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今年是全面完成“十五”任务、为“十一五”发展打基础的关键一年。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努力推动各项工作。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着力搞好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搞好宏观调控。近两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扭转某些被动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从当前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看,宏观调控工作不能放松。关键是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把握好调控的方向、重点、时机和力度,改进调控方式方法,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持续较快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推动各项工作,把深化改革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阻碍经济发展和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体制性根源,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力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新突破。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系,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合理利用外资,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抓紧做好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各项工作。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要着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度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特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得以逐渐完善和发展。企业要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以“双赢”策略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内可以赢得员工的忠诚,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对外可以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信任,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伦理;利益相关者;伦理准则;价值取向
企业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其参与了社会大生产中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是经济实体和道德实体的结合体。企业的管理包括研发、物流、生产、销售、财务、人事、信息和政社关系管理等方面,但由于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企业伦理正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伦理概述
“伦”是指人的关系,即人伦,“理”是指道德律令和原则,所以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按照施泰困曼教授的观点,道德是指一定的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是伦理在实际中的规范,更多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体的意味;而伦理倾向于一种理论,是指对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是高于道德的哲学,具有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一般来说,道德与伦理可以看作同义词,表示的基本涵义是一样的。
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经营时应遵循的伦理规则,是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本任务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准则主要有公平、公正、诚信、负责。“伦理经营”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企业经营新理念和新趋势,是以人为本,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超越法律的自律精神,积极负责地、合乎伦理地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了产品营销、产品推销、市场营销和社会营销的演变过程。佩因在《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中指出:衡量企业业绩的最新标准就是有机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的卓越标准,即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时必须坚持以伦理价值观为指导。
伦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范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爱”、“重义”、“尚礼”、“贵和”和“诚信”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经营思想源泉。企业伦理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研究的范畴和伦理管理的内容也在随之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普遍接受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人”假设并改进诸多不合人性的管理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企业开始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等问题予以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地球环境的恶化使企业对其“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74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讨论会标志着企业管理伦理作为一名学科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逐渐开始引人注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代起,美国、西欧、日本的一些先进的企业,就已经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严格的伦理制度和监管制度,企业不再认为企业的竞争是赤裸裸的斗争,不再认为打垮对手就是赢得了自己。2001年11月,美国安然公司因做假帐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2002年,美国安达信倒闭、世通公司财务丑闻等一系列恶劣事件震撼了美国与全球业界。中国“第一蓝筹股”的ST银广夏,因伪造经营业绩、虚报财务报表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伦理已成为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伦理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
利益相关者最早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现称SRI)1963年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理论文,最初被定义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再存在的团体”,利益相关者最早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和社团。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的个人或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或持有股票、有表决权,或者能够从企业的日常运行中获得既定的利益,这种关系通常是互惠互利的,即企业与个人和群体总是利益相关的,企业在运行中需要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或影响力。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高级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和竞争者,后者包括社区、本国政府、外国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大众媒体、支持团体和大众。当代西方企业伦理学家把凡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零售商、社区及政府等,都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或团体都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变量的角度被定义的,因而多被排除在企业管理的视野之外。然而在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和团体则被视为企业的构成要素或内生变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即要求把企业与股东、顾客、社区和政府等关系,作为相互内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纳入广义的企业管理范围。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公司是什么,并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思考公司应有的经营方式。1994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界领袖在瑞士通过的《CAUX圆桌会议企业商务原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基于以“共生”和“人的尊严”为基点的伦理观念中,所谓“共生”是指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使相互合作、共存共荣与正当、公平的竞争两者并存;“人的尊严”则是指把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真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社会责任,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道德规范和准则践行的组织载体,“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并不是对立的,没有永恒的先后顺序。利益相关者的每一种权利对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都有可能产生支持或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这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伦理已经成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
首先,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基本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融洽、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它的经济功能是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有益的商品和服务,但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有些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常常要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企业对社会对环境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企业分清有益和有害、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界限,要求企业提供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供求,采取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合理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利润和效益,要求企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企业在社会上、市场上的竞争已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是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上的竞争。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佩因,1999)。
其次,企业伦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化解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首先会碰到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劳动、管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牵涉到如何在分配过程中恰当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同时,这三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及相应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完全能够依据技术原则、经济原则精确地定量确定的,因此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还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伦理道德原则,即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从技术原则、经济原则出发,根据三者的贡献去分配三者之所得,又要使三者所得的差距符合伦理道德上的公正合理的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要的激励原则,因为人们进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和物质利益,同时还有各种社会的、精神文化的、伦理道德上的需要和追求,这就要求企业在管理中除了贯彻物质利益、经济报酬的原则之外,还要加强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伦理的建设和培育,使人们在企业劳动和工作中同时得到文化上、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满足、完善和发展。
第三,企业伦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处理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方式、方法的经常化、持久化、稳定化、制度化的体现,其根本特点就是“管理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规范经济、信誉经济、文明经济、法制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有经济上、技术上的根据,又要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上的根据,即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社会文化上是文明进步的,在伦理道德上是公正合理的。管理决策的伦理性,是同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社会伦理观念等方面紧密联系的,在管理伦理道德标准认识方面,有三种观点:功利观、权利观和公正观。现代市场上的企业家是讲法制、讲规矩、讲道德、讲文明的现代企业家形象,一个企业越是具有伦理道德水平,就越有可能在市场上和社会上赢得消费者和同行的信任和声誉,而企业的信用、声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和潜在的市场,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伦理建设虽然直接提高的是企业的伦理素质、伦理水平、伦理价值、伦理形象,但这种伦理素质、水平、价值、形象的提高却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转化为企业在经济上的利润和收入。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看,可能有的策略有:赢/赢、赢/输、输/赢、输/输、赢/输或赢五种。斯蒂芬·R·柯维认为双赢(赢/赢)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从长远看,如果双方不能都赢,就会都输。这就是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惟一正确选择的理由。”从短期看,采取赢/输或赢/输或赢策略能获得好处,而从长期看则是下策,这是因为谁也不想输,看不到赢的输谁也不愿持续下去,输的一方自然就会脱离合作关系甚至会进行报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是一个多维的价值关系系统,义的内涵包括:公益为义、人道为义和公平为义;利的界定包括:私利为利、物用为利和效率为利。各具三元要素的义与利,构成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即公益与私利、人道与物用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一个相关的运动体系,在具有伦理二重性的市场经济中,义与利是能够和谐统一的。义利共存、共融和共生是义与利关系递进的三个阶段,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从对社会的贡献出发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并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特点和竞争优势等选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义利”价值观,至少作到: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在股东、债权人和供应上之间合理分配;尊重员工;真正将消费者满意视为企业销售的最高目标;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回报社会;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对合乎伦理地对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做了精辟的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衡量企业道德实力的八项指标是:顾客忠诚度、员工忠诚度、股东忠诚度、融资资信度、供销稳定度、同行联系度、摄取融洽度和社会美誉度,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是企业提高道德实力的过程,衡量的具体标准是:
1.公众支持。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从道德层次看,“公”取代“私”上升到第一位的基础价值地位成为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是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升华。价值合理性是近现代哲学凸显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其主体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真、善、美和利”是行为指导的命题和向度,经济伦理就是规定经济活动的工具价值合理性和伦理价值合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企业作为国家的“公民”,2004年全球CEO论坛认为,其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必须履行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因此,为避免企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并确信其行为合乎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2.顾客满意。卓越伦理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就是真诚地为顾客着想。为顾客着想意味着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了解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要。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把提高质量仅仅看做是增加利润的手段,而是企业对顾客应尽的义务,才会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不做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真正把质量当回事。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漫天要价,而是通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既给顾客带去实惠又给企业创造利润。为顾客着想,才会尊重顾客,真诚地为顾客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员工也可以作为内部客户看待,就是要尊重员工,发挥其才能,根据贡献度满足其生理、心理和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3.投资者青睐。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2001年7月10日,伦敦股票市场推出了“环境稳定、股东关系良好、支持人权”为指标的道德指数后,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资金是以往的4倍。研究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多的投资回报。而投资者的青睐,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企业的实力,促进其成长。如果投资者对公司采取“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则说明企业的伦理管理是成功的。
4.供应者信任。供应者是企业生产链上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者事关企业兴衰,供应者一般愿意与信得过的企业打交道,因为与这些企业做生意,风险低,效率高。诚实守信、互利互惠是赢得信任的基础,作为一种回报,供应商愿意以比一般公司低的价格供应质量可靠的货源,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银行对信誉好的企业也往往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此外,经销商也愿意为这类企业提供畅通的销售渠道。
三、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伦理管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对内有利于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忠诚、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行卓越领导;对外有利于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些无一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企业以诚信为本,加强企业伦理管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合肥荣事达集团在北京公布的《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提倡“和商”理念,即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和严格自律等,是中国企业加强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典范。加强企业基于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主要途径有:
1.制定并执行企业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所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股东、政府、社区、社会大众等的责任关系,它同时包含公司的经营理念与道德理想,不仅是指导企业计划、决策和业绩评价的伦理罗盘,它还能够从组织伦理的角度指出企业预期的投资者、成员和业务伙伴,并通过一系列的奖惩、审核以及控制系统加以强化和执行。
在实践中,企业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制定伦理准则:(1)目标:组织的最终使命是什么?在逐步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它的目标有哪些?怎样实现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的统一?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探测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创造价值的方式。(2)原则:组织义务有哪些?其合理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其理念是什么?如何作到“义利相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旨在识别组织的义务、权利和价值观念。(3)对象: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有哪些?他们的权利、要求合理权益是什么?
以金融业为例,金融在当代经济活动中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公众对银行的认识普遍是“嫌贫爱富,扶强不扶弱”,这一方面是社会对银行的误解,但也与一些银行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损人利己”伦理的影响而导致的伦理缺失有关。要使伦理准则要更具效力,必须把伦理准则作为全体员工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的“义利观”,要求全体员工对股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积极贯彻国家的宏观金融和产业政策,以“正当、协同、价值、沟通和创新”为原则开展和谐营销,从源头上杜绝“违规揽存、以贷谋私、客户欺诈和虚假披露”等行为,将企业伦理作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并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一种伦理优势,再将伦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即将今天的收益转化为明天的所得。有些银行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制订了伦理准则,包括指导思想、行为准则、服务规范等,教育引导员工并通过绩效管理约束员工既要考虑银行的利益,也要考虑客户的需求,更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2.由上层开始推动伦理建设
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老板-宗法型、制度-契约型和事业-同志型,分别对应着宗族权威、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三种模式。建立良好的企业道德行为体系,首先要有一个道德的领导者(安德鲁斯,1989),作为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合乎高标准伦理的公司,高层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赋予企业的伦理准则以生命,建立一个支持伦理行为的环境,并在员工中灌输一种共同承担的责任感。组织领导率先示范是建立和维持组织伦理最重要的因素。领导要敢于承诺,敢于为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采取行动,同时当企业行为与道德义务存在冲突时,敢于以身作则,先思伦理,再行决策,并置伦理价值于决策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杜绝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企业是营利组织而非公益性慈善组织,其任务是生产分配交换物质财富和经济价值,因此无需讲究企业伦理;二是认为伦理上有问题的企业采取非伦理的目的和手段,也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因而无须讲伦理;三是认为,讲伦理道德会使企业增加投入减少收入,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张瑞敏在家电行业里以“挥大锤的企业家”著称,也正是这把大锤,使“精细化,零缺陷”变成海尔全体员工的心愿和行动,使海尔走向了世界。
伦理准则旨在阐明超越组织实际行为的一种渴望,它可能与驱动组织的体制和过程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同时,与传统较大公司的层阶制度相联系的信息传播和责任的分离也可能导致重大的义务缺口,因此,对组织结构和组织体制的设计给予充分的注重是加强企业管理伦理建设的必要措施。企业需要对下列体制给予特别注意:领导与监督、雇佣与提升、绩效评价与工资报酬、雇佣开发与教育、计划与目标设定、预算与资源分配、稽查与控制。近年来,西方一些公司创设公司伦理官员的职位或者任命伦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伦理问题,向企业全体成员传播沟通伦理准则,对可能出现的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检查,奖励遵守准则者,处罚违反准则者,不断审议和更新准则,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管理伦理的建设。
3.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企业伦理最终要靠具体的行为个体来完成。管理是对人管理,也是为人管理,人是手段,更是目的,管理对象已经由物转向人,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中国银行特别注重员工企业伦理教育,提高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使命、态度、观念、思考方式等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培养员工对身边的人与物的敏感度,防止破坏性的道德沦丧。在伦理教育方面,必须根据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如2008年的“抗冰救灾、抗震救灾、北京奥运、毒奶粉”等,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开展“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大讨论”活动,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环境熏陶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加深他们对伦理意识和履行伦理规范的能力,从而改善自身行为,努力实现企业的伦理目标。这样,道德伦理风范不再是企业必须维持的一个负担,而是统治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
4.加强社会监督
企业作为社会的成员,对企业的监督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可以从法律监督和环境监督两个方面来实施。
(1)法律监督。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伦理建设,一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提高伦理的权威性,使企业伦理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二是可以增强道德的规范性,通过法律条文将一些伦理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并使企业其行为规范化。三是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性手段,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如国家颁布的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要求。
(2)环境监督。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必不可少的手段。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使企业弃恶性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性行的谴责,这种监督通过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性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目前,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通过彼此监督或通过成立官方的、行业的或民间的行业协会监督,可以使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有效促进企业日常行为的改善,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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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君
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认识的新的升华,其视域中蕴涵着丰富醇厚的人文伦理精神。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在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上创造了全新的关系,从中折射出人文伦理精神对当代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伦理精神;以人为本;公平;和谐共处
[作者简介]曾宪玲,中共吉安市吉州区委党校讲师,江西 吉州343000
[文献标识码]A
“十一五”规划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表明这一战略思想由理念到实践的转化,在这一转化的关键时期,深入而正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文伦理精神,对于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自觉而坚定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千百年来,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的伦理道德,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对于在社会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来说,总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主体的社会理想及行为目的便显现出来。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价值关系,其核心是怎样推进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及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主体在人一社会一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道德责任。因而,伦理价值本质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建构比较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或伦理精神。
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在对待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新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
一、在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如何认识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任何一种发展观念模式都要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界定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分水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一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物为本”是相对“以人为本”而言的,“物”主要是指由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物质的扩充,量的增加。“物”既区别于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也区别于作为精神形式存在的思想文化,其根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偏重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即所谓的“唯GDP论英雄”、“唯财富论”,忽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与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相比,“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让人民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时,一个主要方面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判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人从属于物,劳动者从属于资本,劳动力从属于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将那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成为统治人的枷锁。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市场经济要为人民的需要和人自身的发展服务,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发展效率。因此,无论是宏观上的发展战略,还是微观的具体政策措施,“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都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然发展的条件。可见他们也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理想的,那么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呢?笔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就是符合人的本质和需要的发展,就是要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具体说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完整、充分、和谐的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没有外在强制压力的、只对自身人格的发展和完善;人的完整发展,是人的各种需要、素质能力、人格魅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协调发展;人的充分发展是人在摆脱了各种盲目力量的束缚,使自己的各种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和谐发展应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自身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人的尊严、自由得到充分实现,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蕴涵的伦理精神,所体现的价值导向。
二、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追求公平的伦理精神
如何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任何一种发展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存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处于区域、城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公平作为一种分配原则,保证主体获得应享有的经济利益;在伦理关系中,公平则是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同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舆论氛围等一起维护和保证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平等地位和合理利益。一般来说,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在这方面,国际上的“拉美现象”是值得警醒的:即拉美一些国家,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1/3以上,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却产生了那么多的穷人,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实际上,我国在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有教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这一主张,遵循的就是效率原则和非均衡发展原则。这是符合实际的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有些人曲解了邓小平理论。实际上,邓小平同时认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的目的是为达到共富。他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1]。突出了共同富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社会不和谐因素中“收入差距过大”在调查选项中高居榜首,如不采取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不仅会挫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劳动积极性,更严重的是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给我党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峻挑战。故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应当在收入分配调节中,坚持初次分配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再次分配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兼顾各阶层的群众利益,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就是注意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三个共同”原则,真正使广大人民在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科学发展观正是重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注重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它体现和蕴涵了全社会关心爱护帮助困难群众,尽可能地使他们享有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等的机会,尽可能地使最大多数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精神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此,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如何对待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发展观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支配主宰自然,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与西方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比较,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值得很好借鉴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一方面,这肯定人在自然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把天地人看成是共存共荣的重要实体,而且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人与自然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天人合一”中,“合”是符合、结合,“合一”是指对立双方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通而知”[3],这是说既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的状态。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依照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的: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互动共存。那么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它的应有之义是什么呢?可持续发展是指以未来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其内容归结为三个方面: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地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和全球的发展为代价。这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生态自然对人类存在的价值,视它们为活的生命,将生态自然系统纳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要承认自然界那些活的生物体的价值和权利,以求得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协同发展,从而建立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根本指针,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自觉。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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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宁.中国文化概论[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2).
[3]纪敬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考[J].求实,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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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这种格局如果持续下去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逐渐明晰。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们现阶段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 城乡统筹发展 二元结构 战略意义 具体途径
1.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一句话,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让城里有的农村也有,让城里人过的好生活农民也一样能享受,农村和城市齐步前进。
2.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失衡的工农业和城乡发展关系,或者继续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战略,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拉动和贡献,都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加强,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进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统筹城乡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民众多,约占中国总人口70%,但只拥有中国经济GDP总量的20%。原因是由于过去实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国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和工业上,而农村、农业却被忽视了,导致现在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久,才能真正实践“三个代表”。
2.2统筹城乡发展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紧紧围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统筹安排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要把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消除歧视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可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2.3统筹城乡发展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当今,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提高,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加强与改善,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涉及农民的问题,而且是涉及经济转型、城乡关系、体制结构的综合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只有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创新城乡发展战略,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是加快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
2.4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中的矛盾因素,达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3.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途径
3.1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抓好落实。
农民处于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对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到处都搞得比较漂亮,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首先要满足城市,然后满足农村。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只有各级政府和城市市民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投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城乡统筹的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率先带头转变观念,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增进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没有统筹城乡发展,就谈不上“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目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上,思想已基本统一,关键是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政绩观能否确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其考核内容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新的调整和补充。其重要内容要把各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做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业绩作为重要指标,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考核中要多倾听农民和民工的建议和心声。
3.2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增加农民收入。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步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对城乡在经济方面的融合、城乡经济的拉动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运用农业发展的规律,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3.2.1发挥“人”的优势,做好转移文章。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农民,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要做好转移文章,重点应在就地转移和易地转移上下工夫。一是把加快小集镇建设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小集镇的产业结构基本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进镇门槛、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较低,小集镇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因此,加快小集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二是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对于县域经济来讲,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加快富民的一条有效途径。发展民营经济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当地主导产业为依托,推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把招商引资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招商引资是主攻工业、发展农业的总抓手,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把技能培训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要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为重点,大力实施“人人技能工程”、“阳光工程”、“雨露工程”等培训项目,使每个农民至少掌握1—2门实用技术,提升劳务输出质量。要采取必要措施,调用职教中心和农业技术部门等社会资源,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和对口培训,使他们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本地就业都具备一定技能,提升创收能力,走一条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路子。
3.2.2突破“地”的瓶颈,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多产出少的农业种植现状,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以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增收。要突破地不生金瓶颈,实现土里刨“金”,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以农业的高效,来实现农民增收。
3.2.3加大“钱”的投入,创优增收条件。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增收保障。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切实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深化农村土地、林权等各项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大家电、摩托车等下乡实施力度,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同时,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农民负担动态情况,提升农民负担监管水平;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因农用物资价格过快上长,增加农民生产成本,抵消农民增收。
3.3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减轻农民负担。
3.3.1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农村医疗体制与条件而言,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覆盖面只有10%左右,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应通过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农村尤其是欠发达乡镇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减轻农民看病难的负担。此外,还应加快与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孤寡老人社会赡养制度,解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3.3.2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强化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改变主要由县乡财政和农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状况,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除对教育费用上涨太快进行控制外,还有必要对农村一些低收入户的义务教育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
3.3.3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建立公共财政,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一切有效益、面向市场的项目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取消对农民专门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出路所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也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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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1949年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赶超式经济发展到转轨式经济发展,再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的转变。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为载体;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赶超式经济发展;转轨式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A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三利-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及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一、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与赶超式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所论及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作保障、以工业化为目标、以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才刚刚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尚未来得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现工业化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同步进行。我们把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相联系的工业化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目标,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不仅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借鉴。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来自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激情与落后现实生产力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来自基于“冷战”格局所激发出来的关于以经济发展速度的竞争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维。受同期发展观的影响,同大多数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建国之初就把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所面临的环境有所不同,这种转变在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指导,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现赶超式经济发展。与经典理论的赶超式发展有所不同,我国的赶超式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独特性:
第一,强调“突击”作为一种手段对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赶超是这一时期推动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动力,把“赶超”思维落到操作层面的办法就是用“突击”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是在农业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工农产业结构转移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突击”的方法就在所难免了!正如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1954年所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
强调“突击”作为一种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给我们的启示是:“突击”的经济意义在于快速发展,它是一种可以接受但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突击”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使我们集中力量扩大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工业规模总量。“突击”不能持续,是因为“突击”必须在尊重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连续地“突击”可能打破经济系统原有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思维方式,新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相比较而言,“突击”的成效多集中于“破”,而“立”的过程更需要“平衡”。因此,只有把“突击”与“平衡”协调起来,这种“突击”的成果才能持续。
第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与改造置于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考虑的地位。由于我国多采取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因而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主动变革生产关系以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拓展空间。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改造对实现工业化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只不过根据情况对两者在经济建设中优先次序的安排有所调整。最初的设想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然而,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投资过猛,供求关系全面紧张、农副产品短缺和物价波动等影响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负面现象,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看,我国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到1956年底基本上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事情并未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病在后期的经济建设中时有暴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绩效不是提高反而降低。对于诸如“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经济体系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等弊病及基于此所反映出来的不满情绪,一些领导人不是将它归因于体制原因,反而视之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并把它们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为理论探讨的“禁区”。这种思维一直贯穿到“文革”结束,对指导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指导下的赶超经济发展方式,从执行的效果看,并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公平分配等没有得以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一是对工业化的认识和经济发展中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定位不准,忽视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二是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
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三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始终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想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人民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富裕,而且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事实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及其所对应的直超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及时和适度地加以调整。
二、经济主导型发展观与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基本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这一阶段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最基本的特点可概述为“现代化+体制改革”,即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以体制改革为动力与保障。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与理论创新。我们之所以把这一阶段的发展观概括为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发展思路上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优先考虑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仍需加快经济发展。不过,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局限于工业化,而是被拓展为现代化。相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所谓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但除此而外,还要包括其它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其中,不少部分又是由工业化这一变革过程所必然引起而发生的。”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强调经济发展,而且也十分重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及支持该制度体系的道德价值的变迁。也就是说,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要坚定不移地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从而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把工作重心转向操作屋面,重点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强调以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动力和提供保障,我们称之为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在思路上有两个突出的创新点:
第一,将“生产力标准”置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高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相同,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标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前所未有”一方面体现在把生产力标准上升至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的论断,是对过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纠正、继承与创新。它不仅廓清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即,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发展手段,但我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却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从而把我们的生产力标准与其它剥削阶级的生产力标准划分开来。这一观念的创新,使我们在实现生产发展的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创新空间,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前所未有”还体现在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说明新时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领导地位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与考核观,将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能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它方面建设,使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产生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感、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第二,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强调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协调发展。早在1964年,我国就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文革后,这一目标得以不断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被认为是新时期的一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又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现代经济的需要。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有所不同,新时期完成这场革命的亮点在于把加快经济发展所需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体制改革层面。“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实践进程中的一项理论创新,是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创新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是对“体制改革”内涵与外延理解深化与扩大的过程。“体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推动的制度创新。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之争,后阶段着力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对于促进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粗放型及由此而产生的短缺,理论界的学者们把它归因于体制“内生性”缺陷,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基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运转效率低下。因此,新时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需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上有所突破。这一改革在时空顺序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878-1985)、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1989)、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一)四个步骤完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制度建设的重心就调整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有制改革上来。特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是体现在量上,而是体现在控制力上等一系列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不仅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激励因素;而且也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释放了新的空间,极大地优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与体制改革相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典型的转轨特征。一是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并举,使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均有新增长点。二是在评价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把考核的指标由工农业总产值扩展至国内生产总值,为服务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三是不仅重视积累以为扩大经济总量提供资金支持,也重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以及三次产业之间发展的平衡,以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拉力。四是在发展的格局上以非均衡发展为主导,在“两个大局”的框架下用“梯度发展与转移”理念代替沿海与内陆地区平衡发展的思维以寻求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增长极。五是在发展的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范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六是在发展视野上,一改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思维,倡导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与动力。七是在发展速度的确定上,基本摆脱急功近利的“跃进式”发展方式,确立了“分步走”的战略,更重视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通过发展体制的重塑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微观经济对现代发展的适应力,推动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在取得这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转型一方面刺激了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二是基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从而严重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过分重视经济发展而导致较少关注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使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产生重大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社会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发展及时调整。
三、科学发展观与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发展观,实际上要解决三个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通过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实现政治发展的可持续,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实现人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主导型发展观的辩证扬弃,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及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升华与提炼,·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一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观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有可能在和谐的前提下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坚持发展的科学性是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创新点,它要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办式的重要影响在于,一是需要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需要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间的关系;三是需要实现发展的公平即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机会不平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称之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发展的终极目的,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重视平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当务之急重在抓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的思路包括:
第一,继续把“以人为本”作为所有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目标由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升至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发展观念的升华,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一发展目标的提升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发展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发展服从与服务于全体人民,特别应使社会的赢弱者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得到救助的机制与渠道,使他们能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统率,除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外: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化所提供的现代服务业机会。增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第二,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能减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节能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投资结构看,为了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过多的资金投入了有利于提升GDP产值的重工业。这些重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资源开采与加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是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基于这一投资体制在激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之间存在强烈内在关联,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脉。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按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用其它行业的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寻求空间,这在短期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有利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止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第三、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紧密。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实质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路上要以实现又好又快为目标,以有利于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动力源,在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极方面力求取得重要的新进展。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讲,需要改变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广泛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从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打破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尊重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效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为此,需尊重国家关于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思路,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两个基本支撑,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
家扶持机制。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同时,要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的政策支持,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第四、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强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保障作用。一是改进政府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切实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列入考核内容。同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短期行为。二是继续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和制度。积极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改变资源税征收办法以应对当前矿产资源制度不合理的情况。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达到充分利用矿产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三是健全资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稀缺程度,纠正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扭曲现象。在推进价格改革的同时,也需辅之以恰当的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努力形成“谁节约资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回报”的市场机制使企业、公众自觉加入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来。
四、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影响、互相推动。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就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去思考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是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过去的经验说明,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载体;每一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伴随着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变迁。因此,每一时期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都需要树立观念——制度——举措的框架意识,不仅要重视措施本身的科学性,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转变观念与稳步跟进制度建设。不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的具体目标可能有差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操作方式,但经济发展始终是为了同一个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中国的富强和民族振兴。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时,应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是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每一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受同时期国际主流发展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解决国内现实问题的需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每一新的发展方式都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扬弃与发展。在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要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结合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制定出有效的阶段性发展举措,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发展成就与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平衡、本国发展与世界性总体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最后,要充分认识到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其原因,既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也有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因此,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不要幻想_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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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 经济学; 宏观经济管理; 持续协调发展; 微观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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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项伟大创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得到了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应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索和认识的空间。
一、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了解微观经济运行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就是说,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微观经济既是一国经济的基础,也是一国经济活力的源泉。微观经济的集合构成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运行的集合形成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所以,宏观经济分析是需要建立在对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必须了解掌握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把握和了解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规律,需要很好地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微观经济分析方法。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假定,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里基本的理论。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则有“利益最大化、供求和等价交换”三个原理。理性地思索和分析,特别是再拿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对照,可以认为这“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是成立的,历史证明它们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就是我们承认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地位,尊重市场供求和价值规律的结果。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能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使资源配置富有效率,但它也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现盲目性,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浪费,即市场失灵。由于存在超额利润和追求超额利润,市场主体会在一定时期内将投资集中投向一个行业或产品领域,在市场竞争中展开厮杀,直到这一行业或产品市场出现供给过剩、边际收益递减,价格下跌、盈利水平下降,一些市场主体才会退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存在浪费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由于事实上的市场垄断以及自然垄断的存在,一些大型、超大型企业控制市场、控制价格、排挤竞争,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会使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局部低效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必须进行研究和时时加以关注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一些经济管制是必要的,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管制,要求政府通过必要的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保护市场合理竞争,通过政府管制和限制来打击市场垄断,特别是要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这一方面是为了创造市场活力,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
二、坚持做好宏观经济分析,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凯恩斯之后不断发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强调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运行机制,从原来仅靠一只‘手’调节经济转变为两只‘手’来共同调节整个市场经济,从而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了”。宏观经济分析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平衡和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认为总需求在国民收入的均衡状况中起着决定作用,原因是在短期内一个国家总体技术水平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因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进行总量平衡及总量调控。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这种情况决定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比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重要、更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特别是1997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实践己经证明了这一点。积我国多年来宏观调控的经验,能够看出,宏观调控注重和强调的是调整经济运行中的总体平衡和差异中的协调,概括起来讲就是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经济的持续、稳定和较快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扩大就业渠道、解决诸多社会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贯彻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利用好发展机遇期,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较快增长速度,满足人口增长、就业增加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但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发展观念尚未真正转变、地方政府主导经济活动行为较强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盲目攀比增长速度的问题。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和脱离实际的高增长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会在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和总量平衡关系,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的起伏。从这一要求出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取向时,必须坚持好速度、结构和效益相统一,引导各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抓好“五个统筹”,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有效消除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速度过高导致供求总量失衡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进行总量调控时,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特有的一种宏观调控方式。结构调整政策并不是总量政策,一般来说,宏观调控主要是进行总量调控,因此主要采取调节总量的政策措施。但我国多年来经济运行情况却反映出,总量出现严重失衡往往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城乡差距较大等结构性矛盾,如果在宏观调控中不注意推进结构调整,即使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一时缓解了,也可能会迅速出现反复,导致经济频繁出现大的波动。因此,在控制总量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切实防止“一刀切”,既控制过热行业的盲目发展,又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2003年以来直至目前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一开始就明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区、行业和领域的不同,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央在实施宏观调控中采取果断措施,严把土地、信贷闸门,严格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强调在土地政策、信贷政策以及投资、财政、产业政策等各方面,都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因症施策,该抑制的坚决抑制住,该支持的切实支持好。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更加重视缓解微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近几年,国务院先后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以及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这些政策都很好地体现了以调整和优化结构,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优化总量关系的宏观政策取向,也很好地体现了坚持和强调充分利用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倒逼”机制,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促进优胜劣汰。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些措施的实施对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坚持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思在其《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这篇著作中,分析了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史学家已经集中注意力于技术变化,把它看作是增长的源泉,但是,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市场形成价格机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进步是空前的。
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推进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东西,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健全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及其支撑体系。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关系、人情、权力交易,使得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契约关系运行不畅,许多交易活动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而是利用关系运作;再如诚信体系是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信用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现象比较严重,如违约、不讲信用、假冒伪劣,甚至谋财害命等等;尽管经济发展具有“外部性”特征,但在现代市场中,要求企业也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却大量存在着肆无忌惮地进行污染物排放,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各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和地下经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不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快推进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当前,一方面必须加大治理和制约这类失范活动的法制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加大法律惩治力度,增大违法违规经营者的交易成本。现实情况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已经成为制度建设的缺憾,也会成为加强制度建设的障碍。
政府干预经济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一定的国家法律规定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当代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而且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政府干预经济不完全基于市场失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为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抑制或减少外来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也需要进行干预。这些或许就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制度安排体系的一部分内容。加强宏观调控的制度建设,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规范宏观调控程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等等,是我国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我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和调控对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顺应市场基础的变化,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坚持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这是尊重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利益选择,自觉顺应宏观调控要求开展经济活动,形成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持久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较为完备的法制保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坚持采用法律手段,有利于依法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合理竞争。这些都是加强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需要深入研究和更好坚持的基本内容。
(本文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刘学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