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1篇
教育本质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 一种超历史、超时空的存在。人类对教育本质的探求过程已经很漫长, 己存在的教育本质观笼统地划分为“个人本位”的教育本质观与“社会本位”的教育本质观。不论是“个人本位”, 还是“社会本位”其根本出发点仍然是“育社会”, 这是对教育本质的偏离。实际上, “个人本位”应该是通过育人改变社会, “社会本位”应该是通过社会变迁实现人的解放,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所以不同的教育本质观之争实际上是怎样传递文化和传递什么文化之争。就教育本质来说, 问题的关键就又回复到这样一个问题: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培养?
1 教育异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同样, 教育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种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教育本身仅仅成为教育的手段。
就产生种种教育本质观的社会背景来说, 教育实际上从来都是以人为对象的。教育只应该把人作为完人培养、发展, 只能把人的潜能提高以达到人的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教育作为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必然与社会中其他系统沟通、交流, 从而会形成教育的关系属性。实际上, 教育既不是生产力, 也不是上层建筑, 而只是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发生互相作用、发生某种关系的一因。教育有其独立性, 又有其有限性。就独立性说, 任何施加于教育的社会力量, 如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 都要经过教育自身的选择, 经过教育的过滤, 要对它们加以“教育化”的改造才能变成教育自身的东西。
2 中国当代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一方面, 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劳动同它产品的直接关系, 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 它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 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劳动创造了宫殿, 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我们也从两方面考察教育异化在实践中的体现。一方面, 教育活动应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整个教育过程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教育体制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而当今的教育活动、教育体制存在不依赖于教育的主体“人”、不属于人, 转过来反对人的自身的活动。另一方面, 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受教育者应该在教育当中进行有意识的、自觉地活动, 来使自己成为“完善的人”。而中国当代的教育, 受教育者存在严重的人格缺失现象, 人格培养不健全等问题。这样说, 当然有一点绝对化和普遍化了。这里只是强调受教育者所应达到的知识层次与其受教育层次不符, 是用“价值性判断标准”来衡量的。
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以培养人的完整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确定性, 一方面又受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制约所形成的不确定性。因而, 也就构成了教育时常在强调经济发展时被利用来培养人的经济属性, 培养经济人;在强调以政治统帅的年代里被利用来培养人的政治属性, 培养政治人。在中国当代教育进程当中, 教育强烈的失衡于附属于社会需要。
一方面的体现为:学校教育是现代制度化教育的核心, 在论及教育异化的表现形式时, 把焦点放在学校教育上有利于我们更集中地认识到教育异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体现为:制度化的教育活动所强调的是一种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的教育活动。一方面, 教育制度是根据一种统一和普遍的规范与原则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调整, 即它所进行的是一种所谓的规范性调整, 而不是一种个别性调整;另一方面, 教育制度所调整和规范的又常常不是那些个别和特殊的教育活动, 它所涉及的往往是那些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教育活动领域。教育制度的这种特点, 使学校在进行制度化教育时, 不可避免地强调整齐、划一, 忽视学生个性。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人的类本质最终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 变成了维持它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而且造成了人与人的相异化。教育异化同样造成了人与人的相异化。
中国当代教育中的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急需解决的。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教育异化的深层原因:是人性的原因?是中国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是教育自身的问题?抑或是政治原因?那我们又如何面对与解决这个问题呢?许多人在这一方面都探讨过。西方的学者卢梭就提出了大力培养“自然人”的教育, 中国的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了“教育独立”及“美育”的思想。本文论题有限, 就不再作进一步探讨。但是, 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的, 这也正是真正认识中国当代教育中存在异化现象爱的意义所在。
摘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详细论述了劳动异化。并且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劳动异化行为, 一方面, 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一方面,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从而, 推出人与人相异化。作者从此出发, 联系到中国当代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 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出现的教育异化;一方面, 在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制度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异化,教育活动,完善的人
参考文献
[1] 汝信, 王德胜, 谭好哲, 等.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宗百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2篇
一、马克思主义法与自由观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道中, 国家长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关于国家的起源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矛盾。要协调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保持国家的稳定发展, 缓解私有制带来的残酷剥削是必要前提。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统治阶级为主导整理出一系列有效的规则来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这些调整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规则即为法律。既然是为了协调冲突, 缓解矛盾, 那么法律便不是统治阶级只根据其自身利益而肆意制定的。良法还必须兼顾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超出被统治阶级容忍底线的法律只会是恶法。
与法律如影随形的便是自由。因为, 到目前为止, 要保证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 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靠的不是高压专制, 而是令人信服的法律。而得到社会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法律必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其自由意志的法律。因为法律属于上层建筑, 是人们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因此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被赋予自由意志权力的人们才能更好地阐释法律的本质含义, 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法律的作用。人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思考、行为,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法律保障人们自主思考、行为, 也就是捍卫了人们的自由。另一方面, 自由并非无限制地扩张, 而是始终处于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的。
二、马克思主义法与自由观的内涵
法与自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对立统一, 却又相辅相成。法是自由的忠实捍卫者, 为自由在适度的范围内开辟生存空间。与此同时, 自由的存在与发展也为法律的完善起到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自由只能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以及遵循这种认识对客观世界进行的改造。” (2) 而法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必然的存在, 因此, 自由要符合法的规律。不容否认的是, 法与自由正处于天枰的两端, 并且在不断变化。因此, 二者之间的支点也不会是永恒不变的。一旦支点没有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调整好位置, 法与自由的天枰就会失衡。随之而来的恶果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 法变为不法, 自由也成为不自由。社会在发展, 法律也在不断完善进步, 而自由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例如同态复仇在古罗马时期是合法的, 《十二铜表法》有明确的规定。虽然只限于同等级的人之间适用, 但不容辩驳的是, 同态复仇在当时是处于法律所保护的自由范围内。而在近现代, 同态复仇则越过了法律所规定的界限, 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 也就无法展现自由的真谛。
自由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 除了自然属性, 更应该考虑其社会属性。“只有把人看成社会存在物时, 才可能把握人的社会本性。” (3)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则, 只有遵循法律, 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由。“自由受着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 (4) 而法律则是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的现实表现。因此, 自由必然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是相对静态的规则, 伴随一整套严密的程序, 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 法律为了协调各阶级的利益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妥协性。因此, 即便是被冠以“良法”名号的法律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符合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预期的法律更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由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讲都是相对自由, 不是绝对自由。” (5) 个体的绝对自由就意味着他人、集体、社会的不自由。正如每位公民都有言论自由, 但并不代表每个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捏造事实, 随意诽谤他人, 或者恶意揭露他人隐私。因为这些行为是对他人自由的侵害。若可以随意损害他人的自由, 那么自由受到侵害的人便有权反击加害者, 如此循环往复, 每个人都会成为不自由的奴隶, 陷入不自由的囹圄中。至于个体发表对于社会、集体、国家有危害的言论更是对自由最大的蔑视。这样的行为看似实现了其自由权利, 实质上却扰乱了整个社会的秩序。社会整体不稳定, 那么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体又如何得以保全, 更勿论其自由权利的行使。因此, 从表面上看, 法律似乎是禁锢自由的工具, 是自由无形中的枷锁, 但实质上却在最大限度上保卫了人们的自由。
维护、保证人们的自由是法律的义务。法律的本质就是调整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而自由的空间才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也更有利于法律的完善与进步。2003年, 闹得沸沸扬扬的“孙志刚案件”从反面充分论证了法律对自由的重要意义。《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 没有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其不合理地限制了公民孙志刚个人的人身自由, 又在其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使得孙志刚不可挽回地走向死亡之路。孙志刚以自由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是收容制度的废止, 并迎来一部新的法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实际生活中, 自由受到的侵害会适时给法的现状敲响警钟。法律因此得到完善进步, 也能更好地维护人们的自由。
三、马克思主义法与自由观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与自由观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情况抽象出来的, 最终也必将回到实际中去, 以理论指导实践。19世纪40年代, 普鲁士政府颁布书报检查令, 使得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自由人士深受其害。也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在随后不久提笔撰写论文抨击普鲁士政府的这一举措。针对书报检查制度, 马克思着重强调了出版法的重要性, 并为自由摇旗呐喊。马克思主义法与自由观也由此开始形成, 并有力地揭示了书报检查制度恶的一面, 对于促进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有重要意义。
法律与自由一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生活。2004年, 人权入宪正是法与自由双重作用的效果。人权的内涵非常丰富, 人的自由是其首要标志。得到法律承认与保护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将人权明确载入宪法, 表明法律尊重并认可人的自由。人权入宪绝非偶然事件, 而是法与自由思想日臻完善的结果。随着社会实际生活的发展, 自由领域的扩大势在必行。法律根据实际情况对自由的范围进行调整, 在适宜的程度上进行扩张, 使其符合现实情况。
最近曝出的多年前的冤案, 正好从反面见证了法与自由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以前, 法与自由的思想体系还不完善, 并没有深入人心, 这才间接形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甚至有些案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如今, 法与自由观在不断完善, 促使法的体制的不断进步, 进而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运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摘要：法与自由是社会规则的双生子, 二者血脉相连, 密不可分。马克思主要是以法与自由的关系为基点来揭示出版自由的重要意义, 以此深刻批判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作为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法与自由的探索不仅仅局限于出版自由的狭小范围, 而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深刻分析法与自由的内涵。进而为法与自由的理论基础深化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以此为法与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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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清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下册) [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3篇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阶段, 即产生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阿格尔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 认为要处理和妥善解决消费异化不合理问题以及生态危机问题, 就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新。安德烈高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态学》和《生态学与自由》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 阐述了必须实际操作的方式实现人的各种自由。威廉莱斯在《对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中认为生态危机发生源于在于人类对自然的统治。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他表示希望通过控制人类的欲望和提高他的道德意识来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这一时期, 由于受到西方生态危机以及各种生态运动的影响, 马克思生态学研究者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平等的, 人不应该享有特殊的权利。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中, 我们知道法国极具影响力乔治拉比卡是左翼思想家, 他的作品有《生态学与阶级斗争》、《恩格斯:学者和革命家》等, 这些作品是他在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写作。他认为生态运动的时机已经到达成熟, 同时他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应运而生的。佩珀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根除生态危机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方法。生态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末至今, 保持着自身的生命力, 依然蓬勃发展。《自然的理由》是奥康纳的主要理论代表作。他认为资本主义追求资本扩张, 而忽视了自然的承受能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协调资本主义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在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巅峰, 这一方面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生态危机已经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国家生态危机的一种反思。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人们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西方国家迫切的想去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他们的解决办法主要围绕着技术革新, 改变观念以及生产条件方面。
生态哲学的思想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提及,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认为, 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 是自然的改造者, 人在进行实践的时候, 一定会与自然和社会发生关系, 对生活的环境产生相应的破坏。人的活动与自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并明确认为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所产生出来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态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行为。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指导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一一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1这就段经典言论明确了劳动过程要同时引起经济和生态两方面运动变化的结论。通过一系列考察, 伯克特认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建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通过这种方法, 能够帮助生态经济学找到解决自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如何在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的现状下让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成绩, 满足人民对美丽的生态环境的向往以及彻底的改变环境遗留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党, 政府和每个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正确的价值立场是中国在生态理论建设方面最应该遵守的首要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 西方强烈地批判自然价值理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他们没有切实地去考察生态的一系列问题, 无法看到当代的生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密切关系, 资产阶级的生态价值是生态的剥削者而不是承担的主体, 剥削阶级或受剥削阶级控制的民族国家作为生态价值主体的个体。因此, 其生态价值目标是寻求其直接的自身利益, 从而将生态危机直接抽象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问题。无法真正认识到各种关系, 到自己生态问题解决的不彻底。他们总结了生态危机的本质, 将它的本质归结一种矛盾利益冲突, 这种冲突源于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环境正义”是其理论研究最根本、最本质的目的, 这对中国的生态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理论研究应该立足于人类和地球, 其生存环境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我们必须最终确保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可以被外化的、规范人类底线的规则而存在, 它可以协调人们的生态利益以及人们的活动和行为。按照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增加人的保护环境的意识, 随着人的生态意识和道德境界的不断完善, 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 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我们务必处理人与自然的融洽发展。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与自然协调相处发展的社会, 形式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发展和和谐社会, 我们解决和处理人、自然和社会以及身与心的和谐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三)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我们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命运和系统缺陷带来的各种危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带来同样的危机, 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符合中国的国情。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解决人们的根本需要, 实现自由美好的生活愿望。因此, 每个人都应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政治发展应该与生态文明发展步伐统一, 最终实现了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赢。
四、结语
可见, 缺乏对人类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正确理解, 甚至把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当作生态危机原因, 其结果只能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合理的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 解决各种生态问题,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生态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时代的变迁, 无数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一系列关于生态危机成因和解决办法, 其在一定维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们提供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方面的范式指导, 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要求。我们应当以“扬弃”的科学态度来加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 它对于当代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发了当代资本主义由于过度的工业化形成的种种问题, 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回应。它将其核心集中在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 它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启示,工业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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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俊人.美丽中国的哲学智慧与行动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 2013 (5)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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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印华.略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J].品牌 (下半月) , 2014 (8) :52.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4篇
一、革命先驱的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和大众化
20世纪初期, 受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一批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有志青年, 走出贵州, 投身到中国革命的第一线,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 一边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熏陶, 一边担负起宣传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任。他们身在他乡心系桑梓, 通过种种方式和不同渠道, 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回家乡, 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做出贡献。他们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等。
邓恩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邓恩铭 (1901-1931) 出生于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农民家庭, 年少时即离开家乡, 从此再未返回故里, 但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 始终没有忘记向家乡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及革命思想。他通过书信、诗赋等方式, 向家人、亲友和同学介绍外面的情况, 宣传进步思想, 召唤家乡人民觉悟起来, 与敌人进行斗争。他多次写信告诉亲友, 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报国, 就要干革命, 要跟共产党走。他牺牲前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信《诀别》中写道:“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 , 借此勉励家乡人民, 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
另一位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做出贡献的革命先驱是王若飞。王若飞 (18961946) , 贵州安顺人, 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以其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深厚的理论造诣, 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他心系家乡父老, 即使在狱中仍不忘向家乡人民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10月, 王若飞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 在长达5年多的牢狱生活中, 他坚贞不屈, 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并写下大量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革命家书, 辗转传出监狱, 传回家乡。他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秘密写下了《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一文, 辗转寄回贵阳达德学校。指出办教育“要适合革命的潮流, 适合当时最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利益思想”, “教育家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要正确领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工作, 努力使课程的讲授与生活的实践打成一片”。 (2) 这无疑对达德学校, 乃至贵州教育界倾向进步, 起了积极的宣传促进作用。特别是他结合考察社会情况, 钻研马克思主义而写下的大量理论文章和著述, 如《中国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第三国际史》、《中国土地问题》、《党的建设》等, 不仅向家乡人民传播革命思想, 激励人民的革命斗志, 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周逸群 (18961931) , 生于贵州铜仁县城关镇,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活动家, 他毕生为党工作, 矢志不渝。1919年春, 周逸群到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刊, 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春, 周逸群从日本回到上海, 联合在上海的李侠公 (贵州贵阳人) , 并邀请时在北京的胡秉铎 (贵州榕江人) 等人, 组织“贵州青年社”, 创办《贵州青年》旬刊, 明确宣称《贵州青年》的政治主张:“一、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二、唤起民众阶级的自觉, 以与权力阶级对抗;三、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 在解决贵州问题时, 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 (3) 对青年寄托厚望, 提出唤醒青年向上的精神, 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在文化上, 主张积极地灌输新思想, 以唤起青年的知识欲, 改造因袭的人生观, 使一般人过得着人的生活;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 (4) 周逸群在《贵州青年》上发表《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女子的自由在哪里》等文章中, 结合贵州实际, 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既表现了对中国革命强烈的责任感, 又是对家乡青年革命意识的召唤。
此外, 一批奔赴外地求学和参加革命的贵州青年, 利用各种机会也不断把一些革命书刊及宣传品寄给家乡亲友。1922年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加入中共党组织、后成为中共南京河海支部成员的印江青年严希纯, 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 先后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寄往家乡, 使许多进步青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而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在黄埔军校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贵阳青年饶近庄, 利用回家乡劝说军阀周西成支持北伐之机, 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带回贵阳, 这些书籍在进步学生中广为传阅。当时在传播、介绍进步思想方面作过积极贡献的, 还有身在外省的毕节青年缪象初、贵阳青年谷友庄等人。
正是由于早年出省活动的革命先驱以及到北京、上海、广州求学的黔籍知识青年通过写家信、邮寄进步书刊等形式, 将进步思想不断传入贵州,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逐步在贵州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播,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和大众化起了重要作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打破了封建专制的精神禁锢, 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投身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洪流中。
邱醒群是在贵州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首创人。邱醒群是资产阶级的先进民主主义者, 与李大钊同班同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曾受业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鼻祖河上肇门下。1914年李、邱学成毕业同时归国, 邱醒群返回原籍贵州, 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 他在客观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流派时, 作为重点之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讲到了《资本论》。 (5)
另一位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贤是田君亮 (6) 。他是在贵州最早传播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7) 田君亮于1915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 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在日本留学的4年中, 参加了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约》和《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斗争, 曾赶回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总会评议部的工作。通过实际斗争锻炼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青年时代的田君亮已初步认识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从1930年起, 田君亮先后在南明高中、贵阳中学、贵阳女中、贵州大学任教, 讲授经济学、国文和人生哲学, 他在课堂上以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向学生们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采用其老师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社会主义运动家河上肇编的《经济学大纲》作课本, 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他还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书籍, 传播《资本论》巨著。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贵州的最早传播者。田君亮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革命的实践中保护年青的贵州党的地下党员, 赢得了贵州最早时期的年轻共产党党员秦天真、徐健生等同学的忠心拥戴。
刘方岳 (1896-1981) , 学名刘锡麟, 方岳为其号, 贵州贵阳人。早年受辛亥革命和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 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随教育家黄齐生东渡日本, 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后,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 愤而弃学归国。同年11月远赴欧洲求学, 先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 后转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在里昂与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共组“工学世界”, 被选为理事。同年, 参与里昂中法大学事件, 与陈毅、蔡和森等组成先遣队, 被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勾结法国政府驱逐押解回国。刘方岳回国后, 执教于母校达德中学。在课堂上, 他多次热情洋溢地讲述了法国巴黎公社英勇斗争史, 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及新型国家的情况, 宣传马克思列宁的论著,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刘方岳还协办中华书局, 发行科教书刊与革命书刊。1926年, 贵州军阀周西成以“共产党嫌疑犯”名义下令追捕刘方岳, 使他被迫出逃。周西成垮台后, 他又回贵阳继续教书, 继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刘劲夫与刘方岳同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系, 同师于河上肇门下, 后又同船赴西欧求学, 刘方岳到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学习《资本论》, 刘劲夫则在法国更深入工人运动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 亦系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的挚友, 刘劲夫返回贵州后, 主要在他的故乡遵义地区授课, 同时大力宣讲马列主义, 成为周林、陈沂 (余万能, 万显兄弟) 等人后来走向共产党的恩师。 (8)
贵州知识界进步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早期传播一支重要力量, 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早期传播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
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贵州革命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贵州的时间虽然较晚, 但传入的途径却是多渠道的。除了外出参加革命的革命先驱通过书信等多种方式传入、进步知识分子通过课堂宣讲之外, 一些黔籍共产党人 (包括部分外省中共党员) 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纷纷返回贵州开展革命活动,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深入到贵州最基层, 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革命活动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贵州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 也使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广泛。
中国共产党人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最早应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27年11月, 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学校的中共党员梁业广、金奚生 (金云程) 、汪良杰、汪荃 (泉) 江等回到合江县九支、大井、五通、龙洞一带秘密进行筹建党组织的工作, 同时到与合江一水之隔的贵州省赤水县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春, 经川南特委批准, 建立了中共合江持别支部委员会 (简称中共合江特支) 。1929年12月, 经中共泸县中心县委 (是年8月, 川南特委撤销, 建立泸县中心县委) 批准, 将原中共合江特支改建为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委员会 (简称中共赤合特支) 。中共赤合特别支部是在贵州省开展活动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赤合特支成立后, 在赤水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这些活动传播、宣传了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 启发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培养教育了一大批青年, 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9年8月, 中共湖南省麻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孙家信 (化名舒保罗) 从麻阳来到贵州锦屏县城, 与进步青年王定一 (9) 等以教师职业为掩护, 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30年春, 贵州省思南县中共党员肖次瞻从外省返回家乡传播马列主义, 开展革命活动, 传播革命思想。肖次瞻 (1905-1940) , 贵州思南县人, 1925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 曾参加我党领导的湖北邮务职工总会, 并任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筹备处常委。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 肖次瞻离开武汉, 先后到上海、湖南洪江县等地主办《黔首新闻》、《洪洲日报》。1929年转到贵州天柱中学任教。约半年后, 从天柱县返回思南, 创办了八县联中 (后更名为贵州省立七中) , 任教务主任, 传播革命思想, 培养革命人才。
1931年5月, 中共党员周守如 (周济) , 从四川省重庆回到家乡贵州遵义, 开展革命活动。周守如在遵义组织进步青年何恩余、孙玺常、罗红等, 成立“三八女子职业社”, 宣传妇女解放, 传播革命思想。是年, 周守如与从四川来到遵义的地下党员曾广琴团结何恩余、孙玺常、罗红、罗有余等进步青年, 以遵义三中为重点, 传播进步思想,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成立了“学生自治研究会”。同时从外地邮寄回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12月, 中共党员段雪笙 (北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 回到家乡赤水, 与中共赤合特支配合, 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 成立了党领导的“流波社”, 出版《流波》、《少年大众》、《寒夜之华》等进步刊物。
1933年春, 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师 (当时驻湖北崇阳) 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共产党员李光庭、王毅 (王芸生) 、喻雷以及唐寿南等人, 辗转到达贵州省炉山县凯里镇, 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事革命活动, 同时派王毅寻找党组织。9月, 中共党员邓止戈 (10) 从四川来到贵州, 打入驻湄潭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第三师袁品文部 (该师曾参加党领导的“顺泸起义”) , 与该师参谋长黄大陆一同开展兵运工作。黄大陆, 云南文山入, 曾在滇军中任职。1931年底到贵阳, 认识了在贵阳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的刘方岳等社会名流, 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邓止戈到贵州后, 黄大陆与邓止戈结成了挚友。次年, 中共党员余正邦 (高羽) 由北平回到贵州遵义, 在省立遵义三中任教, 选讲“五四”以来的进步文艺作品, 传播革命思想。在他的指导帮助下, 何恩余、任传习等人成立了“湄潭留遵学生文艺研究会” (后改为“遵义三中学生文艺研究会”) , 并出版了学生自治会《会刊》。
这些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向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宣传了革命思想, 在一定范围内发动了群众,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更深层次的传播,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贵州革命实践的结合的先河。
总之, 由于革命先驱、先进知识分子和后来共产党人的努力传播和宣传,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马克思主义在贵州不断发展, 逐渐深入人心, 最终为人们所接受。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贵州革命实际逐渐结合的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逐渐大众化的过程, 为贵州早期党组织的成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要：贵州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但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传入。随着新文化运动在贵州的兴起, 介绍民主与科学的书刊源源传人贵州。五四运动后, 一批贵州籍革命先驱和进步知识分子运用多种方式和各种途径极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传回家乡, 介绍给人民。同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批共产党人深入贵州各地, 直面广大人民群众, 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贵州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为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早期传播和大众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贵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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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凌燕萍.《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列主义的乡贤》, 载《贵阳文史》2001年第3期。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5篇
(一) 市场经济激励机制
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重视物质鼓励、以精神鼓励作为辅助的综合激励体系。公司不同职员的薪酬待遇可以差距很大, 数据显示, 2017年美国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中, CEO平均薪酬为1890万美元, 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则停滞不前, 使得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员工多312倍。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吸引高端的优秀人才, 促使他们为公司贡献更多力量, 引领公司一起发展壮大。但是如前文所述, 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本质属性是以物质激发鼓励为主、以精神激发鼓励为辅, 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监管, 人们对资本的贪婪必然会导致一些损害股民、扰乱社会平稳运行的事情发生。2016年9月, 富国银行曝出“虚假账户”事件后, 就被指出施通普夫兼任董事长和CEO两个职务, 公司的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同时高管薪酬激励过多看重短期效益, 当期薪酬奖励资金的比例极高, 递延机制存在漏洞。如果同时考虑眼前利益指标与长远利益指标, 也许公司转型阻力就会小很多, 更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有必要对市场经济下的激励机制进行监管。
(二) 资本雇佣中的激励相容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便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在市场中会体现出自利的一面, 力图用最少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效益。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 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 这一制度安排, 就是“激励相容”。在任何组织和企业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自我实现的路径和愿望是否和企业相符。假设某企业要成为全中国最优秀的证券公司, 而某个员工的个人愿景是开发某种药物治愈癌症, 这两者很难统一到一起, 那么这样的个人愿景对于一个组织也是无效的。
此外还有具体的反馈的及时性、惩罚和退出机制等等都会影响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以及结果。关于惩罚和退出机制:在自由市场里, 服务的提供方的服务如果无法达到买方的需求, 有可能服务合同会被终止, 服务的提供方需要另寻客户, 且如果长期无法找到客户的话便会退出劳动供应市场, 也有可能服务的提供方会提升服务水平达到市场行业的平均水平。而在“社会主义”里, 不存在退出或者惩罚机制, 导致相对劣质的产品会持续供应从而影响继续提供优质服务的动力。
二、社会主义激励机制
(一) 计划经济激励机制
计划经济激励机制就是主要用精神鼓励为主、辅助以物质鼓励的激励系统。比如优秀标兵、积极分子等荣誉就是精神鼓励的一种表现, 这种激励机制只会象征性地发一点奖品或金钱作为物质鼓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色彩浓厚, 职员之间的工资待遇差距很小, 在初期该激励机制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比如19世纪50年代, 没有加班费, 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仍然愿意翻窗子进车间加班工作。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文化要求的日益增长, 这样粗放型的管理和考核方法不再适合国情, 计划经济激励机制的激发鼓励作用越来越小, 改革刻不容缓。
(二) 社会市场经济激励机制
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激励机制逐渐从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经济转化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 即同时注重精神和物质的协同鼓励, 两者比例接近于相同, 不主张把任一方面的激励推向极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需要一定保障的, 如需要加强企业凝聚力以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既要合理制定针对高管的激励机制, 也要重视对一般员工的激励机制, 同时还需要建立岗位职责绩效考核工资管理体系。
三、对国内建立激励约束制度的建议
(一) 增强内部监督
英美和欧洲在历史进程中演化出两种不同的公司控制模式, 英美主要采取管理者控制模式而大部分欧洲国家则是股东控制模式,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两者的结合, 但并没有完美借鉴两者的优点。其董事会的结构设计不如美国完善, 监事会的职权又远弱于德国。有人认为董事长与经理两职兼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灵活性, 但是鉴于更多人认为两职分离才能维护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 我们应考虑完善设计独立董事的制度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管, 从而弥补薄弱的外部监督, 通过加强内部监督增强对经营者的约束。
(二) 建立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企业应该拥有自由选择经理人的充分自主权, 而不是强制接受政府的指派, 同时职业经理也应有选择企业的自主权, 这样双向的选择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基于此需求产生了一种新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 即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该市场的公平竞争能剔除质量低下的经理, 使供需实行双向的交流。
(三) 创新激励方式
在年薪收入激励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 引入股票、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便具有必要性。通过给予股票、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方式, 经理人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联系, 促使其经营行为从短期性向长远性发展。阿里特有的的合伙人制度则是另一种创新, 它是通过制度安排由合伙人提名董事会的大多数董事人选, 来保证核心创始人和一群对公司有强烈归属感的管理者能够传承企业文化, 掌握公司的经营权, 完美实现了公司的精神延续。
摘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励机制存在着本质差别, 本文将论述资本主义的激励相容理论, 以我国为例探究社会主义的激励机制, 寻找两者的区别和相关性, 并对我国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激励机制,激励相容
参考文献
[1] 美国人的薪酬差距有多大?[EB/OL].http://wemedia.ifeng.com/74057116/wemedia.shtml.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第6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習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過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制定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相应地组织路线、制度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等也就必然会跟进实施。尽管只是到了党的十九大才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其实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六中全会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并且首次确立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再到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一致的发展进程。这也说明，“两个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是面向未来讲的，首先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而得出的重大政治论断。
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随即展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便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主题，而作为推动走向“强起来”的最深刻的内在动因依然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上。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为逻辑起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然随着人们对这一矛盾演化规律認识的深化以及科学的解答，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继党的十九大对其作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界定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十个明确”的最新概括，其中，除多条有新的内容补充或完善外，首次单独列入的是第七条——“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第十条——“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八个明确”到“十个明确”，数字变化的背后彰显的是：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相适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形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不断取得事业胜利的制胜法宝之一。理论创新进展到哪里，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理论“飞跃”都来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推动，反过来，全党全国人民又得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光辉指引下，极大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实践中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的力量。“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这一要求，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使之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物质力量。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源于科学真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中国人民获得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在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如何才能透过纷纷扰扰的迷雾，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要有强大的主心骨，必须得有自己的精气神，为此必须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开放系统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覆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需要深入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五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尽管每一次的主题有所不同，但无不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着眼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建设一个坚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举措，无不收到了巨大成效。除了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抓好日常学习这个环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勉励我们，“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在艰苦的理论学习面前，任何无所作为、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都是极其错误的，任何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主观想法都是很不现实的，唯有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以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的学习态度，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顽强毅力，方能得以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厦，逐步得其真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道不远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回顾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二者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关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飞跃，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它也同步实现了大众化。实际上，从理论武装和教育人民的角度看，“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化任务依然任重道远。从理论形态上看，如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点体现在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懷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上，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朴实和蔼、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以及挂露珠、接地气的语言风格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本真经念好、传播好，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善于用深入浅出、喜闻乐见的语言多讲“家常话”。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伟大工程中处于基础性、引领性地位。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深刻昭示，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上强党，是确保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也是党走向成熟、继续赢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标志着新时代一个成熟、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已然形成。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有什么样的干扰或挑战，哪怕是惊涛骇浪，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语）★
责任编辑 / 汪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