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跨文化交流是新时代外语教学的首要目标，阅读是外语教学的主要手段。阅读材料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流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当前，阅读方面的问题阻碍了学生阅读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只有采取正确的原则和策略，选定的阅读材料才能促进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形成与改善。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 阅读材料 选材原则 选材策略

一、前言

跨文化交流的研究首先出现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跨文化交流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人类学家Hall，E. T.。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把研究重点从对比分析不同文化交流的差异，即静态研究转到了跨文化的交流多变过程即动态研究。进入到21世纪，社会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界逐步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并将其引进大学课堂。阅读是读者以语言为载体，根据自身文化水平，语言能力和动机对相关阅读材料进行的书面语言交流活动它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书面交流活動。美国学者Goodman K.S.认为，“阅读是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活动（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它包含思想与语言的相互作用过程”。当前，英语阅读仍然是我国大学生英语输入的主要手段，而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通过足够的阅读得到提高。但传统的阅读材料往往忽视了对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方向上，大多数语言教学研究者都是选择从口语教学或写作教学等语言输入或者翻译的角度展开。有关阅读输入尤其是阅读材料的选择对跨文化交流作用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针对这种研究缺失性，从跨文化交流和阅读的关系，阅读选材的现状以及选材原则和策略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二、跨文化交流和阅读的关系

1.跨文化交流的实质及重要性

胡文仲认为，跨文化交流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即跨文化环境中的交流活动。跨文化交流要求在教学中不仅传授学生有关语法，词汇、语音等基本的语言知识，还要适当地引入相关文化教育。由于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交流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的障碍，从而导致交流的失败。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跨文化交流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教育部2007年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性质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因此，大学英语教学是语言基础教学，更是跨文化交流的素质教学。

2.阅读的实质及其选材重要性

阅读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是以语言知识为工具进行的一系列心理思维活动。根据Goodman对阅读的本质表述，阅读实质是一种书面的语言交流活动。钟启泉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阅读和听力都被认为是被动吸收语言知识的“接受性技能（receptive skill）”。近年来，随着心理语言学与脑科学的发展，人们才认识到阅读是一个主动思考的过程。实际上，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总是对看到的书面信息不断地进行着假设，并不断的预测即将要读到的内容，并根据已有的中外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推理与判断以达到理解的目的。因此，阅读的本质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心理过程。阅读一直是成年人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也是最需要掌握的外语技能。路文军认为，影响阅读教学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学生本身，而另一个就是阅读材料的选择。因此，好的阅读材料可以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从而实现阅读进行的所有目标。

3.跨文化交流与阅读选材的关系

跨文化交流是阅读的终极目标，英语阅读不应当仅仅是为了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提高阅读理解效果和在考试中获得较高分，那样只会使学生成为简单的阅读机器。另一方面，阅读能力的改善和提高是可以反过来帮助学生扩大文化背景知识，并对阅读材料的内容，文化知识以及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语言水平产生积极地影响。阅读材料的选择已成为提高或制约培养和提高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关键环节。所以，跨文化交流与阅读材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

三、阅读材料选择的现状

一直以来，我国教学者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更多地看重包括语法与词汇在内的语言形式，外语阅读材料的选择完全服务于单纯语言知识的学习。胡壮麟教授（1982）曾指出这一问题：“在教材中一般满足于阅读一些简写本小说，很少组织学生阅读有关历史，文化，政治，科学技术的通俗性著作。”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精读课的教学者都认可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但精读选材方面文化的导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精读教材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基本词汇与语法知识的重复覆盖率。其次，是一些基本阅读技巧的介绍。这种以语言知识为主要指标的阅读材料，使学生束缚于被动的接受单一语言知识，对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不利。另一方面，即使有些精读材料涉及到了跨文化方面的内容，但它们很多带有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人物等的痕迹，往往要么太陈旧或太深奥，超出了学生能够理解的范畴；要么太肤浅，不利于课堂教学中跨文化交流的展开。因此，这些精读材料忽视了语言和文化的适度性和针对性。

泛读材料比精读材料能提供更多社会场景中使用语言的实际范例，因此泛读课的教材不仅围绕词汇语言等方面展开，而且常常更多考虑篇章结构和阅读技巧如浏览（Skimming）与快速查阅（Scanning）等方面的问题，对文化背景知识涉及较杂。大学英语泛读教料的选择上，文化等非语言方面的有意识输入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尽管有些泛读教材相对而言考虑到了贴近跨文化交流的阅读目标，但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的导入，因此不太适合我国的英语学习者。

当前，大学英语阅读选材方面出现的问题与听说写方面表现出的问题是一致的。钟华、樊崴崴等（2001）对武汉市150名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的调查与测试表明，学生的语言能力与社会文化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低，他们的社会文化能力明显落后于语言能力。这充分说明在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学生们都普遍存在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不足。因此，阅读材料如果只考虑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是无法帮助学生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的。

四、阅读材料选择的原则

跨文化交流下阅读材料的选择原则和策略对于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阅读选材的原则应当从学习者的需求，跨文化交流目标和语言自身特点三个方面考虑。具体地说，就是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材料的针对性，从跨文化交流目标出发考虑教材的双语性和泛文化性，从语言自身特点出发考虑材料的适度性。

1.选材的针对性

针对性指阅读选材应当着眼于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跨文化交流的需要。首先，选材内容必须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并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动机与兴趣。教师选材要贴近学生了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学生日常生活有关联的一些跨文化的材料。比如，有关世界性的政治，体育，经济大事的英文报道等。另外，还可以选择一些西方人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文章作为阅读材料，这样使学生既了解异国文化又可以从外国人的角度更深层次地认识中国自己的文化。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外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材料作为阅读材料。通常，学生自选材料较自然地与文化交流有关，这样不但可以激发他们阅读的自信心，还能尽可能保证他们的语言水平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发展同步。

2.选材的双语性

双语性指教材既要包含母语文化，也要包含目的语文化即英语文化。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发展，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必须精通双语（bilingual）和双文化（bi-cultural），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会影响跨文化交流。例如中国人在交往时，常常注重迂回委婉，而西方人则往往开诚不恭。但不断发展的跨文化交流将会毫无疑问地缩小中西文化上的障碍。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教学者注意的现象，即很多英语阅读材料完全忽视了中国文化元素的考虑。颜婷（2009）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文化教学中的地位并指出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是教师在文化导入时的弱点。因为教材的编写者很自然地认为，英语阅读材料没有必要涉及中国文化，加上中国学生本身就很熟悉中国文化。事实上，不论是外语教学者还是英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并不具备深厚的功底，加之中国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要比许多西方文化复杂得多难得多。所以，在选择的阅读材料中，既要有足量的西方文化内容，又要注入适量的中国文化元素。

3.选材的泛文化性

所谓泛文化性是指教材不能仅仅选择以英语为母语国家如美国，英国的文化因素，还要尽量安排一些体现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甚至是外语的国家的文化元素。英语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最广泛运用的语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使用英语的习惯，风格都有差别。中国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也经常会与英美等母语国家以外的其它英语作为母语国家的人民交流。因此，他们要熟谙多文化（multicultural）。跨文化交流的外延应根据具体的专业需求适当的扩大，对于旅游，外贸等专业的学生其跨文化交流的对象将十分广泛，因此，这些专业的英语阅读教材在选择时要充分考虑跨文化的广度和多元化，也就是选材的泛文化性。

4.选材的适度性

所谓适度性包括對阅读材料在词汇、语法、句法等方面的难易程度的准确把握。毕竟，从提高阅读能力的角度出发，上述语言因素的安排是必不可少的。跨文化交流下的阅读并不是否定词汇与语法，但如果一味的强调它们而选择词汇量过大，语法结构太复杂的阅读材料，就会不利于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提高。美国语言学家Lewis，M.和 Hill，J.指出：“一篇文章中每100词中出现6个左右的生词就应被视为难度过大。”而许多语言教学工作者总是把词汇量作为检验阅读能力的唯一标准，因此常常以单词难度和句子长度等要素来决定阅读材料选择的合理性。这种方法显然难以确保教材对学生的适度性。另一方面，选材时不能只选突出文化背景的材料，那样会把阅读课当作文学课来对待的。

五、阅读材料选择的策略

选择合理的阅读材料服务于跨文化交流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选材的策略既离不开教师、学生等内在因素的考量，也需要借助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1.以学生为主体的选择策略

在跨文化交流英语阅读课中，教师要坚持一切以学生为主体的策略。教师主要负责阅读方法的引导和阅读效果的测试，学生根据自身的阅读需求来选择阅读方法和阅读材料。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学生自身文化阅历的学习和积累，才能提高领悟文化信息的能力。教师只有通过激发学生的阅读积极主动性，才能增强他们与其它文化书面交流的信心和能力。

2.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选择策略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普及为英语阅读材料的选择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无论是何种体裁和题材的阅读内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无论是什么样水平的学生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周丽娜认为，网络系统可以为学生提供各种文化网站，使学习者获取大量信息，培养他们评价判断和感知语言的能力。互联网已成为人们了解与学习各国文化并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便利的平台和窗口。它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阅读材料选择的内容与范围，也必将对跨文化交流的教学目标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结语

跨文化交流已成为当前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译各种技能的终极目标；中国的英语教学一般把阅读看作是纯粹服务于语言输出的语言输入。实际上，阅读是发生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跨文化的书面语交流。阅读材料的选择深刻影响着这种交流的过程与效果，因此在选材时，只有把握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才能使选择的阅读材料真正服务于跨文化交流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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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颜婷.英语泛读教程》中的文化教学的几点尝试[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5）：48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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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丽娜.英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策略与原则[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1）：46-49.

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混合式教学能有效改变传统课堂单调枯燥的弊病，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激发他们的学习探研兴趣。混合式教学不仅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还改变了教学内容及教学评价体系。

关键词： 学习通    中外文化交流史    混合式教学

“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研究中国与异域的文化交流历史，课程时空宏大，包含学科较广，既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训诂学、文化地理学等领域，又牵涉艺术、科技等知识，它对学生前期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在传统课堂教学中，由于课程内容庞杂，课时少（每周通常不会超过2课时），教师对所教内容难以深入展开;有些知识点过于抽象，不利于学生消化吸收，导致他们对课程兴趣不浓厚，课堂不免出现枯燥乏味的现象。

利用超星学习通开展混合式教学有望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条新路径。混合式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学上采用线上教学与线下面对面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说在具体教学中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而是按一定比例结合其他教学（如在线教学、田野调查、虚拟仿真实验、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等）的一种新型学习方式和学习理念。何克抗教授认为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的特点就在于把传统教学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1-6）。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化等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教育受到国家重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信息化已成为国家战略，教育信息化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全面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将是当今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2]。充分利用在线教育信息平台如超星学习通（其他平台还有像中国大学MOOC、雨课堂等）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今后将逐步取代单一的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成为教学新常态。

笔者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教学中应用超星学习通对传统课堂进行了教学改革。通过课前在线预习、课中线上线下教学与交流、课后线上学情统计与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充分运用混合式教学，不仅消除了此课程以往课堂教学相对沉闷、难以和学生开展交流互动的弊病，而且使学生从浅层学习进入深层学习，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深入中外文化交流相关课题的研究。教学不再局限于教师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向激发学生兴趣、对有关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层面转变，让学生解决问题、完成知识整合与创新的学习任务。

一、课前：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混合式教学，除了准备传统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外，在线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也至关重要。教学资源主要包括基础内容和拓展内容。基础内容注重的是基础知识，拓展内容主要是为学生巩固和深化知识的理解和迁移而设计的拓展资源、综合性应用问题和项目式学习研究等，是根据学生潜在发展水平的预知结果而事先设计的相关问题及由此生发开去的探讨话题和研究议题，旨在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教师提供的线上学习资源和移动学习环境进行资源查阅和学习交流，提高自我学习能力。教学资源形式多样，包括课堂教学视频、微課视频、课堂小测验、课堂讨论题、学习任务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专题片/纪录片等。

超星学习通平台自带复旦大学姚大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教学视频课件，其他平台如中国大学MOOC上有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中外文化交流史》微课视频和清华大学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史》完整课堂教学视频可作参考。除了这些名家教授的教学视频外，教师最好事先自录微课视频。微课一般不超过20分钟，主要讲解1个至2个知识点。微课虽时间短，但导入、讲解、总结等教学环节缺一不可，教师语言要简练，PPT制作要精美。此外，央视拍制的纪录片如《从西方到东方》《国宝档案》《中国考古探秘》《永远的丝路》《新丝绸之路》《敦煌》《海上丝绸之路》及历史人物专题片《玄奘之路》《岩中花树》《张骞通西域》《1405郑和下西洋》等有些内容跟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可作为教学资源的重要补充。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选取剪辑部分视频通过学习通平台提前一至两周发布给学生，要求他们课前在线学习。为了防止个别学生敷衍了事，在线视频学习设置防拖曳及快速播放，在视频中插入几个与视频内容有关的简单问题，能有效避免学生课前学习的蒙混过关或投机取巧。事实上央视专题片画面优美，内容通俗易懂，非常吸引学生;微课视频时值不长，教学深入浅出，这些视频学生通过手机上的学习通APP利用碎片化时间观看，总体花时并不会太多。视频观看只是学习基础知识，重要的是教师针对视频内容进行由此及彼的知识拓展。比如在《张骞通西域》及《永远的丝路》等专题片的基础上，教师再录制微视频讲解丝绸之路的起因与形成，之后留下两个问题让学生查资料讨论：1.西汉初期为什么要和亲？和亲在中外文化交流上起到了什么作用？2.中原王朝丝绸输出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这种拓展性问题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及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

除纪录片和课件等视频教学资料外，为方便学生查阅文字资料，利用超星学习通拥有的强大电子书资源优势，根据教学进程不定期地推荐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如方豪《中西交通史》、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芮传明《丝路古史散论》等学术著作及期刊文章，以此扩大学生的阅读层面。由于给学生布置了思考题和针对性的阅读书单，学生的阅读目的性明确，就会有动力“啃完”这些书籍，不知不觉养成阅读习惯，扩大知识面，积累学科知识，形成探究能力。

另外，为了了解自学情况抽测阅读成果还要准备好习题库。每个教学单元制作每几个小测验，小测验题量不宜过多，主要考查基础知识。在每次课堂教学之前通过学习通APP在课堂上花3分钟—5分钟时间进行快速在线检测，通过学生的答题结果教师第一时间就能知晓学生自学进度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做出调整。

二、课中：传统课堂教学与翻转课堂的结合

混合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为了便于学生在学习中抓住主线，加强研究性学习，不仅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方式，而且要改革教学内容，才能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目前“中外（西）文化交流史”教材，虽然体例不一，但大多采用两种模式，一是编年史体例，像王小甫《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史》、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另一种按照中国与不同国家的交流情况来编排，如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两种体系各有利弊。为了推动学生的专题研究及小组PBL项目式学习，综合两种教材的优点，我们重新设计教学单元，把整个内容分成六大模块，即“史前时代到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宗教的交流传播”“中外艺术交流”“中外科技交流”。通过以专题为主线的教学讲解，教学目的更明确，研究方向更加清晰。

与专题教学同步进行的是教师引导下的项目式学习。比如在宗教的中外文化交流专题模块中，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转变这一问题，分小组研究佛教进入中国后的建筑的本土化、佛像外形的中原化、观音菩萨的女性化、佛窟造型的庭院化、佛教思想的儒道化等议题，每组分3人—5人，既调动了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又增强了小组的协作能力。每个小组交一份研究报告，最后以书面研究成果的形式在课堂上汇报分享。

在具体课堂教学中，不再完全遵循传统课堂教学的套路，采用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授课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抛出问题启发学生思维，增加教学信息量。对已经在课前布置了预习模块，则在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学习通进行在线小测验，如果测验成绩较为理想，课堂教学就减少基础知识的讲解，注重知识拓展及由当前知识点延伸的其他知识的介绍，补充教材上未曾提及的教学内容。比如在介绍先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时，通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文献中“昆仑”的记载，引申出对古代“昆仑”地望的研讨。向学生简单介绍何新《诸神的起源》中提出的古代“昆仑”就是现在“泰山”的观点及刘宗迪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的《昆仑何在——〈山海经〉昆仑地理考》一文内容，把学术研究成果与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在讲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时，着重介绍丝路风光、粟特文明及目前发掘的虞弘墓和中亚片治肯特的考古成果，把考古、商旅、艺术研究相结合。这种设计教学内容避免了教学上纯理论性知识的讲述，能吸引学生注意。

在学习通上已完成在线自学、检测的前提下，带领学生进入在线虚拟仿真实验室，参观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了解中外文化交流史实。如今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各高校正方兴未艾，我们目前已搭建汉唐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虚仿实验室中学生足不出户在线参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镇墓兽、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银壶、陕西西安出土的摩羯纹金长杯、三彩骆驼载乐俑等。虚仿实验室让学生近距离、三维全真观看文物，加深了对中外艺术交流的感性认知，解决了以往课堂教学文物介绍时只有图片缺少实物、流于空洞的痛点，而且寓教于乐，弥补了以往传统课堂只重理论、缺少实证的不足。

即使采用传统课堂教学，在教学中不时通过学习通APP发布讨论题，让学生在线回答，加强师生互动。讨论题一般带有争议性，引导学生不同观点的碰撞。如关于匈奴人的人种问题、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佛教通过海上丝路还是陆上丝路传入中国等，以此激发学生思维，营造生生之间学术争鸣的氛围。在教学内容上既立足教材，又紧跟社会话题，联系现实关注社会。比如在讲到蒙元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时，介绍十四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引入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的观点，分析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学生课后讨论疫情对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这种联系现实学习历史文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有直观感受，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家国情怀元素，做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润物细无声。比如在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新疆小河墓地时，从觊觎我国大好领土的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新疆绘制军事地图的源头说起，引出一撮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奥登保等文物盗掠者，批评他们对我国文物造成的极大破坏和损失。通过简单述说我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之教学，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介绍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时，联系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讲解“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已取得的成就与意义，让学生关切社会热点，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同呼吸共患难。在讲到中日、中韩交流时，从近期网上热议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诗句切入，讲解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同时通过中国与西方在应對疫情上的不同表现，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特色，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学科教学与课堂思政的融合使教学变得更有意义。

三、课后：学情统计与教学评价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课堂单一由教师主讲、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更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考核过程，必须改变以前的一次性终结性评价方式，把它改为过程性评价。因此，期末成绩的评定应考虑线上与线下各个环节，制定合理详细的评价标准。评分标准通过学习通平台在学期初告知学生，让学生根据评价标准有准备地开启学习之旅。在具体的评价标准中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加强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权重，如在学习通观看视频时间、课堂参与度、作业成绩、课堂小测验、实验成绩、项目式学习的成果与展示、在线讨论活跃度等都是评定成绩的依据。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项目式学习的成果和课堂展示、汇报的分数评定由学生自评、小组互评及教师评价组成。由于学生参与打分，学生完成作业的认真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提高，在作业成果汇报展示中非常投入。

学习通平台详细记录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每个活动环节，通过学习通生成的统计数据，教师能一目了然地查看学生每一步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像课堂报告记录了学生每次小测验和回答问题的分数，学情统计记录了学生观看视频的次数和时间等。统计数据有利于教师发现个别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他发出提醒。同时有助于教师发现教学中的漏洞，查找教学不足而不断弥补。

我们在2016级、2017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中实施了两轮混合式教学实践，期末在学习通上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从学生调查结果看，93%以上的学生对教学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和满意，此外选择喜欢或非常喜欢混合式教学的比例在95%以上。对混合式教学是否有助于提高个人自学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回答，85%以上的同学选择有帮助。调查数据说明应用超星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调查中有个别同学对在线小测验提出建议，认为应增加课堂教学内容的检测。此外，他们希望学习通上的小测验在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最好能有倒计时提醒，选择题答案在测验后能显示在学生端，有助于期末复习。对学生反映的情况我们已反馈给平台，希望它能做技术优化。

通过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表明，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高校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提高，课堂互动增加，学生学习积极性及课后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同时，学生线下自学能力及问题意识都有所增强，上课注意力更集中，学习有效性、目的性、探研性明显增强。总之，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认可度较高，能力及成绩有所提高，而且随着混合式教学的推进，学生的适应性将不断增强[3]。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应主动改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实现“以教师为主导的单项式传授”向“交互式、主动式、探究性”的教学方向转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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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06-07）[2016-06-22]. http： //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 269367.html.

[3]于洪涛.高等学校混合式教学改革效果评价案例研究：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7（11）：129-133.

基金项目：浙江外国语学院（2018—2020）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编号：080500142018），浙江省“十三五”高校虚拟仿真实验室项目。

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高等教育交流;中日关系;北京大学

DOI：10. 14156/j.cnki.rbwtyj.2018.06.003

新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发展，在经历过建国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往来大繁荣之后，一度陷入长期相对封闭的境地。学界一般认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反映，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1]。战后中日两国政府间高等教育交流的法律起点，应该是1972年9月29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2]366。但很显然，两国建交之初，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没有得到与政治、经济领域交流同等重要的地位①。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才取得大发展的。文章尝试在回顾中日缔约以来高等教育四十年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对日交流为个案，进行归纳，并结合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最新动向，对未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的趋势进行展望。

一、缔约 40 年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大发展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并没有立即带来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大发展，这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与思想观念领域的交锋密不可分。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大胆做出了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3]但邓小平的提议在当时受到了很多质疑。9月，教育部提交给国务院的《驻外使馆文化参赞会议讨论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情况报告》，明确了派遣性质、比例、重点专业、到各国留学的具体人数以及需要注意的诸多问题，拉开了国家公派留学的序幕。1980年12月30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拟定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全面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的新局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三条规定了推动文化关系和人民往来的大原则，“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2]393真正在高等教育交流领域里落实这一精神的是1979年12月6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其中确认了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内容、主体、机构等内容：“(1)进行学者、教师、学生、艺术家、运动员和其他从事文化、教育以及学术活动的人士的交流;(2)对在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另一方国家公民，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方便;(3)组织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调查(5)交换书籍、期刊和其他出版物以及学术研究资料”[4]这无疑为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政府支持和法律保障。

中日之间高等教育交流的大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國政府之间通过大量的条约、宣言和联合声明，不断强调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意义。如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加强两国各个层次和级别，特别是肩负两国未来发展重任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5]。2008年，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青年与教育领域交流的重大意义，“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双方确认，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为此，双方决定：广泛开展两国媒体、友城、体育、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及知识界交流;持之以恒地开展青少年交流。”[6]在这些重要基本原则基础上，中日两国还签订了大批关于高等教育交流的专门协定和备忘录，如1979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签署的《学术交流备忘录》;1979年12月6日，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等等，都为推动两国间高等教育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其次，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政府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以来，留学生交流取得了巨大发展，累计有24万日本人到中国留学，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百万 。2017年以来，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双方在经贸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双边贸易额再次突破3 000亿美元，双向人员往来超过1 000万人次，留学生交流也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10.7万人，日本赴华留学生也超过1.4万人。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2016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到98 483人，在各国留日学生中占据第一;2014年统计的日本学生留学去向中，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为15 057人，仅次于留美学生，占据第2位[7]。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官方或者民间的合作机制。198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中日大学校长会议。以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为团长的中方12位校长和以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为团长的日方11位校长，出席了主题为“在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会[8]。此后，中日大学校长论坛由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共同发起，并于2000年10月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每届论坛均由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在内的两国各20所著名高校的校长组成。双方就中日大学全面合作的机制和途径、中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才、中日大学课程教学计划、学分互认体系、加强留学生交 流、加强中日大学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举办了多场(次)的校际对口交流与磋商，签署了多个校际合作协议。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作为以教促政、以民促官的有效机制之一，已成为中日高等教育领域高层次对话的交流盛会，是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科研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9]。至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已经举办了十届，第十一届中日大学校长论坛将于201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

经过40年的发展，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界意识到，离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学校和不同学术派别的人们共同探讨、博采众长，知识发现和学术提高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经济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的国际合作最初、最普遍的方式是国家之间的大学开展广泛的交流，互派学者到对方进行科研活动。随着高等学校发现知识和服务社会功能的加强，科研合作的国际化已从学校间向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等多边合作关系发展。

二、 40 年来北京大学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所有代表性的高校，在对日交流方面历史悠久。在创建之初，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0-11]。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迅速成为对日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窗口，除了上文提及的按照两国政府间协议，直接参与的大量中日高等教育互动之外，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努力。

首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的代表，多次接待日本包括首相在内的各阶层访华贵宾，直接受惠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协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的访华，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演讲会上强调：“中日之间推进知识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年轻的学者之间，不仅就中日关系而且还就广泛的国际形势展开讨论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动态和时代的变迁，从而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需要具备这种视野。如果能通过中日合作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有识之士，造就出大批有助于解决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各种课题的人才，我相信，中日两国就会成为世界上值得自豪的伙伴。”同时，他直接提出了推动北京大学与日本全面交流的“北京大学福田方案”，“第一，举办学术研讨会，在今后的两年里，以联合国改革援助第三国、联合国维和活动环保节能等全球性课题为主，要求北京大学学者赴日本参加研讨会;第二，明年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当中选拔150名学生到日本进修;第三，就是继续帮助日本研究中心的集中授课工作。我由衷地期待通过旨在加强对日交流的福田方案，虽然规模也不算是非常之大，但是我非常希望使大家中间能够有更多的同学走上研究日本之路。”[12]这些提案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基本得以实现。

其次，北京大学参与创建很多中日高等教育和人文交流的平台。例如，延续至今的“北京-东京论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论坛是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直接倡导推动并支持，最初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日报社与日本非盈利法人机构言论NPO于2005年创立的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年度性论坛，每年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办，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三届。该论坛广泛聚集中日两国政治、经贸、外交、安全、文化、媒体、智库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围绕涉及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双方沟通观点、缩小分歧、增进互信，影响和引导两国公众舆论，已经成为两国间高层次民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3]。从第一届至第十届，北京大学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与“北京-东京论坛”平行发展的，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的“京论坛”。2005年，中日关系进入彼此交往的低谷。当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在北大的日本留学生)，联络东京大学的同学，经过长期准备，在2006年召开了第一届论坛。“京论坛”希望能体现出中日两国青年共同的愿望与责任意识，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对等对话，论坛的工作语言是英文，希望两国青年能用第三方语言进行讨论，实现对等无障碍的交流。同时也强调参加访问人数对等、两地开会时间对等和流程性质对等。二是强调亲身考察，双方学生都要到对方国家进行学术讨论，参加报告会，与当地学者互动，到企业、政府机关、研究机构等地访问调研。三是遵循紧密的社会接触原则，即建立起广泛的赞助商和支持者网络，借助于大学、企业、政府、媒体等多方力量，实现交流的可持续性和效果最大化[14]。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学生国际交流协会”(SICA)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京论坛”，突破了一般跨国性学生交流停留在增进友谊、友好交流的程度，交流目的意识明确、突出学术性，而且强调深度参与和研究，两周集中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为期一年的持续深刻交流，是中日两国高校学生交流的一个典范和模板[15]。

第三，北京大学的对日交流，经过40年的发展，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的统计，2018春季学期，北京大学在校长期留学生3 177人，其中，人数排名第一为韩国留学生(1 008人)，第二为美国留学生(280人)，第三为日本留学生(223人)。日本留学生以进修生与本科生为主，高级与普通进修生112人，本科生62人，硕士研究生23人，博士研究生16人。分布院系主要有对外汉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以及新闻传播学院、法学院、历史系等。北京大学招收的短期日本留学生，每年春季、秋季学期班有近20人，四周语言文化项目(春季、暑期)规模近130人，是美国留学生以外第二大留学生群体。根据校际交流协议，北京大学每年派出前往日本高校的交流学生有20人左右，接收日本各高校交流留学生15人左右，主要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等6所国立大学，以及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关西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大学等6所私立大学 。

1979年9月5日北京大学与日本创价大学签订校际交流协议以来，已经与日本37所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签署了校际交流协议，确立了姊妹学校关系，与多数学校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关系，进行定期人员互换，双方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及有效模式。其中，以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之间的关系尤为明显。目前，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不定期地进行着学者短期访问、日本短期留学推进项目的学生互换。与早稻田大学方面，除了每年定期进行学生和教员的交换外，还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术委员会，定期在两校轮流召开联合学术研讨会，进行联合讲座等。同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还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达成了博士生联合培养协议。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持续加强了与日本各大研究机构，如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财团等机构的全面合作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仅是北京大学作为主体与日本方面交流的状况，其下设各个院系、各个学术研究中心也都有自己独立的对日交流渠道和定期、不定期的沟通形式。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与日本近十所大学的法学部、国际关系学部保持着持久稳定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

三、当前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探索与发展

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社会往来日益发展而不断走向深入，从目前北京大学与日本高等教育交流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来看，可以展望一下未来中日两国高等教育发展可能的新思路。

首先，40年前条约签订的时候，对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的基本内容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和罗列，主要集中在两国不同高校之间的教师、学生交换交流，采取短期或者长期留学的方式，或者共同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模式来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也有一部分是图书资料以及出版物的交换。目前来看，北京大学对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经突破了这种相互展示、了解为目标的传统模式，走向了更深层次联合人才培养的新尝试。

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在与日本大学、日本国立新潟大学、成蹊大学、岛根县立大学等的交流中，主要保留着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教师学生之间定期访问交流的传统合作模式。但在与早稻田大学合作过程中，则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學本科生双学位交流项目是根据2003年两校签署的学术合作协议，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共同执行的国际交流项目，是北京大学当时唯一一个本科生双学位交流项目。自2012年始，项目扩展到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根据协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每年相互派出约15名本科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在取得两所大学规定的学分及达到其他毕业要求后，可分别获得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位。2005年，两校正式开始互派学生。2007年，首届项目交换生毕业。到2017年底，北京大学毕业生取得早稻田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数已达151人，取得北京大学本科学位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共计117人[16]。早稻田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已经成为日本各大学申办双学位项目可供借鉴的样板。不但如此，从2008年开始，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开始推出双博士学位。十年时间过去了，最早从这个项目毕业的很多博士生，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希望之星。当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早稻田大学之间传统的学生交换项目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从2013至2017年，早稻田大学通过学生交换项目共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派出了20多名硕士研究生。两校最新的合作尝试是举行两校的联合面试吸纳人才，已经成功推举一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进入早稻田大学担任教职。

其次，北京大学在对日交流过程中，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一系列努力，利用既有的中日高校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校内、国内和两国高校之间更广泛的学科发展和资源整合。

依据国家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协定，从199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举办“现代日本研究项目”，设立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担任主任，下设“现代日本研究班”，最初挂靠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后挂靠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校的主管单位为研究生院。最开始招生对象为政府机关及地方公共团体机关、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年轻干部，2001年2005年增加招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在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2005年后，将“现代日本研究班”改为 “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特别增加城市环境专业)院系招收20名博士生，经过在北京大学一年时间中日双方教授讲座课程的培养，赴日研修两个星期，期间与日本政府机关、各大高校、企业等机构进行全方位接触。旨在提高博士生的综合素质与科研能力，使其成为既具有高度的政治素质及广博的知识与实践能力，又具有专门知识的杰出人才，使其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1990年此项目设立至2017年，已累计培养531名学生，其中北京大学的硕士生50名、博士生257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才、具有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以及从事日本及相关研究的杰出人才。在这个平台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们首先获得了接受中日双方教授联合授课以及赴日实地考察的独特优势;同时，又能与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取长补短，互相切磋。2007年， 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召开了第一次“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从2009年第三届开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加入，成立了三校博士研究生日本研究论坛，在三校轮流召开，至今已经举办了12届，使这批博士研究生实现了在国内跨地域、跨学科的定期交流。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主持的对日交流项目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一种重要探索，得到了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多次表彰。此外，北京大学也在尝试摸索和日本高校优势互补，甚至联合申请课题等新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渠道。

最后，中日高等教育交流已经由中日两国之间，开始逐渐向东北亚、东亚甚至整个世界范围逐渐拓展，呈现出东亚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合作视野下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新特点。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迅速。2016年，首次中日韩三国教育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2018年3月21日，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金相坤出席了会议。会后，三国教育部长共同签署了《第二次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在会议召开期间，中日两国教育部长就推进高等教育等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双方就《中日教育交流五年计划(2018-2022)》达成一致。陈宝生部长表示：“三国教育部应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关系发展中作为粘合剂和润滑剂的独特作用，互学互鉴、携手前行，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智力支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增添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会议中提及的“亚洲校园”项目其实从2012年秋季起已经实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方负责实施单位，到2018年春季为止已经向日本东京大学和韩国首尔大学派出硕士研究生60人，同时接收来自两校的硕士留学生65人。在中日韩三国政府推动的合作机制基础上，从2014年秋季起，北京大学已经与东京大学将亚洲校园项目上升到联合培养的“硕士双学位”项目，2017年秋季开始，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也建立了硕士双学位项目。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自2015年起设置了北京大学-东京大学研讨会，双方轮流举办，目前共举办了4届。每年约30名来自两校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研讨，围绕海上安全、中日危机管控、历史和战争记忆、区域经济问题、发展、能源与环境、“一带一路”、中日关系等双方关切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

在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亚洲校园”项目亚洲区域整合的东亚大学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EAUI)。这一计划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发起，是以欧盟发起的伊拉斯谟世界项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为范本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目的是在东亚建立类似于欧盟的欧洲大学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合作成员包括中国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五所学校 。从2012年至今，五校轮流举办了11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方面实施单位，每次派出约2～3名教师和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当然，更广范围合作的，还包括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参与的“五校会议”。此对话平台是在2009年由北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系共同发起、轮流举办的联席会议，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促进国际问题的研究、教学以及五校之间的合作。到現在为止，每年参加的学校已远远不止上述五校，其影响力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结 语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7]在深化教育改革和加快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即便在当前全球化受到重大冲击和质疑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研究和教学中的使命需要一种全球性视野。如果各个大学被限制在一种封闭的、限于一国的高教体系范围内，那么它们还能有其他方法培养学生，使其成为全球公民并通过各自的研究为解决全球性挑战做出贡献吗?”[18]应该看到，当前中日高等教育对外交流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从中日两国国内总体情况来看，高等教育交流的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发展的独立性和持续性有待提高，目前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较大;政府主导色彩比较浓厚，民间资金参与和推动高等教育交流的努力还需不断加强等等。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的40年里，中日高等教育交流的发展是两国政治、经济交流和两国关系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为两国各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是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基础性工程。面对新时代和新挑战，相信中日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将继往开来，开启面向亚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合作交流的新征程。

[参 考 文 献]

[1] 季明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319.

[2] 廉正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 1972年1月至1978年12月[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366.

[3] 李滔. 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65.

[4]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综合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汇编 1[M]. 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综合研究室， 1982. 123-124.

[5] 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N]. 人民日报，1998-11-27(001).

[6]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N]. 人民日报， 2008-05-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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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柏.日本大学校长的改革观念中日大学校长会议述评[J].外国教育动态，1985(6)：10-12.

[9] 中国国家教育部.交流合作项目[EB/OL].[2018-06-04].http：//www.moe.gov.cn/s78/A20/s3117/moe_854/tnull_48799.html.

[10] 郝平. 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19-320.

[11] 魏定熙. 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 1898-1929[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47-54.

[12]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北大演讲：提出北京大学福田方案[N]. 北京大学校报， 2008-01-06(001).

[13] “北京东京”论坛详细资料和发展历程[EB/OL].[2018-06-10].http：//www.beijing-tokyo.com/.

[14] 加藤嘉一. 致困惑中的年轻人[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2： 48-50.

[15] 加藤嘉一. 以誰为师? 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 145-154.

[16] “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双学位交流项目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北大国关学院举行[EB/OL].[2018-06-12].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7-05/10/content_297777.htm.

[17] 习近平. 2017年10月18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45.

[18] 周岳峰. 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更具开放性[N]. 社会科学报，2017-08-17(007).

The New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A Case Study of Peking University

CHU Xiao-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China-Japan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当前，文化贸易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版权贸易作为文化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文化大国，通过加强版权贸易，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融入全球版权市场，对扩大对外文化输出、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及问题，并就推进版权贸易发展进行对策研究。

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

（一）贸易增长迅速，逆差逐步缩小

总体来看，我国版权贸易总量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总数为12834项，较2002年增长123%，2002-2012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输出版权10401项，较2002年增长了近7倍；引进版权数为18167项，比2002年增长57%（见图1）。

在贸易平衡方面，版权贸易总体虽一直呈现逆差，但逆差额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2-2013年引进输出比除个别年份（2003、2008年）外不断下降，由2002年的8.7：1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1.7：1。各类版权贸易除图书版权贸易外逆差数均有所降低，其中电视节目以及电子出版物两项版权贸易已经实现持续顺差，特别是电视节目版权贸易，2009至2013年已实现1556项顺差，而其他各项版权逆差基本维持在500项以内。

（二）版权贸易种类多样化，但仍以图书版权为主

在版权引进方面，图书版权是引进的主体，占引进总数的90%左右；其次是音像制品，引进比重小幅上升，占引进总数的3%；排在第三位的是电视节目，2013年所占比重为2.1%；排名第四位的是录音制品，2013年引进378项，占比2.1%（见表1）。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图书及电视节目版权引进呈现增量外，其他种类版权引进量均呈大幅减少，其中电影版权引进数从2003年的132项减少到了2013年的0项。

在版权输出方面，2013年输出种类从4类增加到了6类，其中录像制品、软件两项输出都实现了零的突破，其它各类版权除录音制品外，输出量都实现了较大增长。但总体而言，图书仍是中国版权输出的主要部分，占比始终保持在70%以上；其次，电视节目版权输出数从2009年开始迅速增长，至2013年占比达到18.6%，成为版权输出的重要增长点；排名第三的是“电子出版物”。

（三）版权贸易市场呈多元化趋势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我国版权“走出去”战略成效初显，贸易市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2003至2013年，中国对欧美地区输出版权数占比由2%增加到了29%，欧美地区份额上升显著；对亚洲地区版权输出占比虽由94%下降到45%，但亚洲地区仍是中国对外版权输出的最大市场，其他地区所占份额则从3%增长到26%。

从输出国别（地区）分析，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2003年我国对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版权输出占输出总量的90%，到2013年上述三地占比之和仅为35%，而其余各国占比均有所增加。其中以对美版权输出增长最快，2013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版权输出市场（见图2）。

（四）版权贸易网络化步伐加快

随着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贸易数字化及网络化步伐正逐渐加快，表现为：作品形态的数字化、管理过程的数字化以及传播渠道的网络化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在线版权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节省物流成本，扩大版权输出范围，快速实现实现版权交易的广域化和全球化，加快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因此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以及版权代理机构已经开始构建集产品营销、服务及交易于一体的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并通过其来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例如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便设有“版权贸易”窗口，可直接实现在线版权贸易。此外，各类国际版权展览活动也逐渐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对外版权交易，2015年的广州纪录片节创新地建立了网上交易平台，并推出互联网运营平台“纪录·中国”，可实现在线版权交易、在线提案预售、在线课程等功能。

二、中国版权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持续贸易逆差

持续的贸易逆差一直困扰着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虽然近年来逆差规模比之于贸易规模有所减小，但绝对数值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3年逆差数仍高达7766项。从引进输出比来看，2013年引进输出比为1.7：1，但若分国别分析，除少数亚洲邻国以外，欧美各国与我国版权贸易的引进输出比仍然较大，其中以与日本和美国的引进输出比最大，达到了4.9：1，表明我国目前的版权输出能力仍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从贸易种类来看，图书版权逆差问题尤甚，在其他各类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甚至出现顺差的同时，图书版权的贸易逆差仍一直维持在9000项左右，由于图书版权是我国版权贸易的主要部分，因此版权贸易总体逆差数量也一直居高不下。

此外，国内出版企业为扩大版权交易，往往采取低价输出、高额引入，致使版权贸易额也呈现巨大逆差。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进口2.8亿，出口0.6亿，逆差金额达2.2亿人民币。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内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导致产业利润流失，发展能力减弱。

（二）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较为集中

目前，我国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存在集中度过高、依赖性过强的问题。输出方面，录音制品对香港地区和韩国的输出占比近80%，录像制品输出市场的90%以上集中于香港地区，而软件版权的输出则全部集中在了英国。市场的过分集中势必导致版权输出对部分市场的过度依赖和被动风险，提高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水平仍是版权贸易面临的重要课题。

引进方面同样存在来源市场高度集中的现象，图书版权按引进量排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和日本，三者占比之和达到59%；录音制品引进排名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占比之和为65%；电视节目引进排名前四位的地区依次为韩国、美国、英国和香港地区，占比则达到了81%；录像制品引进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占比达到了88%。上述现象固然与部分地区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关，但长此以往势必加重对该地区版权引进的弱势依赖，进而制约自身版权产业的发展。

（三）对非图书版权的重视不足

在版权贸易各种类中，由于视听元素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比语言元素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量，因此音像制品、影视作品相较于其他版权来说文化传播折扣较小，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以电视节目版权为例，电视节目覆盖面较广，渗透性强，内容资源丰富，在传播文化价值方面的优势明显，贸易空间潜力巨大。虽然近年来我国非图书版权贸易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仍不足20%。其中电影版权的贸易量甚至呈现直线下降趋势，2010-2013年贸易量分别为284项、39项、12项、0项。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对非图书版权贸易重视程度的不足。非图书版权在版权贸易格局中的比重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化传播力和竞争力的低下。

（四）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方式除了依靠版权代理机构，就是参加各类国际展览，尚未形成稳定的版权交易渠道。相对于巨大的贸易空间，贸易平台的搭建亟待完成。

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能够凭借其专业优势，在作者与国内外出版机构之间构建起渠道丰富、权益明晰、交易顺畅的互通平台。与欧美国家发达的版权贸易产业以及相伴而生的版权代理机构相比，我国版权贸易机构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无论是交易代理、使用费收转等低端服务，还是诉讼代理、版权投资以及版权战略规划等高端服务，均处于起步阶段。加之审批机制僵化、同业间无序竞争等不利因素，都严重制约了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

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是国内出版机构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已举办或参加了包括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伦敦书展、上海电影节等多项国际版权展览活动。2015年5月的美国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输出版权1328项，引进462项，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共有2162家中外出版单位参展，达成版权贸易协议4346项，其中引进1752项，输出2594项。但表面的繁荣现象背后隐藏的却是交易渠道的不稳定性，正是版权贸易代理机构的功能缺失导致了出版机构对于参加国际版权展览活动的依赖性，导致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难以对国际版权交易市场形成持续影响。

（五）版权市场中盗版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版权市场的盗版现象由来已久。2013年，中国未授权 PC 软件的安装率为74%，这一数字虽呈下降的趋势， 但仍大大高于全球43%、亚太62%及金砖国家67%的平均水平，未授权软件的商业价值达87.7亿美元。此外，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连续十一年把中国列为《特别301报告》的“重点观察名单”之一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目前我国虽已大体上形成了以著作权法、合同法和对外贸易法为基础的版权法律体系，但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还不够，许多问题如著作权转让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版权执法的过程各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虽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商务部对盗版行为都有管理职责，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版权市场管理混乱。

盗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版权引进，挤压了正版作品的市场空间，同时对版权保护的力度不足也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出，对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我国的版权输出。

三、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扶持力度，助推版权贸易

鉴于版权贸易在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政策扶持是世界各国促进版权贸易的普遍做法。“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自开展以来已对2827种外向型图书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资助。国家层面上的引导和扶持系统完善的扶持机制，对版权贸易发展将产生强大的推动。

（二）建立行业协会，实现共赢共享

除了政府方面的措施外，还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及行业协会在整合行业资源、构建信息平台、促进企业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可借鉴美国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的做法，IIPA是美国版权产业的一个民间组织，旗下包括美国出版商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等七个协会成员，涵盖了美国版权产业的绝大部分，IIPA在美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建立行业协会不仅可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避免同业倾轧，实现合作共赢，促进版权贸易健康发展。

（三）发展代理机构，拓宽贸易渠道

版权代理机构在欧美国家早已成为版权贸易的主力军。借鉴于此，我国应逐步放宽对于版权代理机构的审批限制，引导版权代理市场化发展，依托版权代理机构构建长期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促进版权贸易的良性发展。逐步稳固夯实国内外版权营销渠道，在作者与出版社、经销商及消费者之间搭建互通平台，在引进和输出两个方面共促版权贸易繁荣。

（四）转变经营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出版机构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核心，悉心探究国际化、外向型的优质选题，积极开发特色化、差异性的优秀产品，大力提升版权引进的本土适应性以及输出版权的市场命中率，通过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促进中国版权作品走向世界。同时，利用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进行对外版权交易是国外出版机构的常用手段，许多在线版权贸易机构，如国际版权在线，基于其丰富的版权数据库为对外版权贸易双方提供了快捷高效的交易平台。因此国内出版机构应将“互联网+”理念充分应用于版权贸易经营模式创新，构建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完善版权贸易产业链，提高版权贸易贸易便利化程度。

（五）完善人才机制，强化智力支撑

正规化、常态化的版权贸易人才培养机制是关系版权贸易的长期之需。版权企业应进一步密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企业固有资本与专业智力资源的共有互享，不断培养和补充高素质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在这方面，中国版权协会与北京印刷学院已进行了成功尝试。2015年4月，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将在版权人才培养、版权保护研究、版权宣传教育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校企合作”版权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相信版权贸易人才匮乏的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六）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增强版权社会保护意识

首先须建立健全版权法律保障体系，为版权执法提供明确依据，确保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制订出台针对版权贸易的专项法律法规，促进版权贸易有序运行；再次应明确管理机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业主营的版权贸易格局；最后应加强版权执法力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盗版行为。此外，还应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版权意识，为版权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基础。在涉外维权方面，应重点引导版权贸易企业加强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学习，支持企业开展应诉工作，鼓励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参与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制定，引导建立有利于我国版权贸易新规则。

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866 年斌椿一行随赫德游历欧美起，清政府陆续派出使者出访或驻节西方。这些人在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基础上，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笔记、日记、函稿和著述，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出国留学，最早出现于民间，大多由教会人士资助，1872年1875年，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先后派遣120多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又先后五次共派遣90人到西欧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生力军，詹天佑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译书也是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所办的学堂和制造局大多兼译西书，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另外，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承担了翻译和出版西学的主要技术工作。如英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先后参与译书120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之一。此外，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些译书机构，也大多致力于西书中译的工作。

三、戊戍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戊戍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组织学会、创设报馆、开办学堂。1895年1898年间，全国出现103个学会、64家报馆、185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便既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维新派第一个译书机构。孙廷翰编辑的《西学大成》、梁启超编译的《西政通考》以及求志斋等人所编辑的《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出现留日风潮。1900年留日学生组织了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第一份以介绍西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译书汇编》。同期国内也出现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兴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把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西学门类列入教学内容。此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且多选用留日学生编译的西学书籍为教材，西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进一步渗透到普遍的国民教育中。当然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将探索重点由兵工格致转向直接为维新和革命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议会制度、天赋人权、共和国方案等等，相继被搬入中国。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以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一批留学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较多了解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以纲常名教和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一些从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科学的力量，传播西方最新科学知识，致力于发展近代科学事业。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论著，约有六七百篇。杨铨、胡明福、胡适等发起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最为著名，创办《科学》杂志，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为改变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

五四运动以后，启蒙的文化运动借助于救亡反帝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运动的重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一时间，学会林立，社团风起，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纷纷涌向中国。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到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流派，以及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都被贴上新文化、新思潮的标签。同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一批青年学子满怀希望和抱负远涉重洋，奔赴西欧，以勤工俭学为手段寻求救国真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使杜威、罗素、独立舒等也被请到中国来传经送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纵观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充满着爱国精神。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中国人不得不向先进的西方寻求真理，抛弃泱泱大国的架子，迈开“以强敌为师”、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由伦理、表层向核心不断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工艺格致;从甲午战争后的法政哲学到五四时期的伦理意识，西方文化的输入一浪高过一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并由此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以及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更替出现。

纵观以上近代文化中外交流的史实不难看出，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是无力和无法抗拒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日本交流日益密切，大量的日语新词传入中国，被人们所熟知并广泛使用，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用来表示新事物和新现象的词被称作“日源新词”，大大增加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研究这些日源新词是时代的要求，是了解现代汉语在新时代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通过研究“宅”这一典型的日源新词在汉语中的使用和变化，探讨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受容情况。

关键词： 御宅族   日源新词   受容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宅家过年”“宅家抗疫”等词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中的关键字“宅”在这里表示待在家里，不出门的意思，这并不是“宅”字原本就有的用法，而是来自日语中的“御宅族”一词。该词原本意思是对特定领域或事物感兴趣，痴迷于收集相关信息的人，狭义来说，专指对动漫、游戏等虚拟世界有着异于常人热情的人。这在日语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新含义，是一个典型的应对新事物新现象出现的新词汇，或是旧词被赋予的新含义。“宅”字在进入中国后只在小部分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中被用作该含义，很快就发生了词义变化及词性增加，被用来表示“待在家不出门”的意思。这其中有语言本身的内在原因，也有两国之间社会文化不同这一外在原因。本文将分别考察该词在日语及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在传入现代汉语后发生变化的原因，总结归纳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和变化。

一、日源外来语的两次输入高峰

现代汉语发展到如今，外来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外来语不仅丰富了原有的文化，还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概念。尤其是在不断全球化的现在，语言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手段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1]。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汉学东渐”的过程。日本为了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自飞鸟时代起就开始向中国学习并使用汉字，引进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及汉译的佛教经典。在近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翻译过日语书籍，所以几乎没有对汉语产生影响。汉语接受来自日语的外来词汇大多是在明治维新之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出现了两次日元外来语传入的高峰。

（一）第一次高峰

明治维新后，日本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强国。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日本学习的必要，自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中国开始向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留日学生、翻译家及学者们阅读、翻译了日语书籍，经过模仿和再创造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近代新词，尤其是其中抽象词汇的部分是西方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者，有时甚至被视作西方文明的本身。在日本的近代词汇研究中，这些词语被称为“新汉语”，即用汉字构成的新词。“新汉语”这一术语表明：新的汉字词超越了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个别语言的框架，成为汉字文化圈概念共享的媒介物[2]。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大量表现欧美现代科学思想的日源词汇融入现在汉语当中，不仅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文体。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吸收如此多的外来词汇，在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普及，在汉语的词汇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二）第二次高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外来的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人们需要新的词语表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新词的增长是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反应[3]。随着中日两国在科技、经贸、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接触增多，越来越多的日语新词进入现代汉语之中。不仅有家电产品、汽车、机械等象征日本先进科技和物质文化的商品大量进入中国，还有日本的文学艺术、饮食文化、社会现象、时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词汇输入现代汉语当中。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族”“～屋”“卡拉OK”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并流行起来的。我们通常把这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在原有的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中不存在的，具有新形式、新含义或是新用法的词称作“日源新词”。

这一时期输入的词汇和第一次输入高峰时期相比，尽管所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逊色。在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动画、漫画等相关内容中出现的日语新词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新词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我国，特别是青少年中被广泛使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宅”。

二、“宅”在日语中的使用情况

“御宅族”一词来源于日文的“お宅”，它在日语中原本是用来表达“您府上”或是“您”这个意思的敬语。“宅男”“宅女”等名词中的“宅”狭义上指的是沉迷动画、漫画、游戏等次文化的人。在日本，第一次正式在出版物上出現“お宅”这一用法，是在1983年的《漫画ブリッコ》杂志的六月号中，中森明夫在题为《『おたく』の研究》这一连载中，首次将这些聚集在Comike这一全球最大同人志即卖会上的动画迷们称为“御宅族”[3]。为了区别于该词原有的含义，往往会用片假名标记为“オタク”。

被称作“御宅族”的这一族群出现不过短短几十年，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社会、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给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4]。但确切的关于“お宅”这一个新含义是如何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定论。

庆应大学毕业的一群科幻迷们成立了动画工作室并制作了热门动画《超时空要塞》，他们不仅相互称呼“お宅”，还让动画中登场的人物也这样称呼。当时的女高中生科幻作家新井素子在杂志刊登的一篇随笔中称呼友人为“お宅”。科幻小说作家平井和正在小说中，也让主人公使用“お宅”这一称谓。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一种。《超时空要塞》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动画作品，粉丝纷纷效仿。以此为契机，这一称呼在二次元爱好者中间流传开来。尤其在同好者聚会上，以交流兴趣爱好和交换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晓对方的姓名，用“お宅”这一第二人称词成为最好的选择。既能保持适当的射角距离，又能体现彼此共同的爱好。这些爱好者们往往表现出对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的回避，爱好者圈子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后来词义进一步扩大，指只对特定的某领域或事物感兴趣，并对此有异于常人的了解，却缺乏一些社会常识的人。这个跟二次元文化密不可分的意思直到1998年才被收录到《广辞苑》的第五版之中。在中国，即使是懂日语的人，如果不关注二次元文化，恐怕就不太了解这个用法。因为“お宅”们总是被认为不善与人交际，在人际关系上存在问题，所以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蔑称存在的，但现在随着词义的扩大，性质趋于中性，开始使用于表示对某职业领域有极深造诣的人。

三、“宅”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状况

“宅”或是“御宅族”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一开始只在一些ACG文化爱好者中流传，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在汉语中可译为“爱好者”“～迷”。小圈子交流是他们的核心特征，会倾向于使用一些只有同好者才懂的词语隔绝非同好，增进同好者之间的认同感。这些二次元爱好者们会频繁接触日本文化及日语，直接使用一些日语词，例如“宅、萌、残念、声优、吐槽、耽美、萝莉”等，成为他们与同好者进行交流时的语言习惯。

随着互联网等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手段不断增加，几乎不再有完全封闭的圈子内交流，青少年对于新词的接受总是最活跃的，很快这些源自二次元文化的日源新词不再局限于动漫爱好者之间，成为青少年中普遍使用的流行词汇。这其中不乏一些对二次元文化不甚了解的使用者，加之本身“宅”字在汉语中有“住所、房子”之意，与“宅”原意所指的御宅族不善与人交际的特点契合，“宅”开始被用来指待在家里的人，渐渐变成了“家里蹲”的代名词。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这种误用之后，被赋予了新含义的“宅”甚至比原意更广泛地被使用。下面通过对新華网、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中“宅”的使用情况进行分类归纳，看一看“宅”的使用情况。

（一）用作名词

a.作为原意“爱好者”“～迷”之意

①喝完“肥宅快乐水”，就想“燃烧卡路里”。“确认过眼神”“你是魔鬼吗”？

②“FEEL”技术宅：我们将定义“90后”的生活。

③他由“技术宅”开始跑市场;他，见证着“老粗黑”成为“小清新”。

④不管你是吃货还是游戏宅，都别贪图享乐疏忽了用火用电安全。

b.作为汉语中新出现的“家里蹲之意”

①但我们还有时间计划，更从容地去面对……制订属于你的7天“春节御宅计划”。

②绿色健康、“家场景”“宅经济”消费热度凸显，健身器材、保健食品、消毒卫生用品、中高端厨房电器、宠物用品增长均超过30%。

③航母不是“宅男”，远航必是常态。

④致敬前线与病毒厮杀的英雄，也感谢每一个“宅男宅女”。

（二）用作动词

①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武凌云和同为国家一级演员的父亲、母亲、妻子“宅”家直播，吸引数十万网友的点赞。

②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日本大量民众宅家，丈夫不再出门上班、改成在家远程办公。

③封城宅家，全国驰援，全民核酸，终于换来武汉的战略性胜利。

④有人不惧严寒，坚守岗位;有人宅家战疫，用感恩致敬守护。

⑤内蒙古中西部和西南部、华北及东北西部等地都将出现明显沙尘天气。提醒：遇到沙尘天气，尽量宅家不出门。

⑥随着各地开学在即，宅在家许久的同学们终于要告别网课了。

（三）用作形容词

①因为重担千斤，年逾古稀的院士还在战斗;而为了避免传染，所有人在理解与焦灼中，度过了史上最宅的春节。

②经历史上最“宅”春节，所有中国人都憋着一股劲，希望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王文：中国500强企业有点“宅”。

④男性收视人群也从海量网络数据中浮出水面，显现出“男人也爱看电视”的有趣现象。汉子们，最近比较宅？

四、“宅”在汉语体系中的变化和原因

近年来，“宅”已经慢慢不再是局限于某个小圈子内部交流的“黑话”，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开始被很多主流媒体使用。“宅男”“宅女”作为新增词汇，和“限行”“摇号”“团购”“微博”“云计算”“情人节”等词一起被收录进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年）之中，可以说已经正式地被接纳到汉语之中，充分显示了这个词的强大生命力。

综合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宅”在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出现了词义的扩大和词性的增加。从数量上看，在汉语中诞生的新含义甚至比原义还要更广泛地被使用。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两国语言存在共同的汉字基础，为这个词在汉语里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日语输入外来语的高峰中，非常多的与二次元文化相关的词汇大量涌入，使很多非爱好者来不及一一探究其内涵，只是习惯性地按照一贯的思维认识模式“望文生义”。有关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新闻报道之中，或许是为了凸显某种东瀛风情，日语词汇往往被直接拿来就用[5]。一些媒体在此基础上还自创了“宅经济”等词汇，使“宅”的这一新含义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其次，古汉语中的“宅”本身就是“定居、居住”这一动词性的用法。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玄鸟》）。在日语中的“宅”一般只作为名词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发生了动词化，并被广泛使用，这和汉语中的“宅”字本身的动词用法是分不开的。这使“宅”这一动词化变化的接受度变得更高，与汉语的语言体系的融合更自然。

最后，“宅”的新含义正符合我国的新思想、新现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事情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成为新青年们喜欢的新的生活方式，“宅男”“宅女”成为这类年轻人略带调侃意味的代名词。“最近有点宅”是对这类生活状态很好的形容。像这样的一些日源新词在现代汉语中词义或词性发生变化，然后通过本身强大的构词能力不断组成新词，给现代汉语带来更多的活力，适应不断出现的新人群和新社会文化现象。

五、结语

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来看，日语之所以能影响汉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语中新创造的汉字词符合汉语的造词法。从影响的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二三十年间，以及中日恢复邦交至今的几十年。这和两國之间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对外来新词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语言文化交流层面，还应从社会语言学的层面关注。

语言是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及社会不断变化的交际需求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这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普遍印证。在这其中对变化最敏感的往往是词汇。二次元文化是日文现代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作为主要受众的青少年的是创造或接受新词汇最活跃的一个群体。随着二次元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的影响已经不仅仅限于文本、映像等，而是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青少年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往往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语言特色。对于这部分日源新词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青少年群体语言使用的规律和特点，对揭示汉语新词发展规律也有重大意义。

进入现代汉语体系中的日源新词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我们不拘泥于这些词原本的词义和词性，很多日语新词在被汉语吸收后发生了变化，或有了新的诠释，更适合在汉语环境下使用。这是汉语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来词汇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沈国威.汉语的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兼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J].南开语言学刊，2008（1）.

[3]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4]大塚英志.“御宅族”的精神史[M].东京：讲谈社，2004.

[5]熊野七绘.“动画·漫画”调查研究[J].日语教育纪要，2008（4）.

[6]甘涛.日源新词在当代汉语新闻报道中的传播与变异[J].传媒新论，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翻译文化观视域下的日语新词汉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KYC2017005;2017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翻译文化观视域下的日语新词汉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