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精选4篇）
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第1篇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化意识
摘 要：
贾平凹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多变、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以小说起家，同时旁及散文与诗歌，并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可以说他的散文已成定论，大都认为是上品。但对于其小说历来争议较大。有鉴于此，本文只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品进行了一番盘点和检视，发现他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螺旋轨迹，而这又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化思考和追寻。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文化追寻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持续高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更是一位在理论界备受批评家关注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争议很大。有鉴于此，我们只从文化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一个宏观的梳理和窥探。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我们首先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1983年）：即《满月儿》时期的创作。这一时期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其创作大都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具体表现为笔调清新而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与恬淡。第二阶段（1983年——1993年）：即“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开始进入自觉阶段，也逐渐走出了农耕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并且伴随着这种和谐与圆满的破裂，从而逐渐进入到了一种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风格上也趋向了沉稳朴实、厚重深沉。第三阶段（1993年——1995年）：即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此时的作者开始都市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尤其《废都》的发表，那种与时代相契合的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这也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第四阶段（1996年——1998年）：即从《土门》到《高老庄》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的作者进一步自觉地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因为逐渐走出了《废都》时期文化思考和追寻的那种犹豫和徘徊，漂泊和茫然。于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便多多少少露出了一点文化建构的端倪。基于此，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作家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发展轨迹。
一、《满月儿》时期的创作
共8页 第1页《山地笔记》是贾平凹197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以《满月儿》等小说作品为代表，歌颂了理想的事业和爱情，笔调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恬淡。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如果仔细阅读贾平凹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能够发表，作者不惜迎合意识形态，图解政治、政策，有些小说甚至是依照当时的“阶级斗争”模式写作的。当然，这与作者创作之初的特殊境遇有关。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虽然有幸进入了高等学府，但依当时的政策，工农兵大学生原则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他要实现留在省城的梦想，就必须在创作上有所出息，而且，生性的敏感、遭遇的不幸等也使他胸中有很多话要说，这便有了与文学的结缘。可是，贫寒的家庭出身，自认丑陋的外表，羸弱的身体，贾平凹的天性自卑孤独，既便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深造，并终于发表了若干作品，凭此进入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城里人”，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自卑与孤独。“按照创作心理学来说，那些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开始的写作，最原始最直接的动机也许就是梦想倚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因此，为了作品能够得到发表，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认可，他们的创作肯定要力求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然后，才是突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这样才容易为人们所认可，为社会所接纳。”[1]（P50）
事实证明，贾平凹早先的小说，尤其《满月儿》时期的作品，是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整体上展示的都是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和谐以及心理和谐的一面。从《兵娃》起步，一直到《山地笔记》的结集，贾平凹就一直默默地体察着一种平静的乡土生活氛围，追求着一种静达、清朗的意境。其中虽不乏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在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音韵的日常情趣，“拙厚、古朴、旷远”是他的审美追求。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们还可以对应其“商州系列”的散文创作来看，大都呈现出一种恬静的、月亮石头和水月山色的和谐与圆满。此时的贾平凹内心是平静的，他以故乡的儿子的身份和热情，用优美的笔触给我们尽力挖掘着商州那块神秘的文化土壤，竭力地展示着那古老历史演进的缓慢节奏和充满和谐的稳固性。因此“月儿是圆满的”。
1983年以后，贾平凹的小说风格虽然走向了沉稳、朴实，并伴随着《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三部中篇的问世，作家的创作真正进入了自觉阶段。但是，文化意识上仍处于和谐阶段。在《小月前本》中，作家重在描写小月的爱情婚姻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受到强烈的现代意识冲击下的人物的命运。小月本不爱才才，但受到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的父亲的逼迫，再加上自身存在的传统文化道德基因，只好向传统低头，与才才缔结了婚约，但仍不能忘情于门门，最后遭受毒打，迫于无奈，才与门门私奔外逃，而直到那时，仍不能表现出她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与决裂，她不可能忘情于才才。小说中她最后站在木排上，心里酸酸地说：“„„如果门门和才才
[2]（P397）能合成一个人，那该是多好呢？”对才才的歉疚和留恋，再一次强化了她的道德感。
共8页 第2页在这里作者重点并没有给人一个明确的回答，最终还是传统文化道德占据了支配地位。在反映农村改革的《腊月·正月》里若按现实发展的需要，就要表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竞争观念和独立的人格意义，可是深怕失去传统的道德的贾平凹非要把它扭回到“仁义”的框架里：专业户王才为了发展经济，根据党的“富民”政策开办食品加工厂，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是改革的需要，可是代表着传统势力的韩玄子却百般设障阻拦，不仅反对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就连王才的土地让人承包、王才想买下队上的房屋他都要从中作梗，不仅如此，还到处散布谣言，推波助澜。而王才对于这个传统人物呢，不仅不表示不满和义愤，还总是以谦卑的态度去求得韩的谅解、同情和支持，有时诚恳咨询，有时厚礼求助，简直成了传统道德的学究。在这里作家企图复活自然经济时代的田园牧歌，让人们和乐共处，求其友声，以求得和平、自然。《鸡窝洼的人家》写的是发生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常有的“换妻”现象，虽然不乏经济改革时代的印迹，表明作家已经对渗透而来的现代意识的一种建构，但是作家所竭力追求的还是以传统的文化伦理观照其遗落于荒村野店、山区农舍的文化情趣，仍然流露出一种宁静、合谐、疏淡潇洒的审美理想。“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刻意追求现实原本的‘真’在叙事结构上都钟爱于原生的故事形态，而在表现时大都择定‘凡人小事’，在各种叙事因素的自然发展中，显示出一种朴素意义的暗示，对风俗掌故，自然景致的耐心铺叙，无不显现了农经文明时代的超然静观、和谐圆满的文化神韵”。[3]（P83）
总之，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小说中总是尽可能地呈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其叙事风格。作品的情节发展和变故都被以传统的方式赋于意义，加以解释，回避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因而平息了应有的跌宕感，所有的故事均被安全地定位于宁静和谐的格局之中。当然，作者在这种审美意韵的统摄下，有时也会升腾起一些明晰的价值倾向，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的、文化的批判深度。“不过，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大多是在生活湖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进行的，又常常敷上了一层山光水色和月的朦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冲突作了静化和淡化的处理。”[4]（P26-27）使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色彩。
二、“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
如果说《满月儿》时期以及“商州系列”时期的大多数小说作品，贾平凹常常在展示社会、文化、心理的和谐。那么，到了《浮躁》，这种和谐、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从而进入到了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即《浮躁》写出了现实与文化的错位。
《浮躁》是贾平凹第一部对变革社会与人生作了深层次探讨的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者对现实的把握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从而逐渐走出农村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浮躁》以纵览商州地域的宽阔视野，以流贯商州的州河为纽带，描写了中
共8页 第3页国农民进入了历史新时期以来为摆脱贫困、封建残余势力和自身旧意识的束缚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这种从改革的社会实践层面，展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写法，不同于《满月儿》时期那种采用散点透视，几近散文的写法，尽管仍有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等的描绘，但“小说高视点、宽视野，写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以商州州河为纽带，把聚光点投到州河子孙们的心态上，透过性格各异的人物心态的描写，反映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并循着农民心理演变的轨迹概括出社会转
[5]（P450）型期当代人那种既躁动不安、又充满生命追求和活力的典型情绪——浮躁”，而 “浮躁”这个象征性极强的文学语言又给人以丰富的时代意义上的叹息。“州河的子孙们，从心理内应力、精神承受力上说，几乎是一夜之间面临另一种时代。于是，他们兴奋、激动、鲁莽、困惑、宽厚、忠实、狭隘、愚昧、浅薄、刁滑、奸诈„„都挤上了‘浮躁’[3]（P84）的舞台。”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对极富“文化层”意义的个性形象：金狗和雷大空。在时代的洪流不可遏止的进入商州这片土地之时，他们走向两极，金狗的浮躁发展为深沉，坚定完善，是向良性发展，而雷大空则发展为浅薄盲目失落，向兽性发展。生活本身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导致了完善与毁灭的趋势，而在本质上，这二者是互补的，是势所必然的。这一对在偏僻、闭塞、狭隘、愚昧的宗法制农业文化色彩浓厚的“文化层”中生长起来的后代，除了他们固有的文化心理构成之中集体无意识的胎记的内容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同样的文化土壤造就出来的另一些州河的子孙田有善、田中正、巩专员们，自觉不自觉的夸大和竭尽所能的利用着农业文化中的宗法制性质，并把它与极左路线嫁接在一起，这就使得主体意识崛起或将起的金狗、大空的心内浮躁有了更强烈、更明显的反作用依托点。从而，为我们形象地揭示出了，作为改革者在变革现实的同时，还应不断完善自身，也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文化思考。于是，在《浮躁》中我们看到了从社会实践到社会心理，从群体精神世界到个体精神世界，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不协调、不同步。至此，那种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和谐与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并发生了错位，作者内心不再平静，对客观世界和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了深切关注，对人类生存意义和自身灵魂进行不懈追问，尤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有了痛苦的反思。
三、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
以《废都》和《白夜》为代表，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废都》出炉的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文化颓废”的号召之声不绝于耳。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他们的苦难经历恰好把他们自己推向了以色列先知般的神圣、光荣和崇高的位置，陶醉于一种受虐的快慰之情里。”[6]（P209）因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个身份不明而被历史巨人一次又一次
共8页 第4页的戏弄的阶级形成了最为强烈，也最具有本质特点的性格——自虐与自恋。而今天，文化的崩塌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曾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6]（P209）
在《废都》中，进入世纪末的西京，不仅失去了过去的繁华与荣耀，而且也失去了井然的秩序，真正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废都”，贪婪的欲望与恣肆的享受更是将西京城推进混乱的境地，使之蒙上了“贼城、烟城、暗娼城”的骂名。如果说流浪的老头吟唱的谣辞是对西京社会世态的集中概括，那么奶牛对于西京城的哲学思考则是将西京的颓败和衰落的根源作了探讨。在西京的社会里，理想为功利所瓦解，醉生梦死的享受如瘟疫一样不断地蔓延。权力争斗的余波荡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欺骗、利用、敲诈、作假、报复„„构成了西京人的日常生活可怕的图景。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庄之蝶非但没有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反而丧失了艺术创造的激情和灵感。西京社会的浮躁和盲目、混乱致使庄之蝶无力把握自己。因此出名后的庄之蝶再也创作不出象样的作品，即使他曾一度试图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但这一冲动仅仅一闪而已，便胎死腹中。失去了创作能力和艺术生命的庄之蝶必然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他怎么能承受得了生命如此之轻！经过几番绝望的挣扎之后，庄之蝶从钟唯贤的人生和单相思的苦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龚靖元、阮知非的下场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从奶牛被宰杀、西京文化艺术节的吉祥物大熊猫看到了自己的悲哀与可怜。“于是，绝望之中的庄之蝶‘提着一个大大的皮箱子’，来到了车站，‘将要离开这个城市’，可是‘天苍苍，野茫茫’，哪里才是灵魂的归宿呢？瞻望前途，令人不寒而栗，庄之蝶在精神的绝望中感到实在无力再流浪下去了，于是颓然地倒卧在车站的长椅上。”[7]（P106）可以说，庄之蝶的最后出走，“既是对废都文化的决绝，也是自身心灵的崩溃，又是在新的文化向往和追寻中一次新的飘泊。这可能是作者最后有意不交待清楚他是否活着，他去了哪里的缘故吧。不论庄之蝶的结局如何，都会是文化追寻者的一次涅槃”。[4]（P28）
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怆与自戕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这部小说可以算是《废都》的姊妹篇。《废都》表现出世纪末文化人的精神失落，灵魂无以安妥。《白夜》写社会转型期中国人从意识形态到文化观念的无阴影状态，像北极的白夜，日不落却又远贴着地平线，无星月之夜却什么都模糊不清，是白天的黑夜，是黑夜的白天。人们处在价值观念重新确立的前夕，或者可以说改革的冲浪开始向人们心灵深处浸润。作者用很写实的笔法，写了几个人物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在日渐以功利为目的、社会腐化之风日渐严重的时期的悲剧命运，同时还对“贩夫走卒、梨园弟子、文人雅士、高官名流、闲汉无赖、时装模特、娼妓骗子、经理大款等，从市井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从政界到商界，差不多各个阶层的众
共8页 第5页生相都作了精当的刻画，”[8]（P45）并以聊天式的叙写，最生活化的日常语言准确地呈现了社会的变化，细微末节的叙述揭示了当代市民心灵深处的精神激荡和正在失落的精神家园。
夜郎是小说的主角，与庄之蝶一样，都是从潼关来到西京闯荡世界的，而且也是一个都市漂泊者。同样，他的灵魂在西京这个社会里也无着落，四处漂泊。他在西京城寻求发展与爱情，然而他的发展之路阻碍重重，他使用无赖、甚至非法手段与邪恶作斗，为报复邪恶却被代表正义的法律所收伏。他的身上既有一般豪拓的游侠气，又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文人情怀。面对夜郎这种复杂动荡的情感世界，我们很难把夜郎归为某种身份的人，他的精神已超出了生活的平面，切入到更普遍的人性。“夜郎在人世寻求又寻求不得的痛苦绞合着一种人类天性使然、寻求生存与发展寻求灵魂安顿的痛苦，更深地浸透了贾平凹本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仍坚持着传统信念的个人何去何从？”[9]（P21）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主人公夜郎的情感困惑正体现了作者的困惑，夜郎的精神苦痛正是作者的苦痛。在20世纪之末和走入21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夜郎的苦闷究竟是什么？又怎样摆脱痛苦，获得一种力量呢？这些答案作者与夜郎一样糊涂，同夜郎一样讨厌和厌恶了自己，所以夜郎只有害夜游症，而这也正体现了作者精神的苦闷和颓丧，文化追寻的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再生人的那把钥匙永远寻不着要打开的锁。
四、从《土门》到《高老庄》的创作阶段
“如果说《浮躁》是从社会文化观的视角概括了各阶层人心中的‘浮躁’情绪的话„„《白夜》、《土门》更自觉地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乡村/都市’、‘传统/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5] P（451）只是这种思考还尚存作者的一点犹豫和徘徊，以及决绝旧文化后在追寻中的漂泊和茫然。然而，到了《土门》，特别是到了《高老庄》，这种文化 思考和追寻被推向了极致，而且多多少少露出了一点文化建构的端倪。
当然，我们所谓“端倪”，绝不是高潮，更不是完成。只是这个端倪显得实在，便使人感到了建构的希望。作者的眼光和笔墨，随着主人公子路，重又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作者和主人公共同开始文化追寻与建构的出发地。首先，从表面上看，子路在往日的村社生活中犹鱼得水，其实不乏清醒的自审意识。“他对乡村依然有着重温旧梦的温馨自适，但经历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的熏染，更有了一种批判、审视的目光和思考。你能分明感到作家的情感倾向由原先的戒备城市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城市，由原先的依恋乡村转而为一定程度的排拒乡村。”[4]（P28）于是，在对家乡重历旧梦的温馨自适中，能自觉到它的缺陷，从而表现出精神建构的意向。
共8页 第6页其次，《高老庄》中的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包蕴，都可视为文化符号。“子路、西夏、菊娃这个三角形，是文化追寻和建构的符号象征。子路是乡——城转型文化人格形象；西夏，作为现代城市文化人格形象；菊娃，代表正在变异的乡村文化人格形象。三者组成以菊娃为起点，西夏为终端，子路为连接过程的图式。这是许多农裔城籍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图式。”[10]（P1）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菊娃和西夏既是子路文化追寻的两个端点，自身也处在和子路一样的动态建构过程中——菊娃处在以传统村社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西夏处在以现代城市文化为体，乡村文化为用的文化建构过程，都有两种文化的相互植入。作为从农村走出的子路而言，他很渴望高老庄的面貌有所改善，希望高老庄能够尽快地走到一个新的境界去，但一回到高老庄，看到高老庄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纷、冲突，他最后便必然生出一种失落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最后子路跪在他父亲的坟上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10]（P353）由此，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在子路的身上不战自败。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西夏而言，她一回到婆家高老庄，融入其中的速度非常惊人。她讲高老庄的方言土语，也适应那儿连大便的地方都没有，更乐于进入那儿复杂的纠纷和冲突，并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文化拯救或者改良的角色。因此，子路离开了高老庄，她却留下了。但是，她同高老庄极快地就打成了一片，期间毫无转折，毫不生硬，仿佛天生就属于那里，难免就让人无法信服，多少也令人觉得作者有种自我文化理想设置之嫌，当然其目的是出于一种文化建构和改良，可是，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代表外来文化的单薄的西夏，显然使人感到这样的建构有些理想化，或者可以说，这只是作者的一种文化追寻中的探索性的建构。“菊娃处在以传统乡村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她既通过和王文龙、苏红、蔡老黑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与发生在乡村中的新经济、新社会因子相互碰撞、融会，又通过回眸审视与子路的婚姻离异和感情的离而不异，以及和西夏在对照中的趋势，萌发、促动新的眼光和情怀。她的宽容大度，既有农业文明的古典美，其实也是对现代情感操作方式的某种接纳、认同和适应。”[4]（P28）实际上，除过子路和西夏，蔡老黑是民间侠盗文化的代表，王文龙和苏红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代表，石头和迷糊叔是神秘文化的代表，从文化阅读的角度看待，作者并没有明确表示各种文化都没有出路，也没有明确地给我们开出中国文化病能治好的中药方子，而是揭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于是，这种文化建构便有了极大的空间和余地。
结束语:
笔者认为，从弥漫着田园梦和充斥着远山野情的化外色彩的《山地笔记》，到商州文化秦头楚尾的静态交汇的“商州系列小说”，再到《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等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时期，几乎一直都是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共8页 第7页生活同步。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次地思索和追寻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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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贾平凹小说中的民间精神 第2篇
大山里的农民那种务实的生活本性和某些原始生产方式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可以作出应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商州人的朴实勤劳、热情、好客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充分体现。《商州初录》中:“自酿的酒初喝味道并不好, 但愈喝愈有味, 酒令五花八门, 冬天的夜晚便可以从黄昏一直喝到第二天清早, 以谁家酒桌下醉倒的人多为荣耀, 吃肉更是以方块见长, 长在稀饭里煮有肉块, 竟使外地人来吃面条吃到半碗, 才发觉碗底尽是肉片子而感慨万千。”《周武寨》中的寡妇宁愿路过的脚夫随便吃杏子也不愿意卖给他们, 只须把杏核留下就是。商山人的淳朴、厚重, 在他门身上充分的体现了出来。商州人民在生产上表现出的是务实的本性, 在他们的观念中, 只有劳动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也是最正当的生活方式, 那些不“劳动”的人则被公认为是不务正业。《小月前本》和《鸡窝洼人家》中门门和禾禾他们有先进的思想,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对庄稼不曾关心, 在村民的眼中却不能得到理解, 是不务正业的浪子。虽然那种陈旧的思想需要批判, 但是那种对劳动的忠诚, 那种务实的精神却是值得赞扬的。在小说中也体现出了商州农民原始的生产方式。在《鸡窝洼人家》中我门见到的石磨, 在商州是较常见的, 几乎家家都有, 那是日常必须的, 因为他们每天所吃的粮食加工就要靠它们。
在贾平凹小说中对宗教的信仰, 巫术等封建思想有大量的描写。如在《黑氏》中木犊为一条新扁担设香案敬扁担神:“木犊反身退之院门口, 转正身, 其足立于门内, 叩齿三十六通, 以右手大拇指在地上先划四纵, 后划五横, 毕咒曰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得起虎狼不侵行远归故当吾者死背吾者之急急如九天玄女律令。’咒毕, 再不反顾, 大步而去。”后来木犊要去潼关挖煤他老父亲仍设香案拜天拜地拜列祖列宗, 念咒语出门划四纵五横护身符。在他们思想中, 有种神秘力量的存在, 对神力的崇拜, 希望能得到它们的庇护和帮助。在《天狗》中天狗过“门坎年”腰里系红腰带, 用来辟邪。“门坎年”在商州指的是本命年, 当地人认为凡是本命年的人运气都不怎么好, 容易碰到“牛鬼蛇神”找麻烦, 要在腰间缠上红布条来辟邪, 也有有钱人家, 尤其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 则要置办酒席, 以办喜事来冲掉身上的晦气。在对那些佛教和道教表现形式清晰的描写中, 表现出山民的愚昧, 也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随时代的进步, 那些封建思想已经在新一代身上销声匿迹, 也只有曾经生活在那种时代或是受过那种思想影响的人, 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和清楚其种种民间文化中的佛教, 道教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较熟悉有关佛教、道教、巫术的表现形式的。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商州人民特色的饮食文化。商州以山见长, 可以概括为“七份山三份田”。土地的贫瘠, 交通的闭塞, 信息以及生产劳作的相对落后, 没有影响商州人对生活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他们特色的饮食上, 在商州主要的作物是玉米、小麦、土豆。在《商州初录》中表现出“洋芋糊汤疙瘩火, 除了神仙就是我”的乐观态度, “洋芋糊汤”是商州家家几乎都吃的一种饮食, 大人小孩都会做, 他不许要繁杂的调配, 它其实是一种粥, 把玉米粉和土豆一起熬, 土豆熟了饭也就熟了, 通常需要文火来熬也就是疙瘩火, 人们都习惯和酸菜一起吃, 一般在外地工作的人回来都要说什么也不稀罕就稀罕酸菜就糊汤。商州人还爱吃土豆, 在《商州初录》和《黑氏》常被滚烫的烧土豆噎住。在商州尤其是在冬天里每晚一家人也不吃饭都围在炕前一边烧炕一边在火里烧土豆吃。还有就是商州产米的地方很少, 人们很难吃到大米, 人们就把土豆煮熟捣烂炒干后很像米饭, 所以就用来代替大米。商州人也喜欢吃馍, 《屠夫刘三海》中过年前三天忙着蒸馍, 这个习俗在商州由来以久, 在过年的时候, 家家都要蒸上两三天的馍, 通常是在腊月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这三天, 馍蒸的花样较多, 有特别大的“烧香馍”, “烧香馍”是用来祭奠祖先的摆在供桌前, 还有哄小孩的“鱼”, 表示着年年有余美好的愿望, 通常都会在馍上涂上颜色, 煞是好看。过年蒸馍不仅是吃起来方便, 还有就是作为礼品, 在正月里要去亲戚家拜年, 没有什么带的就背几个馍算是礼物了, 虽然简单但也不失礼数。商州人的吃食比较简单, 无法谈到色香味, 但在简单的吃食中却反映了商州人民面对清苦的生活, 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的生活态度。
商州人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 和天和地和命运不懈的做着斗争, 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无法言表的大喜大悲, 但他们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解答, 《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在遇到高兴事或是不高兴的事都会喝的酩酊大醉。《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在养蚕第的信天游有相似之处, 表达了内心的情感, 表达方式直白, 形式灵活, 在商州人们也常唱花鼓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它没有信天游的奔放豪迈, 它的唱调比较柔和轻细。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神秘叙事 第3篇
关键词：贾平凹 神秘主义 民间文化
神秘主义与文学同根同源，神话是文学诞生的摇篮之一。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时期，人们对天地万物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感到神奇莫测。于是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出现了冥冥之中有着支配自然力量的想法。人们凭借自身狭隘的生活体验，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在分析文学作品的神秘性时，无不是从文化角度透视作品的神秘色彩。贾平凹叙事的神秘色彩，都是从宗教、神话、巫术以及地域民俗中汲取营养。比如：贾平凹作品《古堡》中的白麝和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鹿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皆灵”的变形和移位。
贾平凹既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道教和佛学的影响，又耳濡目染商州民间的鬼神故事，再加上自身对《易经》、测字、卜卦的兴趣，促使贾平凹的作品里总是“装神弄鬼”，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半人半仙。不仅他的作品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就连他本人也是这样神神叨叨的。贾平凹在写作之余还收藏墓葬出土的土陶、占卜测字、求仙问佛，在《我的人生观》中说到：《废都》中写孟云房父子出了家，后来原型人物果然就出了家。本来想把庄之蝶写死的，但因为庄之蝶的原型人物是自己，所以最后就把庄之蝶安排中风了。
“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提出了自己对创作的“三种境界”的追求：第一境界，是“单纯入世”；第二境界，是“复杂处世”；第三阶段，是“单纯出世”，意为随着对复杂的经验世界认识能力的提高，达到一种超脱的哲学境界。”[1]而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向着他所定下的方向发展。
一、神秘主义叙事的初始阶段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神秘叙事初现端倪是在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以《商州初录》《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等中篇小说为代表作品。《商州初录》中他写到：医术高明的老汉给狼看病，狼又将小孩戴的银项圈叼到老汉家作为报答的故事情节。在1986年完稿的《浮躁》中，则更多地体现了贾平凹的神秘主义元素：风水阴阳方面的讲究、韩文举卜卦观天象、夜里梦见土地神等，就主人公“小水”与“金狗”的命名上，也与《周易》有关，所谓“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而小水与金狗正是体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写于1987年的《瘪家沟》，怪事现象更是多了起来：张家媳妇在瘪神庙祈祷后，竟然真的生育一子；侯七奶奶临终前预言天上会出现五个太阳，果然成真；石夫一直熬到自己的书稿校样送到眼前，才肯咽气身亡，而他的妻子后来又见他复活于花环上读书。作家从这里开始步入了参悟神秘文化，故弄玄虚的审美意识。
这一时期贾平凹将神秘主义色彩停留在人性本善、因果报应、自然崇拜等自然主义哲学思想中，并将之融入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人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变之中，展现商州地区原生态的风土人情。
二、神秘主义叙事的成熟阶段
贾平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的小说以《太白山记》《白朗》《废都》《白夜》《高老庄》等作品为代表呈现出其创作风格的明显变化。这一时期，贾平凹的身体、精神和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他在病痛中的感悟、臆想、梦境都成为了他神秘主义创作的源泉。《废都》开篇就写天上有四个太阳的神秘天象，随之又写了一株开了四朵不同颜色的“奇花”，并由此引出四大文化闲人；有一个总是用人的思维向往着野性美的“哲学牛”，它渴望能够挣脱在城市的生活，回到终南山去，还要强暴城市里所有的女人，并认为“牛”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还有能看到超自然力量的牛老太太，她自己要求睡在棺材里，常常能够看见死去的老伴儿、还能够对庄之蝶的事情未卜先知；孟云房研究《邵子神算》以至于泄露天机，瞎了一只眼睛；庄之蝶遇事举棋不定就去占卜测字。《白夜》中开篇以“再生人”的出现以及再生人的钥匙为线索，引出了夜郎、宽哥、虞白、颜铭等人物、情节，由再生人的钥匙、虞白的古琴、夜郎的目连戏、库老太太的剪纸和布贴画，以及祝一鹤痴呆后的“蚕蛹”形象和宽哥背痒的“甲壳”形象作为具象出现在小说里，这些具象使故事自然而然发展，连接起来构成了小说大的神秘意象。《土门》里有神医云林爷、阴阳手成义、长着尾骨的梅梅。《高老庄》中子路的儿子石头通过画画能够未卜先知，白云湫是一个出现过飞碟的神秘又恐怖的地方，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碑文、梦境、奇异天象等神秘事项。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贾平凹似乎对神神鬼鬼的事情乐此不疲。
这一时期，神秘主义不仅是烘托文学氛围的叙事元素，更成为了一种意象甚至当作客观事实去阐述，贾平凹小说中的神秘主义色彩越炼越浓。贾平凹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开掘神秘主义叙事的，因此他的神秘叙事是有着浓厚本土色彩的“鬼文化”。他没有从现代的文化立场去审视传统，也无意对民间传统作理智的分析和客观的选择，只是一味地赞美和借用，使得他在神秘主义叙事上有夸张失常、故弄玄虚，甚至有反复叙述令人生厌的缺点。
三、神秘主义叙事的回归阶段
从2005年发表的《秦腔》开始，贾平凹的神秘主义色彩日益淡薄，虽然“天人合一”“安土重迁”等儒家思想仍然成为作家本质的创作心态不可偏废，但到2007年的《高兴》、2010年的《古炉》乃至近年来的《带灯》《老生》中，贾平凹作品中的神秘主义叙事确实减退了许多。到了中年，经历了家庭动荡、疾病、人事变化等诸多磨难，贾平凹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他“蓦地醒悟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着神灵和魔鬼的，之所以种种离奇的事件发生，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地的比内地的多，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2]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贾平凹的神秘叙事更多地聚焦于未卜先知、测字卜卦、风水巫术等内容，那么，在这一时期，贾平凹虽然还有《秦腔》中疯子引生的叙述视角，也依然存在着大量民俗和民间文化的描写，但更多地摒弃了之前那种“装神弄鬼”的叙述方式，用星爷这个人物对神秘主义进行自我解构，并继续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探索，用密实流年式的笔调抒写城乡文明的冲突和乡村变革造成人们价值观的嬗变，对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衰落作“忘却式”的怀念。《秦腔》是反映西北当下农村现状的作品，是写实的，其中的神秘主义只是一层底色而已，不再是描写的主体，作者也没有花费浓墨重彩去渲染，神秘主义文化不再是一种主导性的因素，而更多地成为了对人性美好的一种理想追求和精神寄托。
事物的发展都呈螺旋式的轨迹，贾平凹神秘主义叙事的发展也是如此，正所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在贾平凹创作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神秘主义就呈现着这样的姿态。神秘主义虽然淡出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描述主体，然而这仍然是他的创作底色。
（本文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项目编号：YJSCX2014-116HLJU。）
注释：
[1]李丹丹：《论贾平凹文学创作与神秘主义叙事》，河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2]贾平凹：《高老庄》，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废都[M].作家出版社，2009.
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情结 第4篇
关键词：贾平凹 乡土情结 小说 题材
一、贾平凹作品写作与乡土情结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当中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极具反叛特性的作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发表著作至今，他出版的著作版本业已达三百余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首次登上向往已久的文坛，那个时期的文学爱好者可以说是风华正茂，写作的小说大多以展现当时环境变革与实际变化为主要内容，例如《水》《清河上的婚事》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贾平凹创作的《满月儿》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荣誉，他也借此于我国文学界初露锋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写作的《商州初录》代表其在写作当中跨上更高一级台阶，之后写作的“商州系列”更是在我国文学界带动了一股寻根文学的潮流。随后出版的《鸡窝洼人家》与《腊月正月》数本著作中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下的商州展现于人们面前，同时令其确定了自己要于现实主义写作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其创作的著作展现了极为浓烈的神秘主义气氛，这是源自其对人生、命运与现状的思索与重视。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城市与农村间的距离逐渐扩大，浓郁风俗的农村文化吸引了他这样一位乡土作家的重视。这个期间他写成《白夜》这部作品，描绘了一名乡下青年来到城里找寻精神家园之经历，表现了城乡间的冲突状态。在之后其创作的《土门》则展现了于城市文明的笼罩之下，传统风俗坚定的守护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在不断地予以让步，直到最终消亡的历程。作者对生长自己的土地的热爱和家乡人民的密切关注，以及在文学艺术道路上的持续追求都融汇于他创作的小说当中。传统的乡土文学是作家凭借初生的记忆来描绘乡村的生活，作品里具有深厚的乡土氛围与当地的特色。贾平凹就是凭借自身故乡来作为重要的写作背景，且将农民当作其描述的重要对象，从而为我们带来丰富而天然的乡土之美的享受。
二、作品当中乡土情结源自作者对家乡的怀念
贾平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于陕西省的丹凤县金盆乡，这样一个青山绿水包围的小村庄，由于其地理环境特殊，古代就一直为秦楚文化的交织区域。这里不但有北方的豪爽与雄厚，还有南方的秀美与内敛。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贾平凹，成年以后仍源源不断地向这块土地挖掘其写作蓝本，然后创作成作品呈献给阅读者，在他的作品里，阅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其对故土的深厚感情。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给他的文学写作带去了永不枯竭的源泉，令他把真实情况里贫苦偏远的故土用美妙的言语给予展现，表现出村庄秀美的自然景色与村民们勤奋淳朴的生活作风。这所有的一切均源自其对故土的怀念。
三、小说写作当中的乡土情结
（一）商州情结
商州作为贾平凹的出生之地是其作品写作的根本来源。商州就是现在的商洛区域，陕西省根据传统可划分成三部分：陕北、关中与陕南，而商州就处在关中与陕南两者间的秦岭南麓。秦岭乃中国南北分界，因此不管是气候与景观特征，均展现了显著的过渡特性，并且经历了楚文化、秦文化与汉唐文化，沉淀了数千年文化，早已渗入了当地人的普通生活之中。
在贾平凹的文笔之下，商州地域展现出秀美的景色，百姓朴实勤劳，不但具有西北的雄厚，还兼具江南的灵秀，看上去就像一处人间天堂。作者对这个地方的竭力歌颂，正表明对这块故土的情感之深，这片曾经养育他的地方，已深深刻入了他的心中。他创作的商州系列作品中的各式各样的角色正是真实生活的表现，文中那特有的民俗风情与历史成为作者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来源。对他来说，那片土地不仅是地图上划出的边界，更是渗入其浓烈个人情怀的想象之中的故土，让他永久怀念、想往的大地。如今，他用自己的著作，去回馈养育他的故乡。
（二）乡土女性情结
在他的著作当中，他描绘出大批西北女子，这是一些被他注入了自己对故乡女子特有的理解的角色。在其笔触之下的每位女性均是如此个性鲜明、情感浓烈，她们或是俏丽，或是贤惠，或是柔情，并且均有着笃定的思想与追寻，对自己的追寻永不言弃。作者将故乡女性个性当中的良善、率性、泼辣之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就在这么多女子形象身后，展现了作者自己对于情感、道德以及命运的精神写照。例如《浮躁》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小水，她看似柔情似水，可实际上却是内在十分刚强的乡下女人，她非常爱金狗，可是于当时那样的大背景之下，她无法和有着强烈现代意识的英英对抗，她无法像情敌那样奉献自己。可是她并未责备这两个人，而是真心实意祝福他俩。之后金狗患难，她还是一直守护在其身边，力撑他迈入全新的道路。从始至终，不管遭遇何种境地，小水都没表现出害怕的情绪，绝不向命运低头，她一直都對生活心怀憧憬。伴随时代的变迁，贾平凹小说里的女性角色的内在也发生了全新改变，例如《鸡窝洼人家》这部小说主人公小月不像作者从前作品里女性那样传统守旧，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月没有像从前的择偶观一样，而是积极争取理想当中的婚姻与爱情，这种变化符合新时代的气息。
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乡土女子于思想观念以及价值观念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作者十分准确地把握到了这点，且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展现了这类女子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行为与思想特点。他凭借自己小说当中对这样一类女性角色的塑造，表达了其对当前现状与人生的观点。例如《废都》这部作品中的农村小保姆柳月，她十分希望自己能够迈出出生地这个小环境，投入到大城市的生活当中，可是她没读过书，毫无技能，所以只有靠屈身去做保姆这样一种服务属性的工作谋生，由于其怀有浓厚的危机感与金钱欲望，因此她想要改变命运，去改变自己现有状态。她很清楚自身除去身体与样貌，确实毫无所长。此后，她嫁给一个并不喜爱的人。这个角色折射出当前时代之下乡下女子人生观与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贾平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传统女性，或是追求实际利益的女性，阅读者均能体会到作者在刻画她们时花费的心力，而这也是其作品中乡土情结的关键展现。
（三）离乡以及返乡情结
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可是他的心却从未远离，在他的著作当中展现还乡就是其对故土怀念的一个表现。在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中，阅读者往往能够发现主人公离乡以及返乡之情节，这类情况均表现出其身为知识青年的现代感受与在这种感受带来的负面辐射之下的无可奈何与挣扎。在其初期著作当中主人公均为乡下年轻人，这些人由于不满只是种田来养家糊口，他们期盼着能够跨出村庄。《鸡窝洼人家》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禾禾原本有着令人艳羡的生活，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是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睦睦，可他却不满于现有生活，被大城市传来的致富消息所引诱，于是抛弃了原有的生活，经过数次波折，他非但未挣到钱，还弄得原本幸福的家庭生活变得一地鸡毛。即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他跑到城市去考察，向人讨教经验，最终在养蚕这个事业上获取成功，而经济条件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作者的眼里，青年人就是应当跨出大门迈向外面的世界去学习经验与技能，去改变原有的贫苦现状，从而带动家乡的发展，这也是其于写作之初对于离乡这一点的看法。可是伴随社会的步伐，其价值取向也有了很大改变。《浮躁》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金狗复员归家以后并未在农村耕地养家，而是去大城市一展身手。他作了职业记者，但是在他需要做出虚假性质的新闻与报道之时，他彷徨了，这和他心里想象的城市生活完全不一样，一个有着正义本性的青年，怎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为此开罪了不能得罪之人，最后入了牢狱。经历这些以后他开始反思，还是故乡环境最宜人，所以决然返乡。作者最新创作的《高兴》这部作品当中的刘哈娃，在老家盖屋房娶老婆，可是依然不能得偿所愿，所以毅然跑到城里追寻想象当中的生活。通过买卖交易，他摇身一变成为西安人，他改掉了原来的姓名，变成刘高兴，希望成为实实在在的城市人，与其老乡五福一块拾垃圾。可是最终，他非但未能赚到钱，老乡还付出了生命代价，他坚决将五福的尸身带回家乡，在他看来只有故乡才是其最佳归宿。去城里圆成为城里人的梦，为什么这样困难？究竟是什么令他们不肯返回故土？是故乡的贫困令人无可奈何，还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吸引他们甚至愿意赔上性命？作者对这些均展开了深刻探讨。
除了以上商州情结、女性情结、离乡以及返乡情结以外，作者的著作当中还展现了民俗情结、土语情结等。他怀着对自己故乡的怀恋之情，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语言、民俗，运用诚恳的言语与淳朴的故事展现在阅读者面前。作者带给阅读者如山泉一样的乡土著作，令阅读者对于淳朴的乡间有了崭新的理解，乡土再也不是原来想象当中的那样“土”气与“俗”气。尽管飞速发展中的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总是不能完全融合，可是作者并未因此而回避，他總在努力找寻契合点，他不但怀着深厚的感情回望那一片还没有被污染的土地，还期盼那片土地可以与现代文明的冲撞之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作者利用自己的真情实意写作了一部部感人至深的作品，表现了他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深厚感情。
参考文献
[1]许欣.对于贾平凹小说创作艺术追求的解读[J].语文建设，2013（26）.
[2]贾平凹.商州三录[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
