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实现旅游产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河南省旅游业的产业化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明显存在着旅游教育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问题。本项研究从河南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选定旅游教育作为旅游产业化的支撑体系之一,这一目前在我国仍相对薄弱的环节加以研究,提出河南旅游产业与旅游教育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旅游教育;旅游产业;协调
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天然历史博物馆”的河南省,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这里孕育了5000年灿烂的华夏文化,轩辕黄帝诞生于此,河洛文化形成于此。中国七大古都中河南就占有洛阳、开封、安阳三座。河南省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地下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二位,馆藏文物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以“古”、“河”、“拳”、“根”、“花”为特色的旅游资源,成为河南旅游业发展的优势。旅游业已经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实现旅游产业化,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关键因素之一。而目前河南旅游业发展中明显存在着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不协调,旅游教育滞后于旅游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
一、河南省旅游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河南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得到发展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旅游教育而言,目前,河南省开办旅游专业的院(校)有近50所,其中举办高等旅游教育的学校近20所,约占40%,中等旅游学校近30所,约占60%。担负着培养高级旅游管理人才的高等旅游院校总的来说数量还不算多,受过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还不能满足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与每年大幅增长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化的发展。旅游教育担负着为旅游业的发展培养大批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岗位职业能力人才的重要任务,为到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旅游强国提供人才支撑。旅游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有可能在竞争获胜。河南省旅游产业化水平较低,突出问题就是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水平整体偏低,不能适应河南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旅游业是我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行业之一,具有高起点、高水平、高速度、超前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河南社会发展、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在吸引外资、赚取外汇、扩大就业、脱贫致富、拉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河南旅游资源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品位上都位居全国一流水平,但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河南旅游教育在全国整体来看,有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旅游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旅游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而旅游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少、质量有待于提高,即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突出。
旅游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质量、教学模式、专业实践、师资水平、旅游理论研究等方面难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之间衔接不够。河南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仍不平衡,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够,导致旅游人才的有效供给不足,使得我省旅游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有待于提高。集中体现在从业人员的文明礼貌、道德修养、服务意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等方面。
二、河南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树立现代旅游教育的新观念
随着旅游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加强,旅游教育的发展前景也非常看好。河南已经把旅游强省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促进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旅游强省提供人才支撑,需要我们树立现代旅游教育的新理念。
要树立“三观”观念,促进协调发展。即树立大教育观、树立开放的教育观、树立素质教育观。
旅游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争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在政策、人才、资金和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构建旅游高等教育、旅游中等教育、旅游职业教育和旅游成人教育相结合的立交桥;旅游院校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校门,以至国门,加强与国内、国际有关旅游院校和旅游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掌握旅游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和未来趋势,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旅游教育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成熟理论。旅游院校与旅游企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的协调发展;旅游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更要培养学生从事旅游专业的行业素质,特别是强烈的旅游服务意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职业习惯。在旅游教育中不仅要体现出能力教育,还要体现出素质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材、课程设置等方面紧紧围绕旅游业对人才的需求做文章,围绕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二)积极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学相结合,形成产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旅游教育担负着培养面向旅游企业第一线、掌握岗位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高级实用型管理和服务人才的重要任务。把旅游教育推向旅游企业生产和服务中去,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和要求。旅游教育在以“必需、够用”为前提的理论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应加大实训教学的比例,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紧紧依托旅游行业,充分利用旅游企业的设备设施、条件场地、管理经验、技术力量、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为旅游教育服务,为旅游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条件。旅游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应注意利用旅游院校在理论研究、师资水平、学生生源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校企之间的密切合作,达到资源共享,共同促进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这种产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所在,是实现旅游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要强化实践环节的教学,不断提高旅游教育的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旅游产业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仅有20多年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旅游资源没有被利用起来和发挥作用,资源优势没有变为产业优势,旅游产业化水平还很低。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河南省更是如此,这与旅游资源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河南省委、省政府已经把旅游业列为河南“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而要托起河南旅游业发展的明天,旅游教育是旅游产业化进程的关键支撑因素之一,是河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只有教育发展了,旅游业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只有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协调发展了,旅游产业化的速度才会加快,河南实现旅游强省的目标才会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何光暐主编 《新世纪 新产业 新增长》[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
2. 张红专 《创新旅游教育 办出专业特色》[EB/OL] http://www.studa.net/2009-10-10/ 2009-4-14
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为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打造专业型人才队伍以保障文化旅游业得以健康发展，文章首先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教育层面和个人层面四个视角对可能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因素进行辨识，然后基于ANP（网络分析法）构建了能够从具有复杂关联且存在诸多差异的影响因素中识别出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的方法。旨在文章所提出的影响因素辨识理论与关键因素识别方法能够为指导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实践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一、引言
文化旅游是通过鉴赏人类文化的具体内容从而满足精神和文化需要的一种活动，其动机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精神和文化上的需求，同时能够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通常情况下，文化旅游者与传统旅游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其追逐旅游的动机不同，文化旅游者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对异域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的体验。文化旅游业作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交叉与结合，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各自完整且相互独立的发展模式。在体验文化旅游的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旅游者对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要求与其实际工作中的明显差距。由此可见，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不但对从业人员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文化旅游企业及行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二、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辨识）体系构建
基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特征，全面分析并构建了研究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问题较为完善的影响因素体系。本文通过对旅游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分析，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并结合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从政府因素、企业因素、教育因素、个人因素四方面考虑，构建出影响因素体系。如表1所示。
（一）政府因素
目前，我国文化旅游产业人才政策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促进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成效的政策法规（如：文化旅游业人才定位政策、财政政策、福利待遇社保等照顾政策、法律保障等）可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宏观管理程度，正确引导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上为文化旅游业提供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正向促进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的发展。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力度是保障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健康发展的有利措施，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有利于监管力度的重要性。
（二）企业因素
旅游企业作为文化旅游人才这一特殊群体不断成长的载体，依靠市场调节企业人才引进和人才流动的程度不高，而合理的人才流动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新陈代谢，同时高层次、专业型文化旅游等人才的引进能够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从人才需求角度来看，文化旅游企业作为一个服务性企业，其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服务特点，要求企业在人才使用、人才资源配置和人才职业规划对文化旅游人才的管理进行规范，以解决文化旅游人才在为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如对企业晋升制度的不满、对自身职业发展空间不明等，从而保证文化旅游人才的利益，提升人才对企业的满意度，促进文化旅游人才的建设。旅游企业形态和运行的多元化为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从不同层面满足文化旅游人才的需要。
（三）教育因素
由于文化旅游者参与旅游目的的不同而导致对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的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要更强，这就要求对文化旅游人才展开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而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在培养专业型、高层次等文化旅游人才中担负重任。以教育基础设施为载体的高职及本科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活动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和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多元化的师资结构、完备的人才培养方式关乎着整个文化旅游人才的质量要求、能力要求和数量要求。通过政府、学校等多重途径加大对文化旅游人才的培养，开发其潜能，获取符合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人才，这对于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但缺乏人才的云南省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四）个人因素
作为文化旅游的消费者，由于其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别及对待事物的看法和态度的不同，会潜移默化影响着旅游者对文化旅游的消费行为。文化旅游人才专业素养、道德素质以及文化旅游消费者在参与旅游过程中的行为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进而，如果文化旅游消费者在体验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表现较高的文化素质，则会增强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在建设文化旅游人才队伍过程中的自觉性，刺激文化旅游人才在培训、从业等过程不断发展中，从而适应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对人才培养造成的影响，为文化旅游人才的建设提供的发展空间。
三、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一）ANP因素识别方法（方法简介）
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是萨蒂（Saaty）教授于1996年提出来的一种综合多目标的决策方法。网络分析法在运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各元素内部反馈、支配和从属等不独立关系。在调研中发现，尽管网络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应用于文化旅游业的文献却很少。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策略涉及政府、企业、教育、经济、个人等因素，尝试运用ANP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策略进行优选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二）关键因素识别与分析思路
1. 构造判断矩阵
首先确定目标、准则。通过对决策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辨识，界定决策目标、决策准则，和子目标。
其次构建ANP网络层次。根据上一步确定的目标、准则，确定准则层之间及准则内部的影响关系，并将其转化为网络结构。设ANP结构的控制层中有元素Q1，Q2，…，QN，控制层下，网络层有元素组C1，C2，…CN，其中Ci中有元素ki1，ki2，…kmi，…（i=1，2，…N），以控制層元素Qs（s=1，…N）为准则，以Cj中元素kj1（l=1，2，…，nj）为次准则，元素组Cj中元素按其对kj1的影响力大小进行间接优势度比较，即构造判断矩阵：
這里Wij的列向量就是中Ci中有元素ki1，ki2，…，kini，…（i=1，2，…N）对Cj中元素的影响程度排序向量。若Cj中元素不受Ci中元素的影响，则Wij=0。
2. 构造超矩阵
将所有网络层元素的影响程度排序向量矩阵组合，可构建在QN准则下的超矩阵，记为W：
W=w11 w12 … w1Nw21 w22 … w2NwN1 wN1 … wNN
3. 构造加权超矩阵
这样的超矩阵共有n个，它们都是非负矩阵，超矩阵的子块wij是列归一化的，但W却不是归一化矩阵。因此以QN为准则，在QN下各元素集对准则Cj（j=1，2，…，N）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
如果一个元素集与Cj无关，则其对应的排序向量分量为零，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加权矩阵：
B=b11 b12 … b1Nb21 b21 … b2NbN1 bN1 … bNN
4. 极限相对排序，获得最终排序结果
对超矩阵W的元素加权，得W=（Wij），其中
Wij=bijWtj（i=1，2，…，N;j=1，2，…，N）
则W为加权超矩阵，其列之和为1，也称为列随机矩阵。
极限相对排序是对超矩阵的极限运算，综合集成了元素组之间，元素组内部元素之间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作用，可通过W∞=■计算得出。当计算到一定幂次s时，W∞的每一列趋于相同，此时可近似认为W∞的第j列元素在控制层准则下网络层各元素相对于元素j的极限相对排序。
（三）关键因素识别与分析
1. 确定模糊矩阵
为了全面系统的识别出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因素，本评价体系选取云南各旅行社、省内旅游者、省外旅游者等各领域30人，将表4中的第二层元素提炼出来，通过发放问卷调查的形式让各领域进行单因素评价，通过对调查文件进行回收、整理、统计可以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2. 确定各要素权重
以元素组C1中的元素c11的影响程度为次准则，元素集C中的元素c11，c12，c12，按照其对c11的影响大小进行间接优势度比较，并应用三角模糊数构造互补判断矩阵，引入风险评价小组对指标的评价，最后利用FANP计算出权重向量W。
（四）进行灵敏度分析
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可以发现其最大数值对应的等级即为个人因素。因此个人因素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较大，其对应权重为0.2963。此外，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受教育影响也较大，通过权重计算得出的结论与专家们的主观上相一致。同时，政府因素和企业因素也是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
（五）评价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个人因素和教育因素占据较大权重，对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影响更为关键。具体落实到各二级要素层，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到，对于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影响因素来说，其中从业者素质、旅游者行为及师资结构又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以上方面均是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
从我国政策引导方向与社会对文化旅游人才需求导向出发，参与到旅游过程中主体、课题的行为逐步成为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因素。为了能够在文化旅游从业人员和政府、企业、旅游者之间搭建起和谐的共赢关系，促进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的共享与转移，保证正确对待文化旅游业人才在道德素质、专业素养等问题，本文对影响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可能存在的因素进行辨识分析，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应用可行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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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旅游者低碳行為是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旅游业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文章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学方法，进行情景模拟实验，从地域、年龄、职业收入三个方面遴选测试样本，分析其低碳旅游行为特点。结果表明：（1）不同地域样本的低碳旅游行为主要受客源地到旅游地的距离、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产生差异，距离旅游地较远的发达地区的样本选择旅游产品消费属于高碳型，而省内客源地样本则以消费低碳型旅游产品为主。（2）不同年龄样本的低碳旅游行为有较大差异，样本年龄越小，消费能力越小，其可消费的旅游产品趋于低碳性，反之则趋于高碳性。（3）样本的职业差异影响其收入差异，样本收入高低影响低碳旅游行为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收入越高，其消费的旅游产品趋于高碳性，反之，则趋于低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以研究区的典型旅游产品为对象，构建旅游产品低碳}生识别方法，并实证分析;从理论基础、资源体系、细分市场等方面构建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模式。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旅游者行为和低碳旅游理论，可为我国低碳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提供科技支撑和案例借鉴。
[关键词]实验学;低碳旅游;旅游者行为;低碳旅游产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 969/j .issn.1002-5 006.2018.11.016
引言
低碳发展是我国区域旅游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更是解决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凸显的资源环境问题、实现区域旅游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低碳旅游是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发展新方式。低碳旅游产品是指在低碳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旅游企业在各类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原则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品和服务，具体来说，包括低碳化的旅游类餐饮、住宿、交通及其相关服务设施等。低碳旅游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旅游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发展，如何科学设计、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已经成为当前旅游业实现低碳发展的研究重点，当前已有研究集中在低碳酒店评价、自驾游客对低碳旅游交通的意愿、低碳交通的服务效率评价、低碳旅游交通开发与管理、低碳景区评价、低碳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评价与产品需求等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到旅游经营者对转型低碳旅游产品的意愿和实际操作、公众对低碳旅游产品的认识和态度等对低碳旅游产品设计的影响。综上可知，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低碳旅游产品的定量与定性评价、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与管理，而对于低碳旅游产品设计研究相对较少。
低碳旅游行为是指公众通过生活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等途径，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活动各个环节降低碳排放、保护旅游地生态环境的一种旅游方式。不少研究表明，旅游者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显著影响旅游者的低碳旅游产品消费意愿与行为;游客交通行为改变，如改变交通工具、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旅行距离等，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旅游地的低碳环境建造、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提供，会对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行为产生影响。低碳旅游的认知和参与意愿、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即使游客对低碳旅游消费有一定的参与意愿，但让他参与碳补偿等具体行动时，低碳旅游意愿却有所下降。游客低碳旅游行为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旅游产业链的低碳生产和消费，对于旅游业的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当前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定性描述、概念性框架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等方法为主，深入分析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过程和结果研究相对较少。
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发展低碳旅游的重要载体之一。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共有森林公园826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境内，总面积48.10k㎡，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先后被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4年被列为湖南首个低碳试点景区，其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及产品开发对于全国森林公园，乃至全国自然生态型景区，开展低碳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近年来，由于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能通过重复、独立的实验过程分析被测试者的行为决策过程及结果，实验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旅游研究之中。本文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区，采用实验法，设定旅游条件，通过控制相关旅游要素或变量，对测试者进行独立重复实验，研究不同属性旅游者的低碳旅游行为特点;基于上述实验分析结果，构建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模式。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丰富低碳旅游理论，可为低碳旅游行为管理和产品设计开发提供理论指导与案例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实验学及其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而人为地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现象、自然性质、自然规律。实验学的本质是在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通过重复、独立的实验过程研究受控条件下被试者的行为决策。一门学科是否可以进行实验，取决于能否进行实验控制以及实验结果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近年来，实验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旅游景观评价、旅游地图符号、旅游行为选择等旅游研究之中，例如梁燕均等借助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探究旅游活动强度变化下的旅游地环境问题，对树木年轮分析方法在旅游地生态环境研究以及景区环境污染监测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翟石艳等和唐承财等将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实验人文地理学用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分析;韩用顺等利用实验心理学分析了视觉和心理因素对旅游地图符号设计的影响，从而对旅游地图符号设计提出改进建议;眼动实验法也被用于景观视觉质量评价和旅游地图空间符号认知的群体差异研究等方面。无疑，运用实验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开展旅游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
1.2 研究方法設计
（1）研究思路设计。基于实验学、实验经济学与实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在结合前期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运用PPT （PowerPoint）情景模拟实验的方法，在设定旅游花费的条件下，选择适量旅游者样本，进行多次重复、独立开展的实验，分析了张家界森林公园低碳旅游者选择行为，探讨低碳旅游产品的开发方法。
（2） PPT情景模拟法。①运用PPT模拟情景，对“低碳旅游”进行简要图文介绍，阐述张家界森林公园建立“零碳”景区的愿景。②给定游客4000～6000元的旅游基金，拟前往张家界进行为期2～4天的旅游，PPT将旅游过程分解成景区概况、交通、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6个部分，并依此顺序进行内容排列，除景区概况外，其余5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旅游产品分两种类型，并各给定一个参考价格。③将每种类型的旅游产品混合排列，并在PPT上进行展示，以观察受访者的选择行为。④PPT设置为自动播放，设定合理的播放速度，内容包含影音图文。表1为实验条件设置。
（3）情景模拟实验步骤。①以测试者为主体，采访全程注重实验人员与测试者的深度交流，确保实验信息传达的准确性。②不少研究表明，客源地、职业收入、年龄等均是影响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实验从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为3个方面寻找测试者进行有效性分析。③以影音图文集成PPT，向测试者展示张家界森林公园建设“零碳”景区的愿景，然后请测试者在旅游基金的允许范围内选择各种旅游服务要素组合。④测试者自行制定旅游行程，在制定过程中遇到不熟悉或不清楚的问题，可向实验人员咨询，旅游行程制定好后，实验结束。⑤不少研究表明，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与惯常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而低碳旅游行为也受社会影响因素、认知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和自我调整因素等因素的影。为减少这种差异性对实验误差干扰，明确实验方向，假定测试者低碳消费意愿、低碳消费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保持一致性。因此在每次实验过程中，每位测试者都要独立接受一次相同的问卷和深度访谈，确保选出的测试者低碳消费意愿相对积极，低碳消费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相对一致。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记录各种信息，设置叫醒环节，即由实验人员掌握节奏，随时提醒测试者的金钱、时间花费状况。⑥统计每组测试者的采访数据，对比各测试者间的差异，分析不同人群的消费倾向，发现其行为规律，分析结果。图1为实验步骤。
1.3 数据来源
本实验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百度旅游、目的地官网、实地调研时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及其他各种可搜集到的张家界旅游资料等渠道，选取客观反映实验期的图片、影像等，同时辅以张家界其他时节的图片、影像等资料，向测试者客观展示张家界森林公园的地理环境、美食、文化节庆和地方特产。旅行费用设定交通方面主要参考了携程、去哪儿和12306火车票订票官网，酒店方面主要参考了Tripadvisor（猫途鹰）和Booking酒店预订官网。
本实验于2015年7月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从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为3个方面，寻找9名测试者进行有效性分析及预调研。在完善实验方案之后，于2016年2月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参考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缘市场结构，遴选30位测试者样本，实验组通过PPT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测试者进行试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属性分析
表2为实验样本属性分析结果。受调查者性别比例保持相对均衡;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其旅游预算集中在2000～5999元，占73.33%;月收入处于中等偏下，高等收入也有一定比例;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高中和本科;测试者职业以公司职员、与学生为主;地域分布中北京、四川、重庆和广西、上海和江苏均有8人，其中，湖南省内有3人。
2.2 不同地域样本低碳旅游行为差异
表3为不同地域样本低碳旅游的行为差异。（1）北京、上海和江苏地区的旅游者。此类样本距离旅游地远，经济基础好，倾向于飞机往返，选择四星及以上酒店;更加关注食品的特色和健康;购物花销大，倾向于购买特色礼品和旅游商品;此样本选择的基本是高碳型旅游产品。（2）四川、广西和湖北地区的旅游者。此类样本距离旅游地不远，倾向选择火车、自驾车出行，住宿偏好三星酒店、宾馆、农家乐或客栈，体验当地美食，对购物不敏感，该类型的样本选择消费的高碳型旅游产品多于低碳型旅游产品。（3）湖南省内旅游者。此类样本对交通和住宿要求比较低，选择大巴、自驾出游，在农家院住宿或不住;参与度低，重在休闲散心;对美食和购物很不敏感，会自带食物出行，偶尔购买低碳小商品;此类样本消费小，除交通是高碳排放外，基本是低碳型旅游产品。
2.3 不同年龄样本低碳旅游行为差异
表4为不同年龄样本低碳旅游行为。（1）22岁以下的旅游者，主要是学生，收入都不高，提倡穷游，倾向于选择便捷的火车或高铁出行，选择性价比高的经济型酒店或有特色的客栈;偏爱便宜地道的特色小吃;用于购物的花费不大。该类样本主要消费低碳型旅游产品。（2）23～45岁的青年旅游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交通选择相对随性，飞机、高铁、自驾都占较大比重;住宿更重品质，选择中高级酒店;对美食兴趣浓厚，注重体验当地美食;倾向于购买特色礼品和旅游商品。该类样本选择的产品高碳型多于低碳型。（3）4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交通和住宿的要求比较高，交通选择以舒适便捷为主的飞机或高铁，酒店级别越高越好;喜欢看演出;更注重食品的特色和健康;只买感兴趣的商品。该类样本的主要消费为高碳型旅游产品。
2.4 不同职业与收入样本低碳旅游行为差异
据样本分析可知，测试者的职业主要集中于公司职员、学生、教师与公务员、私企老板与个体户、农民。因此，就这5类群体展开分析，表5为不同职业与收入样本低碳旅游行为。（1）收入高的公司职员、教师、公务员及私企老板和个体户，经济条件好，往往选择飞机、自驾出行，住宿喜欢奢华的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喜欢大型演出、温泉疗养、桑拿或足浴;会购买有名的、包装精致的特产。该类样本消费的旅游产品属于高碳型。（2）收入低的公司职员，教师、公务员、私企老板和个体户以及学生，月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处于中低等，但相对注重舒适和体验质量;会选择经济舒适的高铁、火车往返;倾向于三星、四星酒店或精品客栈;追求美食味道，喜欢在小吃、大排档等地解决用餐;注重品质，会购买特色手工品。该类样本消费的旅游产品兼顾低碳型与高碳型的旅游产品。（3）农民群体。收入普遍偏低，对交通、住宿要求较低;重视游览和观赏，体验参与度低，不愿付费参与项目;对美食和购物很不敏感。该类样本消费的旅游产品属于低碳型的旅游产品。
3 低碳旅游產品设计模式
3.1 旅游产品低碳性识别方法
从旅游六要素人手，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外的各种典型旅游产品，如表6所示。旅游地旅游业低碳发展应以三高三低为发展目标，三高：高效益、高效率、高效能;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参考二维象限法，将旅游产品的碳排放大小与经济效益分别设置为坐标的横轴与纵轴，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各种旅游产品碳排放及效益的分析结果，构建典型旅游产品低碳性识别方法。该方法将各种旅游产品的碳排放与经济效益分成4个象限，I区（低碳高效区）、Ⅱ区（高碳高效区）、Ⅲ区（低效高碳区）、Ⅳ区（低效低碳区）。按照景区的外部产品与内部产品分类，采用上述典型旅游产品低碳识别方法，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典型旅游产品低碳识别（图2）。
3.2 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模式
首先，以体验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学、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旅游管理等理论为指导，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非物质文化等方面人手，系统分析与梳理旅游地内的各种旅游资源，形成低碳旅游资源体系。其次，基于上文对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与收入样本的低碳旅游行为差异分析，明确定位低碳旅游细分客源市场。第三，以推动旅游业绿色发展与提升游客满意度为低碳旅游产品设计目标，从旅游6要素构建低碳旅游产品体系设计模式（图3）。
基于前文实验分析结果，根据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及其消费的旅游产品碳排放情况，构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3大低碳旅游产品体系，即低碳一低效型旅游产品体系、中碳一中效型旅游产品体系、低碳化一高效型旅游产品体系（表7）。（1）低碳一低效型旅游产品体系。部分湖南省内客源的消费水平有限，学历程度不高，对低碳体验要求不高，关注旅游过程中的廉价、便利、安全、舒适。因此对该群体的低碳旅游产品设计，着重普及低碳旅游知识，应关注旅游产品的性价比、绿色环保、当地文化传承与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2）中碳一中效型旅游产品体系。部分客源消费能力不高但要求较高，对体验旅游产品的价格较敏感，喜欢文化类产品，以外省的学生和工薪族居多。该市场的低碳旅游产品设计应兼顾环保与舒适，追求旅游的品质，将文化融人低碳旅游产品研发中，并提供当地有特色的旅游产品。（3）低碳化一高效型旅游产品体系。部分客源对低碳旅游非常敏感，希望能够体验到低碳旅游精品，对生活品质要求高，追求精神愉悦的消费者，对体验旅游产品的价格不敏感。针对这类型市场群体的低碳旅游设计要利用差异化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各类因素，包括景观建筑、民俗风情、风物特产、历史传说、生产和生活形态、特殊文化形态等，注入深度感官刺激，在游客体验需求的导向下进行定制式个性化设计各种低碳化的旅游产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建议
国家森林公园具有良好的低碳生态本底，是我国发展低碳旅游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运用实验学的方法，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区，从地域、年龄、职业收入3个方面遴选测试样本，分析其低碳旅游行为特点。结果表明：（1）不同地域样本的低碳旅游行为有较大差异，主要受客源地到旅游地的距离、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距离旅游地较远的发达地区的样本选择旅游产品消费属于高碳型，而省内客源地样本则以消费低碳型旅游产品为主。（2）不同年龄样本的低碳旅游行为有较大差异，样本年龄越小，消费能力越小，其可消费的旅游产品趋于低碳性;反之，随着年龄越大，样本的消费能力越强，其可消费的旅游产品趋于高碳性。（3）样本的职业差异影响其收入差异，样本收入高低影响低碳旅游行为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收入越高，其消费的旅游产品趋于高碳性，反之，则趋于低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从旅游产品低碳性识别方法、研究区典型旅游产品低碳识别、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模式等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旅游者行为理论和低碳旅游理论，可为我国低碳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提供科技支撑和案例借鉴。
基于研究结果，笔者针对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地及其他类型旅游地发展低碳旅游提出如下策略与建议：（1）明确低碳旅游细分客源市场，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低碳旅游产品。主要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与收入进行低碳旅游市场细分定位，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低碳参与意愿、低碳旅游行为特征分别提供低碳一低效型旅游产品、中碳一中效型旅游产品体系、低碳一高效型旅游产品。（2）提升低碳环境建设，增加低碳情景吸引力。打造低碳品牌形象，加强旅游地低碳情境建设，降低公众参与低碳旅游行为的经济与时间成本，保持旅游安逸舒适诉求，提升公众感知利益水平，从而吸引公众主动参与低碳旅游行为。
4.2 讨论与展望
问卷调查法是旅游研究的重要手段与方法。长期以来问卷调查法被运用于旅游者行为分析之中，然而，由于其较为注重旅游问题的定性描述与问卷结果的定量分析，对典型代表的深入调查较为缺乏，特别是对旅游者的决策过程难以实施图文音影立体呈现。翟石艳与王铮提出基于问卷调查或抽样调查数据的定性描述分析和定量统计分析，在数据获取过程缺乏可控制性、可重复性，样本量有限，难以反映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实验学的本质是在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通过重复、独立的实验过程研究受控条件下被试者的行为决策。因此，将实验法运用于典型样本对低碳旅游的行为选择研究中，可有效掌握旅游者对低碳旅游产品选择的过程和细节，了解各种因素对旅游者选择低碳产品的决策影响，并基于此构建低碳旅游产品设计模式，研究思路和方法较为新颖，低碳旅游行为和产品设计更具科学性。
由于自然生态类旅游地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碳汇功能，具有丰富的高品质低碳旅游产品，这种类型旅游景区的旅游者更容易识别低碳旅游产品及其行为，因此本研究选择具有先天低碳生态优势的国家森林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以全国第一座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区，无疑在选择研究对象和研究区的内容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于此，本文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自然生态类旅游地开展基于实验学的低碳旅游行为及产品设计研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本研究仍然存在如下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可以研究的领域：（1）样本量偏少，结果分析较为简单。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可增加样本量、使用旅游软件、构建定量分析模型等。（2）低碳旅游行为受多因素影响，包括社会影响因素、认知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和自我调整因素等。本研究为明确实验方向，假定测试者低碳消费意愿、低碳消费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保持一致性。基于研究实验设计的局限与旅游者行为涉及的多方面理论，之后的研究应进一步结合旅游者需求与偏好、旅游者心理、旅游者二元行为理论等分析旅游异地性特征下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3）本文选取具有先天低碳生态优势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研究，其成果运用于历史文化类旅游地类似研究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需要针对其具体情况，对研究方法和思路做适当的修正。（4）本文通过计算机实验方法的具体实践，验证了计算机实验的方法完全可以被旅游学研究所用，如何将计算机实验方法、实验心理学等理论，与旅游学研究深度结合，构建实验旅游学将是旅游科学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对国内有关旅游城市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从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动力机制、模式及特征、影响以及旅游城市化的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关键词：旅游城市化；研究综述；中国
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fordism）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即后福特制（postfordism）时期的大众享乐消费（mass consumption of pleasure）的兴起[1]。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城市环境的全面改进及城市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在原有经济、文化、交通、政治等功能之外，旅游功能日趋完善。可以说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1]。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旅游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2]。王冬萍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3]。李鹏在黄震方等人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4]。陆林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5]。朱竑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转化的过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6]。李璐芳则在王冬萍所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作了如下描述：将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旅游功能，促进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7]。安传燕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把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的景区化和景区的城市化 [8]。
二、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
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化进程的带动；（2）城市本身的载体作用；（3）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4）政策机制；（5）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 [2]。李鹏从内在拉动力和外在驱动力两个方面对旅游城市化动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本质上符合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体来说，旅游需求拉动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给推动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也促进了旅游城市化进程。此外，与旅游相关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本身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丁娟以九华山为例，对当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带动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区位交通等因素[9]。吴国清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娱乐、休闲、通讯、购物等设施比较发达，为旅游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闲暇时间、经济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响，多数城市居民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仍将目标锁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10]。
三、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李鹏将中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总结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他认为，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他还从武陵源这一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利益驱动，景区景点行政管理条块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经济，景区景点与居民村落连为一体，以及当地居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4]。
吴国清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总结为多核心+网络化模式，作为中国城市化发育最快的地区，长三角已初步形成了由多城市区连绵而成的多核心城市密集地域系统。同时，一个网络化的经济环境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旅游必然会形成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亦使得区域内的旅游经济中心趋于分散化[10]。
四、旅游城市化实证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现象在吐鲁番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鲁番城市地域扩大并延伸，推动了吐鲁番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鲜明化[3]。
朱竑以桂林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认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给方面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适应性举措。随着大众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完善的综合服务配套，人们的这种需求带动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到来，在服务设施的使用上，市民与游客发生了冲突，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进行旅游化建设，为旅游发展做好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标示系统、城市的人性化服务设施配套、城市的风貌保护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优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转变的过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设则是城市为了树立和强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结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设之后，随着城市形象的极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旅游的城市化[6]。
焦华富以九华山为例，分别从经济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九华山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经济方面的正、负影响都有明显的感知，主要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提高房地产价格，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其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对其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娱乐活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少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甚至导致犯罪率上升。在环境影响方面，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较弱，但对其负面影响感知强烈，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感知更强于对自然环境的感知[11]。
李璐芳对大连市旅游城市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已成为大连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大连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本地人不断被边缘化；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规划存在不合理因素等[7]。
吴国清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是以城市为依托，实现沪宁杭旅游互动是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旅游城市化将成为必然[10]。
葛敬炳对丽江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丽江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2）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古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3）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4）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5）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丽江旅游城市化机制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参与以及旅游消费。葛敬炳认为丽江的旅游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化现象[12]。
五、旅游城市化的影响
朱竑指出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6]。李璐芳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功能，优化城市的文化氛围，并且是城市再生的重要动力[7]。
李芸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城市用地剧增，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13]。
黄振方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问题，例如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化，以城市开发代替旅游开发，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开发利用不合理，缺乏整体协调机制；不当的游客行为和旅游活动使旅游资源与环境质量下降；景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系统失调；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和保护力度不大等[14]。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城市化已逐渐成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模式。但从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看，旅游城市化研究尚处于探索中，研究内容侧重于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负面影响及对策。与旅游城市化的发展实践相比，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旅游城市化概念尚处于构建之中，还未形成较完善的旅游城市化概念体系，研究领域较分散，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尚未凝炼成明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近年来，中国出现不少因旅游业而兴，或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城市，这些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值得关注。在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旅游城市化对于城市化进程和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载范围内，重点研究旅游城市化在促进城市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加强旅游城市化的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利用国外旅游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目前，国内学者对一些典型的旅游城市很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少数旅游城市的实证研究也只是涉及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式、影响和发展对策等单一方面。加强实证研究有利于旅游城市化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有利于旅游城市化概念体系的确立，有利于中国旅游城市化理论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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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冬萍,闫顺.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5)：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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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竑,贾莲莲.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经济地理,2006,(1)：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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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Review on China’s Tourism Urbanization
GAO Jing-ting，LI Guo-yin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ourism，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4，China）
Key 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study review；China[责任编辑 安世友]
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旅游者景点选择的需求偏好是旅游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文献对旅游者需求偏好关注不足且缺少自下而上的量化方法和模型支撑。文章采用陈述性偏好法（SP）研究鼓浪屿旅游者对旅游景点的需求偏好，并为规划应对提供决策建议。主要结论为：鼓浪屿旅游者最喜欢的景点类型是音乐文化，其次是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旅游者为相应类型景点的“愿意支付价格”分别为34元、30元、25元和15元;旅游者为减小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鼓浪屿上大多数的景点门票价格高于旅游者的期望;由于旅游设施不足以及过度商业化，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景点并没有引起旅游者的太多关注，旅游者在进入景区前对旅游体验的预期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落差。
[关键词]陈述性偏好;需求偏好;景点票价;旅游环境评价;旅游行为研究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8.12.016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旅游业已成为服务贸易的主体性产业，堪称“世界第一大产业”。近年来，伴随着“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的深入和渗透，旅游需求偏好（preference）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旅游需求偏好指游客对某一旅游产品或旅游目的地所表现出的心理倾向（如感兴趣和愿意消费的程度）。它是旅游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量化分析方法的引入尤为关键。现有量化方法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显示性偏好法（ revealed preference，RP）。其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Samuelson率先提出。他认为，消费者在一定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显示了他个人的内在偏好倾向。该方法对受访者在现实环境中的真实、客观行为进行调查，通过以人们对现实产品的实际选择、使用或购买行为来反映受访者的偏好倾向。另一类是陈述性偏好法（statedpreference，SP）。该方法“直接询问（just ask）”受访者的选择、态度、动机、满意度、信任度、忠诚度、支持度等方面。基于选择的结合分析法（ choice-based conjoint analysis）是SP数据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它起源于市场研究的需要，通过对要素进行虚拟组合，让受访者从不同组合方案中选择满意的方案，以此推算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RP和SP法在行为偏好研究与应用中各有优缺点。RP法的优点是“真实性”——能真实地反映现实问题，缺点是要素组合极为有限;SP法重在调研分析受访者在虚拟环境中的期望与需求偏好，从受访者期望与偏好的角度切人问题，具有调研成本低、变量易控制、允许现实中不存在的选择场景、保证变量差异足够大、省时省力等优势，缺点是受访者的回答和实际行为可能并不完全吻合。二者的相同之处是共享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theory）这一理论体系，但它们在数据收集、假设和统计分析等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现有文献来看，应用SP方法开展旅游环境评价（如景区资源特点评价）是旅游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课题方向，原因是“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旅游学者多从环境影响要素、环境承载力等角度切入。在量化方法方面，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和数理模型分析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例如，张文忠对使用经济价值评价方法进行居住环境评价的原理进行详细介绍;赵倩等将SP方法应用到城市居住环境质量评价中，评估各居住环境质量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并对不同人群的偏好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虽然运用SP方法来把握使用者需求能够有效地帮助旅游地的治理改善，但总体来看，当前此方法在国内旅游领域的应用还不多见。
本文通过让旅游者在虚拟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来收集景点需求偏好信息，并分析各景点要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揭示旅游者的景点选择偏好规律，搭建资源与市场对接的桥梁，探索旅游景点的优化措施与评价方法，为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和政策分析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它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SP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choice model）的联合使用应用到旅游管理领域;（2）基于SP数据建立离散选择模型，识别旅游者需求偏好和评估景点各特性的相对重要性;（3）定量测算旅游者对景点各特性的“愿意支付价格（ willingnessto pay，或期望价格）”;（4）比较“愿意支付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测度二者差距，评价景点是物超所值（性价比高）或是货次价高（性价比低）;（5）对比旅游者期望环境与现状环境，分析差异出现的原因;（6）提出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结果的景点优化配置策略。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旅游学者们借助SP法，探索了游客或居民的偏好结构和评价，包括对旅游目的地、旅游路线、交通工具、旅行行为模式、旅游产品和接待设施等方面。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内容较为广泛，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Louviere和Hensher预测了国际展览会的游客需求。基于对Sapmi现实和潜在游客的调查，Pettersson分析了产品、价格和可达性3个因素对一个旅游提议（offer）的影响，并指出价格的影响最大，可达性次之。Hearne和Salinas分析了哥斯达黎加Brava火山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反映了国际和国内游客偏好需求的差异。Kelly等探索了加拿大Whistler的游客对实现“节能环保高效（eco-efficiency）”策略的回應。Apostolakis和Jaffry对游客对国家Cretan岛的若干假定政策的偏好（如周日票价减半）进行了研究，为未来的需求管理（ demandmanagement）的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Albaladejo-Pina和Diaz-Delfa指出建筑类型、区位、面积和质量等因素共同影响西班牙Murcia游客的乡村住处选择。基于网络的市场调研数据，Crouch等分析了游客的人口属性和备选项属性对4种太空旅游偏好的影响。Oh等探索了游客和居民对公共海滩可达性和便利设施的偏好差异，并据此提出3个方面的建议：征收停车费以补贴增加的海滩接入点、谨慎选择商业发展的类型和程度以及建立减少使用者冲突的规章制度。Lindberg和Veisten识别旅游设施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并反映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偏好上的系统差异。Chaminuka等探索了南非Kruger国家公园周边乡村社区的发展可能性，估算了游客对乡村住宿、手工市场、文化乡村旅游的“愿意支付价格”。
从20世纪末开始，国内旅游學者应用SP法对旅游者需求偏好进行了一些探索。孟威和苏勤以周庄为例，分析了历史城镇类旅游地居民的交往偏好;徐升艳和周密以广西来宾忻城土司风情水街旅游产品为例，应用SP法得出了游客期望的主题和产品组合的相对重要性，为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依据。基于对大连的调查，葛学峰和武春友研究了游客在产品选择过程中，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如性别、年龄）和行为特征（停留时间、消费）对旅游产品偏好的影响，并指出乡村活动体验型产品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向。管婧婧和俞璇识别出游客对景点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将它们进行了排序（沿途景观>交通体验>在途耗时>体力支出>移动花费），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景区在规划游线时，宜将沿途景观作为首位要素，并增加景区交通的趣味性和体验性。于超等分析了小型团体游客针对5项旅游产品属性（游览景点集合、往返交通方式、酒店级别、导游级别和餐饮标准）的期望要求。基于在航空枢纽口岸搜集的SP数据，赵现红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影响入境游客西向扩散的影响因素，发现游客旅华时间、家庭结构、旅游方式、是否受到尊重等因素显著影响其西向扩散的概率。但是，国内旅游偏好研究尚处于初、中期阶段，研究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综合来看，SP法能够定量测度旅游地潜在或现实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属性的偏好和效用（utility），并评估旅游地环境的建设情况，辅助提出改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研究地域
鼓浪屿（图1a）隶属于福建省厦门市，面积1.88平方千米，与厦门岛隔海相望。鼓浪屿自然景观丰富，历史特色鲜明。中西文化交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融的深厚内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旅游者，当前日游客量在2.5～5万人次之间。由于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它被誉为“音乐之岛”。2017年7月8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鼓浪屿正式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鼓浪屿共计90余处景点，其中，收费景点13个。近年来，基于鼓浪屿的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时空行为和形态学分析，而对景点需求偏好的关注较少。本研究根据路网结构、社区边界、土地利用和景点分布等因素，将鼓浪屿划分为54个旅游区域，划分方式与文献相同（图1b）。
2.2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包括旅游者的选择需求偏好、票价分析评价、期望效用分析、期望地图以及提升策略，关键技术方法为SP调查问卷、支付意愿计算与期望地图。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主要包括4个部分（图2）：首先，通过SP调查问卷，获取受访旅游者SP的数据;其次，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对旅游者偏好数据进行分析;再次，根据分析结果对景点票价分析以及旅游环境评价;最后，结合现场调研和实证研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2.3要素与水平设定
首先，通过预调研获取旅游者景点需求要素属性与水平，并与多个群体代表（如学者、规划师、管理人员和旅游者）访谈。预调研旨在识别可能影响旅游者选择景点的关键要素。之后，通过正交设计，制作调查问卷;然后，获取问卷数据，建立离散选择模型。最后，结合实际问题，对模型结果进行应用。
结合文献梳理和前期预调研，并兼顾鼓浪屿景点选择影响要素的全面性与水平变化的前提下，确定3大类关键要素（景点类型、门票价格、拥挤程度）纳入SP调查，分设2～4个取值水平（表1）。根据鼓浪屿的实际情况，研究组将景点类型又细分划分为4类：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与名人轶事，用虚拟变量描述景点是否包含这些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和开放式调查将门票价格的取值设定为0元、15元、30元、60元，将拥挤程度划分为不拥挤、一般拥挤和非常拥挤3个层次。
2.4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提高受访者对SP问题的理解程度，依据3个要素和不同水平，设计了传统问卷中经常采用的偏好排序选项，设置传统选项2个，用于对SP问题的回答辅助和检验。第二部分是受访者社会经济属性。第三部分是SP调查选项。SP问题为：“假如鼓浪屿上有A、B两个景点，请选择您更想去的景点。如果都不想去，请选择C”。景点A和B是分别从各要素的2～4个水平，通过SPSS软件进行正交设计，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2组选项;再由人工筛选，去除效用差别非常大的对比选项3组，保留29组选项。选项C是受访者对A和B都不满意时的选择，是理论上比A、B标准更高的景点要求。为减少由于受访者选择次数过多带来的回答效率降低的问题，将29组选项分散到4种问卷中，每种问卷中分别有7组、7组、7组、8组选项。
问卷发放于2015年11月在厦门东渡游客专用码头进行，调研对象是刚刚参观完鼓浪屿返回厦门岛的旅游者。这部分旅游者已完成鼓浪屿岛上旅行，对景点资源特点有了最直接的认识。在操作方式上，首先是小样本的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情况，进行问卷调整。接着，由10位调查员分两天在东渡码头进行正式问卷发放。正式调查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2份，回收率为96%。被问及能接受的最高拥挤程度时，69名（35.9%）受访者只能接受不拥挤的景点，115名（59.8%）受访者能接受到一般拥挤的景点，只有8名（4.3%）受访者接受非常拥挤的景点。在被问及哪个要素对景点选择影响最大时，82名（42.7%）受访者选择了拥挤程度。由此可见，受访者对于拥挤程度保持极高的关注度。
2.5模型建构
通过SP问卷得到旅游者对不同景点的选择，获得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符合离散选择模型的理论基础——随机效用理论。根据该理论，景点带给旅游者的效用是个人进行选择时的判断依据，即进行问卷回答时，受访者会选择对他/她来说效用最大的景点要素组合。本文采用的离散选择模型的效用公式如下：
Vi=α1Pi+α2Ci+ α3Mi+α4Ni+α5Ii+ α6Fi+α7Ti
其中，i是景点选项，即拟定的不同景点选择方案;Vi是景点i的效用确定项;Ci表示景点i的拥挤程度;Pi是景点i的门票价格（元）;Mi，Ni，Ii，Fi是虚拟变量，分别代表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的景点类型;Ti是虚拟变量，表示不选择任一景点，而是选择“都不想去”;α1-7为需要估计的变量系数。
3 研究分析
3.1模型结果解释
运用统计软件STATA （v12.0）对来自192份有效问卷、共计1421条的选择数据进行模型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McFadden R2为0.18，说明模型总体拟合结果较好。所有变量在99%置信度水平下显著。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类型景点的系数分别为1.160、1.036、0.834和0.506。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反映要素对效用的影响程度大小，而变量系数的符号反映要素对效用的影响方向。基于景点类型的系数比较，受访者选择音乐文化类型景点获取的效用最大，自然风光类型景点次之。名人轶事类型景点带来的效用最小。
拥挤程度与门票价格的系数均为负，分别为-1.291与-0.034，表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旅游者去门票价格和拥挤程度越低的景点，获得的效用越大，这符合旅游者偏好的一般规律。根据模型的系数比较，能够计算出受访者为景点类型和与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
3.2旅游环境评价
3.2.1景点票价评价
（1）“旅游者愿意为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支付多少费用？”——“愿意支付价格”计算
在景点类型一定的前提下，旅游者消费的景点票价与拥挤程度都与旅游者景点需求偏好呈负相关关系。计算得出旅游者的“愿意支付价格”：旅游者为减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 =1.291/0.034）;旅游者为音乐文化类型景点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4元（=1.160/0.034）;以下依次为自然风光30元（=1.036/0.034）、万国建筑25元（=0.834/0.034）、名人轶事15元（=0.506/0.034）。鉴于旅游者偏爱音乐文化类型景点（它的“愿意支付价格”最高）以及被誉为“音乐之岛”的鼓浪屿反而音乐类型的景点不足（目前仅有菽庄花园和八卦楼），可为鼓浪屿景点建设提出的规划建议是：适当增加/打造新型有趣的音乐类型景点，并融人景区联票。
（2）“参观景点花的门票钱‘值不值’？”——现有景点的票价评价
根据环境特征和设施配置，识别景点包含要素，并根据景点各方面的特性，进行效用计算。若计算出的“愿意支付价格”低于现实定价，则说明受访者认为该景点货次价高，所花门票钱“不值得”。反之则是物超所值，所花门票钱“值得”。旅游者对景点的期望价格可作为票价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
按照鼓浪屿景点的知名度、规模和门票价格，选择日光岩、菽庄花园和皓月园3个知名景点对票价评价的过程进行详细说明（表3）。计算可得，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在不拥堵（即理想状态）时，景点门票的期望价格分别为70元、104元、45元，都高于其现实门票定价60元、30元、30元。这说明在不拥堵时，受访者在3个景点的门票支付能够得到物超所值（“值得”）的感受。但是，现实中，日光岩与菽庄花园的景点效用需考虑拥挤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它们的现实状态期望价格降为32元和28元。由此可见，日光岩和菽庄花园的期望价格低于现实定价，让受访者产生货次价高的感受。而皓月园期望价格高于现实定价，让受访者觉得物超所值。
此外，本文计算出鼓浪屿13个收费景点现实价格和期望价格。期望价格的平均值43.2元，低于实际价格的平均值53.7元，说明大多数景点的现实定价高于旅游者的期望价格，会带来货次价高的感受。同样地，我们可以将景点的类型、票价和拥挤程度代人效用公式，对各个景点进行效用评价，识别出给旅游者带来高/低效用的景点。对于低效用的景点，根据实际情况，可针对性提出增加景点类型、减少票价和降低拥挤程度的规划建议。
3.2.2期望环境与现状环境对比
除了对已有景点进行票价评价之外，还可利用需求偏好机制，辅助景点发展决策。本文选取鼓浪屿上54个区域（图lb）为评价对象，根据离散选择模型结果以及各个区域中的旅游资源，绘制旅游者期望地图（图3a）。旅游期望高的区域包括45、19、18、26、27和39。根据实地调研结果，这些区域的特点为：景点密度较高和某些景点同时包含多种类型要素。
然而，将旅游者期望地图与基于GPS数据的实际游览情况（图3b）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预期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旅游者更多停留在龙头路商业区域;除了日光岩所在的19号区域以外，原本旅游期望较高的区域均没有获得旅游者过多的关注。预期和实际出现明显差异两个可能原因为：（1）景点开发不足。这体现在旅游者无法获得有效的旅游信息，尤其是对名人轶事类景点的挖掘不足。旅游者在抵达景点后并不能获得有效的旅游体验，而只能匆匆路过;（2）过度商业化。龙头路的商业活力使得大量的旅游者驻足停留，使得观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其他旅游景点受到了忽略。
基于此，从旅游者需求偏好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3点规划建议：一是加强与名人轶事相关的旅游设施和活动建设（比如定期举办与林语堂、舒婷、林巧稚等鼓浪屿相关人物的展览、学术研讨会），提升旅游者与景点的互动性，增加旅游者的停留时间，改善单一观览的旅行体验;二是增加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比如创建鼓浪屿旅游服务App），使旅游者能更充分了解旅游景点的特色以及区位，避免被商业信息充斥的旅游区域引导，进而使更多景点进入旅游者视线;三是实时发布最新各片區人流量（拥挤程度）的信息，使得游客能提前规划并灵活调整旅游行程。
3.3景点优化配置策略
在旅游者需求偏好机制的基础上，调控景区内景点的配置条件，可实现优化目的。表4描述了现有情境下，旅游者选择热门景点、收费冷门景点和免费冷门景点的概率。表4括号里显示收费冷门景点的票价由15元降到5元的情境下各指标的数值。收费冷门景点的效用将提高至0.990，此时热门景点、收费冷门景点和免费景点的被选择概率将变为47.2%、28.5%、24.3%，冷门的收费景点的吸引力超过了免费景点。要达到同等的效用提升效果，除以上策略外，还可采取增加特定景点类型等方式，也可多种方式结合。至于具体的优化策略，需根据策略的实施难度、所需成本等标准进行取舍。据此，可指定出景区内景点的优化路径，作为规划工具应用于实践（图4）。
现实中，不同景点的具体配置情况不同，进行优化的方法及程度也不尽相同，以表4的免费景点效用（0.834）为标准，根据收费冷门景点的不同现状情景，分别制定优化策略。比如，当收费冷门景点周围无良好自然和建筑人文景观时，若想吸引更多旅游者从免费景点进入收费景点，需保证景点内部有吸引旅游者的音乐文化要素并使花费低于9.7元。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以人为本、精细化城市建设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个体尺度的研究方法的迅速发展，微观视角下的旅游者个体行为和需求偏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旅游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再加上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成为老百姓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旅游体验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旅游者需求偏好更应得到广泛关注、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方面的研究可对景区规划设计与需求分析、旅游产品开发、景区营销管理、旅游影响评价、未来情景预测和政策效益评估等多个方面提供充分有力的支持。
SP方法有广泛运用于两大类旅游研究的潜力。第一类研究以解释现象和探究机理为核心，旨在回答“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的问题，如旅游者满意度和忠诚度的相互关系、态度/动机的决定因素。第二类研究以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核心，旨在回答“怎么办（how）”的问题，如旅游项目的区位选择、景点的开发建设时序、旅游产品设计和线路规划。
本文以旅游者需求偏好为导向，以新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鼓浪屿为例，通过陈述性偏好（SP）调查与离散选择模型分析，识别旅游者的景点选择需求，评价景点票价现状与旅游环境，并提出景点优化配置的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主要结论如下：（1）旅游者的景点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各因素影响方向和程度有显著差异。当景点票价增加、拥挤程度升高、景点内的旅游类型减少时，景点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降低，旅游者愿意选择的概率减小。（2）旅游者对音乐文化、自然风光、万国建筑和名人轶事的景点类型的“愿意支付价格”分别为34元、30元、25元和15元，为减小每一级拥挤程度的“愿意支付价格”为38元。（3）鼓浪屿大多数景点的现实定价高于旅游者的期望价格。（4）旅游者在景点的实际行为与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在于旅游景点的现状不符合旅游者的预期。并且，鼓浪屿岛上的过度商业发展也使得旅游者不得不选择在商业区域停留。（5）基于旅游者的需求偏好机制，可针对收费的冷门景点现状，通过调控景点的花费、环境因素，制定并选择合适的优化策略，从而提高景点的吸引力，疏解热门景点的旅游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研究旅游者景点选择需求偏好的前置条件之一是旅游者对景点整体资源特点有一定程度的知悉和了解。本文将进行SP调研的对象设定为刚刚离岛的旅游者，这部分旅游者已经完成岛上旅行，对景点资源特点（比如音乐文化和万国建筑景点所涵盖的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如果研究者选择对刚上岛，对岛上情况不甚了解的旅游者进行调查，结果也许会有明显的偏差。这一点特别需要引起SP研究者的重视。此外，在变量选择方面，一方面参考预调研和实地访谈调研的反馈结果，另一方面也尽量遵循以下原则：（1）变量应对复杂的行为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2）尽可能多地纳入可通过规划设计方法进行调整控制的变量;（3）解释效力相当时，选择更为简约的变量组合。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受样本数量限制，本文并未将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如性别和年龄）加入模型中（分组回归、直接引入变量或者加入交叉项）以检验它们对受访者选择的影響。（2）与大部分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相同，本文收集到的是非随机样本（non-random sample），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 sample selection bias）”这一问题，即受访者和旅客整体在各方面属性的统计分布不尽相同（比如性格外向的旅游者更容易接受采访）。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可矫正样本选择偏误的分析方法（如Heckman correction）来进行处理。（3）本问卷内容较为复杂。在实地搜集数据阶段，首先由调查员对问卷内容进行解释，然后由旅游者自行填写或由调查员辅助填写问卷。在此过程中，旅游者的选择或多或少可能会受到调查员的干扰。（4）本文3.3节尝试性地提出了基于SP数据和离散选择模型结果的景点优化配置策略，并展示了基于景点类型和门票价格的实际应用。但是，受制于研究设计，在此仅讨论了这两个方面。现实中，景点优化配置策略需要考虑更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游客不了解景点潜在价值的情况下，环境解说能有效传递景点信息、弥补游客知识空白、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而能够很好地弥补和解决游客对景点资源缺乏了解的问题，值得引起决策者的重视。
旅游单位旅游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优化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分析了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满意度评价体系设计原则和数据来源，并对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数据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策略。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课程设置
一、概述
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造型劳动大军。[1]建设应用型高校，就是推动高校办学思路、办学模式、人才培养重心的转型，明确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思路，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真正提上高校教育日程，着力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操作性非常强，对学生的实践要求很高。在实操中，旅游管理行业要求管理人员从服务员做起，从端盘子倒水做起，只有具备了基层经验，才能做到管理高层，发挥更大的智慧和作用。当前，我国着力推动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但面临着外向型人才紧缺的瓶颈。由此可见，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迫在眉睫，而课程优化设置更是关键。
二、研究价值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发展对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需求，推动应用型高校积极响应“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时代要求，真正实现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开展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优化设置研究，推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内涵式发展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就业质量的关键抓手
开展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并进行实证，对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就业态势连续性、内容全面性等内容进行科学探索，可以真实反映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质量、教育教学质量、涉外就业能力的情况，也有助于倒逼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
（二）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教学质量真实反馈的要求
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对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就业质量进行评价分析也是评价应用型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内容之一，是相关专业学生、家长关心的要素。依据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满意度分析成果的深入研究，形成科学的课程设置反馈信息表，助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探索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藉此优化课程设置。
（三）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带一路”发展视域下，旅游管理专业要推动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优化发展，关键在于提高教育质量，这就不能回避从注重教育数量向注重教育质量的转型。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旅游产业成为世界最大产业，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旅游业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年出境人数将达到1亿，年接待入境旅游者将达到1.37亿人次。由此可见，旅游管理外向型人才需求缺口非常大，必须深入推进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教育课程设置，深度激发教学活力。
（四）旅游管理专业发展与社会紧密契合的关键之路
构建开展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满意度分析评价体系，分析用人单位对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毕业生的评价，助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就业与社会需求的供需对接，推动应用型高校依据涉外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三、研究设计
（一）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满意度评价体系设计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涉及多类指标，内容丰富，其评价结构完整及其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非常关键，这就要紧扣涉及到如何提高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矛盾，评价指标设置要合理，评价结果应该要满足社会公信。
2. 系统性原则
《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指标应涵盖各个方面，要从全局上考虑准则层和指标层各个指标之间的内在逻辑，科学合理设置评价层级和指标数量。基于系统性原则，《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体系内容的选取应聚焦应用型高校的教育教学特点，与此同时，充分吸纳应用型高校行政、教学、教辅部门有关人员的合理意见。
3. 特色性原则
《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指标应准确反映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建构客观呈现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特点的指标，尤其是评价指标要有效呈现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在适应“一带一路”发展对外向型人才需求过程中的特色和经验做法。
4. 可操作性原则
《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体系应具有行动上的可行性和实用性。选择指标时，应选取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可操作性原则注重评价内容的完整性、评价数据的可得性和评价方案的可行性。评价内容应完整反映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就业状况，能够为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5. 前瞻性原则
《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评价体系设计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要能反映編制的真实情况和编制水准，促进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就业质量的提升，进而助力应用型高校就业工作水平的提高。
（二）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满意度评价体系数据来源
课题组以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满意度分析为核心，在充分研究和广泛听取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调查问卷并组织了问卷调查。《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收到问卷450份，有效率为95.3%。学校中6.01%是中央直属高校（985/211），33.78%为省属一本，60.21%为省属二本。问卷的调查对象包括行政部门（14.06%）、教学部门（15.92%）、教辅部门（19.92%）、本科生（50.1%）。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
问卷设计中，被访问对象（教师、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的关注点设置为7个，如表1所示。
从分析情况来看，各类被访问对象（教师、学生）对旅游管理专业设置的满意度总体上是满意的，显示有以下特征：第一，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总体上表现了较高水平的应用性，课程设置考虑到了实操技能和实用性知识的教学普及。第二，比较来看，教师主体对课程设置的满意度要相对高于学生主体，这表明，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改善空间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二）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堂教学方法满意度分析
问卷设计中，被访问对象对课堂教学方法满意度的关注点有4个，如表2所示。
对课堂教学方法满意度分析表明，尽管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努力适应市场需求，教学方法取得进步，教改成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对此项调查的满意度存在较大偏差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说明：第一，课堂教学增进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营造活跃的教学环境，俨然成为学生的迫切愿望，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去获取知识，学生相比以往更具有主动性，要求积极参与教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第二，调查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要加快推进教学方法的变革。
（三）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满意度分析
问卷设计中，被访问对象（教师、学生）对实践教学满意度的关注点设置为4个，如表3所示。
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是强化理论学习的关键环节，是培养实操能力的重要途径。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满意度调查分析表明：被访问对象中，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学生对实践教学总体上是不满意的，显然，学生迫切要求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实现创新。未来一段时期，加快推进实践教学环节的优化，是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优化的重点内容。
五、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策略
基于《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满意度分析》，提出四点提升策略，强化教学质量。
（一）强化“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对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要求推进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健康发展。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实操”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着力培养教育教学能力和工作经验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此，应用型高校应以“双师双能型师资团队”建设为目标，强化旅游管理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一方面，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积极聘请旅游管理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另一方面，完善教师培训制度，优化教师培训体系，延伸教师培训网络，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育。
（二）完善旅游管理专业建设管理体系
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建设水平反映了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质量。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应优化专业建设管理体系，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特别是要主动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对俄语、哈萨克语等小语种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形成多语种协调发展的专业培养结构。
（三）优化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结构
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结构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一，课程教学内容要能及时反映旅游管理专业前沿，能充分体现旅游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第二，课程内容设置应实现“专业性”、“应用性”的协调。[2]第三，课程设置过程中，要善于建立科学的课程库，以微课、精品课程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立体式建设。
（四）着力提升教学管理信息化水平
随着基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新媒体的发展，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管理务必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和社交化的客观需要，要大力开发应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管理系统，努力实现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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