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2006年9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提议下，中美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旨在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经济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具有级别高、战略性强、兼具专业性与综合性、指导性强等特点。至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三次，取得了很大成效和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中关关系 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8月21日，布什总统在与胡锦涛主席的电话中提出了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倡议。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2006年9月2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谈之后共同宣布，根据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副总理级别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旨在“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经济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级别而言，是现今中美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该对话一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至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成功举行了三次。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建立的原因
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重要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按中方统计，以国家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5年中美贸易额2116元，占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的14.9％；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21％；美国是中国第四大进口伙伴，占中方进口总额的7.4％。按美方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外贸总额的11.7％；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伙伴，占美国总进口额的15.2％；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对华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7.0％。鉴于此，2006年9月20日，小布什在谈到美方建议设立这一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意图时说：“我们必须确认两国民众能从两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同等受益，我们也必须要协同努力才能应对经济机遇和挑战。”
中美经济矛盾错综复杂，需要一个战略性的机制来全面对话和共同磋商。冷战结束后，中美政治、安全关系一直起伏不定，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却逐渐加深，中美经济关系也一直被当做双方关系稳定的“稳定剂”和“压舱石”。但最近几年内，“中美经济关系呈现出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美经贸、金融领域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日渐上升。这些矛盾中，美国最关注的有三大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开放，而中方最关注的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被政治化的问题。有部分学者甚至将这种矛盾称为“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从时间上来讲，不是一年两年所能解决的：从解决途径上来讲，也不是现有的一些功能性经济对话机制所能全面涵盖的。这样，一个级别上高于其他机制、更具长期性、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机制的建立就非常必要。
中美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也要求双方必须加强高层经济对话。冷战结束后，美国稳定地居于世界经济第一的地位，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则不断上升。保尔森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中美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五年中创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GDP的增长。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各自的经济政策和双方经济关系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对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边经济关系。中美贸易问题往往既是双边问题、也是多边问题，中美贸易中的失衡也源于全球经济的失衡。这样，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经济交流和磋商机制，以担负起两个大国对世界共同的责任。作为该机制提议者的美国其实还有另一个考虑，就是通过该对话机制加快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鼓励中国在国际往来中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这种考虑与美国在2005年提出中国要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是一致的，是美国要求中国在经济领域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也是美国想通过对话机制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从中国来说，与美国建立这一机制也是符合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战略定位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内容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迄今已举办了三次了。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此次对话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吴仪率领14位中国高级官员和72名助手，而保尔森带来12名美方高级代表和48名助手。这两个庞大的对话团体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投资和贸易、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双方充分认识到建立开放、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刺激国内外贸易与投资的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问题。双方还启动了双边投资对话和有关能源和环境的联合经济研究，缔结了促进美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
2007年5月22－23日，在吴仪和保尔森的共同主持下，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展开。这次对话中，中美达成了一些原则共识，如：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承认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有效的产权保护；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透明度开展合作与交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可预见性，增强对两经济体的信心，同时加强透明度方面的国际义务。中美还取得了一系列有助于增强和深化双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这些成果涉及金融服务业领域、非金融服务业和贸易领域、能源和环境领域、经济平衡增长领域和创新领域等六个领域。另外，双方还确定了此后半年，即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至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之间双方的工作重点。
2007年12月12－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主题，就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首次将近期中美经济关系中焦点问题之一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对话。最后，双方签署了食品、饲料安全、药品、医疗器械安全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协议，并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金融服务业领域、能源和环保领域、透明度领域、经济平衡增长领域和创新等领域达成了30多项共识。
除了每年两次的高层对话外，战略经济对话根据领域不同，还下设一系列工作组，分别讨论投资和平衡增长问题、能源及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
题等。几乎在每个工作日，都有不同的工作组在举行相关会议。据统计，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略对话之间的仅仅半年时间，双方已经进行了超过100场次的各种形式磋商，磋商的密度之大、力度之强，是中美原有的经济对话机制从未达到过的。
综观以上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新气象，为中美经济关系注入了新内容、开辟了新方法。第一，“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拓宽了双边经济议程，将食品和产品安全、能源效益与能源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在内。这三项议题都对我们的经济关系有着深远影响”。第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解决中美突发经济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程序和新方法。比如，2007年，当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受到密切关注时，中美双方迅速启动了多轮磋商来应对这一问题。通过两国的协同努力，最终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达成了有关该问题的两项双边协定。该问题的解决为类似情况下中美协商出台快速解决方案提供了程序、步骤和方法。第三，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其战略性和高级别性促成了中美各种经济对话机制间的良好互动，也提高了中美间其他经济机制解决问题的效率。比如，中国公民赴美旅游问题是双方一致关心的问题。2007年5月的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签署了联合声明以启动该问题的正式谈判，以便利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后来，根据联合声明的要求，中美商贸联委会下设的旅游工作组就此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并签署了中美间的旅游谅解备忘录。包括此旅游谅解备忘录在内，在2007年12月举行的第18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签署了14项协议和备忘录，“这是双方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两个合作机制下取得丰硕成果的具体体现”。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特点
(1)级别最高。在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前，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有一些双边对话、磋商机制，重要的如中美经济联委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联委会等。中美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一直是部长级的磋商机制。商贸联委会虽然在2003年升格为副总理级，但与中国副总理对等的美方主席是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导者是各自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在中国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所以，从中国来说，这个对话是副总理级的，超过了副外长级别的中美战略对话。在美国，该对话的统帅者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并且在每次对话时，财政部长都带着“豪华”阵容参加。美国的财政部在其国内地位要高于商务部，居于政府经济部门之首，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加上半个国家发展改革委”，美国的财政政策主要出自该部门。所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级别而言，是现今中美各种经济对话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2)战略性强。战略“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面对复杂的中美关系，在政治、安全关系上，美国并不乐意谈“战略性”。而作为知华人士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则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身份和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利害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责任。所以，保尔森极力说服布什总统将中美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高度。后来，2006年8月，布什总统向胡锦涛主席提议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如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是中美之间唯一被美方冠以“战略”一词的对话机制。这也说明，在政治安全领域，由于巨大的分歧，中美之间难以建立“战略性”关系，而在经济领域，双方终于充分认识到建立战略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对话议题而言，也主要是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战略经济对话主要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内某领域某一些具体的和细枝末节的经济问题，而是就两国经济良性发展和互动需要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话。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巨额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长期的，有两国经济结构的基础性的原因，近期无法改变。比如，贸易不平衡是两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美国作为投资国和中国作为引资国，美国作为消费国和中国作为生产国必然会导致这种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助于双方从长远角度、站在战略高度思考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双方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讨论两国的经济问题和各自的经济政策。通过战略对话，美国逐渐认识到，中国的一些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产生于国内未完成的体制改革，只有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部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开放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
(3)兼具专业性与综合性。2005年，中美启动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级的中美战略对话(美方称高层对话)。中美战略对话议题包罗万象，包括政治、经济、外交、能源、环境等。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创建后，中美战略对话将其议题缩减为主要在政治、安全领域，而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对话则交给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由此，相对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个专业性较强的对话机制，它也是对中美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在经济领域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相对于具体的经济领域而言，它又是个综合性很强的机制。部长级的中美经济联委会一般由中美各自的财政部长领衔，协调议题主要包括金融、税收、投资等宏观经济问题，也包括市场准入、国际财经合作以及领事条约、民用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等具体问题。中美商贸联委会协调议题主要集中在贸易(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工业技术合作、法律交流等方面，涵盖农产品、纺织品、电讯、航空、医疗器材、运输、能源、化工、环境、专利、统计、检验等广泛的领域。中美科技联委会协调领域包括基础科学、农业、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水文、自然保护、环境、能源等领域。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机制有互补性、协调性，但也有功能交叉甚至扯皮的现象存在。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作为一个跨领域的、综合性很强的全面的经济对话机制，其对话议题几乎一网打尽了以上所有行业和部门，并且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促进现有机制的沟通、交流和政策协调。
(4)指导性强。在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就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其他的中美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和具体实践方式达成了共识。双方坚持战略经济对话“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定位。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其他经济合作机制如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等提供政策性指导和支持，其他经济合作机制要围绕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所确定的原则和方向来开展工作，以促进中美之间多层次、全方位、跨领域的务实经贸合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着眼于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整合了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等双边机制的功能，使它们能够
真正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另外，就各自国内而言，该机制也“迫使”国内一些有特殊的部门利益的机构必须协调各自的政策和意图，提高它们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顾全大局、努力协作、共同决策的能力。当然，从各自的国内政治来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中国国内相关机构的协调效果要好于美国的情况。还有，从微观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的风险和障碍，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分析对美投资的利弊因素，从而更理性地指导自己的投资战略。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意义和需要加强的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就机制本身而言，就有许多创新意义。首先该机制弥补了中美间高层经济对话与协调的空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原有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经济联委会、中美科技联委会等功能性交流机制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和完善了中美在经济领域的交流沟通渠道，有利于两国正式地、制度化地、经常地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研究对策。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跨越国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进行。八国集团、经合组织等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协调机制，中国目前还难以进入这些经济协调机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美战略经济协调机制在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了一种高层次的经济协调和沟通的桥梁，也弥补了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空白。该机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在增大，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话语权正在增强。第三，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个“历史性跨越”(吴仪语)，该机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和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的先河。在中美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一年后的2007年12月，经温家宝总理和日本首相提议，副总理级别、一年一次的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次对话由中国副总理曾培炎和日本外相高村共同主持，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贸易与投资、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等内容。2008年4月25日，副总理级别、一年一次的首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该对话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共同主持。王岐山称，双方就经贸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和规划性的问题进行对话，并且这种对话将不替代、不重复、不削弱中欧已有的各种对话机制。由此可见，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契机，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也许我们还可以预测，正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国间热衷于建立各种“伙伴关系”一样，这是否也意味着一个大国间建立各种“经济高层对话机制”的时代的到来呢?当然，就当下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间的经济对话机制是三个经济对话机制中唯一直接冠名以“战略性”的；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对话的时间密度之大(一年两次)、双方阵容之强、讨论的问题之多、国际影响之大，也是中日和中欧高层对话机制所难以比拟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几次对话的实践表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实是个具备战略性、指导性的“双赢”机制。在前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每次都会达成一些共识、签订一揽子协议并就下一次对话前的工作进行妥当安排和优先排序。这说明，该机制已经不仅仅是个被动的问题解决机制，而是更主动地提前预测问题和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从长远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有助于推进中美政治安全关系，因为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互利合作和相互依存有了实质性的加深，以致外溢出了安全和政治效果，使两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具有更大的成本，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分歧经常“斗而不破”，富有动感和弹性。而“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基础上的一个更加成熟和可持续的两国关系是解决汇率、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再进一步，对全球而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是个“共赢”的机制。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全球化和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常常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主动寻求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其实对国际社会也是一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中美双方和外部世界都有很大意义。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机制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加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强机制本身的稳定性。从历史上看，中美间的定期对话机制几乎很少能定期。吸取以往的教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必须要设法保持机制本身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括两方面：其一，确保一年两次的战略经济对话长期稳定和不间断；其二，确保该机制在中美各种经济对话和磋商机制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稳定性。
第二，建立起对该机制的合理的预期。战略对话的初衷是“讨论”，而不是谈判和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美国国会和一些评论家对前三次的对话成果并不十分满意。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的经济贸易问题中许多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指望通过几次对话就解决，是不现实的，指望这些问题在三个月、六个月或是一年内解决，也是不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不是一个迅速的问题解决机制，所以不能孤立地通过一两次对话的成果来判断该机制的有效性。保尔森也坦言，对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关键在于，每天都要有进步。从短期来看，只要能够促进双方的经贸交流、沟通和减少摩擦，该机制就部分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第三，加强对美国的全方位公关，减少战略经济对话的政治阻力。中方一直反对美国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这个问题在短期之内也是难以解决的。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复杂，对外政治、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也极其复杂，仅仅站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完全不够的。美国的国会、政党、利益集团、智库、新闻媒体等力量都在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而这些力量内部也十分复杂。仅就利益集团来说，美国的涉华利益集团主要有经贸类集团(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劳工类集团(如劳联、产联)、意识形态类集团(如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劳工类和意识形态类利益集团中汇聚了大量复杂的反华或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对中国的支持主要来自经贸类利益集团，但该集团在本质上也往往看重的是短期商业利益而并不太关注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据此，可以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美国国内压力和阻力都很大。所以，我们要有针对性、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做美国政府、国会、政党、利益集团的的工作，加强对美国媒体、智库和民间的工作，减少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干扰。
第四，加强具体经济领域中具体问题的对话，完善具体问题解决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不是一个“清谈”机制，它的特点更在于高屋建瓴地整合和指导双方现有的经济对话和磋商机制。所以，要保证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良性和健康的发展，就需要花大力气，不断地在具体领域的经济交流和对话中取得进展和突破，从而为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长期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比如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双方利益有互补性的领域，如能源、清洁生产等问题，在这些领域的突破有助于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高难度问题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我们也应该重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的工作组的日常对话和磋商，因为正是这些细微和琐碎的日常工作对话和磋商为半年一次的高层对话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元首建议而建立的就两国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磋商的副总理级高层对话机制。就目前而言，该机制备受瞩目且运行良好。我们要充分利用中美经济交流的这一新平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张晓薇
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基于内外均衡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自1994年起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内外均衡 汇率政策
一、钉住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与经济协调机制分析（1994-2005）
1994 年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一年。19941 月 1 日起外汇实现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新的汇率为8.72 元/美元，比前一交易日的官方汇率 5.7 元/美元贬值 33%；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停止发行外币兑换券；同年 4 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开始实现有条件可兑换。人民币汇率的这次改革真正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统一的汇率决定体系。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指导内外均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开始发挥作用。虽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从后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实际走势（图 3-1）来看，人民币汇率在 1994 年初作了大幅贬值以实现与调剂汇率的并轨，之后略有升值，从 1998 年到 2004 年就保持在了 8.28 元/美元的固定水平上。因此这一时期称为典型的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直到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的再次大改革。
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内部经济均衡调节的关系，可以将这一段时间再分为三个阶段：
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与内部经济过热并存（1994-1997）
1994 年初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贬值（一次性贬值幅度高达 33%），直接刺激了当年净出口的增加（1994 年净出口增长了 36.7%），同时由于 1994年实际固定增产投资增长高达 15.6%，财政政策处于高度扩张态势。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外汇增加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增长过快，国内市场上 M2 在 1994 年增长了 31.2%，同样出于扩张态势。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1994 年与 1995 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 24.3%和 16.8%。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国政府为实现内部均衡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力图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后减少净出口。在人民币汇率管理方面，外汇管理当局将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由最高时的8.72 元/美元逐渐调整到 1995 年 8.35 元/美元（年度均值），名义汇率出现升值。同时，紧缩性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平衡效应开始显现，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但由于之前名义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即便是在 1994 年、1995 年略有回调，仍比 1994 年之前的汇率贬值不少。
2.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通货紧缩时期（1998-2001）
中国人民银行自 1996 年开始连续七次下调人民币的存款利率，然而，人民币利率的下调，并没有形成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原因是，美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美联储自 1999 年6 月经过连续七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由 1998 年的 4.75%上升到2000 年的 6.5%。中美利差的扩大导致包括外国直接投资、隐性国际流动资本在内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数量大幅下降，国内的基础货币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国际资本的外逃削弱了通过降低国内利率来创造宽松货币环境的努力，加上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内部经济并没有较快实现原定解决通货紧缩的目标。2000 年后随着东亚经济体止跌回升、中国入世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货币供应才得到有效缓解，总需求也开始缓慢回升。
3.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2002-2005）
从内部经济环境来看，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效应开始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提速，由 2001 年的 9.2%增长到 2002 年的 13.2%，M2也连续出现了大幅度增长，2002 年增长率达到了 18.3%。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缓解了国内通货紧缩的情况。
2002 年至 2004 年我国连续三年年均出口增长超过了 23%。在对美贸易方面，中国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增长迅速。人民币升值的外界压力给国际社会对人民升值带来了强烈的预期。大量国际资本竞相流入我国，以期获得利差和和汇差双重收益。
二、 爬行钉住的汇率机制与内部经济的脆弱均衡（2005 年至今）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钉住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进入了对美元的爬行钉住的升值通道。总的来看，这段时期国内经济均衡受到流动性过剩的冲击和考验，经济波动与国内信用环境呈现出大约滞后一年的正相关关系。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中国经济采取了 4 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后果就是中国经济自 2011 年至今面临着控制通货膨胀的考验。
始于 2007 年初的次贷危机成为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水岭。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开始受到波及。200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受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響，中国通胀压力消除，继之以出现向通货紧缩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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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惠军（1993—），男，山西太原人，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学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希望拉动其他国家共同向中国施压。但是,从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还是中美之间的争吵,而且问题已经接近解决。那么,其他经济体对此是何态度呢?他们在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呢?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对中美之间的这场交锋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与美国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系列交锋,成为近期世界经济中的焦点话题。3月15日,美国国会共有130位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政府在4月15日发布关于汇率操纵问题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呼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这给本来就已受挫的兩国关系再添一分紧张,为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由于中国方面坚持强硬立场拒绝应其要求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做出改变,美国的议员和专家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等论坛中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争取其他对中国汇率政策感到担忧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帮助。
现在,这一问题虽然不能说尘埃已经最终落定,但是也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尽管存在来自于国会议员和商业团体的巨大压力,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4月3日表示,美国政府将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政策的报告。4月17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广交会上表示,经过与美国协商,中美初步达成协议,中国外经贸政策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在这一事件过程中,除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并没有积极跟进美国向中国施压的动作——虽然在美国人看来,许多国家(比如欧洲、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等)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它反映出中美在汇率问题上的争议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
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中美交锋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推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只是在金融危机以前,众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金融业比较优势,可以支撑持续的美国贸易逆差,美国和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因此,在是否应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随着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消散,为创造就业、振兴制造业和扩大出口,要求人民币升值,至少在短期内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国会议员们坚称,中国施行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部分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制造业。换句话说,被低估的人民币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所在,而贸易逆差又是造成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原因。以攻击人民币汇率问题而著称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等议员,把2001年至2008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240万个归咎于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根据美国民主党议员起草的议案,如果财政部确定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采取行动,并在60天后,禁止联邦机构从汇率操纵国进行采购。如果汇率操纵国在360天内不采取行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向世贸组织就中国的汇率问题提出申诉。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呼吁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中国人说,他们绝不会迫于外部压力而调整汇率。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压力,他们就绝不会调整汇率。”他表示,无论怎样都值得(向WTO)提出申诉,尤其因为这可能会动员起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其他国家一起反对中国。他称:“从法律意义上说,我对申诉成功并不乐观,但利用申诉将该问题提到多边层面,广而告之,点评批评中国人……我认为这应该成为我们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方面坚持认为美方理由并不成立,不应该将汇率问题政治化,而是应该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共克时艰。商务部发言人认为“贸易顺差问题不是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因为贸易顺差问题是全球化的结果,会持续存在。只考虑自身利益扩大出口,而要求别国货币升值,“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另外,中国方面也强调,尽管人民币看起来被低估了,证据却表明让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双边贸易逆差。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1%,从1997年以来一直没变的0.1208美元变成0.1464美元。不过,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汇编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那一时期的双边贸易逆差却从2,020亿美元扩大到了2,680亿美元。3月,中国贸易出现了逆差,则更是强化了这一理由。
事实上,许多美国人也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并不那么有利。利用制裁手段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将使美国消费者负担更高的价格,进而减少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收入较低的美国人尤其会感受到沃尔玛(Wal-Mart)和Target更高价格带来的冲击。而且,更加坚挺的人民币提高了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资本设备和元件进行生产的中国生产商的购买力。由于材料更加便宜,中国生产商可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来保持海外市场份额。
而且,不仅人民币汇率和美中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比决策人士认为的要弱,贸易逆差与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之间的关系比这还要弱。据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美国生产商占了美国年度进口额的一半以上。这些进口主要是购买原材料、元件和资本设备,支持了美国一系列行业的就业。此外,据越来越多领域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额中只有一小部分代表了中国的劳动力、材料和管理费用成本,大部分进口额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生产的元件和原材料。
根据加利福利亚大学林登(Greg Linden)、克拉莫(Kenneth L. Kraemer)和德瑞克(Jason Dedrick)2007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一部苹果iPod生产成本为150美元,其中只有约4美元是中国创造的附加值,而大部分价值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生产的元件。不过,当这些在中国组装起来的iPod被出口到美国的时候,150美元的总成本就都被算作是来自中国的进口,令美中贸易逆差扩大。实际上,这些进口的iPod支持了价值链上游数千个美国就业岗位──在工程、设计、财务、制造、营销、分销、零售等领域。显然,如果因为汇率问题而对中国输美商品实施25%的关税,将对创造了iPod大部分价值的非中国企业和工人造成伤害。
二、欧洲只是“低声埋怨”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欧洲一直是在附和美国。确实,欧洲具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动机。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贬值了。在美元与人民币的双重压力下,欧元被动升值,这导致其货币竞争力下降,出口受影响。由于很难要求美元升值,于是,欧洲可以将这种压力转移到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上。一旦人民币升值,对欧洲国家的直接好处就是欧元竞争力上升,产品出口就会增加。
但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美国抗议中国所谓的货币操纵行为的声音越来越响,欧洲的表达方式则更多的是低声抱怨。“欧洲官员支持美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为了刺激出口正采取行动压低人民币币值。但是,他们不愿以任何方式使货币问题升级,从而破坏更为广泛的双边关系。”该报也指出,欧洲做出克制的反应有两个常被援引的理由:尽管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欧洲并没有面临像美国那样巨大的整体赤字;而且,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没有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充满地缘政治竞争关系。
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对美国要求中国允许“被严重低估”的人民币升值表示支持。他在布鲁塞尔对欧洲议会说:“在某些情况下,提高汇率不可避免,这正是众所周知围绕中国和人民币币值的争论所讨论的问题。”“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随着世界经济恢复平衡,“让人民币升值”是合理的。但是,欧盟驻华大使塞日•安博表示,最好是秘密进行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谈判。他说:“大声嚷嚷和施压无济于事,我认为,施压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最佳辦法。”
此外,欧洲其实也是自顾不暇。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这所谓的“笨猪四国”(Portugal,Italy,Greece,Spain首字母组成英文单词PIGS)陷入债务危机,使得本来就没有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欧洲又弥漫恐慌情绪。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救助这些国家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度让欧盟手足无措。而且,作为欧盟重要轴心的德国,虽然将“世界出口冠军”的头衔首次输给了中国,但是依然是世界贸易顺差大国。2009年,德国外贸顺差为1360亿欧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和中国一样,承担着纠正国际经济失衡的责任,而没有指责中国汇率问题的强烈动力。
三、日益依赖中国发展的其他国家
另外,还有许多国家,比如日本、新兴经济体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同为向欧美出口的重要经济体,与中国有利益的竞争。为什么他们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跟随美国向中国施压?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东南亚访问时曾表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这些中国邻国的利益。但是德国《时代》周报发现,东南亚各国对这一说法不以为然。《时代》周报的文章说,对美国人这种“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好”的居高临下的说法,相关的中国邻国是左耳进、右耳出。在这些国家,或多或少能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农民的批评,但是,亚洲地区的政界人士、媒体以及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以同等音量加入美国反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激情大合唱。日本政府的一位高级金融专家说:“向国人指出这个他们早已认识到的问题毫无意义。”东京三菱银行经济师芬克认为,日本不仅需要中国作为销售市场,也需要中国这个生产基地。目前日本的国外生产有三分之一在中国。
在东亚的生产链条中,许多国家都向中国出口中间品,经由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固然可以为这些国家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韩国财政部认为,在世界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价格竞争的韩国产品并不多,因此,在这一领域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从历史上来看,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21%左右,当时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所占比重上升1.61个百分点,但韩国的比重仅下降了0.03个百分点。但是相比之下,韩国较为依赖通过中国的迂回出口,会面临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在韩国的全部出口额中,销往中国内需市场的占12-14%,在中国加工后销往海外的占10-12%,几乎各占一半。所以,韩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即使针对中国内需市场的出口增加,经由中国销往世界市场的出口也会减少,因此,从整体来看,对韩国出口产生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韩国政府选择采取了谨慎的立场,即“不动声色”,而且强调在其即将主办的G20峰会上“人民币升值没有被纳入G20议程,这不该是我们出面要谈的议题”,“如果各国关心并提出该问题,就可以在大框架内进行讨论”。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日益依赖于中国的繁荣。德国《时代》周报注意到,虽然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巨大,但它们并没有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相反,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繁荣利大于弊。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向东南亚国家出口,而且也向这些国家投资。又比如巴西。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61亿美元。为此,《华尔街日报》特别强调:“中国的需求帮助巴西在与其他市场的贸易萎缩时经受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比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高级经济顾问Arkady Dvorkovich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在金砖四国(BRIC)峰会上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施压,因为汇率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此外,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人民币也是他们抵抗美国指责他们本国货币的前沿阵地。此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腾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同时,还指责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的汇率也都被低估了,所以也都应该被列为货币操纵地区。英国《金融时报》引述荷兰国际集团驻新加坡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康顿的话称,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担心,一旦中国重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其他亚洲货币也会跟着重估。
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自2005年我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逐年走高。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唇枪舌战即频现报端。2010年，美国国会更抛出了“汇率操纵国”的言论，不惜以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试图强压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以缓解美国时下面临的贸易问题和就业问题。本文试从马克思汇率理论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以解读分析。
关键词 马克思汇率理论 汇率 人民币升值
一、“马克思汇率理论”的简要概述
“马克思汇率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有关汇率问题的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汇率的产生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和迅速扩大，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从而产生了国际价值，导致世界货币流动，形成各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同时，马克思认为汇率是由各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量的多少决定的。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各国生产同一种商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量并不相同，因而各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量就不同。那么，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即汇率也会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汇率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影响汇率的根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认为，正如一般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而总是围绕着价值波动。同样汇率在通常情况下也与货币平价并不一致，它也是围绕着货币平价波动。这种波动受外汇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外汇供求关系又以一定时间内的内收支状况为转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外汇发生变化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一时的支付差额。
不管造成这种差额是什么原因，如纯粹商业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二）一国的货币贬值。
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三）人们的心理信任因素也会影响到汇率。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外汇供求状况，国际收支差额、心理预期因素以及两国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
二、用马克思主义的汇率理论分析我国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我国人民币对美元的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成为了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金融市场热点。下面就用马克思主义的汇率波动理论来分析一下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一） 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2006年人民币升值3.35%，2007年和2008年升值均接近6%。但同期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增长，2006年顺差为1776亿美元，2007年全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4619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2954亿美元。如此惊人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造成外汇的供大于求。结合马克思的汇率波动原因来看，汇率围绕着货币平价上下波动，受外汇供大于求关系的影响，在我国的外币必然贬值，人民币升值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二） 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
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 2006年该值就达到了1776亿美元，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达到21738亿美元，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而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34.2%。 因为我国一直保持双顺差，所以才有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国际收支过大的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三）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让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充满了期望，对中国政府充满信心，那么就会采取一些措施应对人民币升值，如提前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反而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不过就目前来看，与其说是人民币升值，不如说是美元贬值。因为人民币对美元虽是升值的，但是对欧元等货币是贬值的。相对而言，美元对欧元等货币也是贬值的，是美元的贬值造成周围货币的升值。
（四）人民币与外汇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也跟着迅猛发展。现代化生产代替了人力劳动，收入也随之增加，这样无形中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合马克思汇率理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越多，花费的时间越少，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越小，一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也就越少，在其他一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则人民币是升值的。
三、适宜的汇率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马克思汇率理论正确地分析了汇率决定的基础和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即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马克思汇率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指出了决定各国汇率水平的基础是各国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各国货币的价值量的不同，从而带来各国货币汇率水平的不同。 在当今世界，汇率一旦确定就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因而汇率也成为了各国调节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
汇率下浮在短期内对一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为其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增加一国经济收入，但是也会因缺乏提高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动力，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长期下去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从而损害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汇率上浮在短期内对一国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使其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本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受到限制，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来提高产品附加值或降低成本以保持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有利于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激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汇率水平的确定要在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抉择。
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目标是优化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通过币值升值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就业压力。如果要保证一定水平的就业率，经济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那么，这时如果汇率升值过多过快，就会使进口价格较低，出口价格较高，会使投资相对减少，短期会使一些企业面临困境甚至破产，从而加大就业压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结合马克思汇率理论，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必然带来汇率水平的变动，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情理之中。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正处于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和知识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渡时期，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经济调节能力不强的情况下，这就要求汇率调整的幅度不能过急过大，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客观需要进行的主动调整，更不是迫于别国干涉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应该是渐进性的、理性的，这样对中国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面对人民币的升值，相信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合理的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并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平稳度过改革调整期。企业也能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我们坚信，汇率制度改革将使我国更加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避免国际经济摩擦，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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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静.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利弊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08（09）.
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简单回顾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了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分析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内外压力，具体介绍了汇率改革的利弊。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改革 金融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不仅遭受着外贸环境的恶化，而且遭受着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陷入了僵局。为了平稳发展我国经济，为了提高我国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改革现行汇率制度应经破在眉睫。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进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979年至1984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单一汇率到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的变迁。（2）1985年至1993年，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人民币汇率向复汇率回归。（3）1994年，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4）2005年，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缺陷的具体表现
由于外汇银行、企业、居民不能随意持有外汇，中国的外汇市场具有封闭性垄断性、交易品种单一和外汇汇率波动空间狭小的特征。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已经演变成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模式。人民币汇率的这种机制具有以下缺陷：
（一）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具有被动性
1994年结售汇制度的实行使得绝大多数国内企业的汇改收入必须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在这种制度下外贸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只能无条件的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同时中央银行又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上述管理办法，使央行干预成为必需行为。
（二）汇率变化缺乏弹性
在我国国际收支连年顺差的环境下，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币汇率水平不纯粹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自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除了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外，其余5年都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左右的水平，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但是通过分析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超稳定状态是一种制度约束所导致的。虽然汇率的稳定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稳定应该是反映市场环境因素变化的动态的稳定，而绝不应该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在过分的静态稳定状况下，人民币汇率并不能及时应对外部经济坏境的变化，这样不仅会丧失汇率的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同时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致使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入市收购外汇形成的巨额国家外汇储备，在欧元即将取代欧元区各国货币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央行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资产将会面临重大的汇率风险。
（三）外汇市场不健全
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批准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少量资信较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是我国外汇市场的主体。因为许多中介机构没有外汇兑换的资格，导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范围狭窄，交易品种稀少，交易方式单调。而且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严格以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导致外汇市场与短期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几乎是出于隔离的状态，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利率、美元利率相关程度也极低。
三、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巨大的压力
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贸易摩擦加剧，储备持续扩大，热钱流入增加，使得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巨大的压力。
（一）内在压力
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同比增加23.3%，达到近2.4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外汇储备2.3倍。人民银行买进外汇使得基础货币投放增加，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资产价格。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国际投机资金进入中国，进一步提高了股市和房市。
（二）外在压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认为我国出口的大量商品对其本国的就业造成严重的冲击。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既可以改变中国高额顺差的局面，同时也可以为世界贸易平衡承担更多责任。
（三）保持较低的汇率会有较大的成本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而变的更加紧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低收入的外汇储备。较低汇率的长期保持还会使得消费转移到较高收入国家的居民手中，进而使得地区经济发展部平衡，同时也会让投资效率下滑。
四、目前人民汇率改革的利弊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践证明了人民币汇率改革把握了有力的时机，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成绩明显。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标志着我国将重启自2008年金融危机而中断的汇率市场化之路，预示着人民币将步入顺应时势的升值之路。但是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利弊考虑使得世界各国对此问题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有利的方面
1．有利于经济产业布局、结构的调整。在人民币汇率相对较高的环境下，进口商品的价格将比较便宜，国内将增加资本货品的进口，加快技术的进步。同时，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因出口减少、成本上升，将变得无利可图，结构调整进程加快，有利于我国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转变。
2．提高整体购买力，增加消费者剩余。人民币升值后，导致进口产品价格下降，我国个人对进口商品的消费能力逐渐增强，这促使而来国民对国外优质产品的消费额购买，进而增加了我国个人的财富效应。由于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进口一定消费品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缺口是国际分工和相对优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可以缓解国内需求紧张，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3．平衡、缓解各国的贸易矛盾。中国政府适时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不仅考虑到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人民币升值虽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巨大的差额问题，但是也会间接地起到缓解与美国、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国在低价反倾销上的贸易摩擦作用。汇率制度改革以后，汇率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极大主要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的提高，将缓解多边贸易争端。
（二）人民币改革不利的方面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不能自由兑换，意味着不是由市场决定汇率机制，人民币汇率的改变没有意义。
2．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大。
3．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减少。
4．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
5．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就业压力增大。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最终将何去何从，从短期来看，要坚决顶住压力，明确稳定预期；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形势企稳后，可以采取阶段性阶梯式的升值，避免一次大幅升值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可以避免缓坡升值带来的热钱加速流入的问题。由于存在“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故而，在资本管制逐步放开的中国，若实行固定汇率，则中央银行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总之，应更注重参考一篮子货币，短期通过将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来稳定市场预期，中长期则增加汇率灵活性从而建立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才是人民币市场化的最终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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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率与人民币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2015年8月，央行宣布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当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3.08%。对此，本文综合运用BEER、ELBADAWI、NATREX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是对二季度人民币汇率高估的合理回归，调整后的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于均衡汇率。此外，根据本文实证结果，我们预计，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将总体上维持升值趋势，但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存在较大的贬值压力。
关键词：均衡汇率；要素均衡汇率模型；行为均衡汇率模型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自2005 年7 月21日中国正式宣布放弃盯住单一美元的浮动汇率制度，转而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除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基本不变外，人民币汇率总体趋升①。2005年7月至2015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5.6%，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5.46%。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随后的3天内贬值4.65%，尽管其后又有小幅升值，但8月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仍较7月贬值3.08%。人民银行对此的解释是，这次人民币汇率贬值是过去中间价与市场汇率的点差的一次性校正，也是市场预期的变化。外界认为，人民币的贬值主要是为了改善中国的出口，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外界对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强烈。8月份人民币的贬值究竟是前期流动性宽松带来的被高估压力的一次性释放，还是为了改善出口而持续贬值的开始，当前人民币汇率距离均衡水平有多远？客观评估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水平，测算当前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衡的程度，对于解答这些问题，预测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均衡汇率估算模型简要述评
估算均衡实际汇率一直是开放宏观经济学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其根本困难在于均衡实际汇率不可观察。早期研究主要运用购买力平价原理测算均衡实际汇率，该原理假定均衡实际汇率是恒定不变的常数，为了保持实际汇率恒定，两国之间的名义汇率会随着两国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而变动[1]。然而，购买力平价假定均衡汇率固定不变与现实不符，各国汇率演变的历史表明，均衡实际汇率经常发生变化，不断从一个均衡点转移到另一个均衡点。
针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家开发了一系列均衡汇率模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简称FEER）和行为均衡汇率模型（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BEER）。基本要素均衡汇率模型（FEER）由Williamson（1994）等学者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要素均衡实际汇率是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实际汇率，内部均衡意味着不可贸易品市场能够实现供求均衡，而外部均衡是指满足一国经常项目的贴现和必须等于零的预算约束[2]。然后，根据这两个市场与实际汇率间的结构方程，计算出相应的均衡汇率。基本要素均衡汇率理论主要从先验的宏观经济均衡模型中导出实际均衡汇率，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该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估计结果对模型参数设定比较敏感，有时参数的微小变动会引起估计结果的较大变化。
Clark和MacDonald（1998）提出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BEER）并不计算内、外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而是运用一系列对实际汇率有影响的基本经济变量来解释实际汇率的变动[3]。有关BEER决定因素的选择， Edwards（1994）指出主要包括国内供给、财政政策、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开放政策四个方面的内容。根据行为均衡理论，一旦识别出基本经济因素，便可用这些变量对实际汇率作协整分析，进而得到相应的均衡实际汇率[4]。BEER具有操作简易的优点，但由于没有实际汇率决定先验理论的指导，在选择基础经济变量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
针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估算，大多数研究围绕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自然均衡汇率模型展开。不同的学者会根据个人偏好和数据可得性选择不同模型，估算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如一些学者（MacDonald&Dias，2007；Carlotti&Philippe，2010；施建淮、于海峰，2005；张立光，2008）通过行为均衡类模型发现，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10%-27%[5-8]。另有学者采用自然均衡类模型的研究则显示，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大都在30%以上（孙茂辉，2006；王维国、黄万阳，2005；蔡宇洲，2005；王春平、刘传哲，2006）[9-12]。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BEER模型发现2003—2007年人民币存在明显高估（吕江林、王磊，2009；潘顺珍，2011；陈云、陈浪南，2009）[13-15]。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目的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均衡汇率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即对不同测算结果进行比较的研究不多，这为我们进行多方法测算结果的比较提供了空间。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采用BEER、ELBADAWI、NATREX三种模型对我国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了估算，并对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进行了展望。
二、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和失衡程度估算
（一）基于BEER模型的估计
根据汇率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内学者的建议（施建淮、余海丰，2005；唐亚晖、陈守东，2010），模型选取的变量有：反映B-S效应的劳动生产率（PROD）、开放度（OPEN）、国外净资产（NFA）、相对贸易条件（TOT）、政府支出（GOV）、货币供应量（M2）[16]。用函数可表示为①：
BEER=F（PROD+，OPEN-，NFA+，TOT？，GOV？，M2-）
1.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协整方程
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ADF单位跟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1阶单整。
根据AIC信息准则，我们选择了无约束VAR的最优滞后期为2阶。据此，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选择为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由于部分解释变量t值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的方法进行估计，最终得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如下：
REER=4.19+0.13PROD-0.69OPEN+0.44GOV
（11.14） （-51.13） （13.73）
+0.70CA+0.72TOT
（8.11） （17.2）
从协整系数可以看出，各经济变量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与理论相符。具体表现为：（1）劳动生产率（PROD）每提高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0.13%，因为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提高本国的出口竞争力，导致出口增加和本币升值；（2）对外开放度（OPEN）每提高1%，人民币实际汇率将贬值0.69%。一般而言，开放度较低的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自然有限，为了进口关键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不得不高估本币汇率，并且实行严格的贸易管制，以限制国内对国外普通商品的进口需求。但随着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以后，为了促进出口，积累外汇，便要求本币贬值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开放度与实际汇率成反向关系。（3）政府支出（GOV）每提高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0.44%。一般来说，与私人支出相比，政府支出更倾向于非贸易品，贸易品的价格会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实际汇率上升；反之，如果政府支出更倾向于贸易品，则实际汇率下降。政府支出与汇率存在正相关，可能与我国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等非贸易品有关。（4）经常项目差额（CA）每提高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0.70%。经常项目顺差扩大，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推动汇率升值。（5）相对贸易条件（TOT）每提高1%，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5%。王维国（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对贸易收支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使贸易收支改善，替代效应使贸易收支恶化，一般来说，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贸易条件改善导致汇率升值。
2.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衡程度
MacDonald &Clark （1998）将均衡汇率分为当前均衡汇率和长期均衡汇率。其中，将基本经济变量的当前值代入协整方程得到的估计值为当前均衡汇率①，将基本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值代入协整方程得到的估计值为长期均衡汇率。我们使用HP滤波方法提取PROD、OPEN、NFA和GOV的长期趋势，然后将它们的长期趋势值代入协整方程，即可得到人民币实际汇率BEER的长期均衡值②，而实际有效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之差除以长期均衡汇率即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程度（见图1）。
（二）基于ELBADAWI模型的估计
根据ELBADAWI的均衡汇率理论，均衡汇率由贸易条件（TOT）、经济开放度（OPEN）、净资本流入占GDP的比重（CA）、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国内外利率差决定（DIS）。用函数可表示为：
ELBADAWI=F（TOT？，OPEN-，CA+， GOV+，DIS-）
1.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协整方程
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所有变量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1阶单整。进一步的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据此，可以得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式。由于部分解释变量t值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的方法重新估计，最终结果如下：
REER=5.96-0.035M2-0.479OPEN+0.580GOV+0.699CA
（-2.08） （-14.65） （9.46） （4.62）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和开放度与汇率负相关，政府支出和经常项目差额与汇率正相关，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2.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衡程度
与BEER类似，我们使用HP滤波方法提取M2、OPEN、GOV和CA的长期趋势，然后将它们的长期趋势值代入协整方程即可得到人民币实际汇率的ELBADAWI长期均衡值③，而实际有效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之差除以长期均衡汇率即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程度（见图2）。
（三）基于NATREX模型的估计
结合NATREX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Giancarlo Gandolfo（1998）、孙茂辉（200
6）的NATREX模型的结构方程来测算人民币自然均衡汇率水平。结构方程如下：
It=？琢I，1It-1+？琢I，2（MPKt-Rt）+？着I，tCt=？琢C，1Ct-1+？琢C，2Yt+？琢C，3Ft+？着C，tBt=Bt-1+？琢B，1Yt+？琢B，2Y*t+？琢B，3REERt+？着B，tRt=？琢R，1+？琢R，2R*t+？琢R，3REERt+？着R，tYt≡Ct+It+Bt+NFPt
其中，Y、C、I、B、NFP分别表示国民收入①、消费、投资、净出口和净要素收入；MPK、R、F、REER分别表示资本边际产量、实际利率、外债余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带星号的变量表示全球相应的变量值。
1.模型检验与估计
计量分析发现，联立方程各变量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与理论相符，说明我们的估计是行之有效的。NATREX汇率是内外同时实现均衡时的汇率水平。其中，内部均衡是指充分就业，产出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外部平衡是指经常账户与外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就要求贸易收支与外债之比维持在稳定状态，即：
■=■
其中，D为中国外债余额。将上式代入净出口方程，各系数分别取联立方程模型3SLS估计结果，校准参数b取90，得到人民币长期自然均衡实际汇率决定方程为：
NATREXt=■-■-■
其中，Y为潜在产出水平，表示内部均衡，？琢B，1、？琢B，2、？琢B，3为相应系数的估计值。
2.人民币均衡汇率及汇率失衡程度
根据NATREX模型计算出的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失衡程度见图3。
（四）实证结果小结
本文运用BEER、ELBADAWI和NATREX三种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程度，结果表明，三种模型估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程度虽然存在一定差别，但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的走势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见图4）。总体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先后经历了2005年三季度前的大幅波动、2005年三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的基本均衡、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三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高估、2009年四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的小幅波动等四个阶段。2005年三季度之前，我国汇率制度经历了多轮改革，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失衡程度较大，三种模型估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平均失衡程度达到3%②；2005年三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平均失衡程度缩小至1.6%，基本可以认为是均衡的；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三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平均高估程度达到4.9%；2009年四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波动幅度从0.5%扩大至2012年的1%，2014年，波动幅度进一步扩大至2%。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平均失衡程度为2.2%，较2005年三季度至2008年二季度期间有所扩大。
从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系统性低估或高估现象。根据测算结果，自2011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平均失衡程度在-4.3%至5%之间，失衡程度相对较小，并且小幅高估和小幅低估交错，并没有呈现持续的单向高估或者低估。2015年二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3.7%。2015年8月，央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后，8月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家货币分别贬值了3.08%、4.05%、2.85%，这一贬值过程是对二季度人民币汇率高估的合理调整，调整后的人民币汇率基本可以认为是均衡的。
三、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上围绕长期均衡汇率上下波动，偏离均衡汇率的程度在-4.3%至5%之间，不存在系统性高估或者低估。2015年二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了3.7%，8月，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3.08%，这一贬值过程是向长期均衡汇率的回归，贬值后的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于长期均衡汇率，未来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从长期来看，在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高于国外主要经济体、经常项目差额持续为正、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等因素推动下，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将总体上维持升值趋势：（1）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是支持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是生产率相对增速差异，如果一国生产率提高幅度高于另一国，则该国实际汇率将趋于升值。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相对于主要贸易国，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依然较快。以GDP除以就业人口来衡量劳动生产率，2008—201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保持12.8%的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美国的年均2.6%、欧元区的1.5%、日本的-0.5%。在中长期内，预计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会高于其他主要货币国家，这将推动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2）经常项目持续保持顺差是决定外汇市场供求最主要的基本面因素。经常项目顺差，表明资本净流入，外汇供给增加，对人民币需求增加，将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长期以来，我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虽然顺差有所缩小，但依然接近于年均2000亿美元。2015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虽然维持低位增长，但在内需不足、进口价格下降的影响下，进口增速显著低于出口增速，经常项目顺差有所扩大。我们预计，内需不足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期，经常项目顺差保持为正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汇率将保持长期升值趋势。（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将推动人民币升值。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增长良好，金融体系稳健，长期来看，境外主体在贸易投资和资产配置方面对人民币的潜在需求有所增加。根据李克强总理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中国下一步将会允许境外央行类机构直接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国际投资机构对人民币潜在需求将会得到释放，推动人民币升值。
但是，从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短期内，主导汇率波动的主要是资本流动，而资本流动主要受市场预期的影响。2015年以来，我国资本流动主要呈现净流出态势，且流出速度有所加快，7、8、9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分别减少936.9、2491.3、7238.4亿美元，不断刷新单月资本流出历史新高。资本外流可能与鼓励企业海外投资有关，但扣除境内投资者对境外企业直接投资后，7、8、9月资本流出仍然分别高达831、2416.3、7112.2亿美元，因此，近期资本流出更大的可能性是在资本管制明显放松、利率持续下降背景下，基于境内外利差的套利机会在逐渐消退，资本获利外流。近期美国主要经济数据表现良好，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较强，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国内利率仍存在进一步下调的预期。境内外利差预计进一步缩小，资本外流可能进一步加快，进而推动人民币进一步贬值。此外，汇率贬值具有一定程度的惯性。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基本接近于均衡汇率时，短期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可能会推动资本流出加快，进而形成实质性贬值，造成人民币汇率超调。因此，对于央行来说，可以通过提高售汇成本、直接市场干预、压缩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汇率差等方式，稳定市场预期，防止汇率超调，明显偏离长期均衡汇率。
（特约编辑：陈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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