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要：乡村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随着近年来乡村问题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乡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搜集、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对百余年来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进行回顾和评论，以为今后乡村教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乡村教育；教育研究；学术评论
一、引言
中国乡村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中国乡村教育古已有之，但是乡村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研究主题，实际上跟乡村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进入人们的视野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中国乡村教育的前提是要有对中国乡村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宗教(包括信仰和仪式)的历史与现状的真实的、确凿的认识和判断，还应该特别关注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国家建设”抑或“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扮演的角色和被赋予的地位。
随着近年来乡村问题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乡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教育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改革思路和举措，是摆在每一位乡村教育研究者以及乡村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命题。
古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乡村教育研究应该重视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在充分总结、反思和吸取已有研究成果之精粹的基础上，或者说在扎实的“反思性继承”的基础上，既不断从实求知，开拓进取，使乡村教育研究真正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的基础和亮点，又能对目前中国教育学术之“熊瞎子掰苞米，边掰边抛”的痼疾进行“文化治疗”和典型示范，方能凸现其学术及社会文化价值。为此，在搜集、阅读和分析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对百余年来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进程进行回顾和评论，以便为今后乡村教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本文以时间前后为叙述主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时间分界点，采用边述边议的写作手法，对其前后的研究进程，特别是1999～2007年间的代表性作品、观点分别论述如下。
二、1949年以前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
从目前国内已知的文献资料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以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为主的中国乡村教育见闻和轶事的简单记述，弥足珍贵。在人类学、历史学的视野中，大量流传至今的地方志、家谱等文献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乡村教育的资料和线索。
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但没有实施。1904年，清朝政府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实际执行的现代学制，正式开启了教育现代化运动的潮流和制度建设的大幕，延续1 300多年的科举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结束了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使中国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历史局面有所改观。经过1915年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和“进步”、“民主”和“科学”成为流行的革命口号。使得“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终于不可避免地摆到了国人面前，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议题和学术主题。
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以美国的学制为蓝本提出了学制的新方案(亦称“壬戌学制”，通称“六三三学制”)，其后虽几经修改，但基本上是民国时期沿用的基本学制模式，实践证明，该学制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
如果说。1920年代以前，“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只是居于城市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热烈讨论的话题，1920年代之后，则产生了以知识分子为先导，旨在“建设乡村，培养新民”的具体教育实践，形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史上第一次乡村教育研究的高潮，产生了以下七个主要的实践流派及其极具实践价值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价值的大量作品：1)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代表性作品有《1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在IIRR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的讲话》等；2)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代表性作品有《乡村建设理论》等；3)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晓庄模式”，代表性作品有《行知行》、《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以及脍炙人口的《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4)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徐公桥模式”，代表性作品有《实施实业教学要览》等；5)以高践四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无锡模式”，代表性作品有《民众教育》等；6)以卢作孚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派，发展出的教育模式是“北碚模式”，代表性作品有《应用数题新解》等；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派，发展出了“根据地模式”和“解放区模式”。代表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与前面诸派代表人物的身份较为单一(即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后面两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是复合的，卢作孚兼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身份，毛泽东兼有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革命家的身份。
在这七个主要的乡村教育实践流派中，晏阳初、梁漱溟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三派在国际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其中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最为国际社会所肯定，被誉为“感动世界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先后获得“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1943年)、“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百名人物”(1955年)、“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1987年)等数项世界性荣誉。
每一个实践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跟他们对当时的历史局面的认识，对中国文化、乡村性质的判断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生坚持要想“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走出象牙塔、走进篱笆墙”等信条和理念，首先和“博士团”在定县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
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他的思想信念和实践路径与今日应用社会科学家之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主旨和模式是完全相同的，给今日诸社会学科的乡村教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1930年代，作为社会运动的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研究从最初的激情飞扬回落到稳步推进。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乡村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开始转向推进“边疆教育”和“边疆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本无现代意义的学校，这时候一批新式学校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建立了，而且《新西北》(甘肃兰州)、《教育与科学》(云南昆明)、《教育半月刊》(四川成都)等报刊杂志发表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记述汉人乡村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兴办过程的文章。
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研究乡村的“人及其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在人类学的早期的乡村研究经典作品中，教育并不是关注的焦点，这在经典名著，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以及《乡土中国》，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一批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教育”不过是构成民族志书写之“整体性”的一个“章节”而已，不过林耀华在《金翼》中对理解汉人乡村社会“濡化”的精粹提供了富有想象力隐喻一“把种子埋入土里”。
如果说以晏阳初、梁漱溟和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运动走的是以实践行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路径，那么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国学派”走的则是以学术研究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路径，这是这两大派别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根本取向和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中国。
三、1949年之后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土地革命”派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标志。虽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文化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但是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后，特别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为学习苏联后，教育在“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口号下，模仿甚至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
当时的新政权把接管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要求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对乡村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自孔子以来民间和私人办学的教育传统在“国家”全面接管“教育”的激进政治实践中被阻断了，在中华民国时期还是“新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已经被当作“旧教育”加以改造和批判。1958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抛弃苏联的教育模式，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中寻求体现未来社会理想的教育模式，1960年底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定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教育发展基调，之后乡村教育有了稳步的发展。1966年至1976年的lO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教育大革命的10年，乡村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极度扩大的艰难环境中不断跋涉，有所发展。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严谨求是的中国乡村教育研究乏善可陈，只留下来大量的朝令夕改的教育文件和严重失实的典型报道(不过，这些资料也为考察历史话语的“表现形式”和“象征符号”的“意义结构”，即话语谱系中所蕴含的权力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相继取消，在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民族研究”等领域苟延残喘。不过，在“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大国家工程中，大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乡村“旧教育”发展状况和解放后乡村“新教育”发展状况的描述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分别以“批判”和“歌颂”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了，十分难得。
1978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继而重新颁布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五十条》等教育文件，乡村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乡村教育研究以“农村教育研究”、“农村教育学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研究”等名目开始恢复和发展。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乡村教育面向“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教育为“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意识形态开始广为流布。到1980年代末期，乡村教育研究以南京师范大学编的《农村教育学》的出版为标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1990年代中期以前，作为国家工程编撰的中国各县县志相继公开出版，一般都辟有专章记述当地的教育发展历程和状况。部分地方还编撰和油印了“教育志”，为乡村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和信息。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中国乡村地区的“普初”、“普九”和“两基”问题、教师流失与工资拖欠问题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这些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兴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和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学术界对中国乡村教育的持续研究终于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结出了大量果实，至今不衰。在几近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我们只能对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的作品以出版和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加以简要评述。
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民族志，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至今保持着较高的被引率。作者在河北一所乡村学校进行田野调查，通过细致的民族志描述向人们展示了乡村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的形象。作者力图说明：乡村教育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入；乡村教育在不断地掠夺乡村的人才和资源；乡村人接受教育的历程是其尊严不断丧失，其文化不断被“格式化”而丧失主体性的过程。
王铭铭的《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是一篇重要的教育人类学文献，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至今保持着较高的被引率。作者“试图通过考察台湾、福建三个村落现代教育空间确立的历史，论证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民间社会力量及文化与超地方的政权构成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初等教育空间的学校，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类型的现代性方案(如殖民化和民族一国家设计)中，乡村的现代小学扮演着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的角色。在乡土社会中确立的现代学校，已经以一种新式的文化品格的面貌为地方民间社会所接受，成为渗透至深的象征力量。而这一事实又说明，村落社区公共事业观念对于现代初等教育制度的吸纳，是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对于现代知识传播体系的反向改造(subversion)。这样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重进程。
正是社学到新学转化过程的基本线路，它也特别能够反映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之进程的基本特征。
马戎和龙山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是较早的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和分析；他们合编的《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是前一本书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角度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刘世民的《错位与抉择：论农村学校教育的主导功能和路向》以“不同的国家、阶层、社会集团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基于不同的利益和需求而对教育功能持有不同的期待和取向”为基本假设，选取了四川省D县M小学作为研究个案，指出当今中国农村教育的主导功能应当设定为让每一个学生受益，“既要让一部分将来能够升学的孩子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更要让大多数孩子掌握一技之长，为他们今后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作必要的准备。与这种功能相对应，农村学校教育的路向应当更贴近农村社会和生活、更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只有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成为真正为农民及其子女谋幸福的教育。
李姗泽的《生育文化的田野调查与教育内涵分析：沾益炎方苗族教育人类学解读》是以解释人类学为理论范式，对贵州沾益县炎方苗族的生育文化和学校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用文化唯物论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吴晓蓉的《教育，在仪式中进行：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则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摩梭人成年礼及其文化生态进行了分析，对仪式折射出的学校教育的问题和仪式蕴涵的问题进行了教育人类学的揭示和阐释。这两项研究的独特之处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指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永宁拖支村的田野研究》是人类学介入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研究的清新而别致之作。文章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观照在国家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乡土社会及地方知识体系如何应对，以及此一场域中不同文化权力的互动。
王凌等人执笔的《以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来自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的研究报告》是一项完整的参与式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旨在改变六哨乡学校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相分离的状况，探索两者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实现以教育促进贫困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田静和曹芳的《与项目一同成长：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案》与上述研究报告都是同一项目的成果。作者利用多种方法搜集资料，对项目实施地的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人经历、职业生涯(重点是项目实施期间)进行了个案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三项成果和下文滕星、杨红的研究都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
袁同凯的《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是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典范之作，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侧重于有关少数族群学业成就、地方政治权力与学校教育、地方性解释等理论探讨，指出“无论是社区的物质因素还是文化因素或环境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的学校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但土瑶社区学校教育的例子却证明，基层地方政治权力关系网络分布的不均衡性、基层地方社会与政府对于土瑶人的刻板印象和漠视态度以及基层地方权力在地方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对土瑶人的忽视等因素，是造成土瑶社区贫困和土瑶儿童学业成绩低下的症结所在”；“真正阻碍弱势族群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因素，或者说，首要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
庞守兴的《改革农村教育：20世纪中国农村教育的主旋律》较为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并深入检讨了农村教育发展的得失。
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通过对清末一位乡村塾师长达四十年的日记所作的文献研究，彰显了科举废除前后一位塾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透析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具有教育研究方法论价值，而且其鲜活而不失严谨的话语风格和书写方式在教育研究界也有较大的影响。
蒋贞蕾的《遭遇农村：对我国农村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是一项较为规范的研究，在收集和分析田野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展示了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教育的诸多面向，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规范的解释，提供了运用质性研究范式于乡村教育研究中的一个较好的参考范例。
瞿葆奎和郑金洲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新进展·2003》专辟节目详细叙述和分析了2003年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进展。
滕星和杨红的《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本土化阐释：山区拉祜族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是对教育人类学研究核心研究主题之一——少数族群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展开的本土研究。研究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人手，对山区拉祜族学生低学业成就原因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总结出影响山区拉祜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状况的主要原因，结合拉祜族山区的实际情况在介绍西方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中国本土化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模式。
余秀兰的《中国教育的城乡差异：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以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为方法，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城乡教育差异角度，考察我国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而且主要讨论了具有较深隐蔽性的普通教育中的文化再生产现象，是从社会学视角介入教育研究的典范之作。
张诗亚和吴晓蓉的《“顶岗实习”：来自农村教育的日志》是一项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研究。研究针对长期制约我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师资问题，主张让师范生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薄弱的山区学校“顶岗实习”，以此寻求师范院校与学生实习学校间的双向合作，以求解决师范院校学生实习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师资问题。据此，文章从“顶岗实习”之缘起、实施准备工作、奔赴实习地点、实习的故事等方面出发，借助实习学生、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工作参与人员等的回忆、讲述和日志，揭示中国贫困农村的教育现状，深入探究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有效方略。
张强等人的《农村义务教育：税费改革下的政策执行》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阐述和说明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及重要意义、农村义务教育及保障措施和政策执行情况。
随着教育财政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从2004年起，规范的农村教育财政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高如峰主编的《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研究》对国外的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的体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研究》则是更加专门的研究，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代表了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高级行政部门对此一制度的改革心向。
高书国的《中国城乡教育转型模式》是一项规范研究，作者对城乡教育转型的理论基础，国外宏观模式、中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进行了分析和阐释，继而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实证分析。
袁桂林的《农村教育调查研究三题》以第一手田野调查
资料为依据，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农村师资问题和农村初中生辍学率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
唐松林的《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是一项宏观研究，以农村现代化及农村教育面临的困境为背景，以解决农村教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研究对象和目标，以教师教育事业管理理论为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祁晓玲和刘世民主编的《四川农村教师生存状态调查及分析》则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区域农村教师生存状态的研究。
李锐、赵茂林等人的《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报告》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成果，主要对西部农村贫困现状和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可行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代表了国家高级行政部门的“智囊团”对如何促进西部农村发展的认识、理解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实现思路和实践转换的路径依赖的最新变化。
陈锟的《中国乡村教育战略》是在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举措的新形势下，在回顾历史、总结国内外乡村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教育战略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阐释油。
通过以上“粗线条”式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1999年以来乡村教育研究进程的大致脉络和成果，可以说，目前就研究内容的覆盖面来说，已经涉及到了乡村教育的方方面面。根据对有关资料的搜集、阅读和分析，对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研究进一步评论如下：
(1)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国力的增强，近年来乡村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在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从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转向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但是，该领域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向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透辟地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乡村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手段上，即乡村教育是谁的?为谁服务?乡村教育，特别是乡村学校教育的课程究竟该如何建构?应该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才能实现既定的目的等等这些核心问题上。
(2)介入乡村教育研究的学科越来越多，其中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对该领域的介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对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财政学等学科的学科建设有所推动。
(3)从质性研究专家陈向明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开始，在研究范式上，10余年来质性研究较量化研究在数量上呈上升态势，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其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受到高度重视，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个案研究、行动研究和参与式研究受到推崇，推介质性研究的书籍也大量出版。
(4)规范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设计受到重视，但是大多数研究还属于“泛乡村教育研究”抑或“泛农村教育研究”——没有研究背景、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的说明，停留现象层面的例举、针砭和对策层面“应然”想象，泛泛而论，基于特定学科和理论视角的深度观察、思考和解释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5)研究成果的“书写方式”趋于多元化，虽然纸质论文、著作仍是主流，但是专门网站、网络论坛、QQ群、博客、照片、纪录片、影视民族志等已成蓬勃发展的新式“书写方式”。
(6)汉族地区乡村教育研究势头不减，甚至发达地区的乡村教育仍受到关注，自但相对而言，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果数量增多，为今后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和经验基础。
(7)近年来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所升温。如胡国枢的《陶行知新论》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梳理，对20世纪后期陶行知研究做了概述，对21世纪陶行知研究做了展望，提出了推进陶行知研究工作的思路和建议。梁漱溟等人的著作也被不断整理重印。
(8)研究基金的来源也日益多样化，除了国家各种学术研究基金的资助外，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和乡村教育促进会等各种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资助。
四、结语
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连续制定了一系列决策和举措，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二个“乡村建设”高潮时代的到来推波助澜，也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二个“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高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历史契机和时代条件，显示出坚定和强大的解决中国社会公正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再次将加快包括教育在内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确定为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乡村教育研究者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契机。不辱使命，以“沟通信息、培养队伍、促进应用、繁荣学术”为主旨，为切实推进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而不懈努力，为建设有“中国气派”的乡村教育学派而不懈努力，为该学派跻身世界教育研究界，为世界教育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术的发展提供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而不懈努力。
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孔子是我国古代一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孔子在生活和教学中的言行进行记录，编纂了《论语》，其中对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对后代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现代意义的解读，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素质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论语》 孔子 教育思想 现代意义
一、有关孔子及其历史教育地位的总体概述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率先打破了私塾的贵族教育模式，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并且提倡“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也就是进行大众化的教育和全民的普及化教育，孔子办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和为国家管理培养人才，从而构建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孔子主张教育使用“文、行、忠、信”四种科目和“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注重学生的智育、德育和美育的全面发展；孔子主张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而进行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教学方法；孔子推崇“尊师重教”的思想，并且相信“教学相长”的真理；孔子还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循序渐进”、“扣其两端、举一反三”等有效的教学方法，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更是闪烁着现代教育的光芒，对现代的教育教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教育思想的本质都是注重教学方法的灵活使用和课堂教学的多样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特点，培养学生的个性；孔子“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高校的人性化教学和人性化关怀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论语》是对孔子思想的重要概括和总结，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品，本文我们将对《论语》中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探讨，从而指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二、对《论语》中孔子教育思想现代意义的解读
（一）孔子的言传身教和师德典范的教育思想
回忆孔子的一生，孔子对于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身教来实现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对于古代文献的学习来传授各种技艺性的知识，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言传身教。孔子一直强调作为老师只有自己端正才可以教育学生，这在《论语·子路》中有所体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工作者只有正己才能正人的道理和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在《论语》中，曾子还提出了正己的办法：“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增长才干知识，提高思想觉悟，才可以对学生进行真知教育。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的至理名言，这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要不断进行自我学习，做到教学相长，不耻下问，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论语》中有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并解决，从而取得更大的进步。孔子不仅是这样说的，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做的，《论语》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曾经师从师襄、老子、郯子、长弘，并且都态度谦恭有礼。正是孔子的这一言一行，以身作则的习惯，对于自己学生也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在孔子众多的弟子当中，有很多才能突出的学生：德行方面表现比较好的有仲弓、闵子骞、颜渊；语言方面比较好的有宰我、子贡；办事方面比较有才能的就是冉有、子路等。孔子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在孔子死以后，孔子弟子们在埋葬孔子的曲阜城北泗水岸边以父亲之礼为其守丧三年，其中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丧6年。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是广大教育职业者的重要道德特征体现，这也是社会对于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和规范。孔子言传身教的典型事例为当代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教师做到了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可以让学生在思想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才是最有利的教育途径和力量。反思我们现在很多高校的教育工作者，都是高校研究生毕业，思想还不那么成熟，总感觉自己是高学历，就把自己高高在上的捧起来，分割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对学生颐指气使。其实一个人的能力的大小和年龄是没有绝对的联系，教育工作者只有通过自己的德行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妄图通过一个教师的称号就赢得他人的尊重是一种盲目的错误思维。
（二）孔子的因材施教和特长发展的教育思想
基于学生不同的资质和特点进行有所区别的教育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特色培养”。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有云：“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可以讲述一些高深的道理，对于那些接受能力比较差的学生就应该讲述一些比较浅显易懂的知识，这也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在《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了同样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情，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对于孔子这样的回答，学生公西华就感觉迷惑不解，孔子解释道：“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对于同样的问题，因为学生的性格不同，孔子就采用了不同的回答，说明孔子非常重视学生的不同人格特点教育。在《论语·颜渊》中，孔子对有关学生问“仁”的回答也是不尽相同，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怒，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纫。”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知识情况和思想境界来做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回答。颜渊是孔子的大弟子，已经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的规范；仲弓对待他人不够尊敬，不能体谅他人，所以孔子教育他要忠恕，要能将心比心推及他人；司马牛因为脾气急躁，喜欢乱说话，所以孔子就告诫他要做一个仁人，就需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樊迟是那种比较鲁钝的人，所以孔子对于他的仁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爱人。孔子对于四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深浅不同的回答，但又都符合仁的概念和要求，这样还可以让学生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从而取得更大的进步。
孔子所提倡和坚持的“因材施教”原则在当今的高校教育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具体的要求和教学方法会有所改变。要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对待学生就应该像孔子那样平易近人，仔细观察和深入了解学生；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弥补学生的不足，发挥其优势，从而树立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三）孔子的诱导启发和积极主动学习的教育思想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有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这里的“愤”就是指学生在针对某一问题进行的积极思考，急于解决但是又想不通的矛盾心理。这时候教师就要对学生思考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启发，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这也就是所谓的“启”。要想弄清楚事物的本质，就需要进行举一反三的思考，但盲目的思考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需要教师适时的提问和指导，这样学生才会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孔子对学生启发性教育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对学生子路的教育，孔子经常针对子路的好胜心强和自负才高的特点进行启发式的教育。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孔子启发子路不要不懂装懂，为了好胜心而害了自己，应该实事求是。另外，对于颜渊的好学孔子进行了称赞，颜渊对于老师所讲的一切问题都耐心地听，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疑虑，很愚钝的样子，但回去以后一个人进行深思，往往也会有所发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颜渊可以“闻一而知十”，子贡是自愧不如。
现在教育理论也非常重视教和学之间的关系，不仅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同时更加强调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只有真正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和谐发展，才能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孔子所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正是我们现代教育中的可以借取的地方。
三、结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作，是对孔子和弟子及其再传弟子重要言行的记录，其中包含了孔子丰富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的高校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孔子教育思想，可以指导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提升现代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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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陈焕章著，翟主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0月
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现在，我的朋友翟玉忠先生终于把它翻译成汉语并出版了。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入进士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为留美学员，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宣统三年(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当年即收入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师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精装出版。1912年归国，在上海创“孔教会”，任总干事。1913年被聘为袁世凯总统府顾问，与严复、梁启超等联名致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自任院长。1933年10月，在香港病逝。
思想内容与结构体系
《孔门理财学》应该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最早一部经济学名著，集中总结阐发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与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全书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与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究其思想内部逻辑和写作的目的指向，还是中国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格地按照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论述的。在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的情况下作者主要是站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上把中国思想与西方观点进行对比，以突显中国儒家思想的独特价值。
陈焕章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他比较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孔子，马尔萨斯只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论，而孔子则提出了一个总体哲学体系。“这是因为马尔萨斯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而孔子是最广意义上的一位大师。然而从他体系中的相关部分来看，孔子显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P118)
德本财末原则下的理财观。儒家总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伦理和政治的框架之中来谈论，往往先要作一价值判断，看其是否合乎道德义理，以至于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考察，甚至不能觉察到其存在。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义”(jusdce)，而只有人才解“义”。由于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理财是为“人群”服务的，因此，理财同政治、伦理、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让某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带神秘色彩的“市场规律”或“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活动则无异于禽兽行。所以，陈焕章给传统经济思想做出如下的现代经济学定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理财学，以人类的集体生活为目标。《大学》篇更发挥孔子的思想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关于孔子“罕言利”问题，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P63)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
市场在整个社会的地位。一般认为儒学只重心性而忽略事功，不谈经济，更没有什么经济理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儒家十分注重民生的开拓，儒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特点便是与法家“利出一孔”高度统制的经济思想对立，也与道家向往“小国寡民”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别，而是主张相对灵活的自由经济政策。儒家的经济思想近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甚至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理论(陈启智：《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孔子研究》2000年06期)。当然，市场在中国传统治国方略中的地位也同西方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既不能归于“市场经济”，也不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它是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经济形态。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独到之处和传统经济成功的秘诀(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四、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三联书店2007年)。
陈焕章从“消费”和“生产”两方面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西方学者认为经济过程分为生产一交换一分配一消费四大环节。陈焕章认真分析了《大学》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注意到《大学》里只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是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最综合性的原则。“消费”虽仅占一部，却最有中国特色，中国人对消费和生活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从不是单纯追求消耗财富。中国古代汉语本无“消费”一词，只有“节用”。移植词“消费”来源于consumpdon。但这个西词本来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开销或使用，二是指消耗或浪费。“消费”进入中国之初尚保留浪费的贬义，但在当代经济学里已成了价值中立的词，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成了褒义词，这显然是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少中国学人在探讨“孔子消费思想”时以西方经济学概念加以附会，而仅从“消费思想”这类题目而言，已失儒学大本。孔子并无“消费思想”。陈焕章提出“节制消费”的概念。
陈焕章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讨论。他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俸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次，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
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P332)陈焕章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有同样的目标：即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他分析中国人的整个经济生活比西方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人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社交性的，中国的农业、商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分配方面也是这样。
中庸之道的普遍运用。陈焕章论述儒家“节用以礼”的基本精神，指出儒家既不过度节俭也不奢侈。他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圣徒保罗的理论，有物质上的纵欲倾向，而佛教则走到禁欲的极端，只有孔子学说走中庸之道，比较符合人性的需要，因为纵欲伤身，禁欲厌世。在政府调控和自由放任之间，陈焕章揭示出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处理这一棘手的矛盾所体现中国智慧。他说儒家一方面赞成社会立法，另一方面也赞成自由放任政策，二者都有利于社会。儒家的理财政策有二：一是保育政策，二是放任政策。相对地保育政策最多，而放任政策也不是极端放任，而是“一面谋生产之扩大，一面谋分配之平，双方并进，乃孔教之理财政策也”。(P447-448)进一步，他认为孔子和儒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反对不适当的垄断，但与现代一些学者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有着本质的不同。说到底，孔子和儒家赞同的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
在政策问题上，陈焕章特别推崇宋代的王安石和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永嘉学派。
陈焕章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宗教——孔教，而且比其他一切宗教更富于人道的含义，“所有宗教的创立者都会关注上帝，不过孔子关注人”。(P115)所以孔教更能够教化人们的行为，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处于孔教的教化之下才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本书谈到孔门经济思想大都用“孔教”一词，这与他一贯的倡导孔教是一致的。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陈焕章毕业回国以后就积极地投入孔教运动之中，对理财、经济问题再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担任过与此有关的职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焕章内心深处真正的理想和追求是昌明孔教，全面复兴中华文化。
在学界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孔门理财学》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经济学从不把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割裂开来考虑，这大概也是他比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高明之处。它在中国学术思想语境中是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意趣》一文中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P442)陈焕章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将西方学术规范与对儒家社会理想的追求结合在一起。
在《孔门理财学》中，陈焕章把斯密的《国富论》同康有为的《大同书》相结合，一方面诠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一方面又坚持孔子纪元、传统思路。他理论严谨，论辩清晰，这就是《孔门理财学》的精彩之处。
《孔门理财学》的基本特点是既不反对市场的合理运作，又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律能够超越社会独立存在。他师承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发展，立论虽然过于牵强，但对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采取不偏不倚的持中观念却深得孔学精要。
陈焕章是近代中国追随康有为推动孔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儒学圈的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有这么一本非常重要的儒家经济学著作。而中国经济学人对陈焕章基本上不屑一顾。即使是比较认真的经济思想史专家也只是简单提一提《孔门理财学》而已。究其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孔门理财学》至今未有中文版，大多数经济学人没有看过原著，或由于国学和英文底子不够，根本看不懂那些引经据典、横贯中西的内容；其次，由于陈焕章的尊孔政见，该书多遭国人诋毁，以为是欺世盗名、蒙骗洋人之作(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四、国际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三联书店2007年)。其实，《孔门理财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第4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是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第一部以中国题材为博士论文且在欧美国家出版的著作，故其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该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发展脉络，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一部专著，不但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诠释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鸿篇巨制。
谈敏先生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重印后记”指出，陈焕章的著作给美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确实是这样，这本书一出版就在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前有当时著名汉学教授施格作的序言，高度评价了陈焕章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做的精湛研究。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各种英文报刊对其倍加颂扬。《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另一篇重要的书评是后来成为经济学巨匠的凯恩斯所写，1921年发表在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他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这本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为什么凯恩斯推崇这部书?大概是因为凯恩斯是西方把经济学同道德伦理相结合的最后一位经济理论大师。
陈焕章在书中揭示的儒家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安排，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儒家的节用观在贫富差别急剧加大的今天，就更加显示出其化解矛盾、消泯冲突、解决危机的意义。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消费拉动”优先的发展模式已经引起难以消除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欲望，一方面又认为应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儒家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节欲论。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以礼义对人的欲求适当加以限制，使之规范化，反而更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利用礼义的调节作用，还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由于礼义的居间调停节制，使欲不必虑物竭而受到遏制，使物反因欲节而得到增长。欲望与财货相扶持而并进。因此，儒家节用以礼才是国泰民安、平治天下的对症良药。正如这本书的译者翟玉忠先生在《译序》中所云：“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2、探究专题“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复习方略
3、儒学在汉代教育制度下的性质转变
4、历史教材逻辑缺失的表现及对策
5、运用史料互证方法培养历史解释素养
6、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学历史教学的策略
7、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向
8、儒学多元主义的价值观
9、落实三维目标 实现有效教学
10、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教学的几个问题
11、论先秦至西汉孔子形象嬗迁的原因
12、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
13、多媒体教学在“自探互教”模式中的运用
14、许嘉璐：没有文化的经济无异于空中楼阁
15、从“求田问舍”到“治国平天下”
16、情境中体验，体验中生情
17、浅析历史学科素养在高中教学中的渗透
18、生活化的高中历史教学策略导学案研究
19、由“君子”“小人”到“中民”“公民”
20、中华复兴的目标和进路
21、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22、从先秦儒学与孔子私学到宋明理学与书院教育
23、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
24、中国人的“圣经”—《论语》
25、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求文化共鸣
26、第三讲 儒家思想与古代中国
27、论高中历史课教学重点的选定
28、“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重难点突破
29、试论艺术生历史教材整合的实效运用
30、培养历史价值观，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31、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
32、对孔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几个问题的思考
33、儒家文化图像化传承及其策略初探
34、稷下学宫的地位与贡献
35、职业技术学校历史教育中古代传统思想教学的思考
36、浅谈千年孔丘与文化传播
37、由《邦家之政》谈出土战国文献学派问题
38、阅读,让课堂还原历史的美
39、发散式教学，培养历史学习能力
40、墨家科学思想兴衰的启示
41、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启示研究
42、新时期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研究述评
43、高中中国文化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44、论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解释素养培养途径
45、传播儒家思想 弘扬中华文化
46、中国大陆近３０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47、现代新儒家的道统意识与文化自觉
48、“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49、论孟子对孔子仁的继承与延伸
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1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内容
首先, 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认为,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人们的性情原本是相近的, 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和学习, 使人产生了不同。他否定了人的等级差别。孔子不仅提出了要求, 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孔子的学生成分复杂, 人数众多, 来自社会各个阶层, 素有“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之说。我国的乐教也是从此时得到普及推广。
其次, 孔子在制定培养弟子的教学计划里, 把“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 作为每位弟子的必修科目, 把“乐”置于第二位, 可见他对乐教的重视。孔子“礼乐并重”的教育观, 形成了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学说与道德规范。同时, 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发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音乐要服务于“仁”, “乐”要与“礼”配合达到教化的目的, 强调了“乐”的思想性。并且, 孔子又提出了“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问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矣’”。由此可见, 知、不欲、勇、艺都是品德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有再加上礼乐的素养才算是一个成人。
再次, 孔子注意到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他在乐教中重视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培养, “师挚之始, 《关睢》之乱, 洋洋乎, 盈耳哉!”孔子对学生讲解音乐, 通过介绍自己对音乐形式的理解以及自己的审美情感体验, 给学生以启发。并且, 孔子在欣赏音乐时强调音乐审美中的美感体验。《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置于斯也”。同时, 孔子对《韶》和《武》有着不同的评价:“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善是乐舞的思想性, 美是乐舞的艺术性, 孔子以善为上, 将“尽善尽美”的《韶》乐作为典范进行推崇;此外, 孔子同时又主张音乐的享受不能“淫”, 于是又提出“节乐”。他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中和”的情感态度, 认为“平”、“和”是音乐的最佳境界。反对郑卫之音, 反映其音乐思想上的崇雅抑俗的审美态度。
2 对孔子乐教思想的评价及对当今教育的思考
2.1 对孔子乐教思想的评价
作为诸子百家之首儒家的奠基者, 孔子的乐教思想对儒家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孟子、荀子以及后世乐教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 孔子在乐教中强调德的作用, 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 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 否定了人的等级差别, 扩大社会受教育面, 变无教为有教, 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 孔子衡量事物的最高尺度是“仁”。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仁者, 爱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提过的人性准则。再次, 孔子推重“德”、“仁”, 但并不举善抑美, 简单地以伦理道德规范干涉、取缔艺术应提供的感官愉悦;认定美, 但不求美弃善, 为了感官的享乐而抛弃伦理道德的衡标。实质上, 孔子的美善关系就是美善统一, 即尽善尽美, 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的统一。第四, 从善美统一论出发, 孔子提出了“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游于艺”的著名论断, 主张以礼教为目的, 以乐教为手段, 以乐修内, 以礼修外。这便是孔子的美善统一, 乐礼一致的思想。
尽管孔子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突破了等级制的局限, 但是在乐的实施上, 他却仍然以周代礼乐制度的等级规范作为德的象征来看待, 《论语八佾》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这也表明孔子乐教的道德准则。此外, 孔子反对当反对郑卫之音, 提倡“中和之乐”的态度体现了他音乐观保守的一面, 也是他对待民间音乐的一种阶级偏见, 反映了他在音乐美学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2.2 对当今教育的思考
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 教育作为一种手段, 通过它训练国民素质, 塑造民族精神, 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反过来, 教育也深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然而, 素质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备受世界关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文化及孔子乐教思想, 以期从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办法。我们知道, 儒学是关于人的学说, 其教育实质就是人文教育, 道德修养处于首要地位, 所以说儒学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也有助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对待孔子的乐教思想, 我们应顺应当今教育发展要求, 批判地继承, 取其菁华, 弃其糟粕。
3 结语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 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也不乏启迪。我们应吸收孔子乐教思想的有益成分,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和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 重视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通过音乐艺术教育的特殊方式, 培养受教育者的和谐人格, 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
摘要：孔子的乐教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乐教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 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也不乏启迪。学术界对孔子乐教思想的深入研究, 主要集中于近二、三十年。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分析的基础上, 对孔子乐教思想进行分析总结评价, 挖掘其乐教思想的精髓及对当今教育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乐教思想,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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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孔子的美育思想, 相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言, 并没有很集中, 很系统的论述, 而只是散见于《论语》等典籍中。虽然其有关美育的论述极为零散, 有些甚至仅是只言片语,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孔子的美育思想是一个以培养和建立“知”、“仁”、“勇”、“艺”理想和谐人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它是孔子儒学思想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是基于以“仁”为最终依据的实用理性主义。
具体说来, 孔子和谐美育思想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以“仁”为核心的美育内容。孔子认为:“里仁为美。”意即以“仁”为邻, 才是美。这既可以看成是孔子给美下的定义, 更可以看成是孔子对美的本质的深刻认识。“仁学”是孔子美学的基础和灵魂。
那么, 什么是“仁”呢?孔子有言:“仁者, 爱人。”孟子也说:“仁也者, 人也。”实际上, 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只不过孔子的仁学包括的内容较为宽泛, 包括爱护人的生命, 尊重人的人格, 追求人的价值 (才能、智慧、贡献) , 也包括无私, 忘我, “杀身以成仁”。总而言之, 孔子的和谐美学是以他的仁学为基础的。仁的思想渗透、贯穿他美学的各个方面。究其实质, 孔子的美学思想是以伦理道德, 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为其理论基础的。也就是说, 孔子的美育注重的是人的内在修养, 注重的是培养人的高尚思想品德。它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密切关系。
二是从“仁”的定义出发的“尽善尽美”的美育理想。《论语八佾》云:“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孔子的“尽善尽美”在此是评价《韶》与《武》两首古曲之区别, 意思是《韶》比起《武》来, 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而《武》虽然艺术形式完美, 但表现的思想内容却有所欠缺, 所以不能算是最好的艺术。由此可见, 孔子既看到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又把艺术内容放在首位。在他看来, 只有像《韶》乐那样内容与形式相和谐统一的作品才符合“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
三是以“仁”为核心的美育实践。孔子的美育实践在他以“仁”为核心的理论指导下, 依据“尽善尽美”的标准, 通过道德教育、文化教育、艺术教育 (尤其是诗教与乐教) 来完成他的美育任务, 实现“心灵和谐”和“社会和谐”的理想目标。在孔子看来, 实现这种美育实践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自身修养促进身心和谐;二是推己及人, 构筑社会和谐;三是由人及至自然, 促进天人合一。
在孔子的美育实践理论中, 他认为最为理想的途径可简单概括为“克己复礼为仁”。顾名思义, “克己”是从自身修养的角度而言的;“为仁”是从道德建设角度而言的;而“复礼”则是从制度建设角度而言的。“克己”、“为仁”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复礼”或可从规范制度方面做起。因此, 孔子在全面推行自己的美育理想时候, 把“复礼”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孔子看来, 社会礼仪制度是规范一个社会道德行为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复”什么“礼”呢?孔子将目光投向了西周礼仪。因为, 这是他从思想和文化气质方面最为贴近和心仪的一种礼制。他特别向往中国远古暨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 孔子美育思想的精神原型正在于西周礼乐文化。
关于孔子与三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孔子曾做过这样的表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在这里, 孔子不仅指出周朝 (西周) 文化是对夏商两代文化的传承与完善, 而且明确表明了丰富的西周文化、仪礼制度正是自己思想体系的发源地。对于自己的弟子颜渊问及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也明确提出应该:“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 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 (《论语卫灵公》) 。可以说, 孔子的美育思想正是在西周礼乐文化覆盖之下产生的。
2“仁爱”为基础的和谐美育理论
孔子的所有学说, 包括以“仁爱”为基础的和谐美育理论都是入世的, 都是基于对当下社会的一种现实观照。他所提出的以“仁爱”为核心的政治道德理想“克己复礼为仁”, 在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建立在其现实焦虑的基础上的。从实质上说, 孔子是现有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和坚定拥护者, 他对当下“礼崩乐坏”的现实状况是忧心忡忡的。出于对社会的现实责任和入世情怀, 孔子从向上向下两个层面企图对当下社会进行精心的维护:向上, 他以“仁者爱人”呼吁当政者要以仁爱之心爱护国家与人民。“仁者”是对高端群体的一种道德吁求, 也是寄予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这种政治诉求被孟子加以发展, 演变成为“施仁政”的政治方略;向下, 他以“泛爱众”作为一种和谐理想诉诸大众, 也作为一种道德理想要求于大众。
在孔子看来, 要实现上述政治道德理想或者美育理想, “诗教”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孔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 (《礼记经解》) 。诗教的目的就是让人变得“温柔敦厚”、“止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其基本内涵或可归诸于“和谐”之念。所以, 孔子特别强调学诗的重要性:“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季氏》)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这些论述, 可以看成是孔子强调以“诗教”来实现这种美育理想集中表述。
但是, 孔子通过“诗教”等形式进行和谐美育教育固然是实践理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并非全部。而在当下社会现实中, 树立一种社会楷模亦或是另一种有效手段。因而, 他把眼光投向了西周礼仪制度。
我们认为, 孔子之所以将西周的礼制作为他所要恢复的重要制度, 在于他将其理想化, 乌托邦化了。他有意地将西周礼制置于一个学习、效仿、崇拜的高位, 目的在于为当下社会树立一个标杆、榜样, 从而为当下“礼崩乐坏”的时代找到一个精神支撑、道德源泉, 从而使社会进入一个和谐、有序的健全境况。因此, 诗意化的西周礼制成了孔子的精神故乡, 孔子徜徉在井然有序的西周礼制中并乐而忘返。
另外, 从精神气质层面上看, 孔子也常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们可从其有关“雅乐”、“郑声”的论述中直接得见, 也可从他与弟子们的学术互动中别样窥出。
在一次与子路、曾皙等人的对话中, 曾皙说到:“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呼舞雩, 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 。
这里, 他将精神生活田园牧歌化、诗意化。表面看来有种飘然出世的超脱, 但骨子里却仍然是难以泯灭的人间情怀。这就是说, 孔子表现看来也有着一种类似庄子“我欲与天地相往来”的飘然出世的精神气质, 但与庄子不同的是, 孔子的这种“出世”理想是以“克己”制欲、自我修养、社会和谐为前提的。
摘要：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其终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美育理想。孔子以这种理想化的方式为当下社会树立一个精神楷模和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