穷与人生的凄凉短暂构成了无法解答的谜题。此外，还可以在这句诗旁写下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和苏轼的《赤壁赋》进行对比。这是运用联想。
批注式阅读强调学生的发现，思考，慢下来，通过品读咀嚼让学生在思考中寻找到每一篇文本的独特魅力之处。
二.涵泳浸润，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一）阅读实践，生成新义
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重在教师的引导，教师与学生之间构成一种接受关系。而在实际教学中引导往往会变成主导，课堂变成教师的独角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生作为接受者的一方只是被动地听讲，缺少课堂的主动参与。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由于程式的固定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疲劳感，从而失去兴趣，使学生从主动参与者的地位掉转为被动的接受者。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的能力。”③
新课标强调学生主动地进行阅读实践。阅读实践的过程就是学生主动思考、理解的过程。“当学习者思考、能灵活运用自身所学的知识时，理解力就在向人们展示它的存在。相反，如果一个学习者无法超越死记硬背，固执于某种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就是缺乏理解的一种表现。”④在批注式阅读教学中教师不圈定分析的方向，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与语文理解进行圈点、批注，个性化解读文本。由于每个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语文理解都是不同的，对文本的解读也各不相同。文本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不断产生新的生成义。当教师在组织课堂讨论时，这些文本的新生成义又可以作为另一种课堂资源开拓学生的思维，丰富阅读教学。
（二）默读涵泳，提高兴趣
温儒敏教授在《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中指出当前语文教学出现“教师讲得多，讨论对话多;默读少，涵泳少”的错误偏向。即使教师注意到了学生的主体性，刻意安排、加大了课堂的讨论，可“一味追求热闹，学生根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读”、“很多问答是脱离课文的无‘语文性’的‘问答’”、“并没有把握地住的‘干货’”。温儒敏教授认为目前的语文教学只顾师生或生生的对话而忽视了学生与课文之间的对话。
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就存在“教师讲得多”的弊端，而教师的讲授无法代替学生与课文之间的对话。语文能力的综合培育，理解、感觉、体验、察悟，包括语感，要在大量的阅读中逐步习得，这就是涵泳。⑤批注式阅读教学则深入文本内部，通过批注记下阅读感受，阅读启发，逐渐培养学生的语文感受力，帮助学生积累语文经验，提高语文兴趣。
以2020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六单元第十课《劝学》为例，运用批注式阅读法，学生可以对《劝学》中富有节奏感的几个排比句进行集中的阅读和批注，感受荀子在论述时那种流水般的顺畅，在旁边写下阅读感受。学生在此基础上再主动地去圈画出自身应当认识、掌握的字词，并借助工具书将字义等内容批注在这些字词的旁边。教师在学生完成这些工作后再集中地对重点进行梳理并对学生的成果做展示与评价。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探究性阅读。这种方式放手让学生成为文本阅读的主动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文言文模式化、灌输式阅读带来的枯燥感，同时学生通过主动思考探究加深了语文知识的积累。
三.柳暗花明，克服语文经验的落差
王荣生教授在《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与路径》中指出，阅读教学有两大基本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克服语文经验的落差⑥。所谓语文经验的落差指的是学生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语文积累所无法理解的文本部分。由于时代、历史的变化以及个人经历的不同，一篇文本中必然有学生所够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语文经验的落差。比如学生在学习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时，写“穿长衫的”只用了寥寥数语，这里面有什么隐含的意义呢？如果学生缺少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要想一下子理解其中的复杂隐喻就比较困难。
（一）借助批注，提高感受鉴赏力
针对语文经验的落差，其实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已经提出解决方案。通过时代背景，作者生平的介绍，教师可以填补学生对于历史时代背景知识的不足，克服学生生活经验的落差。“阅读教学中的‘背景介绍’、‘实物展示’、‘互动体验’、‘多媒体课件’以及一些‘拓展性资源’的运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唤起、补充学生的生活经验。”⑦但是，学生语文经验的落差还表现在对课文缺少理解力、感受力、欣赏力。这一部分语文经验的不足无法通过补充背景知识来解决，而是需要掌握阅读的方法。
批注式阅读就是一种很好的克服上述语文经验落差的阅读方法。比如学生在阅读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时，背景知识不影响该诗的理解，但是蕴含其中的情韵却很难把握。运用批注式阅读，学生在“怜”下圈点，在“小扣”下圈点，仔细玩味，可以读出其中隐藏着诗人对眼前宁静氛围的热爱，不愿意打破宁静故而“小扣”。一个“怜”字更表现出了诗人对融融春景的热爱。在“关”和“出”下圈点，仔细揣摩，两个动词的使用，一下子打破了宁静的氛围，春天“动”了起来。前后联系着看，可以看到《游园不值》诗中的韵律，再进一步可以感受到的是诗人的惊喜。《游园不值》就是在表达一种一刹那的惊喜。如果不细细圈点评赏，学生就会失去一次感受鉴赏的语文经验。而这种语文经验的填补不是靠教师讲授可以获得的，还是需要学生的默读涵泳，对应的阅读方法则是批注式阅读方法。
（二）通过批注，积累语文经验
阅读教学有两大方向，一是文本的解讀，二是阅读方法的传授。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侧重文本的解读，它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依据教师提供的思路进行文本解读，一旦脱离课堂，学生常常无法独立进行文本鉴赏。而批注式阅读教学旨在教授学生阅读的方法，让学生在掌握了阅读方法的前提下，自主地进行阅读积累。学生借助批注式阅读扩大了阅读量，无形中积累了大量阅读经验，从而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了大量语文经验，有利于克服语文经验的落差。
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提出的18个学习任务群中第一个学习任务群是“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为例。针对整本书的阅读，批注式阅读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如阅读《红楼梦》，学生可以利用批注式阅读法对自己感兴趣的《红楼梦》章节进行精读。“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回，曹雪芹对各类出场人物的安排别具匠心，学生可以边阅读边对这些内容进行批注，鉴赏。学生可以对用得好的字词、细节描写等内容进行圈画，实现对这些语料的积累，这还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相对于批注式阅读，文本分析式阅读教学在“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中显得相形见绌。因为整本书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每一章要表达的内容往往都不同，有些书采用双线甚至是多线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文本分析式阅读法的一套固定程式不够用。此外，文本分析式阅读法使得学生的思维固化，他们会认为每一个文本都逃不出文本分析式阅读法给出的固定范式，常常不加思考就生搬硬套，“复制粘贴”，写下的鉴赏文字大同小异，没有亮点。这是语文学习的大忌。
参考文献
[1]《基础教育课程》编辑部：《走进新时代的语文课程改革——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负责人王宁》[J].《基础教育课程》2018年第1期.
[2]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孙绍振2009《名作解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M].人民教育出版社.
[5]Marylou Dantonio， Paul C. Beisenhez.课堂提问的艺术—发展教师的有效提问技能[M].宋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40.
[6]温儒敏.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J].课程·教材·教法，2011.
[7]王荣生.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与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12.
注 释
①钱钟书：《管锥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0页.
②孙绍振2009《名作解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第3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
④Marylou Dantonio， Paul C. Beisenherz.课堂提问的艺术—发展教师的有效提问技能[M].宋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40.
⑤温儒敏. 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 [J]. 课程·教材·教法，2011.
⑥王荣生.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与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2012.
⑦王荣生. 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与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2012.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重点 （国家级） 项目“高中语文批注式阅读的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202011117058Y）课题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