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中国股市范文第1篇
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企业的特殊文化.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价值观的延伸,有人说做企业机会最重要;有人说做企业关系最重要;有人说做企业人才最重要;有人说做企业产品最重要;有人说做企业资金最重要;也有人说做企业销售最重要.反正每家企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做法也各有各的成功之道.有的是靠机会成长到今天,有的是靠关系发展到今天,有的是靠销售竞争到今天,到底企业什么最重要呢,谁对谁错呢?如果你说人家不对,人家的企业就是这样做起来的,效果比道理更重要;如果你说人家对,而你没有按照他的做法,也做起来了.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说家族企业不好,而有人说家族企业很好,他就是这样做起来的,有人说多元化不好,而有说多元化很好,他就是这样做起来的.那么企业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行业准则.思维习惯.制度不是企业文化,口号不是企业文化,标语不是企业文化,凡是企业内摸得着、看得见的,可以复制的东西都不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内说不清、道不明、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种行为准则,思维习惯.而且企业文化更多地源于老板的个人价值观.如果老板会做关系,那么他会吸引一群会做关系的人才.如果老板爱学习,那么他会吸引一群爱学习的人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将军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士兵,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是很难走到一起.因为工作需要合作,所以合作者有了共同的价值观,久而久之就形成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感悟或感觉,只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长,慢慢地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感染.然后融入这种文化.如果你不能融入这种文化,自然就会被排斥.因为在同一家企业内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虽然这些人可以是不同学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性别的人在一起,但是他们必须统一文化.如果企业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无法合作.无法经营. 为什么很多企业收购,兼并以后,企业很容易就出问题,其实这种问题不是企业硬件出问题,而软件出问题.不是两个公司的产品不能合并,机器不能合并,而是文化不能合并,彼此之间冲突.这才是导致企业收购,兼并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今天考察一家企业与另一家企业是否可以合作,考核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因为机器没有文化,没有情绪,没有思想,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人不一样,员工都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如果企业在合作过种企业文化不能融合,那么合作注定失败.所以经营企业千万别忽视企业文化的力量.企业文化就如此空气,它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员工感受得到,如果企业没有了这种文化的力量,那么员工工作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精神、没有活力.大家会散失战斗力.
看不懂的中国股市范文第2篇
近来从友人处得知木斋君写了一篇相当漂亮的文章《关于看不懂》。这使我产生了对话的愿望。十年前(198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理解的艰难》，当时发表在一家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参考》上，文章的主旨也是关于“看不懂”的问题。看来10年过后，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只不过我的观点恰恰跟木斋君相左。
木斋君说的近年的文学作品充斥了看不懂的东西，可能言重了一些。我的直接经验依然是，到处都堆积着似曾相识的大路货。“看不懂”的作品可能有点，但极为少数。木斋君提到诗歌。我对诗歌是外行，完全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表达我的直接感觉。我想诗歌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诗永远是超出日常经验，超出常规语言的艺术表达，诗的存在理由就是反日常经验。如果诗与常规语言一致，或过于一致，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这是诗学早已解决的问题。在革命年代，人们用诗歌去充当时代号角，去激励人们战斗，这是特殊的历史情势所致。现在，这种历史前提条件不复存在，诗可以回到诗学本体，可以回到语言本体。90年代的诗我读得很少，但我想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的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的诗不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诗易懂，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总有些超出常规经验，超出常规语言的意蕴，他们给我揭示了一个反常规的想象空间，给我以智力的愉快。
“懂”与“不懂”还是一个历史范畴，还应该从现代艺术观念的转变，艺术方法的变化来看文学艺术的发展，才能对懂与不懂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我注意到木斋君提到不少中国古代的经验，这些在理论的层面上，都很有说服力。但回到历史实践，我就不敢苟同。我以为不能拿古典时代的经验与当代比较。人类的艺术经历现代的转型，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现代艺术就是在反传统规范的前提下获取它的生存空间的。尽管它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些艺术家(艾略特等人)还刻意强调传统，但我想那更多的是表达他们与同代人的区别，而不是真的对传统有多么强的认同。艾略特对传统的强调，与其说出自艺术规范，不如说出自他的宗教观念和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他的诗来说在那个时期，无疑是对传统的尖锐挑战。
就当代中国的小说而言，80年代后期出现了以苏童、余华、格非和孙甘露为代表的先锋派群体，他们尤为强调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风格。尽管他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艺术提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他们的小说构造比较复杂的叙事方法，也力图表达深邃的思想意蕴，但这些艺术经验是中国小说长期欠缺的经验。
格非的《褐色鸟群》可能是当代中国迄今为止最难懂的小说之一，但它可能提供的经验相当丰富，它同时也可能在思想、智力、感觉和感情方面，令人回味无穷。并且它本身标志着小说的叙事可以达到的某种境地，为小说形式的拓展打开更大的可能性空间。这就像某些大师设计的时装，它们难以纳入常规秩序，但它们的存在为常规的存在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类作品与整个文化共同体生产的庞大的“通俗易懂”的产品比较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适当强调一下探索性和前卫性，可能对我们这个充满了惰性和寄生性的文化共同体来说，更有建设性的意义。
应该看到，“看不懂”的东西往往充当了思想史和文学艺术史进步的扛杆。尽管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还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但我们如果不那么局限中国的 “特殊性”经验的话，把视野拉开一些来看，则不难发现“看不懂”的东西总是以它们悲剧性的命运，为思想文化的进步充当了坚实的铺路石子。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以来的思想界为排斥那些“看不懂”的东西而一再付出代价。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谁真正弄懂过呢?直到1963年，保尔利科尔还尖刻地说：“所谓现象学的历史大部分是胡塞尔个人胡说八道’的历史。”可是，有谁能够否认，整个现代哲学的进程，难道不是在胡塞尔的阴影底下行进的吗?至于海德格尔，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人清楚地解释过，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印证了基尔凯郭尔关于“伟大的个人孤独”的设想。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问世时受到的冷落，一半归于与时代思想不适应，另一半归于它的“艰涩难懂”。在二战期间，《存在与虚无》突然间畅销一时，这本大部头著作不是充当法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而成为法国妇女厨房必用之物。由于所有的秤砣都被拿去造兵器了，《存在与虚无》以它一公斤的重量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存在与虚无》曾经落魄为秤砣，这堪称得上是思想史上的一大悲剧。好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存在与虚无》风行战后的法国，以至于整个欧洲大陆。不久，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存在与虚无》乃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法文通俗写本。这就是人们对当初“看不懂的东西”所持的态度。《存在与虚无》198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三万七千册，并且迅速销售一空，与其说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打动求知者的购买心理，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