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爱国教育主题班会教案设计
活动目的：对学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明白爱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活动方式：班主任主持、全体学生参与。 活动过程：
一、全班同学演唱《歌唱祖国》营造气氛。
二、主持人：一曲《歌唱祖国》唱的激动人心，荡气回肠。1949年的十月，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曾彻夜难眠!
2012年的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壮怀激烈。中华雄鹰在展翅。中国巨龙在腾飞。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乐安详。身为华夏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为拥有这样的祖国而自豪。我宣布《爱我中华》主题班会活动现在开始。
主持人：秋分硕果累累，十月的歌声荡漾在美丽的校园，祖国母亲正在迅速发展。
听，这熟悉的歌声，让我们深情地体会到作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请听歌曲《红旗飘飘》
三、风雨历程
主持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3时，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共和国精彩时刻，请欣赏沙画视频《开国大典》。
四、勿忘国耻
主持人：鲜花绚丽多彩;阳光和煦温暖。美好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忘却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国家的过去。
1、1840年
鸦片战争
2、1931年 九.一八事变
3、1937年
南京大屠杀
4、1937年-1945年
八年抗日战争
五、立志报国
1、主持人：共和国的昨天，有我们的悲壮;共和国的今天，生机勃勃;祖国繁荣富强的明天，则要靠我们去创造。明天，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祖国的栋梁。请欣赏歌曲《精忠报国》。
2、欣赏完歌曲后，请听我国伟大领袖周恩来的故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六、感谢祖国
主持人：我的祖国，亿万支笔，描不完你的美丽。 我的母亲，亿万首歌，唱不尽你的奇迹。
我的祖国，是雄伟的泰山长城，是浩瀚的黄河长江。 我的祖国，是优雅的唐诗宋词，是迷人的楷书狂草。
中国,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从古至今一直是人们歌颂的对象.让我们用一曲诗歌来感谢你，请听《祖国，感谢您》。
集体朗诵诗歌《祖国，感谢您》 祖国，感谢您!
感谢您赐予我金色的生命!
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
让我的身体里流着炎黄子孙的热血!
祖国，感谢您!
感谢您给予我优美的环境!
游黄山，登长城，过三峡，
让我在这青山绿水中自由地徜徉，
祖国，感谢您
感谢您传授我渊博的知识!
学天文，习地理，明历史，
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
祖国，感谢您
感谢您所给予我的一切!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感谢您，我的祖国母亲!
七、倡议
班长提出《爱我中华从我做起倡议书》 同学们，经过这次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爱国要从我们做起、从现在做起!在这里我向全班同学郑重发出倡议: 一：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让我们一起学习文明礼仪知识，从我做起，团结一心，共同努力，让沙湾五小成为文明之花遍地盛开的花园，让懂礼仪、讲文明、守法规在校园里蔚然成风，让我们的校园成为环境优雅的学习乐土。努力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以此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国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我倡议在每周一升旗仪式和学校举行盛大活动时能够全体高声齐唱国歌，以此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从关心同学、爱护班级的一桌一凳、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做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有爱心守纪律的好学生。
四：平时多看爱国主义书籍和影片，主动了解爱国人物的事迹。从而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同学们爱我中华要从每个人做起，从今天做起，让我们在这份：《爱我中华从我做起倡议书》上留下我们浓墨重彩的一笔吧!
八、 班主任做总结发言结束班会。
今天班会开得有声有色。看到伟大祖国这个东方巨人正在慢慢崛起，你想大声地说句什么? (我爱你，祖国!) 真正的爱国不是一堂主题班会所能完全体现的， 真正爱国更应该体现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没有对父母、对老师、对同学、对班级、对学校的爱，是不能谈及对祖国的爱。 同学们，请你们记住，无论到何处，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无论到何时， 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行动起来，共同描绘祖国美好的明天吧!播放国歌。
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1建立和健全升降国旗、重要集会唱国歌制度, 从小培养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在教育实践中, 借助升降国旗、重要集会唱国歌等制度形式, 经常性启发和引导小学生, 学习了解国旗、国歌的由来, 知晓国旗国歌代表的诞生过程和深刻内涵, 引导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伟大的国旗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红色的意义所在。在学校里, 可以组织学生们观看首都北京每天进行的升国旗仪式, 建立自己学校的国旗队, 让学生们轮流参与到升国旗的活动中, 切身感受到国旗的庄严和神圣。
通过开展升国旗唱国歌活动, 让学生们感受到乘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道理。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更多的憧憬让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 让他们前行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培养他们从小树立用奋斗的双桨划出生命的多彩与绚丽!让我们真诚地携起双手, 为生活更加美好, 为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为国旗更加鲜艳明丽而共同努力奋斗!五星红旗我们永远而神圣
《中外医疗》投稿说明
1、稿件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论点明确、数据准确、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2、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统计学符号按国家标准《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规定书写。3、所有文章标题字数在20字以内。
4、参考文献应引自正式出版物, 在稿件的正文中依其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在段末上角标出。5、参考文献按引用的先后顺序列于文末。
6、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表格设计要合理, 推荐使用三线表。7、图片要清晰, 注明图号。
的图腾!五星红旗我们强大而永久的动力之源!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我们心中。在这样的活动中, 让学生感受祖国的伟大, 感受到国旗的庄严, 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2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缅怀英烈、学习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 从小培养孩子立志学习英烈楷模
通过开展缅怀英烈、学习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 使小学生了解和学习英烈、杰出人物的伟大, 他们经历的什么样的苦难, 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 进而感受到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活动的形式上, 可以采取观看影片, 阅读故事形式, 根据学生年龄和思想接受能力, 不同阶段选取不同的背景资料, 达到教育的效果。
通过开展参观文化古迹、革命遗址、祖国山川以及新中国建设成就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从小培养孩子立志为国进取精神。中国发展的历史表明,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正是由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 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 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 不能被分裂侵占;要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3要对小学生进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 从小培养孩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当今社会, 多数家庭中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处事方式, 通过开展集体主义教育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 个人利于要服从集体、国家的利益。
一是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主体意识的思想, 主要是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的, 在活动中, 调动学生对集体的事情主动参与意识、主人翁的意识, 注重让学生从自身的特点出发, 积极为集体出力, 让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集体的主人, 主动关心集体的事情, 关心集体的活动。
二是在活动中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是一种思想, 其体现应在学生的行为之中, 我们经常开展向集体做奉献的活动, 培养学生肯于牺牲、肯于奉献的精神, 从主动为集体做贡献, 主要是“养成”和“熏陶”, 使学生总是在一种关心集体、奉献集体的氛围中活动, 这样他们的思想侧重点就会不断倾向于集体, 不断倾向于他人。
三是让学生不断体验集体荣誉感。所谓集体荣誉感是指学生自觉意识到作为集体成员的尊严和荣耀, 从而更加热爱集体, 珍惜集体的荣誉, 并能推动学生积极向上的一种情感。
使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健康向上、团结友爱、活泼和谐的集体, 离不开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依托, 从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培养学生对国家、对集体、对社会的爱与责任, 就是对小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基础, 将会使学生受益终生。
摘要：本文从教学实践出发, 从小学生的思想成长、行为表现入手, 引入爱国主义的思想品德教育方式方法, 从而增强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逻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厚而丰实的理论根基，既来源于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又借鉴西方法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同时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与时俱进。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标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新高度，是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遵循。
[关键词] 法治;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理论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會明确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转和整体实施。在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中，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源起、发展和创新的历史逻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发挥出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溯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深厚而丰实的理论根基，既来源于意蕴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又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华，还借鉴了西方法治思想的有益经验，在人类思想长河的奔涌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一）理论源泉：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对一系列法律和法治思想进行全面阐释，深刻揭示了法的本质、内容、形式、功能、发展规律以及统治阶级意志与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资本主义法治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谓是马克思这位千年思想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和法治观确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巨著。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观念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的一种派生物，而从属于派生物的法的观念“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对资本主义法治观的本质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和法治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批判资产阶级自由观和保护这种自由的所谓法律，论证了法的观念和制度会随着经济基础的运动而变化的一般规律，在这一变化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资本主义法治观将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治观取代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在法治层面的科学认识和逻辑形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深度和影响广度，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系统化、整体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日臻完善、逐渐成熟的丰硕成果。
（二）思想宝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华文明亘古绵延，中华法系独具特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明德慎罚”“厌讼”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法经》、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唐律疏议》等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宝贵遗产积厚流广，依然是当今中国法治的智慧宝藏和源泉活水。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辅之以法家、墨家、道家等思想和学说，着重体现出儒家思想中法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核心理念，是“礼”与“法”结合的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主张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吸取精华祛除糟粕，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在结合中求创新。他强调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2]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先哲与统治阶级在治国策略上的集中体现，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其中有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部分要予以吸收、借鉴和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中国是人口大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中国特色出发。“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2]。既不能因为“皇权”“特权”“人治”之殇就全盘否定、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礼治乃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就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科学、客观的批判、剖析、总结，区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重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挥出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使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呈现出当代价值，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宝库。
（三）有益镜鉴：西方法治思想
不可否认，西方法治文明历史悠久、思想丰富、源远流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因其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首次明确和系统地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而成为后世研究和探讨法治问题的源头。法治在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文明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多大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纷纷围绕法的起源、价值、内容、程序等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将法治的思想观点推演至政党、国家、人权、民族、主权等更多领域，赋予法治以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维度。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美国潘恩、杰弗逊，德国康德、黑格尔等近代思想大家都以饱满的激情论证了近代法治主义原则的一般内容。以富勒、拉兹为代表的形式法治论者和以韦伯、德沃金为代表的实质法治论者的法治理论影响历经数载而不衰，成为西方的思想财富，对整个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
然而，西方历史上产生的法治理论和制度有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并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宝典。不同的歷史文化、社会发展与人文地理造就了东西方不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晏子春秋》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3]中国在汲取西方法治文明成果时，要高度重视和克服“水土不服”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4]。我们反对盲目照搬照抄，并不意味着一味排斥甚至全盘否定别国的法治道路及其经验，而是要在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文明新格局，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注入新能量。
二、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长期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凝结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创新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毛泽东法制思想：开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探索之路
毛泽东法制思想是博大精深、经天纬地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新中国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治国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高度重视宪法制定和实施，强调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生动揭示了宪法的根本作用，这种形象的比喻用法一直沿用至今。在1954年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领导制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首次指出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强调宪法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5]。认为宪法制定不能闭门造车，应当广泛学习和借鉴，包括参考“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的好东西”[5]，但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应当立足中国实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这为制定和实施“中国特色”宪法奠定了重要基调。毛泽东指出宪法制定的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径是“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该团结的力量”[5]。除了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对中国民主法制状况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之外，他还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特别重视树立宪法权威，强调国家干部要成为带头守法的榜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6]。
2.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推进依规治党和依规治国。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两个重要的“立规矩”的会议，一个是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正式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认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7]，并指出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和不可分割的本质规定性。“在国体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选择亦显著区别于西方世界。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应该体现在国体上，也应该体现在政体上，中国不应存在在野党，在议政机关，也不应该给反对派留有席位”[8]。另一个是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一次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以及建立新闻制度等多项“规矩”。这些规矩为依规治党、从严治党，乃至为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供了思想支撑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7月11日在西柏坡调研时曾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规矩”就是党内的制度和规章，人人都需要遵守和执行，没有例外和特殊。正因为如此，党内规矩和制度才具有了权威性，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毛泽东法制思想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早期探索，注重发挥法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时对于治国理政实践的固本强基作用，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法治中国建设稳步向前发展打下了良好根基。
（二）邓小平法治理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法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是对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 促进改革与法治共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决定着必须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的运作完全依赖于法律。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重视“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9]，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两条主线，积极处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与法治、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同频共振的互补关系，使法制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法治保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提倡法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对于改革中涌现出的敢闯、敢冒且经过实践证明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好经验好办法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赋予规则制度和行业惯例以法律效力，为法律增强改革依据和实践来源。运用法律途径解决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相继制定“工厂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外国人投资法等”[10]，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探索空间和生长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其形态。另一方面，厉行法治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搞不成。“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9]，对经济犯罪，提出“一是打击经济犯罪决不手软，二要靠法制，不搞过去的群众运动”。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对于那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促使社会秩序和整体环境逐步好起来。
2.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理念。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相关内容非常丰富，仅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多达一百多篇涉及当代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民主与法制的内在关系上揭示法治的本质内容，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是其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10]，树立了社会主义法律的至高权威，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同时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治国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探索奠定了基本价值归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等巨大成就[11]。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维度着眼，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定位，为继续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明确了战略方向。一方面，全面阐述“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12]，从战略层面明确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将党的历史方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党治国理政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夯实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依法执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增添新的内涵。其一，“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13];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机制设计，“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14];重视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5]。依法执政作为一种法治化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反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深刻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实现。其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权利本位的法律信仰培育和人权的法律确认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以人为本”的根本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时代诠释，是将发展目标定位于为民、发展成果定位于惠民这一人民理念的坚持[16]。将民主政治、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特征，标志着党的法治思想的系统化、深入化[17]。
三、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法治興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工作的优良传统，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标注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进行总体部署和全面规划，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理解、贯彻法治中国建设目标，“法治”成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任务之一，积极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推动法治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千秋伟业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高度，阐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注重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实践的经验总结，注重古今中外先进的法治思想、理念、思维和原则的成果集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确立一个“总目标”和一条“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明确两个“坚持”和两个“统一”，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追求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三是形成三个“抓手”，即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协调统一领导;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为凝聚依法治国实践的强大合力提供组织保障。四是突出四个“着力点”，即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国基本格局，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统一发展。五是完善五大“法治体系”和遵循“五个原则”，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性质和前进方向。六是建立和完善“六大制度”，即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确立国家宪法日，改革监察制度，进一步彰显宪法权威和生命力，保障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七是统筹推进“七项举措”，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治理与育人、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关系。即坚持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法治工作队伍，努力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和后备力量，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合作，加快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加强普法宣传和增强人民法治意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充分肯定法治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样态。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出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开拓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境界。在当前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历史时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坚强保障，是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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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立鸣 杨一帆]
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的重职业技能培养、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以及对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的忽视等，对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挑战。推进高职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路径才能达到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活动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组织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文化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平台；传媒类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迅速兴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再次掀起热潮。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已成为显学，既有从理论层面的系统阐释，也有从实践层面的经验总结，研究正向各专业、各学科、各领域全面推进。由于其特殊地位，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职院校实现的程度，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又直接取决于所选择的路径，所以路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说，是巩固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需要，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从微观层面上说，是高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需要，是规范其行为的需要。
1.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指导地位的需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别，承载着传承知识、培养技能、教书育人的使命，核心是培育“什么”样的人，同样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解释了事物的本质，解释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我们战胜困难、抵御错误思潮的有力思想武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的传播，丰富高职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把握；有利于培养一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广大师生的自觉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的指导地位。因此，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师生头脑，深入持久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确保高职院校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2.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许多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可靠保证，也是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高素质人才，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素质作为高职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对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决定作用。通过高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促使学生自觉履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有利于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审美艺术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职院校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群体，即在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3.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定高职学生理想信念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而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没有改变，力度不断加大，手法更加多样。他们始终把意识形态作为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凭借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和思想价值观念渗透。在国内，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动，高职学生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一些高职学生在精神追求上出现了空虚和迷茫，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把握上存在着认同度的差异。如何使高职学生进一步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是新时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高职学生头脑，占领学术阵地，牢牢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主导权，在坚定高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发挥重要作用。
4.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规范高职学生日常行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理论，其价值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解释、规范和指导上。高职学生正处在人格培育和完善时期，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的优势是思想比较活跃，动手能力、专业技能、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他们心理发育尚不健全，他们关注自我、强调个性。部分学生在日常的行为中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是我们在高职院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能不关注的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职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础的一步是让马克思主义走进高职学生的日常生活，发掘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哲学，改变以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书斋里的学问，是高高在上、远离日常生活的理论的错误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关注高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塑造其远大理想，陶冶其高尚情
操，培育其健全的人格，巩固其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意识。
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职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着各种不足，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挑战。
1.部分高职院校存在着重职业技能培养、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功利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入脑人心大打折扣
目前，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高职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不少高职院校在具体办学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技能、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只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工具性，而忽视了价值性。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甚至学生社团活动全部都是围绕市场和职业转动，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被大大削减，甚至有极个别的院校打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的旗号，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给变相地“革”掉了；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实行合班教学，教学效果相对比较差。高职院校注重教给学生一门技术、一种生存技能，但却没有解决学生的政治信念、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少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学得好不好对自己的未来影响不大。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高职院校人脑人心。
2.高职学生自身的特点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高职院校生源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统考统招录取的普通高考学生，少部分为对口升入高职的三校生(即中专、技校、职高毕业生)，极少数学校还有五年一贯制高职录取的初中毕业生。生源渠道多样化，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呈多样化。高职学生是高考招生的最后一批，普遍理论功底较差，人文知识欠缺，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尤其是对待学习的态度都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不思进取，自律性较差。但是，目前各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课教材与普通高等院校完全一致。这些教材注重逻辑结构的严密性，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其学理化的表达方式忽视了高职学生的特点。按照这种方式组织教学，高职学生学起来吃力，兴趣不大，甚至引起反感，从而大大影响了在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工学结合环境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许多高职院校采用了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提高了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和岗位专用能力，提高了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了就业的竞争力。然而，这种模式也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新情况。高职学生在工学结合模式下，身份由单纯的学生身份转变为学生与员工双重身份，教育环境由单纯的学校向学校与企业转变，由单纯的校内集中学习转变为校内集中理论学习和企业实习相结合。对此，学校应根据工学结合模式的特点，发挥、调动、整合企业在育人方面的资源优势，强化实习环节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主动适应工学结合的特点，不能在顶岗实习环节进行有效渗透；对于企业来讲，企业追逐利润的特点决定了其往往注重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不愿或不会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缺少对学生进行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致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真空地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何在这种模式下走向高职学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如何实现校企合作、良性互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工学结合模式下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职教育中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各种手段、各个部门、多种路径。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包括思想政治课这一主渠道，也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形式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阵地的各种社团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平台的校企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的各种传媒。
1.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渠道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职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阵地。当前，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虽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是由于少少高职院校脱胎于普通高等院校，其办学历史不长，在教学中还存在着学科型教学的痕迹，过分强调学科知识传授，忽视了高职学生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情感需求；传统的“满堂灌”式授课方式还依然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因此，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要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诉求，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和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要编出适合高职学生的教材。目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高职虽然被认为是自成一类的教育，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教材却完全沿袭本科类学校的教材，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课课时偏少、学生的综合素质偏低的情况却被忽视了。专家学者在编写教材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要编出体现高职教育教学特点的教材，而不是简单地拷贝本科的思想政治教材。同时要紧跟时代潮流，在不亵渎马克思主义严肃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的政治化和说教化语言，对于一些理论的阐述完全可以使用易于为高职学生接受的语言风格，适当的时候引用网络和时代流行语来调剂一下枯燥的理论教化。增强论证的严密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其次，课堂教学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动性。在教学中要避免纯学理化倾向，理论要贴近高职学生的思想、情感和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对高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过程中，应有分析、有比较地介绍当代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高高职学生的分析鉴别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育要在方式、载体和手段上有所创新，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2.活动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
形态繁多的活动是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常用的教育形式，如参观考察、社会实践、学习先进、纪念日主题教育等。活动类路径的核心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掌握群众的过程中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贴近大众心灵，符合大众需求，代表大众根本利益，获得大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实践的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展示其无穷的内在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最终完成，即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并内化为价值信仰、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即到实践中去)。活动是高职院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要积极引导高职学生走出课本、走出学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全面、深入、科学地把握基本国情，亲临其境，
领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各种活动过程中加深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大理论成果的理解，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自觉认识到这些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现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3.组织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组织类路径指按照一定目的、任务和形式所构成的集体，包括政党和群众团体。高职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大多参加一种或几种社团组织。学生社团是高职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学习、自我成才的重要载体，它在组织、引导学生自觉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资源。它能有效地吸引广大学生参加，这为我们实现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精神支柱。但现在的高职学生社团活动明显存在重交际、重娱乐，轻理论学习、轻理论研讨的倾向。学校要充分利用社团这个载体引导学生加强理论学习与理论研究，主动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学生社团这一思想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自我教育作用。为此，一是要积极支持和扶植理论性社团，为其选配好指导教师，扎实有效地开展理论学习与理论研究；二是要引导其他社团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三是要防止自由化思潮侵蚀和占领学生社团这一思想文化阵地，指导和帮助学生社团提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识别力、抵抗力和免疫力。
4.文化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平台
校园文化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由于采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学生除了在学校集中学习外，在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也不少。因此，高职学生既受校园文化影响，也受企业文化影响。在建设校园文化的实践中，不少高职院校注重两种文化的融合，形成了高职院校独特的校企文化。校企文化能够从文化的高度把握和统帅校园中的各种现象，对高职学生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的启迪、陶冶、感化作用是直接而持久的。它渗透到校园各个角落，渗透于学习、生活及各项活动中，它能使学生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形成观念，最后化为行动。校企文化可以充分发挥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高职学生所支持，进而成为高职学生生活和日常话语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指导其生活实践的内在规则。高职院校可以依靠校企文化建设，通过校风学风、学校环境、制度建设、课外活动等来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5.传媒类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传媒类路径即以不同方式传播一定社会信息的媒体渠道。传媒是信息发布、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各种传媒的作用，搭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平台。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是各种传媒最重要的作用，其在高职院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高职院校通过自办刊物、校园广播等传统媒体，搭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校园里的这些媒介对在高职学生中实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对高职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利用这些媒介开展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高职学生可以在自办刊物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专题以及论坛等，在自我教育过程中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辩中得到内化。教育内容要得到高职学生的认同，必然要经过主体的认识、思考、判断，进而使外在的行为转化为受教育者内在的自觉的心理需求。此外，网络、微博、博客、播客、流媒体、手机媒体等新传媒，越来越成为高职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要充分利用高职学生对新传媒的认可和偏爱以及新传媒信息容量巨大、查询方便快捷的特点，大力弘扬主旋律，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充分利用新传媒，改变以前传统的说教式的灌输教育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及爱国主义教育要借助于网络提供的大量的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资料。通过创办网上电子刊物，开办专题讲座，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利用网络交互性信息交流展开讨论，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编成生动形象的程序、软件，使思想政治教育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生动性，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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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的基础上，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打开新局面。但是，由于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国外思潮侵蚀的新问题，党的思想战线表现出较为混乱的现象。在此背景下，1983年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着重强调了身处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建设方面的重要任务，并指明了完成这些任务的一系列工作方法。这一讲话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完成宣传思想战线所担负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坚守立场，整顿思想乱象
（一）消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随着经济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趁机渗入国内，腐蚀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思想，污染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其一，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向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实施“和平演变”阴谋。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借助便利条件散布“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落后思潮，宣扬资产阶级性质的价值观念，使国内部分民众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其二，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主张个人利益至上，尊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冲击了无产阶级大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劳动精神，致使部分民众贪图享乐、精神涣散。其三，腐蚀青年的健康思想。处于特定年龄阶段的广大青年思想尚未成熟，最易受反动势力煽动，进而使社会主义的健康思想被腐蚀。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足以祸国殃民，必须采取坚定措施加以制止。因此，要辩证看待资产阶级文化，对其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析、鉴别和批判，消除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二）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兜售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与国内少数反动分子里应外合，大力抹黑我们的党和国家形象，对党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其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战线内部尽管对部分错误倾向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抵抗批评的气势较盛，甚至发生被批评者往往受到同情，而批评者被群起攻之的情况，出现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趋势，指导思想地位被削弱。其二，危及党的领导地位。部分思想战线工作者自身受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2]冲击了党的领导地位。其三，危害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指出，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思想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导致更多人偏离正道，长远看就与社会主义事业由怎样一代人接班及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面对这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要主动回应，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员要勇于站在斗争前列，积极揭露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丑陋面貌，予以有效回击。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针对思想战线上出现的诸多问题，邓小平认为“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3]，就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之中，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思想战线建设方面主动有所担当。一方面，要重視解释工作，消除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怀疑。思想斗争工作重在解释问题、消除误解，马克思主义者要自觉进行充分说理和科学分析;要引导、督促参与讨论的所有人员事先研究清楚所涉及的问题;对待有错的同志要给予充分考虑的时间，不能简单片面、粗暴斗争。[4]总之，思想解释工作要重点注意防止“左”的错误的出现，着重解决右的软弱倾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工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要坚定立场，并主动担负思想战线的建设任务，“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5]，引导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事业。
二、关注现实，解决实际问题
（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侵蚀及自身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薄弱的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错误质疑党的路线和国家政策方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如在“异化”问题的认识方面，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积极阐释这一观点来解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但其曲解却起到了消极的负面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点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是异己的，结果只会是工人愈穷，资本家愈富。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离开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讨论这一问题，认为社会主义中也存在“异化”。这种观点非但不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必要的社会改革，反而会错误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解决这类问题的首要前提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6]
（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
通过总结分析当前思想战线的斗争实践，邓小平认为，造成思想战线混乱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方面，在西方文化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各领域学者对西方各种思潮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致使精神污染现象愈加严重。闭关自守固然错误，但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要剔除其中没落腐朽部分，其中关键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7]另一方面，尽管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具备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如人道主义是一个理论和道德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则具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道主义研究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现实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方向讨论人道主义，无意中宣传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8]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企图解决现实问题的行为必然是徒劳的，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会适得其反，必须要积极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解决现实问题。
（三）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早在1956年发表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9]在思想战线上，正是因为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从我国实际出发开展思想斗争，而造成了思想战线混乱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个问题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同时，我国人民内部仍然混杂着旧社会遗留和新社会产生的“渣滓”，社会成员成分较复杂。脱离以上具体实际而抽象谈论、宣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就脱离了“现实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同志要看看自己的言论、作品在社会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什么后果，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情况反思自己的思想是否有利于思想战线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只有立足于现实实践研究理论问题，用现实实践检验理论思想，才能更好地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四、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
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动摇是邓小平回答“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时，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偏。历史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出的正确决策，改革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此相反，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革，但却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结果只能是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盲目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概念的适用范围，自以为是地将“异化”概念由资本主义社会延伸至社会主义社会，将造成“异化”现象的原因延伸为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将批评对象由异化劳动的残余及其后果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只能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与实践的成败经验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倒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个别失误的论断并不属于这一科学体系。[11]
（二）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毛泽东早已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2]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一方面，要在反对教条主义倾向和错误理论的斗争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斗争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思想，早在破除“两个凡是”思想时，邓小平就针对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概念，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只有从变化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所处时代的发展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支撑的情况下，当今一年的发展成果抵得上过去几百年，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3]这就要求思想紧跟时代，立足于社会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大意识形态工作力度，高度重視思想战线建设，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呈现出向上向好态势。但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平静、形势仍然复杂、挑战仍然严峻。[1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交锋，思想战线上的任务艰巨繁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肩负起筑牢思想战线的使命，“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在此情形下，重温邓小平这篇具有深刻启发性的文章，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顺利完成思想战线使命任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重维度研究”（项目编号：2017YBMK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4]沈传亮，张爱丰.一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重温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J].党建研究，2014（9）：58-5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
[6]易杰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2）：34-38.
[7]秦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J].理论视野，2016（6）：1.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9.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12]姜辉.邓小平对“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及现实意义[C].邓小平与中国道路-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4：585-597.
[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14-215.
[14]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1）.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胡 越
课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
———阿多诺《最低限度道德》
提防那些令人陶醉和迷离的疼痛……
人们所施加的疼痛，比他们所遭受的疼痛更实在。
———尼采《晚期笔记》
一
“你到底想怎样？”———常规异性恋关系中男女发生争执时常常出现的这个经典疑问句，标示着故作镇定的男人惯用的一个防守姿势。在无法回答诸多具体质疑的时候，男人有时会突然发起对日常关系的形而上学式逆袭，其潜台词是，女方所有外在攻击或质疑，不论巨细，背后无非隐藏着一个指向“到底”的问题。他以此来拒绝“表面上”细节的纠缠，在快速揿动按钮抹掉可疑短信的同时，以退为进，试图把问题引向两性关系的终极方向：放过我衣领上的口红，让我们讨论一下这段关系的本质吧！
用尼采的话说，这是在注射形而上学的麻醉剂，“我们关系的本质”这种抽象命题散发出的思辨荷尔蒙的芳烃味，有时竟能愚蠢地安抚住倫理上的炎症。尼采还说，男人，这时作为一个总是发现自己快编不下去的苦修教士，在发出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反问时，实质上是虚弱而焦躁的。我现在就明显感到这样的虚弱和焦躁，在我忍不住对这本书的作者发出这般疑问的时候：“她到底想怎样？”
她想要的，难道不就是———或者可以转译成———一个绝望女友的追击吗？
“使得‘意义王国’中的无权者获得某种概念性形象……”封底的作品简介上写着，“我究竟在这段关系中算什么？……”
“女性主义的哲学气质”开篇的标题说：“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像女权女人那样去思考”，末章的标题发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了！”
我翻到最后，几乎觉得可以断定，这些表述里藏着作者“到底”还没摆脱的“女性欲望”：她并不是真的着迷于黑格尔留下的“女性迷踪”或拉康“女人不存在”的预判，她想要的无非是———男人们防守反击的一招到这里才图穷匕见：
“没有什么女人，不要拿她说事，你无非是无力构建你自己的生活。”
———以上不只是戏谑之语。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它想测试对一本好书进行极端读解的可能性，如本雅明所说，批评必须尽量尝试摧毁作品。在这篇书评里，我将尝试质疑张念近年高效的学术产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主要就体现在全书主旨———“对女人问题进行哲学表述”这一不太“哲学”而过于“女人”的表述上。
这种说法把“哲学表述”当作对被表述者———无论是女人问题还是其他的真正严肃的对待（犹如婚姻之于资产阶级妇女）：似乎只有通过哲学表述，女人才被提升到真理和存在论的水准，得以“重返本体论现场”；通过哲学表述，“东西方哲学的起源处”的女性元素才得以显现，并在其后的哲学史中草蛇灰线地不绝如缕；通过哲学表述，“性别伤口”被标识为“意义的发生场所”为女权女人提供原动力，鼓励她争取“伴随着差异性而不断生成”的女性自主，“经由无目的的爱去抵临他者”。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经由与女性主义的联姻，哲学似乎也获得了新生。“女性主义在哲学上的回应方式，就是改变提问方式”[1]，随着哲学对女人的重新发现/发明，差异和分裂被带入哲学Bachlor的苦修秘室，在这里，女巫与哲学家共同“召唤陌生的真理”“邀约未曾来到的事物”，将洞穴变为朝向未来哲学的子宫，合力造出“激进的现代人”，在末章“余论”中作者为女性主义哲学给出这样的期许：
“当下，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紧急状态，如何能够在被意识形态渗透的地方，重启关乎未来的哲学思想，并重思服从的自由与显示的自由，秩序和变化、安全与恐怖的辩证，避免形而上学的暴力，直视现代性的平庸之恶？欲望革命与女性主义需要探讨的正是：如何成为激进的现代人！”[1]285
这场从相杀走向双赢的联姻构成了本书的出发点：在最基本和关键的哲学层面处理女性问题，同时从女性视角和概念形象出发，重述哲学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而构建一个相对于其他与性别相关社会和政治理论更具有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以重新看待性别差异、平等、身份政治和解放的重大议题。
全书可以这样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导论到第四章是哲学史重述，虽然多有跳跃穿插，但脉络相对清楚。作者挑选了欧洲思想史上五处出现女性论题的重要节点，它们分别是：①经由德里达解构过的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Khra[2]概念；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对于女性在伦理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的探讨；③启蒙辩证法中理性批判与女性奴役命题的复杂关系（同时评论了尼采和魏宁格将理性批判和厌女立场结合起来的激进言论）；④波伏娃基于存在主义的处境意识对“第二性”和女性经验中的自异性的揭示；⑤精神分析对女性和“石祖母亲”（作者表述为“阳具母亲”）所处的既源始又缺失这一悖谬性地位的讨论。
接下来第五到第九章的线索和议题划分并不清晰，虽然这倒也没有影响作者文采和洞见的发挥。关键词似乎是“女性意识”和“差异”。第五章“思考差异，成为女人”或许可以看作全书的枢纽，尤其是“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有点题之功。然后作者似乎是想从思想史的讨论转移到对具体的理论问题上。第六章应该是基于此前对女性经验和处境的特异性的论证去质疑或“抗辩”传统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立场，攻击范围涵盖了从自由主义传统到阿伦特、斯特劳斯和施密特的广泛谱系，似有神来之笔，比如对施密特的凌空一击———“……经验的‘多’以及哲学之母就被秘密扣留在纯粹性的理论大厦之中，而这个内部的‘敌人’，其政治性又该如何处理呢？”[1]203———就令人拍案。第七章的讨论延伸到历史哲学和美学，“血腥样本”[1]220和“血之花”[1]228以下的表述或许会帮助读者深化对第五章中提到的“性别伤口”和全书主旨的理解，对安提戈涅的三副面孔的描述可能是全书带来最大阅读快感的部分。跟之前和之后相对具体的共同体、身份政治和解放论题相比，这一部分的论述既尖锐而又有些游离。第八章再回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回应了当前从性别切入身份政治讨论的热点，作者对欧美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有所引述和批评，尤其质疑了比如朱迪·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基于跟权利相捆绑的“身份”而不是跟欲望与爱相关的更富于生产性的“差异”，因此损失了女性主义应有的激进性[1]256。第九章作为最后一章，按惯例推进到未来的向度，在渐渐增强的呼告式语气中谈到“革命”和“解放”，同时接回了此前在谈“创伤”和“血祭”时反复出现的身体和爱的动机。解放的范式———如“作为他者去尊重他者”（伊利格瑞语[1]267）———仍然只能止步于抽象的概念。不过意旨大致还是明确的：女性特有的经验中蕴含着保有差异（使二永远不会混同于一）的奇异力量，足以支撑激进民主的游戏空间[1]268，并通过超越既有束缚的先在行动（但行动的主体并不明确）引领解放政治的发生[1]280。
以上是对结构的初步勾勒。作者的语言带有今日罕见的几乎在肉身上可辨识的奇异节奏感，冒着语法支离的危险完成的断句方式很有冲撞力。推论过程中在句法层面都时不时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急转或升降，有时让人有不完整和没头绪之感。但在总体上，跟问题意识如影随形的辞气仍然是连贯而有力的，使这些“突转”总会带来“发现”。对安提戈涅命题的穿越式追踪，对尼采和魏宁格的反客为主的援引，对于时新的政治哲学和技术哲学议题的连消带打，说明她在理论搏斗所必需的注意力、距离感和力度把握上都超越了大部分今日的哲学写作者。
在欣赏了这些优点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在作者本人所要求的那种“哲学”的、“赤裸”[1]277的层面，以一种“打破僵局”和“爱”的方式提问：
“她‘到底’想怎样？”
二
如前所述，作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性别问题还原为（也可以说是提升到）基本概念或原初动机的层次，并从这些概念和动机在经典哲学家文本中的具体展开方式中找到裂缝或缺失，然后继续进行编织和推衍。在之前的《性别政治与国家》中，作者的理论概括还跟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的历史语境，跟纷繁而沉重的妇女经验保持着联系，在这部书里，一切皆是从概念到概念。作者艺高胆大地以一种跳跃的方式展开她的概念工作，从存在学、知识论到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从对思想史疑难的再审（安提戈涅问题），对经典文本的重述或阐释（《蒂迈欧篇》或《精神现象学》），到对特定方法的再检验（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在转换阵地和战法的同时，她并没有觉得需要首先标定自己的论证本身在方法论或基本概念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很先进的哲学写作方法，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作者在论述时，不得不自己锻造出一条“到底”的线索，以把不同层面的论述收束到一个可以相互参照勾连的统一框架中来。这个线索，在我看来，就是“女性意识”概念。
作者把黑格爾视为在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中“真正将‘女性意识’纳入哲学思辨”的第一人[1]47，但这第一次亮相中女性意识就如头牲之祭般被牺牲掉了。《精神现象学》描述的那个在与他者的斗争中获得自明性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回避了性别差异中包含的他者因素，另一方面，当它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作为“伦理的自我意识”外化为伦理制度（家庭和国家的法权制度体现的“真实的精神”）时，又把女人所代表的“无意识的精神”牺牲掉了。然后，在《法哲学》中，作者引用了第158节谈及“爱是伦理的统一”的著名段落，指出黑格尔强行用爱来化解性别意识的差异，抹杀了爱欲辩证法中“殊死搏斗”的一面，试图把女人的意识发展永久性地固锁在婚姻关系中。她从这种做法中看到，黑格尔只赋予女人“主体性半成品”的地位。结论是：“可见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其逻辑的力量之于女性问题，显得如此疲弱与荒唐。”[1]56-60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本来就没有“女性意识”的说法，女人、家庭问题只是作为伦理问题才出现和被讨论的，这时自我意识才要发展出自身与原始的“精神本质”的真正差异，性别和国家中所包含的矛盾由此才要获得其客观表达。从另一方面说，男性和国家也只在这个时候才获得其现实性，并马上因为这种现实性的自我矛盾（国家总是建立在以父子兄弟相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少数男性对大多男性的宰制）而毁灭。所以，这时不只女性是主体半成品，男性同样也是。
因此，指责黑格尔为什么会让女性在意识朝向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提前出局，在我看来更好的做法是重新检讨他的“意识”概念本身的缺陷，换言之，一开始就要把性和性别问题放到对自我意识的考察中去，这样才可能引爆意识哲学的根基：意识发展过程中的自性差异问题。尼采和魏宁格关于女性的佯狂般的极端言论的真正标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康德与萨德”命题的外科手术式的解析，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但作者的处理方式却是另起炉灶，提出“女性意识如何成为辩证法中的斗争环节”这个问题。然后，再把尼采和魏宁格当作厌女症———主体理性自我批判失败的产物———的典型代表，顺便把康德也列入共犯之后，作者赞同了《启蒙辩证法》的论断，即遵循合理化法则的思维机器已经无能处理性别问题，所以，女人需要摆脱既有性别模式的“绑架”，在意识的辩证法历程中为自己制造一节“女性意识”专属车厢。[1]86-87
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呢？作者先下了个初步的定义：“一般来说，女性对自身经验的反观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女性意识”，然后赋予这种意识以一种“在‘我思’与‘我在’之间”“与人的自异性和平共处”的特殊地位。[87]之后又说，女性意识有一个更原初的“逻辑起点”[1]109，它“比自我意识早熟”，“先于那个被对象化的‘自我意识’”[1]111。在第三章关于存在主义的部分里，作者把女性意识进一步归结为女性对其特有的身体处境的体认，并冒着陷入一种肉体形而上学的风险说道，这种体认就是一种身体性的经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有能力包容一切差异、并在这种包容中实现自身的女性的自我理解，其原型就是Khra，晃动的子宫，是潮汐起伏的肉身：
“不管男性之于身体的体验如何，身体之于女人就是她的第一处境，女性经验奠基于身体经验，在与世界最初相遇的那一刻，之于身体的领悟首先应该表述为身体是我，这样的陈述是前主体的，就是说在没有神性根基或者先验规定的情况下，存在的雏形就是身体，女性意识也就获得了一个不同于意识哲学（男性意识）的逻辑起点，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肯定。”[1]109-110
这样，我们被带回到某种意识与肉体合一的境界，只不过，这次不是意识节制了肉体（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之爱节制了情欲），而是相反，肉身统摄一切。黑格尔要女性满足于爱和家庭，把政治留给男人，而作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带着肉体颤动的意识才能够承担普遍的生命政治主体：
“因此，生命政治在某种层面就是女性主义政治，女人这个词意味着她们几乎反对所有的制度，……反之，女人一词就代表着一个被压抑的由无意识所决定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她们就是艺术，就是图像，就是生命政治的生命体。”[1]279
这里作者用的是跟黑格尔“爱作为伦理的统一体”几乎同类的语汇，只不过“精神无限的泡沫翻涌”换成“血之花的绽放”，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人肉版或女主型的绝对精神。
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女性意识———在男权的意识哲学中失落的女人的身体经验———恰恰是经由作者指控为男权的自我意识的赋型才获得自我理解的，这种自我理解———以弥补缺失的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她本来要指控的那个赋型过程。批判没有推进到跟批评对象的短兵相接，却变成双边立场———“女性意识”VS男权哲学的“自我意识”———各自的反向强化。用传播理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争论中的“极化”现象。极化的后果是，为了维持住相反的立场，她不自觉地分有了意识哲学本身的本质主义和原始主义倾向，并被对手的立场同化。
这种极化现象常常伴随着概念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作者对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描述，即使用了“迷踪”“暗夜”“血”这样的隐喻，或者援引了痛经、生育等生理现象，指涉着卵巢、子宫和乳房等解剖学对象，因为过于信任语言跟经验的同一性关系，所以仍然是抽象的。
抽象化的概念必然使其所概括的经验偏狭。一个表现就是，作者把女性问题视为哲学最独特的、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裂隙（这背后是怎样一种阳具母亲的自我想象？），并将之跟种族问题切割开来：
“至少还没有某个学说在显示黑人或者少数族裔与认识论的切近关系，而‘女人’概念却能够被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所运用。”[1]83
这个论断是错的。胡塞尔就坚持现代科学跟希腊—欧洲的血脉关联[3]，海德格尔进而把希腊—德意志的哲学血统铆定为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质主义。《启蒙辩证法》的作者们则从另一个方向，将犹太人在现代欧洲的命运视为启蒙理性逆转的一个证据。
三
偏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把女性经验跟少数族裔的经验切割开来的同时，作者必然会去描述一种在哲学上有独特意义的“受难”经验，只有这种经验才能通向“哲学的紧急状态”，只有在女人痛苦里人才能回到“衳身状态”：
“不正当的私人痛苦，除了单独性地隐蔽地被心理治疗接管之外，现代性作为症状，已经构成了人们心理命运的共同体，在女权主义这里被放进了哲学的紧急状态之中。因此，女权主义所释放的力量正是将人遣返回裸身状态，那被抑制的自然元素与权利正当性的冲突现场，正是女主体的现身之地，而自然正当的安全不正是要穿越危险之境才能善了的吗？”[1]283-284
把“裸身状态”跟“女主体”并置的做法复制了那种最常见的性凌霸套路，将女人的身体以神圣禁忌的方式切割为供窥淫者争抢的祭余。这跟“心理命运的共同体”的说法完全自相矛盾。“被抑制的自然元素”绝不只是女人，它还包括有或自以为有缺陷的女人，包括一切可能被歧视的族裔和年龄阶段的女人和男人，包括不同性向和身体障碍的人，包括动物，而最为关键的是，最受压抑的自然元素，恰恰就在压迫者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癖好中，在那些“强人”的施虐欲望中，“不正当的私人痛苦”才达到其阈值。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萨德———作为向“她们”施虐的“他们”的代表———的评论中写道：
“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4]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拒绝为———萨德笔下那些呻吟的女人们———“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直接加上解放的和声，因为这种亲和性———今日我们可以在无数对MeToo报道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施虐者饮鸩止渴的药引，本身就是“强人”主导构建起来并如吸血蝙蝠般赖以为生的，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不自然：“据称是自然造物的女人就是那个把女人弄得不自然的历史的产物。”[4]132
对这种可能越是痛苦和耻辱才让人们觉得越自然的经验的一切直接援引，都难以避免沾染着某种施—受虐的潜在淫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会极端地认为：“对女人特质的颂扬包藏着对所有秉承这种特质的人们的侮辱。”[5]换言之，任何对受压迫者的赞美（尼采认为同情即已暗含这种赞美）都在强行赋予他们某种其自身本来可以不是的形象并以此取“乐”；受压迫者对自己形象的反观亦然，而且更多了一层自毁倾向。对痛苦的最前卫的展示可能变为对造成痛苦的最保守话语的迎合。[6]
这里有必要指出张念一个隐蔽的关键操作。她当然知道，传统女性的自然状态是男权的自我理解向外投射的产物，但是，她在拒绝男权意识以赞赏和规范性话语塑造的这种自然的女性理想的同时，却以一种近乎受虐的方式，迫使这些形象在哲学概念中升华，将之施洗命名为女性经验，进而以此为武器去反击，却没有想到，这倒戈一击可能是正中下怀———正如她在美学部分的探讨中也察觉的，对抗可能是“迷狂极乐”的[1]228。意识哲学本来已经耗尽了的本质主义话语，现在凭借这个“血之花”的反哺，重新在某种酒神式狂喜中复活，并变身为一种新的自然形而上学。其核心概念，就是据说女性所特有的“疼痛”和“创伤”。
这个话题集中出现在我认为是全书文眼的第五章“性别伤口是意义的发生场所”一节。作者先是引述了齐泽克，指出性别差异可以视为一个事件性的创伤，人类的生物学身体经由性别分化而导致身体稳定性的丧失，进而给人类文化内部留下剧烈冲突的伏笔。然后，作者认为这个冲突在女人身体上才被“更为明显地表征着”[1]164，如同神圣的病人一般，女人因为这种表征而受命成为真理的暗夜守护人。女性主义者，在拒绝了歌德的“永恒女性，引領我向上”的模范表白之后，一转身接受了德勒兹的“女人自身就已然生成为一个秘密”或齐泽克的“只有女人才能体会到大他者的快感”[1]168-169的另类恭维！但这两种对女性形象的指认都是非历史的。
正是依据这种去除了历史语境的女性经验的概念，在第八章谈身份政治时，作者又一次表示不屑于加入族裔、阶层、性取向的“孩子气的边缘竞赛”[1]248———她因此批评巴特勒仍然只是满足于“向已经存在的被称为常态的合法性系统靠拢”[1]251，女人从自身的自然欲望出发———“正如女孩欲望的形成与权威—社会无关，其本身就是性的或性别的”[1]254———就可以直接进行抵抗了：
“经由弗洛伊德和德勒兹理论的提示，我们就获得了社会抵抗之外的另一种抵抗，就是说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女性抵抗，试图直接面对存在之伤，身体之痛。”[1]254
这种对疼痛与创伤的“直接面对”必然带上了上面说的那种自毁倾向，因为它会把具体的、各有来历的苦痛经验离析还原为某种混浊而乖张的心理冲动或身体反应。本书前半部分说到启蒙方案中暗含着“焚毁女人”的用意，而后半部分则以积极的口吻描述女人“焚毁自身”以抵抗，就是这种自毁倾向有意无意的暴露。
这种倾向背后就是尼采提到的那种近乎宗教的嗜痛症。尼采看到，疼痛有一种特殊的“提升”力量，它比快乐“更实在”，快乐总是倾向于夸张和欺骗，而疼痛则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清醒性。他提醒我们[7]，我们会更加信任自己能够“施加”的痛苦的实在状态并陶醉于对它的反复确认中。这个“施加”的过程，就是哲学用概念之刀来切割活的经验的时刻。在形而上学的根源，或者张念喜欢说的“本体论现场”，尼采看到的是一种对痛的陶醉和对伤口的维护。犹如通过刺激神经而迫使自体大量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思维迫使我们在抽象思辨中获得自我陶醉。
以此观之，在张念这里，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概念化也伴随着对痛苦的刻意品味和提炼，而且跟尼采一样，都走向对生存的美学辩护。在第七章中提到安提戈涅的第二副面孔的时候：
“作为‘血样本’，发挥美的功效，即惊诧以及净化，以便修复人从自然之中诞生或坠落时的伤口，‘美’依然被征用为庇护所；安提戈涅能够‘道成肉身’吗？一个鲜活的面孔，在人之中？在社会秩序之中？”[1]235
与尼采不同的是，张念使用了发问的口气，她想要的是一种“既是又非的陈述逻辑”，以“释放出语言凹透镜之中被抑制的折射物”，并相信，这种陈述中可以绘制出安提戈涅的第三副面孔：“这张面孔不再神秘，不再沉默，可以按照其自身的方式开口说话。”[1]235这样，问题从美学延伸到了语言哲学。
四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疼痛、表达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醒我们注意，这里隐藏着语言起作用的多种方式，语言并不只以一种唯一的方式传达思想，否则我们一定会面临疼痛既可说又不可说的悖论。疼痛，正如所有感觉，不是某种确切的东西，但也不是“乌有”，而只有在我们觉得无可陈述时，这种“无”倒是作为某种“有”在起作用。但一旦将之说成“有”，陈述就会复制出难以禁绝的伪装，在语法的强制下，增生出难以确定的姿态、言辞、信念。[8]
这一考察或许可以帮我们理解张念其实一开始就给出，但后来并未鲜明贯彻的那种“是/不是女人”[1]28自反式姿态。这个姿态跟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是相通的，也是一种以语言游戏的方式绕开概念陷阱的尝试，它事实上对我之前指出的她在概念化和抽象化时的用力过度实施了制衡，也暗中抵消了将“女性意识”概念绝对化的倾向。照我的看法，这个自反的姿态实际上可以更连贯地引入更进一步的女性主义哲学的自我批判，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不用某种“概念帝国主义”的方式把痛苦和创伤总体化和抽象化。这里需要的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的策略———“对概念祛魅”。不是让无权者获得“概念形象”，或构建适合于“女主体”的新概念，而是反过来，要让已有的概念在那些伤痛面前破裂、变形，从而让主观的感受获得客观的表达：
“让苦难说话，这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就是主体所要担负的客观状态；主体当作最主观的东西来体验的，它的表达，是被客观地中介过才传达出来的。”[9]
如果我对这段广受女性主义者引用的晦涩之语理解正确的话，阿多诺说的是：疼痛和创伤，作为主体最主观的体验，总是经由特定的历史境遇才为我们所知的，并因此成为客观的了：MeToo运动中那些看似空口无凭的指责之所以令人恐慌，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经验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客观性是被中介过的：所以，哪怕那些呻吟令我们汗毛倒竖，我们也有不将之直接等同于本真的经验的自由，我们也可以拒绝从中提炼出某种马上决定我们命运的政治契机，不用某种概念将它點石成金，变成抽象的口号。我们要做的毋宁说要把这个中介的过程持续下去，把那些痛苦所发生的情境，联结到性别差异以外那些更难以启齿、更触目惊心的中介环节中去，以助成最后社会性的“链式反应”。
在这篇书评完成之前不久，张念、我和两三好友之间有过一场关于MeToo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此。在我看来，女孩们的愤怒必须跟其他类型的社会苦难联结在一起，不然将神秘化为某种无常的怨恨，或竟反过来被加工成给“强人”助兴的药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不要尝试对疼痛做私人指涉，而是要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各种方式参与对痛苦的表达，这样表达和经验才能相互校正，最终，“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8]384。
要在女性问题上展开这种让概念与经验相互校验的学习进程，熟悉中国妇女解放史和当代妇女境遇的张念大概是最好的开拓者。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把张念这本书读作女性主义在汉语哲学中第一次通过概念“让苦难说话”的尝试。如果尼采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在我此前的所有质疑之外我必须承认，她的思考和表述所施加的痛苦确实有一种超乎我所能遭遇者之上的实在性，正是这种异质的实在性令我不安和发出那些虚张声势的指控。她所有的用力过度和一意孤行，都是一次辩证法冒险的开始，把我们带入那种陌生的清醒，开启出后续无穷的表达实验和学习进程，正如她在全书结尾所说的———这也是对“她到底想怎样”的最好回答：
“女权主义没有指路的习惯，也不创造什么新世界，并且拒绝历史目的论，拒绝意义象征系统和身体的分隔，穿透这个世界的幻象，她的位置在边缘，而不是可以看见的底层，为解放的任务不断刻写新鲜的标记。”[1]293-294
注释
[1]张念.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28.
[2]作者将这个词译为“切诺”；一般的译法是“子宫间”（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9页）或“容器”（[法]克里斯蒂娃.过程中的主体[A].陈永国译.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6页注6）.
[3]“新哲学的奠基是近代欧洲人人性的奠基”，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3.
[4]Horkheimer/Adorno，Dialektik derAufkrung，inGesammelteSchriftenB. 3，hersg.vonRolfTiedemannu.a.，Suhrkamp，F.a.M.，1981/2003，S.132.
[5]Adorno，MinimaMorailia，inGesammelteSchriftenB.4，hersg.vonRolf Tiedemannu.a.，Suhrkamp，F.a.M.，1951/2003，S.108.
[6]庫切在剖析文艺界在恋童癖面前的恐慌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在色情问题上，女权主义关于前卫运动的其他考虑，却选择了与虔诚的保守派交媾，一切都陷入无法解说的混乱。”库切.凶年纪事[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39—40.
[7]Friedrich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7-1889，KSA13，hrsg.von GiorgioColliundMazzinoMontinari，DTV/deGruyter，1999，11[332]，S.143.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3.
[8][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1节以后，尤其是304节.
[9]Adorno，NegativeDialketik，in GesammelteSchriftenB.6，hersg.vonRolf Tiedemannu.a.，Suhrkamp，F.a.M.，1970/2003，S.29.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