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历史记忆法（精选5篇）

快乐历史记忆法 第1篇

一、归类记忆法

整理、归类历史知识, 可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 不仅便于学生记忆, 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例如, 中国古代史讲完之后, 可把教材内容按中央集权制度、社会经济发展、赋税制度的演变、土地制度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等进行归类。再如, 中国古代文化史内容, 又可按天文学、医药学、农学、科技著作、绘画作品等线索归类。通过归类, 对学生巩固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浓缩”记忆法

“浓缩”记忆法, 即把一些繁杂的内容进行概括、浓缩, 提炼成几个要点, 使学生能提纲挈领地掌握其重点。而如果将要点扩展, 又能呈现出历史内容的原貌。

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可“浓缩”成如下要点;军事集团, 疯狂扩军备战, 加剧战争危机。

时间:1914~1918年。

经过: (1) 三条战线。即:东线、西线、南线。 (2) 五大战役。即:马恩河战役、马祖尔湖战役、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日德兰海战。

性质和后果:是帝国主义间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它给交战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例二,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展线索, 主要抓住六点: (1) 爆发:来克星顿枪声。 (2) 建军: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成立大陆军。 (3) 建国:《独立宣言》发表。 (4) 转折:萨拉托加大捷。 (5) 胜利:约克镇英军投降。 (6) 和约:英美签订和约。

三、串线记忆法

通过串线, 使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 按历史发展的线索, 呈现于学生面前, 便于学生理解和巩固。如初中《中国历史》教材中有关李大钊的主要革命活动的内容散见于第二册和第三册部分章节中。教学时, 我按时间的先后把它整理为: (1) 领导新文化运动; (2) 领导“五四”运动; (3) 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 (4)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5) 参与组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6) 1927年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歌诀记忆法

历史年代、历史朝代、政权名称或某一朝代的封建帝皇等, 用一般方法学生也难记住。有的则可编制成歌诀的形式。如记战国七雄各国的方位可编为:

齐、楚、秦、燕、赵、魏、韩。

东南西北到中间。

再如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名称则可编为:

五代:梁、唐、晋、汉、周, 前面加上后。

十国:南、北、汉、闽、楚、吴,

南唐南平前后蜀,

还有吴越毋疏忽。

五、趣味记忆法

有趣味的知识学生印象就深刻, 记得也牢。因此, 可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 教学时联系教材内容, 采用讲述历史故事, 引用诗、词、对联, 编造谜语或用谐音等方法, 使学生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以引起学生的兴趣, 可提高记忆效果。例如我讲巨鹿之战时, 就简略补充“破釜沉舟”成语典故。讲楚汉战争时补充“背水一战”、“四面楚歌”等典故。在讲赤壁之战时朗诵苏轼的《赤壁怀古》等诗篇。讲商鞅变法告诉学生用“欠三壶酒”的谐音来记前359年这一时间, 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六、规律记忆法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性。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能为预示未来发展的方向提供借鉴, 能帮助学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例如, 无论上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内容, 首先我都要求学生重视其目录, 明确课本内容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另外, 重大历史事件, 我们都可从背景、经过、结果、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找出规律。如分析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时, 虽然引起起义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 但其根源无非是: (1) 残酷的刑法, 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兵役; (2) 土地高度集中; (3) 自然灾害等等。

七、联想记忆法

对容易混淆的历史事件, 年代、概念, 教学时则可采取联想的方法, 帮助学生加以区别。例如阿拉伯帝国在我国史书上称大食。三个哈里发国家分别称为黑衣大食、绿衣大食、白衣大食。同学们死记硬背, 常常弄错。我在上这段历史时这样叙述:巴格达哈里发国家地处沙漠附近, 沙漠地区气候炎热, 人们被太阳晒的墨黑, 因此称为黑衣大食;开罗哈里发国家地处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 土地肥沃, 庄稼葱绿, 所以称之为绿衣大食;而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地处大西洋东岸, 远眺大海, 无边无际、白茫茫一片, 故称白衣大食。这样三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和国家名称一联系, 学生很容易地就记牢了。

八、比较记忆法

有比较, 才有鉴别。所谓比较, 就是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 找出异同。例如, 公元前5 94年, 雅典梭伦实行改革扩大了奴隶制统治的基础;同年, 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实行“初税亩”标志着我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再如, 457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标志着西欧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而中国在公元前475年的战国开始就已进入封建社会, 比西欧早了近1000年。

比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把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口号相比较, 认识到农民斗争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对《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内容作比较, 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还有可把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和过程作比较, 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戍变法进行比较等等。

历史年代快速记忆法 第2篇

学习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只有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这个社会，才能更进一步的认识自我，中学是一个过渡时期，很多人因为无法及时的过渡而感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背历史年代上，所以方法得当是非常重要的。

记忆历史年代带来的困扰

到了初中随着学习负担的加大，如何高效学习，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显得尤为重要，初中，开始学习政治历史地理这些科目，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书本需要记忆的知识，占了考试分数的将近七成。可是就是这部分内容却要花掉我们将近大部分的时间，死记硬背，反复读，枯燥，花掉大量的时间不说，容易遗忘，如何高效记忆，将记忆效率成倍提升，短时间内记住大量信息，记得快记得牢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变死记为巧记。历史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过去的生活和名人事迹，以便来更好的激励自我激励，但是在学习历史时时间地点人物是必须要记得，这就难倒了很多学生，尤其是时间，总是反复的背，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那么如何才能有效的记住历史年代呢？

简单方法教我们如何记忆历史年代

分段记忆法是学习历史的有效方法 第3篇

历史这门学科，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年号不好记，通过一段時间的教学，我发现记忆年号有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它叫做突出重点，分段记忆。突出重点就是首先记住历史上重点的、有特别意义的年号；分段记忆就是依据这些重点，将历史年代划分为几个阶段，让阶段在年号里产生，让年号在阶段中延续。

以中国历史第四册为例，这册书基本上是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给它划分阶段。把这一时期的年代从大方面划分为三个阶段，然后在这三个大阶段上再划分为小阶段。

首先讲的是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一直到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基本完成的10年时间。1927年和1937年这两个特别年号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一个大阶段。

我们可以这样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也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的损失，那么党肯定会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这样可以一串地记忆下去，1927年8月1日“八一南昌起义”……因为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那很自然地记住了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从而这一阶段的年号基本上就记清了。这样不仅能记住这些年号，而且一些历史事件也会很自然地记下来。

第二大阶段很好分，就是八年抗战。所说的八年抗战，不正是从1937年到1943年吗？其中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9月国共两党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四次会战……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在延安召开了“七大”。把这些事件放在八年抗战之中就很容易记忆了。

第三大阶段是三年内战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大阶段里，可划分几个小阶段，如：1946年6月到1949年10月归为一个小阶段，即三年内战。1949年10月到1956年为一个小阶段，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6年至1966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年至1976年为十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总之，学好历史的方法很多，只要我们科学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就一定能学好历史这门学科。

（作者单位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城关四中）

快乐历史记忆法 第4篇

【关键词】 李晓伟；写实人物画；风景油画

[中图分类号]J22 [文献标识码]A

李晓伟先生的画展《闽都记忆：2012李晓伟作品》于2012年7月1日在福州“闽都美术馆”展。此次展览共展出23幅作品，其中包括5幅人物肖像画和18幅风景油画。展览的副标题为“涂抹福州的记忆和温情”，它以一个在福州城生活了30余年的“老福州”，同时也从一位画家的视角，展示了这座古城，以及无数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记忆。

近代历史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段痛苦的记忆。然而，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粉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幻想，同样也给外国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创造了机会。1847年，基督教新教开始在福州传播，并在此后创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和福州最早的报纸和期刊。华南女子大学，又名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是美以美会（1939年以后称“卫理公会”）在中国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学校原址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今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闽都记忆”画展展出晓伟先生近些年精心创作的写实人物画共5幅，其中4幅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4任校长的半身像，均为80×65厘米。分别为《第一任校长程吕底亚（Miss Lydia Trimble）》（任期1908年—1925年），《第二任校长卢爱德（Dr. Ida Belle Lewis）》（任期1926年—1928年），《第三任校长王世静》（任期1928年—1951年），以及复办了福建华南女子学院的《第四任校长余宝笙》（任期1984年—1996年）。画家仅仅通过对几张黑白老照片的细致观察，便用细腻的写实笔法和光影色调的运用，将程吕底亚的坚毅、卢爱德的温和、王世静的清丽和余宝笙的慈祥刻画得维妙维肖，充分表现出她们与众不同的个人气质和超人的勇气、智慧。李晓伟高超的人物肖像画写实功底，在此可见一斑。

余下的一幅，则是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大幅肖像。画家不仅刻画了冰心老人在书案前的微笑，还重笔描绘了冰心老人晚年生活中一直陪伴着她的小白猫，使画面不仅充满文化气息，又富有人情味。李晓伟运用巨大的画幅、柔和的色彩和朦胧的笔调，营造出亦真亦幻的气氛，给人以镜花水月之感。画中的冰心老人仿佛如往常一样伏案工作，却又明明白白地让人感到：斯人已逝，虽然其形貌近在眼前，却天人永隔，无法企及。

这些睿智的女性肩负着传道授业的重任，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奋斗终生。她们的谆谆教诲随着后辈们的成长，已经深深烙印在福州城的文化底蕴之中，成为“闽都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画作，则是通过对仓山各种老建筑的描绘，让百余年来福州历史上那些不能忘却的故事在记忆里延伸。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进行贸易通商。1844年，福州成为五口中首先正式开埠的港口。从1845年南台岛的英国领事馆建立算起，先后有17个国家在福州设领事馆，海外商贾和军政要员也纷至沓来，英美教会建立起学校和教堂，清政府也在马尾设立了福建船政局（后改福州船政局）以建造现代舰船，并开设福建船政学堂培养相关人才。于是福州，尤其是闽江南岸的仓山，兴起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哥特式、罗马式、洛可可式……鳞次栉比，不一而足。可以说，近代中国深重苦难的历史轨迹给这座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而这些历经沧桑的老建筑则是那印痕物质形态的具现。它们是近代福州历史的记录者，承载了战火硝烟，也见证了这个城市在涌入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中的成长与蜕变。这些古老的痕迹在近20年的城市改建过程中饱受磨难，有的已遭拆除，有的危在旦夕。

《俄国领事馆旧址》、《清邮政司》、《福泰和钱庄旧址》、《泛船浦天主堂》、《石厝教堂》、《陶淑女校旧址》，以及其他十余幅油画作品，表现的正是这些城市记忆的今日风貌。与上述肖像画所采用的古典主义写实笔法不同，这些风景油画不论是色彩还是笔法都显得更加轻松写意。作者以老洋房的局部入画，将国画技巧融入油画笔法之中，用线条的浓、淡、干、湿、焦、润及各种皴法，结合西洋画法中的色彩对比、明暗调子、形体结构等的运用，传达出物象的神韵。如唐代张彦远论吴道子的画时说：“虽笔不周而意周也。”画中那些斑驳的红砖墙、欧式的门窗、小草摇曳的墙头、依稀可辨充满书卷气的园名，还有生机盎然的绿树下寂寞的石阶，这些充满异国情調却荡漾着中国风、个性十足的画作，浸润了画家对仓山这片土地深刻的个人情怀和对它们未来命运的淡淡忧虑。

画家还透过大胆的想象，在画作中营造出虚幻的氛围。在《可园》这幅画里，画家运用移景等手法，以近似白描的笔法在院门前淡淡勾勒出一株老树和两位身着20世纪30年代服饰的青年男女，寥寥数笔，却产生了时空倒错的感觉，将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年代，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代才人梁思成、林徽因的名字，重新召回到记忆之中。

这些老建筑虽然幸存至今，却仍然面临不知何时就会被拆除的命运；即使保护古建筑的呼声日益响亮，要保存一个城市的记忆亦并非维护一些旧砖石那般简单。古建筑之中所存留的，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轨迹，亦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而“闽都记忆”画展中，画家耗费数年心血精心耕耘的数十幅画作，则为这种记忆的传承做出了绝佳的范例。

（注：本文图片作品作者为李晓伟）

作者简介：陈君岛，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现为自由画家。

“暖心”的历史记忆 第5篇

我以为说汪国真算不上诗人或汪国真开创了一个诗歌时代，这两种各执一端的判断都不够客观与冷静，都有失公允。前者尽管“醋意”十足，却欠公道，多少隐含着发泄自己创作无人问津的愤懑的嫌疑；而后者则显然夸大了汪国真诗歌的影响力，同样不无意气用事的非理性因素。并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评论，往往也会妨碍读者对汪国真作品的领悟和解读，尤其是那些从前并没有认真阅读过汪国真诗歌的年轻读者，就更容易被相关的评论文章左右，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回到诗歌文本，还原汪国真诗歌的真相。

历史沉淀下的诗歌标本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审美标准去重新审视汪国真的诗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诗人创作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文本素质，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审美趣尚。正如上世纪30年代已蜚声文坛的许多诗人，由于这种时代规约在建国后纷纷改变诗风，汪国真诗歌的出现和流行也和文化历史语境有着内在的关联。

回望汪国真诗歌崛起的上世纪90年代，最直观的现实是在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最初激情之后，理想和远方又一次被“打入冷宫”。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大潮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让寻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个体的首要需求。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见证过荒诞历史的尾声，也饱尝了时代巨变的精神磨练。他们缺少政治博弈、阶级斗争的热情，也不热衷于理想主义和人本关怀，相比于父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或轻或重的信仰、信任缺失症，他们不再具有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改变世界相比他们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现实。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内青年人对于社会变革的心理应对机制，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青年人比较严重的精神困顿。

正是在这样的宏阔背景下，汪国真诗歌应运而生。对于那些正在苦于寻找人生方向和精神寄托的青年，汪国真的诗仿佛是量身定做的。像那句著名的：“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山高路远》）能够让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前途一片渺茫的人重新燃起斗志；再如“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甜什么是苦/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嫁给幸福》），这样的诗句，能够在一瞬间让尝受过创业艰辛或是情感纠葛的年轻人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又如流传最广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更曾让无数茫然失措、前途未卜的青年坚定了继续坚持拼搏下去的决心，明白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或许就是这样一次次偶然地惊醒梦中人，让汪国真诗歌的风行成为一种必然。可以说，汪国真的诗在诞生后的十数年间满足了一代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迷茫中的青年人以正面的引导，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正能量”。也正是由于汪国真用质朴、真诚的诗句承载着这样特殊的“历史”任务，才有可能迅速在诗坛确立地位并得到广泛受众的认可。

而在时隔二十几年，“鸡汤文”、“励志文”已经开始被调侃的今天，汪国真诗歌或许是难以获得如此成功的。但是，诗歌文本的价值是要依托于相应的历史背景存在的，若从这一维度上说汪国真诗歌是堪称经典的，它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一代青年人的心路历程，也可视为一个时代难得的情感历史文化标本。

风花雪月外的励志典范

古典诗歌艺术长久以来是承担着一部分教化功能的，许多忠孝仁义的要求因为在古典诗词中被艺术化，从而得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在这其中，有一脉励志的诗歌传统始终绵延不绝，时至今日，中学生关于理想的作文中依然常常出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句子。而进入新诗的历史阶段中，这一传统虽未中断却已风光不再，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潮及之后的诗歌创作风尚，都在有意识地摆脱这一传统，非但不追求励志，并且厌恶教育他人的口吻。这是新诗发展中比较正常的现象，也与思想高压结束后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互为表里。

但是，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当然需要那些或典雅、或深刻、或激越的诗歌来陶冶情操或发泄情绪，甚至需要读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来提高审美格调，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坛的百花齐放也证明了诸多诗歌形态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而在新诗整体的格局中，汪国真诗歌较为特别，它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少有的励志诗歌的典范，这种诗歌读者也大量需要。当然，这种稀少并不是诗歌变化进程中的缺失，而是大众审美趣向自然选择的结果。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诗歌的风靡，近年来读者对于汪国真诗歌的态度已有不小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汪国真近年来诗歌创作数量大幅减少，也少脍炙人口的作品，读者们能够记住和想起的依然是他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诗句，年轻读者则更倾向于把汪国真当成文化名人或者书画家，而忽略其曾经的诗人身份；另一方面，近年来诗歌创作总体上相对乏力，诗坛的喧嚣和热闹往往来自于接连不断的诗歌事件，其中一些事件无关创作和艺术却颇有闹剧炒作的成分，导致诗歌受众面的减小，大众对于诗歌关注度降低。汪国真诗歌在读者面前的“失宠”，只是诗歌边缘化趋势中并不起眼的现象之一。

即便如此，说汪国真诗歌激励了一代人依然是有根据的，并且更值得珍视：其一，汪国真诗歌的“青春”特质定位十分准确，像《热爱生命》《山高路远》《嫁给幸福》《如果生活不够慷慨》这些代表性作品，都指明是写给青年人的。他的诗歌总能聚焦在青年的人生选择问题上，用直白明晰的方式传达人生的感悟，青年人也的确总能从中体会到对未来的希望。而且通过对读者年龄属性的心里预设，汪国真诗歌能让读者有“重获”青春的感觉，无论是否青春正好，读到他的诗句时即会感受到未来的可期从而调整心态。其二，汪国真诗歌多以“我”作为抒情主人公，用自身切实的人生感受激励他人，它不以“过来人”的口气教训读者，而是刻意与读者拉近距离，更像是在与读者探讨人生，所以更易于接受。其三，汪国真诗歌很少用典，也不去树立什么“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抒情和说理的生硬，也使它讲的道理不容易被时代淘汰。正由于几个原因的聚合，读者阅读汪国真诗歌的体验往往是与自身境遇相匹配的，在生活一帆风顺时，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汪国真和他的诗句，但如果在遭遇不幸或不公时，它的某一句诗或许就可以启动读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从而在现实生活中选择乐观豁达的处事方式。汪国真诗歌所带来的激励效应，虽然并非普遍的审美需求，但在特定的环境和心境中，依然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特殊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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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汪国真是否如他自己所说是用真实感受在写诗，但在励志诗的领域，读者也很难记住汪国真之外其他的名字，他的很多励志诗句已成为网络自媒体中常被引用的名言警句。或许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不少诗人不再写诗，就是因为在它这样一种写作范式框架内，难以再寻找到超越的可能。所以即便是整体艺术水准和格调不无瑕疵，汪国真在“类型诗歌”领域的成绩和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艺术天地中的“灵光乍现”

客观地说，汪国真诗歌的艺术成就确实不是很高。其主要问题在于：缺少内涵丰盈的鲜活意象；遣词造句平铺直叙，情感爆发力不足；较少运用象征、隐喻、通感等现代手法，语言陌生化程度较低。或者说，汪国真诗歌能够流行一时乃至成为时代经典，主要还是靠其功能性，而在审美维度上则有所缺失。

然而，诗歌艺术审美的标准既不是恒定的也不是唯一的。在上世纪90年代，海子的自杀结束了朦胧诗以来先锋诗歌艺术审美的美好时代，诗人不再带有神秘耀眼的光环，读者也没有耐性去细细品味深藏在诗句背后的复杂情感，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倒更容易成为大众审美的主流，这在客观上为汪国真诗歌的出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此外，细读汪国真诗歌的文本仍不难发现，诗人有不少艺术技巧的运用还是十分巧妙的，从中也能看出其具有的独特韵致。首先，诗人的话语体系更贴近普通读者，阅读无理解障碍、无知识门槛，用最基本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传达出日常生活中难以捕捉的小哲理，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语言能力。关联词和语气词的运用也显示了诗人良好的语感和天赋，总能在保持笃定语气的同时给人以亲切温暖的安慰感。它适合朗诵，节奏感较强，诗人有意地调整了诗句的韵脚，读之朗朗上口，虽然这并不是当下诗歌创作的必需素质，甚至显得有些守旧，但在客观上却获得了易于传播的效果。其次，汪国真诗歌通常篇幅不长，字字凝练，没有不必要的铺陈和枝节，诗眼明确突出，便于理解和记忆。诗人在写诗时显然没有炫耀技巧的动机，情感不蔓不枝，真诚贯穿始终。最后，在一些非励志诗中，诗人常常展现出别样的智慧，如《剪不断的情愫》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谁曾想 到头来/山河依旧/爱也依旧/你的身影/刚在身后 又在前头”。在这首表现爱情主题的诗作中，最后一句“刚在身后又在前头”传达出汪国真诗歌中并不常见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愫，将相思的寂寞苦楚与恋爱的甜蜜滋味结合在短短的一句诗中，颇见功力。可见忽略其创作的全面性而片面地断定汪国真诗歌缺少艺术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汪国真不是以技巧取胜的诗人，但他的诗在技巧上依然是过关的。虽然其直白朴实、不饰辞藻，却自有一番潇洒豁达的气度，也颇具诗味。

诗人已经辞世，他需要的已经不再是掌声或者讥讽，而是安静的祝福和发自内心的纪念。人们不必刻意拔高他的诗歌成就，他只是在特定时期内流行过的一位普通的诗人，还未抵达“艺术大师”的境界；也不该恶意抹黑他的诗歌创作，因为在艺术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汪国真诗歌的艺术成就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仅以它曾给读者带来的慰藉和温暖而论，汪国真就足以称得上一位合格的诗人，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值得历史铭记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